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外國人讀外國人寫的關于中國的書的讀后感，是否也能給我們一點啟示呢？

與烏有之鄉諸朋友共勉。

                                                                                    萬惡之源 啟

                                        基辛格《論中國》對印度的啟示

在新書《論中國》(On China)中，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試圖描繪出一條串起中國政治史的漫長線索。書中從遠古時代沒有源頭的中華文明寫起，一直寫到迅速崛起成為二十一世紀超級大國的當代中國。

從這位過去40年中一直在密切觀察中國的外交官那里，印度能否獲得對中國這個鄰邦更多的了解呢？

1962年中印戰爭

這本書的序言以毛澤東及其高級將領們在1962年10月中印戰爭開始前夜的對話開篇。有關這場邊境戰爭的內容是基辛格這本書中唯一直接提到印度的部分，相關內容對事件的前前后后進行了詳盡描述。在書中其他章節，印度極少被提及。這或許恰好是對中國和印度這兩個鄰居歷來就交往不深這一事實的準確反映，抑或是反映出基辛格對于現今中國官方有關印度對于中國在世界舞臺上的崛起無足輕重這一看法的認同。

不過，基辛格關于這場邊境沖突因何爆發的講述本身就很有趣，因他的說法與印度將自己描述為受欺負方的主流觀點大相徑庭。

這位原美國國務卿在書中把讀者的視線拉回到1912年到1914年召開的西姆拉(Simla)會議，這一會議由英國策劃并召集，有中國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參加，旨在解決這三方間的邊境問題。當時參會的中國政府代表以國內狀況不佳為由只草簽了會上所達成有關“麥克馬洪線”（ McMahon line）的協議，并未正式簽署相關文件，從而為邊境爭端埋下禍根。數十年過去了，按基辛格的說法，到二十世紀50年代末期，中國政府在完成對西藏的實際控制后，中國總理周恩來主動向印度提出，中國接受印度在中印東段邊界的控制區（阿魯納恰爾邦），從而換取印度承認中國對于中印西段邊界阿克賽欽地區(Aksai Chin)的所有權。印度總理尼赫魯(Nehru)拒絕了這一建議。

之后不久，印度在邊境問題上開始推行“前進政策”(Forward Policy)，印度軍隊被要求在遠遠越出印度實際控制區、接近印度劃定的國際邊界線的地方進行巡邏，巡邏隊不斷向中國軍隊控制區推進。不過，當時毛澤東仍在努力避免軍事沖突，他要求中方軍隊采取克制策略。中方克制的回應反而壯了印度的膽子，使其繼而將巡邏哨卡修到了中方軍隊控制區。毛澤東認為此舉已讓他無路可退，只有突然發動襲擊迫使印度回到談判桌旁，而且主動出擊還有可能使得中國在一個龐大鄰邦面前獲得心理優勢，這對中國來說十分有用?；粮裨珴蓶|的話說，“既然尼赫魯非打不可，那我們只有奉陪了，來而不往非禮也。”中國在1962年10月發動進攻，軍事行動僅持續了幾天，但印度已經是一敗涂地。達到目的后，中國軍隊退回開戰前的駐扎地，沒有占據任何新領土。

基辛格在參考了大量來自印度和中國的歷史資料后寫下的這段歷史，與印方關于中國是有預謀地發動侵略的說法背道而馳。他的描述也不同于美國當時駐印度大使約翰·加爾布雷思(Galbraith，John Kenneth)的觀點，即那場戰爭純屬意外。（約翰是美國總統肯尼迪的好友，1962年他在新德里，在事件發生時扮演了關鍵角色。）

相反，1962年的這場戰爭似乎是雙方刻意選擇后的結果：尼赫魯試圖在邊境測試他的戰略空間，全然沒有考慮中國可能的反應和后果；而中國顯然希望通過這場邊境戰爭向印度表明自己的“紅線”。毛澤東和尼赫魯之間觀念的沖突也體現在他們各自對于歷史的詮釋中。在尼赫魯的歷史觀中，中國和印度在兩千年的歷史過程中從未曾交戰過，因此這兩個鄰邦間不可能會爆發戰爭。而另一方面，根據基辛格的記述，毛澤東對他的指揮官說，在1962年之前，中國和印度實際上打過一場半戰役：第一次是在1,300年前，當時唐朝派兵幫助印度一個王國抵御外敵，另外半場是指蒙古統治者鐵木真進兵印度大敗印軍。毛澤東解釋說，由于當時中國和蒙古同屬一個政權，因此那次“中印戰爭”算半場。

中國與世界
不過即便印度在基辛格的新書中所占篇幅極少，這本書對于印度而言仍很有價值。這是一個透過一位密切觀察者的眼睛來了解中國的機會。通過這本書可以了解中國成為全球性大國的成功之路，以及它對其鄰國以及世界其他國家可能采取的態度。

在這本書中，基辛格描繪出一個在其歷史長河的大部分時間里始終堅信其獨特性的中國，不過這是中國版的獨特主義(exceptionalism)，與美國的不同。對于美國而言，自從十九世紀早期法國政治家亞歷克斯·托爾維克(Alexis de Tocqueville)首次提出美國獨特主義的說法后，美國不同于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家的觀念便一直影響著美國對于其在全球所扮演角色的看法?；粮裾J為，中國的獨特主義根植于古代中國將自己視為世界的中心的看法。那時中國自認為是中央之國，其他國家不過是其附庸。在中國人眼中，萬國來朝，外夷番邦前來學習中國文化并進貢以表達敬意，是順從天意的自然法則。“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保ūM管不是所有的王臣都知道這一點）。

然而，中國版的獨特主義與美國的迥然不同，特別是在其如何處理與其他國家關系方面。根據儒家思想，這個國家擁有一套既適用于天下又經久不衰的普世價值觀，不過其認為沒有必要將這套價值觀傳播到番邦。按照基辛格的解釋，中國向外邦不輸出其思想，而是讓別人自己來尋求。這個大國認為試圖跋山涉水去影響那些地處偏遠命運不濟的外邦是不切實際的。

對于那些來自遙遠“蠻夷之邦”的人，比如他們知之甚少的歐洲人，中國人會敬而遠之。中國相信自己與生俱來的優越性，不過也認為，沒有什么新世界需要征服，沒有什么遠在海那邊的人需要救贖，中國便是福地，而中國人已然在此。不過基辛格沒有回答那個讓印度和世界其他大國牽掛的問題：中國在未來數十年中會以何種姿態出現在世界舞臺上？仍是無意于征服新世界，還是會為了滿足自身長年的安全和資源需要，而向鄰邦和遙遠國度揮舞其日顯強壯的拳頭？是會按照國際秩序行事，還是會如有人指責的那樣縱容本國企業不顧禁令向利比亞的卡扎菲(Gadhafi)出售武器？

書中另一個不斷出現的主題是基辛格對于中國處理國際關系方式的深切敬佩?；粮褡约壕褪且晃皇苋司囱龅乃枷爰?，而他顯然被中國的戰略智慧所折服。在他的描述中，中國一直以長遠眼光看待歷史，遇事三思而行，而在對手面前會堅持尋找相對優勢──通常是在這類優勢難以察覺且敵對者尚未意識到與中國之間存在對抗之時。此外，基辛格概括出了中國與西方國家之間在戰略方面存在什么樣的根本性差異。

基辛格在書中寫道，動蕩更迭的歷史讓中國的決策者們懂得，并非每個問題都有解決方式，因此鮮有哪位中國的政治家會破釜沉舟、為一場要么全勝要么完敗的沖突冒險一搏；將多年的運作通盤考慮更接近他們的風格。西方的傳統崇尚決斗，并將勝者視為英雄，然而中國人注重以巧妙的方式、間接地解決問題，耐心的積累相對優勢。

西方人將歷史視為一個通往現代化的進程，這中間人類在一次又一次與邪惡和落后力量的戰斗中大獲全勝。中國傳統的歷史觀與此大相徑庭，中國強調在衰敗和復興間循環往復、周而復始的過程。

基辛格用圍棋和國際象棋作對比，來闡述中西方之間處事方式的差異?！叭绻f國際象棋是講究一舉定勝負的戰斗，圍棋則是一場曠日持久戰役。”讀至此讀者難免會想，印度處理外交政策的方式是否可以用它自己發明的一項運動──卡巴迪來作比：勇敢地突襲、間或會有大膽的出擊，通常都會緊接著氣喘吁吁的回撤。

基辛格在書中講述了一個又一個故事，通過這些故事展現出中國當權者高超的治國術：以夷制夷，擅唱空城計，以不存在的力量示人，掩藏自己確實存在的弱點，而且通常會為一個盡在把握的未來而花時間耐心等待。在1962年中印戰爭開始前幾天，中國要求其駐華沙大使會見美國外交人員，對子虛烏有的“臺灣準備登陸大陸”事件進行了解。

當時的美國外交人員并不理解，中國實際上是在試探美國是否會試圖利用這場中印邊境戰爭來脅迫中國在臺灣問題上做出讓步。因此倍感疑惑的美國外交人員實際上做出了讓中國寬慰的表示，承諾中國與印度之間的沖突不會導致任何別的戰略行動。1958年，中國邀請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Nikita Krushchev)出訪北京，幾周后便在臺灣海峽挑起了一場危機。美國誤認為中國在臺灣海峽的行動“不僅得到了蘇聯的支持，而且是在蘇聯的指使下進行的。在基辛格的描述中，通常中國在與對手進行較量時，心理戰的運用不少于戰場上真刀真槍的拼殺。

印度能學到些什么？

這對印度來說是重要的一課：意識到它北面的這位鄰居經常會放長線釣大魚，而且無論同盟者還是敵對方，中國都會對其使用心理戰，這是中國處理外交關系的關鍵工具。因此，當中國向印控克什米爾地區居民發放非常規簽證（此舉被視為是對克什米爾歸屬權的質疑）時，這很可能是中國的精心策劃之舉，旨在挑起印度的不安感。這在印度掀起的軒然大波恰是中國希望得到的結果。2009年中國反對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為阿魯納恰爾邦一個項目提供資金（此舉被視為是對阿魯納恰爾邦歸屬印度的質疑），看待此事，應該也依照這種思維模式。對中國來說，這是舉手之勞，卻能讓印度膽戰不安。

有一種說法稱，印度對中國過于關注了，而中國幾乎沒有注意到印度的存在。《紐約時報》一篇文章最近剛剛又提到過這個說法。它在當下或許是個精準的描述。此時此刻，中國對于印度和全世界來說，要比印度對中國和全世界要更為重要。不過以其自己的歷史為鑒，中國比其他任何國家都更了解這樣一個事實：幾十年、乃至幾年的時間里，就有可能發生翻天覆地的巨變。而政治和經濟的演變已經讓這兩個國家成為了國際舞臺上的重要角色。

無論是發展海軍、還是在印度洋開發港口，或是支持巴基斯坦對待極端主義的方式，中國這些舉動都是為了使它在與印度的對抗中，能有更多選擇空間，以備不時之需。若基辛格所言不謬，迂回戰術一向為中國所擅長。

按照基辛格的描述，中國不會主動出擊尋找敵人或是發起戰爭，不過這個國家永遠都會為未來可能出現的對手和對抗做好準備。

理解中國的處事方式并據此制定對策，從過去常常的被動回應逐步轉向主動設計兩國關系的發展路徑，這對印度而言才是明智之舉。當然，偶然用用心理戰也有幫助，不過2010年在印度政界流傳的有關向在西藏工作過的中國政府官員簽發非常規簽證的主意可顯得太缺乏想象力了！印度需要向中國學的，是基辛格書中引用的一些來自古代中國的智慧──力量弱小一方只有在確保力量強大一方打敗它的代價超出其承受極限時，它選擇與力量強大對手針鋒相對才是安全的。對于中國任何損害印度經濟和社會利益的政策，印度應該做的是增加中國為這些政策所付出的代價。印度同樣也應該開始增加手中的砝碼，以防未來兩國交惡。

此外，基辛格書中還有一些有價值的內容值得印度學習，這其中有不少是值得羨艷的內容。在評論中國經濟的相對成功時，總有一種天真的說法被提及：中國政府的獨裁統治幫助其經濟迅速發展，而相比之下，印度亂哄哄的民主政治顯然阻礙了改革進程。書中描述的真實情形是，幾百年來，中國在接近權力中心的地方總有一些人將國家利益擺在第一，中國一直幸運地得到了這些人的庇護。

從帝王時代由科舉考試選拔出來、能彌補帝王愚蠢通病的官員；到十九世紀甘冒生命風險來保護國家不被歐洲列強欺負的中國外交官，中國似乎總能在合適的時機涌現出胸懷歷史大局、篤信中國文化、維護整體利益的人。甚至在毛澤東統治時期，中國也出現了周恩來這樣一位人物，他緩和了毛澤東一系列政策造成的沖擊，使中國避免了垮掉的命運。

還有一點引人注意的是，中國在近三十年中對于發展經濟孜孜以求的關注。自毛以來，中國領導人如何放棄意識形態訴求、堅持務實改革的故事一再被講述。這一改革使中國擺脫了毛澤東時代那種遍地人民公社、經濟增長停滯和人們衣著單調的模樣，成為到處是熙攘熱鬧都市的國家。但改革后的中國也陷入了一種兩難處境：一方面經濟在高速增長，但它又不時受到通貨膨脹的威脅。此外，當今中國還常被西方民主國家視為抵抗全球衰退的防火 。

盡管改革使中國獲得了巨大成功，但在改革進程的每個關鍵環節，中國都曾面臨脫離改革軌道的風險，這其中的故事就不那么廣為人知了。基辛格列舉了一個有力的例子：1992年初，當時87歲已經退休的鄧小平從幕后走出來幫助江澤民清除了來自共產黨內的對于經濟改革的抵觸。盡管當時鄧小平已沒有政府頭銜，但他利用一次南巡掀起了一場對于繼續堅持改革開放的支持運動。歷史又在重演，關鍵時刻促使轉機發生的，是那些堅信自己的選擇并愿意追逐國家長久利益的杰出人士。這段歷史的確與印度的歷史截然相反。即便是在被歐洲強大的軍事力量所震懾之時，中國也在機智官員的保全下避免了完全淪為殖民地的命運。印度的政治史很少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印度當代史上反倒常常出現原本的有識之士沒能為他們的信仰和追求挺身而出的事情，印度當代史上也未出現過既能深思熟慮、又有戰斗精神的政治和經濟改革先鋒。

外交生涯的最后一幕

基辛格在這本書中盡力避免的內容以及懸而未答的問題也值得關注。他對于毛澤東的看法很溫和，有時近乎諂媚。他不只不去揭露毛澤東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過分做法，還試圖用一套近乎病態的國家發展哲學來解釋毛的舉動。天安門事件在他筆下不是一次令人發指的暴行，而是中美外交關系中的一個小插曲，而這個斷檔在他本人親自幫助下得以修復。中國對于持異見者大規模的鎮壓在他宏大的國際關系講述中無足輕重。盡管他的筆觸在歷史的長空畫了一道長弧，但他仍沒有找到解釋中國近年來種種行為的理由，比如中國經濟上的重商主義，以及它在南海問題上所采取的強硬姿態。

書中也看不出基辛格本人是否認為中國崛起真的會以和平方式進行。他小心翼翼地寫出了這本書，按照中國可能希望看到的樣子對中國進行了一番描述。而且，通過很多方式，這本書都在懇求中國保持書中所描繪的形象:依舊是一個必要時會同他以及美國握手言歡的國家。

因此，《論中國》大概算是基辛格最后的外交之舉，這次外交行動是用一本描述了當今全球最具影響力國家的書來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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