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在21日結束的游泳世界錦標賽中，獲得第二名的澳大利亞游泳選手霍頓在頒獎儀式中拒絕站上頒獎臺，并拒絕和孫楊以及銅牌獲得者意大利選手德蒂合影。此事一出，國內外輿論嘩然。頗具戲劇性的是，27日一家澳大利亞媒體曝光澳大利亞游泳隊金牌得主莎娜·杰克因為藥檢沒有通過未能參加光州世錦賽，而澳大利亞泳協此前宣稱的則是莎娜·杰克因“個人原因”缺席。兩起事件的發生看似偶然實則必然，背后無非是深入霍頓之流骨髓的偽人種學觀念。本文通過梳理“黃種人”這一十九世紀初歐洲人強加給東亞人的、極富種族歧視與殖民色彩的偽科學觀念，啟發我們再次思考“黃種人”這似乎與生俱來、亙古不變的中國人標簽。

　　“黃種人”與殖民債

　　文 | 張泠

　　寧澤濤在世界游泳錦標賽獲得100米自由泳冠軍，開亞洲人在此項目奪冠之先，一時全民振奮。很多媒體以“創造黃種人歷史”呼之，將他與其他“改寫黃種人歷史”的中國運動員如劉翔、李娜、姚明相提并論。突破競技運動中的種族刻板印象，當然值得書寫，盡管體育向來與民族主義情結并行，且在當今中國，體育明星倏忽間便被卷入娛樂消費大潮。但我要指出的是：為何我們以“黃種人”自居，似乎那是與生俱來、亙古不變的標簽?為何當試圖揭去此標簽時，有人會感到疼痛、失落甚至憤懣?中國乃至東亞，人們的膚色因氣候環境、基因遺傳、日曬程度等深淺有別，統稱“黃皮膚”顯然武斷，況且這背后是通常被忽略的不平等權力關系和尚未被清理的殖民遺毒。在此并非責難任何個體或媒體，而是應趁此機會厘清“黃種人”這一十九世紀初歐洲人強加給東亞人的、極富種族歧視與殖民色彩的偽科學觀念。

　　十九和二十世紀的殖民擴張時代也是新型大眾媒體和通俗文化興起時期，歐美種族主義觀念不斷通過報紙、畫刊、電影、漫畫、戲劇等在各國廣泛傳播、復制、再生。地球七十億智人體質不同無須否認，但將差異構建為永恒不變的種族等級優劣，則是用社會達爾文主義以叢林法則闡釋人類社會，用來合理化各種不公、歧視與壓迫(如歷史上的“黑奴制”及殖民主義)。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的再次文化“啟蒙”時期，此種(偽)“科學種族主義”話語再次隨自由主義“西潮”被毫無反思地本質化(如電視片《河殤》中構建的所謂中國/黃皮膚/“黃色文明”/專制封閉與西方/白人/藍色文明/民主開放的二元架構)。殖民后遺癥潛意識在流行歌曲中顯露無遺，除了有學者談到過的侯德健《龍的傳人》、朱哲琴的《黃孩子》和謝霆鋒的《黃種人》，縱使向來很有社會批判意識的臺灣歌者羅大佑，也不可避免在《東方之珠》和《亞細亞的孤兒》中吟唱“請別忘記我永遠不變黃色的臉”及“亞細亞的孤兒，在風中哭泣，黃色的臉孔，有紅色的污泥”……

　　兩百年來，“黃種人”標簽被我們毫無質疑地內化為自我身份認同，在意識里根深蒂固，因此有必要介紹一解構“黃種人”神話的“解毒秘籍”：臺灣大學外文系教授奇邁可(Michael Keevak)的《成為黃種人：種族思維簡史》(Becoming Yellow: A Short History of Racial Thinking, 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11)。如奇邁可書中所言，東亞人是1800年左右開始慢慢“變黃”的：在馬可·波羅與十三世紀一些西方傳教士的旅行筆記中，東亞人被描述為“膚色白皙”。“黃種人”是歐洲十九世紀的發明，基于非常有限的樣本和簡陋的“科學”方法，更多是西方想象的產物，帶有先入為主的偏見。這種殖民主義種族話語有如將北美印第安人視為“紅色”人種一樣牽強，核心目的是貶抑“有色人種”，從而確立歐洲殖民者在體質、智力、科技、文明上的優越感和權威性，被粉飾為“客觀公正”的“科學”合理化此種族偏見，從而為殖民擴張與剝削控制殖民地人民提供理論武器。此種殖民邏輯會被有些殖民地人內化為自卑情結，甘愿崇拜和模仿殖民者，即批評家法農(Frantz Fanon，1925-1961)所謂“黑皮膚，白面具”和霍米·巴巴(Homi Bhabha)的“模仿”(mimicry)論。十八世紀末，沉迷于測量人類顱骨并將腦容量與智力水平關聯的德國人布魯門巴哈(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提出“高加索人種”和“蒙古人種”等概念，將中國人和日本人歸于黃色的“蒙古人種”，暗示其危險、異國情調及威脅性，大約與蒙古人入侵歐洲的文化記憶有關。西方醫學史上也有一系列以“蒙古”命名的病癥(如眼疾、胎斑、智障等)，盡管缺乏可靠科學依據，為種族主義作祟，仍沿用到20世紀50年代，直到蒙古政府向世界衛生組織提起抗議。

　　十九世紀歐洲的所謂科學、醫藥、人類學學說強化種族偏見和歧視，受此“科學種族主義”影響，十九世紀的西方旅行者稱亞洲人“黃色”的愈見頻繁，與六百年前截然不同。在歐洲人等式(白=基督教=文明=優越)下，“遠東”人(尤其中國人)被視為“一成不變、幼稚、只會模仿”的次人類、處于蒙昧落后的人類初級階段、等待被教導、統治和“保護”的弱勢，甚至中文都被稱作“兒童的、聾啞人的語言”。除了為白人至上和殖民擴張言論正名，針對東亞人的種族歧視論調還與一些歷史事件和趨向有關，如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被歐洲人稱作“黃種人的戰爭”;同年，德國皇帝威廉二世繪圖指東亞人為“黃禍/Yellow Peril”，此詞自此源遠流長)，1900年義和團事件，及1905年日俄戰爭，引起歐洲對東亞“黃種人威脅”的不安。自十九世紀中，大量華工在北美開礦和修鐵路，但在1882年，美國通過“排華法案”，禁止華人移民及與白人通婚，日本人同樣受到歧視。

　　《成為黃種人》一書中也提及，“黃種人”遭遇中國，有個殖民者樂見的巧合，令殖民偏見被中國古老神話的光環遮蔽而更具欺騙性：中國傳統文化中，黃色是皇家的顏色，也是滋養華夏文明的土地與河流的顏色：黃土地、黃河，還有，人們自稱“炎黃子孫”。但此處的“黃”更多具象征意義，與膚色并無直接關聯，與十九世紀歐洲人以“科學”為名其實充滿無知傲慢狂妄的“黃種人”命名更是風馬牛不相及。然而隨著近代西方“先進科學文化知識”被引進到東亞，這些種族等級觀念也乘“科學”之風而來：二十世紀初很多在西方學習過的中國人樂于接受自己是“黃種人”，中文和日本寫作中多有自稱“黃種人”的說法，盡管有些日本人并不承認自己和中國人一樣被歸為劣等的“黃種人”而認同“白人”。康有為《大同書》及其他一些晚清民國文人、知識分子也認同歐洲人確立的這個種族構架，認為中國人作為“黃種人”可與白人并駕齊驅或只略低于白人，但遠高于黑人——同樣只是在這個充滿偏見歧視的框架下調高自己的位置，卻無人從根本上質疑和推翻這個框架。當然，即使先賢圣哲，也多難脫時代局限，今日如此說只是后見之明。

　　縱觀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中文報刊，抗日戰爭期間(1931-45)，關于同為“黃種人”的戰爭討論微妙，也有歷史變遷。如1937年《鄉村運動周刊》上蕭克木文章“為黃種人請命”，認為黃種人的文明僅次于白種人，“希望同種同文的中、日兩大族國不要兩敗俱傷”。無論于歐美還是日本而言，如此論調都有些一廂情愿的意味。次年《西南周刊》上有署名“中一”者撰文“黃種人”則先是引用日軍反戰傳單“我們日本的士兵，都是黃種人，不好欺侮中國，縱然征服了中國，在我們也是毫無利益的，結果只是為軍閥貴族謀利益”，后宣稱日本人“不但人種是黃種的中國人的，文化更是黃種的中國人的，這種逆子當然應予以教訓，所以我們今天的打倭寇是應該的!”在淪陷區北京的《三六九畫報》，1942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署名宋介的文章“黃種人洗雪前恥：驕傲的美英人亦有今日”則慷慨激昂聲稱“這是東亞民族的解放戰，是黃色人種對白色人種的反抗戰與復仇戰……英美帝國主義國家自命為優秀民族，過去霸占全世界，侵略弱小民族，對于亞洲黃色人種的欺凌與輕侮，無所不用其極……友邦日本的勇士，粉碎了束縛黃種人的枷鎖……東亞民族要一致奮起來爭取光榮的勝利。”歷史經驗證明，將自身解放的希望寄予另一侵略者，無異于飲鴆止渴。

　　《成為黃種人：種族思維簡史》作者奇邁可主要研究方向為二十世紀以前歐亞文化交流、文藝復興與巴洛克文學等。讀此書可看出他深厚的語言功底(除英文外，大量引用拉丁、法、德、意文資料)和整合材料能力，將旅行描述與醫藥、科學文獻結合論述。他的選題由大家“知其然”的事實(東亞人為“黃種人”)為起點，探究其“所以然”(因何、自何時起以“科學”為名被政治性地人為建構)，頗有新意，且為東亞種族“去污名化”在“后殖民時代”有積極的政治意義。此外，“醫藥人類學”和科學研究正是西方人文和社科學界近年非常關注的領域，奇邁可將此與比較文學研究方法結合，這樣跨學科的努力也可謂別開生面。

　　《成為黃種人》技術性地大量陳述史料、事實，很有說服力，可惜有些去脈絡化，缺乏可進一步開掘的理論深度、思考空間和文化意義，若能將“黃種人”命名置于當時社會、歷史、政治背景中論述(如工業革命、資本主義發展、社會達爾文主義、歐洲殖民擴張等)，繼續發展法農、薩義德等理論家的反殖民、東方主義研究，則會成為一部非常重要的學術著作。當然，也許作者會認為這般思路太落入窠臼，但起碼可以作為背景出現而非決然不提。此外，中文資料、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對“黃種人”的討論在本書缺失，更具啟發性的對照論述，要待其他學者的研究。盡管“黑/白”膚色因基督教傳統在西方社會沿用千年，至今美國社會還在謹慎使用，稱亞洲人“yellow”(黃色)因有種族歧視之嫌而被摒棄，都改稱“Asian”(亞洲人)。在當今中國上升資本主義時期，我們的殖民后遺癥還頑固而生猛，全盤接受社會達爾文主義和西方種族主義偏見，卻還沒學會美國中產階級式的“政治正確”：即使心里有歧視，也要“有教養”地保持友好和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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