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新時代深化毛澤東著作及版本研究，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把握毛澤東著作及版本的研究，需要明確的是它決不僅僅是對毛澤東個人的研究，而要緊密結合黨的歷史、民族復興歷程來研究。它是“大我”的研究，不是“小我”的研究，是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的研究，不是“學院式”的研究。開展這一研究是理論邏輯與歷史邏輯、實踐邏輯高度統一的研究，我們不能把它搞成單純的歷史研究或單純的理論研究。它是與現實緊密結合的重大理論(學術)研究，不是與現實毫無關聯的所謂“純學術研究”。我們還要明確毛澤東著作哪些是經典，這需要從其思想性、規律性、指導性、代表性等方面判斷，需要用發展的眼光、不同的視角看待這個問題。

　　首屆毛澤東著作及版本研討會于2019年7月27日在韶山順利召開，這是順應新時代發展需要之舉。特別是黨的十九大召開以來，我們黨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一道確定為我們黨必須長期堅持、毫不動搖的指導思想。我們有責任、有義務把毛澤東思想研究、毛澤東著作及版本研究都提高到新的層面，不斷深化，使政治性、科學性、學術性高度統一起來。

　　一、新時代條件下研究毛澤東著作及版本的意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使毛澤東著作及版本研究有了更加深遠與廣闊的視角。從歷史深度來說，我們可以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飛躍的角度，進一步深化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程中毛澤東思想的開拓性質及其深遠影響，進一步發掘蘊含其中的理論邏輯、實踐邏輯、歷史邏輯。從歷史廣度來說，我們可以進一步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從站起來、富起來到迎來強起來的新飛躍的寬闊縱深，來進一步審視毛澤東思想及其著作的歷史價值、當代價值和永恒價值，進一步增強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具體來說，新時代深化毛澤東著作及版本研究，具有以下重要意義。

　　第一，有助于推動和深化毛澤東思想的研究。任何一個思想的研究，必須要有深厚的文獻學基礎。文獻學必須與史學相結合，要注重考據實證的研究，更要有史觀的指導。史觀指導不正確，研究就會走偏方向。有了史觀，也不能排斥實證，要緊密的結合起來。對于毛澤東思想研究，需要進一步深化到經典著作上的研究。

　　第二，有助于推動和深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研究。各個時期的代表性著作，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的一個個立起來的里程碑。在研究的過程中，不僅要注重對毛澤東個人著作的研究，同時也不能忽視對黨的重要的代表大會、重要的中央全會和重要時期的歷史文獻的研究，要把兩者更好的結合起來，才能夠真正體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發展史。

　　第三，有助于推動和深化從毛澤東思想到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一脈貫通的研究。在新的歷史時期，我們不能單純就毛澤東思想來研究毛澤東思想，而應該從多個層面來研究，應該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特別是我們黨的指導思想的理論創新跟實踐創新結合的方面找到這些著作，一些代表性的、經典著作的結合點來進行研究。現在習近平高度關注意識形態建設、高度關注黨史研究(包括毛澤東思想發展史的研究)，同時，高度重視馬克思主義學院的建設，高度重視思政課的建設。所以，我們應該扎扎實實的做一些研究上的工作推進，出一些學術上的精品成果，能在構建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中做一些我們應有的貢獻。

　　二、如何正確把握毛澤東著作及版本研究的特點

　　研究的特點從來是同我們的研究對象的特點緊密相關的。對于毛澤東著作和版本研究，不能用學院式研究，也不能用過去我們傳統史學上單純的那種考據，我們必須要扎扎實實的根據毛澤東著作及版本自身的特點、自身的規律，來形成我們研究的自身的特點。

　　毛澤東著作及版本研究有哪些特點呢?

　　(一)毛澤東著作及版本研究，決不僅僅是對毛澤東個人的研究，而要緊密結合黨的歷史、民族復興歷程的研究

　　毛澤東著作是中國共產黨的思想財富。我們黨是有自己獨特的一些理論品質，這種理論品質的形成，是在“五四”運動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過程中，在建黨的過程中形成的。既要結合毛澤東的生平、他的經歷、他的境遇，包括他的境界來研究，更要結合我們黨的發展歷程、中華民族復興歷程來研究。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毛澤東思想及其代表性著作始終貫穿著這樣幾個特點。這些特點，后來成為一脈相承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優秀理論品格。

　　1.高舉愛國主義的旗幟。習近平特別指出，愛國主義是中國共產黨始終高高舉起的一面旗幟。有了愛國主義這面旗幟，中國的先進分子包括李大釗、陳獨秀等人，毛澤東、鄧中夏、惲代英、周恩來等等這些人，能夠接受十月革命的影響，迅速的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有了愛國主義這面旗幟，相信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能夠發展中國的人，就會越來越多。一代又一代的中國共產黨人以光輝實踐證明，在今天談愛國，就要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擁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2.崇尚實踐。我們黨有一個優點，理論都是指導干的理論，不是經院哲學，認識清楚了的就一定要付諸實踐，在干中學習，在干中深化認識。習近平強調，實干興邦，空談誤國，就是這個道理。毛澤東科學著作是被實踐檢驗的，證明是真理的科學結晶，是一個客觀實踐檢驗的過程，是有客觀基礎的。在這些著作中，毛澤東代表性著作如《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實踐論》《矛盾論》等，之所以能夠成為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經典著作，根本原因是因為它是中國共產黨長期實踐經驗的總結，并經受住了歷史的長期檢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既是理論創新與實踐創新良性互動的歷史，也是在不斷的實踐中檢驗理論、堅持真理、糾正錯誤的過程。

　　3.重視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在中國廣泛傳播，并能夠在中國古老的大地上扎根、開花、結果，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視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高度重視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毛澤東是這方面的光輝典范。他在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劃時代命題時，就提出“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于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體現了高度的文化自信與文化自覺。

　　(二)毛澤東著作及版本研究，是“大我”的研究，不是“小我”的研究

　　所謂“大我”研究，就是要把毛澤東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代表人物來研究，把毛澤東作為中華民族的杰出代表來研究。所謂“小我”研究，則是把毛澤東研究、毛澤東著作研究作為孤立的個體研究或個案研究，把毛澤東研究、毛澤東著作研究簡單地等同于一般學術史上的人物研究，或者是一般政治人物來研究。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的講話指出，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理論家，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開拓者，是近代以來中國偉大的愛國者和民族英雄，是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是領導中國人民徹底改變自己命運和國家面貌的一代偉人。毛澤東是屬于黨、國家、人民、民族這個“大我”的。雖然在執政過程中，也會犯錯誤，他是在追求“大我”中犯的錯誤，而不是在“小我”格局中打小算盤、搞小圈子、從個人恩恩怨怨出發搞所謂“權力斗爭”犯的錯誤。這是研究中的一個根本原則，如果搞混淆了，就會南轅北轍。

　　(三)毛澤東著作及版本研究，是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的研究，不是“學院式”的研究

　　毛澤東著作及版本研究是一種理論性的研究，但一定要緊密結合實踐來進行。這里所說的“結合實踐”有三層含義。一是對毛澤東著作及版本產生的背景及發展過程的研究，要緊密結合當時的時代特點和實踐特點來進行;二是對毛澤東著作所產生作用的研究，同樣要結合當時的歷史進程和實踐發展來進行;三是對毛澤東著作的當代價值的研究，更需要緊密結合后來時代變化與實踐發展來進行。

　　對毛澤東著作及版本的研究，必要的考據、考證是需要的，但是切忌不要脫離思想研究去追求單純的版本考據考證。中國自古以來，一直有把考據之學、詞章之學與義理之學緊密結合的好傳統。這個好傳統一定要在毛澤東著作及版本研究上體現出來，發揚光大。毛澤東著作本身，是中國革命與建設實踐的產物，也需要在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中不斷修改完善。這種修改和完善，是作者的責任與義務，修改本來就是對黨負責，對指導實踐負責，否則難以起到武裝全黨、指導實踐的作用。這種責任和作用，恰恰是其他個人著作不具有、而為毛澤東著作所獨有的。因此，我們才特別強調不能把毛澤東著作與其他個人著作等量齊觀、混為一談。這種修改與完善，也是實踐發展變化與認識深化的結果，從根本上符合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唯物主義認識論。對于研究者來說，首先需要做扎實的基礎性工作，把版本的來龍去脈搞清楚，把不同版本的異同搞清楚，把造成這些異同的原因搞清楚。在此基礎上，再進一步進行思想發展史研究，這樣的研究就比較科學、比較全面。否則，如果脫離了思想發展搞版本研究，就容易過分強調某一個版本的重要性，而出現研究上的偏差。在一般意義上說，初始版本對于研究來說很重要，因為它反映了作者最初的思想認識。然而，經過修改后的最后定本同樣重要，甚至更為重要，因為這是作者思想定型化的集中體現。如果我們把這些版本的考據研究同所表達的思想的發展變化研究緊密結合起來，就會更加切合實際的思想發展過程，也會避免過分強調某一個版本而輕視其他版本的價值。例如毛澤東的名著《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當時寫作時對無產階級領導權的表述與現在新的版本的表述有不同。毛澤東最后對于工人階級領導權的認識就是這篇文章在《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發表時的那個認識，這是最后定型的。這個結論是經過了中國革命多少年的反復實踐用血的代價、用血的教訓換來的，當然特別重要。我們今天對于工人階級領導權認識的研究，一方面應該還原到大革命時期的認識，另一方面也需要系統地研究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黨從大革命時期一直到中國革命勝利這一長時間段的認識發展過程。我們是歷史唯物主義者，既應該就當時當地來看問題，還原到歷史條件下看問題，也要注意發展地看問題，不漏掉發展過程中每一個重要的思想環節和思想鏈條。而這個重要的思想環節和思想鏈條都是實踐的結果，都是黨和中國革命實踐的結果。所以這種理論和實踐結合的研究必不可少。

　　(四)毛澤東著作及版本研究，是理論邏輯與歷史邏輯、實踐邏輯高度統一的研究，不能搞成單純的歷史研究或單純的理論研究

　　一篇著作要有理論邏輯，還必須有歷史邏輯與實踐邏輯。對于毛澤東這樣的大政治家兼大思想家的偉大人物，更應該從理論邏輯、歷史邏輯、實踐邏輯的高度統一來研究。不能單純的從概念到概念、從邏輯到邏輯、從理論到理論這樣的純理論研究或者是純學術研究，毛澤東自己就不是這樣來闡述理論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里講過，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我們研究問題是從現實的情況出發，而不是從概念出發。這是他研究問題的入手點。因此，研究毛澤東著作的時候，也需要還原其邏輯起點。這個邏輯起點既是理論邏輯的起點，也是歷史邏輯的起點，同時也是我們黨實踐邏輯的起點。例如“八七會議”講的“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毛澤東后來的實踐即領導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就是從這里開始的。但是，強調“槍桿子”的重要性，也不是要搞“槍桿子主義”，不是舊式軍閥。所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武裝要從舊式軍閥手中的工具變成一種新型的人民軍隊。這是在黨的絕對領導下，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唯一宗旨的人民軍隊，而人民軍隊要擴大要發展，要有農村革命根據地，不能夠“跑江湖”，不能走街串巷。這些問題都是到紅四軍“九大”才解決的。要有穩固的農村革命根據地，就要解決中國農民的問題，當時農民問題從根本上說就是土地問題，就要搞土地革命。所以，人民軍隊決不僅僅是打仗一個任務，而要擔負一邊打仗，一邊搞土地革命，一邊搞政權建設和根據地建設的任務，就要使人民軍隊既是戰斗隊，還是工作隊、宣傳隊，這又形成我們黨在革命時期的三大優勢:組織群眾、宣傳群眾和武裝群眾。從以上可以看出，在毛澤東著作及版本研究中，把理論邏輯、實踐邏輯、歷史邏輯統一起來，的確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方法。

　　(五)毛澤東著作及版本研究，是與現實緊密結合的重大理論(學術)研究，不是與現實毫無關聯的所謂“純學術研究”

　　毛澤東著作及版本研究，從來就帶有很強的政治性和現實性。一些妄想否定毛澤東思想、否定中國共產黨的人，往往要從毛澤東著作及版本做文章。這是回避不了的客觀事實。因此，我們在做毛澤東著作及版本研究時，要有精益求精的學術追求，要有高境界、大格局的學術品位，要用科學理論作指導，扎實深厚的學術造詣作根基，嚴謹細致的學術素養作支撐。但還要清醒地認識到，這種學術研究不是一種純學術研究，特別強調要有政治影響，要有良好的政治導向和價值取向，要對黨、對人民、對歷史負責。當然，做好學術研究，還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只要在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的基礎上來做，各種積極健康的學術討論都是應該提倡的。

　　三、什么是毛澤東經典著作

　　毛澤東著作并不是篇篇都是經典，但是收入到《毛澤東選集》里的很多著作都稱得起是經典著作，在各個時期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毛澤東經典著作經過長期實踐檢驗后，還能立得住，還能被人奉為經典，是有原因的。一方面，是因為毛澤東創作這些著作的時候解決了當時的最突出的問題。例如中國革命為什么不能走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中國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存在?新民主主義革命與舊民主主義革命有哪些區別?新民主主義革命如何能通向社會主義社會?毛澤東經典著作在這些問題上回答了當時的時代之問。另一方面，還因為他的這些著作里面滲透了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不僅是堅持，而且還有重大創新，這些立場、觀點和方法，既有時代特點，又具有永恒特征。

　　所以，我們判斷哪些著作是經典著作，不是隨意而為的，而是有標準的。

　　第一，要有思想性。也就是說，這些經典著作，要對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有指導，而不是一般地解決問題。毛澤東從年輕時就高度重視從大本大源上解決問題，不是從枝節上解決問題。正因為如此，他能夠從具體問題中提出超越時代的、具有永恒價值的哲學思想和哲學命題，如《反對本本主義》。今天我們還依然存在反對本本主義的重要任務，反對官僚主義、形式主義。根本的東西，他的思想方法就是一種反對本本主義。《反對本本主義》《實踐論》《矛盾論》，以及新中國成立后的《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等等著作，都集中體現了具有中國共產黨人獨特特點的思想方法論。

　　第二，要有規律性。這個規律性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就是獨創性。毛澤東經典著作揭示的規律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沒有遇到的，或者是遇到了但是沒有條件解決、受到實踐的限制，提出了這個問題，但是沒法解決的一些規律性的認識，本身就是一種獨創性的。

　　第三，要有指導性。這個指導性跟實踐有直接的關系，但又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關系，而在當時和后來起到了一種源于實踐、高于實踐、超越實踐的指導作用。例如，《論十大關系》講的是一九五六年前后的事情，但對改革開放之后仍有指導意義，對今天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正在完成過程中，依然有指導性。這恰恰是科學理論的獨特優勢。

　　第四，要有代表性。也就是說，這些經典著作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具有里程碑作用。

　　對于經典著作，也不能搞絕對化，需要用兩種眼光看問題。

　　一是要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經典著作是客觀存在，我們對經典著作的認識是在不斷發展著的。當年可能有的時候不一定認為是經典的，今天可能會覺得是經典著作。反之也是如此。每個時代一定都要有自己的著作，產生自己的理論家思想家，今天也是如此。被視為經典的著作絕對不能當作唯一正確的，應該結合當前時勢進行分析，分析的目的絕不是否定毛澤東，而是更好的推進今天的實踐向前發展。毛澤東經典著作是我們黨的寶貴財富，是黨的思想來源。所以應該很好的繼承下來，這也是時代的要求。

　　二是要用不同視角看問題。毛澤東經典著作有很多，在研究過程中，一定要分清歸類。如有些是哲學方面的經典著作，有些是政治經濟學方面的經典著作，有些是科學社會主義方面的經典著作，有些是史學方面的經典著作，等等。但不管怎樣，經典就是經典，不是經典化，這是一個本質的區別。

　　具體來說，從今天的角度看，哪些是毛澤東經典著作呢?這個問題還需要進一步研究。我的一個體會，至少“第二個歷史決議”在闡述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時提及的毛澤東著作，都應當是至今仍有當代價值的經典著作。我們可以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加強研究。

　　“第二個歷史決議”提到了哪些毛澤東著作呢?為了研究方便列舉如下，共計7類，43篇:

　　一是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共產黨人〉發刊詞》《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

　　二是關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集中地體現在《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論人民民主專政》《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等著作中。

　　三是關于革命軍隊的建設和軍事戰略。有《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戰爭和戰略問題》等軍事著作。

　　四是關于政策和策略。集中表現在《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論政策》·56·《關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關于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不要四面出擊》《關于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是不是真老虎的問題》等著作中。

　　五是關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許多著名的著作，例如《青年運動的方向》《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紀念白求恩》《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等，至今仍有重要意義。

　　六是關于黨的建設。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反對自由主義》《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學習和時局》《關于健全黨委制》《黨委會的工作方法》等。

　　七是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毛澤東把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運用于無產階級政黨的全部工作，在中國革命的長期艱苦斗爭中形成了具有中國共產黨人特色的這些立場、觀點和方法，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它們不僅表現在《反對本本主義》《實踐論》《矛盾論》《〈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等重要著作中，而且表現在毛澤東的全部科學著作中，表現在中國共產黨人的革命活動中。

　　最后特別需要強調的是，研究毛澤東單篇著作，一定要把版本研究和思想理論研究緊密結合在一起。這里需要注意幾點。第一，單篇著作研究、版本考證研究，是毛澤東著作研究的基礎，也是毛澤東思想研究的基礎，一定要高度重視。第二，我們要把毛澤東著作及版本研究同毛澤東思想研究緊密結合起來。特別是對于研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學者來說，不僅要研究單篇著作，而應該把它放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發展的思想鏈條中來加以研究。第三，應該把版本學的方法，也包括史料學的研究方法，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發展史的研究方法緊密結合起來，使得版本考證和版本比較、版本鑒別脫離開就版本論版本的這樣一個狹窄的視野，成為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毛澤東思想發展史研究的重要力量。第四，應當進一步拓展毛澤東著作及版本研究視野，進一步拓展毛澤東思想研究視野，擺脫就毛澤東論毛澤東的狹隘格局，使之進一步融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中華民族復興史研究之中，推動從毛澤東思想到鄧小平理論直到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不斷發展創新的歷史過程的研究，使得我們能夠在新時代推出具有更高學術水準的豐碩成果來。

　　(作者簡介：李捷，男，中國史學會會長，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湘潭大學毛澤東思想研究中心教授，湘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求是》雜志社原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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