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麥迪遜在費城制憲會議期間就談到，在整個歷史的進程中，大國勢力往往都試圖侵蝕、消解對方，但這卻讓更為貧弱的小國占到便宜：
【“迦太基和羅馬寧愿將彼此撕扯成碎片也不愿意將雙方的力量聯合為一，從而吞并地球上更為弱小的國家。自從奧地利和法蘭西算得上是歐洲的強權以來，它們的王室就彼此敵視。英格蘭和法蘭西最終取得了優勢，并在敵對態勢中勝出。對于這一行事原則，我們也許會將其視為是我們的自由。”】
英法博弈，在近代到來以前就持續存在，而從1689年到1815年，雙方的爭奪更是陷入空前的白熱化：不僅爭奪對歐洲大陸的支配權，還有全球海洋的領導地位。1756-1763年的“七年戰爭”，造成了法國被削弱，而這恰恰刺激了法國人在財政高度緊張的情況下，對英國的北美殖民地爭取獨立伸出援手。彼時，荷蘭、西班牙與英國的矛盾也依舊突出，雖然后者保持領先地位，但取得絕對支配地位還是在19世紀才取得——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英國同意美國獨立，這甩掉了巨大負擔，反而增強了前者的行動能力。
英國17、18世紀越來越深的卷入殖民霸權之爭。這使得整個國家也相應的轉型為“軍事-財政型”國家，借此支撐一個龐大規模的海軍。反過來，殖民擴張的激越，刺激了軍事技術的革新，造就了一個越來越貪婪和狂妄的殖民利益集團，也帶來了持續的財政負擔，所以，英國人必須致力于讓殖民地來分擔財政開支，這成為誘發美國獨立戰爭的最重要誘因。
而在同時期的歐洲大陸國家，包括早已經失去了霸權地位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內，都在主動或被動的適應“軍事-財政型”國家的轉型，也無一例外的背負著沉重的財政負擔。這當然會誘發這些國家本土和殖民地的反叛，因此刺激的軍事行動又繼續增加軍費升級。
美國知名歷史學家、全球史研究倡導者、紐約大學校座人文講席教授、紐約大學國際高等研究中心負責人托馬斯·本德在其所著的《萬國一邦：美國在世界歷史上的地位》一書中談到，殖民擴張造就了歐洲多個殖民帝國，這些帝國內部的多樣性，在18世紀越來越多的現代民族-國家的核心概念構成了抵觸——英國需要不斷派兵征伐愛爾蘭的叛亂，南非的布爾人與荷蘭宗主國官僚爭論土地、貿易政策，連奧斯曼帝國旗下的埃及也表現出相當的自主性，而在拉丁美洲，讓殖民者頭疼的民族解放起義連綿不絕。殖民帝國至此陷入了一種困境：完全剿滅殖民地人民，根本辦不到，所以要進行安撫，通常以減稅的方式體現，但減稅又破壞了宗主國的軍事行動能力，使得其不能及時的應對殖民地爭取獨立的行動。
1756-1763年的“七年戰爭”，其實是被法國殖民者、英國殖民者、西班牙殖民者各自占領區夾雜其間的印第安人，通過嫻熟的挑唆引發殖民國家內訌的戰爭。英國人打贏了戰爭，但為了安撫印第安人，所以不得不限制北美殖民地的居民向印第安人屬地擴張。這在北美殖民地人民看來，當然就意味著背叛：在承擔稅負的情況下，土地擴張自由卻被剝奪。《萬國一邦：美國在世界歷史上的地位》這本書指出，當北美殖民地居民行動起來爭取獨立地位之時，英國就陷入了困難境地：他們不僅要打一場不得人心的戰爭，還要分心去應付身后虎視眈眈的法國和西班牙。
當英國與美國最終簽署和約，前者承認后者獨立，美洲的土著印第安人的悲慘命運再也無法避免：他們失去了在多個殖民國家之間縱橫捭闔的運作空間，而只是被新生的美國視為阻擋領土擴張的障礙物。書中指出，通過賦予白人定居者以無限擴張的許諾，這極大的促成了獨立之初的美國的國家團結。
《萬國一邦：美國在世界歷史上的地位》書中進一步指出，美國獨立戰爭在拉丁美洲引發了連鎖反應。這是當初加入法國和美國聯盟對抗英國的西班牙(拉美主要的宗主國)所沒有預計到的。有意思的是，美國獨立以后，經常關心歐洲大陸上發生的各種民族獨立運動、民主自由運動，一些時候會發表公開支持，卻很少向拉美革命者伸出援手。書中解釋指出，拉美人口相當多數是黑人，或是黑白混血、白人與土著人的混血后代，這些都被美國人視為低劣人種，前者如果被解放，極有可能危及美國南方種植園主的利益，所以就出現一種吊詭的狀況：美國革命刺激了拉美革命，以及廢奴事業，但也推遲了后二者的進程。
美國歷史(需要、應當)納入全球史視野進行考量和書寫，這個再直觀不過的常識，卻沒有在歷史研究中得到廣泛的遵從。美國在1812年戰爭后，政治學者和歷史學家致力于書寫一種孤立于世界歷史進程的美國“天命”進程，即便在涉及美國歷史重大事件諸如美國獨立戰爭、南北戰爭、民權運動等的介紹時，必須納入美國以外的歷史背景，也往往采取一種選擇性的裁量。美國被描繪為一種特殊性、唯一的、不必服從世界歷史進程定律的新型國家，以至于20世紀美國取得世界霸權后，相當多數的美國人包括歷史學家、政治學者都堅信美國的這種支配地位不會消逝，而會永久存續。
《萬國一邦：美國在世界歷史上的地位》這本書就挑戰了兩個世紀以來，美國史學界的固有做法，將美國史納入全球背景，清晰而深刻的指出，許多曾經被描繪為美國政治精英、軍事精英、商業精英獨創的制度化創新，以及其他一些對于美國歷史進程形成了長期影響的重要選擇，其實都是全球框架下各種政治主體相互作用的結果。比如，荷蘭人、西班牙人、法國人以及之后的英國人在北美的殖民，并在隨后展開領地競爭，這是美國開國以后擴張沖動的來源。殖民強國的領地競爭、貿易競爭，從來就是充斥著暴力和欺詐，并不存在一些美國學家所宣稱的五月花號來客以后，美國人一開始就有平等共和性。
而分散的殖民城邦最終整合一體，聯合起來反抗英國，如前述，這與18世紀的英國陷入的國家轉型困境有關;不僅如此，美國南方的棉花、甘蔗種植園經濟如此興旺，所以迫切需要得到一個相對強有力的國家機器對之形成保護，使得奴隸主群體的特殊利益不會輕而易舉的落入法國、西班牙等其他國家的征服者之手。當然，美國獨立以后的幾十年內，這個國家的政治結構仍然相對松散，還遠遠不能構成對于歐洲殖民強國的威脅——《萬國一邦：美國在世界歷史上的地位》這本書指出，19世紀的工業化、城市化，再加上19世紀上期歐洲大陸國家的民族、民主革命所釋放出的價值觀能量，讓美國“曾經碎片化的、高度分化的社會夯實鞏固為一種統一的公共領域。這一公共領域的形成，再度激化了工業化與蓄奴種植園的矛盾，所以才讓自由州和蓄奴州的矛盾得以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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