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馬編者按：毛澤東一生酷愛讀書，戎馬倥傯之余，也是手不釋卷。不僅如此，他在選擇書目時也極為用心。“夫讀書將以何為哉?辨其大義,以修己治人之體也,察其微言,以善精義入神之用也。”毛澤東能領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其目光之長遠、格局之宏大，與他勤于學習、善于讀書不無相關。保馬今天推送文章《與毛澤東有關的二十七個書目》，讀者可以從中了解毛澤東是如何踐行“讀書要為天下奇”的志向。 本文《毛澤東讀書筆記精講》一書的附錄二，該書由毛澤東研究專家陳晉及其團隊集二十年之功編纂而成，其中辛苦，可想而知。感謝陳晉老師授權保馬轉載。保馬在此特別向陳晉老師致以敬意！

　　擇書：“讀書要為天下奇”

　　毛澤東早年有個外號，叫“毛奇”。外號的來歷，一說他崇拜當時的德國元帥毛奇，一說他常和同學們談到“讀書要為天下奇”，即“讀奇書，交奇友，創奇事”。兩個解釋，一武一文，立志高遠，勵志途徑也頗為不俗，把“讀奇書”當作了“創奇事”的必要路徑。

　　作為偉大的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毛澤東風云一生，書劍雙修，相得益彰。所謂“劍”者，不單指軍事，還包括對書本的運用之妙，以及思想和實踐的力量。讀書既然是為了磨劍、亮劍，當然不能漫無邊際的閱讀，那樣反倒會稀釋思想和實踐之劍的力度。因此人們總是希望讀好書，讀大有益于人生境界和做事本領的“奇書”。這樣一來，何為奇書，怎樣擇書之事，便冒了出來。

　　毛澤東是1916年22歲那年遭遇這個問題的。這之前，他打算從湖南第一師范退學自修，找一個深山老林的去處，效法康有為自稱的讀書經歷，“40歲以前，學遍中國學問;40歲以后，又吸收西國學問之精華”。經朋友們一番勸說，他打消了這個念頭，留校邊聽課邊自修。但汗牛充棟的古籍，押上一生也是讀不完的。1916年2月29日，在給好友蕭子升的信中開列了77種經、史、子、集書目，他直言：“中國應讀之書止乎此。”這是目前知道的毛澤東第一個擇書而讀的舉動。可惜，這封信唯獨沒有留存下來他開列的77種典籍書目。事實上，他早年的擇讀書目大多沒有保存下來。這大體緣于一件憾事。毛澤東參加革命后，從長沙往老家韶山拿回不少青年時代讀過的書籍和讀書筆記。湖南軍閥何健1930年派人挖毛澤東的祖墳，鄉親們擔心他寫的東西落入敵手，就把那些書和筆記本燒了。不然的話，我們今天對他早年歇息過的思想驛站，也許會看得更清楚一些。

　　也有幸運的意外。毛澤東1917年下功夫讀過的一本蔡元培翻譯的《倫理學原理》，因為被同學借走保存下來了。說其幸運，是因為借書的同學在1950年完璧歸趙時，毛澤東才發現，10萬字左右的書，他竟寫了12000字左右的批語，盡情抒發做什么人、怎樣做人的閱讀體會。人們擇讀之書，總是反映了特定的興趣愛好和閱讀期待，并于潛移默化中涵養相應的文化性格。毛澤東讀《倫理學原理》的批語突出強調，一個人做濟人之急、成人之美和舍生取義的事情，不應該是為了別人，也不源于外在的義務，更非沽名釣譽，而是出于內心的精神需求和實現自我價值的需要，“蓋吾欲如此，方足以安吾之心”。這樣的追求，多少透露出別具一格的英雄主義人格氣象。《倫理學原理》能激發青年毛澤東如此獨特的主張，算得上精神旅途中有幸遭遇的“奇書”。難怪毛澤東收到這本40多年前讀過的舊書時，感慨系之，說當時“覺得很新穎，很有道理，越讀越覺得有趣味”。

　　有了擇書而讀的體驗，使毛澤東在確立信仰，投身政治實踐后，習慣把讀書、擇書、薦書當作必不可少的工作方式。根據他留下的文字，或當事人的一些記載，我們可以歸納出他閱讀、推薦和編擬的27個書目：

　　1920年10月寫的文化書社銷售的重要書目(19種)

　　1920年11月寫的文化書社重要書目廣告(62種)

　　1921年4月寫的文化書社銷售的重要書目(47種)

　　1926年主持編寫的《國民運動叢書》書目(60種)

　　1926年主持編寫的《農民問題叢刊》書目(26種)

　　1936年至1938年閱讀的軍事書籍(8種)

　　1936年至1941年批注的哲學書籍(7種)

　　1941年1月寄送毛岸英、毛岸青的書目(21種)

　　1941年9月為中央和高級干部研究組開列的書目(4種)

　　1941年11月為各地高級學習組開列的書目(10種)

　　1942年4月提議和審定的整風學習文件(22個)

　　1941至1943年主持編輯的中共黨史文獻書籍(3種)

　　1945年4月在七大上提議干部閱讀的馬列書目(5種)

　　1949年3月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提議和審定的干部閱讀書目(12種)

　　1954年1月提請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在京中央委員閱讀的中外憲法文獻(10種)

　　1958年3月為在成都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編選的《詩詞若干首(唐宋人寫的有關四川的一些詩和詞)》(47首)、《詩若干首(明朝人寫的有關四川的一些詩)》(18首)

　　1959年提議編選出版的《邏輯叢刊》(11種)

　　1959年10月南下視察前開列帶走的書籍(100種以上)

　　1963年提議和審定的中高級干部閱讀的馬列著作(30種)

　　1970年提議和審定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閱讀的馬列著作(9種)

　　1972年至1975年囑印閱讀的大字本線裝古代文獻(86篇)

　　新中國成立后閱讀和收藏的不同版本的《紅樓夢》線裝書(20種)

　　《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所收新中國成立后閱讀的文史古籍(40種)

　　晚年閱讀和收藏的邏輯學書籍(86種)

　　晚年囑印閱讀的大字線裝本中外書籍(128種)

　　晚年愛看的字帖、墨跡(123種)

　　手書的歷代詩詞曲賦(句)(45篇)

　　這27個書目，少則3種，多則100種以上，涉及上千種書。這還不能說是毛澤東一生閱讀的全部。他逝世后，在中南海住地的藏書達9萬多冊，都是新中國成立后根據他的需要陸續配置的。還有，他當學生時記的《講堂錄》所載老師講授或要求課余閱讀的，1957年一次性索要的十幾種注釋和研究《老子》的書籍，1959前后為糾正“大躍進”失誤在不少會議上反復推薦的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等一批書籍，1960年代初要的一批連環畫小人書，晚年從200多種各類笑話集中選擇的幾十種，凡此等等，都是可以通過考證，整理出書目的，這里均未計入他的擇書之舉。當然，列入這27個書目的，也不能說毛澤東都詳細讀過或讀完了，但大部分畢竟是他選擇出來的，對于有“奇書”之效的經典，還詳細批注。專做學問的人，一生讀千種書，也屬不易，何況毛澤東的主要精力還在革命和建設的實踐呢?僅這27個書目，即可看出他的“奇”來。

　　最可“奇”者，不在擇讀之量，而在擇讀的內容和效果。毛澤東的擇讀，排在前三位的是哲學、馬列和文史。與他的實踐活動關系不大的書籍，也多有令人驚訝地閱讀。比如，1959年外出前指定帶走的那個書目中，便列有“講透平、鍋爐等”技術書籍。不知道他為什么要讀有關鍋爐的書，但肯定是有想法的。其他如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法國拉普拉斯的《宇宙體系論》、蘇聯威廉斯的《土壤學》，也是他喜歡讀的。他同來訪的法國政治家討論拉普拉斯《宇宙體系論》同康德星云學說的關系，連對方也感到陌生。1958年，他要求領導干部們讀一讀《土壤學》，說“從那里面可以弄清楚作物為什么會增長”。他提出增進農作物產量的“農業八字憲法”，與閱讀《土壤學》明顯有關。所謂用書之“奇”，可窺一斑。

　　走向實踐的賣書、編書和尋書

　　擇書而讀的動力，不外兩端：實踐倒逼和興趣所致。一個是由行而思的激發，一個是由內而外的延伸。與毛澤東有關的27個書目，比較具體地反映了他在不同時期自己閱讀和希望人們閱讀的重點，每個重點,都與他當時集中處理的現實要務或特別感興趣的問題有關。

　　很難想象，毛澤東接受馬克思主義后從事的第一個革命活動，是賣書。1920年夏天，他在上海同準備建黨的陳獨秀建立聯系后，回到長沙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創辦股分制的書店，叫文化書社。目的當然不只是為了賺錢，而是“愿以最迅速、最簡便的方法，介紹中外各種最新書報雜志，以充青年及全體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毛澤東負責和各地出版商打交道，在選進什么樣的書刊來賣的問題，他說了算。為擴大銷量，他需要選些書目在報紙上登廣告;為向股東們負責，他還定期寫營業報告。從1920年10月到1921年4月，他先后撰寫了三個售書目錄，在每個目錄前都申明，所列均是“書之重要者”或“比較重要的”。擇書而賣之意，盡在其中矣。

　　列入這三個書目的，多屬譯介的“西學”。大致可分兩類，一是西方哲學、政治、科技，如達爾文《物種原始》，海克爾《一元哲學》，杜威《美國民治的發展》，羅素的《哲學問題》、《政治理想》、《社會改造原理》等;一是馬列主義和介紹蘇俄情況的。如李漢俊譯的馬克思《資本論入門》，李季譯的柯卡普《社會主義史》，以及邵飄萍的《新俄國之研究》等。這些書在三個書目中都赫然列出，看出毛澤東當時擇書而賣，是有思想傾向的，這個傾向，傳達出那時先進份子的思想風景。

　　這是怎樣一種思想風景呢?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和海克爾的《一元哲學》(后譯名為《宇宙之謎——關于一元論哲學的通俗讀物》)，見證了毛澤東當時對唯物主義的歸依。一直到晚年，他對這兩本書都特別看重。在囑印的線裝大字本書籍有《物種起源》，還同來訪的英國前首相希思討論達爾文的觀點，同來訪的西德總理施密特討論海克爾的《宇宙之迷》，年輕的翻譯甚至將海克爾譯成了黑格爾，毛澤東立刻糾正，“是恩斯特·海克爾”，以至施密特在回憶錄里專門提到，他和毛澤東花了10鐘討論“海克爾那部粗糙的唯物主義著作”。在政治上，毛澤東當時一只腳已經跨入馬克思主義門檻，但他還想找找有沒有其他可行的救國方案，這是他在三個書目中均著重推薦杜威、羅素著述的原因。1920年10月，杜威、羅素到長沙演講，作為“思想追星族”的毛澤東，自告奮勇擔任記錄。結果發現，此二人“理論上說得好聽，事實上是做不到的”。他稍后說采用俄國式的革命，是“諸路皆走不通”后的選擇，這與他當時的擇讀實際很契合。

　　比較奇怪的是，這三個書目中卻沒有對毛澤東影響最大的《共產黨宣言》。此前毛澤東已確切無疑地讀過這本“奇書”。該書之奇，奇在它在理論上的鮮明徹底和挾帶的邏輯力量，奇在政治讀物竟也可以寫得那樣流光益彩，奇在對那個年代尋找出路的年輕知識分子無可比擬的感染力。毛澤東在書目中不列此書，或許是因為已準備暗中建黨，覺得不便于公開亮出這面旗幟。至于書目中列入《資本論入門》、《社會主義史》，卻是可以借介紹西學思潮來打掩護的。

　　毛澤東由開列閱讀書目切入的政治實踐，在國共合作的大革命時期，又有了新的景象。他先后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和廣東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推動工作的重要方式，是編書。他親擬編纂計劃和具體書目，編了《國民運動叢書》和《農民問題叢刊》兩個系列。前者涉及國際政治經濟、世界革命運動、國民黨思想及其策略、蘇俄研究、國內政治經濟5個方面的內容。后者計劃出版52種，實際出了26種，有《列寧與農民》、《中國農民問題研究》、《土地與農民》、《中國國民黨之農民政策》等。

　　從賣書到編書，共同之處是都要先讀書、擇書，不同之處是從被動的擇書到主動的擇書，從泛泛的思想傳播到有針對性的政治宣傳，從推動思想變化到推動實踐變革。毛澤東主持編輯這兩套書，不是為了給書齋里的人群看，而是為動員和教育革命前線的人們，因此不能搞長篇大論。他很了解讀者習慣和宣傳規律，提出每本書不能超過12000字。對一些書應該怎么編纂，要求也很具體。比如，他列了一本《將來之國際大戰》，特別注明，“此為各帝國主義國家武力與蘇俄武力之比較及新式戰備之研究，取材于俄國軍事委員長福龍斯(伏龍芝)之論文”。還有一本《婦女運動解放小史》，他又注明，這本書以德國共產黨人培培爾的《婦女與社會主義》為藍本。看來，他當時的閱讀很方便，且充分利用國共合作的平臺來宣傳共產黨人的主張。

　　如果說毛澤東的閱讀生涯有過什么苦惱的話，那就是1927年到農村搞土地革命的一段時間里，面臨的無書可擇。他不得不向上海臨時中央寫信求助，“我們望得書報如饑如渴，務請勿以事小棄置”，還開列了一個“另請購書”的書單。可惜，這份書單沒有保存下來，否則，又該多一種與毛澤東有關的書目了。對身處白色恐怖的上海中央來說，購寄書籍難免成為可以“棄置”的小事。為聊作精神充饑，毛澤東只得找來兩本當時中學生使用的《模范英文讀本》，津津有味地念將起來。這種局面，一直到1932年4月紅軍打下福建漳州，才得以改善。毛澤東在漳州一所中學圖書館里挑選出幾擔書運回蘇區，后來對陪他挑選書籍的曾志講：讀了這本，就看那本，有時還交替著看，硬是讀了兩年書。在漳州挑選這批書里，有列寧的《兩種策略》和《“左派”幼稚病》，以及恩格斯的《反杜林論》。閱讀這些書，使毛澤東在眾聲喧嘩中涵養內功和識見，逐步實現思想升華。1933年，他將《兩種策略》送給彭德懷讀，并附信說：“此書要在大革命時讀著，就不會犯錯誤。” 不久又向彭推薦《“左派”幼稚病》：“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書，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會知道，‘左’與右同樣有危害性”。

　　毛澤東說這個話，正是他遭受打擊，靠邊賦閑，心里的苦楚無人能會的時候。盡管臨時中央在上海呆不下去被迫遷來中央蘇區，但毛澤東的實踐創新，卻不被他們看得上，還給他戴了頂“狹隘經驗論”帽子，甚至說“山溝溝里出不了馬列主義”。理由之一，是中國革命正在走的這條道路，與老祖宗書本上講的，與蘇聯十月革命實行的不一樣。和蘇聯留學回來的一些年輕革命家相比，毛澤東當時在黨內的馬列理論水平，確實不算高，對蘇聯黨內的理論紛爭更缺少了解。心里憋了一口氣的毛澤東，是帶著《國家與革命》和《反杜林論》上路長征的，有不少同行者后來都談到他在擔架上讀這兩本書的事情。即使如此，在遵義會議上，有人對他的理論水平還是不以為然。一位政治局委員批評他按《三國演義》和《孫子兵法》來指揮打仗，“并不高明”。言下之意，你雖然能打仗，但依然沒有馬列主義的“味道”。此事對毛澤東的刺激，可想而知。

　　擇讀軍事與哲學，實現身份跨越

　　到了陜北，環境逐步安定下來，毛澤東迎來了閱讀黃金時期。先做的一件事，還是尋書。他不斷寫信給在國統區工作的同志，要他們購書帶回陜北。有的信上還開列具體書目，如“艾思奇的《大眾哲學》，柳湜的《街頭講話》之類”，“買一部《孫子兵法》來”。大概在1936年底左右，毛澤東同時收到兩批書，恰如雪中得炭。一批來自上海，是魯迅在病中托馮雪峰轉送的;一批來自北平，是一個叫王林的人托人購買帶到陜北的。直到1965年，毛澤東還在一次談話中說：“最困難的時候，王林同志給我帶來了好些書。”記憶如此之深，可見那時尋書何等急切，真個是如旱望云。

　　有了書，又面臨擇讀的問題。1938年2月1日，已長期沒有過寫日記的毛澤東，來了興致，在一個橫格本上寫道：“20年沒有寫過日記了，今天起再來開始，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點學問。”可惜，這個橫格本只留下7頁，記錄他在一個多月的時間里，每天讀李達《社會學大綱》、克勞塞維茨《戰爭論》和潘梓年《邏輯與邏輯學》三本書的具體進展。看得出，當他時擇讀的重點，一為軍事，一為哲學。

　　毛澤東后來幾次回憶，“到陜北，我看了八本軍事書，看了《孫子兵法》”，“還看了蘇聯人寫的論戰略、幾種兵種配合作戰的書等等”。“看了克勞塞維茨的，還看了日本的《戰斗綱要》，看了劉伯承同志譯的《聯合兵種》”。很明顯，他當時擇讀的是軍事理論和戰略書籍，這是他作為戰略家的一個顯著特點。1937年10月22日給劉鼎的信中，毛澤東明確提出：“買來的軍事書多不合用，多是戰術技術的，我們要的是戰役指揮與戰略的，請按此標準選買若干。”初到陜北，如此集中閱讀軍事書籍，不僅因為軍事戰略是全面抗戰爆發前后的第一要務，還與教條主義譏刺毛澤東按《三國演義》打仗有關，與他下決心總結中國革命戰爭的經驗教訓有關。

　　毛澤東當時擇讀并寫有大量批語的哲學書籍，現在保存下來的，有蘇聯西洛可夫、愛森堡等人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米丁等人《辯證唯論與歷史唯物論》，艾思奇的《哲學與生活》，艾思奇選輯的《哲學選輯》，李達的《社會學大綱》等7種。寫在《辯證法唯物論教程》上批語就有12000字左右，最長的一條有1200字左右。艾思奇編的《哲學選輯》，他連讀了3遍，分別用黑鉛筆、毛筆和紅藍鉛筆作了批畫。批語內容主要有三類：原著內容提要，對原著觀點的評論發揮，結合中國實際發的議論。

　　事實上，毛澤東當時批注的哲學書，遠不止7種。他很可能還在艾思奇的《大眾哲學》等書上留下批注。據莫文驊回憶，1936年底他在紅軍大學學習，有一天林彪回來說，毛澤東那里有一本《大眾哲學》，很好，我們大家都應該讀一讀。莫文驊隨即找毛澤東借閱該書，一看上面有許多圈畫，毛澤東一再叮囑早些送還。莫文驊找人刻臘板，因為缺紙，就用廢舊文件的背面油印了該書，每個學習組發了一本。但布滿毛澤東批語的這本《大眾哲學》，此后卻下落不明。1937年9月，艾思奇到延安，毛澤東第一次和他見面就說，“你的《大眾哲學》我讀了好幾遍了”。隨后，他又寫信給艾思奇：“你的《哲學與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書，我讀了得益很多，抄錄了一些，送請一看是否有抄錯的。其中有一個問題略有疑點(不是基本的不同)，請你再考慮一下，詳情當面告訴。”

　　毛澤東為什么如此集中讀哲學?有個顯而易見的原因，是他1937年8月同郭化若談哲學時徑直道出的：“不讀書不行呀，人家不是說我狹隘經驗論嗎?”但閱讀畢竟不是為了賭氣爭勝，隨即又補充一句：“抗日戰爭有許多新情況，新問題要研究，沒有理論武器不行。”毛澤東自知，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掌握，確實還不夠深透。1937年夏天，他到延安抗大講授“辯證法唯物論”，花了幾個星期準備講稿，結果只講兩個小時就完了，還做不到揮灑自如。為此事他一度很苦惱，自稱是在做“折本”生意。直到1939年1月，還在一封信中說，“我的工具不夠，今年還只能作工具的研究”，“而以哲學為主”。

　　毛澤東發憤研究哲學，不光是為了彌補不足，根本上也是為總結土地革命時期的經驗教訓。因為只有掌握理論工具，占領思維制高點，才能澄清和揭示飽讀馬列的教條主義者為什么會屢犯“左”傾錯誤。1937年11月，從蘇聯回到延安的陳云見到毛澤東，說教條主義統治中央時自己犯過錯誤，原因是缺少經驗。毛澤東不同意這個解釋，認為“不是經驗少，是思想方法不對頭”。隨后，他讀斯大林《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寫的批語中，道出一個刻骨銘心的結論：“一切大的政治錯誤沒有不是離開辯證唯物論的”。那么，什么樣的思想方法才是對頭的呢?大道至簡，毛澤東把他讀哲學所得，概括為八個字：實事求是，對立統一。陳云的體會更為概括，他講自己在延安時期通讀了毛澤東的全部文章、講稿、電報，得到的結論就四個字：實事求是。

　　政治家的閱讀，也不只是為滿足智慧的期待和愉悅。毛澤東追求的是掌握“工具”來認識和改造世界。他擇讀軍事和哲學，結合中國革命的實踐進行思考，在1941年以前寫出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實踐論》、《矛盾論》、《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有對土地革命經驗教訓的總結，有對抗日戰爭規律的揭示，有對思想方法的澄清和標舉，有對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分析和闡述，接連不斷地向黨內吹來與教條主義迥然相異的思想新風。

　　一個政黨的成熟，莫過于思想上的成熟。中國共產黨對領袖的選擇和認可，比較注重理論。隨著一套新的理論話語逐漸為全黨接受，毛澤東也完成了身份跨越：從1935年10月長征到達陜北時的軍事領袖，到1938年10月六屆六中全會成為政治領袖，再到1941年開始成為了思想領袖。對此，革命老人吳玉章在他的回憶錄里說得比較透底：“《論持久戰》的發表，使毛澤東贏得了全黨同志發自內心的、五體投地的贊許、佩服甚至崇拜，從而最終確立了在黨內無可替代的領袖地位和崇高威望。”這種認同與擁戴，“與一般的組織安排絕不可同日而語。”這種感受，在當時的黨內高層絕非個別。陳云1941年10月8日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發言說：“過去我認為毛澤東在軍事上很行”，“毛澤東寫出《論持久戰》后，我了解到毛澤東在政治上也是很行的。”任弼時1943年11月4日寫的整風筆記也講，他過去只覺得毛澤東“有獨特見解、有才干”，“讀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和《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認識到他的一貫正確是由于堅定的立場和正確的思想方法”。這些由衷的感受，耐人尋味，可看出結合實際的擇讀和理論創新，在確立毛澤東領袖地位的最后一段路程上，起到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不唯黨內同志有如是感受，即使旁觀者乃至敵對陣營的人，也心有所悟。新中國成立后，在美國賦閑的胡適想弄清一個問題，30年前同他有師生之誼毛澤東，為何能夠帶領中國共產黨取得成功。他找來毛澤東的論著閱讀，感覺有些發現后，于1951年5月31給蔣介石的信中獻上一策：“盼我公多讀一點近年中共出版的書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作于紅軍‘長征’之后，最可以看出毛澤東以文人而主持中共紅軍的戰略。”這最后一句，多少道出大戰略家毛澤東的讀書人本色。

　　作為領袖的薦書和自讀風景

　　毛澤東1939年說過一段很有意思的話：

　　我們隊伍里邊有一種恐慌，不是經濟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領恐慌。過去學的本領只有一點點，今天用一些，明天用一些，漸漸告罄了。好像一個鋪子，本來東西不多，一賣就完，空空如也，再開下去就不成了，再開就一定要進貨。

　　所謂“進貨”，就是讀書。從延安整風開始，向黨內領干部薦書“進貨”，是毛澤東習慣的領導方法。在27個書目中，從1941年起，有11個書目是在不同時期，為了解決本領恐慌，適應新的形勢，糾正不良傾向，統一黨內認識，推薦給黨內同志閱讀的。

　　延安時期，為推進整風運動，毛澤東先后推薦了4批次書目。主要有《“左派”幼稚病》、《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以及黨的一些現實文件。值得一提的是，他還從《魯迅全集》中找出一篇《答北斗社雜志問》，編入《宣傳指南小冊》，列入整風學習的22個文件當中，以期改變黨內的文風。為澄清黨史上的一些是非，毛澤東閱讀大量文獻，主持編輯了《六大以來》、《六大以前》和《兩條路線》，稱它們為“黨書”，要求參加整風的高級干部認真閱讀。效果如何?毛澤東的評價是，“同志們讀了之后恍然大悟，發生了啟發思想的作用”。

　　從1945年黨的七大開始，毛澤東先后四次集中向黨內干部推薦馬列著作，每次都有特定時代背景。在七大上推薦《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等5本，是為迎接抗戰勝利后的新局面，打牢馬列主義基礎。在1949年七屆二中全會上推薦12本，特意增加《列寧斯大林論社會主義建設》和蘇聯列昂節夫的《政治經濟學》等，用意很明顯：共產黨人不應該只是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還應該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為此要學新的本領。1963年又推薦30本，大概與他當時想讓全黨深入總結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踐有關。有些蹊蹺的是，30本馬列書中竟包含普列漢諾夫的3本。要知道，當時中國的理論界是把普列漢諾夫當作機會主義者來看待的，人民出版社還內部出版了《普列漢諾夫機會主義文選》，供批判用。1970年，毛澤東指定250多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讀9本馬列著作，則與廬山會議有關。這次推薦，他說了一句名言：“學好馬列主義不容易，聯系實際用好馬列主義更困難”。

　　除了宏大的政治背景，毛澤東薦書，有時也是為推動和解決某個具體領域的工作。1954年1月，他主持起草新中國第一部憲法的時候，為初稿出來后便于中央領導層討論，他給大家開列了一個中外憲法書目，要求閱讀。其中有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有法國等資本主義國家的，民國時期的憲法則悉數在內。這是中央領導層第一次大規模研讀各國憲法，同時也說明，“五四憲法”不是憑空產生的。當然，毛澤東薦書未必總與實際工作直接相關。1958年3月，他在成都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從各種古代詩詞集中挑出65首作品，編成兩個小冊子發給與會者閱讀。有人感到不解，毛澤東解釋：“我們中央工作會議，不要一開會就說匯報，就說糧食產量怎么樣，要務點虛，要務虛和務實結合”，“要拿一點時間來談談哲學，談談文學，為什么不行呢?”看來，其意在使會議氣氛活潑一些，思路開闊一些，思想解放一些。

　　27個書目中，1941年寄送給遠在蘇聯的毛岸英、毛岸青的21種書，很有意思。除了當時中國的一些中學國文和歷史教材外，其余16種都是《精忠岳傳》、《小五義》、《何典》這類章回傳奇小說。想來，是希望自小生活在異國他鄉的兩個孩子多了解中國文化。向個人薦書，毛澤東的針對性總是很具體。他讓身邊工作人員讀馮契的《怎樣認識世界》，是希望他們懂得些唯物史觀和辯證法;他讓許世友讀《紅樓夢》，是讓這位傳奇將軍增加點“文氣”;他讓江青讀李固的《遣黃瓊書》，是告訴她“人貴有自知之明”;他讓王洪文讀《后漢書·劉盆子傳》，則是提醒，憑資歷、能力，你做黨的副主席還不夠格，如若不學習長進，早晚要像劉盆子一樣倒臺。這些推薦，透露出期待或隱憂諸般人事心曲。

　　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開列的要帶走的書籍，則反映了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后的自讀風景。這個書目中，直接寫出書名的有19種馬列書，17種中國古代文史書，20多種古今中外哲學和政治經濟學書。只列作者未列書名的，有王夫之、黑格爾、費爾巴哈、歐文、傅立葉、圣西門、楊獻珍，以及“從古典經濟學家到庸俗經濟學家的一些主要著作”。在這份書單中，還開列有“《邏輯學論文選集》(科學院編輯)，耶方斯和穆勒的名學(嚴譯叢書本)”。喜歡讀哲學的人涉獵邏輯學是很自然的事，但像毛澤東那樣近乎癡迷地閱讀邏輯，卻十分罕見。1957年，他三次邀請一些邏輯學名家到中南海搞專題座談;1959年又提議把中國近代以來的邏輯學論著，“不管內容如何”，均匯編出版;晚年閱讀和收藏的邏輯學書籍，達到86年種之多。專事邏輯學研究的人，也莫過如此。

　　毛澤東晚年個性化的擇讀，表現在他對中國古代文史的偏好上面。僅《紅樓夢》一書，便閱讀和收藏了20種不同版本的線裝書。閱讀經典，絕不是簡單的瀏覽刷屏，應該是一樁慢功細活，并且重復地閱讀，總會有新的發現，而每一次發現都會給內心世界帶來驚奇。也只有經典，才能讓人在不同版本、不同年齡、不同環境的閱讀中，不斷擁有春華秋實般的收獲。毛澤東反復閱讀《紅樓夢》，讀《資治通鑒》17遍，蓋緣于此。他對人講，自己讀《共產黨宣言》至少一百遍，也緣于此。

　　晚年隨著視力不斷減退，毛澤東用自己的稿費印了不少大字線裝書，供自己和其他年老的中央領導閱讀。據不完全統計，從1972年讀《魯迅全集》起，到1976年8月讀《容齋隨筆》止，他閱讀過、有的還作過圈畫和批注的新印大字線裝的中外書籍，多達128種。這還不包括他專門讓人校點注釋并按他的提示寫出內容提要的86篇古代文史作品。這些個性化擇讀，思接千載，神游八荒，或從歷史中汲取經驗，表達對現實問題的看法(讀《拿破侖傳》分析蘇聯在1970年代初的國際戰略);或與古人的精神對話中，排遣揮之不去的憂患心情(讀庾信《枯樹賦》多次流淚)。具有歷史感和文學感的政治家，常常是一位有文化智慧和人性溫度的政治家。

　　毛澤東年輕時寫詩說，要永葆“胸中日月常新美”。閱讀使他做到了這點。閱讀的佳境是由內向外的延伸，即通過閱讀，積累和營造“胸中日月”，延伸為通過實踐，積累和創造“人間天地”，這是一個讀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的過程。27個書目，雖只是毛澤東一生攀援書山之路在一些景點的駐足痕跡，但卻可以從中看出他的“胸中日月”和“人間天地”相互影響的精神伏線。他的閱讀，同他的轟轟烈烈的革命和建設實踐，終究是不可分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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