魏瑪共和國在一個不太長的周期內就陷入了崩潰,納粹在很短時間內就上臺。美國歷史學家、紐約州立大學歷史系教授威廉·謝里登·阿倫所著的《納粹掌權:一個德國小鎮的經歷》一書證明,這種令人大跌眼鏡的急劇變化,并不僅僅源自于希特勒等納粹高層的陰謀操作,以及德國社會民主黨、德共、軍人集團、貴族和大資產階級等集團對于納粹行動能力的低估。
就像是西班牙人當初輕而易舉的擊潰了看似宏大強盛的阿茲特克帝國,絕不僅僅是因為殖民者的領頭者善于陰謀詭計,更多的是后者長期低效率的統治使得應對外敵沖擊缺乏反擊能力和應對自覺。奧斯曼帝國、清帝國晚期都以統治腐朽而著稱,也不至于淪落到阿茲特克那樣的悲劇境地。德國在20世紀30年代的“右轉”,以遠超威廉二世的魯莽而悍然左右出擊,這不是一兩個人或者說百十來人陰謀運作的結果,而是有著深厚的社會基礎。
這本書也清楚的指出,納粹奪權、掌權,絕非僥幸。希特勒成功的通過納粹黨的各級組織灌輸了一整套權力爭奪的高超技巧和適應能力,這讓當時本占據了執政地位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基層遭遇了持續的權力侵蝕和權威損耗。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基層的德共組織曾長期、呆板的執行了第三國際有關挑戰德國社會民主黨執政地位的綱領政策,甚至與納粹合作一起扮演權力挑戰者。
《納粹掌權:一個德國小鎮的經歷》這本書選取的觀察對象(諾特海姆城鎮),位于戰前德國的中心位置,人口約一萬人。這樣的城鎮在德國當時共有約1000個,政治立場和利益取向方面很大程度上代表著鄉村小資產階級,雖然城鎮居民不少人服務于大型企業或公職機關。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重要特征就是很難形成穩定的意識形態立場,正如書中所提到的那樣,加入諾特海姆的納粹沖鋒隊的居民,有一些人是從德共基層組織改投。
按理說,服務于大型企業、公職機關,擁有穩定收入、社交、生活方式的人們,應該在意識形態趨于保守而不是激進,應當成為魏瑪共和國的柱石。問題在于,德國一戰后的經濟困難,以及外交上的窘境,已經導致了民族主義議題很容易被操控用來指責當政者。而在20世紀20年代的經濟不穩定時期,右翼民粹主義者與左翼勞工組織成員的暴力沖突,又在導致矛盾的不斷加大。書中還提到,大蕭條雖然波及德國城鎮的速度較慢,影響卻非常深遠,強化了基層小資產階級人士仇外、仇恨猶太人、通過“軍事主義和民族主義”抱團取暖的聯系。
《納粹掌權:一個德國小鎮的經歷》書中指出,納粹黨在希特勒草率發起的“啤酒館政變”受挫以后,就轉變了組織和宣傳策略,尤其是很精準的捕捉到德國中產階級在經濟利益、民族尊嚴等多方面受損所滋生的不滿情緒,將這種不滿按照納粹黨的話術進行了重新定義。納粹黨的運作手法是盡可能多而頻繁的在各地,包括諾特海姆這樣的小城鎮舉行集會,以演講的方式挑起群眾狂熱。這種運作手法很像是21世紀初以來各國明星的巡演。
通過高頻度的巡回演講,納粹組織的各級頭目得以讓原本枯燥乏味的教條主義綱領,變得很接地氣。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基層系統為此也展開了激烈反擊,但德國當時慘淡的經濟狀況,以及民族尊嚴方面丟盡顏面,都是事實所在,都可以被納粹黨用來攻擊現狀維持者。反過來,社會民主黨以及日后的德共,雖然竭力論證納粹很瘋狂,要把德國人民帶向一條不歸路,卻沒有事實做基礎,看上去更像是缺乏事實、也缺乏邏輯的詭辯。事實上,我們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的辯論中,就可以很容易的發現,唐納德·特朗普非常善于用類似的攻擊方式,讓現狀維持者希拉里沒有辦法提出有力的自衛辯駁和反擊。
而且,納粹基層組織為了奪取地方治理權力(納粹各級組織的上臺,基本上都源自各級各地分別舉行的、獨立的選舉,而這也意味著德國社會民主黨和德共全面喪失了民意基礎),采取了非常有效的步步緊逼的方式。就是一步步讓納粹話語方式、納粹議題納入德國國家和各級地方的政治議程,逐步將掌握權力的社會民主黨人士推翻下臺。相對應的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和德共,其實都沒能很好的團結當時深陷經濟困境的德國工人階級,既不能提供讓德國工人看到解決生活困境和思想困惑的政策指引,也不能很好的解釋德國這個國家在一戰以后所付出的慘重代價,所以在與納粹的博弈中不斷失去群眾基礎。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盡管希特勒當時歷次演講中都會提及猶太資本家對于德意志民族的盤剝,但納粹黨的運作方式本身就非常商業化。“預付現金是地方小組能從大區得到每一樣東西的規則,從成捆的印刷宣傳品費用到演講者的費用,甚至發給地方小組捐款的城鎮人民的收據也不是免費的……大區向諾特海姆地方小組索要印刷費用、郵寄費用,并且會嚴格核算售賣的效益。”但另一方面,為了降低開支,納粹的基層組織都不會給參與者發送薪酬,除了打字員,其他人都是免費的志愿者。納粹的集會也收取門票,有時還會根據經濟形勢和舉辦地點居民的貧富狀況,靈活的采取門票打折或干脆免費入場的方式。這一切都非常類似于而今的粉絲們為自家“愛豆”應援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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