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近年來興起的日本文化熱使得“日本人論”、“日本文化論”類論著在讀書界頗具人氣，火熱的讀書市場催生了一批將日本人和日本文化做玄虛化、抽象化處理。以迎合讀者對日心理幻想和閱讀期待的作品，形成了一種奇特的文化和思想景觀。本文以日本作家立野信之和高建子對于在京日本人不雅舉止的記錄與批評為例，成為我們反思“日本人論”、“日本文化論”的契機。同時它昭示我們：“國民性”絕非“古已有之”且恒久不變之特性，而是歷史性建構起來的產物，不可對其做僵化不易的理解，政治因素、經濟因素、環境因素乃至國際關系因素等都對其有著不可小覷的制約和形塑功能。

　　本文原刊于2017年12月23日《解放日報》第006版.

　　“帝國”的顏面

　　1941年4月，高山書院出版了日本作家立野信之(1903—1971)的中國觀察記《黃土地帶》。在序言中，立野毫不掩飾(毋寧說有意標榜)自己作為“國民作家”的寫作立場，他表示，“本書是我在北京生活的兩年里、信馬由韁地遍覽北支及蒙疆各地的見聞集成”，“我本非社會政策家，亦非支那通，不過是一介作家而已。(中略)硬要出版此書，是出于一個國民作家對以‘戰爭’的形式在支那、或支那大陸展開的日本之命運難以抑制的激情。”為“追討八路軍”而第二次來華的立野信之，初次踏上中國土地的機緣是武漢會戰時期的“中支從軍”。那次從軍體驗讓其深刻地認識到，“支那已非單純的敵對國支那，事到如今已是退無可退的日本之命運所系。”由此不難窺見，立野所著意展現出的并非冷靜、超脫的漫游者面相，而是一個偏狹“愛國者”的姿態。

　　這本見聞錄在論域上涵蓋了對中國的政情觀察、文明批評以及戰時國際關系局勢之論說。雖然全書未見對日軍在華暴行的直接揭批，但臨近結末處，在“北京與天津”一章，立野專設“厭惡日本人”一節，自揭家丑，對在京日本人不甚檢點的行止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仍令人頗感意外。此節開篇處，作者便開宗明義地指出，“來到北京——不，不僅是北京，日本人來到支那大陸，聽說必定會‘厭惡日本人’。”作為論據的是作者友人的一番牢騷：

　　試站在東單牌樓——那是日本人聚居之處，看看乘著洋車而過的日本人，就會知道那里居然有如此之多穿著惡俗、窮酸、賊眉鼠眼、如同小偷一般的日本人。……再看看梳著島田髻的姐姐們，她們頭上的發油散發著腐臭的氣息，舉止就似家鴨一般。我總會不覺間嘆息，這都是日本人嗎?因此，我主張……一、沒有兩萬元以上存款者不許來支那，二、男人身高五尺二寸、女人身高五尺以上，容貌和風采上都不會給他人帶來不快觀感者……如此規定的話，日本人來到支那就不會做些不體面的勾當，看了走在路上的日本人，才會給人以日本人是絕不劣于西洋人的優秀人種之感，讓人發自內心地敬服日本人。

　　顯然，在戰時語境下，來華日本人的容貌被賦予了政治意涵，個體的體面關乎到日本帝國的“顏面”，“喪權辱國”還是“揚我國威”，茲事體大。在“友人”眼里，異國的帝都只宜對日本的“高富帥(美)”敞開懷抱。對此主張，立野以親身經歷表示贊同：

　　如果看到了東單牌樓附近坐著洋車的日本人，你常會不禁嘆息：這是日本人嗎?像家鴨一樣的女人，提著嗓門嚷著“你的”“我的”“快快的”等非支那語的支那語——在支那人說來，那是日本人式的支那語——在洋車上像青蛙般張著大腿的、貧弱的日本人那傲慢的架勢，真不是讓人欣賞的風景。很遺憾，不論體格、服裝還是行儀，日本人比支那人還要貧弱。

　　與中國年輕女子舒展勻稱、端麗可人的健美身姿相較，“來到北京的日本女人之疲弱”形貌讓立野感到不成體統：“臂短腿短，剛愎自負地走路的樣子，只會讓人意志消沉。日本的年輕姑娘基本都穿西裝——接客的女人多數穿和服或中國服飾——由于還遠未能適應穿著西裝的感覺，因此坐在洋車上多是一副邋遢的樣子。”有鑒于此，日本憲兵隊和領事館警察對在京日本男女的著裝和坐洋車的行儀提出了鄭重的要求，諸如“婦女不可著浴衣赤腳出門，不可不穿襪子出門等等，男人亦不可浴衣赤足，不可在洋車上吸煙，走路不許大聲唱歌等等。”

　　事實上，立野自身便有因酒后乘人力車時吸煙而被憲兵攔住制止而露怯的體驗。那時，“我的腦海里一下子浮現出日本人在洋車上傲慢地吸著煙的架勢，那不是一幅美好的圖景。”而巧合的是，“在我從車上攔下的當兒，就有一個西洋人坐在洋車上吧嗒吧嗒地抽著煙，從我身旁經過。”

　　值得注意的是，在友人的警醒以及立野個人的經歷中，都有個強大的潛在參照系——西洋人。在他們看來，劣于西洋人，是不可接受的。在中國土地上以西洋人為競爭對手和假想敵的潛意識固然是政治、戰爭層面日本與英美對立關系在日常生活的折射;同時這也是近代以降日本人面對西方人“人種”意義上深刻“劣等感”的表現。日本學者內海愛子的研究(《日本的種族主義、戰爭與戰俘經歷》)顯示，

　　戰爭時期，設在陸軍部的戰俘管理辦公室指示新聞媒體要定期對“白人戰俘”題材進行報道。報紙和期刊定期地刊登有關他們勞動場面的照片。舉個例子，1942 年11 月8 日東京版的《朝日新聞》(Asahi Shinbun)刊登的要聞如下：美軍和英軍戰俘為戰時日本作出貢獻，藍眼睛的勞工抬著米桶，帶著感激之情，愉快地參加體力勞動。“藍眼睛”這個詞匯向讀者們傳達的是一個“Hakujin”(白種人)的原型形象。(中略) 美軍和英軍戰俘在日本人的監督下努力勞動的景象提高了日本人的戰斗意志。所期待的對“白人戰俘”的視覺感受效果，能夠加強日本公眾對帝國軍隊無往不勝的信念。(中略) 讓白人戰俘在日本出現，也是為了驅除日本人的歐洲“崇拜”。

　　就如同底片與正照的關系，須以近乎荒誕的手段予以“驅除”，反而正印證了日本人面對歐洲人時的劣等感之深、歐美崇拜之劇。戰爭中后期，日本以“鬼畜美英”為對象的“爭勝”不僅表現在政治、軍事領域，更折射在思想文化領域。外表的虛假自信與內中的空虛卑怯之間深度的矛盾最終使得“近代的超克”論破而不立，一地雞毛。

　　無獨有偶，對戰時在京日本人不雅舉止的記錄與批評還可征之于日本人高木健夫(1905-1981)的《北京百景》。1939 年7月，高木在北京創辦了《東亞新報》(1939—1945)，并出任主筆。該報是“北支派遣軍”解散了已有的現地日語報紙而組建的宣傳報紙。高木署名“高建子”出版的文集《北京百景》之相關章節曾在《東亞新報》連載;成書出版之際，德光衣城在序言“必勝序曲”中稱，本書是“以對祖國熱烈的愛為基調”，描述的是北京從“古都蛻變為新都的步伐”。可見，這又是一位有激情的“愛國者”。在是書中，高建子以“北京通”的姿態對淪陷后的北京風土人情乃至北京日本人社會予以了全景式的介紹。有趣的是，在“張勛復辟”一節，追古思今、睹物思人之余，作者決意去追尋當時戰爭留下的子彈，卻意外邂逅了一些令人不快之物：

　　我想即便是當時的戰爭，也是使用子彈的，便費了很大的氣力遍尋子彈的蹤跡，卻只找到了奶糖和巧克力糖一類的日本糖紙屑。不，比這更惡劣的是，日本女人散步時留下的大量衛生紙像花一般散留在地上。只有日本人會使用花形的紙片，而這些紙片又散落在天壇內外，為日本女性面子計，真讓人感到可悲。日東君子國的人們啊，拜托你們別忘了天壇里面就有“廁所”!古時的中國人認為天壇正是天譴降下的正宗之處。敬畏天譴吧!(中略)來吧，掏出四毛錢，到里面去解手吧。

　　在“醉漢胡同”一節，作者又抨擊了“日本紳士”在北京傲慢粗暴對待人力車夫、隨地大小便的行為，諷刺其為“北京的日本色”錦上添花;并呼吁“斷然打倒”這些輕浮的“日本色”，“希望日本色要更清潔和高雅些”，“所謂的日本色，(中略)必須是對興亞首都北京發揮精彩作用的‘文化之色’”。

　　同為“愛國者”，立野信之和高建子的記述中對部分來京(來華)日本人頗有些“怒其不爭”的憤懣。事實上，前述諸種批判盡管稍顯表層化，但亦為今人觀察淪陷時期的北京日本人社會提供了彌足珍視的另類證言。戰時意識形態影響下日本文化人中國觀、戰爭觀等學術討論按下不表，我想，至少在文明高下論的層面，當公共意識缺乏、衣著不整、隨地大小便、亂扔垃圾等而今被外國評論家們視作中國游客獨特“標簽”的不雅行為出現在戰時在京日本人身上時，跌破眼鏡的恐怕不僅僅是中國讀者。從日本侵華時期日本人的自我批判中摭取兩個“段子”不僅是要博君一笑，我更期待這兩則多少讓你有些意外的“小菜”能成為我們反思“日本人論”、“日本文化論”的契機。

　　近代以降，將日本人、日本文化予以本質化、均質化、絕對化為單一整體，宣揚其獨特性、優越性的日本人論、日本文化論在中國甚囂塵上,信徒眾多。不同時的期日本文化民族主義者、以及販賣日本文化為生的各國“文化商人”們也迎合了這種認知心態，有意地提純、渲染、鼓噪一個“不同”的日本以滿足其所在國讀者的獵奇心態，而有意掩飾了其與他國國民作為“人”的共通性。其中，尤以對露絲·本尼迪克特的經典著作《菊與刀》的迷信為最。旅日作家任飲冰曾撰文對此大加鞭撻，據他介紹，川島武宜、和辻哲郎、柳田國男、土居健郎等日本思想界重鎮都對本尼迪克特的“日本論”大為不滿，他們認為該書缺乏歷史層面的考察而偏重主觀判斷，將軍方的想法誤解為一般日本人的認識，將“罪”與“恥”斷然割裂亦有失之武斷之弊。而美國學者拉米斯更犀利地指出，《菊與刀》是本尼迪克特給美國戰爭情報局提供的政策研究，因此帶有政治意識形態宣傳的色彩，與其說這是一部人類學著作，不如說它是一篇政治論文，“本尼迪克特抽取的日本文化的特點，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其實是被昭和軍國主義時代強化和夸張的概念綜合。”反過來說，離開了被日本官方文化宣傳的洗腦以及相當夸張的概念整合，是難以寫出在邏輯上看似密不透風的、高度體系化的“日本論”著作的。周作人曾在《“支那通”之不通》中批判道：“日本的‘支那通’見了一地方的情形，一個人的事件，便以為全支那都是如此，妄下論斷，即使別無惡意，也已荒謬可笑，足以證明‘支那通’之多不通了。”對那些“日本通”們高深莫測的論述庶幾可作如是觀。“日本人論”之所以難以成立，是由于它必須建立在對無數日本人個體的深度調研、考察的基礎之上，它不得不受制于日本內部因地域、性別、職業、階層、代際差異諸種外部因素作用于不同個體而呈現出的多彩“光譜”。“日本人論”與“日本文化論”須是自下而上的小心論證，不應該是面對日本地圖、自上而下的“上下其手”，不應是建立在個人有限的日本體驗、日本觀察之上的印象化、娛樂化批評，它不應只是“幫閑”的，而應是扎實深刻的。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美國思想界的多年前的反思與批判卻并未被我國日本學界及時地吸納，并有效內化為學術研究的思想資源，當遭遇棘手的學術、思想難題時，一些學者們(或曰日本文化資深“愛好者”)動輒祭出“文化差異”、“國民性差異”以對，通過玄言虛語制造出的模糊的異域“幻像”來解答。當代日本思想家小熊英二在其近著《改變社會》中指出，“無論哪一社會都有自己的特點。特點本身并不是壞事，但若視之為‘文化’或‘習俗’，就無法進行更為深入的分析，進而視之為‘無法改變的命運’，放棄努力。或者要么引入西方的‘先進理論’全面否定本土，要么肯定本土而全面否定‘外來思想’，陷入毫無建樹的無謂對立。”不妨明言，而“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恐怕泰半是出于對人物以及歷史細節無知而導致的心虛敷衍。無論在異文化差異已遠小于同一文化體系內部代際隔閡的全球化時代，如果還將此類神話奉為圭臬，篤信不疑，愚弄的只能是自己，讀得越多，在“誤解”日本的路上便走得越遠。時至今日，對“日本國民性”神話有必要予以冷靜的再認識和再評價。立野信之和高建子對普通日本人“闖入”中國后的種種齷齪丑行之批判至少已在無意間對這一神話進行了自我消解，它昭示我們：“國民性”絕非“古已有之”且恒久不變之特性，而是歷史性建構起來的產物，不可對其做僵化不易的理解，政治因素、經濟因素、環境因素乃至國際關系因素等都對其有著不可小覷的制約和形塑功能，甚至常常是這些因素綜合、倒逼出來的產物。我想，這種思維不僅對于理解日本國民性至關重要，對于我們反躬求諸己，重新理解那些以中國為靶心的“中國國民性批判”恐怕也是不可或缺的維度。

　　本文原刊于2017年12月23日《解放日報》第006版，原文標題為《在底片中看透“日本國民性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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