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學的形式上是錯誤的東西，在世界歷史上卻可以是正確的。”(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09頁。--編者注)
恩格斯的這個深刻論斷是針對空想社會主義說的：這種社會主義在經濟學的形式上是“錯誤的”。這種社會主義所以是“錯誤的”，因為它認為從交換規律的觀點來看，有剩余價值是不公平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家反對這種社會主義，在經濟學的形式上則是正確的，因為由交換規律產生剩余價值是完全“自然的”，完全“公平的”。
但是，空想社會主義在世界歷史上卻是正確的，因為它是由資本主義產生的那個階級的征兆、表現和先聲;現在，在20世紀初，這個階級已成長為能夠消滅資本主義并且正在為此堅決奮斗的巨大力量。
在評價俄國的(也許不僅是俄國一國的，而且是在20世紀發生資產階級革命的許多亞洲國家的)現代民粹派或勞動派的烏托邦的時候，必須記住恩格斯的這個深刻論斷。
民粹派的民主主義在經濟學的形式上是錯誤的，而在歷史上卻是正確的;這種民主主義作為社會主義烏托邦是錯誤的，但是，作為農民群眾的特殊的、有歷史局限性的民主主義斗爭的表現，卻是正確的，因為這種斗爭是資產階級改革不可或缺的因素，同時是這一改革獲得全勝的條件。
自由派的烏托邦教農民群眾放棄斗爭。民粹派的烏托邦則反映了農民群眾斗爭的愿望，答應勝利以后讓他們享受千萬種福利，盡管這種勝利實際上只能給他們一百種福利。但是，世世代代處在聞所未聞的黑暗、匱乏、貧困、骯臟、被遺棄、被欺壓的境遇中的奮起斗爭的千百萬民眾，把可能得到的勝利果實夸大十倍，這難道不是很自然的嗎?
自由派的烏托邦是對新剝削者企圖與舊剝削者分享特權的這種私欲的掩飾。民粹派的烏托邦是千百萬小資產階級勞動者要求根本消滅封建舊剝削者的愿望的反映，也是他們要把資本主義新剝削者“一并”消滅掉的虛幻的冀望。
——《兩種烏托邦》1912年10月5日;《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0頁。
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的勝利，逼得它的敵人裝扮成馬克思主義者，歷史的辯證法就是如此。內里腐朽的自由派，試圖在社會主義的機會主義形態下復活起來。他們把為偉大的戰斗準備力量的時期解釋成放棄這種戰斗。他們把改善奴隸的生活狀況以便去同雇傭奴隸制作斗爭解釋成奴隸們為了幾文錢而出賣自己的自由權。他們怯懦地宣揚“社會和平”(即同奴隸制講和平)，宣揚背棄階級斗爭，等等。在社會黨人議員中間，在工人運動的各種官員以及知識分子“同情者”中間，他們有很多信徒。
——《馬克思學說的歷史命運》1913年3月1日;《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7頁。
有了歐亞兩洲的經驗，誰若還說什么非階級的政治和非階級的社會主義，誰就只配關在籠子里，和澳洲袋鼠一起供人觀賞。
——《馬克思學說的歷史命運》1913年3月1日;《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8頁。
當農奴制被推翻，“自由”資本主義社會出現的時候，一下子就暴露出這種自由意味著壓迫和剝削勞動者的一種新制度。于是反映這種壓迫和反對這種壓迫的各種社會主義學說就立刻產生了。但是最初的社會主義是空想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批判資本主義社會，譴責它，咒罵它，幻想消滅它，臆想較好的制度，勸富人相信剝削是不道德的。
——《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1913年3月;《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8頁。
在歐洲各國，特別是在法國，導致封建制度即農奴制崩潰的洶涌澎湃的革命，卻日益明顯地揭示了階級斗爭是整個發展的基礎和動力。
——《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1913年3月;《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3頁。
機會主義就是為了暫時的勝利而犧牲工人運動的根本利益。
——《一次談話》，1913年3-4月，《列寧全集》，第23卷，第50頁
社會主義不是將賜恩于人類的現成制度。社會主義是現在的無產階級為了達到自己的根本目標而進行的階級斗爭，是從今天的目標走向明天的目標從而日益接近根本目標的斗爭。
——《一次談話》，1913年3-4月，《列寧全集》，第23卷，第54頁
社會變革不能是各國無產者的一致行動，理由很簡單，就是地球上的大多數國家和大多數居民，甚至直到今天還沒有達到或者剛剛達到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幻想‘各國無產者采取聯合行動’，就是把社會主義束之高閣，也就是使它“永無實現之日”。
——《列寧全集》，??第23卷，第52頁
在各國資產階級發生帝國主義武裝沖突的時代，變民族間的戰爭為國內戰爭是唯一的社會主義的工作。
——《社會黨國際的狀況和任務》(1914年11月)，《列寧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年，第45頁。
亞 ·波特列索夫給自己的文章加的標題是：《在兩個時代的交界點》。無可爭辯，我們是生活在兩個時代的交界點;因此，只有首先分析從一個時代轉變到另一個時代的客觀條件，才能理解我們面前發生的各種重大歷史事件。這里談的是大的歷史時代。每個時代都有而且總會有各種偏離運動的一般形式和一般速度的情形。我們無法知道，一個時代的各個歷史運動的發展會有多快，有多少成就。但是我們能夠知道，而且確實知道，哪一個階級是這個或那個時代的中心，決定著時代的主要內容、時代發展的主要方向、時代的歷史背景的主要特點等等。只有在這個基礎上，即首先考慮到各個“時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個別國家的個別歷史事件)，我們才能正確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時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這一基礎上去考慮這個國家或那個國家的更具體的特點。
——《打著別人的旗幟》，1915年1月以后，《列寧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143頁
科學社會主義是以資本主義使生產社會化這一事實為依據的。這一事實正被世界各地看到的無數現象所證明。關于這些現象的發展程度和發展速度，有極其豐富的“經驗”材料可以說明。
——《又一次消滅社會主義》1915年3月，《列寧全集》第2版第25卷第53頁
馬克思主義不是和平主義。爭取盡速終止戰爭是必要的。然而，只有在號召進行革命斗爭的情況下，要求“和平”才具有無產階級的意義。不進行一系列的革命，所謂民主的和平只能是小市民的空想。
——《社會主義與戰爭》1915年8月;《列寧選集》第2版第2卷第540頁。
真正民主的政治改革，尤其是政治革命，無論何時，無論在何種情形和何種條件下，都不會模糊或削弱社會主義革命口號。相反，它們總是在促使社會主義革命早日到來，為它擴展基礎，吸引更多的小資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群眾參加社會主義斗爭。另一方面，政治革命在社會主義革命的過程中是必不可免的，不能把社會主義革命看作是一次行動，而要把它看作是一個充滿劇烈的政治和經濟動蕩、最尖銳的階級斗爭、國內戰爭、革命和反革命的時代。
——《論歐洲聯邦口號》1915年8月;《列寧選集》第2版第2卷第551頁。
民主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僅僅同歐洲相聯系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
經濟和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由此就應得出結論：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甚至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這個國家的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既然剝奪了資本家并在本國組織了社會主義生產，就會奮起同其余的資本主義世界抗衡，把其他國家的被壓迫階級吸引到自己方面來，在這些國家中發動反對資本家的起義，必要時甚至用武力去反對各剝削階級及其國家。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而獲得勝利的社會所采取的政治形式將是民主共和國，它將日益集中該民族或各該民族的無產階級的力量同還沒有轉向社會主義的國家作斗爭。沒有無產階級這一被壓迫階級的專政，便不可能消滅階級。沒有各社會主義共和國對各落后國家的比較長期而頑強的斗爭，便不可能有各民族在社會主義下的自由聯合。
——《論歐洲聯邦口號》1915年8月;《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54頁。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在各先進國家里，資本的發展超出了民族國家的范圍，用壟斷代替了競爭，從而創造了能夠實現社會主義的一切客觀前提。因此，在西歐和美國，無產階級推翻資本主義政府、剝奪資產階級的革命斗爭已經提上日程。
——《社會主義革命和民族自決權》1916年1-2月;《列寧選集》第2版第2卷第561頁。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在各先進國家里，資本的發展超出了民族國家的范圍，用壟斷代替了競爭，從而創造了能夠實現社會主義的一切客觀前提。因此，在西歐和美國，無產階級推翻資本主義政府、剝奪資產階級的革命斗爭已經提上日程。……
當然，民主也是一種國家形式，它將隨著國家的消失而消失，但那只是在取得最終勝利和徹底得到鞏固的社會主義向完全的共產主義過渡時候的事。
——《社會主義革命和民族自決權》1916年1-2月;《列寧選集》第2版第2卷第561頁。
社會主義革命不是一次行動，不是一條戰線上的一次會戰，而是充滿著激烈的階級沖突的整整一個時代，是在一切戰線上，也就是說，在經濟和政治的一切問題上進行的一系列的會戰，這些會戰只有通過剝奪資產階級才能完成。如果認為爭取民主的斗爭會使無產階級脫離社會主義革命，或者會掩蓋、遮擋住社會主義革命等等，那是根本錯誤的。相反，正像不實現充分的民主，社會主義就不能勝利一樣，無產階級不為民主而進行全面的徹底的革命的斗爭，就不能作好戰勝資產階級的準備。
——《社會主義革命和民族自決權》1916年1-2月;《列寧選集》第2版第2卷第562頁。
民族自決權只是一種政治意義上的獨立權，即在政治上從壓迫民族自由分離的權利。具體說來，這種政治民主要求，就是有鼓動分離的充分自由，以及由要求分離的民族通過全民投票來決定分離問題。因此，這種政治民主要求并不就等于要求分離、分裂、建立小國，它只是反對任何民族壓迫的斗爭的徹底表現。一個國家的民主制度愈接近充分的分離自由，在實際上要求分離的愿望也就愈少愈弱，因為無論從經濟發展或群眾利益來看，大國的好處是不容置疑的，而且這些好處會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日益增多。承認自決并不等于承認聯邦制這個原則。可以堅決反對這個原則而擁護民主集中制，但是，與其存在民族不平等，不如建立聯邦制，作為實行充分的民主集中制的唯一道路。主張集中制的馬克思正是從這種觀點出發，寧愿愛爾蘭和英國結成聯邦，而不愿愛爾蘭受英國人的暴力支配。(注：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81頁和第405頁(《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63頁)。--編者注)
——《社會主義革命和民族自決權》1916年1-2月;《列寧選集》第2版第2卷第564頁。
社會主義的目的不只是要消滅人類分為許多小國的現象，消滅一切民族隔絕狀態，不只是要使各民族接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合。……人類只有經過被壓迫階級專政的過渡時期才能導致階級的消滅一樣，人類只有經過所有被壓迫民族完全解放的過渡時期，即他們有分離自由的過渡時期，才能導致各民族的必然融合。
——《社會主義革命和民族自決權》1916年1-2月;《列寧選集》第2版第2卷第564-565頁。
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相反，馬克思認為一切民主要求，毫無例外，都不是絕對的東西，而是資產階級領導的人民群眾反封建制斗爭的歷史表現。在這些要求中，每一項要求在某種情況下都能成為或者會成為資產階級欺騙工人的工具。在這方面，把政治民主要求之一，即民族自決單獨挑出來，同其余的要求對立起來，這在理論上是根本不對的。在實踐上，無產階級只有使自己爭取一切民主要求(包括共和制的要求)的斗爭服從于自己推翻資產階級的革命斗爭，才能保持住自己的獨立。
——《社會主義革命和民族自決權》1916年1-2月;《列寧選集》第2版第2卷第567頁。
社會主義革命可能在最近的將來爆發。在這種情況下，無產階級將面臨的刻不容緩的任務，就是奪取政權、剝奪銀行和實行其他專政措施。
——《社會主義革命和民族自決權》1916年1-2月;《列寧選集》第2版第2卷第571頁。
社會變革不可能是所有國家的無產者的統一行動，理由很簡單：地球上的大多數國家和大多數居民，直到今天甚至還沒有達到或者剛剛開始達到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關于這點我們在提綱第6條中已經講了，但是，彼·基輔斯基只是由于不經心或者不善于思考而“沒有覺察到”，我們提出這一條并不是無的放矢，而恰恰是為了駁斥那些把馬克思主義歪曲得面目全非的言論。只有西歐和北美各先進國家才已成熟到可以實現社會主義的地步。彼·基輔斯基在恩格斯給考茨基的一封信(《〈社會民主黨人報〉文集》)中可以讀到對這種實在的而不只是許愿的“思想”的具體說明：幻想什么“所有國家的無產者的統一行動”，就是把社會主義推遲到希臘的卡連德日， 也就是使它“永無實現之日”。
不是所有國家的無產者，而是少數達到先進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國家的無產者，將用統一行動實現社會主義。
——《論面目全非的馬克思主義和“帝國主義經濟主義”》，1916年8-9月，《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65頁。
專政就是社會的一部分對整個社會的統治，而且是直接依靠暴力的統治。為了推翻資產階級并且擊退它的反革命的嘗試，必須建立無產階級這個唯一徹底革命的階級的專政。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以至凡是否認或僅僅在口頭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都不能當社會民主黨的黨員。然而不能否認，在某些情況下，作為例外，例如，在某一個小國家里，在它的大鄰國已經完成社會革命之后，資產階級和平地讓出政權是可能的，如果它深信反抗已毫無希望，不如保住自己的腦袋。當然，更大的可能是，即使在各小國家里，不進行國內戰爭，社會主義也不會實現，因此，承認這種戰爭應當是國際社會民主黨的唯一綱領，雖然對人使用暴力并不是我們的理想。這個道理只要作相應的改變，同樣可以適用于各個民族。我們主張民族融合，但是沒有分離自由，目前便不能從強制的融合、從兼并過渡到自愿的融合。
——《論面目全非的馬克思主義和“帝國主義經濟主義”》1916年8-9月;《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6頁，《列寧全集》1985年第2版第28卷。
現代帝國主義的托拉斯和銀行，盡管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的條件下到處同樣不可避免，但在不同國家里其具體形式卻并不相同。美、英、法、德這些先進的帝國主義國家的政治形式更加各不相同，雖然它們在本質上是一樣的。在人類從今天的帝國主義走向明天的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上，同樣會表現出這種多樣性。一切民族都將走向社會主義，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卻不會完全一樣，在民主的這種或那種形式上，在無產階級專政的這種或那種形態上，在社會生活各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速度上，每個民族都會有自己的特點。
——《論面目全非的馬克思主義和“帝國主義經濟主義”》1916年8-9月;《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7頁，《列寧全集》1985年第2版第28卷。
群眾是根據實際，而不是從理論上來看問題的，他們說：“我要保衛祖國，而不要侵占別人的土地。”什么時候才可以把戰爭看作自己的戰爭?在完全放棄兼并的時候。
群眾不是從理論上，而是根據實際來看問題的，我們的錯誤就在于總是從理論上來看問題。覺悟的無產者可以同意進行真正能夠證明革命護國主義是正確的革命戰爭。對于廣大士兵群眾，應當根據實際提出問題，別的辦法是不行的。
——《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會議的布爾什維克代表的會議上的報告》1917年4月4日;《列寧全集》1985年第2版第29卷第103頁。
兼并就是把任何具有民族特點的國家歸并進來，就是違反一個民族的愿望而把它(只要它感到自己是另一個民族，有沒有不同的語言無關緊要)歸并進來。
——《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會議的布爾什維克代表的會議上的報告》1917年4月4日;《列寧全集》1985年第2版第29卷第104頁。
只有同國際資本完全斷絕關系，才能結束戰爭。制造戰爭的并不是個別人，而是國際金融資本。同國際資本斷絕關系，并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要結束戰爭也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要想單方面停止戰爭，那是幼稚的、天真的……
——《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會議的布爾什維克代表的會議上的報告》1917年4月4日;《列寧全集》1985年第2版第29卷第104頁。
革命是件困難的事情。不犯錯誤是不可能的。……我們應當承認錯誤。怎么辦?應當做說明工作。……我們只能根據群眾的覺悟程度辦事。即使因此而不得不處于少數地位，也只好如此。可以暫時放棄領導地位，不要害怕處于少數。
——《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會議的布爾什維克代表的會議上的報告》1917年4月4日;《列寧全集》1985年第2版第29卷第104頁。
對人民講話不要故作高深，要通俗易懂。
——《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會議的布爾什維克代表的會議上的報告》1917年4月4日;《列寧全集》1985年第2版第29卷第106頁。
只要我們還是少數，我們就要進行批評，揭示錯誤，同時宣傳全部國家政權歸工人代表蘇維埃的必要性，使群眾從實際經驗中糾正自己的錯誤。
——《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會議的布爾什維克代表的會議上的報告》1917年4月4日;《列寧全集》1985年第2版第29卷第107頁。
危害一切革命的唯一東西，就是空話，就是對革命人民的曲意逢迎。整個馬克思主義教導我們不要受革命空話的影響，特別是在這種空話大為流行的時候。
——《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會議的布爾什維克代表的會議上的報告》1917年4月4日;《列寧全集》1985年第2版第29卷第107頁。
搞了革命，可是警察原封未動;搞了革命，可是一切官吏等等都原封未動。這就是歷次革命垮臺的原因。
——《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會議的布爾什維克代表的會議上的報告》1917年4月4日;《列寧全集》1985年第2版第29卷第108頁。
管理藝術是任何書本上都找不到的。要試一試，犯點錯誤，才能學會管理。
——《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會議的布爾什維克代表的會議上的報告》1917年4月4日;《列寧全集》1985年第2版第29卷第108頁。
銀行是“公共簿記的形式”(馬克思語)。……銀行是國民經濟的神經和焦點。
——《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會議的布爾什維克代表的會議上的報告》1917年4月4日;《列寧全集》1985年第2版第29卷第109頁。
法律重要的不在于寫在紙上，而在于由誰執行。無產階級專政是有了，但是不知道怎樣運用。
——《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會議的布爾什維克代表的會議上的報告》1917年4月4日;《列寧全集》1985年第2版第29卷第110頁。
工人代表蘇維埃已經成立，它享有很高的威信。大家都本能地支持它。這種設施所包含的革命思想，要比一切革命空話所包含的多得多。如果工人代表蘇維埃能夠把管理權掌握在自己手里，那自由事業就能得到保障。
——《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會議的布爾什維克代表的會議上的報告》1917年4月4日;《列寧全集》1985年第2版第29卷第111頁。
無產階級的觀點就是對戰爭作出明確的階級評價，毫不妥協地反對這場帝國主義戰爭，即反對各資本主義國家(不管是君主制的或是共和制的)集團之間為了瓜分資本主義贓物而進行的戰爭。
——《路易·勃朗主義》1917年4月8日;《列寧全集》1985年第2版第29卷第127頁。
(毛澤東說過，不是戰爭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戰爭。革命的爆發總是與這樣那樣的戰爭緊密地連在一起，這一種帶有普遍規律的世界性的現象。因此研究革命與戰爭的關系及其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的態度和觀點，就十分重要了。——2007年11月14日)
“必須承認‘革命護國派’的廣大群眾是真誠的，就是說，他們的確不愿意兼并、掠奪和壓迫弱小民族，的確希望各交戰國締結一個民主的非強制的和約。這一點是必須承認的，因為城鄉無產者和半無產者(即完全靠或部分靠出賣勞動力給資本家來維持生活的那些人)的階級地位使這些階級從資本家的利潤中得不到好處。
因此，代表會議一方面認為，絕對不允許對‘革命護國主義’作任何讓步，讓步在實際上意味著完全背棄國際主義和社會主義，另一方面又同時聲明，只要俄國資本家和他們的臨時政府還只是用暴力威脅人民(例如，古契柯夫頒發了一個臭名昭彰的命令，威脅說要懲辦擅自撤換長官的士兵)，只要資本家還沒有用暴力來對付自由組織起來的、可以自由地撤換和選舉一切當權者的工人、士兵、農民和雇農等等代表蘇維埃，我們黨就要宣傳不使用暴力，完全用同志的說服方法來反對‘革命護國主義’的嚴重而致命的錯誤，也就是要說明這樣一個真理：廣大群眾對和平與社會主義的死敵資本家的政府抱著不覺悟的輕信態度，這在目前的俄國是迅速結束戰爭的主要障礙。”
毫無疑義，小資產階級中的一部分人是從資本家的這個政策中得到好處的，因此，無產階級政黨現在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同農民的利益的一致上。我們在努力把農民爭取到我們方面來，但是，他們在一定的程度上還是自覺地站在資本家方面。
毫無疑問，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作為階級來說是不要戰爭的。他們受到傳統和欺騙的影響，他們還沒有政治經驗。因此，我們的任務就是要進行長期的解釋工作。我們決不能對他們作絲毫的原則性讓步，但是我們不能象對待社會沙文主義者那樣對待他們。居民中的這些人從來不是社會主義者，他們根本不懂什么是社會主義，他們剛剛覺醒過來參加政治生活。但是他們在異常迅速地提高覺悟，開闊眼界。必須善于對他們進行解釋，這是一個最困難的任務，對于一個昨天還處于地下的黨來說，就尤其困難。
有人會想，我們是不是拋棄了自己的主張，我們本來是宣傳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的，現在卻自食其言。但是要知道，俄國的第一次內戰已經結束了，現在我們正轉入第二次戰爭，即帝國主義和武裝人民之間的戰爭，在這個過渡期間，只要武裝力量還在士兵手中，只要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還沒有使用暴力，這種內戰對我們來說就轉化為和平的、長期的、耐心的階級宣傳。假如我們在人們還沒有了解到內戰的必要性時就提出內戰，那我們一定會陷入布朗基主義。我們主張內戰，但只能是由覺悟的階級所進行的內戰。只有人民知道誰是使用暴力的人，才能起來把他推翻。但現在根本沒有人使用暴力，槍炮在士兵手中而不是在資本家手中，資本家目前不是靠暴力而是靠欺騙行事的，所以現在不能叫喊使用暴力，那樣做是荒謬的。應當善于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問題，馬克思主義指出，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必須根據客觀條件，而不能根據主觀條件。我們暫時不提這個口號，但也僅僅是暫時。現在武器在工人和士兵手中，而不是在資本家手中。只要政府還沒有挑起戰爭，我們就要進行和平宣傳。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第七次全國代表會議文獻》，1917年4月，《列寧全集》第29卷第348-349頁
馬克思學說中的主要之點是階級斗爭。人們時常這樣說，這樣寫。但這是不正確的。根據這個不正確的看法，往往會對馬克思主義進行機會主義的歪曲，把馬克思主義篡改為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東西。因為階級斗爭學說不是由馬克思而是由資產階級在馬克思以前創立的，一般說來是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誰要是僅僅承認階級斗爭，那他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還可以不超出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政治的范圍。把馬克思主義局限于階級斗爭學說，就是閹割馬克思主義，歪曲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變為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東西。只有承認階級斗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同平庸的小資產者(以及大資產者)之間的最深刻的區別就在這里。必須用這塊試金石來檢驗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認馬克思主義。無怪乎當歐洲的歷史在實踐上向工人階級提出這個問題時，不僅一切機會主義者和改良主義者，而且所有“考茨基主義者”(動搖于改良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之間的人)，都成了否認無產階級專政的可憐的庸人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1918年8月即本書第1版刊行以后很久出版的考茨基的小冊子《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口頭上假意承認馬克思主義而實際上市儈式地歪曲馬克思主義和卑鄙地背棄馬克思主義的典型(見我的小冊子《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版(注：見本卷第587—682頁。——編者注))。
——《國家與革命》1917年8-9月;《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9頁。
恩格斯還對經濟問題作了一個非常寶貴的指示，這說明恩格斯是如何細心、如何深刻地考察了現代資本主義的形態的變化，因而他才能在一定程度上預先想到當前帝國主義時代的任務。這個指示是恩格斯由于該綱領草案用“無計劃性”這個詞來說明資本主義的特征而作的，他寫道：
“……如果我們從股份公司進而來看那支配著和壟斷著整個工業部門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僅私人生產停止了，而且無計劃性也沒有了。”(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0頁。——編者注)
這里抓住了對現代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的理論評價中最主要的東西，即資本主義轉化為壟斷資本主義。后面這四個字必須用黑體加以強調，因為目前最普遍的一種錯誤就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所斷言的什么壟斷資本主義或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已經不是資本主義，已經可以稱為“國家社會主義”，如此等等。完全的計劃性當然是托拉斯所從來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但是盡管托拉斯有計劃性，盡管資本大王們能預先考慮到一國范圍內甚至國際范圍內的生產規模，盡管他們有計劃地調節生產，我們還是處在資本主義下，雖然是在它的新階段，但無疑還是處在資本主義下。在無產階級的真正代表看來，這種資本主義之“接近”社會主義，只是證明社會主義革命已經接近，已經不難實現，已經可以實現，已經刻不容緩，而決不是證明可以容忍一切改良主義者否認社會主義革命和粉飾資本主義。
——《國家與革命》1917年8-9月;《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0-171頁。
但是社會主義同共產主義在科學上的差別是很明顯的。通常所說的社會主義，馬克思把它稱作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或低級階段。既然生產資料已成為公有財產，那么“共產主義”這個名詞在這里也是可以用的，只要不忘記這還不是完全的共產主義。馬克思的這些解釋的偉大意義，就在于他在這里也徹底地運用了唯物主義辯證法，即發展學說，把共產主義看成是從資本主義中發展出來的。馬克思沒有經院式地臆造和“虛構”種種定義，沒有從事毫無意義的字面上的爭論(什么是社會主義，什么是共產主義)，而是分析了可以稱為共產主義在經濟上成熟程度的兩個階段的東西。
在第一階段，共產主義在經濟上還不可能完全成熟，完全擺脫資本主義的傳統或痕跡。
——《國家與革命》1917年8-9月;《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9-200頁。
在第一階段，共產主義在經濟上還不可能完全成熟，完全擺脫資本主義的傳統或痕跡。由此就產生一個有趣的現象，這就是在共產主義第一階段還保留著“資產階級權利的狹隘眼界”。既然在消費品的分配方面存在著資產階級權利，那當然一定要有資產階級國家，因為如果沒有一個能夠強制人們遵守權利準則的機構，權利也就等于零。
可見，在共產主義下，在一定的時期內，不僅會保留資產階級權利，甚至還會保留資產階級國家，——但沒有資產階級!
這好像是奇談怪論，或只是一種玩弄聰明的辯證把戲，那些沒有花過一點功夫去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極其深刻的內容的人，就常常這樣來譴責馬克思主義。
其實，無論在自然界或在社會中，實際生活隨時隨地都使我們看到新事物中有舊的殘余。馬克思并不是隨便把一小塊“資產階級”權利塞到共產主義中去，而是抓住了從資本主義脫胎出來的社會里那種在經濟上和政治上不可避免的東西。
——《國家與革命》1917年8-9月;《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0頁。
在工人階級反對資本家以爭取自身解放的斗爭中，民主具有巨大的意義。但是民主決不是不可逾越的極限，它只是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和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道路上的階段之一。
民主意味著平等。很明顯，如果把平等正確地理解為消滅階級，那么無產階級爭取平等的斗爭以及平等的口號就具有極偉大的意義。但是，民主僅僅意味著形式上的平等。一旦社會全體成員在占有生產資料方面的平等即勞動平等、工資平等實現以后，在人類面前不可避免地立即就會產生一個問題：要更進一步，從形式上的平等進到事實上的平等，即實現“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則。至于人類會經過哪些階段，通過哪些實際措施達到這個最高目的，那我們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可是，必須認識到：通常的資產階級觀念，即把社會主義看成一種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變的東西的這種觀念，是非常荒謬的;實際上，只是從社會主義實現時起，社會生活和個人生活的各個領域才會開始出現迅速的、真正的、確實是群眾性的即有大多數居民參加然后有全體居民參加的前進運動。
民主是國家形式，是國家形態的一種。因此，它同任何國家一樣，也是有組織有系統地對人們使用暴力，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著在形式上承認公民一律平等，承認大家都有決定國家制度和管理國家的平等權利。而這一點又會產生如下的結果：民主在其發展的某個階段首先把對資本主義進行革命的階級——無產階級團結起來，使他們有可能去打碎、徹底摧毀、徹底鏟除資產階級的(哪怕是共和派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即常備軍、警察和官吏，代之以武裝的工人群眾(然后是人民普遍參加民兵)這樣一種更民主的機器，但這仍然是國家機器。
——《國家與革命》1917年8-9月;《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0頁。
計算和監督，——這就是把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調整好”，使它能正常地運轉所必需的主要條件。在這里，全體公民都成了國家(武裝工人)雇用的職員。全體公民都成了一個全民的、國家的“辛迪加”的職員和工人。全部問題在于要他們在正確遵守勞動標準的條件下同等地勞動，同等地領取報酬。對這些事情的計算和監督已被資本主義簡化到了極點，而成為非常簡單、任何一個識字的人都能勝任的手續——進行監察和登記，算算加減乘除和發發有關的字據。(注：當國家的最主要職能簡化為由工人自己來進行的這樣一種計算和監督的時候，國家就不再是“政治國家”，“社會職能就由政治職能變為簡單的管理職能”(參看上面第4章第2節恩格斯同無政府主義者的論戰)。)
當大多數人對資本家(這時已成為職員)和保留著資本主義惡習的知識分子先生們開始獨立進行和到處進行這種計算即這種監督的時候，這種監督就會成為真正包羅萬象的、普遍的和全民的監督，對它就絕對無法逃避、“無處躲藏”了。
整個社會將成為一個管理處，成為一個勞動平等和報酬平等的工廠。
——《國家與革命》1917年8-9月;《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2頁。
但是首先我要就上面提到的第一個問題，即布爾什維克敢不敢單獨奪取全部國家政權的問題談幾句。我在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聽策列鐵里部長的一次發言時當即在席位上大聲插話，對這個問題作了十分肯定的答復。而且，不論在報刊上或者在口頭上，我從來沒有看到也沒有聽到布爾什維克發表過關于我們不應當單獨奪取政權的聲明。我仍然堅持這樣的觀點：任何政黨，特別是先進階級的政黨，如果在可能取得政權的時候拒絕奪取政權，那它就沒有權利存在下去，就不配稱為政黨，就任何意義上來說都是渺小的無用之輩。
——《布爾什維克敢能保持國家政權嗎?》1917年9月底-10月1日;《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2頁。
害怕走向社會主義能不能前進?
以上所說的，很容易引起那些受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流行的機會主義思想侵蝕的讀者的反駁，說這里描述的實質上多半不是民主的措施，而已經是社會主義的措施了!
這種在資產階級、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報刊上常見的(用這樣或那樣的形式)流行的反駁，是對落后的資本主義的一種反動的司徒盧威式的辯護。他們說什么我國還沒有成熟到可以實行社會主義的地步，“實施”社會主義還為時過早，我國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所以應該做資產階級的奴仆(雖然法國偉大的資產階級革命家在125年以前就對一切壓迫者，即地主和資本家采取了恐怖手段，從而使革命成了偉大的革命!)。
那些替資產階級效勞的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社會革命黨人也轉到他們那邊去了)就是這樣推論的，他們不懂得(從他們這種意見的理論根據來看)什么是帝國主義，什么是資本主義壟斷組織，什么是國家，什么是革命民主制。因為，懂得這些東西的人決不會不承認，不走向社會主義就不能前進。(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社會主義是與這些事物緊密聯系的，不懂他們就不會懂得社會主義——李偉)
大家都在談論帝國主義。但是帝國主義無非是壟斷資本主義。
俄國的資本主義也成了壟斷資本主義，這一點可以由“煤業公司”、“五金公司”、糖業辛迪加等等充分證明。而這個糖業辛迪加又使我們親眼看到壟斷資本主義怎樣轉變成國家壟斷資本主義。
什么是國家呢?國家就是統治階級的組織，例如在德國便是容克和資本家的組織。所以德國的普列漢諾夫分子(謝德曼、倫施等人)稱之為“軍事社會主義”的東西，實際上就是軍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說得簡明些，就是使工人服軍事苦役，使資本家的利潤得到軍事保護。
如果試一試用革命民主國家，即用采取革命手段摧毀一切特權、不怕以革命手段實現最完備的民主制度的國家來代替容克資本家的國家，代替地主資本家的國家，那又會怎樣呢?那你就會看到，真正革命民主國家中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必然會是走向社會主義的一個或一些步驟!
因為，如果資本主義大企業成了壟斷組織，那就是說，它面向全體人民。如果它成了國家壟斷組織，那就是說，由國家(在革命民主制的條件下，國家就是居民的、首先是工人和農民的武裝組織)來指導整個企業。但是為誰的利益服務呢?
——或者是為地主和資本家的利益服務，那就不是革命民主國家，而是反動官僚國家，是帝國主義共和國;
——或者是為革命民主派的利益服務，那就是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
因為社會主義無非是從國家資本主義壟斷再向前跨進一步。換句話說，社會主義無非是變得有利于全體人民的國家資本主義壟斷，就這一點來說，國家資本主義壟斷也就不再是資本主義壟斷了。
在這里，中間道路是沒有的。客觀的發展進程是這樣：不走向社會主義，就不能從壟斷組織(戰爭使壟斷組織的數目、作用和意義增大了十倍)向前進。
或者做一個真正的革命民主主義者，那就不能害怕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
或者害怕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像普列漢諾夫、唐恩、切爾諾夫那樣，借口我國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不能“實施”社會主義等等來非難這些步驟，那就必然會滾到克倫斯基、米留可夫和科爾尼洛夫那邊去，即用反動官僚手段來壓制工農群眾的“革命民主的”要求。
中間道路是沒有的。
我國革命的基本矛盾也就在這里。
在整個歷史上，特別在戰爭期間，站在原地不動是不可能的。不是前進，就是后退。在用革命手段爭得了共和制和民主制的20世紀的俄國，不走向社會主義，不采取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這些步驟為技術和文化的水平所制約和決定：在農民的耕作業中“實行”大機器經濟固然不行，在糖業生產中要取消大機器經濟也是不行的)，就不能前進。
害怕前進，那就意味著后退，而克倫斯基之流先生們在米留可夫之流和普列漢諾夫之流的欣然贊賞下，在策列鐵里之流和切爾諾夫之流的愚蠢幫助下，正是這樣做的。
戰爭異常地加速了壟斷資本主義向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轉變，從而使人類異常迅速地接近了社會主義，歷史的辯證法就是如此。
帝國主義戰爭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這不僅因為戰爭帶來的災難促成了無產階級的起義(如果社會主義在經濟上尚未成熟，任何起義也創造不出社會主義來)，而且因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的最充分的物質準備，是社會主義的前階，是歷史階梯上的一級，在這一級和叫作社會主義的那一級之間，沒有任何中間級。
* * *
對于社會主義問題，我們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是抱著學理主義的態度，即根據他們背得爛熟但理解得很差的教條來看待的。他們把社會主義說成是遙遠的、情況不明的、渺茫的未來。
其實，社會主義現在已經在現代資本主義的一切窗口中出現，在這個最新資本主義的基礎上前進一步的每項重大措施中，社會主義已經直接地、實際地顯現出來了。
什么是普遍勞動義務制呢?
這就是在最新的壟斷資本主義基礎上前進了一步，是朝著按照某一總計劃來調節整個經濟生活的方向，朝著節省國民勞動、防止資本主義加以濫用的方向前進了一步。
在德國，實行普遍勞動義務制的是容克(地主)和資本家，所以它對工人來說必然成為軍事苦役。
可是這一制度如果由革命民主國家來實行，那么請想一想，它會有怎樣的意義呢?由工兵農代表蘇維埃實行、調節、指導的普遍勞動義務制，雖然還不是社會主義，但是已經不是資本主義了。這是走向社會主義的一個巨大步驟，在保持充分民主的條件下，除非對群眾施加空前未有的暴力，決不可能從這樣的步驟退到資本主義去。
——《大難臨頭，出路何在?》，1917年9月，《列寧選集》第三卷，1995年版，第264-267頁。
沒有一個社會主義者不承認這樣一個明顯的真理：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有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漫長的、比較困難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形式，在很多方面將取決于占優勢的是小私有制還是大私有制，是小農業還是大農業。
……
每一個社會主義者都說，不能強迫農民接受社會主義，而至能靠榜樣的力量，農民群眾對日常實際生活的認識。
——《人民委員會工作報告》1918年1月《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2-403頁。
社會主義的偉大奠基人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幾十年中考察了工人運動的發展和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成長，清楚地看到：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需要經過長久的陣痛，經過長時期的無產階級專政，摧毀一切舊東西，無情地消滅資本主義的各種形式，需要有全世界工人的合作，全世界的工人則應當聯合自己的一切力量來保證徹底的勝利。……
我們說，比較容易開始革命運動的，并不是那些能夠比較容易地進行掠奪和有力量收買本國工人上層分子的剝削國家。……
現在的形勢與馬克思和恩格斯所預料的不同了，它把國際社會主義革命先鋒隊的光榮使命交給了我們——俄國的被剝削勞動階級;我們現在清楚地看到革命的發展會多么遠大;俄國人開始了，德國人、法國人、英國人將去完成，社會主義定將勝利。(鼓掌)
——《全俄工兵農代表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文獻》1918年1月中旬，《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6頁。
……不僅在東歐各國，而且在西歐各國，不僅在戰敗國，而且在戰勝國(例如在英國)，蘇維埃運動都在日益廣泛地展開，這個運動無非是以建立新式民主即無產階級民主為目的的運動，這個運動是向無產階級專政、向共產主義的完全勝利邁出的最重要的一步。
——《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文獻—4、閉幕詞》(1919年3月6日);《列寧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年，第503頁。
資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區別之一就在于：對于從封建制度中生長起來的資產階級革命來說，還在舊制度內部，新的經濟組織就逐漸形成起來，逐漸改變著封建社會的一切方面。資產階級革命面前只有一個任務，就是掃除、屏棄、破壞舊社會的一切桎梏。任何資產階級革命完成了這個任務，也就是完成它所應做的一切，即加強資本主義的發展。
社會主義革命的情況卻完全不同。由于歷史進程的曲折而不得不開始社會主義革命的那個國家愈落后，它由舊的資本主義關系過渡到社會主義關系就愈困難。這里除破壞任務以外，還加上了一些空前困難的新任務，即組織任務。……建立政權的任務是極其容易的，因為群眾已經為我們創立了這個政權的骨骼，即基礎。蘇維埃共和國一下子就誕生了。可是還剩下兩個非常困難的任務，而這兩個任務無論如何不能用我們革命在最初幾月間所經歷的那種勝利進軍的方式來解決，——我們不曾懷疑，而且也不可能懷疑，社會主義革命往后會遇到十分困難的任務。
第一，就是擺在任何社會主義革命面前的內部組織任務。社會主義革命和資產階級革命的區別就在于：在資產階級革命時已經存在資本主義關系的現成形式，而蘇維埃政權，即無產階級政權，卻沒有這樣現成的關系，有的僅是那些實際上只包括一小部分高度集中的工業而很少觸及農業的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形式。組織計算，監督各大企業，把全部國家經濟機構變成一架大機器，變成一個使億萬人都遵照一個計劃工作的經濟機體，——這就是落在我們肩上的巨大組織任務。根據目前的勞動條件，這個任務無論如何不能象我們從前解決內戰任務那樣用高呼“烏拉”的方式來解決。任務本身的性質不允許采用這種解決方式。……由于客觀情況的不同，我們無論如何不能像過去和卡列金分子進行斗爭時那樣只用高舉大旗勝利進軍的方式。誰要想把這種斗爭方式拿來解決擺在革命道路上的組織任務，作為政治家、社會主義者和社會主義革命活動家，他就會徹底破產。
——《俄共(布)第七次(緊急)代表大會文獻》1918年3月;《列寧選集》第3版第3卷第436-438頁。
我認為，把論述從商品生產到資本主義的發展的舊綱領刪去，在理論上是不對的。那里并沒有什么不正確的東西。過去和現在事情正是這樣發展的，因為商品生產產生了資本主義，而資本主義又導致帝國主義。這是總的世界歷史前景，不應當忘記社會主義的基礎。無論今后的斗爭會有什么變故，無論有多少局部的曲折需要我們去克服(這種曲折今后會有很多——我們親眼看到革命歷史有過多大的波折，這還是僅就我國來說的;當革命轉變為歐洲革命的時候，事情的發展就會更復雜、更迅速，發展的速度就會更迅猛，轉變也就會更復雜)，為了在這些歷史的曲折和波折中不致于迷失方向，并牢記總的前景，以便能看到貫穿資本主義整個發展過程和通向社會主義整個道路的紅線——自然，這條道路在我們的想象中是筆直的，而我們也應該把它想象為筆直的，以便看到它的開始、繼續和終了，然而在實際生活中這條道路決不會是筆直的，而將是難以想象的復雜，——為了在這些波折中不致于迷失方向，為了在向后退卻、暫時失利的時候，或者在歷史或敵人把我們拋到后面去的時候不致于迷失方向，在我看來，不丟掉我們舊的基本的綱領是重要的，在理論上也是唯一正確的。因為目前我們俄國還只是處在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第一階段。歷史沒有給我們提供一個我們在某個時期曾經在理論上設想過、符合我們愿望并且能使我們迅速度過這些過渡階段的和平環境。我們立刻看到的是俄國內戰怎樣給我們帶來了許多困難以及內戰怎樣跟其他許多戰爭交織在一起。馬克思主義者從來沒有忘記，暴力將必然伴隨著整個資本主義的徹底崩潰和社會主義社會的誕生。而且這種暴力將構成世界歷史的一個時期，一個充滿著各種各樣戰爭的整個時代，其中包括帝國主義戰爭，內戰，二者相互交織的戰爭，民族戰爭，即受帝國主義者以及在大規模國家資本主義、軍事托拉斯和辛迪加時期必然結成這種或那種聯盟的帝國主義列強壓迫的民族的解放戰爭。這個時代，這個發生大崩潰、動輒訴諸武力、充滿危機的時代已經開始了。我們清楚地看到這個時代，而這還僅僅是開始。所以，我們沒有理由完全刪掉論述一般商品生產和一般資本主義的部分。在完全擺脫資本主義并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道路上，我們剛剛邁出了最初的幾步。我們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過渡到社會主義還要經過多少階段。這取決于具有相當規模的歐洲社會主義革命何時開始，取決于它輕易地、迅速地還是緩慢地戰勝自己的敵人，走上社會主義發展的康莊大道。我們不知道這一點，而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綱領應該以絕對確鑿的事實為依據。我們綱領的力量就在這里，這個綱領已為革命的種種變故所驗證。馬克思主義者應該把自己的綱領完全建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應依據的絕對確鑿的事實就是：交換和商品生產的發展在全世界已經成了占主要地位的歷史現象，導致了資本主義，而資本主義又發展到了帝國主義，這是確定不移的事實，必須首先在綱領中把這一點確定下來。這個帝國主義開始了社會革命的時代，這也是我們大家都很清楚的事實，我們也必須把它說清楚。我們在自己的綱領中確認這個事實，就是向全世界高舉社會革命的火炬，——這不僅是作鼓動宣傳，而且是展示新的綱領，告訴西歐各國人民：“這就是我們大家根據資本主義發展的經驗得出的結論。這就是資本主義，它就是這樣發展到帝國主義的。這就是現在正在開始的、按時間先后來說由我們擔負了第一個角色的社會革命的時代。”
——《俄共(布)第七次(緊急)代表大會文獻——9. 關于修改黨綱和更改黨的名稱的報告》1918年3月8日;《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9-461頁。
我無論如何不能同意布哈林同志的修正。綱領應該論述帝國主義和已經開始的社會革命時代。社會革命的時代已經開始了，這已經是確定不移的事實。而布哈林同志希望什么呢?他希望論述一下充分發展了的社會主義社會，即共產主義。這里他有一些不確切的地方。我們目前是絕對主張要有國家的，至于說要論述國家不復存在的、充分發展了的社會主義，那只能談談那時將實現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則，別的就什么也想不出來了。但是，這些還是遙遠的事，現在說這些，就等于什么也沒有說，除非是說基礎還很薄弱。……要論述一下社會主義，我們還辦不到;達到完備形式的社會主義會是個什么樣子，——這我們不知道，也無法說。……要我們現在就知道完全建成的社會主義將是個什么樣子，這我們不知道。……還沒有可以用來論述社會主義的材料。建設社會主義的磚頭現在還沒有燒好。我們不能再多說什么，而應當盡量謹慎和精確。我們綱領的吸引力就在這里，而且僅僅在這里。只要我們表示一點點奢望，硬要提供我們不能提供的東西，那就會削弱我們綱領的力量。他們就會懷疑我們的綱領只不過是一種空想。綱領要論述我們已經開始做的和今后我們準備采取的步驟。我們現在還無法論述社會主義，所以提出這個任務是不正確的。
——《俄共(布)第七次(緊急)代表大會文獻——就布哈林對關于黨綱的決議的修正所作的發言》1918年3月8日;《列寧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60頁。
在資產階級革命中，勞動群眾的主要任務，是完成消滅封建制度、君主制度、中世紀制度這種消極的或者說破壞性的工作。組織新社會的積極的或者說建設性的工作，是由占人口少數的有產者即資產者來完成的。他們能夠不顧工人和貧苦農民的反抗而比較容易地完成這種任務，原因不僅在于受資本剝削的群眾由于自身的渙散和不成熟，當時的反抗極其微弱，而且還在于自發地向廣度和深度發展的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是在無政府狀態中建立起來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組織力量。
在任何社會主義革命中，因而也在我們于1917年10月25日所開始的俄國社會主義革命中，無產階級和它所領導的貧苦農民的主要任務，卻是進行積極的或者說創造性的工作，就是要把對千百萬人生存所必需的產品進行有計劃的生產和分配這一極其復雜和精密的新的組織系統建立起來。這種革命，只有在人口的大多數首先是勞動群眾的大多數進行獨立的歷史創造活動的條件下，才能順利實現。只有在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能夠表現充分的自覺性、思想性、堅定性和忘我精神的情況下，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才有保障。我們建立了使被壓迫勞動群眾能夠十分積極地參加獨立建設新社會的新型的國家，即蘇維埃類型的國家，這還只是解決了困難任務的一小部分。主要的困難是在經濟方面：對產品的生產和分配實行最嚴格的普遍的計算和監督，提高勞動生產率，使生產在事實上社會化。
——《蘇維埃政權當前的任務》1918年4月;《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75頁。
我們黨的第二個任務，是奪取政權和鎮壓剝削者的反抗。這個任務也遠沒有徹底完成。……
現在，構成目前時局特點的第三個迫切任務提上了日程，這就是組織對俄國的管理。當然，我們在1917年10月25日的第二天，就已經提出并且著手解決這個任務，可是在過去這段時間里，剝削者還采取公開的內戰形式進行反抗，管理的任務不可能成為主要的中心的任務。
——《蘇維埃政權當前的任務》1918年4月;《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76-477頁。
一個社會主義政黨能夠做到大體上完成奪取政權和鎮壓剝削者的事業，能夠做到直接著手管理任務，這在世界歷史上是第一次。我們應該不愧為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的這個最困難的(也是最能收效的)任務的人。應該考慮到，要有成效地進行管理，除了善于說服，除了善于在內戰中取得勝利，還必須善于實際地進行組織工作。這是一項最困難的任務，因為這是要用新的方式去建立千百萬人生活的最深刻的經濟的基礎。這也是一項最能收效的任務，因為只有解決(大體上和基本上解決)這項任務以后，才可以說，俄國不僅成了蘇維埃共和國，而且成了社會主義共和國。
——《蘇維埃政權當前的任務》1918年4月;《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77頁。
資產階級在我國已被擊敗，可是還沒有根除，沒有消滅，甚至還沒有徹底摧毀。因此，同資產階級斗爭的新的更高形式便提到日程上來了，要由繼續剝奪資本家這個極簡單的任務轉到一個更復雜和更困難得多的任務，就是要造成使資產階級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產生的條件。很明顯，這個任務是重大無比的，這個任務不完成，那就還沒有社會主義。
……
有決定意義的事情是對產品的生產和分配組織最嚴格的全民計算和監督。但是在從資產階級手里奪取過來的那些企業、經濟部門和經濟領域中，我們還沒有做到計算和監督。而不做到這一點，◎第479頁◎便談不到實施社會主義的另一個同樣非常重要的物質條件，即在全國范圍內提高勞動生產率。
——《蘇維埃政權當前的任務》1918年4月;《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79頁。
所謂“暫停”向資本的進攻只能是帶引號的，只是個比喻。在通常的戰爭中，可以下一道暫停進攻的通令，可以實際停止前進。而在反資本的戰爭中，卻不能停止前進，也談不上我們不再繼續剝奪資本。這里講的是改變我們經濟工作和政治工作的重心。在此以前，居首要地位的是直接剝奪剝奪者的措施。現在居首要地位的是在資本家已被剝奪的那些企業和其余一切企業中組織計算和監督。
如果我們現在想用以前的速度繼續剝奪資本，那我們一定會失敗，因為我們組織無產階級的計算和監督的工作顯然落后于直接“剝奪剝奪者”的工作，而這是任何一個有頭腦的人都看得很清楚的。如果我們現在竭盡全力進行組織計算和監督的工作，我們就能解決這個任務，就能彌補疏忽了的事情，就能贏得我們反資本的整個“戰役”。
……
第二，當時我們不能把管理的方法擺在首要地位來代替鎮壓的方法，還因為管理的藝術并不是人們生來就有，而是從經驗中得來的。當時我們還沒有這種經驗。而現在已經有了。第三，當時我們還不可能支配各種學術和技術領域的專家，因為他們或者是在鮑加耶夫斯基之流的隊伍中作戰，或者是還能用怠工不斷進行頑強的消極反抗。……
……我們用鎮壓的方法獲得了勝利，我們也能夠用管理的方法獲得勝利。形勢改變了，對敵斗爭的方法也要善于改變。我們一分鐘也不放棄采用“赤衛隊”鎮壓薩文柯夫之流和格格奇柯利之流先生們以及其他一切地主和資產階級反革命分子。可是，我們并不會如此愚蠢，竟在需要用赤衛隊進攻的時代已經基本結束(而且已經勝利地結束)，無產階級國家政權利用資產階級專家來重耕土壤，使它絕不能再生長任何資產階級這種時代已經來到的時候，還把“赤衛隊式的”方法擺在首要地位。
這是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特殊時代，或者確切些說，這是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特殊階段，要徹底戰勝資本，就應該善于使我們的斗爭形式適合這個階段的特殊情況。
沒有各種學術、技術和實際工作領域的專家的指導，向社會主義過渡是不可能的，因為社會主義要求廣大群眾自覺地在資本主義已經達到的基礎上向高于資本主義的勞動生產率邁進。社會主義應該按照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方法——具體些說，用蘇維埃的方法——來實現這種邁進。而專家大多數必然是資產階級的，這是把他們培養成為專家的整個社會生活環境造成的。……由于整個計算和監督工作搞得相當“晚”，我們雖然已經戰勝了怠工，但還沒有造成使資產階級專家受我們支配的局面;大多數怠工者雖然“上班”了，但是國家要利用優秀的組織家和最大的專家只有兩種方式：或是按照舊的方式，資產階級的方式(即付給高額報酬)，或是按照新的方式，無產階級的方式(即造成全民計算和自下而上的監督的局面，這樣就必然而且自然地使這些專家服從，并把他們吸引過來)。
現在我們不得不采用舊的資產階級的方式，同意對資產階級最大的專家的“服務”付給高額報酬。熟悉情況的人都看到了這一點，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仔細考慮到無產階級國家采用這種辦法的意義。顯然，這種辦法是一種妥協，是對巴黎公社和任何無產階級政權的原則的背離，這些原則要求把薪金降到中等工人工資的水平，要求在事實上而不是在口頭上同名利思想作斗爭。
不僅如此。顯然，這種辦法不只是在一定的部門和一定的程度上暫停向資本的進攻(因為資本不是一筆貨幣，而是一定的社會關系)，而且還是我們社會主義蘇維埃國家政權后退了一步，因為這個政權一開始就曾宣布并實行了把高額薪金降低到中等工人工資水平的政策。
……用非常高的薪金吸引資產階級專家是對公社原則的背離，如果對群眾隱瞞這一點，那就是墮落到資產階級政客的水平，那就是欺騙群眾。公開說明我們怎樣和為什么后退了一步，然后公開討論，有什么辦法可以彌補疏忽了的事情，——這就是教育群眾，同他們一塊從實際經驗中學習建設社會主義。在歷史上任何一次勝利的戰役中，勝利者未必沒有犯過個別的錯誤，遭受過局部的失敗，在某一方面和某一地方暫時后退過。……
……試問，為了按照最新的科學技術改組國民勞動，蘇維埃共和國每年花費5000萬或1億盧布，能不能說是花費過多或擔負不起呢?當然不能。絕大多數覺悟的工人農民會贊成花這筆錢，因為他們從實際生活中認識到：我們的落后使我們不能不損失數十億盧布，而在組織、計算和監督方面，我們還沒有達到能使資產階級知識界的“明星”人人自愿來參加我們的工作的程度。
當然，問題還有另外一面。高額薪金的腐化作用既影響到蘇維埃政權(尤其在急劇變革的情況下，不會沒有相當數量的冒險家和騙子混入這個政權，他們和各種委員當中那些無能的或者無恥的人，也是樂意充當“明星”——盜竊公產的“明星”的)，也影響到工人群眾，這是無可爭辯的。可是，每一個有頭腦的正直的工人和貧苦農民都會同意我們的做法，都會認識到：要一下子擺脫資本主義的遺毒是辦不到的;要使蘇維埃共和國免除5000萬或1億盧布的“貢賦”(因我們在組織全民計算和自下而上的監督工作上的落后而付出的貢賦)，就只有組織起來，整頓自己隊伍的紀律，清除自己行列中一切“保存資本主義遺產”、“拘守資本主義傳統”的人，即清除一切懶漢、寄生蟲、公產盜竊者(現在一切土地、一切工廠、一切鐵路都是蘇維埃共和國的“公產”)。……我們工人農民通過利用資產階級專家，自己愈快地學會最好的勞動紀律和高級勞動技術，我們就能愈快地免除向這些專家交納的一切“貢賦”。
——《蘇維埃政權當前的任務》1918年4月;《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1-485頁。
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的重心正在轉移到組織這種計算和監督的工作上來。只有從這一點出發，才能在銀行國有化、壟斷對外貿易、國家監督貨幣流通、征收在無產階級看來是適當的財產稅和所得稅以及在實行勞動義務制方面，正確規定經濟政策和財政政策的當前任務。
在這些方面(而這都是極其重要的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工作上，我們還極為落后。其所以落后，正是因為整個計算和監督沒有充分地組織起來。自然，這是最困難的任務中的一項任務，在戰爭所造成的經濟破壞的情形下，這項任務只有經過長時期才能解決，可是，不能忘記，資產階級，尤其是人數眾多的農民小資產階級，恰恰是在這里同我們進行最嚴重的較量，他們破壞正在建立的監督，例如破壞糧食壟斷，奪取陣地進行投機活動和投機買賣。
——《蘇維埃政權當前的任務》1918年4月;《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5頁。
千百年來，國家都是壓迫人民和掠奪人民的機關，它留給我們的遺產是群眾對國家的一切極端仇視和不信任。克服這一點，是個非常困難的任務，只有蘇維埃政權才能勝任，然而就是蘇維埃政權也需要經過很長的時間和堅韌不拔的努力。在計算和監督的問題上，即在推翻資產階級以后社會主義革命立即面臨的這個根本問題上，這個“遺產”的影響表現得特別尖銳。推翻地主和資產階級之后第一次感受到自由的群眾，必然要經過一段時間才能認識(不是根據書本，而是根據親身的蘇維埃的經驗)并且感受到：對產品的生產和分配不實行全面的國家計算和監督，勞動者的政權、勞動者的自由就不能維持，重新受資本主義的壓迫就不可避免。
資產階級尤其是小資產階級的一切習慣和傳統，也是反對國家監督而主張“神圣的私有財產”和“神圣的”私有企業不可侵犯。現在我們看得特別明顯：馬克思主義關于無政府主義和無政府工團主義是資產階級思潮的論點是多么正確，這些思潮同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和共產主義的矛盾是多么不可調和。努力把由蘇維埃即國家實行監督和計算的思想灌輸到群眾中去，力求實現這種思想，力求破除把獲得衣食看作“私”事，把買賣看作“只是與我有關”的這種舊時惡習，——這是一場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極其偉大的斗爭，是社會主義自覺性反對資產階級無政府主義自發性的斗爭。
——《蘇維埃政權當前的任務》1918年4月;《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7頁。
在產品的生產和分配方面沒有表報，沒有監督，就是扼殺社會主義的幼芽，就是盜竊公產(因為現在一切財產都屬于公家，而公家也就是蘇維埃政權，即大多數勞動群眾的政權);對計算和監督漫不經心就是直接幫助德國的和俄國的科爾尼洛夫之流，因為只有在我們解決不了計算和監督的任務的情況下，這些人才能推翻勞動者的政權，他們正在全體農民資產階級的幫助下，在立憲民主黨人、孟什維克、右派社會革命黨人的幫助下“窺伺著”我們，待機而動。
——《蘇維埃政權當前的任務》1918年4月;《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8頁。
社會主義國家只能在以下情況下產生：它已經成為一個生產消費公社網，這些公社誠實地計算自己的生產和消費，節省勞動，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因而能夠把工作日縮短到每天7小時或6小時以至更少。
——《蘇維埃政權當前的任務》1918年4月;《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8頁。
在任何社會主義革命中，當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任務解決以后，隨著剝奪剝奪者及鎮壓他們反抗的任務大體上和基本上解決，必然要把創造高于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的根本任務提到首要地位，這個根本任務就是：提高勞動生產率，因此(并且為此)就要有更高形式的勞動組織。……
提高勞動生產率，首先需要保證大工業的物質基礎，即發展燃料、鐵、機器制造業、化學工業的生產。……
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另一種條件就是：第一，提高居民群眾的文化教育水平。……
——《蘇維埃政權當前的任務》1918年4月;《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90-491頁。
在這一方面，我們的情況特別不好，要是相信那些被資產階級嚇倒或為私利而替資產階級效勞的人的說法，甚至是沒有希望的。這些人不懂得，從來沒有而且也不會有一種革命是不被舊事物擁護者責罵為崩潰和無政府狀態等等的。自然，剛剛擺脫空前殘酷壓迫的群眾，他們的情緒是沸騰激昂的;要群眾培植出勞動紀律的新基礎是一個很長的過程，在沒有完全戰勝地主和資產階級以前，這種工作甚至還不可能開始。
我們絕不受資產者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對保住自己舊有的特權已經絕望)所散布的、往往是制造出來的那種悲觀失望情緒的影響，可是，無論如何我們都不應該掩蓋明顯的壞事。恰恰相反，我們要揭發它，加強用蘇維埃的方法同它斗爭，因為如果無產階級自覺的紀律性不能戰勝自發的小資產階級無政府狀態——克倫斯基分子和科爾尼洛夫分子可能復辟的真正保證，社會主義的勝利便不能設想。
——《蘇維埃政權當前的任務》1918年4月;《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91頁。
大飛躍時代真正應該注意的是：舊事物的碎片極多，并且有時比新事物的幼芽(不是常常可以一眼看到的)的數量積累得更快，這就要求我們善于從發展路線或鏈條中找出最重要的環節。有這樣的歷史時刻，當時為了取得革命的勝利，最重要的是多積累一些碎片，就是多破壞些舊機構;也有另一種時刻，即在破壞已經夠了的時候，那就需要做些“平凡的”工作(在小資產階級革命家看來是“枯燥無味的”工作)，清除地面上的碎片;還有一種時刻，這時最重要的是精心照料在瓦礫還沒有清除干凈的地面上從碎片底下生長出來的新事物的幼芽。
僅僅一般地做一個革命者和社會主義擁護者或者共產主義者是不夠的。必須善于在每個特定時機找出鏈條上的特殊環節，必須全力抓住這個環節，以便抓住整個鏈條并切實地準備過渡到下一個環節;而在這里，在歷史事變的鏈條里，各個環節的次序，它們的形式，它們的聯接，它們之間的區別，都不像鐵匠所制成的普通鏈條那樣簡單和粗陋。
——《蘇維埃政權當前的任務》1918年4月;《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05-506頁。
蘇維埃同“人民”之間，即同被剝削勞動者之間的聯系的牢固性，以及這種聯系的靈活性和伸縮性，是消除蘇維埃組織的官僚主義弊病的保證。即使是世界上民主制最完善的資本主義共和國的資產階級議會，貧民也從不把它看成是“自己的”機關。而蘇維埃在工農群眾看來，則是“自己的”，而不是別人的。無論是謝德曼式的，或者是同他們如出一轍的馬爾托夫式的現代“社會民主黨人”，都厭惡蘇維埃，羨慕體面的資產階級議會或立憲會議，正如60年前屠格涅夫羨慕溫和的君主貴族立憲制，而厭惡杜勃羅留波夫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農夫民主制一樣。
正是蘇維埃同勞動“人民”的親密關系，造成一些特殊的罷免形式和另一種自下而上的監督，這些現在應該大力加以發展。……
——《蘇維埃政權當前的任務》1918年4月;《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06頁。
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是我國社會主義的主要敵人。
——《論“左派”幼稚病和小資產階級》1918年5月5日;《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1頁。
沒有建筑在現代科學最新成就基礎上的大資本主義技術，沒有一個使千百萬人在產品的生產和分配中嚴格遵守統一標準的有計劃的國家組織，社會主義就無從設想。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從來都是這么說的，而對那些甚至連這點都不了解的人(無政府主義者和至少半數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是不值得多費唇舌的。
——《論“左派”幼稚病和小資產階級》1918年5月5日;《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5-526頁。
隨著全部權力——這一次不僅是政治權力，而且主要的甚至不是政治權力，而是經濟權力，即涉及人們日常生活最深基礎的權力——轉歸新的階級，而且是轉歸人類歷史上第一次領導大多數人民即全體被剝削勞動群眾的階級，我們的任務就變得復雜起來了。不言而喻，在組織任務極其重要而又極其困難的情況下，當我們必須完全按照新的方式來組織億萬人生活的最深基礎的時候，十分明顯，這里沒有可能像俗話所說“七次量，一次裁”那樣簡單地處理事情。實際上，我們不能預先量很多次，然后再裁剪和縫制已經完全量好的衣料。我們必須在工作進程中考查這些或那些機關，在實踐中觀察它們，用勞動者集體的共同經驗，而主要是用工作結果的經驗來檢查它們，我們必須在工作進程本身中，而且是在剝削者進行殊死斗爭和瘋狂反抗的情況下(我們愈是接近徹底拔掉資本主義剝削制的最后幾個壞牙，這些剝削者也就愈加瘋狂)，來建造我們的經濟大廈。顯然，在這種條件下，根本沒有理由悲觀失望，雖然我們有時甚至在一個短時期內要幾次改組國民經濟各種部門進行管理的形式、規章和機構，——自然，這是資產階級和高貴的感情受到侮辱的剝削者老爺們進行惡毒攻擊的一個充足的理由。當然，由于有時三番五次地改變管理的規章、準則和法規，那些最接近和最直接參加這種工作的人，例如水運總管理局的人，自然有時覺得很不愉快，對這樣做不可能太滿意。可是，如果稍微拋開因法令過于頻繁改動而直接引起的不愉快，如果目光稍微放遠些去看看俄國無產階級暫時還只能依靠本身不足的力量去完成的偉大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事業，那么立刻就會明白：甚至作更多次的改動，在實踐中對各種管理制度和整頓紀律的各種規定進行試驗，都是不可避免的;在這樣的偉大的事業中，我們決不能要求，而且無論哪個談論未來遠景的有卓見的社會主義者也從來不會想到，我們能夠根據某種預先作出的指示立即構思出和一下子規定出新社會的組織形式。
我們所知道的一切，洞悉資本主義社會的最優秀的學者、預見到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的最大的思想家給我們準確地指出的一切，就是社會的改造在歷史上必然要經過一段很長的路程，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命運已為歷史所注定，它必將崩潰，剝削者必然要被剝奪。這個道理已經以科學的精確性闡明了。當我們舉起社會主義旗幟，宣布自己是社會主義者，建立社會主義政黨，著手改造社會的時候，我們就知道這個道理了。當我們取得政權以便著手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時候，我們就知道這個道理了，但是，無論改造的形式或具體改造的發展速度，我們都不可能知道。只有集體的經驗，只有千百萬人的經驗，才能在這方面給我們以決定性的指示，這是因為對于我們的事業，對于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以前無論在地主社會還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左右歷史的成千上萬上層分子的經驗都是不夠的。我們之所以不能這樣做，正是因為我們依靠共同的經驗，千百萬勞動者的經驗。
所以我們知道，作為蘇維埃的主要的、根本的和基本的任務的組織工作，必然會要求我們進行許多試驗，采取許多步驟，作出許多變動，使我們遇到許多困難，尤其是在怎樣使人人各得其所方面，因為在這方面我們沒有經驗，需要我們自己來定出每一個步驟，而我們在這條道路上的錯誤愈是嚴重，我們就愈是堅信：隨著工會會員人數每增加一次，隨著一直遵照傳統和習慣生活的被剝削勞動者從他們的營壘轉到蘇維埃組織建設者營壘的人數每增加幾千人，幾十萬人，能夠適應工作需要并能使工作步入正軌的人數也會增加。
——《在全俄國民經濟委員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1918年5月;《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版，第544-546頁。
在一切論述過這個問題的社會主義者當中，我不記得在我所知道的任何一本社會主義者的著作或杰出的社會主義者關于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意見中曾經談到，已經奪得了政權的工人階級在它著手把資本主義所積累的一切最豐富的、從歷史的角度講對我們是必然需要的全部文化、知識和技術由資本主義的工具變成社會主義的工具時，會遇到哪些具體實際的困難。這用一般的公式，用抽象的對比來談是容易的，可是在反對資本主義的斗爭中(資本主義并不會馬上死亡，而且它愈是接近死亡，就愈是瘋狂地進行反抗)，這個任務是極其困難的。我們在這方面進行試驗，屢次修改局部的錯誤，這是不可避免的，因為我們還不能在國民經濟的哪一個部門中，馬上把專家由資本主義的服務者變成勞動群眾的服務者，變成勞動群眾的顧問。如果我們不能馬上做到這一點，那也絲毫不會使我們悲觀失望，因為我們給自己提出的任務，是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困難任務。我們并沒有閉眼不看這件事實：我們單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在一個國家內全部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的，即使這個國家遠不像俄國這樣落后，即使我們所處的條件比經過四年空前艱苦、破壞慘重的戰爭以后的條件要好得多。
——《在全俄國民經濟委員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1918年5月;《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版，第547頁。
資產階級受到資產階級議會制的熏陶最多，它也最喜歡用這種制度去熏陶群眾，可是蘇維埃運動、爭取蘇維埃政權的運動顯然已在群眾中醞釀成熟了。蘇維埃運動已不僅是無產階級政權的俄國形式。它已成了國際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陣地，成了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發展進程中的第二步。第一步是巴黎公社。巴黎公社表明，工人階級只有通過專政，用暴力鎮壓剝削者，才能到達社會主義。這是巴黎公社表明的最重要的一點。這就是說，工人階級走向社會主義，不能通過舊的議會制的資產階級民主國家，而只能通過徹底粉碎了議會制和官吏機構的新型國家。
……
……因為我們知道，在資本主義社會里，是資產階級在統治，資本主義社會能產生，正是由于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和經濟上掌握了權力。不是無產階級政權，就是資產階級專政。任何中間的選擇都是短命的，在稍微重大一點的問題上都是行不通的。鼓吹獨立、鼓吹一般民主的人，都是有意無意地以某種中間的、階級之間的、超階級的東西為前提。在任何場合下，這都是自欺欺人，都是掩蓋下列事實：只要資本家的政權還存在，只要資本家的生產工具所有制還存在，那么民主可以有多有少，民主的文明程度可以有高有低，實際上始終是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我們可以更清楚更明顯地看到每一個大的矛盾怎樣爆發成了內戰。
——《在全俄工會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919年1月20日)，《列寧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年，第430、431頁。
這條論據使用了“一般民主”和“一般專政”的概念，而沒有提到是哪一個階級的民主和專政。這樣站在非階級的或超階級的、似乎是全民的立場上提問題，就是公然嘲弄社會主義的基本學說——階級斗爭學說，那些投靠資產階級的社會黨人口頭上承認這一學說，實際上卻把它忘記了。因為在任何一個文明的資本主義國家中都沒有“一般民主”，而只有資產階級民主;這里所說的專政也不是“一般專政”，而是被壓迫階級即無產階級對壓迫者和剝削者即資產階級的專政，其目的是戰勝剝削者為保持自己的統治而進行的反抗。
——《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文獻—2、關于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提綱和報告》(1919年3月4日);《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2頁。
……不僅在東歐各國，而且在西歐各國，不僅在戰敗國，而且在戰勝國(例如在英國)，蘇維埃運動都在日益廣泛地展開，這個運動無非是以建立新式民主即無產階級民主為目的的運動，這個運動是向無產階級專政、向共產主義的完全勝利邁出的最重要的一步。
——《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文獻—4、閉幕詞》(1919年3月6日);《列寧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年，第503頁。
第一，就是擺在任何社會主義革命面前的內部組織任務。社會主義革命和資產階級革命的區別就在于：在資產階級革命時已經存在資本主義關系的現成形式，而蘇維埃政權，即無產階級政權，卻沒有這樣現成的關系，有的僅是那些實際上只包括一小部分高度集中的工業而很少觸及農業的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形式。組織計算，監督各大企業，把全部國家經濟機構變成一架大機器，變成一個使億萬人都遵照一個計劃工作的經濟機體，——這就是落在我們肩上的巨大組織任務。根據目前的勞動條件，這個任務無論如何不能象我們從前解決內戰任務那樣用高呼“烏拉”的方式來解決。任務本身的性質不允許采用這種解決方式。
我要講的最后一點是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和剝奪選舉權的問題。我們的憲法承認無產階級比農民占有優越地位，并剝奪剝削者的選舉權。西歐純粹民主派攻擊我們最厲害的就是這一點。我們過去和現在都是這樣回答他們：你們忘記了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原理，忘記了你們談的是資產階級民主，而我們卻已經實行了無產階級民主。在吸收工人和貧苦農民參加國家管理方面，蘇維埃共和國過去幾個月所做的事情，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連十分之一也沒有做到的。這是絕對真理。誰也不會否認：我們在實行真正的而不是紙上的民主方面、在吸收工農參加管理方面所做的事情，是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共和國在幾百年內沒有做到而且不可能做到的。這就決定了蘇維埃的意義，由于這一點，蘇維埃就成了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口號。
但這絲毫不能使我們擺脫由于群眾文化程度不夠而碰到的困難。對于剝奪資產階級選舉權的問題，我們決沒有從絕對的觀點來看，因為在理論上完全可以假設：無產階級專政將處處鎮壓資產階級，而又不剝奪資產階級的選舉權。在理論上完全可以這樣設想，所以我們不把我們的憲法提出來作為其他國家學習的榜樣。我們只是說，誰認為不必鎮壓資產階級就可以過渡到社會主義，誰就不是社會主義者。把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來鎮壓是必要的，但剝奪它的選舉權和平等權利則不是必要的。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文獻》1919年3月，《列寧選集》1995年第3卷第771頁
毫無疑問，在匈牙利革命的特殊條件下，生吞活剝地全盤照搬我們俄國的策略，會是一種錯誤，我必須告誡您防止這一錯誤，但是，我想知道，您認為切實的保證是什么。
——《給貝拉庫恩的電報記錄》(1919年3月23日);《列寧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年，第205頁。
承認階級斗爭的必要性的馬克思主義說：人類只有經過無產階級專政，才能達到社會主義。專政，這是一個殘酷的、嚴峻的、血腥的、痛苦的字眼，這樣的字眼是不能隨便亂講的。社會主義者提出了這樣的口號，是因為他們知道，除非進行殊死的無情的斗爭，剝削階級是不會投降的，它將用各種好聽的字眼來掩蓋自己的統治。
——《在全俄社會教育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2、關于用自由平等口號欺騙人民》(1919年5月);《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813頁。
我們要爭取的平等就是消滅階級。因此也要消滅工農之間的階級差別。這正是我們的目的。工農之間還有階級差別的社會，既不是共產主義社會，也不是社會主義社會。當然，從一定的意義上來解釋社會主義這個字眼，是可以把這種社會叫作社會主義社會的，但這是一種詭辯，是字眼上的爭論。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爭論字眼是沒有必要的。有一點很清楚：只要工農之間的階級差別還存在，我們就不能無所顧忌地談論平等，以免為資產階級張目。
——《在全俄社會教育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2.關于用自由平等口號欺騙人民》1919年5月19日，《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16-817頁。
偉大的革命，即使像法國大革命那樣以和平方式開始，也是以反革命資產階級所發動的瘋狂戰爭而告終。如果從階級斗爭的觀點來看待這個問題，而不是從自由、平等、勞動民主派和多數人的意志這一套市儈的空談，即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這類“民主派”用以款待我們的愚蠢的市儈空談來看，情況也只能是這樣。以和平方式發展到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而在目前這個時期，在帝國主義戰爭之后，來談什么和平發展，是很可笑的，特別是在一個經濟遭到破壞的國家里。
——《在全俄社會教育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2、關于用自由平等口號欺騙人民》(1919年5月);《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821頁。
全人類的首要的生產力就是工人，勞動者。
——《在全俄社會教育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2、關于用自由平等口號欺騙人民》(1919年5月);《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821頁。
全部政治經濟學(如果從中學到一點什么的話)、全部革命史、整個19世紀全部政治發展史都告訴我們，農民不是跟工人走，就是跟資產者走。他們不能走別的道路。當然，這種說法在某些民主派聽來也許是不堪入耳，因為他們認為我是出于馬克思主義者的惡意誣蔑農民。農民占多數，他們是勞動者，竟不能走自己的道路!為什么呢?
要是你們不知道為什么，我就奉勸這樣的先生們去讀一讀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入門，讀一讀考茨基對馬克思學說的敘述，去想一想18世紀和19世紀任何一次大革命的發展和19世紀任何一個國家的政治史吧。它會告訴你們為什么。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是這樣的：能夠成為統治力量的只有資本或打倒資本的無產階級。
——《在全俄社會教育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2、關于用自由平等口號欺騙人民》(1919年5月);《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825頁。
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質不僅在于暴力，而且主要不在于暴力。它的主要實質在于勞動者的先進部隊、先鋒隊、唯一領導者即無產階級的組織性和紀律性。無產階級的目的是建成社會主義，消滅社會的階級劃分，使社會全體成員成為勞動者，消滅一切人剝削人現象的基礎。這個目的不是一下子可以實現的，這需要一個相當長的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因為改組生產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因為根本改變生活的一切方面是需要時間的，因為按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方式經營的巨大的習慣勢力只有經過長期的堅忍的斗爭才能克服。所以馬克思說，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時期是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
——《向匈牙利工人致敬》，1919年5月27日，《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35頁
在整個過渡時期中，反抗這個變革的，有自覺進行反抗的資本家及其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為數眾多的走卒，也有往往是不自覺地進行反抗的大批過分拘守小資產階級習慣和傳統的勞動者(包括農民在內)。這些階層的動搖是不可避免的。
——《向匈牙利工人致敬》，1919年5月27日，《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35-836頁
農民作為勞動者，傾向于社會主義，更愿意要工人專政而不要資產階級專政。農民作為糧食出售者，傾向于資產階級，傾向于自由貿易，就是說，要退到“慣常的”、舊有的、“歷來的”資本主義去。
——《向匈牙利工人致敬》，1919年5月27日，《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36頁
要使無產階級能引導農民和一切小資產階級階層前進，就必須有無產階級專政，必須有一個階級的政權，必須有這個階級的組織性和紀律性的力量，必須有這個階級的以資本主義文化、科學、技術的一切成果為基礎的集中的實力，必須以無產階級感情體會一切勞動者的心理，并在農村或小生產中的渙散的、不夠開展的、政治上不夠穩定的勞動者面前具有威信。在這里，像市儈化的社會沙文主義者和考茨基派所喜好的那樣，空談一般“民主”，空談“統一”或“勞動民主派的統一”，空談一切“勞動者的”“平等”等等，是無濟于事的。空談只能蒙蔽眼睛，蒙蔽意識，鞏固資本主義、議會制、資產階級民主制的因循守舊的習氣。
——《向匈牙利工人致敬》，1919年5月27日，《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36頁
消滅階級要經過長期的、艱難的、頑強的階級斗爭。在推翻資本權力以后，在破壞資產階級國家以后，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以后，階級斗爭并不是消失(如舊社會主義和舊社會民主黨中的庸人所想象的那樣)，而只是改變它的形式，在許多方面變得更加殘酷。
……
要消滅階級，就需要一個階級的專政時期，一個被壓迫階級的專政時期，這個階級不僅能推翻剝削者，不僅能無情地鎮壓剝削者的反抗，而且能在思想上與全部資產階級民主觀念，與關于自由平等的一切市儈空談決裂(實際上，馬克思早已指出，這種空談意味著商品所有者的“自由平等”，即資本家和工人的“自由平等”)。
——《向匈牙利工人致敬》，1919年5月27日，《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36-837頁
有能力用自己的專政來消滅階級的，只有這樣一個被壓迫階級，它被幾十年反對資本的罷工斗爭和政治斗爭教育、聯合、培養和鍛煉出來，它吸取了城市的、工業的、大資本主義的全部文化，有決心和本領來捍衛這種文化并保存、發展其全部成果，使之為全體人民、全體勞動者所享用，它經受得住歷史所必然加在那些與過去決裂而大膽開拓通向新的未來的道路的人們身上的一切重擔、考驗、苦難和巨大犧牲，它的優秀分子十分仇恨和鄙棄一切市儈的庸俗的東西，十分仇恨和鄙棄這些在小資產階級、小職員和“知識分子”身上表現得很突出的品質，它“經過了勞動學校的鍛煉”而善于使一切勞動者和誠實的人尊重自己的勞動能力。
——《向匈牙利工人致敬》，1919年5月27日，《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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