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與教條和虛偽作斗爭　　

--- 讀斯蒂格利茨的《全球化和對全球化的憤懣》　　

        隨著全球化成為勢不可擋的大趨勢，對全球化的抗拒和批判也形成了一個強大的潮流。在國際經濟學界對全球化所作的批判中，近年最引人注目者當數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 的《全球化和對全球化的憤懣》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其中原因首先是因為作者的特殊身份。除獲得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外，斯蒂格利茨曾在克林頓政府的三人經濟顧問班子中任職，后來又擔任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和資深副行長。用他自己的話說，這些職業經歷使他得以“第一手地看到全球化會對發展中國家，尤其是這些國家中的窮人，所具有的毀滅性影響”。

        同樣重要的是，作者以理性的務實精神批駁了主流經濟學中許多似乎神圣不可侵犯實則貽害無窮的教條，并且以難能可貴的良知與勇氣揭穿了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在全球化過程中的虛偽面目?？纯慈珪耪碌拿Q便可領略一二：全球機構的承諾、破碎的承諾、選擇的自由？、東亞危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政策如何把世界帶到全球崩潰的邊緣、誰丟失了俄羅斯？、不公平的貿易法及其他詭計、通向市場的更好道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其他議程、前方的路途。

        在斯蒂格利茨看來，全球化之所以后果不妙，是因為對這一過程管理不善，而對全球化管理不善根源在于意識形態和政治算計主導了美國政府和國際機構的決策。所謂意識形態，主要是指那些脫離實際的經濟學教條。這些意識形態教條包括：市場是完美無缺的，政府干預是有害的，市場和政府是天然排斥的，向市場過渡必須是迅速的和一步到位的，私有化是不講條件的并必定奏效的，信息總是對稱的，競爭總是充分的，對外開放是沒有成本而只有收益的，貿易必須是完全自由的，金融市場應當是開放的，等等。這些教條在為拉美國家準備的“華盛頓共識”措施中，在開給俄羅斯的“休克療法”藥方里，在東亞金融危機后作為援助條件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緊縮方案”中，已經屢見不鮮，這種斯蒂格利茨所謂“壞經濟學”的危害性，人們也早已領教。

        與意識形態教條同時害人的還有政治算計，這主要是指發達國家的虛偽面目，即他們一方面自私自利、損人利己甚至損人不利己，另一方面又冠冕堂皇地擺出一副救世主的架勢。事實上，發達國家自己多不相信那些意識形態教條，但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言，它們卻樂于用種種教條來掩蓋其不可告人的私利。就看這一兩年中，美國一方面利誘和威逼他國進一步開放貿易，另一方面卻將其農業補貼增加到了新的高度，在鋼鐵和紡織品等眾多領域大搞貿易保護主義；一方面教訓發展中國家要勇敢地進行結構調整，另一方面自己卻百般抗拒自己夕陽產業的結構調整；一方面大肆指責東亞國家的“裙帶資本主義”，伺機迫使發展中國家實行金融自由化，另一方面則雖然自己也大有公司治理等嚴重問題，卻繼續大搞金融游戲掠奪他國財富。這些都是斯蒂格利茨在書中提到的，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深思。在欣賞斯氏的良知和勇氣的同時，我們更應借助其思路，反省自己的全球化戰略，并作出恰當的應對。

（Joseph E.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Penguin Books, 2002）

第二篇　　

全球化：強者的游戲　　

--- 讀司各特的《全球村中的大分裂》　　

《全球村中的大分裂》(“The Great Divide in the Global Village”)是哈佛商學院工商　管理　教授司各特（Bruce R. Scott） 撰寫的一篇論文，發表于美國《外交》 (Foreign Affairs) 2001年1/2月號。此文就全球化過程中的貧富懸殊問題、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關鍵作用等作了很有啟發性的論述，此類觀點在美國的主流媒體上并不多見。

 有關貧富懸殊問題，司各特指出，與主流經濟學的允諾相反，全球化不會帶來平均收入水平的大幅提高，只會造成貧富差距的日益拉大。20世紀下半葉的歷史并未證明國際均富的假設，相反貧富懸殊一直在加劇。在司各特看來，原因很簡單：除了窮國占優的初級品貿易被排擠外，關鍵在于富國阻止移民流入、窮國難于吸收外資。人所共知，歐美目前允許的移民量只是可能量的零頭，而資本的自由流動并不能彌補勞動力不能流動的缺陷。美國從1880年代以來的歷史證明，只有存在勞動力和資本雙雙自由流動的機制，才有可能實現不同地區收入水平的拉近。即使在美國國內，南方與北方的貧富差距也是到60年代才得到消除，那是因為40年代以后，世界大戰導致北方勞力短缺，南方勞力于是流入，同時資本流入南方。當今世界中，一國國內貧富不均的克服都談何容易，甚至意大利這樣的發達國里南北差異也極其驚人，更別說移民流動嚴重受限、資本流動嚴重失衡的全球范圍了。

 司各特進一步指出，限制移民妨礙著均富的實現，說明全球化過程中政治因素仍是貧富不均的一個重要成因；同時，投資難以流入窮國，說明自由市場無法均富。于是，政府的作用便不言而喻。制訂適合國情的發展戰略、創造經濟發展所需的制度變遷前提、在這個國權至上的世界爭取本國的利益、調動和配制好國內資源用于經濟與社會發展，等等，都要求有一個有效運作的政府。東西方發展史充分證明了這一點。西方發明了民族國家、建立了強大政權，實現了法治，由此確立了市場有效運轉的制度框架，并且實行了重商主義的經濟戰略和不斷突破的技術發展戰略。北美、澳洲能從零開始迅速發展起來，說明了西方這套民族國家兼強大政府制度的優越性。而日本、“四小龍”和中國奇跡般的經濟追趕更是印證了這一道理。因此，發展中國家也許問題千千萬萬，但最首要者之一還是政府不力的問題。

 明乎此便知，當今的全球化的確提供著機會，如直接投資有可能流入、對外市場準入可能性增大，但是，機會并不保證結果。而且，目前的全球化條件下更有挑戰的一面。最明顯的是，除了“馬太效應”的作用外，發達國家為了使其自身優勢和他人劣勢凝固化，已把曾哺育其強大的保護主義之類的政策定為“違反”“國際規則”，并在進一步改變游戲規則，例如把服務貿易和知識產權納入國際貿易管理體系。顯然，如果沒有強大有力的政權，任何一國，更不用說發展中國家，將既無法利用好全球化的機遇，更無力應對全球化的挑戰。說到底，全球化絕非天然的雙贏游戲，相反它是十足的強者游戲。

（Bruce R. Scott, “The Great Divide in the Global Village”,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1, pp. 160-177）

第三篇　　

自由主義國際經濟秩序的難產　　

--- 讀吉爾平的《全球政治經濟學》　　

        美國著名國際政治經濟學家吉爾平(Robert Gilpin)于2001年出版了新著《全球政治經濟學》(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該書探討了冷戰結束之后國際政治經濟學科和實務中的宏觀問題，包括：政治經濟學的實質、國際政治經濟學的重點、新經濟理論的政治含義；全球貿易體系、全球貨幣與金融體系；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民族國家在全球經濟中的角色、國家政權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政治經濟影響、經濟全球化及其治理；等等。與此同時，正如副標題“理解國際經濟秩序”所示，該書的一個重點是探討國際經濟秩序。

        吉爾平充分注意到了自80年代末以來國際經濟秩序中的顯著變化，如冷戰的結束、新自由主義經濟理念的勝利、資本主義力量的全球拓展、信息技術引發的“新經濟革命”、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等。然而，在這些變化之下，吉爾平作為國際政治經濟學現實主義派別的代表，又反復強調，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實質并未變化。在他看來，當今時代與以往時代一樣，仍然缺乏建立自由主義經濟秩序所要求的關鍵要素：開放的國際貿易體系仍是大打折扣的、穩定的國際貨幣體系自70年代初以來并不存在、不受限制的資本流動依然大有疑問。故此，經濟自由主義所承諾的效率與福利的增加還是落空了。

        吉爾平得出的結論是冷峻的，但也是有理有據的?？疾飕F實和歷史，不難發現，自由主義國際經濟秩序至今未能建立起來的根本原因是，當今的國際秩序與以往一樣，仍然是無政府主義的，民族國家依然在這個群龍無首的世界上相互競爭、各謀其利，各種國際機構的存在無法改變國際政府缺失這一由來已久的局面。當然，歷史上的英國和當今的美國作為霸權的主導者，的確在某些時候既愿意又有能力充當秩序的創立者和維護者，包括為國際政治經濟互動提供“公共產品”。可是，人所共知，霸主的作用不可能是中立和最優化的。許多情況下，它們所主導的秩序是自私自利的，并經常會為了一已私利而肆意改變規則。霸權國家內部的不同利益集團更會時時施加偏離自由主義原理的種種壓力。另一方面，其它國家也會“搭便車”，片面地利用國際秩序的有利方面而又盡量逃避責任，如在英國霸權時期的美國和德國都曾如此。所有這些因素自然會提高國際合作的交易成本，增加自由主義秩序實現的難度。

        更進一步，還應看到，所謂自由主義國際經濟秩序這一套理論本身也是值得質疑的。至今占據主流的自由主義經濟學說本質上是由現實秩序的主導者所提出、規范或認可的，它們反映了并維護著霸主自身的利益。例如，自由貿易理論就是以比較優勢為其立論支柱的。但是，歷史和現實都表明，在國際不平等交換本已存在、國際性轉移支付無法做到的前提下，靜態地看待比較優勢問題并且馴服地遵從比較優勢原則只會使一國徘徊于國際分工中的抵擋角色，從而難以擺脫落后和被剝削的困境。除此之外，國際金融、技術、法律等各個領域中都可見到強者為了自身利益，不公平地制定游戲規則、壟斷行業標準之類的事實?，F實世界讓人無法想象國際秩序的既得利益者會心甘情愿地站在弱者一邊或者抽象的人類利益一邊，來按照那些表面的自由主義言辭改造現有秩序。顯而易見，吉爾平所表達的冷峻現實觀點依然值得欠發達國家的人們深長思之。

（Robert Gilpin,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第四篇　　

乘人之危與發展中國家的金融自由化　　

--- 讀海伽德和麥斯菲爾德的一篇論文　　

        自從發達國家在70年代初放松金融與資本管制之后，發展中國家也隨后開始了其金融自由化的過程。然而，發展中國家此后卻頻發金融危機，其頻率遠高于發達國家，其代價也無可比擬。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發展中國家實施金融自由化政策的呢？是其經濟內部的發展所要求的呢？還是因缺乏經驗輕率“趕浪”，甚至被他人利誘威逼？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國內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多起來了，但從被他人利誘威逼這個角度立論的較少，或者缺乏實證性材料與分析。因此，由海伽德（Stephan Haggard）和麥斯菲爾德（Sylvia Maxfield）早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前就撰寫的一篇相關論文值得我們關注。

        該論文名為《發展中國家金融自由化的政治經濟學》（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in the Developing World），1996年即發表于美國《國際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冬季號。該文特別考察了印度尼西亞、智利、墨西哥、韓國四個國家的金融自由化歷程，發現在金融自由化和國家收支平衡危機之間居然存在著密切的關系。根據兩位作者對全部11個金融自由化歷史時期的研究，印度尼西亞在1970年和1987-88年、智利1974年和1976-80年、墨西哥1978年、1983年和1988年、韓國1990年這8個時期的自由化都“源自于收支平衡危機”。事實上，在這些時期之前，有些政府本來正在采取一些更加收緊而不是放松的政策。然而，收支平衡出現危機迫使政府為了穩定局面而向外尋求金融支持。在此情況下，原本虎視眈眈的外國利益集團利用危機局面迫使有關政府開放金融市場，借以謀取利益。與此同時，危機國政府往往為了尋求外部金融支持，而通過實行自由化的政策來發出籠絡投資者的“信號”，盡管長遠看這樣做代價高昂甚至具有顛覆性后果。這篇論文的結論基本上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發展中國家的金融自由化往往是發達國家乘人之危的結果。

        這一結論當然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不會贊同的，但作者的實證研究方法，加上國外大量的類似研究成果，特別是結合亞洲金融危機之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所作所為，卻不能不讓自由主義思潮盛行、慣于浪漫看待全球化的中國學界保持警惕。當然，對于發展中國家金融自由化的動因，也許還應稍稍打開一點視野。

       大致而言，除上述乘人之危因素外，還可以觀察到另外幾個動因。一是發展中國家與外部世界經濟上的互相依賴從60年代以來在不斷地增加，貿易和投資的緊密聯系，加之電訊技術的發展，已使發展中國家政府更加難于實施金融控制，這是自由化的一個大背景。二是發展中國家國內的利益集團，包括面向海外的制造商、出口公司及其相關的金融服務提供者等，也在推動金融自由化，尤其是當收支平衡發生危機時，它們的影響力會上升，所施加的金融自由化壓力也會增大。三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傳播著自由化的觀念，這背后往往有發達世界金融利益集團的精心策劃和推波助瀾，發展中國家的決策者即使在收支平衡沒有危機的平時，或者即使沒有正面遇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類機構的調教，也往往難于抵擋主流經濟學散布的所謂“慣例”及其令人心動的自由化前景。當然，所有這些因素本質上都連通著西方利益集團，所以從這個角度看，乘人之危的命題還是成立的。當然，西方利益集團謀取私利也是天經地義的，只是我們應該認清其本質，時時扎緊自己的金融籬笆。

(Stephan Haggard and Sylvia Maxfiel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inancial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0, no.1, winter 1996, pp. 35-68)

第五篇　　

金融危機有無統一模式？　　

--- 讀金德伯格的《金融危機史》等著作　　

        金德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 初版于1978年的《瘋狂、恐慌、崩潰：金融危機史》 (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 A History of Financial Crises) 是一部不斷再版的名著，亞洲金融危機之后，此書再次引起廣泛的關注，國內也終于出版了中文版。根據金德伯格的研究，金融危機可謂久已有之，他在書中將首例金融危機追溯到17世紀初。在考察了全世界30多例主要金融危機之后，金德伯格提出了一個金融危機發生模式，簡單地說就是其書名中的六個字：瘋狂、恐慌、崩潰。所謂瘋狂，即因普遍相信存在較大的贏利機會，人們會競相投資于某一實有甚至虛擬的物品，投資量大、心切、人眾而成瘋狂。隨后，當市場過程累積到無法維持的某一點時，即出現逃離市場的恐慌拋售行為。最后，在從眾心理和滾雪球效應的作用下，終于出現墻倒眾人推、樹倒猢猻散的崩潰局面，從而形成危機。應當說，古往今來的金融危機雖則在細節上千差萬別，但的確似乎逃不過這一過程模式。明斯基(Hyman Minsky) 等專家提出的金融危機發生機理基本上與此類似。從這個意義上說，金融危機似乎存在著一個統一的模式。

        然而，概括程度過高未必有助于深入研究問題。所以，與經濟史家不同，經濟學家們更愿意研究當代的具體問題，他們偏重于考察金融危機的經濟性原因。比較典型的是，克魯格曼(Krugman)于1979年提出了當代金融危機的“經濟基本面”模式，認為危機主要由國內信貸過度等不可持續的宏觀經濟基本面問題引起。弗里德曼(Friedman) 則相信“政府失敗”模式，他強調市場與個人總是理性的，政府卻總會不斷犯錯誤。此兩個理論有時也有某些重合的方面，二者對解釋90年代初以前的金融危機，主要是經常項目型危機比較有效。90年代初以來，隨著全球金融自由化的發展，資本流加快并加大，尤其是短期投機資本的放大更是增加了市場的不穩定性，往往會在經濟基本面不錯的國家里釀成金融危機。奧布斯菲爾德(Obsfield) 在1986年即提出的“自我實現危機”模式能較好地解釋這種主要是資本項目型的危機。拉德利和薩克斯(Radelet and Sachs)對亞洲金融危機的研究基本上得出了同樣的結論。

        就金融危機提出的不同理論顯示，對金融危機的發生機理并未形成統一的模式，拉德利和薩克斯甚至坦承，大家都還不大懂金融危機。當然，金德伯格的模式論還是符合實情并很有啟示性的，只是尚不能替代深入細致的研究。同樣，其他三個模式論也往往需要互相比照和結合才能有助于得出更全面的結論。例如，對于亞洲金融危機，除拉德利和薩克斯的外部因素觀點外，還有許多人所贊同的內部因素觀，即認為經濟基本面和政府失誤是主因。而事實也許就是兩者的綜合，因為外部投機資本的興風作浪本質上與金融部門管理（也是一個新的經濟基本面）大有關系的。總體而言，對金融危機模式的研究能加深對金融危機的理解，特別是有助于人們制訂出防范和應對金融危機的良策。

(Charles P. Kindleberger, 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 A History of Financial Crises, Macmillan, 1978-2001; Steven Radelet and Jeffrey Sachs, “What Have We Learned, So Far, from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1999, available at www.nber.org/~confer/2000/korea00/radelet+sachs2.pdf; etc.)

第六篇　　

當今時代趕超戰略的新特點　　

--- 讀Jang-Sup Shin的《后發國的經濟學》　　

        一些經濟學家，主要是經濟史學家，很早以前就注意到了后發國與先發國在經濟發展戰略方面的差異，身處后進國的經濟學家更是致力于構建有關后進國實現跨躍發展的趕超戰略。這方面較早者如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 (List) ， 稍近者則有俄國人格申克隆 (Gerschenkron) 和德國人赫希曼 (Hirschman)。最近引人矚目者當數韓國學者Jang-Sup Shin，他出版了博士論文《后發國的經濟學：德國、日本和韓國的趕超、技術轉讓與制度》(The Economics of the Latecomers: Catching-Up,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Institutions in Germany, Japan and South Korea)。

        這位韓國學者以格申克隆和赫希曼等人的理論為基礎，著重考察了韓國和日本等國的半導體工業發展，由此來揭示不同產業條件下，特別是全球化趨勢加劇的情況下，后發國在實行趕超戰略時會有什么樣的新特點。Shin先生認為，半導體工業不同于鋼鐵工業，其產品開發和流程創新速度較快，因此象鋼鐵業那樣在前期即大量投入將會有極大的風險。另一方面，半導體產品的生產流程可以拆分至不同國家，而跨國公司興起后正好熱衷于在全球范圍布局其生產體系，這便使韓國這樣的后發國能夠在較少前期投資的情況下就進入該產業。這是當代后進國趕超發展中的一個新特點，也是新的有利條件。

        Shin先生總結的另一個相關的新特點是，當代條件下不必等進口替代完成后再行出口。正如韓國的半導體工業發展所示，從一開始便介入出口有助于形成不斷提升技術水平的壓力，有利于先進技術的不斷流入，也有利于借助海外市場而贏得規模效應。雖然韓國及臺灣等經濟體是迫于國內資源匱乏等其他原因而走上提前出口道路的，但與巴西等拉美國家相比，這一做法取得了成功，從中也的確揭示了現代產業條件和全球化情況下趕超戰略的另一新特點。

        Shin先生還指出，傳統趕超戰略中的不平衡發展法在當今時代甚至更有價值。原先的不平衡主要考慮國內因素，即因國內資源不足而必須集中力量重點突破少數關鍵部門，而新的不平衡發展法更要考慮全球環境，后發國現應在國際競爭中傾力發展那些尚有優勢或者比較劣勢相對較少的部門。象韓國所發展的半導體產業完全面向海外，曾與其國內的電子產業或資本貨物部門沒有很大的聯系。此外，Shin先生還認為國家政權的作用在當今的趕超戰略中依然十分關鍵，全球化時代的國家政權仍需要發揮機構制度的創造者和管理者的雙重作用，同時，它現處于國際市場和國內市場之間，因而其角色又深受外部條件的約束。國家的作用現不僅限于矯治市場虛弱或失靈的問題，更在于形成對外競爭的強大厚盾。

        Shin先生所闡述的趕超戰略新特點值得我們重視。當然，他的結論主要是從產業局部得出的，其對總體經濟的適用性在某些方面尚需進一步研究。另外，他未能涉及趕超戰略的其他要素，如教育等。再有，他對趕超戰略的研究多限于解釋和證明已有原理，自己獨創的相對較少。這些還有待于我們后發國的人們繼續努力。

（Jang-Sup Shin, The Economics of the Latecomers: Catching-Up,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Institutions in Germany, Japan and South Korea, Routledge, 2000）

第七篇　　

“新貿易保護主義”何新之有？　　

--- 讀格林威德的《國際貿易：貿易、生產和投資的新模式》　　

        格林威德(Nigel Grimwade)于2000年出版的新版《國際貿易：貿易、生產和投資的新模式》（International Trade: New Patterns of Trade, Production and Investment）是一本國際貿易方面的好教材。該書論述了演變中的國際產量和貿易結構、國際貿易和生產的基本理論、產業內貿易與專業化、跨國公司與世界貿易、國際經濟互動的新形式、日本與世界經濟、新工業化國家的興起、自由貿易與保護主義、多邊主義與區域主義、服務貿易等專題。由于此書內容豐富，這里只能就新貿易保護主義的新舊問題作一評論。

        書中提到的新貿易保護主義形式包括進口配額、自動出口限制、反傾銷和反補貼、補貼、技術規定和標準、健康和安全標準、海關程序、公共采購政策等。作者傾向于認為新貿易保護主義是一個新問題，這毫無疑問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不可否認的是，所謂的新貿易保護主義也有其舊的一面，而這是該書作者以及許多其他論者所忽視的，故而值得進一步說明。

        說新貿易保護主義是新的，有關依據自然并不難找。首先，70年代以來的新保護主義主要依賴于非關稅貿易壁壘，而此前的保護主義主要以關稅壁壘為手段。這一轉變與關貿總協定多邊談判已大幅削減關稅水平相關。其次，作為上述轉變的結果，新保護主義進入了一個模糊隱蔽、更難管理的境界，有人將其與關稅型保護主義的區別比喻為游擊戰與正規戰的區別。再次，新保護主義的實施方主要是發達國家，其保護對象主要是一些盛極而衰的產業，而非幼稚產業。這一轉變是與來自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工業競爭力不斷增強相關的。最后，新保護主義得以盛行的一個主要原因是，隨著福利國家觀念的普及，現代社會對政府干預的期待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即使是在凱恩斯主義表面上衰退后也依然如此。這些情況在格林威德書中都有提及，它們構成了新貿易保護主義“新”的一面。

        但透過這些新情況，更可看到所謂新貿易保護主義“舊”的一面。相當一些非關稅貿易壁壘實際早已有之，進口配額、許可證等都不是新手段，即使是自動出口限制，早在30年代美國也已用于對日本的紡織品貿易，其后英國等發達國家也對香港等經濟體使用過。更重要的是，這股新保護主義浪潮背后的政治經濟學考慮依然如故。從重商主義開始露頭的15世紀一直到今天，民族國家作為這一無政府世界中的基本利益單元，從來都需要關注財富的增長、收支的平衡、國家的安全、就業的維持、社會的穩定、競爭力的提升等等，因此不可能聽任貿易領域放任自流。自由貿易理論的種種漏洞，以及國內利益集團的游說，也都使對貿易的干預不僅名正言順，而且不可避免。既然存在這種保護主義的壓力，在關稅手段被限制之后，其他手段，即非關稅手段便應運而生。從這個意義上說，新保護主義不過是“新瓶裝舊酒”，其內涵與以前的種種保護主義是一脈相承的。理解到這一點應當有助于我們在全球化時代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

（Nigel Grimwade, International Trade, New Patterns of Trade, Production and Investmen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第八篇　　

貿易自由化依然面臨困難　　

--- 讀世貿組織2003年報告　　

         世界貿易組織自1995年成立以來，每年推出一個有關全球貿易狀況的報告，至今已有八部年度報告。世貿組織的2003年報告主要回顧的是2001和2002年世界的貿易實況和貿易政策，讀罷所得到的總感覺是，一方面世界貿易的自由化隨既有的趨勢在繼續取得進展，特別是“多哈發展議程”的實施展示著喜人的前景，但另一方面，全球范圍內的貿易保護主義，主要體現為非關稅貿易壁壘，依然十分嚴峻，在局部甚至呈加劇之勢。一句話，貿易自由化依然面臨許多困難。

        具體而言，2003年報告提到，在商品貿易方面，雖然烏拉圭回合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但關稅仍然是國際貿易的一個重要障礙。即使在總體關稅水平較低的工業化國家，農產品、紡織品、成衣和鞋類等領域依然保持著很高的關稅率。發展中國家同時也保留著較高的進口壁壘。尤其值得關注的是非關稅貿易壁壘問題。其一，補貼作為一個重要的貿易扭曲手段繼續得到大量的使用，特別是在農業領域。據估計，在經合組織國家中，2001年的農業補貼雖然主要由于國內財政等因素而稍稍回落，但仍高達3110億美元，占其國內生產總值的1.3%。其二，貿易防衛措施的使用呈上升趨勢。世貿組織的協定盡管有所約束，但仍允許使用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手段，因此從1995年以來，所實施的相關調查案例在明顯地上升。特別是反傾銷調查案例從1995年157宗升至1999年的355宗，2000年回落至288宗后，2001年又躍到347宗。而且，由發展中國家提起的反傾銷調查也在日益增加。其三，技術規定和衛生標準方面的貿易歧視也在高位繼續，而且發展中國家國家對這些手段的使用在明顯上升。其四，區域貿易協定數在持續增長，截至2002年6月，向世貿組織報告的區域貿易協定已達250個，其中129個為1995年以來的增加數，由區域化趨勢所帶來的貿易歧視已成為令人關注的新熱點。

        世貿組織2003年報告所描述的貿易形勢無疑是權威和如實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報告是以全球進一步的貿易自由化為參照前提的，而且它認定，貿易自由化將帶來貿易各方福利的增加，也因為這一原因，報告對多哈發展議程寄予極大的希望。這些都完全可以理解，因為世界貿易組織的宗旨就是推進全球貿易的自由化。然而，現行貿易保護主義的繼續盛行應當提醒人們，國際貿易的實踐并不象國際貿易理論的原理那么簡單和樂觀。雖然貿易也許會使世界總體的財富得到增加，但這種財富并非自然而然地普遍施惠于貿易各方，故而大家都希望通過某種貿易扭曲手段來干預利益分配。各國國內產業調整的成本、壓力集團的存在等等，也都會導致貿易扭曲手段的產生和應用。這些情況都是目前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下所無法改變的。2002年以來國際多邊貿易談判的困難，包括最近坎昆會議的失敗，都說明了這一點。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貿易自由化不僅依然面臨困難，而且可能必然面臨困難。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Annual Report 2003, Geneva, 2003, 可見于www.wto.org）

第九篇　　

烏拉圭回合: 未必是分水嶺　　

--- 讀普里格的《烏拉圭回合與國際貿易體系的未來》　　

        作為烏拉圭回合貿易成果的多邊協定已于1995年初生效，但對于該回合成果的評估卻一直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大致而言，有關觀點可分為兩類，一是樂觀派，以普里格(Ernest H. Preeg)的《烏拉圭回合與國際貿易體系的未來》(Traders in a Brave New World: The Uruguay Round and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ing System)為代表；二是悲觀派，以瓦雷和漢密爾頓(John Whalley and Colleen Hamilton)的《烏拉圭回合之后的貿易體系》(The Trading System After the Uruguay Round)為代表。這里擬以普里格的著作為評論對象，試圖說明，烏拉圭回合實際上并非分水嶺，它只是承前啟后的又一個環節。

        毫無疑問，烏拉圭回合的確取得了頗為重大的成果，與此前的七輪多邊貿易談判相比，它完全稱得上是佼佼者。正如普里格已在書中充分注意到，這些成果包括：制成品的市場準入度得到進一步擴大，工業國的平均關稅水平從6.3%降低到3.8%，發展中國家的水平則從15.3%降低到12.3%；農業和紡織品開始納入多邊規則的管轄，農業方面的內部支持、出口補貼和進口準入限制將得到規范化，紡織品部門則將經過10年的過渡而消除原有貿易限制，包括廢止“多纖維安排”；服務和知識產權協議使這兩個發展迅速的貿易部門進入世界貿易管理體系，為未來相關的眾多領域內貿易壁壘的消除創造了基礎；有關貿易爭端解決程序建立了一套更加有效的制度，為實施這套制度已訂立了法律文本，而不再如以前那樣僅依賴于不成文慣例；發展中國家更緊密地整合進了通行的貿易體系，最終協定要求包括發展中國家在內的所有國家都進入相應的關稅和服務等方面的時間表，對少數例外情況作了更嚴格的限制；新創了世界貿易組織，并使之能比原關稅與貿易總協定在國際貿易治理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此外，對一些非關稅貿易壁壘的規范取得了重要進展，自動出口限制、反傾銷、政府采購、動植物衛生措施、產品標準、補貼和反補貼等方面的法規都得到了加強。

        但在關注這些成就的同時，也應看到，烏拉圭回合還有使之無法成為所謂分水嶺的另一方面。首先，此前的七個回合，特別是肯尼迪回合和東京回合，在降低關稅率等方面也取得過可以媲美的重大進展，正如普里格也提到的那樣，前七輪已使工業國的制成品關稅水平從1948年的平均40%下降到1980年的6%左右。同樣，對非關稅壁壘的規范在肯尼迪回合已開始，東京回合中則有重要突破。即使是貿易爭端解決機制，此前已有相當成熟的一個體系，而且已運作了40多年。其次，不少協議僅僅停留在原則上，尚需經過預設的和未定的進一步談判才能填補許多細節的空白。象服務貿易協定（GATS）只還是個框架性協議而已，世貿法律專家杰克遜認為，至少還要50多年才能完成細節的議定。再次，雖然貿易自由化在繼續得到推進，但不少新協議本身即代表了永遠揮之不去的保護主義算計。例如，把服務和知識產權納入貿易談判議程并達成協議，本質上是由于這兩方面實力強大的美國想以此彌補自己制成品方面日益衰落的劣勢，發展中國家一定程度上是在被威脅利誘之下被迫接受的。此外，農業和紡織品貿易的自由化進展十分緩慢，對反傾銷等若干非關稅貿易措施仍留有很大的模糊空間，貿易爭端解決失敗后的報復依然在雙邊而非多邊框架內進行。所有這些都指向一個事實：烏拉圭回合雖然成就巨大，但不足于成為一個分水嶺，該回合之后國際貿易的自由化和公平化依然任重而道遠。

(Ernest H. Preeg, Traders in a Brave New World: The 　Uruguay　 Round and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ing System, 　Chicago　 and 　London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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