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拙著《大地上的親人：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序言，原題為《用文字重建與親人之間的精神關聯》，曾以《逃離與回望》為題發表《作品》2016年8月。

　　《大地上的親人》終于出版了，本書討論的核心問題為：在近三十年刺眼的鄉村書寫中，如何與同呼吸、共命運的親人建構一種文化上的關系？這種追問是中國知識界無法回避的難題，也是我無法回避的難題。

　　作為整個家族唯一獲得高學歷的人，我的成長，隱喻了一種逃離鄉村的路徑。長久以來，在知識包裹、理論堆積的學院生活中，我以為個人的日常和身后的親人失去關聯，是一種正常。事實上，在一種掛空的學院經驗中，如果我愿意沉湎于概念的推演和學術的幻覺，我的生活確實難以和身后的群體產生太多交集，無可否認，當我不得不目睹親人的不堪和不幸時，在無能為力的同時，我內心也隱隱升起一種逃離的慶幸。

　　2002年9月，在逃離九十年代大廠下崗的人生低谷，獲得碩士學位后，我沒有選擇工作，而是南下廣州繼續攻讀博士，“南方”作為一個實在的場域，突兀地進入我的視野。對我而言，人生的宏圖再一次展開，理論的誘惑讓我沉迷，在學院的高深中，我一次次感激命運讓我逃脫國企下崗的厄運，慶幸個人的努力終于獲得了回報，只要拿到學位，順利畢業，我的人生就會自然而然駛入早已預設好的人生軌跡，從此遠離底層，遠離辛酸與淚水，在個人奮斗的路線圖中，每一個環節嚴絲密縫，與閃閃發光的時代交相輝映。確實，十幾年前的博士頭銜，還有足夠的含金量讓任何一個底層青年擺脫卑微。

　　我從來沒有想到，在廣州打工多年堂弟的一次偶然造訪，讓我將目光轉向了另一個群體。我記得2002年中秋傍晚，堂弟敲開我的門，看到我沒有外出，怎么也掩飾不住四年未見的高興，他興奮地告訴我，如何巧妙躲過門衛的盤查，順利進到了在他眼中神秘不已的中大校園，至此我才知道，我可以自由出入的校園，并不是對所有人開放，十四五歲就來廣州打工的堂弟，無論有著怎樣年輕的臉孔，終究難以掩飾屬于農民的階層氣質。我留意到他手中的物品，一包是“廣州酒家的精裝月餅”，一包是“蒙牛牛奶”，這些今天看來極為普通的東西，對念書的人而言，也很少享用，我沒想到十九歲不到的堂弟竟然給我送來這些。

　　我責怪他花錢，他只說了一句，“你第一次在廣州過節，一個人太冷清。”我問他手頭是否還有錢，他畢竟是個孩子，仿佛為了讓我放心，很開心的告訴我身上還有50元，我事后才知道，堂弟因為當時年齡太小，手藝不精，也只能靠打零工混口飯吃。他甚至沒有接受我請他去食堂吃飯的邀請，就匆匆趕回了工地。在此以前，我盡管聽父母說起，故鄉的很多親人，都蝸居在廣州一個叫塘廈的城中村，但我從來沒有動過念頭去看望他們，甚至因為有些親人賭博、吸毒，總和一些說不清來源的人混在一起，為了避免給自己帶來麻煩，我潛意識和他們保持距離，劃清界限。

　　堂弟的到來，讓我感動并震驚，多年思考的一個問題逐漸清晰，在城鄉二元對立結構中，逃離的群體，是如何在知識的規訓中，以個人成功的名義剝離一種本真的感情，并在內心注入更多上升通道的算計和權衡？又是如何在不知不覺、不動聲色中塑造精英的感覺，逐漸疏遠身后的親人？我隱隱感到竭力營構的優越感轟然垮掉，自我審視悄然出現。

　　——這是我內心深處最大的隱秘。這個偶然的場景和事件，堂弟壓根就不會放在心上，但卻總是自動校準我人生的方向。在此以前，我一次次逃離人生的險境，在周密的計劃和有效的努力中，越來越接近成功人士的軌跡，在貌似精英化的個人路線圖中，逃離故鄉是擺脫厄運的起點，遠離親人是重塑精英感覺的開端。我在暗中使勁，眾多親人不體面的容顏，在城市的傲慢和學院的高深中，被我涂抹成忽略不計的背景，我并非有意遠離他們，但不同的人生境遇，確實讓親人之間普通的交集，變得遙不可及。

　　我得承認，在堂弟身上，有我很多難以理解的謎底，我不知道一個五個月就失去母親，在被父親多年舍棄，不得不和哥哥相依為命，初中都沒有讀完，為了獲取進城打工的機會，不惜將年齡改大四歲的留守孩子，在廣州多年的辛酸輾轉中，是如何保存一種悲憫和愛的能力?不知道在塘廈如此混亂、骯臟的環境中，一個底層的打工孩子，在被打、被騙、被拖欠工資、被抓進收容所餓飯三天后，為何對生活沒有太多抱怨，依然懂得去關心親人?

　　這些基本的東西，恰恰在我多年的求學生涯中，被日漸生硬、冰冷的知識稀釋，我反觀自己的生存，發現知識的獲取，不過讓我冠冕堂皇地獲得一種情感日漸冷漠的借口，然后在規整、光鮮、衣食無憂的未來期待中，逐漸模糊對另一個群體的注視。從此以后，我意識到單純從“經濟層面”來簡單觀照打工的親人，并搭配一份來自身份差異的道德優越感，或者敷衍地施以廉價的同情，是多么世故、淺薄而又不可理喻。對他們精神世界和時代之間關系的勾連，成為我此后多年的心愿。

　　堂弟稚嫩的身影，徹底接通了我和親人之間曾經暢通的愛的通道，在知識包裹中，因為眼光的轉向，我感覺心靈重新獲得了活力。在念書階段，我多次接受他們的邀請，去白云區的塘廈村和親人共度傳統節日，我陪著前來接我的堂弟，一次次穿梭在城中村的街道，真真切切地見識了什么叫一線天，什么叫握手樓，什么叫蝸居，什么叫暗無天日。一種完全不同的生活場景在我眼前展開，故鄉的美好記憶與他們南方的生活場景，構成了觸目驚心的對比。在時空的錯落中，現代性轉型過程中的村落命運推到我眼前，一旦將目光投向他們，注視他們的生存，時代轉型的隱秘就昭然凸顯：在時代的裂變中，他們和我一樣，共同承受個體和時代共生的命運。沒有誰可以漠視時代呼嘯而去的滾滾煙塵，沒有誰的命運可以割舍與大時代的深刻關聯。

　　在關于鄉村的敘述中，他們不是作為一個偶然的個體存在，而始終作為一個龐大而隱匿群體在默默承擔。鄉村的面相如此復雜，我親人的命運也各不相同。我將審視投向自己，猛然發現，在近三十年刺眼的鄉村書寫中，如何與同呼吸、共命運的親人建構一種文化上的關系，事實上成為知識界無法回避的難題。在時代狂奔的腳步聲中，資質、運氣、機緣在成功學的價值包裝下，被敘述為決定個體命運的關鍵要素，從根本上瓦解了鄉土中國的緩慢、恒定的氣質，但只要稍稍冷靜做一種整體的觀察，會發現這些偶然的要素，根本無法推導出一個群體的必然命運。

　　我決心書寫這個群體。一旦他們進入我的視線，而且調動起了我越來越強烈的表達欲望時，我意識到，在進入他們的生存肌理時，首先要從心底避免介入式的冒犯，而要盡量采用浸入式的交流。我特別害怕不由自主的優越感，凌駕于他們的講述之上，更害怕他們不經意中講出的人生經歷，在我的筆下，經由文字被輕佻地包裝成他者的故事。因為對我的信任和愛，親人們在講起各自的南下經歷時，甚至都帶著笑意，哪怕最悲慘的事情，他們也不懂得煽情。我提醒自己，必須意識到他們講述背后的情緒過濾，和我文字背后情緒膨脹這兩者之間的客觀差異。

　　本書的成形盡管來自一個偶然的機會，但如果要進一步溯源，就必須回到十幾年前，我不再將鄉村僅僅視為一個寄寓鄉愁的載體，而是將其作為一個“問題的場域”。2007年，經由婚姻的關系，我作為一個親歷者，目睹了另一個場域的普通農家，怎樣在社會轉型中經受種種掙扎，這種因為深刻嵌入家庭而帶來的血肉關聯的疼痛，讓我進一步確信個體命運和時代之間的深度關聯，意識到農村作為社會問題的終端場域，如何承受社會轉型的洗禮，不得不遭受難以擺脫的厄運，這種近距離的觀照，讓我深刻感受到，場域的差異不是構成困境的原因，共同的身份才是他們領受相同命運的秘密，《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一文，不過是多年觀察的一次偶然出場。由這個視點出發，我將目光投向了與我生命產生關聯的鄉村場域：豐三村、鳳形村、隘口村。我在地圖上無法找到那些村莊的具體位置，但它們卻經由親人的淚水和氣息，流轉到我的筆端，面目逐漸豐富和清晰。

　　我書寫的立足點來自對三個村莊親人命運的透視。豐三村，我作為一個外省女子嫁入的普通村莊，位居湖北，離我的故地幾百公里，若不是姻緣，它和我的生命產生不了任何交集，直到今天，這里依然生活了我大部分兄弟姐妹和第三代親人;鳳形村，我出生的湖南村莊，盡管因為別的原因，我并未在此居留多久，但爺爺奶奶墓碑銘刻的孫輩名字，毫無疑問明確了我人生的來處，經由父母的轉述，我知道任何一個家庭生老病死的所有消息，今天，我父輩那邊的大批親人依然生活于此，很多并未擺脫生存的困境;隘口村，外公外婆帶我長大，陪我度過快樂童年的村莊，是我一生精神的滋養地，這個閉上眼睛，我可以說出任何一條道路的村莊，盡管和我沒有傳統意義上的身份依附關系，但從情感而言，它卻深入骨髓，最能勾起我對故鄉的深刻記憶。盡管從經濟層面而言，這里很少陷入觸目驚心的窘狀，但敗壞的社會風氣還是將它拖入無法擺脫的絕境。

　　在本書中，我企圖通過以上三個村莊親人生存的描述，以此觀照轉型期中國農民的整體命運，并試圖勾勒其生存和命運抗爭的復雜圖景。這注定此書的寫作，既不同于純粹的文學寫作，也不同于純粹的學術著作，甚至因為創作主體的專業背景，及其和所敘對象之間的情感牽連，對感情的過濾都難以做到徹底，但這并不妨礙本書的寫作，是問題推動下的真相呈現，這樣，雜糅性和不純粹性，就構成了它的基本特征。

　　也許，和很多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比較起來，此種表述帶有過于強烈的主觀色彩，但我恰恰認為，對本書而言，因為對親人命運的流轉建立在陪伴、熟悉基礎上，甚至資料的獲取都在拉家常狀態下進行，沒有刻意采用面對他者所用的田野方式，這樣，彌漫其中的主觀色彩，因為滲透了來自情感的理解，附加了一份切膚的體恤，也并非完全沒有價值。甚至，和很多侵入式的研究比較起來，這種知根知底的表述，因為姿態的平等和下蹲，更能將他們還原到各自的語境，從而更好地凸顯其行為動機及內心秘密。

　　我始終認為，在現代化的進程中，城市與鄉村命運的糾葛，在中國語境下，對任何一個家庭的透視，對任何一個群體的透視，都能獲得隱喻時代的效果，實現對真相的指證。作為一個親歷者和介入者，我目睹了親人命運的變遷，關注他們的任何消息，這無法保證我的專業解讀，但卻能以經驗的真實、復雜，讓我找到一個切口，對轉型期中國問題進行思考和透視。

　　毫無疑問，此書直面的是農村問題，而農村問題多種面相的差異，是真實的存在。說到底，農村的問題從來不只和農村有關，它的背后連著更廣闊的世界，農村是社會一切問題的終端場域，社會所有的問題之流，最后都要進入這個末端，當全球一體化的序幕拉開，信息化伴隨現代性的強勢滲透，農村的生存，從細處看，是一幕幕揪心的悲喜劇，但從大處看，卻是農業文明與工業文明互相競爭、交融的必然結果。對農業大國的中國而言，當下農村問題的尖銳性在于，在城鄉的二元體制中，整個社會承受不起農村衰敗的代價，承受不起農村青年上升通道堵塞的代價。

　　關于鄉村的出路，我在本書中并沒有提供面容簡潔的答案，這固然來自鄉村境況的復雜，更來自現代化進程中，社會轉型早已呈現出疑難雜癥的癥候，任何單一的藥方都無法做到藥到病除，更來自鄉村作為所有問題的終端場域，它與各種要素之間的復雜關聯，從空間上，農村與城市緊密連接，無法分割，從發展層面上，對農村而言，經濟維度與文化、政治、精神維度產生了真實較量。

　　無論如何，在現代化進程中，廣大的鄉村伴隨經濟的凋敝、價值的失范及人心的荒蕪，早已成為廣袤國土的一個個觸目的傷疤。也正因為這樣，我對當下依然停留于“經濟的維度”來觀照、理解農村深懷警惕，對種種外在、依附型的行動并不看好。今天，農村的訴求，不應簡單地停留于經濟層面，精神和文化的需求，也應得到重視，否則，就算如隘口村這樣并無太大經濟壓力的村莊，在價值失范的狀態下，同樣會面臨難堪的挑戰。

　　費孝通在寫作70年前的《內地的農村》曾坦言，“我在這本書里所說的，我相信都是有事實根據的，因為我是個極力主張社會科學一定要從實地研究開始的人。10多年來，我一直為這主張而工作，而且常希望我們這種實地研究的工作能有一天挽回現在風行的空談和官僚性閉門造數字的空氣。我寧可因求真實性而犧牲普遍性。”跨越時空，我相信他“寧可因求真實性而犧牲普遍性”，在今天依然有其生命力。

　　對我而言，從熟悉的農村場域，進入到社會轉型期諸多難題的考察，是我目前能找到的最有效的介入方式，盡管在現有的知識譜系中，個體經驗依然面臨有效性指證的風險，但我相信，在一個事實上的大時代中，沒有誰可以和時代的裂變逃脫干系。說到底，鄉村鏡像是整個中國和時代的隱喻，只不過，在直面城鄉關系時，越來越多的知識人認同城市視角，并由此帶上優越和強勢的眼神，難以從內心承認城市與鄉村的事實一體。

　　本書的寫作，是我作為短暫身份上的城市人，向永久文化上的鄉下人的回望和致意。

　　2016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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