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結論：“市場”這一概念和社會分工(即馬克思所說的“任何商品生產〈我們加上一句，因而也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共同基礎”)這一概念是完全分不開的。哪里有社會分工和商品生產，那里就有“市場”;社會分工和商品生產發展到什么程度，“市場”就發展到什么程度。市場量和社會勞動專業化的程度有不可分割的聯系。

　　“這個產品只有通過貨幣，才取得一般的社會公認的等價形式，而貨幣又在別人的口袋里。為了把貨幣吸引出來，商品首先應當對于貨幣所有者是使用價值，就是說，用在商品上的勞動應當是以社會有用的形式耗費的，或者說，應當證明自己是社會分工的一部分。但分工是自然形成的生產機體，它的纖維在商品生產者的背后交織在一起，而且繼續交織下去。商品可能是一種新的勞動方式的產品，它聲稱要去滿足一種新產生的需要，或者想靠它自己去喚起一種需要。一種特殊的勞動操作，昨天還是同一個商品生產者許多職能中的一種職能，今天就可能脫離這種聯系，獨立起來，從而把它的局部產品當作獨立商品送到市場上去。”(《資本論》第1卷第85頁。 黑體是我用的)

　　因此，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市場發展的限度決定于社會勞動專業化的限度。而這種專業化，按其實質來說，正象技術的發展那樣沒有止境。要把制造整個產品的某一部分的人類勞動的生產率提高，就必須使這部分的生產專業化，使它成為一種制造大量產品因而可以(而且需要)使用機器等等的專門生產。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社會的技術進步表現在勞動社會化上面，而這種社會化必然要求生產過程中的各種職能的專業化，要求把分散的、孤立的、在從事這一生產的每個作坊中各自重復著的職能，變為社會化的、集中在一個新作坊的、以滿足整個社會需要為目的的職能。

　　——《論所謂市場問題》1893年秋，《列寧全集》第2版第1卷第79-80頁

　　上述一切絲毫也不否定資本主義國家沒有國外市場就不能生存的論點。在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生產和消費的平衡只有經過一系列的波動才能達到;生產規模越大，它所依靠的消費者范圍越廣，這些波動也就越厲害。因此很明顯，當資產階級的生產達到很高的發展程度時，它就不可能局限于本國的范圍：競爭迫使資本家不斷擴大生產并為自己找尋大量推銷產品的國外市場。資本主義國家必須有國外市場，顯然絲毫不違背下述這個規律，即市場不過是商品經濟中社會分工的表現，因而它也和分工一樣能夠無止境地發展;這正如危機絲毫不違背價值規律一樣。

　　——《論所謂市場問題》1893年秋，《列寧全集》第2版第1卷第80-81頁

　　生產資料增長最快這個規律的全部意義和作用就在于：機器勞動代替手工勞動(總的說來，就是機器工業時代的技術進步)要求加緊發展煤、鐵這些真正“制造生產資料的生產資料”的生產。該文作者不懂得這個規律的意義，只看到過程的圖解，而沒有看到過程的真正內容。

　　——《論所謂市場問題》1893年秋，《列寧全集》第2版第1卷第83頁

　　必須把“市場問題”從“可能”和“應當”這種毫無裨益的臆測中移到現實的基礎上來，移到研究和解釋俄國經濟制度怎樣形成、為什么正是這樣形成而不是那樣形成的基礎上來

　　——《論所謂市場問題》1893年秋，《列寧全集》第2版第1卷第89頁

　　恩格斯在反駁攻擊馬克思辯證法的杜林時說：馬克思從未打算用黑格爾的三段式來“證明”任何事物，馬克思只是研究和探討現實過程，馬克思認為理論符合現實是理論的唯一標準。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它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人》1894年春夏，《列寧選集》第2版第1卷第31頁

　　誰都知道，科學社會主義其實從未描繪過任何未來的遠景，它僅限于分析現代資產階級制度，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組織的發展趨勢，如此而已。馬克思早在1843年就寫道：“我們并不向世界說：’停止斗爭吧，你的全部斗爭都是無謂之舉’，而是給它一個真正的斗爭口號。我們只向世界指明它究竟為什么而斗爭;而意識則是世界應該具備的東西，不管世界愿意與否”(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8頁。--編者注)，并且馬克思嚴格地執行了這個綱領。

　　誰都知道，例如《資本論》這部敘述科學社會主義的主要的和基本的著作，對于未來只是提出一些最一般的暗示，它考察的只是未來的制度所由以長成的那些現有的因素。誰都知道，在未來的遠景方面，從前的社會主義者所寫的東西多得多，他們極詳細地描繪了未來的社會，想以這種制度的美景吸引人類，說那時人們不需要有斗爭，那時人們的社會關系不是建立在剝削上，而是建立在合乎人的本性條件的真正進步原則上。

　　盡管有一大批敘述過這種思想的極有才華的人物和堅定不移的社會主義者，然而，只要大機器工業還未把工人無產階級群眾卷入政治生活的漩渦，只要工人無產階級斗爭的真正口號還未發現，他們的理論始終是脫離生活的，他們的綱領始終是脫離人民的政治運動的。發現這個口號的是馬克思，是很久以前(1872年)曾被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評為“不是空想主義者，而是嚴肅的有時甚至是枯燥的學者”的馬克思。馬克思發現這個口號，根本不是靠指出什么遠景，而是靠科學地分析現代資產階級制度，說明在這個制度下剝削的必然性，探討這個制度的發展規律。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它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人》1894年春夏，《列寧選集》第2版第1卷第51頁

　　同激進民主派一道去反對專制制度，反對反動的等級和機構，是工人階級的直接責任，社會民主黨人必須使工人階級明了這種責任，同時又要時時刻刻使工人階級記住：反對這一切制度的斗爭，只是作為促進反資產階級斗爭的手段才是必要的;工人需要實現一般民主主義要求，只是為了掃清道路，以便戰勝勞動者的主要敵人即資本，資本按其本性來說是一種純粹民主主義的制度，但它在我們俄國卻特別傾向于犧牲自己的民主主義，而同反動派勾結起來壓迫工人，更加厲害地阻止工人運動的出現。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它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人》1894年春夏，《列寧選集》第2版第1卷第72頁

　　只要以是否符合社會經濟發展的現實過程作為學說的最高的和唯一的標準，那就不會有教條主義：只要把任務歸結為協助無產階級組織起來，因而“知識分子”的作用就是使特殊的知識分子的領導者成為不需要的人物，那就不會有宗派主義。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它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人》1894年春夏，《列寧選集》第2版第1卷第79頁

　　我覺得是值得的，當然，這不是為了他們，也不是為了“文化界的”公眾，而是為了俄國社會主義者能夠而且應該從這次進攻中取得有益的教訓。這次進攻最明顯最確鑿地證明，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融合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的俄國社會發展時代(例如車爾尼雪夫斯基時代就是如此)已一去不復返了。那種認為俄國民主主義者思想和社會主義者思想似乎沒有深刻的質的區別的看法(這種看法到現在還多少存在于俄國社會主義者中間，使他們的理論和實踐都受到極壞的影響)，現在已根本沒有存在的基礎了。

　　完全相反，這兩種思想之間橫著一條鴻溝，俄國社會主義者早就應該懂得這點了，早就應該懂得同民主主義者的思想完全和徹底決裂的必然性和絕對的必要性了。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它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人》1894年春夏，《列寧全集》第2版第1卷第236頁

　　要知道，反對剝削勞動者的抗議和斗爭，目的在于完全消滅這種剝削的斗爭，才叫作社會主義，而“擁護份地”則是主張農民贖買以前由他們支配的全部土地。即使不是主張贖買，而是主張無代價地把農民在改革前所占有的全部土地留歸農民，那也還是沒有半點社會主義，因為這種農民土地所有制(在封建時期形成的)，在西歐各地也和在我們俄國一樣，都是資產階級社會的基礎。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它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人》1894年春夏，《列寧全集》第2版第1卷第237頁

　　革命現在日益顯露出農民的兩重地位和兩重作用。一方面，在貧苦農民空前貧困和破產的情況下，存在著徭役經濟的大量殘余和農奴制的各種殘余，這充分說明了農民革命運動的泉源之深，農民群眾革命性的根基之深。另一方面，無論在革命進程中，在各種政黨的性質中，或者在許多政治思想流派中，都顯現出農民群眾的有內在矛盾的階級結構，他們的小資產階級性，他們內部的業主傾向與無產者傾向的對抗性。變窮了的小業主在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和革命的無產階級之間的動搖不定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在任何資本主義社會中下述現象是不可避免的一樣：為數甚少的小生產者發財致富，“出人頭地”，變成資產者，而絕大多數的小生產者不是完全破產變成雇傭工人或赤貧者，就是永遠生活在無產階級狀況的邊緣。本書論證了農民中這兩種傾向的經濟基礎。

　　不言而喻，在這種經濟基礎上的俄國革命，必然是資產階級革命。馬克思主義的這一原理是顛撲不破的。無論什么時候都不能忘記這一原理。無論什么時候都必須把它應用到俄國革命的一切經濟和政治問題上去。

　　但必須善于應用它。只有具體分析各種階級的地位和利益，才能確定這個真理應用于某一問題上的確切意義。在以普列漢諾夫為首的右翼社會民主黨人中間，卻時常出現一種相反的推論方法，即他們力圖在關于我國革命基本性質的一般真理的單純邏輯發展中去尋找具體問題的答案，這是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并且完全是對辯證唯物主義的嘲弄。例如有些人從關于我國革命性質的一般真理中得出結論說，“資產階級”在革命中起領導作用，或者說社會主義者必須支持自由主義者;對于這些人，馬克思大概會把他一度引用過的海涅的話重復一遍說：“我播下的是龍種，而收獲的卻是跳蚤。”

　　——《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1899年3月，《列寧選集》1995年版第1卷第160-161頁

　　在歐洲各國，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最初都是互不相關的。工人同資本家進行斗爭，組織罷工和建立工會，而社會主義者則站在工人運動之外，著書立說，批判現代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的社會制度，要求用更高級的社會主義制度來代替這種制度。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互不相關，使得兩者都軟弱無力，難以發展。社會主義者的學說不同工人斗爭相結合，就只是一種空想，一種善良的愿望，對實際生活不會發生影響;而工人運動則只會陷于零散狀態，不會有政治意義，也不會得到當時先進科學的指導。

　　因此我們看到，歐洲各國已愈來愈趨向于把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結合成一個統一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這樣結合起來，工人的階級斗爭就成了無產階級爭取從有產階級剝削下解放出來的自覺斗爭，而社會主義工人運動的高級形式——獨立的社會民主主義工人政黨也就產生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功績，就是引導社會主義同工人運動結合起來：他們創立的革命理論，闡明了這種結合的必要性，指出了社會主義者的任務就是組織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

　　——《俄國社會民主黨中的倒退傾向》1899年，《列寧全集》第2版第4卷第213頁

　　為什么推翻專制制度應該是俄國工人階級的首要任務呢?這是因為在專制制度下，工人階級不能廣泛地展開自己的斗爭，無論在經濟方面或政治方面都不能奪取任何鞏固的陣地，不能建立鞏固的群眾性的組織，不能在全體勞動群眾面前舉起社會革命的旗幟，也不能教會他們為社會革命而斗爭。只有爭得了政治自由，整個工人階級才能堅決地進行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而這個斗爭的最終目的就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和組織社會主義社會。經過長期斗爭鍛煉的有組織的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才真正是“推翻”資產階級政府的“人的力量和奪取經濟力量”，但是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決不把這種奪取政權看作俄國工人的當前任務。俄國社會民主黨人，一向認為，只有爭得了政治自由，只有廣泛地展開群眾性的斗爭，俄國工人階級才能建立爭取社會主義最終勝利所必需的組織。

　　——《俄國社會民主黨中的倒退傾向》1899年，《列寧全集》第2版第4卷第220頁

　　如果為了爭取改善自己的生活狀況，如果僅僅為了進行這種斗爭，工人就根本不需要社會黨人。在一切國家里都有這樣的工人，他們為改善自己的生活狀況而斗爭，但是絲毫不了解社會主義，甚至還敵視社會主義。

　　——《俄國社會民主黨中的倒退傾向》1899年，《列寧全集》第2版第4卷第229頁

　　社會主義的目的(和實質)是：把土地、工廠等等即全部生產資料變為全社會的財產，取消資本主義生產，代之以按照總的計劃進行有利于社會全體成員的生產。爾·姆·沒有確切地指出這個目的，卻首先指出要發展行業工會和消費合作社，只是順便談了一下社會主義就是要使全部生產資料完全社會化。但是他卻用最顯著的黑體字刊印了伯恩施坦的一句話：“社會主義只是現代社會進一步的高度發展”，這句話不僅沒有說明社會主義的意義和實質，反而把它們弄模糊了。一切自由派和一切資產者無疑是贊成“現代社會發展”的，所以他們都會因為爾·姆·的話而高興。盡管如此，資產者仍是社會主義的敵人。

　　——《俄國社會民主黨中的倒退傾向》1899年，《列寧全集》第2版第4卷第229頁

　　爾·姆·沒有指出現代社會主義提出的實現社會主義的方法即由有組織的無產階級奪取政權，而只是說把生產轉歸他們(工人)進行社會管理或由民主化的社會政權管理，而社會政權民主化的“方法是讓他們〈工人〉積極參與工廠的一切事務會議，參加仲裁法庭，參加一切制定有關工人的法律的各種會議和委員會，參加社會自治機關，以及參加國家的總的代表機關”。由此可見，《工人思想報》的編輯們只是把用和平的方法能夠得到的算作工人社會主義，而排除了革命的方法。這種縮小社會主義和把它變成庸俗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做法，又是背棄俄國全體社會民主黨人和絕大多數歐洲社會民主黨人的觀點而倒退了一大步。

　　當然，工人階級但愿和平地取得政權(我們早就說過，只有受過階級斗爭鍛煉的有組織的工人階級才能這樣取得政權)，但是無論從理論上或從政治實踐的觀點來看，無產階級放棄用革命的方法奪取政權，就是輕率的行為，就是對資產階級和一切有產階級的可恥讓步。資產階級不會對無產階級實行和平的讓步，一到緊要關頭，他們就會用暴力保衛自己的特權，這是很可能的，甚至是極其可能的。那時，工人階級要實現自己的目的，除了革命就別無出路。正因為如此，“工人社會主義”的綱領只是一般地談奪取政權，而不確定奪取政權的方法，因為選擇哪一種方法取決于將來的情況，而將來情況如何我們還不能肯定。但是無論在什么情況下，把和平的“民主化”作為無產階級唯一的活動方式，那么我們再說一遍，就是任意縮小工人社會主義的概念，并且把這一概念庸俗化。

　　——《俄國社會民主黨中的倒退傾向》1899年，《列寧全集》第2版第4卷第230-231頁

　　伯恩施坦主義，即全世界社會主義的敵人，特別是資產階級自由派都抓住不放。

　　——《俄國社會民主黨中的倒退傾向》1899年，《列寧全集》第2版第4卷第231頁

　　在俄國社會民主黨中，不論是它的創立者，即“勞動解放社”的成員，或者是組成“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俄國社會民主主義組織，都始終承認下面兩條基本原理：(1)社會民主黨的實質是組織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目的在于奪取政權，把全部生產資料交給全社會，用社會主義經濟代替資本主義經濟;(2)俄國社會民主黨的任務是建立俄國工人的革命政黨，它的當前目的在于推翻專制制度，爭取政治自由。誰背棄這些基本原理(這些基本原理在“勞動解放社”的綱領和《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宣言》中都有確切的表述)，誰就是背棄社會民主黨。

　　——《俄國社會民主黨中的倒退傾向》1899年，《列寧全集》第2版第4卷第238頁

　　(什么是伯恩施坦主義)

　　社會民主黨應當從主張社會革命的政黨，變成主張社會改良的民主政黨。伯恩施坦提出了一大套頗為嚴整的“新”論據和“新”理由，來為這個政治要求辯護。他否認有可能科學地論證社會主義和根據唯物主義歷史觀證明社會主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他否認大眾日益貧困、日益無產階級化以及資本主義矛盾日益尖銳化的事實;他宣稱“最終目的”這個概念本身就不能成立，并絕對否定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他否認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在原則上的對立;他否認階級斗爭理論，認為這個理論好像不適用于按照多數人意志進行管理的嚴格意義上的民主的社會，等等。

　　可見，要求從革命的社會民主主義堅決轉向資產階級的社會改良主義，就免不了會同樣堅決地轉向用資產階級觀點來批評馬克思主義的一切基本思想。

　　——《怎么辦?》1902年，《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5頁。

　　社會主義意識則是保障我們獲得勝利的唯一基礎。

　　——《怎么辦?》1902年，《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6頁。

　　在歐洲，在各種社會主義學說中間，馬克思主義現在已經取得了完全的統治，而爭取實現社會主義制度的斗爭，幾乎完全是各國社會民主黨領導的工人階級的斗爭。但是以馬克思主義學說為基礎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這個完全的統治，并不是一下子就鞏固起來的，而只是在同各種落后的學說如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等等作了長期斗爭以后，才鞏固起來的。大約30年以前，馬克思主義就是在德國也還沒有取得統治地位，當時在德國占優勢的，老實說，是介于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之間的過渡的、混合的、折中的見解。而在羅馬語國家，如法國、西班牙、比利時，在先進工人中最流行的學說是蒲魯東主義、布朗基主義、無政府主義，這些學說所反映的顯然是小資產者的觀點而不是無產者的觀點。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馬克思主義恰恰在最近幾十年獲得了這個迅速的和完全的勝利呢?現代社會在經濟方面和政治方面的全部發展，革命運動和被壓迫階級的斗爭的全部經驗，都日益證實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正確性。小資產階級的衰落，必定要使一切小資產階級的偏見遲早歸于滅亡，而資本主義的發展和資本主義社會內部階級斗爭的尖銳化，則替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思想作了最好的宣傳。

　　——《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1905年10月)，《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53頁。

　　在俄國，各種落后的社會主義學說之所以根深蒂固，自然是由于俄國落后的緣故。最近25年來的全部俄國革命思想史，就是馬克思主義同小資產階級民粹派社會主義作斗爭的歷史。如果說，俄國工人運動的迅速發展和驚人成就已經使馬克思主義在俄國也得到了勝利，那么，另一方面，無可懷疑的革命的農民運動的發展——特別是1902年著名的小俄羅斯農民起義[303]以后——則使衰落了的民粹主義又稍微活躍起來。用歐洲時髦的機會主義(修正主義、伯恩施坦主義、對馬克思的批判)粉刷一新的陳舊的民粹主義，就是所謂社會革命黨人的全部固有的思想行裝。所以在馬克思主義者同純粹的民粹派以及同社會革命黨人的爭論中，農民問題都占中心地位。

　　民粹主義在一定程度上曾是一種完整的系統的學說。它否認資本主義在俄國的統治;否認工廠工人作為整個無產階級的先進戰士的作用;否認政治革命和資產階級的政治自由的意義;鼓吹立刻從小農經濟的農民村社出發來實行社會主義革命。這種完整的學說現在只剩下一些殘枝敗葉了，但是為了自覺地弄清楚現在的爭論，為了不使這些爭論成為互相謾罵，我們必須時刻注意我國的社會革命黨人之所以迷誤的一個總的和根本的民粹主義的根源。

　　——《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1905年10月)，《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53-654

　　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農民運動恰恰不是社會主義運動，而是民主主義運動。農民運動在俄國也像過去在其他國家一樣，是民主革命的必然伴侶，而民主革命就其社會經濟內容來說是資產階級革命。農民運動絕不反對資產階級制度的基礎，不反對商品經濟，不反對資本。正好相反，它反對農村中的各種舊的、農奴制的、前資本主義的關系，反對農奴制一切殘余的主要支柱——地主土地所有制。因此，這種農民運動的完全勝利不會鏟除資本主義，恰恰相反，它將給資本主義的發展造成更廣泛的基礎，加速和加強純粹資本主義的發展。農民起義的完全勝利，只能造成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支柱，在這個共和國內，無產階級將第一次開展純粹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

　　——《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1905年10月)，《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55頁。

　　“為什么當前的農民運動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運動呢?因為它消滅官吏和地主的政權，建立民主的社會制度，并不改變這個民主社會的資產階級基礎，并不消滅資本的統治。覺悟的工人、社會主義者對于當前的農民運動應當抱什么樣的態度呢?他們應當支持這個運動，最積極地徹底地幫助農民把官吏和地主的政權完全推翻。但是他們同時應當①向農民解釋，單是推翻官吏和地主的政權還不夠。在推翻這個政權的同時，還應當為消滅資本的權力，消滅資產階級的權力作準備，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立即宣傳完全社會主義的即馬克思主義的學說，并且聯合、團結和組織農村無產者去同農民資產階級以及整個俄國資產階級作斗爭。

　　覺悟的工人能不能因為社會主義的斗爭而忘掉民主主義的斗爭，或者因為民主主義的斗爭而忘掉社會主義的斗爭呢?不能，覺悟的工人之所以把自己稱作社會民主主義者，正是因為他們懂得這兩種斗爭的相互關系。他們知道，除了經過民主主義，經過政治自由以外，沒有其他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因此，他們為了要達到最終的目的社會主義，就力求完全而徹底地實現民主主義。

　　為什么民主主義斗爭的條件和社會主義斗爭的條件是不一樣的呢?因為在這兩種斗爭中，工人的同盟者必定是不同的。民主主義斗爭是工人同一部分資產階級，特別是同小資產階級一起進行的;而社會主義斗爭則是工人反對整個資產階級的斗爭。反對官吏和地主的斗爭，可以而且應當同全體農民，甚至同富裕農民、中等農民一起進行。而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同樣也是反對富裕農民的斗爭，卻只能同農村無產階級一起才能可靠地進行。

　　——《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1905年10月)，《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57頁。

　　許多世紀以來，甚至幾千年以來，人類就有過“立即”消滅所有一切剝削的愿望。但是，在全世界千百萬被剝削者聯合起來進行徹底的、堅決的、全面的斗爭，以爭取按照資本主義社會自身的發展方向來改變這個社會以前，這樣的愿望只是愿望而已。只是當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把改變現狀的渴望同一定階級的斗爭聯系起來的時候，社會主義的愿望才變成了千百萬人爭取社會主義的斗爭。離開階級斗爭，社會主義就是空話或者幼稚的幻想。

　　——《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1905年10月)，《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58頁。

　　要把純粹無產階級的斗爭同一般農民的斗爭聯結起來，但是不要把這兩種斗爭混淆起來。要支持一般民主主義的和一般農民的斗爭，但是絕不同這種非階級的斗爭合流，絕不用社會化這類虛假的字眼把它理想化，一分鐘也不忘記把城市和農村的無產階級組織成為完全獨立的、階級的社會民主黨。這個黨徹底支持最堅決的民主主義，但是它決不受那種想在商品經濟下造成“平均制”的反動幻想和嘗試所迷惑，從而離開革命的道路。農民同地主的斗爭現在是革命的，沒收地主的土地在目前經濟和政治的演進時期從各方面來說都是革命的，我們支持這種革命的民主主義的措施。不過，把這種措施稱為“社會化”，欺騙自己欺騙人民，說什么在商品經濟下有“平均”使用土地的可能，那可是一種反動的小資產階級空想，這個美名只好讓反動的社會主義者去獨享了。

　　——《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1905年10月)，《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60-661頁。

　　社會民主黨對資產階級政黨的態度問題屬于所謂“總的”問題或“理論性”問題，即同當前黨所面臨的各項既定實際任務沒有直接聯系的問題。孟什維克和崩得分子竭力反對把這類問題列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倫敦代表大會的議程，而且很遺憾，他們還得到了超派別的托洛茨基的支持。我們黨的機會主義派也象像其他國家社會民主黨的機會主義派一樣，主張代表大會的議程要“務實”，要“實際”。他們回避“總的、大的”問題。他們忘記了，歸根到底，只有具有大原則性質的政策才是真正實際的政策。他們忘記了，如果不先解決總的問題就去著手解決局部性問題，那么隨時隨地都必然會不自覺地“碰上”這些總的問題。而在每一具體場合不由自主地碰上這些問題，就必然會使自己的政策陷于動搖不定和不講原則的糟糕境地。

　　本來堅持把一系列“總的問題”列入代表大會議程的布爾什維克，在波蘭代表和拉脫維亞代表的幫助下，僅僅爭取到使一個問題，即對資產階級政黨的態度問題列入議程。這個問題不僅是代表大會的一切原則性問題當中最主要的問題，而且是一切工作當中最主要的問題。所以這樣而且必然會這樣，是因為在我們對非無產階級政黨的態度上存在的各種不同看法，是俄國革命中涉及無產階級實際政策的那些問題上所產生的幾乎一切甚至不折不扣的一切根本意見分歧的真正根源。從俄國革命一開始，對于俄國革命的性質和無產階級在俄國革命中的作用問題，社會民主黨中就出現了兩種基本觀點。誰要是撇開這兩種基本觀點的差別去分析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內各種策略問題上的分歧，誰就會被許多瑣事和細節弄得糊里糊涂而一無所獲。

　　——《對資產階級政黨的態度》1907年5月19日和6月2日，《列寧全集》第15卷第366-367頁。

　　從無產階級的利益著想，資產階級革命是絕對必要的。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得愈充分，愈堅決，愈徹底，無產階級為爭取社會主義而同資產階級的斗爭就愈有保證。

　　——《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知道兩種策略》1905年6-7月，《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6頁

　　馬克思主義教導無產者不要避開資產階級革命，不要對資產階級革命漠不關心，不要把革命中的領導權交給資產階級，相反地，要盡最大的努力參加革命，最堅決地為徹底的無產階級民主主義、為把革命進行到底而奮斗。我們不能跳出俄國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的范圍，但是我沒弄個大大擴展這個范圍，我們能夠而且應當在這個范圍內為無產階級的利益而斗爭，為無產階級當前的需要、為爭取條件積蓄無產階級的力量以便將來取得完全勝利而奮斗。

　　——《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知道兩種策略》1905年6-7月，《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8頁

　　寫信人在這里提出了一個理論問題：是否應該用特別的保留條件來限制把沒收來的大地產變為“農民的小資產階級的財產”的做法。不過，寫信人提出這個保留條件，就恣意縮小了第三次代表大會決議的意義。決議沒有一句話提到社會民主黨應該支持把沒收來的土地交歸小資產階級私有者掌握的問題。決議上說：我們支持農民，“直到沒收土地”，即直到無償地奪取土地，但是奪來的土地應該交給誰的問題，決議根本沒有去解決。代表大會把這個問題留作懸案并不是偶然的：從《前進報》(第11、12、15號)的一些文章中可以看到，事先解決這個問題是不明智的。例如，在那里說過，在民主共和國的條件下，社會民主黨不能發誓拒絕土地國有化從而在這個問題上束縛住自己的手腳。

　　事實上，我們和小資產階級的社會革命黨人不同，我們認為，現在最重要的是農民起義的革命民主方面，以及把農村無產階級單獨組織成為階級政黨的問題。現在，問題的實質并不在于制定“土地平分”或土地國有化的空洞計劃，而在于農民要認識到并且在實際上去用革命手段摧毀舊制度。因此，社會革命黨人強調“社會化”等等，而我們則強調革命農民委員會，我們說，沒有革命農民委員會，一切改革都是空的。有了它們，并且依靠它們，農民起義才能取得勝利。

　　我們應當極力幫助農民起義，直到沒收土地，——然而決不是直到制定種種小資產階級的空洞計劃。當農民運動是革命民主運動的時候，我們是支持它的。當它一旦變為反動的、反無產階級的運動的時候，我們就準備(現在立刻就準備)同它作斗爭。馬克思主義的全部實質就在于提出這一雙重任務，只有不了解馬克思主義的人，才會簡化這一雙重任務，或者把它壓縮為單一的、簡單的任務。

　　讓我們舉個具體的例子。假定農民起義勝利了。革命農民委員會和臨時革命政府(它在某種程度上正是依靠這些委員會的)可以隨便怎樣沒收大地產。我們是主張沒收的，這一點我們已經聲明過了。但是我們那時將主張把沒收的土地交給誰呢?在這里我們并沒有束縛住自己的手腳，而且永遠也不會用寫信人輕率地提出的那一類主張來束縛住自己的手腳。寫信人忘記了，在第三次代表大會的那個決議中說的是“肅清農民運動的革命民主主義內容中的任何反動成分”，這是第一;第二，必須“在一切場合和一切情況下獨立組織農村無產階級”。這就是我們的指示。農民運動中任何時候都會有反動成分，我們要預先向這種成分宣戰。農村無產階級和農民資產階級的階級對抗是不可避免的，我們要預先把它揭示出來，把它說清楚，并準備迎接這個對抗所引起的斗爭。把沒收的土地交給誰和怎樣交給的問題，很可能成為引起這場斗爭的一個緣由。我們并不掩蓋這個問題，并不許諾什么平均分配、“社會化”等等，而是說，那時我們還要斗爭，仍然要斗爭，在新的戰場上聯合另一些同盟者去斗爭，那時我們一定是和農村無產階級，和整個工人階級一起去反對農民資產階級。在實踐上，在奴役性的、農奴制的大地產占優勢而實現大規模社會主義生產的物質條件尚未具備的地方，可能是把土地轉歸小私有農民階級掌握;而在民主革命完全勝利的條件下，可能是實行國有化;也可能是把巨大的資本主義地產轉交給工人協會，因為我們將立刻由民主革命開始向社會主義革命過渡，并且正是按照我們的力量，按照有覺悟有組織的無產階級的力量開始向社會主義革命過渡。我們主張不斷革命。我們決不半途而廢。我們不立即許下各種各樣的“社會化”的諾言，正是因為我們知道實現這個任務的真正的條件，我們并不掩蓋現在正在農民內部成熟起來的新的階級斗爭，而是要揭示這個斗爭。

　　我們起初是徹底地、用一切辦法支持一般農民反對地主，直到沒收地主的土地，然后(甚至不是然后，而是同時)我們支持無產階級反對一般農民。現在就來計算革命(民主革命)后“第二天”農民內部力量的組合，那是無謂的空想。我們決不陷入冒險主義，決不違背自己的科學良心，決不追求廉價的聲譽，我們能夠說而且必須說的只有一點，就是我們將用全部力量去幫助全體農民實現民主革命，從而使我們無產階級的黨更容易盡快地過渡到新的更高的任務即社會主義革命。我們并不許諾從現在農民起義的勝利中會產生什么協調、什么均等、什么“社會化”;恰巧相反，我們“許諾”新的斗爭、新的不平等，以及我們所力求實現的新的革命。我們的學說并不像社會革命黨人的天花亂墜的話語那樣“甜蜜”，誰要是希望別人只拿甜水給他喝，那就請他到社會革命黨人那里去吧;我們會向這樣的人說：請便吧。

　　——《社會民主黨對農民運動的態度》1905年9月，《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8-651頁。

　　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農民運動恰恰不是社會主義運動，而是民主主義運動。農民運動在俄國也像過去在其他國家一樣，是民主革命的必然伴侶，而民主革命就其社會經濟內容來說是資產階級革命。農民運動絕不反對資產階級制度的基礎，不反對商品經濟，不反對資本。正好相反，它反對農村中的各種舊的、農奴制的、前資本主義的關系，反對農奴制一切殘余的主要支柱——地主土地所有制。因此，這種農民運動的完全勝利不會鏟除資本主義，恰恰相反，它將給資本主義的發展造成更廣泛的基礎，加速和加強純粹資本主義的發展。農民起義的完全勝利，只能造成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支柱，在這個共和國內，無產階級將第一次開展純粹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

　　——《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1905年)，《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55頁。

　　“要把純粹無產階級的斗爭同一般農民的斗爭聯結起來，但是不要把這兩種斗爭混淆起來。要支持一般民主主義的和一般農民的斗爭，但是絕不同這種非階級的斗爭合流，絕不用社會化這類虛假的字眼把它理想化，一分鐘也不忘記把城市和農村的無產階級組織成為完全獨立的、階級的社會民主黨。” (660頁)

　　——《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1905年)，《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53—661頁。

　　(3)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革命中的階級利益要求創造條件使反對有產階級、爭取社會主義的斗爭能夠充分展開，

　　(4)創造這些條件的唯一方法，就是爭取建立民主共和國，建立完全的人民政權和實現無產階級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社會經濟要求(八小時工作制以及社會民主黨最低綱領中的其他要求)，

　　(5)只有無產階級才能夠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但必須有一個條件，即作為現代社會中唯一徹底革命的階級的無產階級要能領導農民群眾進行反對地主土地占有制和農奴制國家的無情斗爭。

　　——《關于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現階段的任務》1907年5月24日，《列寧全集》第15卷第364-365頁。

　　什么是復辟?復辟就是國家政權落到舊制度的政治代表手里。

　　——《社會民主黨在俄國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綱領》1907年11月-12月，《列寧全集》第16卷第291頁。

　　在整個社會經濟都是資本主義性質的條件下，任何反對中世紀制度的農民革命都是資產階級革命。然而并非任何資產階級革命都是農民革命。如果在一個農業已經完全按照資本主義方式組織起來的國家里，農業資本家在雇傭工人的幫助下完成了土地革命，比如說消滅了土地私有制，那么這就是資產階級革命，但決不是農民革命。如果在一個土地制度已經同整個資本主義經濟聯成一體，以致不消滅資本主義就不能消滅這種土地制度的國家里發生了革命，比如說工業資產階級代替專制官僚掌握了政權，那么這就是資產階級革命，但決不是農民革命。換句話說，可能有一種沒有農民的資產階級國家，也可能有發生在這種國家里的沒有農民參加的資產階級革命。在農民人口很多的國家中可能發生資產階級革命，但它并不是農民革命，就是說它并不在只同農民有關的土地關系方面進行革命，并不把農民當作進行革命的、比較積極的社會力量。由此可見，馬克思主義的“資產階級革命”這個一般概念所包含的某些原理無疑適用于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發生的任何農民革命，但是這個一般概念絲毫沒有說明，某一國家的資產階級革命為了獲得完全的勝利，是否一定要(就客觀必要性來說)成為農民革命。

　　普列漢諾夫和追隨他的孟什維克在俄國革命第一個時期(即1905—1907年)所采取的整個策略路線，其錯誤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們完全不懂得一般資產階級革命和農民資產階級革命之間的這種相互關系。孟什維克的書刊說什么布爾什維克不了解當前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這種常有的嚇人的叫囂不過是對這種無知的掩飾。其實，社會民主黨兩個派別中的任何一個人，無論在革命以前或在革命期間，都沒有放棄如下的馬克思主義觀點：目前的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只有故意把派別意見分歧“簡單化”、庸俗化的人才會持相反的意見。然而有一部分馬克思主義者，即黨內的右翼，總是用資產階級革命這一籠統、抽象、死板的概念來敷衍搪塞，不懂得當前資產階級革命的特點，即它是一場農民革命。因此發生以下情況就是十分自然和必然的了：社會民主黨內的右翼無法理解我國資產階級在俄國革命中起反革命作用的原因，無法明確地肯定究竟哪些階級能夠在這場革命中獲得完全的勝利，而且不能不陷入一種錯誤的見解，認為在資產階級革命中無產階級應該支持資產階級，資產階級革命中的主要人物應該是資產階級，如果資產階級被嚇跑了，革命的聲勢便會減弱，如此等等。

　　——《社會民主黨在俄國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綱領》1907年11月-12月，《列寧全集》第16卷第316-317頁。

　　西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如英國費邊派分子之流，所以要把地方公有社會主義思想奉為一個特殊“流派”，正是因為他們幻想社會和平，幻想階級調和，企圖把公眾的注意力從整個經濟制度和整個國家制度的根本問題轉移到地方自治這些細小問題上去。在前一種問題方面，階級矛盾最為尖銳;我們已經指出，正是這一方面的問題觸及資產階級階級統治的基礎本身。所以正是在這個方面，局部實現社會主義，這種市儈反動空想尤其沒有希望。于是便把注意力轉移到細小的地方性問題上面，這里問題并不關系到資產階級的階級統治，并不關系到這一統治的基本工具，而只是關系到怎樣利用富有的資產階級丟下來供“人民需要”的那點殘羹冷炙。既然突出的是關于怎樣利用一筆微不足道的(同剩余價值總量和資產階級的國家支出總額相比起來是微不足道的)款項這樣的問題，而這筆錢又是資產階級自己同意用在人民保健事業(恩格斯在《論住宅問題》一文中指出，城市中的傳染病使資產階級自己感到害怕)，用在國民教育事業(資產階級需要有訓練有素的、能夠適應高度技術水平的工人!)等等方面的，那么在這樣的小問題方面，當然可以就“社會和平”、就階級斗爭的危害等等夸夸其談了。既然資產階級自己花錢來滿足“人民需要”，舉辦醫療和教育事業，那還會有什么階級斗爭呢?既然通過地方自治機關就可以逐漸地、一點一點地擴大“集體所有的財產”，就可以把可敬的尤·拉林湊巧說到的有軌馬車公司和屠宰場這些行業實行“社會化”，那還要社會革命干什么呢?

　　這一“流派”的小市民機會主義就在于他們忘記了所謂“地方公有社會主義”(實際上是地方公有資本主義，正如英國社會民主黨人駁斥費邊社分子時所正確指出的那樣)的狹小范圍。他們忘記了，只要資產階級還在實行階級統治，它就不會容許別人觸動(哪怕是從“地方公有”的方面)這一統治的真正的基礎。他們忘記了，如果說資產階級容許、容忍“地方公有社會主義”，那正是因為這種“社會主義”并不觸動它的統治基礎，并不侵犯它的重要的財源，而只是涉及資產階級自己交給“居民”支配的、范圍很小的地方開支。只要稍微了解一下西歐的“地方公有社會主義”，就可以知道，社會主義市政局只要試圖稍微超出通常的經營范圍，即超出狹小的、無足輕重的、不能使工人生活得到重大改善的經營范圍，只要試圖稍微觸動一下資本，隨時都會而且一定會遭到資產階級國家中央政權的嚴厲禁止。

　　我們那些地方公有派所承襲的正是西歐費邊派分子、可能派和伯恩施坦派的這種基本的錯誤思想，這種市儈機會主義思想。

　　“地方公有社會主義”是地方管理問題方面的社會主義。凡是超出地方利益范圍，超出國家管理職能范圍，即觸及統治階級收入的基本來源，觸及保證其統治的基本手段的問題，凡是不涉及國家管理而涉及國家制度的問題，同時也就超出了“地方公有社會主義”的范圍。而我們那些聰明人把土地問題這一具有全國意義的、直接觸及統治階級根本利益的問題算作“地方管理問題”，從而回避了這一問題的尖銳性!俄國淺薄的知識分子推論道，既然西歐把有軌馬車公司和屠宰場收歸地方公有，那我們為什么不可以把全部土地中最好的一半收歸地方公有呢?這既可用以對付復辟，又適用于中央政權民主化不徹底的情況!

　　結果就成了資產階級革命中的農業社會主義，而且是市儈氣最足的社會主義，它以削弱在尖銳問題上的階級斗爭為目的，其方法就是把這些問題算作只涉及地方管理的細小問題。事實上，關于一半優等地上的經營問題既不可能是地方性問題，也不可能是管理問題。這是關系到全國的問題，不僅關系到地主國家制度，而且關系到資產階級國家制度。所以如果用一種幻想去誘騙人民，似乎在實現社會主義變革以前在農業中發展“地方公有社會主義”是可能的，那就是在進行最不可容忍的蠱惑宣傳。馬克思主義允許將國有化寫進資產階級革命的綱領，因為國有化是資產階級性的措施，因為絕對地租妨礙資本主義的發展，因為土地私有制對資本主義是個障礙。但是，要把將大地產收歸地方公有的措施列入資產階級革命的綱領，那除非把馬克思主義變成費邊社知識分子的機會主義。

　　這里我們正好可以看出資產階級革命中小資產階級的方法和無產階級的方法之間的區別。小資產階級，即使是最激進的小資產階級(包括我國的社會革命黨人在內)，預見到的是在資產階級革命以后不會有階級斗爭，大家都安居樂業、太平無事。所以他們預先就“為自己營造安樂窩”，主張在資產階級革命中實行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計劃，大談各種不同的“土地份額”，大談“調節”地產、鞏固勞動原則和鞏固小勞動經濟等等。小資產階級的方法就是要建立盡可能是社會和平的關系。無產階級的方法完全是為了掃除階級斗爭道路上的一切中世紀制度的障礙。所以無產者可以讓小業主們去討論各種地產“份額”;無產者感到興趣的只是消滅地主大地產，消滅土地私有制這一在農業中開展階級斗爭的最后障礙。在資產階級革命中，我們感到興趣的不是市儈的改良主義辦法，不是茍且偷安的小業主們的未來的“安樂窩”，而是無產階級同任何在資產階級基礎上茍且偷安的市儈心理作斗爭的條件。

　　地方公有化給資產階級土地革命的綱領帶來的，正是這種反無產階級的精神，因為，同孟什維克極其錯誤的見解相反，地方公有化并不是擴大階級斗爭，激化階級斗爭，而是削弱階級斗爭。說它削弱，一是它認為在中央不徹底民主化的條件下地方可以民主化。二是它包含有“地方公有社會主義”思想，因為這種社會主義在資產階級社會中只有離開了斗爭的大道，只有在細小的、無足輕重的、地方性的問題上才是可以想象的，在這些問題上，甚至資產階級也能夠讓步，也能夠容忍，而不會喪失保持自己階級統治的可能性。

　　工人階級應當向資產階級社會提出最純粹、最徹底、最堅決的資產階級變革的綱領，直至提出資產階級土地國有化的綱領。在資產階級革命中，無產階級鄙棄小市民改良主義辦法，因為我們感到興趣的是進行斗爭的自由，而不是享受市儈幸福的自由。

　　工人政黨內的知識分子機會主義者自然是竭力采取另一條路線。他們所注意的不是資產階級變革的廣泛的革命綱領，而是市儈的空想：在中央的非民主制的條件下保住地方的民主制;躲開大規模的“騷亂”，為細小的改良弄到一小塊地方公有經濟的地盤;用反猶太主義者的老辦法，即用那種把全國性的大問題化為地方性的小問題的辦法，來回避由土地引起的異常尖銳的沖突。

　　——《社會民主黨在俄國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綱領》1907年11月-12月，《列寧全集》第16卷第323-327頁。

　　俄國工人階級的斗爭實力是居于俄國人民的其余一切階級之首的。工人本身的生活條件使工人具備了斗爭能力，并推動他們去進行斗爭。資本把大批工人集中在大城市，把他們團結在一起，訓練他們同心協力。工人經常與他們的主要敵人資本家階級發生直接沖突。在同這個敵人斗爭的過程中，工人也逐漸成為社會主義者，從而認識到必須徹底改造整個社會，必須徹底消滅一切貧困和一切壓迫。

　　——《革命的教訓》1910年10月30日;《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0頁。

　　歐美現代工人運動中的基本的策略分歧，歸結起來就是同背離實際上已經成為這個運動中的主導理論的馬克思主義的兩大流派作斗爭。這兩個流派就是修正主義(機會主義、改良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無政府工團主義、無政府社會主義)。在半個多世紀的大規模工人運動的歷史上，這兩種背離工人運動中起主導作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馬克思主義策略的傾向，在一切文明國家里，是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和各種不同的色彩表現出來的。

　　單從這個事實就可以看出，這兩種傾向不是偶然出現的，也不是由某些個別人或集團的錯誤造成的，甚至也不是由民族特點或民族傳統的影響等等造成的。應該有一些由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制度和發展性質所決定的、經常產生這兩種傾向的根本原因。……

　　——《歐洲工人運動中的分歧》1910年12月16日;《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3頁。

　　堅決與資產階級世界觀的特別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世界觀的一切傳統決裂。

　　——《歐洲工人運動中的分歧》1910年12月16日;《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4頁。

　　我所說的并不是總的基本的任務，只要各階級間的根本的對比關系沒有改變，這樣的任務是不會隨著歷史出現轉折而改變的。非常明顯，俄國經濟(不僅是經濟)演進的總趨勢，也像俄國社會各個階級間的根本的對比關系一樣，近幾年，比如說近六年來并沒有改變。

　　但是在這一時期，因為具體的社會政治形勢改變了，迫切的直接行動的任務也有了極大的改變，因此，馬克思主義這一活的學說的各個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別提到首要地位。

　　——《論馬克思主義歷史發展中的幾個特點》1910年12月23日;《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8頁。

　　正因為馬克思主義不是死的教條，不是什么一成不變的學說，而是活的行動指南，所以它就不能不反映社會生活條件的異常劇烈的變化。這種變化的反映就是深刻的瓦解、混亂、各種各樣的動搖，總而言之，就是馬克思主義運動的極端嚴重的內部危機。堅決地反對這種瓦解，為捍衛馬克思主義基礎而進行堅決頑強的斗爭，又成為當前的迫切任務了。在規定自己的任務時不能離開馬克思主義的那些階級的最廣大階層，在前一時期極片面地、極反常地領會了馬克思主義，死記硬背了某些“口號”和某些策略問題的答案，而并不理解這些答案中的馬克思主義的準則。在社會生活各方面“重新估計一切價值”，結果就引起了對馬克思主義的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哲學基本原理的“修正”。帶著各種唯心主義色彩的資產階級哲學的影響，表現在馬克思主義者中間的馬赫主義的流行病上。重復那些背得爛熟、但并不理解、也沒有經過思考的“口號”，結果就使得空談盛行，這種空談實際上完全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小資產階級思潮：如露骨的或者羞羞答答的“召回主義”，又如把召回主義認為是馬克思主義的“一種合理的色彩”。

　　——《論馬克思主義歷史發展中的幾個特點》1910年12月23日;《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2頁。

　　赫爾岑既然不理解1848年整個運動的以及馬克思以前各種形式的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實質，也就更加無法理解俄國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赫爾岑是“俄國”社會主義即“民粹主義”的創始人。赫爾岑把農民連帶土地的解放，把村社土地占有制和農民的“土地權”思想看作“社會主義”，他把他在這一方面的得意想法反復發揮了無數次。

　　——《紀念赫爾岑》1912年4月25日;《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5頁。

　　如果沒有群眾的革命情緒的蓬勃高漲，中國民主派不可能推翻中國的舊制度，不可能爭得共和制度。這種高漲以對勞動群眾生活狀況的最真摯的同情和對他們的壓迫者及剝削者的最強烈憎恨為前提，同時又反過來產生這種同情和憎恨。先進的中國人，所有經歷過這種高漲的中國人，從歐美吸收了解放思想，但在歐美，提到日程上的問題已經是擺脫資產階級而求得解放，即實行社會主義的問題。由此必然產生中國民主派對社會主義的同情，產生他們的主觀社會主義。

　　他們在主觀上是社會主義者，因為他們反對對群眾的壓迫和剝削。但是中國這個落后的、農業的、半封建國家的客觀條件，在將近5億人民的生活日程上，只提出了這種壓迫和這種剝削的一定的歷史獨特形式--封建制度。農業生活方式和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是封建制度的基礎;以這種或那種方式把中國農民束縛在土地上，這是他們受封建剝削的根源;這種剝削的政治代表就是封建主，以皇帝為整個制度首腦的封建主整體和單個的封建主。

　　——《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1912年7月15日;《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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