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與自由的辯證法: 馬克思歷史觀的哲學革命

　　———兼論《資本論》對《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的超越與發展

　　孫樂強(1982—)，男，安徽蕭縣人，副教授，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

　　摘要

　　馬克思勞動解放理論的基礎既不是《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異化邏輯，也不是《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分工理論，而是資本主義機器大生產。脫離了這一點，將無法準確理解勞動與自由的辯證法。然而，在機器大生產的定位上，《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和《資本論》又存在重要差異。在前一著作中，馬克思并沒有建立科學的勞動二重性理論，而是基于直接勞動來闡述機器大生產的哲學效應，并由此論證了資本主義崩潰和勞動解放的可能性，這整個邏輯還存在重要缺陷。而《資本論》則全面克服了《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的不足，建立了科學的機器大生產理論。也是在此基礎上，馬克思詮釋了勞動解放的雙重內涵，不僅揭示了勞動從資本關系中解放出來的現實基礎，而且也詮釋了勞動從手段變為目的的可能性，厘清了必然王國與自由王國的辯證關系，顛覆了貶低勞動或僅僅將勞動理解為手段的西方哲學- 經濟學傳統。

　　導言

　　勞動與自由的關系問題，不僅是西方哲學家和古典經濟學家關注的焦點話題，而且也是馬克思哲學研究的核心問題。正是以這一問題為突破口，當代西方學者掀起了重構或批判馬克思的理論熱潮。具體而言，主要體現為三種代表性觀點: 第一是勞動解放的烏托邦主義。阿倫特指出，勞動完全是一種工具性活動，在任何時候，都無法擺脫必然性的強制，轉化為目的本身。而馬克思卻反其道行之，天真地以為勞動能從必然性中解放出來，成為一種自由自覺的活動，這是一種典型的烏托邦主義。( 參見阿倫特，第45 頁) 第二是經驗主義內在因果觀亦或自治主義的對抗哲學。美國學者古爾德認為，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 以下簡稱《大綱》) 中開創了一種全新的因果觀，即奠基在勞動之上的內在因果觀。“勞動不僅為因果概念提供了依據，而且更為根本的是，就人們所關心的人類事務而言，勞動構成了因果性本身的本體論領域。”( 古爾德，第74 頁) 就此而言，勞動到自由的轉變，既不是外在原因推動的產物，也不是理念自我運動的結果，而是勞動自主發展的內在果實。( 參見古爾德，第98 頁) 與此相似，在《〈大綱〉: 超越馬克思的馬克思》中，奈格里也認為，勞動到自由的轉變，既不是資本主義內在矛盾運動的結果，也不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歷史結晶，而是勞動自治的必然產物。( 參見奈格里，第229 頁) 自由是蘊含于勞動之中的，任憑后者的自主發展，就能自發地生長出自由來。正是基于這一邏輯，奈格里將《大綱》視為馬克思思想發展的頂點，而將《資本論》視為這一著作的歷史倒退，進而將二者嚴格地對立了起來。( 同上，第38 頁) 第三是浪漫主義的審美救贖。馬爾庫塞指出，在必然王國中，勞動只是滿足需要的必要手段，是一種強制和痛苦;但到了自由王國中，勞動的性質將發生重大轉變，成為一種非功利性的、超越對象限制的游戲或消遣。( 參見馬爾庫塞，第216 - 218 頁) 而這一點正是鮑德里亞批判馬克思勞動解放理論的基礎。( 參見鮑德里亞，第16 - 17 頁) 圍繞這些解讀，國內學界已做出了積極的批判性回應，但始終有一些核心問題未能得到有效澄清，比如，馬克思勞動解放理論的現實基礎是什么? 如何理解機器大生產理論與勞動解放之間的內在關系? 在這一問題的闡述上，《大綱》和《資本論》存在何種差異? 能否像奈格里那樣將《大綱》視為馬克思思想發展的頂點? 厘清這些問題，不僅有助于我們全面把握馬克思勞動解放理論的科學內涵，澄清馬克思歷史觀革命的精神實質，而且也能為我們準確定位《大綱》和《資本論》的歷史地位及其哲學思想，提供重要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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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積極回應當代西方學者對馬克思勞動解放理論的批判或重構，首先必須回到馬克思的文本，正本清源，澄清馬克思提出這一問題的原初語境及其科學內涵。

　　綜觀馬克思思想的發展歷程可以發現，在不同時期，馬克思對勞動與自由關系的認識存在明顯差異。在《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他從人本主義邏輯出發，將自由自覺的勞動預設為人的本質，以此來批判資本主義的異化勞動，認為只要揚棄了后者，就能實現勞動從手段到目的的飛躍，使其轉化為凸顯人的本質力量的自由活動。這種解讀不論在形式上還是內容上，都還停留在思辨的異化史觀之中。

　　到了《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在這一問題上取得了重要推進，歷史唯物主義的形成為他分析這一問題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論支撐。但客觀地講，此時他并沒有真正理解物質生產、勞動與自由的辯證法。馬克思、恩格斯指出: “勞動，在他們那里已經失去了任何自主活動的假象，而且只能用摧殘生命的方式來維持他們的生命……以致物質生活一般都表現為目的，而這種物質生活的生產即勞動( 它現在是自主活動的唯一可能的形式，然而正如我們看到的，也是自主活動的否定形式) 則表現為手段。”(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 卷，第128 頁) 此時馬克思、恩格斯并沒有嚴格區分勞動與物質生產，而是將二者直接等同了起來。表面上看，這一觀點似乎沒有什么不妥之處，但一旦到了機器大生產階段，它的缺陷就明顯地表現了出來。勞動是蘊含在物質生產過程中的主體部分，在機器大生產之前，作為一種主體活動，勞動涵蓋了整個物質生產過程; 從這個角度而言，二者是同一個過程。但一旦進入到機器大生產階段，二者就被嚴格地界劃了開來，這時，勞動在整個生產過程中的作用將會逐步下降，淪為生產的一個次要環節，這是一種質性變化。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此時馬克思、恩格斯雖然已經談到了機器大生產，但他們恰恰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為什么呢? 主要原因在于，他們并沒有真正理解機器大生產的本質，而是像拜比吉、舒爾茨一樣，用斯密的分工邏輯來理解機器大生產。這導致他們沒有明確意識到將勞動與生產嚴格區分開來的重要性。在這種邏輯的指引下，他們必然會認為，資本主義的物質生產即勞動，已經成為一種與自主活動相悖的、摧殘生命的奴役活動，這必將引發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即生產力與交往形式之間的矛盾，使資本主義走向終結，這時，勞動和物質生產將從這種奴役形式中解放出來，成為“自主活動的唯一可能的形式”，實現從手段到目的的轉變。

　　那么，值得思考的是，物質生產能不能擺脫自然必然性的限制，成為真正的自由活動? 或者說，在物質生產領域，勞動所能達到的自由，與作為目的本身的勞動所能達到的自由，存在什么本質區別? 這就涉及到必然王國與自由王國的關系問題。而此時馬克思恩格斯顯然沒有能力回答這些問題。

　　到了《大綱》中，馬克思在這些問題上取得了重要突破。首先，勞動能否成為一種自由活動?在這里，馬克思給出了明確回答。他指出，在資本主義以及前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之所以會淪為一種手段，完全是由社會條件導致的，這并不意味著勞動永遠只能作為手段存在，而是表明，“這種勞動還沒有為自己創造出……一些主觀的和客觀的條件，從而使勞動會成為吸引人的勞動，成為個人的自我實現”。(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第615 - 616 頁) 只要克服了這些外在限制，勞動就能從強制中解放出來，成為自由的活動。“克服這種障礙本身，就是自由的實現，而且進一步說，外在目的失掉了單純外在自然必然性的外觀，被看作個人自己提出的目的，因而被看作自我實現，主體的對象化，也就是實在的自由，———而這種自由見之于活動恰恰就是勞動”。( 同上，第615 頁) 就此而言，馬克思再一次肯定了勞動從手段上升為目的的可能性。那么，如何轉變呢? 或者說，這種轉變的現實基礎是什么呢? 此時馬克思已經不再像《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那樣，訴諸于人本主義的異化邏輯; 也不再像《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那樣求助于分工，而是始終站在機器大生產的語境中來分析這一問題。

　　在這一著作中，馬克思指出，隨著固定資本的形成，特別是機器體系的引入，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發生了重大變化: 如果說以前勞動是生產過程的主導，那么現在，勞動已經淪為生產過程的一個次要環節。(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 卷，第91 - 92 頁) 此時，勞動與生產的區分不再是名義上的或形式上的，而是有著實質性的意義，“這將有利于解放了的勞動，也是使勞動獲得解放的條件”。( 同上，第97 頁)

　　馬克思指出，勞動在生產過程中作用的下降，將直接導致資本主義勞動價值論的崩潰。資本主義生產的“前提現在是而且始終是: 直接勞動時間的量，作為財富生產決定因素的已耗費的勞動量”。( 同上，第100 頁) 這就意味著，只要生產還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生產，直接勞動時間就永遠是財富的唯一尺度; 然而，勞動在生產過程中作用的下降，意味著資本主義現實財富的創造越來越不取決于直接勞動時間，而是取決于科學技術水平及其在生產上的應用，這將直接危及到資本主義財富生產的基礎。“資本本身是處于過程中的矛盾，因為它竭力把勞動時間縮減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勞動時間成為財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 ( 同上，第101 頁) 隨著這一矛盾的發展，資本主義將會遭遇自身不可克服的界限，最終趨于解體， “一旦直接形式的勞動不再是財富的巨大源泉，勞動時間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財富的尺度，因而交換價值也不再是使用價值的尺度……于是，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生產便會崩潰，直接的物質生產過程本身也就擺脫了貧困和對立的形式”。( 同上) 勞動也將從資本主義的奴役形式中解放出來，轉化為一種新形態。

　　那么，這是否意味著，只要擺脫了資本關系的強制，勞動就能自動轉化為一種自由活動呢? 答案是否定的。達到這一點，只是意味著勞動不再是剩余價值生產的工具，而是重新回歸到一般層面，即生產使用價值來滿足整個社會的發展需要，這也就是馬克思后來所說的社會主義階段的勞動特征。在這里，勞動依然是一種手段，還沒有真正轉化為目的本身。要想實現這一轉變，還需要一定的社會條件。

　　馬克思指出: “物質生產的勞動只有在下列情況下才能獲得這種性質: ( 1) 勞動具有社會性;( 2) 這種勞動具有科學性，同時又是一般的勞動，這種勞動不是作為用一定方式刻板訓練出來的自然力的人的緊張活動，而是作為一個主體的人的緊張活動，這個主體不是以單純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現在生產過程中，而是作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活動出現在生產過程中。”(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第616 頁) 而機器大生產恰恰又為勞動的這種轉型提供了客觀條件。馬克思指出，機器體系和機器體系的資本主義運用完全是兩回事，“決不能從機器體系是固定資本的使用價值的最適合的形式這一點得出結論說: 從屬于資本的社會關系，對于機器體系的應用來說，是最適合的和最好的社會生產關系。”(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 卷，第94 頁) 換言之，廢除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只是意味著使機器體系擺脫了資本主義的運用形式，并不是說連機器體系本身都廢除了，在后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中，這種機器體系將從資本關系中解放出來，成為社會生產的新基礎。到了這時，勞動與生產的分離，將蘊含著更深一層的含義，即為勞動從手段真正轉變為目的本身提供客觀基礎。在后資本主義的初級階段中，使用價值生產依然是勞動活動的主要目的，不過，勞動作用的下降，意味著只需要花費更少的勞動時間，就能滿足整個社會的生產需要，“如果共同生產已成為前提，時間的規定當然仍有重要意義。社會為生產小麥、牲畜等等所需要的時間越少，它所贏得的從事其他生產，物質的或精神的生產的時間就越多……社會發展、社會享用和社會活動的全面性，都取決于時間的節省。一切節約歸根到底都歸結為時間的節約。正像單個人必須正確地分配自己的時間，才能以適當的比例獲得知識或滿足對他的活動所提出的各種要求一樣，社會必須合乎目的地分配自己的時間，才能實現符合社會全部需要的生產。因此，時間的節約，以及勞動時間在不同的生產部門之間有計劃的分配，在共同生產的基礎上仍然是首要的經濟規律。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為規律。”(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第123 頁) 這種勞動時間的節約就“等于增加自由時間，即增加使個人得到充分發展的時間”。(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 卷，第107 - 108 頁) 一旦后者成為整個社會的主導尺度，勞動的形態和意義也將隨之發生重大轉變: 它不再表現為單純的物質生產活動，而是轉化為每個人在自由時間內所從事的一種高級活動; 它的目的也不再是為了生產生活資料，更不是為了生產剩余價值，而是為了每個人的自我實現。到了這時，勞動也將從物質生產領域中解放出來，實現從手段到目的的真正轉變，成為每個人自由全面發展的內在尺度。

　　那么，這是否意味著，馬克思的分析已經徹底成熟了? 仔細分析不難發現，此時馬克思的整個論證邏輯還存在重要缺陷。

　　首先，在他看來，直接勞動是資本主義財富生產的“唯一的決定要素”( 同上，第94 頁) ，而直接勞動時間則是資本主義財富的唯一尺度，這一觀點顯然是有問題的。從使用價值的角度來看，直接勞動決不是財富的唯一源泉，脫離了自然界，勞動將無用武之地，“因此，勞動并不是它所生產的使用價值即物質財富的惟一源泉”(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 卷，第56 頁) ，“自然界和勞動一樣也是使用價值( 而物質財富本來就是由使用價值構成的! ) 的源泉”(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 卷，第15 頁) 。從價值生產來看，直接勞動或直接勞動時間也決不是資本主義財富生產的決定性因素，而是抽象勞動或抽象勞動時間。這表明，此時馬克思還沒有真正克服李嘉圖勞動價值論———即價值決定于直接勞動時間———的內在缺陷，更沒有建立起科學的勞動二重性理論。這也決定了，此時他對資本主義崩潰邏輯的分析，必然存在重大缺陷。他指出，資本主義財富生產的決定性因素是直接勞動，而大工業的發展卻將勞動壓縮到最低限度，使財富的創造越來越不取決于直接勞動，這一矛盾構成了資本主義不可克服的內在界限，將直接導致資本主義的崩潰。這一觀點顯然是站不住腳的。因為資本主義財富生產的基礎決不是直接勞動，而是抽象勞動，即使前者被壓縮到最低點，只要后者還存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機制就依舊照常運行。就此而言，此時馬克思依據直接勞動與生產過程的分離所引發的“矛盾”，將大工業視為資本主義崩潰的臨界點，這一觀點也是錯誤的。

　　再者，他對資本主義條件下“機器悖論”的闡述也是有問題的。由于馬克思始終將直接勞動當作資本主義財富生產的基礎，他自然會認為，直接勞動時間的節約就等于自由時間的增加，但是為什么后者沒有轉化為工人的財富呢? 譬如，那些被機器體系排斥在生產過程之外的相對過剩人口，他們的勞動時間已經縮減為零，但他們為什么享受不到自由呢? 馬克思的回答是: 這是由機器體系的資本主義運用導致的。那么，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生產機制導致的呢? 馬克思顯然無力回答。要解決這一問題，還有待勞動二重性理論的形成。唯有從抽象勞動入手，才能揭開資本主義生產機制的秘密，才能破解“機器悖論”產生的內在根源。而這些問題則是在后面的著作中解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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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 1859 年) 中，馬克思克服了《大綱》的內在缺陷，此時他不再把直接勞動當作資本主義財富生產的源泉，也不再基于直接勞動的質、量辯證法來區分物質財富和價值財富，而是在商品二重性的基礎上，建立了科學的勞動二重性理論。這時，他明確意識到，資本主義財富生產的基礎決不是具體勞動或直接勞動，而是抽象勞動。因此，要想實現勞動解放，首先必須破除抽象勞動的生產機制。那么，他在《大綱》中所提出來的直接勞動作用的下降，能否直接導致抽象勞動或資本主義交換價值生產制度的崩潰呢? 要回答這一問題，首先必須搞清楚生產力與具體勞動、抽象勞動之間的辯證關系。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指出: “生產力當然始終是有用的、具體的勞動的生產力，它事實上只決定有目的的生產活動在一定時間內的效率。因此，有用勞動成為較富或較貧的產品源泉與有用勞動的生產力的提高或降低成正比。相反地，生產力的變化本身絲毫也不會影響表現為價值的勞動。既然生產力屬于勞動的具體有用形式，它自然不再能同抽去了具體有用形式的勞動有關。”(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 卷，第59 - 60 頁) 生產力或一般智力的發展，會直接影響具體勞動，并與后者成正比; 但它與生產價值的抽象勞動之間并不存在任何直接聯系，前者必須經過一定的中介，才能間接地影響資本主義的剩余價值生產。就使用價值而言，生產力的提高意味著，在同樣的時間內，具體勞動能夠生產出更多的產品; 但這并不是說，前者的提高，能夠直接影響商品價值本身，這需要一定的條件。只有當它被整個社會普遍采用時，它才會影響商品生產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從而降低商品的價值。而就消費品而言，一旦商品的價值降低了，也就意味著用于維持勞動力再生產的可變資本部分即工資降低了，而用于生產工資的必要勞動時間也就隨之下降，這樣導致的結果，決不是資本主義交換價值制度的崩潰，而是剩余價值生產的進一步完善。換言之，生產力的發展導致了雙重結果: 一方面，縮短了“生產某種商品的社會必需的勞動時間”; 另一方面，降低了“勞動力的價值，從而縮短再生產勞動力價值所必要的工作日部分”( 同上，第366 頁) ，使剩余價值得以提高。

　　到了這時，馬克思才真正明白，在《大綱》中，他僅僅依據生產力的發展所導致的直接勞動作用的下降，來論證資本主義崩潰的分析，恰恰是站不住腳的。大工業的確推動了一般智力與勞動的分離，壓縮了直接勞動的存在空間，使后者在生產過程中的作用不斷下降，但并不能由此認為，資本主義交換價值制度就要崩潰了，因為直接勞動與生產過程的分離，并不能從根本上顛覆資本主義價值生產的基礎( 抽象勞動) ，更不會直接導致資本主義生產制度的崩潰; 相反，它還會進一步強化這種機制，開啟一種完全不同于協作和工場手工業的相對剩余價值生產形式。也是到了這時，馬克思才真正明白，直接勞動在生產過程中作用的下降，決不是資本主義崩潰的依據，而是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的必然結果; 而資本一方面盡力縮減勞動時間，另一方面又用勞動時間來衡量它所創造出來的財富，也決不是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而是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的客觀機制; 同樣，機器大生產更不是資本主義崩潰的臨界點，而是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的完善形式。也是在此基礎上，馬克思從根本上揭示了資本主義條件下機器悖論產生的內在根源。正是由于資本關系的強制，才使原本作為節約勞動時間的機器，成為資本主義剩余價值生產的工具，導致大部分工人被排斥在生產過程之外，淪為產業后備軍和相對過剩人口。對他們而言，直接勞動時間雖然已經降低到最低點，但他們卻沒有絲毫的自由可言，因為這種時間的壓縮恰恰是以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為前提條件的。他們雖然“免除了”直接勞動，但在根本上卻沒有擺脫抽象勞動的統治，而是“絕對地從屬于資本，就好像它是由資本出錢養大的一樣”。(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 卷，第729 頁) 這表明，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完全拋開抽象勞動，單純從直接勞動來論證資本主義的崩潰和自由時間的生成，恰恰是有問題的。

　　那么，機器大生產所引發的哲學效應是什么呢? 此時馬克思已經不再基于直接勞動展開分析了，而是從資本有機構成和抽象勞動入手進行了系統論證。一方面，從客體維度來看，資本主義機器大生產所引發的矛盾決不是直接勞動與勞動價值論的矛盾，而是由一般利潤率不斷下降規律所導致的資本積累危機。① 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機器大生產的發展，意味著不變資本的比重將日益增加，而“總資本的有機構成不斷提高，由此產生的直接結果是: 在勞動剝削程度不變甚至提高的情況下，剩余價值率會表現為一個不斷下降的一般利潤率”。(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第237 頁) 這一規律既不是單純的經驗歸納，也不是一種理論虛構，而是“根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本質證明了一種不言而喻的必然性”( 同上) ，它表明，資本主義生產永遠無法擺脫生產力的絕對限制。隨著這一規律的不斷發展，資本主義將最終遭遇不可克服的內在界限。另一方面，從主體維度來看，機器大生產能夠為普遍化的無產階級的生成提供客觀條件。在分工階段，由于存在熟練工與非熟練工之分，致使工人呈現出等級化發展趨勢。而大工業則徹底消滅了分工的技術基礎，使勞動同質化，這為無產階級超越等級限制，轉變為一種普遍化的自為階級，提供了前提條件。這雙重條件的成熟，將最終導致資本主義走向滅亡，為勞動解放提供根本前提。

　　到了這里，問題并沒有完結，將勞動從資本關系中解放出來，只是意味著勞動擺脫了經濟必然性的強制，它還沒有從根本上超越自然必然性。這就涉及到另外一個重要問題，即如何理解必然王國與自由王國的辯證關系? 馬克思指出，在后資本主義的初級階段，勞動依然是個人的謀生手段，而分配方式只能采取按勞分配，它在本質上仍然是“資產階級法權”。(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 卷，第23 頁) 在這一領域中，所能達到的最大“自由只能是: 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于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一種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 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但是，這個領域始終是一個必然王國。”(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第928 - 929 頁) 換言之，停留在物質生產領域中的勞動，不論其生產效率和組織形式如何，都始終無法擺脫自然必然性的限制，成為目的本身。而要做到這一點，還必須將勞動從物質生產領域中解放出來，“自由王國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規定要做的勞動終止的地方才開始; 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來說，它存在于真正物質生產領域的彼岸……在這個必然王國的彼岸，作為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的發揮，真正的自由王國，就開始了。”( 同上)

　　那么，勞動如何從自然必然性中解放出來呢? 在這點上，馬克思繼承了《大綱》的理論分析，肯定了機器大生產的一般人類學意義。在后資本主義的社會階段中，絕不意味著人類又重新回到原始的生產狀態中，資本主義所開創的物質生產力將會被繼承下來，成為未來社會生產的基礎，而機器體系也將成為節約勞動時間的真正利器，進而為勞動擺脫自然必然性的限制，提供物質基礎。一旦勞動時間節約到一定程度，勞動將從自然必然性中解放出來，而那些由“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規定要做的勞動”才真正終止，隨之，勞動的意義和形態也將發生根本性變化，轉化為人類“生活的第一需要”。(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 卷，第23 頁) 這時，真正的自由王國也就到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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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結論:

　　第一，在馬克思看來，勞動解放包括兩個遞進的過程。在原始社會中，勞動始終受到自然必然性的制約; 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中，勞動的目的依然是滿足人的生存需要，但它除了受到自然必然性的制約外，還受到政治依附關系的強制; 資本主義社會雖然揚棄了“直接形式的自然必然性”(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第286 頁) 和政治依附關系，卻形成了一種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經濟必然性，致使勞動完全淪為剩余價值生產的工具。因此，要想實現勞動解放，第一步必須從根本上徹底消滅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將勞動從剩余價值生產中解放出來，使之復歸于一般性的人類活動。然后，在共同生產的基礎上，不斷節約勞動時間，使后者從物質生產領域中解放出來，轉化為一種更高級的自由活動，從而使其真正上升為目的本身，實現從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以此來看，馬克思的勞動解放理論始終是以社會關系的變革為前提條件的，如果缺少這一前提，單憑勞動的自主發展，是決不可能長出自由的。就此而言，馬克思的歷史觀決不是古爾德所說的經驗主義的內在因果觀，也不是奈格里所指認的自治主義的對抗哲學，更不是哈貝馬斯指責的技術決定論，而是基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歷史辯證法。這也是馬克思在不同時期始終致力于解剖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重要原因，只有基于這種歷史觀，才能從根本上找到勞動解放的現實路徑。

　　第二，基于機器大生產，馬克思全面揭示了勞動與自由的辯證法，徹底顛覆了貶低勞動或僅僅將勞動理解為手段的西方哲學- 經濟學傳統。在哲學史上，亞里士多德率先開啟了貶低勞動的西方傳統。在他看來，勞動始終是一種低賤的奴隸活動，根本不可能成為自由本身。斯密雖然創立了勞動價值論，但他始終認為勞動是一種不幸和犧牲，而不勞動才是一種“自由和幸福”，進而將勞動與自由抽象地對立起來。同樣，康德也始終將勞動與自由固化在兩個不同的領域，否認勞動與自由之間存在內在聯系。黑格爾雖然肯定了勞動在現代社會中的歷史作用，第一次顛覆了貶低勞動的西方傳統，但他始終把勞動理解為絕對精神自我發展的一個中介環節，并不承認勞動本身可以成為目的，就此而言，他并沒有真正超越西方傳統。而馬克思則從機器大生產理論出發，科學詮釋了勞動解放的雙重內涵，不僅揭示了勞動從資本關系中解放出來的現實基礎，而且也詮釋了勞動從手段變為目的的可能性，徹底顛覆了整個西方的哲學- 經濟學傳統。就此而言，馬克思的勞動解放理論決不是從人本主義邏輯推演出來的思辨結果，更不是一種烏托邦，而是基于對機器大生產的歷史唯物主義分析，得出來的具有客觀效力的科學結論。因此，當阿倫特僅僅立足于前現代的手工勞動或奴隸勞動，來理解勞動與自由的辯證法時，恰恰忽視了馬克思勞動解放理論的現實基礎。

　　第三，在《大綱》和《資本論》中，馬克思對機器大生產及其哲學效應的理解存在重要差異。在前一著作中，馬克思是基于直接勞動而不是勞動二重性理論，來論證機器大生產所引發的內在矛盾的，這樣導致的結果就是: 此時他關于相對剩余價值以及資本主義崩潰邏輯的分析，都存在重要缺陷。而《資本論》則全面克服了《大綱》的理論缺陷，實現了對后者的全面超越與發展。因此，當古爾德和奈格里單純依據《大綱》來詮釋馬克思的勞動解放理論時，恰恰沒有看到這一著作的理論缺陷; 而當后者把《大綱》視為馬克思思想發展的頂峰時，恰恰抹殺了《資本論》的歷史貢獻。再退一步來講，他們對勞動與自由關系的解讀，本身就是建立在對《大綱》的曲解之上的，雖然這一著作還存在一定的理論缺陷，但它所體現出來的歷史觀，也決不是他們所理解的經驗主義因果觀或自治主義的對抗哲學。

　　最后，作為目的的勞動真的像馬爾庫塞所說的那樣，是一種超越任何限制的游戲或消遣嗎? 答案也是否定的。在自由王國中，勞動擺脫了經濟必然性和自然必然性的雙重強制，“但這決不是說，勞動不過是一種娛樂，一種消遣，就像傅立葉完全以一個浪漫女郎的方式極其天真地理解的那樣，真正自由的勞動，例如作曲，同時也是非常嚴肅，極其緊張的事情”。(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第616 頁) 就此而言，馬爾庫塞將自由王國中的勞動詮釋為一種游戲或消遣，是完全錯誤的。實際上，這是他基于《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對馬克思勞動解放理論的一種扭曲。然而，值得玩味的是，在《生產之鏡》中，鮑德里亞恰恰把馬爾庫塞的這種解讀當成是馬克思本人的思想，并對后者的勞動解放理論展開了攻擊，認為這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真實體現。“這種處于政治經濟學之外的游戲、非勞動或非異化的勞動，被界定為受沒有目的的合目的性所統治。在這個意義上，它仍然是審美的，在極端康德主義的意義上，它適用于所有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含蓄意指。雖然馬克思的思想清算了資產階級的倫理學，但在資產階級的美學面前，馬克思的思想仍然無能為力……馬克思主義思想繼承了資產階級思想中審美的和人道主義的毒素”。( 鮑德里亞，第20 - 21 頁) 單純就馬爾庫塞而言，這一批判無疑是一針見血、切中要害的; 但如果把這頂帽子扣在馬克思的頭上，那就荒謬至極了，因為馬克思從來沒有把自由王國中的勞動理解為一種游戲或消遣。以此來看，鮑德里亞根本沒有理解馬克思勞動解放理論的出場語境，更沒有清楚厘定馬爾庫塞和馬克思思想之間的本質差異。就此而言，他對馬克思的批判是完全不公正的。

　　注釋

　　① 實際上，在《大綱》的第三篇中，馬克思已經注意到了這一點，并提出了利潤率下降規律。不過，這里的利潤率并不是后來經過競爭中介之后所形成的一般利潤率，而是直接利潤率; 更為重要的是，此時他依然是從直接勞動來理解這一規律的。

　　參考文獻

　　1.阿倫特，2007 年: 《馬克思與西方政治思想傳統》，孫傳釗譯，江蘇人民出版社。

　　2.鮑德里亞，2005 年: 《生產之鏡》，仰海峰譯，中央編譯出版社。

　　3.古爾德，2009 年: 《馬克思的社會本體論》，王虎學譯，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4.馬爾庫塞，1989 年: 《現代文明與人的困境》，李小兵等譯，上海三聯書店。

　　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3 年、1995 年、1998 年、2001 年、2003 年，人民出版社。

　　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95 年，人民出版社。

　　7.奈格里，2011 年: 《〈大綱〉: 超越馬克思的馬克思》，張梧等譯，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文章來源：《哲學研究》2016 年第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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