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網站文章截圖

　　圖片來源：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how-democracies-dies-how-democracy-ends-book-review/

　　進入“中年危機”的民主會就此消亡么？

　　作者：揚·威爾納·穆勒(Jan-Werner Müller)

　　譯者：張姍姍

　　法意導言

　　近年來，民粹主義蓬勃發展，多個國家發生劇烈政治變革，許多學者認為自由民主已經進入了由盛轉衰的“中年危機”。為提醒人們提防民主的消極發展趨勢，一系列探討民主危機的作品應運而生。本文以萊維斯基和齊布拉特的《民主如何消亡》(How Democracies Die)以及大衛·朗西曼所著《民主如何終結》(How Democracy Ends)兩本書為例，介紹了在這一潮流中，政治家們對民主繼續發展的不同態度。本文作者揚·威爾納·穆勒(Jan-Werner Müller)是普林斯頓大學的政治學教授，他的新書《什么是民粹主義?》于去年出版。

　　2018年初，荷蘭社會科學家卡茨·穆德(Cas Mudde)曾指出：一股勢不可擋的民粹主義浪潮席卷全球，直接導致了2016年6月英國的脫歐公投和11月特朗普的當選，這股浪潮成為2017年學術界爭相研究的對象。他預測說：“在2018年，民主將徹底消亡，但我的書可以拯救它。”

　　2019年已經證實了他的預言。獨裁主義的呼聲甚囂塵上，一系列討論民主危機的書應運而生。《人民與民主》《會在這里發生嗎》《法西斯主義：一則警告》等堆滿了出版商的目錄，詳細闡述了民主的黯淡前景。這些書的作者大多根據20世紀30年代民主受挫的歷史和俄羅斯、土耳其等國家最近的獨裁政治做出預測，但這些書能為我們提供多大的參考呢?當然，每個人都應該從歷史中吸取教訓，但人民很容易預先包裝好“歷史教訓”，或與從未有過自由民主的國家進行強行類比，這就使我們無法準確把握這個時代民主發展的獨特之處。

　　在民主危機產業浪潮中出版的所有書籍里，史蒂芬·萊維斯基(Steven Levitsky)和丹尼爾·齊布拉特(Daniel Ziblatt)合著的《民主如何消亡》(How Democracies Die)一書，通過對比研究，論證特朗普執政可能會危及美國民主。作為以拉丁美洲和歐洲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學者，萊維斯基和齊布拉特解釋說，一種全球視角可以幫助許多人擺脫因“美國例外論”的信仰而產生的自滿情緒。通過比較政治學研究，他們注意到，20世紀90年代的委內瑞拉、1945年后的西德和戰時的比利時的民主存在很大的不同。他們從中概括出一個歷史教訓：民主不僅依賴于法院這樣致力于保護法治的機構，還要求所有政治參與者必須遵守某種非正式規范，這樣才能保證民主的運行。同許多自由主義者一樣，他們認為像特朗普這樣嚴重違反規范的人應該完全被排除在民主之外，因此，他們呼吁提高精英階層的門檻，作為民主政治強有力的防線。

　　英國著名民主理論家大衛·朗西曼(David Runciman)著有一本題為《民主如何終結》(How Democracy Ends)的書，也提出了與民主危機叢書相似的觀點。作為劍橋大學的教授，朗西曼對歷史類比非常謹慎。他擔心如果人們過于關注法西斯主義和其他國家自毀民主的例子，我們將會錯過當今世界民主的真正挑戰，其中，最為嚴重的兩個是氣候變化和社交媒體，后者正以微妙但致命的方式破壞著民主。朗西曼解釋到，民主是為了保持未來的開放，讓人們可以接觸到新的信息和不同觀點;而互聯網巨頭們總是讓人們看到相同的東西，并從中獲益。

　　把大數據算法與致力于全面監視其公民的國家相結合，就是當代中國的模式。朗西曼將中國的這種模式視為當今民主政治的嚴重對手。

　　萊維斯基和齊布拉特的書從一個無可爭議的結論開始：民主國家不一定都會以聲勢浩大的方式(例如軍事政變)結束，也可能悄無聲息地退出歷史舞臺。誠然，近年來，政變奪權的方式并沒有完全消失(如埃及和泰國的變革)，但如今我們的情況明顯不同于冷戰時期，當時有近四分之三的國家因軍事政變從民主國家變為獨裁國家。而今天，我們面對的是各種各樣的民主“侵蝕”和“衰退”。

　　選擇使用這些詞語，是因為民主并不是中立的，民主的消亡實際上是許多有意識的決定的結果。萊維斯基和齊布拉特也使用了這些詞語指向特定的對象。他們認為，民主的崩潰是因為精英們不再遵守民主政治發展所需的規范。他們提供了一份清單，詳細說明了這些規范是什么，并警告了違反規范將帶來的嚴重后果：政治家們是否通過質疑對手贏得選舉的合法性來違反民主的規則?他們是否完全否認對手的合法性?他們在政治上容忍或鼓勵暴力嗎?他們是否威脅要剝奪政治對手甚至媒體的自由?

　　無疑，特朗普違反了上述所有規范。特朗普曾明確表示，他不準備接受希拉里·克林頓獲勝的合法性，作為總統，他一貫妖魔化其政治對手，鼓勵在集會上對示威者施暴，并試圖限制公民政治參與的權利。尤為過分的是，他通過選舉舞弊來控制選民。

　　萊維斯基和齊布拉特堅持認為，特朗普并不是一個憑空出現的政治煽動者;相反，特朗普是從一種“極端極化”的文化中產生的。這種文化創造了一種環境，使捍衛民主規范性的“護欄”出現松動，而現在可能會被完全打破。該環境下的另一惡果是，當權者不再愿意認可其他權力競爭者的合法性，也不再寬容，致力于將機構特權推行到極限。

　　萊維斯基和齊布拉特認識到，美國的兩極分化并不對稱。在人們的記憶中，只有共和黨人曾經否決對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選人的聽證會，以期在違背長期準則的情況下奪取最高法院的席位。并且，只有共和黨和保守派才把加深文化與種族分歧作為他們的工作。然而，萊維斯基和齊布拉特認為民主的衰退不光是精英的錯誤，人民也有一定責任。他們警告說，如果給人民一個參加初選的機會，讓他們在社交媒體上發表自己的想法，將會把民主拉下地獄。在沒有堅持民主準則的政黨領導人和專業記者這樣的“守門人”的情況下，民眾可能會摧毀民主自治的機器。

　　這種不加掩飾的精英主義論斷，與本書暗含的對共和國已有或潛在衰退的描述格格不入。萊維斯基和齊布拉特認為，在20世紀的很長一段時間里，美國人普遍遵守政治規范，這種局面持續到南方出現共和黨。當然，種族歧視的態度不是精英們無中生有創造出來的，但持續加強種族主義的戰略卻是精英們所提倡的。

　　萊維斯基和齊布拉特并沒有在書中強調諸如“美國是世界上最古老和最持久的民主國家之一”的陳詞濫調。相反，兩人認為，我們應該把20世紀的美國南方看作一個“自由之家”(美國一家獨立監察機構)所稱的“向民主過渡的國家”( “country in transition” to democracy)，存在著許多過渡期特有的問題。因此，盡管萊維斯基和齊布拉特一方面堅持認為美國民主的“護欄”已經岌岌可危，但另一方面，他們含蓄地提到，民主發展早期遵從政治規范的前提，在于建國初期民主的不完善。他二人還指出：“歷史上幾乎沒有哪個國家能夠同時做到多種族平等和真正的民主。”這一論斷已得到了歷史的證實。共和黨人除了推選特朗普上臺之外，還致力于占領諸如最高法院這樣的機構，如有必要，他們還將曲解或違反規范，所有這些都是為了維護舊秩序，對付日益強大的多數派民主。

　　最后，萊維斯基和齊布拉特對如何應對民主的挑戰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他們唯一肯定的是，對于違反規范的行為，不能“以牙還牙”地應對。但是從戰略的角度來看，有時只有“以牙還牙”才能恢復對規范的遵守。

　　如果認為民主只在遵守規范的方面有優勢，這是錯誤的。真正重要的不是如何防止沖突，而是如何理解沖突。盡管評論家經常哀嘆美國是如此“分裂”，但重要的是，民主制度的存在正是為了使人們能夠更好地處理分歧。如今的問題是要爭取在不否認對手合法性的前提下進行政治斗爭。而在這一點上，一位譴責批評者“不是美國人”的總統已經造成了極大的不良影響。

　　“人民”的范圍也比萊維斯基和齊布拉特所解釋的要大。中期選舉使人們相信，解決民主問題的辦法是不再賦予“守門人”以更大權利。因為右派的“守門人”支持特朗普，而非讓更多人參與進總統的競爭中。去年11月的選舉和國會中的民主黨的影響也表明，我們不必都成為“特朗普真人秀”政治劇場的演員。

　　在《民主如何終結》一書中，作者大衛·朗西曼的觀點是：“如果特朗普是這一問題的答案，就說明我們的問題問錯了。”

　　朗西曼對民主危機產業的許多產品表現出禮貌而不屑的態度。他認為，即使法西斯主義回歸，也不會掀起多大的風浪。畢竟，“我們的社會和二戰時期太不相同，它更富裕了，更成熟了，更網絡化了，而且我們對法西斯時期的歷史知識太根深蒂固了。”這聽起來可能過于自信，但朗西曼的確沒說錯。在當代，沒有任何西方國家會傳播20世紀法西斯主義核心的那種暴力和種族主義崇拜。

　　然而，朗西曼并不完全否認歷史類比的方法。對他來說，相關的比較是19世紀末的黃金時代，這一時代見證了技術的迅速變革、不斷加劇的不平等和急速發展的民粹主義。但他進行歷史類比的目的只是為了凸顯我們這一時代的不同。在那個時期以及隨后的“進步時代”，政治體系中仍然存在著朗西曼所說的“松懈”現象，因此大西洋兩岸的社會民主人士才能擴大特許經營權，擴大稅基，加強公眾對國家的信任感。如今，這種“松懈”已經完全不存在了，因此，人們普遍認為政治機構毫無作為。

　　相比之下，萊維斯基和齊布拉特認為，政治“松懈”依然存在，民主在美國尚未充分實現。但對于朗西曼來說，民主制度已經“疲乏不堪”。朗西曼指出，這種疲憊并不代表著終結，而是類似于中年危機的無力感。人們不再被所有人都可能獲得的機遇所激勵;人民采取行動只是為了找回他們認為已經失去的東西，這意味著人民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責備那些造成損失的人身上。

　　朗西曼認為，民主國家可以充分利用它們的中年時期，但不能指望重新獲得年輕人的熱情。如果它們嘗試鼓勵年輕人的參與，最終很可能會造就另一個特朗普。

　　然而，朗西曼將民主國家類比為人的中年時期，也不可避免地暗示著民主的死亡將至。他還勾畫了民主消亡的三個主要原因，其中一個致命威脅是氣候變化，因為氣候變化無法直接激發必要的政治行動來進行打擊。事實上，法國“黃背心”抗議者抱怨到，為了證明提高天然氣稅的正當性，埃馬紐埃爾·馬克龍(Emmanuel Macron)只能談世界末日，而抗議者們卻要擔心這個月的生活。但這并不意味著民主會很快滅亡，雖然氣候變化對民主的影響非常大，但也不足以徹底扼殺民主。

　　朗西曼認為，另一個嚴峻挑戰是Facebook和社交媒體的興起。他相信，互聯網的確改變了世界，但社交媒體也的確會成為國家的敵人。這聽起來似乎令人難以置信：Facebook是連接人與人的交流方式，而不是強制性規范;而且與《利維坦》(Leviathan)封面上手持利劍的巨人不同，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并不能用手機實施暴力。但在某種程度上，Facebook與利維坦是一樣的，那就是它們都建立自己的權威：Facebook的水平網絡也有一個陡峭的組織層。

　　最重要的是，Facebook對民主的挑戰是認識論的挑戰。互聯網巨頭想了解我們，從而給我們看到更多想要的東西。相比之下，民主是一種制度化的不確定性形式：你無法了解選舉和政治發展中會發生什么。這種開放性是力量的源泉;這意味著民主國家可以學習和適應。盡管互聯網承諾將世界上的知識放在我們的指尖，但事實上，它通過選擇知識來加強我們的政治偏見，從而關閉我們的思想。

　　Facebook實行的是一種溫和、微妙的專制，朗西曼所言的第三個威脅，也帶有這種特點。中國在世界上逐漸表現出越來越強的和諧力量;朗西曼認為，中國這一市場友好型的政權是民主的真正對手。

　　民主制度承諾會以社會保障(如美國)或國家衛生服務(如英國)等形式將個人尊嚴與集體利益結合起來。而中國除了給國家帶來富足的機會外，對個人不做任何承諾。誠然，中國公民也希望得到尊嚴，但他們要首先服從于民族主義和大國地位。這種集體尊嚴與個人政治排斥完全兼容，朗西曼想：如果民主國家不能提供集體物品，個人對民主的尊重是否足以幫助其生存?

　　朗西曼并沒有直接給出答案，但他提出了另一個問題：如果國家出了問題，你更愿意去哪里?然而，認為“最壞的情況會催生最好的民主”的想法似乎很難與朗西曼對民主國家無力應對氣候變化的擔憂相一致。

　　在書的結尾，朗西曼以他彬彬有禮的、自嘲的方式承認他對民主的威脅也沒有解決辦法。《民主如何終結》與有時聽起來相當獨裁的民主危機產業的政治自助手冊大不相同，后者宣稱：“歷史已經解釋你必須行動起來捍衛民主。”而朗西曼只建議我們應該思考什么，而不是我們應該怎么想。他的書即使有時只是猜測，但也塑造了一種令人印象深刻的政治想象。

　　朗西曼或其他任何人如何知道他關于“民主已近遲暮[h1] ”的主張是真正正確的?有人可能會說，特朗普的上臺不是民主進入“中年危機”的產物;相反，他是年輕人錯誤判斷的產物，一旦錯誤判斷的代價變得清晰，人們就可以最終集中精神，使民主更加成熟，而非繼續固守上一輩留下來的規范和制度。但現在，為了理解我們從沒有認真對待過的一些民主理想，我們必須繼續遵守規范。

　　當特朗普卸任總統很久之后，當民主防御產業的產品被廢棄很久之后，朗西曼的作品將受到關注。它唯一的弱點也許是英國人的逆反天性。針對書中存在大量的自相矛盾和令人困惑的話語，朗西曼沒有作任何解釋。但這對于一本精彩的書來說，只是一個小小的瑕疵。

　　備注：

　　Over the hill已經過了鼎盛時期

　　翻譯文章：

　　Jan-Werner Müller, Is This Really How it Ends: Democracy’s midlife crisis, The Nation, April 22, 2019

　　網絡鏈接：

　　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how-democracies-dies-how-democracy-ends-book-review/

　　譯者介紹：

　　張姍姍，北京大學法學院2018級法律碩士，法意讀書編譯組成員。翻譯的工作就是拆毀“巴別塔”，讓人們在聆聽世界不同聲音的過程中，變得更包容。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