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從什么時候起，家門口夜市上的小販開始販賣一種名叫“發泄豬”的小玩具，樣子做得像小豬，很可愛，里面是水，外面包一層韌性很好又很柔軟的透明塑膠，無論你怎樣用力摔它、擠它、壓它、掐它，即使把它摔到地上變得一張紙那樣薄，它也不會強烈反彈，而只是在外力消失的時候，才慢慢返回原來的樣子。除非摔到非常尖利的硬物上，壓迫超過了其所能承受的負荷，它才會破掉，濺你一地板的水。舊中國農民的性格大約與這種小玩具相仿。　　

舊中國農民這種知足常樂的普遍心態，使得稍微聰明一點的統治者，都可以保持其江山永固。被農民起義推翻了的統治者，實在是混蛋的不能再混蛋了。這樣的道理大家都懂得，但統治者就是做不好。唐太宗“君舟民水”的論斷，奧巴馬關于增加對富人征稅的提議，大約都是這個意思。然而，無論是封建社會還是資本主義社會，都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礎上的，沒有私欲，這樣的制度就建立不起來。建立起來這樣的制度，就沒有辦法禁遏統治階級內部的私欲。就統治階級內部來說，任何個體都愿意選擇把垃圾傾倒在統治階級的公用領域，而不是傾倒自己家的花園里，或者說任何個體都愿意選擇損害本階級的整體利益來實現其個體利益的最大化，而又沒有任何制度可以有效阻止這種傾向。與亞當？斯密說的完全相反，個體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結果，不是社會的進步，不是人民的幸福，而恰恰一個私有制社會制度的完蛋。封建剝削達到頂點的時候，王朝就會在血與火中覆滅。資本主義也一樣，雖然選舉制、政黨制、議會制等統治形式已經遠高明于封建帝制，但其作用也不過是延緩資本主義覆滅的命運而已，決不可能改變這一歷史進程。與封建社會不同的是，資本主義的覆滅極有可能采取整個制度一次性覆滅的形式，而封建社會里則是一個王朝覆滅，另一個新王朝誕生，而封建制度仍然繼續存在。　　

舊中國農民能活即安，吃飽即足的性格特點，還使得農民起義必然走向不是被地主階級利用成為改朝換代的工具，就是徹底失敗的結局。中國歷史上比較著名的農民起義，除了劉邦與朱元璋所謂圣天子參與的起義取得成功之外，就只剩下黃巢、李自成、洪秀全領導的勉強稱得上是準成功的起義了。其他的王朝變遷，多是統治階級內部的武力換屆。劉邦、朱元璋之所以為史家所重視，無非就因為二人出身小地主，至多算是富農，竟然最后取得了成功，其領導能力、政治眼光實在有可圈可點之處。然而依現在的眼光來看，二人也不過具有瞄著皇帝位子千秋萬代而去的雄心，其他準成功的起義領袖以及完全失敗的起義領袖，則是在起義取得重大突破之時，思想上沒有及時跟進，仍停留在能活即安，吃飽即足的階段，不求上進罷了。后者不能說是農民本身性格的集中體現。　　

當歷史的車輪轉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時候，情況發生變化了。國共合作，并力北伐，共產黨基層組織、左翼青年、國民黨左派在北伐軍經過的農村開展了大規模的發動農民的運動。一向為當時的政治家們瞧不起的極端自私、數量分散、無組織無紀律的農民，在幾個月的時間內就展示了全新的姿態，顯示出強大的革命斗爭能力。正如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所言：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到而沒有做到的事，農民在幾個月內就做到了。農民們打倒了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推翻了幾千年封建專制政治在農村的基礎，挖掉了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的墻角（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15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面對翻身站起來的強大的農民力量，當時已經蛻變為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代理人的蔣介石害怕了。蔣及其追隨者張靜江、劉岳峙、戴季陶等人開始給農民運動潑冷水，誣蔑農民運動“糟得很”。共產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者開始附和蔣介石之流，中間派與左派也開始對農民運動的革命性產生懷疑。　　

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毛澤東回到湖南，對湘潭等五縣的農民運動做了三十二天的考察，并寫成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瞿秋白高度肯定這篇報告，并認為其對湖南湖北的農民運動起到了很好促進作用。該篇報告的部分章節刊登在湖南省委機關刊物《戰士》周刊上，但寄到中央之后，陳獨秀、彭述之不準其在《向導》周刊上全文發表。當時任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委員的布哈林在執委會第八次擴大全會說，這篇報告“文字精煉，耐人尋味”。（詳情見鏈接：http://news.sina.com.cn/o/2010-07-01/153917739896s.shtml）　　

在這篇報告里，毛澤東用詳細具體而又確鑿的事實，有力反駁了國民黨右派關于農民運動是“痞子運動”、“糟得很”之類的謬論，徹底揭穿了國民黨右派誣蔑農民運動的無恥讕言，及時地教育了黨內懷疑農民運動革命性的同志。毛澤東主要舉出了以下事實：農民已經組織起來，成立了農會；農會成了湖南部分鄉村真正的政權機關，土豪劣紳被打倒；農民運動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農民的革命熱情絕對沒有什么過份，農民運動不是“痞子運動”而是革命先鋒。孫中山革命四十年想要推翻而沒有推翻的封建豪紳政權，農民只用了幾個月的時間就徹底推翻了。毛澤東還列舉了湖南農民運動所做的十四大事，即組織農民、政治、經濟上打擊地主、打倒都團、推翻地方武裝建立農民武裝、推翻政權、神權、族權、夫權四大枷鎖、普及政治宣傳、禁絕毒、賭等不良生活習慣、清除匪患、廢苛捐、開展文化運動、建立合作社、修道路塘壩等。毛澤東指出，一切革命的黨派、同志，都應當在農民運動的前面領導他們，支持他們，而不是站在他們后頭批評他們，更不是站在他們的對面反對他們。最后，毛澤東對蔣介石、張靜江等人假革命真反動的虛偽嘴臉給予了無情揭露，“嘴里天天說‘喚起民眾’，民眾起來了又害怕得要死，這和葉公好龍有什么兩樣！”（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42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這篇報告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差不多已經奠定了毛澤東政治生命的基礎。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農民是工人階級的天然同盟軍。加上后來毛澤東發現并選擇了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革命道路的原因，實際上在建國之前，中國農民在中國革命中所起到的作用都是舉足輕重的。我們現在從反映革命戰爭題材的影視作品中，最多見到的也是農民的身影。這使得中國革命具有與俄國革命在革命過程與主力軍方面有著完全不同的表現。在這些影視作品中，我們還能發現，當時的農民不僅對革命傾盡全力支持，而且其眼神中多數充滿了希望，充滿了憧憬，他們感覺那時的革命就是屬于他們自己的革命，這在以前的農民起義中是從未有過的，是毛澤東充分重視農民力量的指導思想之貫徹，使他們有史以來第一次找到主人的感覺，雖然當時他們還處于受剝削受壓迫的地位。　　

即使八十多年過后的今天讀起來，這篇報告還能令人產生特別蕩氣回腸酣暢淋漓的感覺。甚至你無法不承認這樣一個現實，在毛澤東的文章里，全是干貨。筆者讀過之后的體會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對于政治問題，不同的階級絕對會有不同的觀點。利益直接對立的階級，其觀點絕對完全相左。堅持本階級的觀點與主張是真正維護本階級利益的必要條件，一切調和都是投降。與敵對階級展開堅決的斗爭是維護本階級利益的必要手段。斗爭過程是和緩的還是暴力的血腥的，或者是采用批判的武器還是用武器進行批判，取決于統治階級的壓迫方式、壓迫程度，而不是取決于被統治階級的意志。被統治階級取得勝利之后，原來的統治階級會得到什么樣的下場，與此前統治階級曾經給予被統治階級以怎樣的下場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系。　　

二、組織很重要。在共產黨、左翼青年、國民黨左派領導農民組織農會之前，農民就是一般散沙，形成不了任何對地主階級豪紳階級買辦階級真正有威脅的力量。在宋代詩人詞人范成大的筆下，“無力買田聊種水，近來湖面又收租”，面對封建剝削，農民躲無可躲，避無可避；在民國文人郁達夫的筆下，“男種秧苗女摘茶，鄉村五月苦生涯。先從水旱愁天意，更怕秋來賦再加”，農民還是忍受。而在葉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中，農民面對日益加重的壓迫，也不過發幾句牢騷，還怕人聽到。各方人士面對各地發生的搶米風潮，也只是通電、開會，絲毫沒有解決農民苦難的真正辦法。在歷代農民起義中，被稱為“匪”或“暴民”的農民隊伍雖然讓地主階級極端害怕，但那時的組織也不過僅存一時，一旦社會太平，農民還是一盤散沙，分散為彼此之間很少聯系的個體，繼續忍受地主階級的殘酷剝削與瘋狂壓迫。柔石的文章《為努力的母親》中對窮苦農民命運的真實描繪，讀來令人心碎。　　

組織不僅對于農民很重要，對于任何弱勢群體都很重要，其重要性首先體現在能夠有力表達自身群體的聲音上，其次還能使弱勢群體找到歸屬感。為何現代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趨于冷漠？主要還是因為過度宣揚個人主義，弱化乃至抹殺組織及集體的作用所至。除此之外，組織還可以拉近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使人活得更帶勁、更有味、更有信心、遠離寂寞與孤單。打過籃球的朋友都清楚，并肩作戰過之后，即使球隊解散了，原隊員之間的親密關系也能保持很長時間。另外，根據歷史經驗，如果社會散落的沒有組織的群體太多，那么這些群體極容易被封建會道門利用。　　

三、對于任何希望解放自己的群體而言，自己解放自己是最有效最直接的途徑，“等”和“靠”其實是最靠不住的。雖然歷史上不是出自某一弱勢群體而代表他們講話的也不乏其人，但是能夠最充分最到位地表達弱勢群體心聲，最了解弱勢群體缺少什么，最知道弱勢群體應該怎么做的，卻依然是弱勢群體自己。聲稱最代表弱勢群體、本身又不屬于這個群體，且還反對弱勢群體自己發聲的人，一定是別有用心的。弱勢群體對于這種人，千萬不要報有任何希望，否則受傷的只能是自己。這大概是毛澤東后來一直主張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的真正原因。令人欣慰的是，華爾街示威的民眾，也從資本家的忽悠聲中走出來，認識到了自己解放自己的重要性。雖然我們還不知道這次示威最終能走多遠，但這至少是被壓迫民眾的一次真正覺醒。　　

從毛澤東的這篇報告來看，他也是考察之后才發現“許多農民運動的道理，和在漢口、長沙從紳士階級那里聽得的道理，完全相反”的。對于農民在運動中表現出來的創造精神，毛澤東更是感嘆“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后來，毛澤東“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論斷，只怕也與這次考察所產生的深刻認識有關。甚至可以說，這次考察還使毛澤東更深刻、更徹底、更全面地認識了農民這支無產階級革命的同盟軍。　　

四、理論對于革命固然重要，行動更重要。若不是毛澤東把農民革命理論轉化為革命行動，中國革命哪會有后日之成功？然而，如孔明所言，坐議立談，無人可及，臨機應變，百無一能，中國向來多的是理論家，少的是行動家。中國南北朝時代王朝走馬燈式的更替，可能就與清談之輩太多，而有行動能力的人太少有莫大關系。如今的機關作風里也不乏這樣的理論家，行文講話，洋洋灑灑，處理問題，馬上麻爪，這樣的作風可實在是要不得的。　　

面對當前社會中存在的腐敗叢生、道德淪喪、思想混亂、基層散亂、治安不安的問題，筆者認為有關方面應該好好讀一讀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認真思考一下，前述問題的最大受害人是誰？只有最大受害人成為解決前述問題的主力軍，才能最迅速、最有效、最徹底地解決那些問題。疊床架屋式的制度設計，如果把最大受害人排除在外，或者只給他們提供一個遠離舞臺的位子，可以肯定是不會產生多大效果的，或者說越弄越糟也不是不可能。另外，如果最大受害人數量巨大，而又沒有正規的渠道組織起來，那么必然有他人會以非正規的渠道組織起來，雖然這些人沒槍沒炮，但他們的力量是絕對不可小視的。就像毛澤東在這篇報告中問的，筆者也問一下，是把這支力量團結在自己周圍呢，還是把他們推給別有用心的人呢？這個問題或許真地很嚴重。　　

請網友拍磚。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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