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學，從最廣的意義上說，是研究人類社會中支配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和交換的規律的科學。生產和交換是兩種不同的職能。沒有交換，生產也能進行;沒有生產，交換——正因為它一開始就是產品的交換——便不能發生。這兩種社會職能的每一種都處于多半是特殊的外界作用的影響之下，所以都有多半是它自己的特殊的規律。但是另一方面，這兩種職能在每一瞬間都互相制約，并且互相影響，以致它們可以叫做經濟曲線的橫座標和縱座標。

　　人們在生產和交換時所處的條件，各個國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個國家里，各個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經濟學不可能對一切國家和一切歷史時代都是一樣的。從野蠻人的弓和箭、石刀和僅僅是例外地出現的交換往來，到千匹馬力的蒸汽機，到紡織機、鐵路和英格蘭銀行，有一段很大的距離。火地島的居民沒有達到進行大規模生產和世界貿易的程度，也沒有達到出現票據投機或交易所破產的程度。誰要想把火地島的政治經濟學和現代英國的政治經濟學置于同一規律之下，那末，除了最陳腐的老生常談以外，他顯然不能揭示出任何東西。因此，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的科學。它所涉及的是歷史性的即經常變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產和交換的每一個發展階段的特殊規律，而且只有在完成這種研究以后，它才能確立為數不多的、適合于一切生產和交換的、最普遍的規律。同時，不言而喻，適用于一定的生產方式和交換形式的規律，對于具有這種生產方式和交換形式的一切歷史時期也是適用的。例如，隨著金屬貨幣的采用，一系列的規律發生了作用，這些規律對于借金屬貨幣進行交換的一切國家和歷史時期都是適用的。

　　隨著歷史上一定社會的生產和交換的方式和方法的產生，隨著這一社會的歷史前提的產生，同時也產生了產品分配的方式和方法。在實行土地公有制的氏族公社或農村公社中(一切文明民族都是從這種公社或帶著它的非常顯著的殘余進入歷史的)，相當平等地分配產品，完全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成員之間在分配方面發生了比較大的不平等，那末，這就已經是公社開始解體的標志了。——不論是大農業還是小農業，按照各自所由發展的歷史前提，可以有十分不同的分配形式。但是很明顯，大農業所決定的分配，總是和小農業所決定的完全不同;大農業以階級對立為前提或者造成階級對立——奴隸主和奴隸，地主和勞役農民，資本家和雇傭工人;而在小農業中，從事農業生產的個人之間的階級差別決不是什么前提，相反地，正是這種差別的存在標志著小農經濟在開始瓦解。——在至今只存在自然經濟或主要存在自然經濟的國家中，金屬貨幣的采用和推廣，總是同以前的分配中的或慢或快的變革相聯系，就是說，個人之間分配上的不平等，即貧富的對立，日益增長了。——中世紀地方行會的手工業生產使大資本家和終身的雇傭工人不可能存在，正如現代的大工業、今天的信貸制度以及與此二者的發展相適應的交換形式，即自由競爭，必然要產生他們一樣。

　　但是，隨著分配上的差別的出現，也出現了階級差別。社會分為享特權的和被損害的、剝削的和被剝削的、統治的和被統治的階級，而同一氏族的各個公社自然形成的集團最初只是為了維護共同利益(例如在東方是灌溉)、為了抵御外敵而發展成的國家，從此就具有了這樣的目的：用暴力來維持統治階級的生活條件和統治條件，以反對被統治階級。

　　可是分配并不僅僅是生產和交換的消極的產物;它反過來又同樣地影響生產和交換。每一種新的生產方式或交換形式，在一開始的時候都不僅受到舊的形式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政治設施的阻礙，而且也受到舊的分配方式的阻礙。新的生產方式和交換形式必須經過長期的斗爭才能取得和自己相適應的分配。但是，某種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愈是活躍，愈是具有成長和發展的能力，分配也就愈快地達到超過它的母體的階段，達到同到現在為止的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發生沖突的階段。前面已經說過的古代自然形成的公社，在同外界的交往使它們內部產生財產上的差別從而開始解體以前，可以存在幾千年，例如在印度人和斯拉夫人那里直到現在還是這樣。現代資本主義生產則相反，它存在還不到三百年，而且只是從大工業出現以來，即一百年以來，才占據統治地位，而在這個短短的時期內它已經造成了分配上的對立——一方面，資本積聚于少數人手中，另一方面，一無所有的群眾集中在大城市，——因此它必然要趨于滅亡。

　　每一種社會的分配和物質生存條件的聯系，如此深刻地存在于事物的本性之中，以致它經常反映在人民的本能上。當一種生產方式處在自身發展的上升階段的時候，甚至在和這種生產方式相適應的分配方式里吃了虧的那些人也會熱烈歡迎這種生產方式。大工業興起時期的英國工人就是如此。不僅如此，當這種生產方式對于社會還是正常的時候，滿意于這種分配的情緒，總的來說，也會占支配的地位;那時即使發出了抗議，也只是從統治階級自身中發出來(圣西門、傅立葉、歐文)，而在被剝削的群眾中恰恰得不到任何響應。只有當這種生產方式已經走完自身的沒落階段的頗大一段行程時，當它有一半已經腐朽了的時候，當它的存在條件大部分已經消失而它的后繼者已經在敲門的時候——只有在這個時候，這種愈來愈不平等的分配，才被認為是非正義的，只有在這個時候，人們才開始從已經過時的事實出發訴諸所謂永恒正義。這種訴諸道德和法的做法，在科學上絲毫不能把我們推向前進;道義上的憤怒，無論多么入情入理，經濟科學總不能把它看做證據，而只能看做象征。相反地，經濟科學的任務在于：證明現在開始顯露出來的社會弊病是現存生產方式的必然結果，同時也是這一生產方式快要瓦解的標志，并且在正在瓦解的經濟運動形式內部發現未來的、能夠消除這些弊病的、新的生產組織和交換組織的因素。憤怒出詩人，憤怒在描寫這些弊病或者在抨擊那些替統治階級否認或美化這些弊病的和諧派的時候，是完全恰當的，可是憤怒一用到上面這種場合，它所能證明的東西是多么的少，這從下面的事實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到現在為止的全部歷史中的每一個時代，都能為這種憤怒找到足夠的資料。

　　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研究人類各種社會進行生產和交換并相應地進行產品分配的條件和形式的科學，——這樣廣義的政治經濟學尚有待于創造。到現在為止，我們所掌握的有關經濟科學的東西，幾乎只限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生和發展：它從批判封建的生產形式和交換形式的殘余開始，證明它們必然要被資本主義形式所代替，然后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相應的交換形式二者的規律從正面，即從促進一般的社會目的的方面來加以闡述，最后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進行社會主義的批判，就是說，從反面來敘述它的規律，證明這種生產方式由于它本身的發展，已達到使它自己不可能再存在下去的地步。這一批判證明：資本主義的生產形式和交換形式日益成為生產本身所無法忍受的桎梏;這些形式所必然產生的分配方式造成了日益無法忍受的階級狀況，造成了人數愈來愈少但是愈來愈富的資本家和人數愈來愈多而總的說來處境愈來愈惡劣的一無所有的雇傭工人之間的日益尖銳的對立;最后，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所造成的、它自己不再能駕馭的、大量的生產力，正在等待著為了有計劃地合作而組織起來的社會去占有，以便保證而且是以不斷增長的規模來保證全體社會成員都有生存和自由發展其才能的手段。

　　要對資產階級經濟學全面地進行這樣的批判，只知道資本主義的生產、交換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夠的。對于發生在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較不發達的國家內和這些形式同時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樣必須加以研究和比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較。到目前為止，總的說來，只有馬克思進行過這種研究和比較，所以，到現在為止在資產階級以前的理論經濟學方面所確立的一切，我們也差不多完全應當歸功于他的研究。

　　雖然到十七世紀末，狹義的政治經濟學已經在一些天才的頭腦里產生了，可是由重農學派和亞當·斯密做了正面闡述的狹義的政治經濟學，實質上是十八世紀的產兒，它可以和同時代的偉大法國啟蒙學者的成就媲美，并且也帶有那個時代的一切優點和缺點。我們關于啟蒙學者所說的話，也適用于當時的經濟學家。在他們看來，新的科學不是他們那個時代的關系和需要的表現，而是永恒的理性的表現，新的科學所發現的生產和交換的規律，不是歷史地規定的經濟活動形式的規律，而是永恒的自然規律：它們是從人的本性中引伸出來的。但是，仔細觀察一下，這個人就是當時正在向資產者轉變的中等市民，而他的本性就是在當時的歷史地規定的關系中從事工業和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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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對現代勞動產品分配方式(它造成赤貧和豪富、饑鴻遍野和酒肉生活的尖銳對立)的日益逼近的變革所抱的信心，只是基于一種意識，即認為這種分配方式是不正義的，而且正義總有一天定要勝利，那我們就糟了，我們就得長久等待了。夢想千年王國快要來臨的中世紀的神秘主義者，已經意識到階級對立的非正義性。在近代史開始的時期，在三百五十年前，托馬斯·閔采爾已經向全世界宣布過這一點。在英國和法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中，也發出過同樣的呼聲，可是后來就消失了。消滅階級對立和階級差別這一呼聲，在1830年以前受到勞動的和受苦的階級的冷遇，現在卻得到千百萬人的共鳴;這一呼聲以各國大工業發展的同樣順序和同樣強度，激動了一個又一個的國家;這一呼聲在一個世代內就已經獲得這樣的威力，竟能抵抗一切為了對付它而聯合起來的勢力，并且確信能在最近的將來取得勝利，——這是由于什么原因呢?這是因為：現代的大工業，一方面造成了無產階級，這個階級能夠在歷史上第一次不是要求廢除某個特殊的階級組織或某種特殊的階級特權，而是要求根本廢除階級;這個階級所處的地位，使他們不得不貫徹這一要求，否則就有淪為中國苦力的危險。另一方面，這個大工業在資產階級中造成了這樣一個階級，它享有全部生產工具和生活資料的壟斷權，但是在每一個狂熱投機的時期和接踵而來的每次崩潰中，都表明它已經無力繼續支配那越出了它的權力之外的生產力;在這個階級的領導下，社會就象司機無力拉開緊閉的安全閥的一輛機車一樣，迅速奔向毀滅。換句話說，這是因為：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造成的生產力和由它創立的財富分配制度，已經和這種生產方式本身發生激烈的矛盾，而且矛盾達到了這種程度，以致于如果要避免整個現代社會滅亡，就必須使生產方式和分配方式發生一個會消除一切階級差別的變革。現代社會主義必獲勝利的信心，正是基于這個以或多或少清楚的形式和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印入被剝削的無產者的頭腦中的、可以感觸到的物質事實，而不是基于某一個蟄居書齋的學者的關于正義和非正義的觀念。

　　——恩格斯，《反杜林論》，《第二編  政治經濟學》《第一章  對象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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