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宣言》發表已經接近一百七十年了?？墒牵q如春風過驢耳，仍然有許多的中國學者認為，共產主義就是共一切“財產”。

　　可嘆的是連中國一流的馬克思主義學者、某些研究《共產黨宣言》的專家都說不清什么是“共產主義”，更不用說高校的政治理論課教師了。難怪學生們會提出一個非常奇怪卻經常把教師難倒的問題：共產主義實現的條件是生產力高度發達，能滿足所有人的需要，可是資源有限、欲望無窮，這個“條件”怎么可能具備呢?經濟學的前提就是“資源有限”，共產主義豈不是連經濟學的前提都要取消了么?

　　實際上，幾乎所有與“共產主義”相關的問題，在《共產黨宣言》中都有明確的答案。當今時代雖然出現了一些《宣言》所不可能預料到的現象，但其本質，卻無一例外都在《宣言》中得到了闡明。人們之所以讀不懂，并不是由于馬克思和恩格斯說得不夠清楚，而是由于人們不習慣辯證的思維方式。

　　現在就讓我們逐個地來分析這些問題。

　　一、科學共產主義“共”的是資本，而不是個人消費品

　　《共產黨宣言》明確指出，“共產主義的特征并不是要廢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廢除資產階級的所有制” ，也就是資本的私人占有制;只是在資本的私人占有制是私有制的最高形式的意義上，共產主義才意味著最終消滅私有制。這就是人們以訛傳訛的“共有一切財產”!

　　馬克思和恩格斯接著明確指出：共產主義并不是要消滅個人占有制，不是要消滅“個人掙得的、自己勞動得來的財產”，不是要消滅“構成個人的一切自由、活力和獨立的基礎的財產”;相反，資本的私人占有剝奪了人的自由、活力和獨立，共產主義通過消滅私有制，恰恰是要恢復人的自由、活力和獨立 。

　　可見，共產主義“共”的是資本，即那種據以無償占有他人勞動成果的力量;而不是“共”個人消費品，不是“共”那種“構成個人的一切自由、活力和獨立的基礎的財產”。相反，共產主義主張“各盡所能，按需分配”，恰恰是為了讓人無償地得到個人消費品，從而真正獲得“自由、活力和獨立”。 換句話說，共產主義并不是廢除消費品的個人占有制，而是要重建已經被資本主義消滅了的消費品個人占有制 。共產主義的分配原則 “各盡所能，按需分配”，本來就不是按照資本、土地，甚至也不是按照勞動能力的大小分配個人消費品，而是由每個人無償占有作為他的生存和發展條件的個人消費品，其他任何人不能剝奪。

　　說得夠明白了吧?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除了自己的勞動力之外一無所有。要獲得個人消費品，就必須為資本家勞動，取得工資，然后用工資到市場上去購買個人消費品。因此，工人如果找不到工作，是談不到“自由、活力和獨立”的。而按照從亞當•斯密那里流傳下來的公認說法，資本家雇傭工人，并不是出于為工人解決失業問題的好心，而是出于謀利的私心。只有工人能夠為資本家帶來利潤時，資本家才會雇傭工人，如果不能贏利，那么即使工人餓死，也不關資本家的事。工人階級的“自由、活力和獨立”表現在哪里?

　　本來，由此可以像青年馬克思那樣得出結論：資本主義是一種把貨幣置于人之上、讓工人成為資本自我增殖工具的“異化勞動”制度。只有資本的占有者或有錢人才談得上“自由、活力和獨立”，直到馬克思的時代，工人連生存權都不能保證，所謂“自由、活力和獨立”豈不是畫餅?但亞當•斯密是一個倫理學家出身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是一個道德哲學教授。他必須調和經濟與道德的關系，至少也要為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涂上一層道德的油彩。為此，他提出，無論是資本家，還是工人，每個人既有自利心，又有利他心。自利心表現為謀利的沖動，屬于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利他心表現為對他人的同情，屬于倫理學的研究對象;兩者之間通過“看不見的手”即市場，溝通為一體。市場是一個分工協作的整體，是有意識的自利和無意識的利他的統一。

　　既然如此，為什么資產階級要拋開道德的一面，單純強調自私的一面，把斯密關于“看不見的手”的思想歪曲為自私比利他更有價值?這并不奇怪。“共有資本”?茲事體大，涉及資產階級的切身利益。歐洲早就有一種說法：如果幾何學觸犯了統治階級的利益，那么就連幾何學也要被禁止。共產主義要消滅資本的私人占有制，資產階級怎能不瘋狂反對，怎能不造謠、污蔑?

　　難怪上世紀末中國有的著名經濟學家得出了“經濟學不講道德”的高論。他們不得不承擔起為資產階級利益辯護的歷史任務。

　　同資產階級相反，馬克思和恩格斯不僅明確提出了共產黨人的主張，而且從歷史和邏輯兩方面進行了論證。

　　從以往的歷史來說，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勞動得來的、自己掙得的、自己賺來的財產”只有一種 ，即“資產階級財產出現以前的那種小資產階級的、小農的財產”，小資產階級和小農都是自己占有自己的勞動果實，既不剝削別人，也不接受別人的剝削。有人把小資產階級和小農視為“他自己的資本家”，這是一種荒謬的看法，因為“自己的資本家”按其本質來說，根本就不是資本家。真正的資本家只有在預期能夠帶來利潤時才組織生產，但小資產階級和小農必須像真正的工人那樣，為自己的生存而生產，哪怕這種生產不能帶來剩余產品。在生產過程中，小資產階級和小農當然可以要求自己生產出超過生存需要的勞動產品，但他們也可以不這樣做——這本來就是“自由、活力和獨立”的含義。然而，體現“自由、活力和獨立”的這種財產恰恰是被資產階級所消滅的。在工業的發展中、在商業的競爭中，通過大魚吃小魚的弱肉強食原理，最終必然形成兩極分化，把小部分人變成資本的占有者，把大部分人變成除了自己的勞動力外一無所有的雇傭勞動者。

　　要知道，“剝削”自己和剝削別人，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資本主義的前提假設就是人性自私，資本家不可能像愛自己那樣愛工人。即使是在通常情況下(更不要說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剝削”自己的積極性也遠沒有剝削別人那樣大。資本主義的“自由、活力和獨立”，同小農或小資產階級的“自由、活力和獨立”不同，并不是來自自我主宰，而是來自對他人的剝削。這是由剝削別人的積極性帶來的“自由、活力和獨立”，因此是以戕害大多數勞動者的“自由、活力和獨立”為基礎的，說穿了，不過是資本的“自由、活力和獨立”。 這恰恰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遠遠大于以前剝削方式的秘密所在。

　　從邏輯方面來說，“資本”不是一種“個人”力量，而是一種“社會”力量。資本離開工人的勞動就不能創造“利潤”，因此，“資本是集體的產物，它只有通過許多社會成員的共同活動，而且歸根到底只有通過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活動，才能運動起來”。做一個資本家意味著“他在生產中不僅占有一種純粹個人的地位，而且占有一種社會的地位”。金錢萬能，有錢就有一切。“資本”的對立面是“雇傭勞動”。雇傭勞動不能給自己創造資本，只能為資本家創造資本。如果考慮到富國對窮國的剝削，從而把富國和窮國放到一起，從全球平均的角度來說，勞動力的平均價格只能是最低限度的工資，即工人為維持其工人的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數額。馬克思和恩格斯宣布：“我們決不打算消滅這種供直接生命再生產用的勞動產品的個人占有，這種占有并不會留下任何剩余的東西使人們有可能支配別人的勞動。我們要消滅的只是這種占有的可憐的性質，在這種占有下，工人僅僅為增殖資本而活著，只有在統治階級的利益需要他活著的時候才能活著。” 如果工人不能給資本家帶來“利潤”，那么資本家就寧愿讓資本閑置，至于由此導致的大規模失業和全球1億多人挨餓，在資本家看來那是工人自己的事情 。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甚至炮制出一個“自然失業率”的謊言，似乎只有讓一部分工人餓死，才符合物競天擇的社會主義達爾文主義“規律”。

　　套用一句古老的英語諺語，這就叫“資產階級沒有腦，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沒有心”。

　　二、為什么說“要素價值論”和“要素分配論”是荒謬的?

　　老鷹有時候飛得比雞還低，但是雞永遠飛不到老鷹的高度。因此，雞夸獎的永遠是飛得最低的時候的老鷹。

　　經濟學家們對待斯密，就跟雞對待老鷹一樣。

　　斯密是勞動價值論的創立者。但與此同時，他總結前人的經濟學研究成果，綜合為流毒甚廣的資本、土地、勞動的“生產三要素”理論，從而不自覺地否定了他自己提出的勞動價值論。一方面，按照勞動價值論，既然一切價值都是勞動創造的，那么以價值形式出現的一切收入當然都應該歸勞動。但另一方面，按照“三要素”論，既然資本家出資本，地主出土地，工人出勞動，那么，在分配勞動成果時，就應當由資本家得利潤，地主得地租，工人得工資。可以說，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全部錯誤，集中體現在“要素分配論”中。

　　美國思想家亨利·喬治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了三要素論的錯誤。喬治認為：生產要素只有兩種，即土地(包括由土地派生的一切生產資料)和勞動。只要這兩者結合就能進行生產，根本不需要“資本”加入。資本不是必備的生產要素，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條件下，沒有資本照樣可以組織生產，但土地和勞動兩者卻缺一不可。喬治不僅由此揭露了三要素論的錯誤，認為資本是后來從這兩種要素中派生出的力量，而且認為，一切財富都是勞動創造的，因此，正如土地不應得到地租一樣，資本也不應得到利潤，至多只能由資本的所有者得到“利息”。資本家的利潤，正如地主的地租一樣，并不是生產要素收入，而是所有權收入，本質上是憑借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無償地占有勞動者的成果。如果要素分配論成立，那就應該把利潤給資本而不是給資本家，把地租給土地而不是地主，這顯然是荒謬的。正如利潤并沒有給資本，而是給了資本的所有者一樣，地租并沒有給土地，而是給了地主。喬治認為土地的私人占有是萬惡之源，從而立場鮮明地提出了“土地公有”的主張，只是為避免由此造成社會動蕩，他才退而求其次，提出了“沒收地租歸公共所有”的政策主張，這就是著名的“土地漲價歸公”論。它是后來的房地產稅的理論基礎，也是孫中山的社會主義主張即“平均地權”的理論基礎。

　　問題是，喬治同樣沒有區分財富的生產要素和價值的生產要素，因而必然陷入同斯密一樣的自相矛盾，因為，如果一切財富都是由勞動創造的，那么就既不可能存在財富生產的二要素論，也不可能存在財富生產的三要素論，而只能存在財富生產的一要素論，即“勞動要素”論;反之，如果一切財富都是由勞動創造的，那么財富就不可能有土地或資本等其他生產要素，既然如此，那就應當連“利息”一起廢除，而不僅僅像喬治想的那樣，只廢除地租和利潤。

　　究竟是單一要素論，還是二要素論或三要素論?要解決這一問題，就必須區分使用價值生產和價值生產。喬治和斯密犯了同樣的錯誤：既在使用價值的意義上談論“財富”，又在價值的意義上討論“財富”。一旦把“財富”的這兩種不同的含義區分開來，我們就可以看到，前者是自然經濟時代的“財富”，后者是市場經濟時代的“財富”。換言之，在自然經濟時代，可以根據一個人擁有的使用價值量判斷他是窮還是富，但在市場經濟時代，就只能根據一個人擁有的價值量(即作為購買能力的貨幣量)判斷他是窮還是富，在這一意義上，自然經濟條件下生產的是使用價值，而市場經濟條件下生產的卻是以交換價值形式表現出來的價值。只要把使用價值的生產和(交換)價值的生產區別開來，就可以看到，所謂二要素或三要素，都是指使用價值的生產要素，而價值的生產“要素”只有一個：勞動。準確地說，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

　　但是這樣一來，作為使用價值生產要素之一的勞動和作為價值生產唯一源泉的勞動顯然具有不同的含義，不可混淆。馬克思把前者稱為“具體勞動”，把后者稱為“抽象勞動”，由此澄清了籠罩在古典經濟學上的重重迷霧。

　　如果看不到貨幣與產品的區別、價值與使用價值的區別，就會把創造使用價值的勞動或具體勞動與創造價值的勞動或抽象勞動混淆起來。有的經濟學家誤以為抽象勞動就是對勞動的抽象，因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明明說，抽象勞動就是抽掉了勞動具體特點的人類體力和腦力的耗費。他們沒有看到，對勞動的抽象是一種歷史事實，而不是經濟學家的主觀行為：這種“抽象”首先發生在市場上，發生在人們的交換行為中，而不是單純存在于經濟學家的頭腦中，不是單純存在于人們的認識中。作為購買力的“價值”以整個市場的存在為前提。如果脫離了市場經濟的大背景，那么單個的企業就跟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條件下的農民一樣，只生產使用價值，不生產價值，因為不參與交換的勞動只是私人勞動，無法被市場所抽象，無法轉化為社會勞動。

　　“價值”體現的并不是效用或產品滿足人的需要的屬性，不是人與自然的關系，而是購買力或產品的交換能力，是人與人之間的勞動交換關系。只有在確定產品的交換能力的時候，才需要對生產它的勞動進行抽象。因此，只有在市場經濟中，作為社會勞動一個部分的私人勞動才創造價值，在自然經濟或后市場經濟中，勞動只創造使用價值，不創造價值。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即使你生產的東西很多(如農民的大白菜或中國工人生產的食品、服裝)或使用價值量很大，但賣不出去，那就一文不值，因為你的勞動沒有被市場“抽象”為購買力;相反，你生產的產品雖然少，但能換得很多的貨幣，那么你的勞動的價值就高，因為它在被“抽象”的過程中被承認為較大的購買力。限產保價的行為，例如把牛奶倒進海里或把衣服燒掉、把糧食埋到地里，而不是把它們無條件地送給需要的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之所以不是一種荒謬行為而是一種合理行為，原因就在于生產者追求的并不是產品的使用價值，而是它的購買力或交換價值。

　　一旦看到價值的源泉是抽象勞動，而作為使用價值生產要素的勞動則是具體勞動，就可以擺脫勞動價值論和三要素論之間的自相矛盾。在市場經濟下，由于分配的對象不是產品或使用價值，而是貨幣或價值，因此，要素分配論的實質是要素的所有者憑借要素的所有權瓜分唯一由(抽象)勞動創造的價值。

　　既然要素價值論根本不成立，那么要素分配論顯然是荒謬的。正如喬治在小商品經濟或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主張土地共有一樣，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條件下，必然得出的結論就是“資本共有”。只有在資本共有的條件下，才可能實行按勞分配，進而為通過按需分配重建消費品的個人所有制奠定基礎。

　　問題是，“共有資本”的條件究竟能否具備?答案是肯定的。

　　三、資本主義的歷史作用與共產主義的物質條件

　　為什么像喬治和斯密這樣杰出的經濟學家會犯下混淆使用價值生產和價值生產的錯誤呢?主觀上看，這與他們不懂辯證思維、不了解生產關系的歷史性有關;客觀上，則由于當時資本主義尚處于發展的早期，沒有到達自我否定的階段。這與后來的經濟學家不同。后來經濟學家的錯誤是在資本主義已經到達自我否定階段的時候，頑固地堅持為資產階級利益辯護所導致的選擇性失明。

　　資本主義還是共產主義，并不單純取決于人們的主觀愿望，而是首先取決于客觀的歷史條件。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主義區別于其他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主要特征，是他們對實現共產主義所需要的客觀條件的分析。他們拒絕對地主或資本家個人作道德評判，認為如同農民和工人一樣，地主和資本家本身是特定歷史條件的產物。不能要求地主或資產階級超越他們的時代。

　　對資產階級的評價只能立足于歷史。馬克思和恩格斯明確指出：“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1]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闡述了資產階級的產生和發展過程，然后用大量的篇幅論述了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發展的推動作用。在他們看來，資本主義的本質要求就是“自由競爭以及與自由競爭相適應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資產階級的經濟統治和政治統治”[2]。這一切都是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資產階級無非是這種客觀要求的主觀表現而已。因而，一旦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成為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障礙，它被取代的時機就到來了。無產階級將成為舊社會的破壞者和新社會的建設者。

　　由于客觀條件不具備，俄國十月革命后雖然建立了社會主義政權，但并不表明資本主義已經過時，并不表明俄國已經穩固地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相反，當時還存在大量小生產的殘余，因此必須利用資本主義發展社會主義。列寧指出：同社會主義比較，資本主義是禍害;但同中世紀制度、同小生產、同小生產渙散性引起的官僚主義比較，資本主義則是幸福[3];在沒有達到實現共產主義的客觀條件之前，“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這個“名稱”并不表明當時俄國的經濟制度已經是社會主義制度，而是表明蘇維埃政權有決心實現向社會主義的過渡[4]。遺憾的是后來的領導人沒有注意到這一點，過早地宣布建成社會主義，以至于人們誤把當時還廣泛存在的前資本主義的東西當成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特有的東西，從而極大地損害了社會主義的聲譽。

　　同樣，中國雖然在1956年底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但正如鄧小平指出的那樣，從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來看，中國的社會主義還“不夠格”。中國還存在大量前資本主義的經濟因素，需要運用資本主義手段加以克服。這意味著，同列寧時期的蘇維埃俄國一樣，中國需要經歷一個“利用資本主義發展社會主義”的階段，以便為全面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創造物質條件。改革開放使中國進入了這一歷史階段。

　　那么，共產主義的物質條件是什么呢?過剩經濟。只有到達這一階段，資本主義才能實現自我否定。

　　資本是能夠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因此，同自然經濟以使用價值作為財富、市場經濟以價值(或作為購買力的貨幣)作為財富不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以剩余價值(或利潤)作為財富。由此決定了，資本主義生產的本質是剩余價值生產，而不是單純的價值生產或使用價值生產。一旦資本不再能為資本家帶來利潤，資本主義自我否定的時代就到來了。但是，資本主義生產包括剩余價值的生產和剩余價值的實現兩個環節，由于在剩余價值的生產環節，工人的工資被當作“勞動力成本”極力壓低，導致在剩余價值的實現環節，來自工人的需求成為缺乏購買力的無效需求，從而導致相對過剩，使剩余價值無法實現。剩余價值的生產使剩余價值的實現成為不可能，這一矛盾只有通過福利國家或福利社會政策才能緩解。二戰后資本主義之所以沒有滅亡，反而進入了高速發展的時期，正是由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普遍實行了凱恩斯主義的福利政策，消除了相對過剩。但是，由于凱恩斯主義并不是以廢除資本主義制度，而是以改良和完善資本主義制度為目的，因此，在資本主義的“豐裕社會”到來之后，必然導致滯脹等一系列新問題。原因很簡單：隨著福利成本的上升，平均利潤率必然下降，由此必然導致資本的自我取消。要避免這種情況，維持資本主義的表面繁榮，唯一的辦法向經濟注水，實行通貨膨脹政策。美國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思早在20世紀50年代末，就預見到了這些問題，提出，那種以“資源有限、欲望無窮”作為前提的經濟學只是短缺經濟學，而不是“豐裕經濟學”，因而已經過時了。不了解這一點，必然會導致種種新的經濟問題。到70年代末，這些問題果然發生了。

　　中國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進入過剩經濟時代。現在，過剩的產能已經成為困擾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問題。因此，如果說，在《資本論》發表的年代，只有英國能作為《資本論》的研究對象，即“現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及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話，那么，到21世紀，隨著亞洲四小龍的崛起、隨著原蘇聯東歐國家進入資本主義社會、隨著中國進入過剩經濟時代，整個人類都進入了《資本論》的語境。實行共產主義的物質條件已經成熟了。

　　現在，問題的關鍵是：在主觀方面，我們能否找回失落了的“共產主義”本質?

　　四、“人的需要”的性質與人的全面發展、自由發展

　　那些對共產主義的實現條件感到困惑的人，很多是由于缺乏辯證思維，不理解“共產主義”社會中“人的需要”的性質。由于受到資本的毒害，他們無一例外地把人的客觀的、健康的“需要”混同于主觀的、病態的“欲望”，因而聲稱生產力永遠達不到滿足所有人的欲望的水平。他們不懂得：“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或自我改變”是一致的[5];共產主義并不是只改變資本，它也改變人自身、改變著人的需要的性質。隨著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由資本所造成的、低級的病態欲望必然被改造為屬人的、高級的健康需要。

　　在當今時代的哲學、心理學和社會學理論中，需要被分為兩種：一種是客觀的、真實的需要，不滿足它們會導致機體的損害;一種是主觀的、虛假的需要，其滿足與否對機體并無影響。例如，馬斯洛認為，需要分為由低到高排列的許多層次，在每一層次上，客觀的、真實的需要是有限的;如果低一級需要得不到滿足，高一級需要是不會顯現出來的;相反，一旦低級需要得到了滿足，它就不再產生激勵作用，高一級需要就會顯現出來，并成為人的行為的動力。這實際上假定了所有需要都是健康的、正常的需要，而不是異化的需要、病態的欲望。前者是有限的，只有后者才是無限的。加爾布雷思提出，相對于肉體需要和私人需要來說，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物質產品和私人產品已經過剩，但相對于社會需要和精神需要來說，公共產品和教育事業等則供給不足。馬爾庫塞認為，資本主義“消費社會”的本質，是資本為了增殖自身，源源不斷地制造出多余的虛假需要，以便通過浪費的方式解決物質產品和私人產品的過剩問題，但就是不去投資公共產品和精神產品，因為那樣做不會帶來利潤。圣雄甘地的話可以作為資本主義社會中需要異化現象的總結，他明確指出：地球上的資源足以滿足人類的需要，但不足以滿足人類的貪婪。

　　馬克思早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就已經認識到，資本的自我增殖會導致所有的需要都為對金錢的數量需要所代替：“貨幣的量越來越成為貨幣的唯一強有力的屬性;正像貨幣把任何存在物都歸結為它的抽象一樣，貨幣也在它自己的運動中把自身歸結為量的存在物。無度和無節制成了貨幣的真正尺度。”[6]數量原則使人用低層次需要的自我復制抑制了向高層次需要的升華，從而導致病態的無窮欲望代替了健康的有限需要：“從主觀方面來說，這一點部分地表現在，產品和需要的范圍的擴大，要機敏地而且總是精打細算地屈從于非人的、精致的、非自然的和幻想出來的欲望。”“私有制不懂得要把粗陋的需要變為人的需要。……工業的宦官迎合他人的最下流的念頭，充當他和他的需要之間的牽線人，激起他的病態的欲望，默默地盯著他的每一個弱點，然后要求對這種殷勤服務付酬金。”馬克思把人為制造病態欲望的過程稱為“需要的異化”，在他看來，“這種異化也部分地表現在：一方面出現的需要的精致化和滿足需要的資料的精致化，卻在另一方面造成需要的牲畜般的野蠻化和徹底的、粗陋的、抽象的簡單化，或者毋寧說這種精致化只是再生出相反意義上的自身。”[7]

　　馬克思指出，需要的異化導致人的片面發展：“私有制使我們變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個對象，只有當它為我們所擁有的時候，就是說，當它對我們來說作為資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們直接占有，被我們吃、喝、穿、住等等的時候，簡言之，在被我們使用的時候，才是我們的。”[8]“因此，私有財產的揚棄，是人的一切感覺和特性的徹底解放，……需要和享受失去了自己的利己主義性質，而自然界失去了自己的純粹的有用性，因為效用成了人的效用。”[9]因此，在馬克思看來，作為對私有制的揚棄，共產主義僅僅是“人的自我改變”的物質基礎，而不是它的全部。共產主義的本質特征在于人的全面發展和自由發展。用《共產黨宣言》中的話說，“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10]

　　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強調要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重建消費品的個人所有制，這正是為了實現“每個人的自由發展”。他們從根本上否認那種“把所有的工人都變成資本家”，并在此基礎上建立“消費品的個人占有制”的幻想。當代西方發達國家的工人已經超越了絕對貧困的生活狀況，進入了相對貧困時代，但他們并沒有因此變成資本家。工人可能有車、有房，甚至可能有少量的存款或股票、債券，可是他們的存款或股票、債券，并不足以使他們脫離勞動過程，單純依靠這些“投資”過活。相反，他們必須依靠自己的工資來養車、養房。只要他們停止工作，他們就將失去自己的車子和房子，進而失去生存條件。在這種情況下，對個人消費品的占有并不足以使他們獲得“全面發展”和“自由發展”的條件，更遑論“成為資本家”或“融入資本主義制度”了。因此，雖然在有車、有房的意義上，發達國家的工人是有“財產”的，但在缺乏“資本”或“資產”的意義上，他們仍然屬于“無產階級”，因為“無產”與“資產”的對立，并不是在個人消費品的意義上，而是在有無資本的意義上。

　　“資本主義”本來就要求“利潤至上”，這意味著用對貨幣的量的需要取代其他一切需要，而不是“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后者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生產目的，它不僅意味著滿足人民群眾的物質需要、私人需要，而且意味著滿足人民群眾的社會需要、精神需要，乃至“每個人的自由發展”的需要。這當然是以每個人充分占有發展自身的個人消費品、從而是以資本的公有制為前提條件的，因為資本的私有制意味著只要不能產生利潤，就不會組織生產[7]，雖然這會導致資源的閑置，從而導致人為的短缺;反過來也是一樣，只要能夠產生利潤，哪怕對于需要的滿足來說是不必要的，哪怕這只能造成浪費，資本也必須組織生產。在共產主義社會則相反，不管產生不產生利潤，只要產品能滿足人民群眾的需要，社會就會組織生產，以便為人的全面發展和自由發展創造物質技術基礎，因為那時候利潤不再是衡量標準，需要的滿足才是衡量標準。

　　在這一意義上，對于人類來說，共產主義并不是一種遙不可及的夢，而是最近的將來就必須做出的選擇。它不僅是可能的，而且在客觀上是必然的。區別只是在于我們是積極地自覺地走向共產主義，還是自發地被動地走向共產主義，或者甚至由于主觀錯誤而走向自我毀滅。

　　[1]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頁。

　　[2]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36頁。

　　[3] 《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0頁。

　　[4] 《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0頁。

　　[5]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0頁。

　　[6]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4頁。

　　[7]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4-225頁。

　　[8]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9頁。

　　[9]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0頁。

　　[10]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頁。

　　[7] 按其本義來說，不能帶來利潤或剩余價值的資本不再是資本，而還原為貨幣。貨幣生產屬于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只有資本生產才屬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原標題：找回失落了的“共產主義”本質　文章原載《思想理論教育》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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