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的故事經(jīng)由美國記者斯諾《紅星照耀中國》一書享譽全世界，該書也普遍被認為最早對長征實況的梳理與記錄。其實，早在1936年，毛澤東同志組織編寫的長征回憶錄匯編《紅軍長征記》就已全面刻畫了一幅氣勢恢弘的革命歷史畫卷，是追尋長征蹤跡的第一手資料。本文作者還原歷史語境，對其出版始末、文獻價值及重新整理再版的過程進行了詳盡的說明，“為我們呈現(xiàn)了一部英雄的史詩”。

　　紅軍長征作為中國革命的英雄史詩，在中國家喻戶曉。但是紅軍長征的歷史是怎樣形成的，并非人所共知。當年開始長征的時候，誰都沒想到會走兩萬五千里。陳云被中共中央派往共產(chǎn)國際報告時，講的是“西征”。給長征命名的是毛澤東，他在1935年12月的報告中說：“講到長征，請問有什么意義呢?我們說，長征是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歷史上曾經(jīng)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十二個月光陰中間，天上每日幾十架飛機偵察轟炸，地下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路上遇著了說不盡的艱難險阻，我們卻開動了每人的兩只腳，長驅(qū)二萬余里，縱橫十一個省。請問歷史上曾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沒有，從來沒有的。長征又是宣言書。它向全世界宣告，紅軍是英雄好漢，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走狗蔣介石等輩則是完全無用的。”從此，“長征”一詞被載入史冊。

　　長征的故事是怎樣流傳的?過去一直認為美國作家斯諾1937年寫的《紅星照耀中國》(亦稱《西行漫記》)，是向全世界介紹紅軍長征的第一本著作。斯諾依據(jù)的資料來源于何處?就是我們要向讀者介紹的《紅軍長征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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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軍長征記》，又名《二萬五千里》，是毛澤東1936年組織編寫的一部長征回憶錄匯編。1935年10月，紅一方面軍到達陜北后，物資匱乏，困難重重，面對國民黨軍的經(jīng)濟和軍事封鎖，紅軍的生存極為艱難。毛澤東當時希望通過向國內(nèi)外各界募捐，緩解陜北的困難。1936年8月，美國記者斯諾在宋慶齡和中共地下黨組織安排下秘密進入陜北紅區(qū)采訪，毛澤東認為這是向全世界宣傳紅軍的好機會。8月5日，毛澤東與楊尚昆聯(lián)名給參加過長征的同志發(fā)出為《長征記》征稿事的信：“現(xiàn)因進行國際宣傳，及在國內(nèi)國外進行大規(guī)模的募捐運動，需要出版《長征記》，所以特發(fā)起集體創(chuàng)作。各人就自己所經(jīng)歷的戰(zhàn)斗、行軍、地方及部隊工作，擇其精彩有趣的寫上若干片斷。文字只求清通達意，不求鉆研深奧。寫上一段即是為紅軍作了募捐宣傳，為紅軍擴大了國際影響。”

　　同時，毛澤東又給各部隊首長發(fā)電報說：“現(xiàn)有極好機會，在全國和外國舉行擴大紅軍影響的宣傳，募捐抗日經(jīng)費，必須出版關(guān)于長征的記載。為此，特發(fā)起編制一部集體作品。望各首長并動員與組織師團干部，就自己在長征中所經(jīng)歷的戰(zhàn)斗、民情風俗、奇聞軼事，寫成許多片斷，于9 月5 日以前匯交總政治部。事關(guān)重要，切莫忽視。”

　　在毛澤東的號召下，大家紛紛開始撰寫回憶錄。童小鵬在8月6日的日記中寫道：“楊(尚昆)主任、陸(定一)部長又來要我們寫長征的記載，據(jù)說是寫一本《長征記》。用集體創(chuàng)作的辦法來征集大家——長征英雄們的稿件，編成后由那洋人帶出去印售。并云利用去募捐，購買飛機送我們，這真使我們高興極了。”大家創(chuàng)作的積極性很高，張愛萍寫了18篇，童小鵬寫了7篇。李一氓在巡視部隊的旅途中，抓緊空余時間一路走一路寫，完成了3萬字的《從金沙江到大渡河》。

　　紅軍總政治部成立了編輯委員會，由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徐夢秋主編，丁玲、徐特立、成仿吾等人分頭編輯。徐夢秋寫的“關(guān)于編輯的經(jīng)過”說：“到了月中旬，有望的氛圍傳來了，開始接到來稿。這之后稿子便是從各方面涌來，這使我們驕傲，我們有無數(shù)的文藝戰(zhàn)線上的‘無名英雄’!到了10月底收到的稿子有200篇以上，以字數(shù)計，約50萬言，寫稿者有三分之一是素來從事文化工作的，其余是‘桓桓武夫’和從紅角星墻報上學會寫字作文的戰(zhàn)士。”

　　“我們怎樣來采錄整理和編次這些稿子呢?我們決定以下幾個方針：一、同一內(nèi)容的稿子，則依其簡單或豐富以及文字技術(shù)的工拙，來決定取舍。二、雖是同樣的內(nèi)容，散在兩篇以上稿子里，但因其還有不同的內(nèi)容，也不因其有些雷同而割愛。三、有些來稿，只是獨有的內(nèi)容，不管文字通與不通也不得不采用。四、有些來稿雖然是獨有的內(nèi)容，但寥寥百數(shù)十字，而內(nèi)容又過于簡單平常，那也只好割愛了。五、來稿中除一些筆誤和特別不妥的句子給予改正外，其余絕不濫加修改，以存其真。六、編次的方法，是按著時間和空間。此外關(guān)于統(tǒng)計等等，是依著命令報告各種日記和報紙匯集的。”

　　剛到紅區(qū)不久的女作家丁玲全身心地投入《長征記》的編輯工作，被稿件的內(nèi)容深深感動。她寫道：“新的奇跡似的事態(tài)，跟我又發(fā)生了，這便是記長征的《二萬五千里》。從東南西北幾百里、一千里之外，甚至從遠到沙漠的三邊，一些用蠟光洋紙寫的，紅紅綠綠的稿子，坐在驢子背上瀏覽塞北風光、飽嘗灰土，翻過無數(shù)大溝，皺了的、模糊了字的，都伸開四肢，躺到編輯者的桌上。”

　　經(jīng)過加工修訂，編委會選定110篇，30多萬字，裝訂成上、下兩冊，并謄寫了幾部。《紅軍長征記》的征稿是在陜北的瓦窯堡，編輯工作在保安縣，1937年2月底在延安編完，這是由長征親歷者寫成的原始記錄。斯諾在陜北采訪過程中，除了與毛澤東等中共領(lǐng)導人進行長時間的談話，還獲得了中共提供給他的許多資料。斯諾說，他1936年10 月離開陜北時，“帶著一打日記和筆記本，30卷照片，還有好幾磅重的紅軍雜志、報紙和文件”。這里就有《紅軍長征記》的部分原稿。

　　《紅星照耀中國》英文本1937年在英國出版，中譯本《西行漫記》于1938年在上海出版。然而在此之前，紅軍長征的故事就已經(jīng)在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流傳開來。1937年7月，上海出版的《逸經(jīng)》雜志第33、34期合刊上，發(fā)表了一篇署名“幽谷”的文章《紅軍二萬五千里西引記》，全面介紹了紅一方面軍長征的情況。其中許多生動的情節(jié)直接引用了《紅軍長征記》。如講述紅軍經(jīng)過貴州茅臺品嘗茅臺酒的一段，引自熊伯濤的《茅臺酒》;講述紅軍在草地斷糧的情形，引自舒同的《蘆花運糧》。文后附錄了《紅軍第一軍團西引中經(jīng)過地點及里程一覽表》，與《紅軍長征記》后面的附表完全一致。多年之后我們才知道，“幽谷”是化名“王牧師”安排斯諾進入陜北紅區(qū)的中共地下黨員董健吾。他在紅區(qū)活動時也得到了部分《紅軍長征記》的原稿，據(jù)此改編成文章，交《逸經(jīng)》雜志社社長簡又文(別號“大華烈士”)發(fā)表的。《西引記》在上海引起了轟動，半個月后，葉圣陶主編的大型綜合性刊物《月報》轉(zhuǎn)載了這篇文章。11月，上海光明書局出版了黃峰編《第八路軍行軍記》;1 月，上海大眾出版社出版了趙文華編《二萬五千里長征記》;同月，復興出版社出版了大華著《二萬五千里長征記》，都是在《西引記》的基礎(chǔ)上加工改編的。隨著斯諾的著作譯本出版，紅軍長征的故事廣為流傳，深入人心。

　　然而，《紅軍長征記》卻遲遲未能出版，經(jīng)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編輯工作完成之后，因國共合作局面的形成、抗日形勢的發(fā)展和編輯人員離開等原因，《紅軍長征記》延遲到1942年11月才在延安排版印刷。八路軍總政治部宣傳部在“出版的話”中指出：“《紅軍長征記》一書(原名《二萬五千里》)，從1937年2月22日編好直到現(xiàn)在，已經(jīng)五年半以上了，期間因編輯的同志離開延安，而偉大的抗日戰(zhàn)爭又使我們忙于其他的工作，無暇校正，以致久未付印，這是始終使我們放不下心的一件憾事。現(xiàn)在趁印刷廠工作較空的機會，把它印出來，為的是供給一些同志作研究我軍歷史的參考，以及保存這珍貴的歷史資料(近來借閱的同志很多，原稿只有一本，深恐損毀或遺失)。本書的寫作，系1936年，編成于1937年2月，當許多作者在回憶這些歷史事實時，仍處于國內(nèi)戰(zhàn)爭的前線，因此，在寫作時所用的語句，在今天看來自然有些不妥。這次付印，目的在供作參考及保存史料，故仍依本來面目，一字未改。希接到本書的同志，須妥為保存，不得轉(zhuǎn)讓他人，不準再行翻印。”這個延安的內(nèi)部版包括文章100篇，詩歌10首，戰(zhàn)斗英雄名錄2份，附表3份。由于當年印數(shù)很少，加上戰(zhàn)爭年代的動蕩等原因，國內(nèi)現(xiàn)在已極為罕見。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2002年發(fā)現(xiàn)了一部朱德簽名贈給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的延安1942年版《紅軍長征記》，彌足珍貴。

　　朱德簽名的1942年版的《紅軍長征記》

　　解放戰(zhàn)爭時期，各解放區(qū)零星出版了一些選本。如1947年9月冀中新華書店出版的陸定一等著《長征的回憶》、山東新華書店出版的《紅軍長征故事》、1948年10月東北書店出版的蕭華等著《長征故事》，都選錄了《紅軍長征記》中的文章，但篇幅很少，只是作為傳統(tǒng)教育的讀本，遠沒有體現(xiàn)《紅軍長征記》的全貌。

　　1954年，中共中央宣傳部編的內(nèi)部刊物《黨史資料》第1—3期重新發(fā)表了《中國工農(nóng)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重印序言”說：“本書原名《紅軍長征記》，是工農(nóng)紅軍第一方面軍的同志們經(jīng)過長征到達陜北后集體寫成的。1936年春由第一方面軍政治部發(fā)起征稿，1937年編成，1942年由總政治部在延安出版，作為黨內(nèi)參考資料。因為當時條件困難，印書用的是草做的紙，不易閱讀，也不易保存;印數(shù)也很少，現(xiàn)在所存無幾。為了保存史料，決定作為黨內(nèi)參考資料，重新印行。重印之前，將錯字校正，盡可能加了些補注和附注，文字上略作修改，并刪去了很少幾篇。但凡是有些史料價值的，統(tǒng)統(tǒng)謹慎地保存下來了。”重新發(fā)表的《紅軍長征記》，內(nèi)容包括文章95篇，詩歌10首，戰(zhàn)斗英雄名錄2份，附表4份。因為《黨史資料》是內(nèi)部刊物，所以讀者很有限。

　　1955年，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了《中國工農(nóng)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這是一個選本，包含《紅軍長征記》的回憶錄51篇，詩1首，附表3份和4篇綜述文章。編者有感于《紅軍長征記》反映的是紅一方面軍的情況，沒有包含二、四方面軍的長征，在書中又附加了繆楚黃的《中國工農(nóng)紅軍長征概述》，將長征經(jīng)過做了一個全面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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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yōu)槭裁匆匦抡沓霭孢@部《紅軍長征記》?它的價值何在?

　　第一，它是長征最原始的記錄。研究歷史的人都有這樣的感受：最原始的記錄往往最接近歷史事實。《長征記》的寫作時間是在紅一方面軍長征剛結(jié)束不久，作者都是親歷者，又大多是年輕人，對剛過去的事記憶猶新。而且他們在寫作時，思想上沒有受到條條框框的限制，都是內(nèi)心真實的反映，真實性是《長征記》最寶貴的特征。以后的記載往往走向兩個方向：一是必須反映為政治服務(wù)的意識形態(tài)，例如，長征的過程是以毛澤東為首的正確路線與“左”傾機會主義、逃跑主義進行錯綜復雜斗爭的過程，這個主線就使長征內(nèi)容受到很多限制;二是為尊者諱，只宣揚勝利而掩蓋曲折困難，使歷史偏離了本來面目。

　　《長征記》中保留了許多真實的情節(jié)。當初撤離江西蘇區(qū)時，是沒有明確方向的。董必武在《出發(fā)前》中說：“我們向陜甘前進，還是到川西后才決定的，假使在出發(fā)前就知道要走二萬五千里的程途，要經(jīng)過十三個月的時間，要通過無人跡無糧食的地區(qū)，如此等類，當時不知將作何感想。”長征前期的戰(zhàn)斗場面，被親歷者描繪得栩栩如生。紅軍在通過敵人封鎖線時，遭到前后夾擊和圍追堵截，形勢十分危急。張愛萍的《從兩河口到馬蹄街》描述紅三軍團4師行軍中邊走邊精簡行李，“宣傳隊的小鬼看到把他們演戲的道具——土豪穿的緞子長衫、小姐穿的旗袍都丟了，痛心得要哭出來。其實上級命令連多余的文件、書籍都燒了，怎么可能留下這些東西呢!”夜晚休息時，部隊又遭到敵人襲擊，費了很大力氣才奪回陣地，掩護大隊突圍。李雪三的《緊急渡湘水》，描寫了紅軍突破敵人第三道封鎖線的壯烈場面：“天色蒼茫，黑幕籠罩著大地，高高低低的大路，13師緊急向著湘水前進了。‘不掉隊!’‘不落伍!’一口氣跑了90余里，天還未亮，已經(jīng)到達湘水河邊。湘水悠悠流著，秋風涼氣襲人，但是階級的戰(zhàn)友們，不管水涼流急，大家毫不猶豫，把鞋襪脫去，‘撲通’跳到水里。河水冰涼刺骨，太陽東升了，映著湘水通紅，隔江的敵人哪里能追得上呢!”莫文驊的《在重圍中》記述了渡湘江那段驚心動魄的戰(zhàn)斗，頭上有飛機轟炸，后面有追兵，紅軍隊伍被打亂，自己的馬也險些丟失。然而紅軍憑著頑強的精神，強渡湘江，擺脫了敵人。童小鵬的《殘酷的轟炸》記述紅軍在四渡赤水行軍中遭受敵機轟炸的悲慘場面：“走到被轟炸的地方，真是使人目不忍看，耳不忍聞，炸傷的同志是在輾轉(zhuǎn)反側(cè)的叫痛，是在可憐的哭啼，是在要求同志們對他的幫助。他們手足斷裂了，頭臉破爛了，身體炸傷了，他們的鮮血仍在不斷地流，然而在同志們安慰時，仍表現(xiàn)他們?yōu)楦锩臎Q心，不因其負傷而稍減其堅決的志氣，相反地更加痛恨我們的階級敵人。”劉亞樓的《渡烏江》，敘述渡烏江時勇敢機智的英雄事跡，極為細膩感人。八勇士躍入江中，泅水強渡。兩次強渡失敗后，機智的毛連長帶著戰(zhàn)士在江邊潛伏一夜。第二天紅軍在炮火掩護下強渡，這次三個筏子飛速到對岸，奇兵突降，飛撲守敵，嚇得敵人驚慌逃竄。接著又寫敵人援兵趕到，雙方在烏江邊上激戰(zhàn)以及最后勝利的一幕。作品結(jié)構(gòu)緊湊，情景交融。不是親臨現(xiàn)場的指揮員，絕對寫不出如此激動人心的場面。彭加倫的《飛奪瀘定橋》，描繪紅軍攀著鐵索向?qū)Π豆簦吆?ldquo;要橋不要槍”，對岸敵軍從未見過這樣不怕死的對手，心理崩潰，縱火逃命。這些真實的記錄說明，長征絕不是輕松的漫游，而是生與死的搏斗，是用鮮血和淚水、汗水交織的戰(zhàn)斗歷程。感受這些敘述，才會使后人對長征有一個真實的認識。

　　瀘定橋(黃鎮(zhèn)畫)

　　第二，歷史是人創(chuàng)造的，長征是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下的紅軍創(chuàng)造的英雄史詩。《紅軍長征記》的每一篇回憶都體現(xiàn)出紅軍的革命英雄主義氣概和與艱苦的自然環(huán)境做斗爭的豪邁精神。在艱苦的歲月里，正是互相關(guān)心、互相幫助的優(yōu)良作風，使這支隊伍完成了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壯舉。我們注意到：紅軍經(jīng)過的雪山草地，今天是風景如畫的旅游勝地。如松潘、米亞羅、若爾蓋。但是在《長征記》中，我們沒有看到風光秀麗的描述，都是紅軍在饑餓、寒冷中求生的記述。舒同的《蘆花運糧》描述紅一軍團2師直屬隊克服種種困難，運送糧食救濟凍餓交加、危在旦夕的6團指戰(zhàn)員。當他們及時將糧食運到時，6團的同志們激動萬分。周士第的《吃冰琪林》講述紅軍干部們在海拔5000米的打鼓雪山頂上，用冰雪加糖精自制“冰琪林”，談笑作樂，表現(xiàn)紅軍不畏艱難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莫休的《松潘的西北》記述紅軍過草地時，大家相繼絕糧。羅榮桓、賈拓夫把自己最后的麥粉貢獻出來，煮面湯讓大家分享。而莫休寧肯在泥濘的草地中步行，也要在馬背上馱一捆柴，宿營時依靠點燃的小火堆，與大家一起度過那潮濕寒冷的黑夜。這些回憶錄中沒有什么豪言壯語，一切都顯得那么自然，那么平常，在苦難中顯示出靈魂的純潔和升華。將偉大融入平凡，無疑是紅軍精神最突出的體現(xiàn)。

　　第三，《紅軍長征記》的價值體現(xiàn)在各個方面。紅軍經(jīng)過的許多地方是人跡罕至的荒涼地帶。沿途的地理、氣候、民俗、生活、交通、村鎮(zhèn)等多種情況，是紅軍首次記錄的。這使我們大開眼界，不僅了解紅軍長征中的戰(zhàn)斗行軍，而且了解到許多過去沒有文字記載，鮮為人知的情況。童小鵬《禁忌的一天》講述紅軍在廣西邊界地區(qū)翻越高山時體驗“瘴氣”的經(jīng)歷，破除了千年來的迷信。馮文彬的《從西昌壩子到安順場》生動記錄了涼山彝族生活的情況，以及劉伯承總參謀長與小葉丹結(jié)拜兄弟的民族團結(jié)場面。李一氓的《從金沙江到大渡河》在記錄巧渡金沙江和會理戰(zhàn)斗的同時，忙里偷閑，考察川西的縣城、民風、文化，還根據(jù)清人筆記將石達開史事做了一番實地對照和考證，文筆流暢而富有學者風范，既有革命意義，也有學術(shù)研究價值。謝覺哉的《卓克基土司宮》，生動描述了藏族宮寨的建筑特色，驚奇在荒涼地區(qū)能建起這樣堅實壯觀的碉樓。藏族土司的佛堂里虔誠地供奉著金碧輝煌的菩薩，在書房中卻擺著漢文的《三國演義》，既有藏族傳統(tǒng)宗教信仰，也反映出漢族文化傳播的情況。由于紅軍的經(jīng)過和謝覺哉的記述，土司宮現(xiàn)在作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吸引著來自各地的旅游者。尤其值得重視的是紅軍長征的《里程表》，其中多數(shù)地名都是首次記錄，當年的地圖上并無記載。今天經(jīng)過考證才知道，有些地名并不準確，是行軍時向當?shù)厝嗽儐枺牽谝粲涗浀摹Ｈ绶搅P山時經(jīng)過一個叫“布置要峴”的地方，準確的地名是“堡子崾崄”。一些藏區(qū)地名如“打鼓”“蘆花”等，都是藏語音轉(zhuǎn)，與漢文的字意無關(guān)。如同地理發(fā)現(xiàn)一樣，正是因為紅軍走過，這些偏遠地區(qū)才被記載下來，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佐證。

　　第四，從文學角度看，《紅軍長征記》無疑是一部優(yōu)秀的軍事文學作品集。讀過《史記》的人都喜歡司馬遷筆下的人物，《項羽本紀》中“破釜沉舟”“鴻門宴”“霸王別姬”等生動情節(jié)，成為千古傳頌的故事。《紅軍長征記》的作者以樸實的文筆，如實反映了紅軍戰(zhàn)斗、行軍、生活的各個方面。如果作家要編寫長征題材的文學或影視作品，這些回憶錄無疑是最有價值、最真實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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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軍長征記》有上述的優(yōu)點和價值，也不可避免地帶有歷史的局限性。主要表現(xiàn)在：

　　第一，作者們多數(shù)是基層指揮員和干部，他們的文章是記錄自己的親身經(jīng)歷。而對高層的政治斗爭很少涉及。現(xiàn)在的長征著作，無不圍繞兩大事件——遵義會議和與張國燾的斗爭而展開，在書中占據(jù)大量篇幅。而《紅軍長征記》中基本沒有反映這兩件事。如陸定一的《榜羅鎮(zhèn)》講述毛澤東給整編后的紅軍陜甘支隊干部做報告，講述北上的意義，也沒有提到張國燾分裂紅軍的事情。這是不是一個缺陷呢?我們應當歷史唯物主義地看待這些問題。為了保證部隊的正常行動，高層的意見分歧和路線斗爭都是絕對保密的。例如遵義會議，毛澤東就提出先解決軍事問題，以后再解決政治路線問題的綱領(lǐng)性意見，目的是為了保持紅軍的團結(jié)和戰(zhàn)斗力。俄界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與張國燾路線做斗爭的決議，但只傳達到中央委員。這說明廣大紅軍指戰(zhàn)員當時是不了解中央路線斗爭的，即使知道一點，為了維護紅軍的團結(jié)，也不會寫到對外宣傳的《紅軍長征記》中。這正是紅軍中黨性的表現(xiàn)，也是當時的實際情況。所以，1954年《黨史資料》中加了很多補注，例如在譚政的《向赤水前進》中加了一大段遵義會議情況的補注;在謝覺哉的《抱桐崗的一夜》中加了一段黨中央與張國燾分裂活動斗爭的補注。并在《序言》中說：“加補注的原因是，長征中有不少重要事件，沒有文章記述，成為空白，用補注來盡可能加以補足，以便讀者知道這些重要事件。”今天這些重要事件已經(jīng)眾所周知，沒有必要再重復了。

　　第二，《紅軍長征記》的征稿截止到1936年10月。當時二、四方面軍正在北上與一方面軍會師的途中。所以《紅軍長征記》反映的只是一方面軍的內(nèi)容，不足以涵蓋長征的全過程。所以1954年《黨史資料》再版時，將書名改為《中國工農(nóng)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做了一個界定。但是，紅一方面軍走的路程最長，經(jīng)過的地區(qū)最多，他們的行動成為長征的主體，也是大家公認的事實。關(guān)于二、四方面軍的長征，現(xiàn)在已經(jīng)有大量史料和回憶錄出版，足以彌補原來的缺憾。但是后來的回憶文章和綜述文章，雖然在全局的宏觀把握和論點上都有優(yōu)長，但是從記載的原始性和細節(jié)的生動性來看，都沒有超過《紅軍長征記》。這就是我們今天還如此重視《紅軍長征記》的原因。

　　第三，《紅軍長征記》既然是30年代的作品，也就不可避免地帶有那個時代的痕跡。例如，封建的大漢族主義對少數(shù)民族是充滿敵意和蔑視的。紅軍在通過涼山彝族區(qū)時，因為對其缺乏了解，也沿用了當?shù)貪h人對他們的稱呼——“倮倮”。事實證明，紅軍是歷史上第一個以平等、友好態(tài)度對待少數(shù)民族的隊伍，在順利通過彝族區(qū)時不僅與當?shù)匾妥迦罕娊Y(jié)下了深厚友誼，還招募了一批彝族青年當紅軍。這體現(xiàn)了長征是“宣傳隊”“播種機”的作用。為了尊重歷史，我們對文章沒有刪改，相信讀者完全能夠理解，不會產(chǎn)生歧義。

　　長征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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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重新整理出版《紅軍長征記》，比2006年版的《親歷長征》又有哪些補充呢?

　　歷史仿佛經(jīng)歷了一個輪回。50年代的版本是一再精簡，而現(xiàn)在的工作是盡可能地恢復歷史原貌。

　　1942年延安版《紅軍長征記》，曾被我們認為是最完整的版本。1954年，中宣部黨史資料室將此書更名為《中國工農(nóng)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在內(nèi)部發(fā)行的《黨史資料》上分三期發(fā)表。這一版最重要的變化，是刪除了何滌宙的《遵義日記》、李月波的《我失聯(lián)絡(luò)》、莫休的《一天——再占遵義城》等5篇，并對李一氓、莫休等人的文章進行了較大的修改。

　　背著干糧過草地(黃鎮(zhèn)畫)

　　在人們的認知印象中，長征的紅軍戰(zhàn)士每天冒著槍林彈雨，食不果腹，吃草根、啃樹皮。何滌宙的《遵義日記》如實記錄他在遵義的十天小資生活。遵義是紅軍長征占領(lǐng)的第一個城市。干部團(紅軍大學)的幾個紅軍干部進入遵義城后，經(jīng)常去飯店吃飯，店主因生意太好招架不過來，炒辣子雞的質(zhì)量越做越差。作者把打土豪獲得的一件皮袍送去裁縫店改作皮衣，被貪小利的裁縫偷工減料，生了一肚子氣。干部團去學校進行革命宣傳，紅軍干部和遵義學生打籃球比賽，跳舞聯(lián)歡，讓遵義的學生感覺紅軍都是“大知識分子”。對決定紅軍和革命前途命運轉(zhuǎn)折的遵義會議，何滌宙的文章一字沒寫。其實這是符合歷史事實的，作為紅軍的中下層干部，當時并不知道中央上層的分歧和斗爭。

　　何滌宙(1908—1942)，原名何兆昌，浙江臨海人，早年入黃埔四期學習，后任國民黨第52師工兵營長。1933年5月，在中央蘇區(qū)第四次反“圍剿”作戰(zhàn)中被紅軍俘虜，留用在紅軍大學當教員。洋顧問李德稱他為“一個年輕的工兵少校”。長征時，何跟隨干部團行軍，一路上為部隊架橋。紅軍過烏江時，工兵連在何滌宙的指揮下，經(jīng)過一個晝夜的奮戰(zhàn)，終于把一座浮橋架了起來，為主力紅軍通過烏江天險立了一大功。在《長征記》中，李一氓、周士第的文章中都提到了何滌宙。到陜北后，1936年成立紅軍大學，何任教務(wù)部主任。但是1937年國共合作后，何滌宙提出要到武漢看病，離開延安一去不返。后來從臨海縣的檔案中得知，何滌宙又加入國民黨軍隊，任暫編第2師參謀長，1942年去世。

　　何滌宙的經(jīng)歷未免讓人嘆息。本來已經(jīng)到了紅軍中，又在長征中立下功勛，為何又離開革命隊伍呢?再加上何的文章中表現(xiàn)出一種小資情調(diào)，與其他工農(nóng)干部寫的文章風格明顯不同。也許是因為這些原因，后來的《長征記》中刪去了他的文章。2006年版恢復他的《遵義日記》，引起了很多人的關(guān)注。有人稱贊他的文章從另一側(cè)面反映了長征中紅軍干部生動活潑的情感，讀來非常真實。

　　李月波的《我失聯(lián)絡(luò)》原為1942年版收錄，后被刪去。這篇文章反映了掉隊的紅軍戰(zhàn)士以堅強意志，經(jīng)歷了生死考驗，終于追趕上部隊，情節(jié)曲折。在長征中掉隊是難免的事，許多人因此被國民黨和地主武裝殺害。我們不應回避這些事實，應當從作者的文章中感受長征的艱難。

　　2006年版《親歷長征》根據(jù)1942年版《長征記》，恢復了何滌宙的《遵義日記》和《絕食的一天》，莫休的《一天——再占遵義城》，李月波的《我失聯(lián)絡(luò)》。根據(jù)中央檔案館保存的打印稿恢復了謝扶民的《經(jīng)貴州苗山》《草地行軍六天縮影》，黃克功的《從桐梓到遵義》，共7篇文章。

　　2006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了《二萬五千里》手抄本。這是一個重大發(fā)現(xiàn)。根據(jù)整理出版者的介紹，我們知道了這個版本的來歷。

　　當年中共中央準備將《長征記》送往上海出版。斯諾離開陜北時，《長征記》的征稿尚未完成。1937年2月，征稿完成后，由徐夢秋等人組成的編輯部將稿件修訂謄清，形成定稿，據(jù)說當時謄清了五部。但是1942年《長征記》在延安印刷時，編者說延安只保存了一份原稿。上海這部謄清稿，是由黨內(nèi)交通員從延安帶到上海，交給上海地下黨負責人馮雪峰的。“七七事變”后，中國形勢發(fā)生重大變化，國共實現(xiàn)第二次合作，馮雪峰奉命回延安，臨走時將《長征記》的謄清稿交給黨外朋友謝澹如保管。

　　謝澹如(1904—1962)，上海富家子弟，黨外進步人士。1929年先后在老西門、靜安寺開書店，專售左翼進步書籍，并以書店作為“左聯(lián)”的秘密聯(lián)絡(luò)點。1931年顧順章叛變，上海中央機關(guān)癱瘓，謝澹如受馮雪峰之托，掩護瞿秋白、楊之華夫婦住到他家避難。瞿秋白夫婦以租房的名義在謝家住了大半年，并由謝安排與魯迅會面。謝澹如的義舉，贏得了共產(chǎn)黨的信任。方志敏烈士的手稿輾轉(zhuǎn)送到魯迅手中，魯迅轉(zhuǎn)交給馮雪峰。馮雪峰臨走時，將方志敏手稿和《長征記》謄清本都交給謝澹如保管，謝不辱使命，一直將這些珍貴文稿保存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1962年謝澹如去世，家屬將《長征記》謄清稿交給上海魯迅紀念館保存。這部珍貴的手抄本，終于在2006年影印出版。

　　謄抄稿中，我們又發(fā)現(xiàn)了幾篇1942年版中未收錄的文章。有陸定一的《珍重》、譚政的《突圍的第一仗》、彭加倫的《出發(fā)的前夜》《勝利后的一幕》、張際春的《鐵屁股》共5篇文章。這些文章的收錄，使《長征記》更為完整和充實。

　　這部謄抄稿的價值在于，它比1942年的版本更原始、更真實。我們注意到，1942年版對1937年謄清稿，已經(jīng)做了許多修改。尤其是莫休的《大雨滂沱中——兩河口的歡迎會》《松潘的西北》和李一氓的《從金沙江到大渡河》，做了較大幅度的修改。為什么呢?對比后可以看出，1942年版比1937年版的稿子“成熟”了許多，主要是刪去了許多情緒化的文字，還刪去了一些被認為有損紅軍形象的文字。

　　我們認為，這些刪去的文章和被修改的文字，恰恰是非常寶貴的。因為它生動地反映了紅軍長征中的喜怒哀樂，是非常真實和精彩的。當年的紅軍都是年輕人，充滿了樸實的情感和天真的熱情。例如彭加倫《勝利后的一幕》中，敘述紅軍突破四道封鎖線，攻占了廣東南雄縣的烏逕鎮(zhèn)。那里是廣東和江西的交通要道，商業(yè)發(fā)達。“久在敵人封鎖包圍中奮斗的戰(zhàn)士們，雖然過去一般的物質(zhì)上沒有受到多大的困難，但是許多東西卻難買到。這次初到一個比較大的市鎮(zhèn)，誰也不能放過這個機會，要買他一點。街上塞滿了人，店里擠滿了人，菜館坐滿了人。一批一批的來，一批一批的去，好像織布機上的梭子一般穿來穿去，他們臉上堆滿了笑容。”“鞋子、襪子、臉巾、香煙、香皂、牙膏、罐頭、糖果，不斷的隨著我們的買主們回去，又是一批來，又是一批去。店內(nèi)伙計們忙個不了，菜館里堂伙叫個不停，抽著他的嗓子喊出各種各樣的菜名。賣包子的、賣糖糕的、賣水果的攤子上，堆滿了不少的銅板。”

　　突破封鎖之后，來到一個商品豐富的地方，紅軍戰(zhàn)士多高興啊。因為被封鎖太久，許多東西不認識，以致鬧了笑話。一個新戰(zhàn)士把墨汁錯認為是牛乳，堅決要買。老板數(shù)次告訴他是墨汁，吃不得的。他不懂老板的話，懷疑老板故意不賣，結(jié)果老板只得勉強賣給他。當時他一心想吃牛乳，塞子一拉就大喝起來，弄得滿臉滿嘴都是墨汁，這才發(fā)覺自己是上了當。又氣又恨，面子難為情，拿老板來出氣。情形弄清后，看熱鬧的同志都來批評他，制止他這種脫離群眾的舉動，并向老板進行解釋。那個戰(zhàn)士自己知道錯了，向老板賠了個不是，羞慚地回去了，一幕喜劇也就此閉幕。

　　彭加倫的描述，生動風趣，顯示出紅軍的天真可愛。這樣的描述在謄清稿中有多處，刪掉實在可惜了。

　　莫休的《松潘的西北》，寫實很有深度，活生生刻畫出一批書生是如何度過草地的艱苦生活的。草地行軍第一天到臘子塘，隊伍停下了露營。“糟糕的是雨又跟著夜神來襲擊了，因為缺乏經(jīng)驗，油布張得不得法，爛斗笠也不濟事。高處的水又流來了，大家鬧得坐不能站不是，拓夫同志的京調(diào)也哼不出來了。自然我們是想燒火，但火柴是早已不見了，在毛兒蓋又沒有找到火石，此時只有向別個棚子告艱難。人家費了九牛二虎的力量燃起火，自然不能多分給我們。柴雖然有，可是全浸在水中，燒那堆火可夠費勁了。這時我和拓夫、榮桓要各顯神通，互爭雄長了。每人都用盡了一切心機和力量，頭都吹暈了，還不能吹起一堆火。見著別人圍著火，口杯燉的開水，調(diào)著糌粑，悠閑的吃著，我們只有惱怒和嫉妒，夾雜著從中襲來的餓火。一直到了午夜后的一時，我們總算‘有志者事竟成’，把火燒起了。吃著開水和干餅子，倒也忘記了睡覺那回事。”

　　在寒冷的雨夜中，羅榮桓、賈拓夫這些大知識分子，為生火竟然如此狼狽，表現(xiàn)出書生野外生存能力確實比不上工農(nóng)出身的戰(zhàn)士。在如此艱苦的環(huán)境中，他們還能夠活著走出草地，其意志的堅強又令人肅然起敬。

　　公允地說，在《長征記》的作者中，寫得最好的是莫休。他的文章無論是記事的真實傳神，還是視野的寬闊、良好的古文功底，加上知識分子特有的抒情，他寫的五篇文章，每篇都是精品。莫休是誰?在2006年版《親歷長征》中，我還沒有考證出他的身份，只好暫付闕如。看到1937年版謄清稿后，我突然有驚喜的發(fā)現(xiàn)。《一天——重占遵義城》的署名“夢秋”被圈掉，改成“莫休”。原來莫休就是徐夢秋。

　　徐夢秋(1895—1976)，安徽壽縣人，1925年入上海大學，同年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參加過北伐戰(zhàn)爭。1927年去蘇聯(lián)學習。1930年8月回國后進入江西蘇區(qū)，被任命為軍委秘書、軍委秘書長。1934年參加長征，1935年9月改任紅三軍團宣傳部長。過雪山時凍壞雙腿，到延安后截肢導致殘廢。《長征記》的編輯完成后，離開延安赴蘇聯(lián)治療。到達迪化(今烏魯木齊)后被盛世才留用，任教育廳副廳長兼新疆學院院長。1943年初，盛世才倒向重慶國民政府，將毛澤民等共產(chǎn)黨人秘密殺害。徐夢秋叛變革命，在軍統(tǒng)任職。1949年6月，徐夢秋在南京被逮捕歸案，長期關(guān)押，1976年5月病死獄中。

　　徐夢秋是中共黨史上一個特殊人物，從長征英雄淪為罪犯。但是在編輯《紅軍長征記》的工作上，他是有功績的。他不但完成了編輯任務(wù)，并親力親為，寫了幾篇重頭文章，為我們呈現(xiàn)了一部英雄的史詩。所以這次整理，我們將他的文章還原為最初的原始狀態(tài)，讓讀者體驗長征經(jīng)歷者的真實感受。

　　這次整理的新版《紅軍長征記》，在2006年版《親歷長征》的基礎(chǔ)上，又增加了謄清本中的5篇文章。對原有的文章做了部分修訂，恢復了歷史原貌。這樣，共有6篇綜述，109篇文章，12首歌曲，以及英雄名錄、大事記和3份統(tǒng)計表。學無止境，紅色文獻的整理研究也沒有止境。隨著長征文獻的不斷發(fā)掘，我們也將把最新的研究成果奉獻給廣大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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