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世界的燈塔  思想路線的基石

　　——重溫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和《矛盾論》

　　王二路

　　毛澤東同志在1937年7、8月間，相繼發表的《實踐論》和《矛盾論》，是對中國國內第一、第二次革命戰爭和中國共產黨誕生以來歷史經驗和教訓的哲學總結。

　　“兩論”采用人們喜聞樂見、深入淺出的表達方式和論述方法，既生動又深刻地闡述、論證了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系統化的具體體現，也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典范。“兩論”的公開發表，不僅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更重要的是對中國共產黨堅持正確的思想路線，奪取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偉大勝利起到了重大的指導作用。

　　“兩論”中沒有過多涉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其他規律和范疇，只是從實踐和矛盾這兩個認識論和辯證法的基本問題入手，進行仔細分析，把人們的認識一步步引向深入。

　　《實踐論》以實踐為基礎，以辯證法為核心，以中國人民革命斗爭為內容，系統地闡發了實踐在認識中的作用，認識發展的辯證過程，絕對真理和相對真理的關系以及認識真理的道路，認識發展的總規律等認識論的重要原理，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認識論。

　　《矛盾論》緊緊抓住對立統一規律這個辯證法的實質和核心，緊密結合中國革命的矛盾運動和黨內兩條路線斗爭的經驗教訓，系統地論述了辯證法和形而上學是兩種根本對立的宇宙觀，矛盾的普遍性、特殊性及其相互關系，提出了矛盾的共性和個性、絕對和相對的關系是關于事物矛盾問題的精髓的思想以及矛盾的斗爭性和同一性等重要原理，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

　　一、“兩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旗幟    在1938年召開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同志向全黨發出了要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號召。他說：“共產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并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馬克思列寧主義偉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個國家具體的革命實踐相聯系的。對于中國共產黨說來，就是要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于中國的具體的環境。成為偉大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而和這個民族血肉相連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34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要變馬克思主義的“歐洲形式”為“中國形式”。使馬克思主義具有“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34頁),同中國革命實踐、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結合起來，變為群眾的思想武器。

　　《實踐論》的主題是認識與實踐的統一，《矛盾論》的主題是矛盾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這“兩個統一”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奠定了堅實的哲學基礎，為反對黨內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提供了銳利的思想武器，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由外國模式向中國模式的轉變。

　　“兩論”問世后，中國革命的面貌發生了根本改變。從此，中國革命擺脫了兩次受挫的陰影，走上了一條充滿陽光的勝利大道。在“兩論”的影響下，以及經過延安整風運動的洗禮，全黨高舉馬克思主義哲學大旗，堅持唯物主義，反對唯心主義;堅持辯證法，反對形而上學;堅持“兩論”精神，反對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思想統一，步調一致，這就為抗日戰爭乃至整個民主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兩論”從理論和實踐相統一的觀點出發,論證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重要性,倡導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兩篇文章又指出了教條主義是右傾機會主義和"左"傾冒險主義的共同認識論根源,為中國共產黨制定不同于俄國革命的一系列方針政策找到了哲學基礎,使全黨堅定了走中國自己的革命道路的信心,也為延安整風,特別是對教條主義的批判作了重要準備。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黨內再也沒有出現過路線錯誤和斗爭,消除了思想斗爭帶來的內耗。

　　“兩論”的公開發表，使中國傳統文化有了新的活力。中國有自己優秀的傳統文化,有自己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世界觀,但是中國的傳統文化主要是在封建社會發展和完善起來的,帶有濃厚的封建色彩.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到來,傳統文化已經不能適應時代發展的要求,只有注入新的內容才能煥發出生命的活力。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就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產物,是為無產階級革命服務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換一個角度講,也就是對中國文化注入馬克思主義的靈魂,時代的靈魂,使傳統文化得到批判與揚棄,并創造與構建新的中國文化。

　　毛澤東對中國革命實踐中一系列獨創性經驗的概括，主要得益于馬克思主義哲學。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對中國社會性質、革命性質、革命對象、革命的領導階級和同盟軍、革命的斗爭形式和發展道路所做的分析和判斷，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無一不是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這一武器的結果。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毛澤東提出的過渡時期理論和一化(工業化)三改(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任務，以及后來在總結國內外經驗基礎上形成的正確處理十大關系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思想，也無一不是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這一武器的結果。哲學是毛澤東思想中最有價值的部分，是它的精髓和靈魂，而“兩論”則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結晶。“兩論”是毛澤東最重要的哲學著作，毛澤東的其他哲學著作和具有哲學特征的著作，或者為“兩論”作了思想鋪墊，或者是“兩論”的運用和發展，而“兩論”則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的集大成者，這一歷史地位是毛澤東其他著作所不能代替的，這也是它之所以成為毛澤東思想的哲學基礎的原因。

　　二、“兩論”是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    “兩論”為中國共產黨人提供了科學的世界觀方法論。

　　毛澤東緊緊圍繞實踐是認識的基礎這一根本原則，具體闡明了認識發展的辨證過程。他在《實踐論》中把認識過程概括為“兩個飛躍”。他指出：“認識的能動作用，不但表現于從感性的認識到理性的認識之能動的飛躍，更重要的還須表現于從理性的認識到革命的實踐這一個飛躍。”(《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92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因為這兩個飛躍都是能動的飛躍，所以他把辨證唯物論的認識論概括為“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64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由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飛躍，只有在實踐的基礎上有目的、有計劃地進行調查研究才得以順利實現。如果人們只是埋頭實踐，不注意調查研究和總結經驗，就無法順利地實現由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飛躍。這里，自己的親身實踐是重要的，但人們不能事事親身實踐，因此還要善于向群眾學習，善于總結群眾的實踐經驗。人們在深入調查研究和了解群眾經驗的基礎上掌握了大量的感性材料，經過頭腦這個加工廠進行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形成概念，進而做出判斷和推理，造成與客觀實際相符合的理論系統，這才能夠達到理性的認識。

　　由認識的第一個飛躍所形成的思想、理論、計劃、辦法，必須回到實踐中去付諸實行，這個從理論返回實踐的過程是認識的第二個飛躍。這是由認識到實踐，由精神到物質的飛躍，是認識運動的繼續。毛澤東指出：“辯證唯物論的認識運動，如果只到理性認識為止，那末還只說到問題的一半。而且對于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說來，還只說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92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毛澤東的“兩個飛躍”的思想是反對主觀主義，包括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銳利武器。經驗主義者滿足于片斷的、零碎的經驗，拒絕科學理論的指導;教條主義者滿足于書本上的知識，拒絕對客觀現實生活作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二者在得不到正確認識這一點上可謂殊途而同歸。《實踐論》對于克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的危害，堅持正確的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奪取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人們的認識只有付諸實行，才能起到改造世界的作用。毛澤東說：“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認為十分重要的問題，不在于懂得了客觀世界的規律性，因而能夠解釋世界，而在于拿了這種對于客觀規律的認識去能動地改造世界。”(《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92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理論不回到實踐，對于人的實踐不起任何指導作用。因為馬克思主義新哲學同以往舊哲學的一個根本的區別，就是不只是世界圖景的追蹤描述，而是能動地改造世界的藍圖。20世紀60年代初，面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妄圖用石油制約中國、物質和自然條件極其困難的嚴峻形勢，以“鐵人”王進喜為代表的老一輩創業者，懷著對祖國的無比熱愛和為民族爭氣的強烈愿望，從四面八方撲向了莽莽荒原。他們以“兩論”起家，堅持“兩分法”，用辯證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去分析、研究、解決油田開發建設中的一系列問題。在形勢好的時候看到不足，保持清醒的頭腦，增強憂患意識;在形勢嚴峻的時候一分為二，看到希望，增強發展的信心。以“寧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英雄氣概，以“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的頑強斗志，以“石油工人一聲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的創業豪情，以“北風當電扇、大雪當炒面”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以“三老四嚴”、“四個一樣”的優良作風，克服重重艱難險阻，一舉拿下了大油田，甩掉了中國貧油的帽子。不僅為新中國建設建立了不朽的功勛，也為學習“兩論”，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三、“兩論”是中國共產黨加強自身建設的一大法寶    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明確指出:“每一事物的運動都和它的周圍其他事物互相聯系著和互相影響著。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內部，在于事物內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內部都有這種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運動和發展。事物內部的這種矛盾性是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聯系和互相影響則是事物發展的第二位的原因。”(《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301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不僅如此，毛澤東在矛盾轉化問題上繼承、改造和提高了我國古代辯證法思想，他指出：“一切過程都有始有終，一切過程都轉化為他們的對立物。一切過程的常住性是相對的，但是一種過程轉化為他種過程的這種變動性則是絕對的。”(《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332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按照邏輯推理，內因和外因兩者的位置并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經常變化著的，在一定的條件下可以互相轉化，互移其位置，內因可以變為外因，外因也可以變為內因。在具體事物的發展過程中究竟是內因起決定作用還是外因起決定作用，取決于雙方力量的對比。當內因的力量大于外因，占據外因這對矛盾中的主要方面時，內因就起決定作用;反之，則是外因起決定作用。

　　從辯證的角度看，內因與外因僅僅是相對而言的，內因不可能永遠是內因，外因也不可能永遠是外因。在這種條件下是內因，在那種條件下就可能是外因。在這個時間內是內因，在那個時間內就可能會變成外因。馬克思主義教育，對一個黨員來說是外因，但當一個黨員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樹立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變成了馬克思主義者，用馬克思主義來觀察和處理問題時，那么，馬克思主義又變成這個黨員的內因了。縱觀當今，世界上一些長期執政的共產黨相繼喪失政權，究其根本原因不外乎內因與外因所致。前蘇聯共產黨政權的喪失主要是由內因而導致的;美國占領伊拉克基本是外因力量的結果。

　　社會的發展在正常的情況下，按照社會發展規律從低級向高級循序漸進地向前發展。但有時候遇到強大外力的影響，這種秩序就會被打亂，發生跳躍式的前進或暫時倒退的現象。例如，美國在西方帝國主義入侵之前處于奴隸社會階段，如果沒有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也會逐漸地向封建社會發展。但西方殖民主義者的入侵，使這個從低級向高級循序漸進地向前發展過程中斷了，使美國越過了封建社會這個歷史階段，直接進入了資本主義歷史階段。中國也有類似的情形。毛澤東曾說，“如果西方帝國主義者不入侵中國的話，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去。”但由于西方列強的入侵，使中國自身的發展中斷了，使中國由一個獨立的閉關鎖國的封建社會變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社會。這都是由于美國和中國內部當時的力量大大小于帝國主義列強的力量，無法抵御它的侵略，由外因決定了內因的結果。我國西藏自治區和平解放前也是農奴性質的社會，解放后，跳躍了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這兩個歷史階段，直接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這是由于西藏內部農奴制的力量小于全國社會主義的力量所致。又如，在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中，很多黨員來自剝削階級家庭或其他非無產階級成分。共產主義運動創始人之一恩格斯曾經是資本家，但這并不妨礙他后來成為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領袖。相反，工人階級出身的向忠發，曾在黨的六大上因共產國際強調“唯成分論”而被選為黨的總書記，但他沒有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終至被捕后投降叛變。

　　《矛盾論》的基本結構和主要內容貫穿了一分為二及矛盾轉化的思想，重點突出了矛盾的轉化問題。毛澤東強調，轉化要有一定的條件，沒有一定的條件就不會轉化。

　　在一定條件下，即外因的力量大于內因的力量，成為內外因這對矛盾中的主要方面時，外因也同樣可以起決定作用。外因起決定作用，有如下兩種情況：一是強大的外因決定事物的發展方向。當內部矛盾與外部矛盾雙方勢均力敵，依據自身的力量一時改變不了這種對峙局面時，加強外部力量，該事物內部矛盾的力量就會順著外部力量的方向此消彼長，向著外因所指引的方向發展。二是強大的外部力量也能改變和影響內部條件，從而改變事物的性質。譬如，某個黨員干部犯了嚴重錯誤，組織上對其施以非常良好的教育和改造，以強大的外部力量感化、幫助、挽救他，使他逐漸醒悟過來，重新做人。諸如此類，即為有條件的轉化。

　　時過境遷。隨著時間的推移，毛澤東“兩論”中的某些具體材料和事例可能會過時，但它所闡明的基本原理，它所體現的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永遠也不會過時。“兩論”所闡述的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唯物辯證法的理論原則，以及由此引申出的一系列重要結論，諸如“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對具體矛盾進行具體分析”、“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做好矛盾轉化工作”等等，不僅是我黨在民主革命時期以及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取得勝利的思想法寶，也是我黨今天和今后必須遵循的理論原則。

　　“兩論”的哲學光芒必將永遠照耀著中國共產黨前進的道路!

　　作于：2016年7月28日

　　通訊地址：河北省石家莊市欒城區物資大樓居民小區第一排第四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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