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結束后的很長一段時間以內,納粹戰時對猶太人實施的大屠殺,令人驚愕的成為美國和歐洲的一種政治禁忌:大眾基本無從得知,政界和學界精英竭力回避。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二戰結束前,美軍和蘇軍分別從西線戰場和東線戰場解救出來的納粹囚犯中,確實很少是猶太人,因為猶太人作為希特勒最厭憎的人種,進入集中營即意味著很快死亡。
但還有其他原因。包括歐美世界的許多生活在同盟國,而對于納粹迫害沒有直觀感受的猶太人,很多人懷疑,從集中營解救出來的幸存猶太人,是可疑的——后者中一些人因為痛苦而陷入了極大的緘默,不愿再談起自己經歷過的噩夢般的歲月,也有一些人在講述,但聽眾往往會形成一種自以為是的懷疑:如果講述是可信的(集中營確實大規模的屠戮過猶太人),為什么你們這些人可以活下來,是不是耍弄過什么陰謀詭計,或者跟納粹分子勾結了,通過犧牲其他猶太人來保全自己?
美國政府的態度,也影響了猶太人的戰時遭遇講述。美國戰后很快主動拉開冷戰的帷幕,二戰時的盟友蘇聯成了競爭對手,而二戰時的敵國(聯邦)德國則被納入美國護衛之下,1948年美國人甚至就開始極其明確的“保衛柏林”。美國的意識形態宣傳機器,在20世紀40年代已經將極權主義的代名詞,從納粹德國置換為了蘇聯及其控制下的東歐。對德政策的轉變,使得深入挖掘納粹罪行、追究殺戮猶太平民責任,至少被放置到相當次要的位置。
在美國,在歐洲,以及已經聚集到以色列的猶太人群體,對于講述大屠殺也有著顧慮。反猶排猶在歐洲有著相當長遠的傳統。二戰期間,無論是軸心國陣營,還是同盟國陣營,其實除了意大利等極少數國家,大多有著經濟社會問題歸咎于猶太人群體的自發式政治思維。也就是說,不管是戰前,還是戰中,迫害猶太人和協助迫害猶太人,其實根本不是納粹德國一家所為。所以在二戰戰后,幸存下來的猶太人有理由擔心,如果反復強調戰時的悲慘遭遇,很難避免揭開歐洲大多數國家難堪的歷史記錄,從而導致猶太人以及新生的以色列在國際社會陷入新的孤立。
美國好萊塢以及歐洲一些國家的影視行業中,無論是出資機構,還是知名的電影商,以及演員隊伍,至少在20世紀40-60年代,有著相當數量的猶太人成員。但恰是如此,猶太投資家、電影商和演員都擔心如果自己出資或參與拍攝反映猶太人大屠殺的影視作品,會做實某種狹隘主義的指責。
扭轉美國、歐洲乃至世界各國的二戰記憶,添加猶太人大屠殺內容的事件,出現在20世紀70年代。譯林出版社近日引進出版了美國芝加哥大學歷史學榮譽教授彼得·諾維克(1934-2002)的生前代表作品《大屠殺與集體記憶》。二戰以來不同歷史時期,猶太人大屠殺事件從被刻意湮沒,到突兀的“浮現”在歐美世界公眾的視野之中,再到經過強化,成為二戰記憶密不可分的一部分?!洞笸罋⑴c集體記憶》這本書即是考察大屠殺為何會在一開始被邊緣化,而后則成了美國政治的核心議題。
大屠殺的記憶,最終被接納內化為二戰記憶,這源自以色列、美國等國猶太人長期不懈的努力,當然書作者對于猶太人傾向于強調奧斯維辛等集中營的猶太人悲慘故事的獨特性,找出猶太人遭遇與二戰期間其他苦難民族遭遇的區別等做法持保留態度。《大屠殺與集體記憶》這本書對于中國讀者同樣具有很重要的意義。1937年冬天發生在我國南京,由侵華日軍實施的慘無人道的大屠殺,也曾長期被邊緣化,甚至中國戰場的事件也基本不在歐美世界二戰敘事體系之內。迄今為止,南京大屠殺在中國以外的很多國家和地區,知曉度也相當低。
南京大屠殺歷史資料
這揭示出一個相當殘酷的真相:正如猶太人的二戰遭遇,在戰后被美國政府刻意淡化,源自美國的國家利益需要(將德國重新納入其戰略體系),南京大屠殺以及本世紀中其他造成平民大量無辜死亡的事件(如亞美尼亞人民一戰期間的遭遇,20世紀90年代前南斯拉夫內戰期間、蘇丹等非洲國家發生的內戰期間發生的平民屠殺)同樣如此,在美國這樣占據了全球政治、文化軟實力優勢地位的國家,需要這類事件作為實現國家戰略利益工具的時候,這類事件會很快進入傳播的快車道;反過來,當“霸主”國家認定上述事件的宣揚不利于其利益實現時,就會表現出相當程度的冷漠。
《大屠殺與集體記憶》這本書比較詳細的講述了二戰期間、二戰后至20世紀60年代,20世紀70年代-90年代、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四個不同歷史時期,猶太人遭遇受到的不同量級對待。雖然20世紀晚期以來,大屠殺教訓在世界多數國家和地區被記入歷史教科書,猶太人在二戰期間的遭遇不再成為遺忘對象,但書作者也指出,人們在學習、汲取這類教訓時變得越來越程式化,越來越輕描淡寫,得出的體會無非是“人類對人類的不人道”,而沒有真正深刻的理解歷史,從而很可能使得那些名義上接受過歷史教育的人們對于包容多元、保護少數、防止群體性暴力不能形成道德自覺,也不能在類似的現實場境中挺身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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