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的必要品質            

                        ——《程恩富選集》評論與感悟

鄭彪

（本文發表于《經濟縱橫》2011年第9期）

今年5月是《程恩富選集》（以下簡稱《選集》）出版一周年。近年來國際國內形勢的發展正在加速。適應形勢需要，201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以著名馬克思主義學者程恩富等人的個人選集形式鄭重推出其研究成果，無論其內容還是形式，都不同尋常。眾所周知，2004年《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是一個重要文獻，2005年12月26日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院是中央的一項重大舉措，該院承擔著建設馬克思主義堅強堡壘的重大使命。這里把三件事相提并論，是為說明三者間有內在的聯系。實際上近年來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領域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重大變化以及未來仍將繼續發生的變化，都與各方面貫徹落實中央的《意見》有直接關系。長期以來程恩富教授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領域卓有建樹，在國內外擁有廣泛的影響，且是一位在學術創新、理論宣傳和對策研究方面齊頭并進的學者和領軍人物。《選集》內容豐富，研究領域寬廣，概括起來則是學術創新、理論宣傳、對策研究三類文章“三項全能”，難能可貴，正符合了《意見》要求哲學社會科學界要“深刻認識當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規律，努力建設哲學社會科學理論創新體系”。對于這樣的領軍人物，通過一部理論上厚重的《選集》，對其具體觀點加以評論已經遠遠不夠。《選集》涉及領域寬廣，擁有全球視角，既反映出作者長期以來對現代政治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創新而進行的卓有價值的探索，也包括近年來對貫徹落實中央《意見》進行的卓有價值的努力，是我國哲學社會科學領域和馬克思主義研究前沿，特別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前沿的一部頗具引領性的優秀著作。對此，《選集》有許多鮮明和突出的特點。本文試圖從總體上加以把握，著重從學術創新和學者風范角度做一評論。

一、       馬克思主義學者的職責和擔當

按照中國傳統，士為四民之首，學術乃天下公器，故學者職分所在，要有擔當。宋大儒張橫渠有名言，：為天下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于是，后世有書生報國一支筆的說法。古往今來，中國讀書人為救國報國做出種種驚天地、泣鬼神的事業，近代以來更是如此，更以馬克思主義先驅李大釗先生為其中最杰出的代表。現在的中國，各項事業蓬勃發展，但也存在不少隱憂，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陳奎元同志在2011年春季的講話中重提“鐵肩擔道義”的李大釗精神，正是有的放矢。改革開放三十多年，面對西方各種思潮洶涌而來，在我國思想理論戰線，一直有一批正直的馬克思主義學者繼承和發揚著李大釗精神。

縱觀程恩富走過的學術道路，從一個普通教授到言動中外的著名馬克思主義學術領軍人物，從一個地方院校榮登中國社會科學院這個中國社會科學的頂尖科研單位，而且取得相當突出的學術成就和學術地位，這是有其必然性的。我曾經說，程恩富教授是理應如此，名至實歸。這是一句過來人的實話實說。他自己很謙虛，在《走在經濟學研究的道路上》中程恩富教授說，治學成功先要有興趣，有了興趣以后，還要有遠大的抱負，“這是其二”。這個問題是見仁見智的。實際上，興趣和志向固然缺一不可，但是離開抱負，興趣難以持久，而且抱負也有大小之分。在遠大抱負的背后，更有一個叫做價值觀、人生觀的東西在支撐，否則根本飛不高，走不遠；或者飛高了又掉下來。由此方信前賢“惟寧靜可以致遠”所言不虛。不“寧靜”，有時候也可以“致‘高’”，但未必真能“致遠”。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卻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發生馬克思主義邊緣化的現象，使得堅持馬克思主義成為一件不僅有困難而且有風險的事業，因此，要發展馬克思主義事業，就不僅要有理想，還要有擔當，甚至仍需要“鐵肩擔道義”的李大釗精神。程恩富教授說：“思想是治學的靈魂。”信哉斯言，他不愧是一個身體力行者。孟子說“無恒產而有恒心，惟士為能”，近年來中國的西化論者倡言私有化，據說是“有恒產才有恒心”，反映出內心無理想也就無擔當。所以，西化論者難以為改革開放擔綱。

二、       建設馬克思主義堅強堡壘和超拔過人的膽識

改革開放時代，國際國內風云變幻，或者說世界風云變幻莫測，其實這并不是絕對的。有了馬克思主義，國際風云可測，會當凌絕頂，以大觀小，觀察各國包括中國國內風云，也就有了方向和依據。有道是“不謀全局不足以謀一域”，這種理論工具，非馬克思主義不可，因為西方主流理論特別是新自由主義，維護的是國際壟斷資本和霸權利益，中國學者拿來觀察世界不適用，得出的結論在某些“中性”問題上或許有可取之處，但是在涉及價值判斷的基本問題和重大問題上特別是方向、道路、模式問題上，許多西化論者幾乎一張嘴就錯。在歷史轉折關頭或有重大事件發生，例如美國金融危機的認識上，更是如此。近年來，隨著改革開放進入“深水區”，思想學術和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激烈，而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更加鞏固。這主要由于中央和有關方面的正確領導，而學術界一批領軍人物一直致力于馬克思主義堅強堡壘，同樣功不可沒。就政治經濟學界來說，是劉國光同志掛帥，中國人民大學已故教授高鴻業稱其“是我國經濟學界的一位大師，一面旗幟”，此外就是程恩富教授等一批奮戰和活躍在學術前沿的領軍人物。思想理論界歷來稱為戰線，而且現在是中西“文明沖突”激化，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領域的全球博弈，情況異常激烈，所以能夠領軍，必有膽識。在理論界能掀起“劉國光旋風”，而且表現出“試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的凜然氣概，還沒有膽識？膽，來自上文所說的擔當，但必須有識為基礎。而一般的馬克思主義的識已不夠用，必須超拔過人。否則歷史轉折時，大道晦盲，必然抓不到方向。程恩富教授由于追求真理，又有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根基，對西方理論和實際生活也有透徹深入的了解，所以在學術工作中不僅能夠自覺地、一貫地堅持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不僅旗幟鮮明地堅持，非常自信地堅持，而且做起學問來包括研究方法、理論和對策也都能夠得心應手。近年來，他更能在馬列主義及其中國化若干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上言人之不敢言、不能言，表現出超拔過人的膽識，這一點特別不容易，令人由衷地敬佩。

正確健康的思想導向和學術導向，對于任何國家和社會，任何時候的生存和發展都是非常重要的。對于多年來“理性經濟人”理論在中國泛濫的過程，布熱津斯基坦率地說，以相對主義的享樂至上作為生活的基本指南是構不成任何堅實的社會支柱的，一個社會沒有共同遵守的絕對確定的原則，相反卻主張個人的自我滿足，那么，這個社會就有解體的危險。這是關系到大是大非的問題，必須要有人站出來阻止。伊曼紐爾·沃勒斯坦說，在當代世界，連文化如何定義都成為戰場。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早已硝煙彌漫，而馬克思主義學者在其中擔負著重要的使命。在這場實際上關乎國家民族命運，也關乎每個人命運的思想斗爭中，每個有良知的學者，確實需要有所抉擇，有所趨赴。

三、       勇于學術創新

在當代社會科學領域，學術生命的關鍵在創新，而當代中國經濟學創新的根本問題，在于經濟學重建。1994年程恩富教授就發表專文討論，近年來這個問題更成為學界的一個熱點。2000年，他在系統梳理和分析中國經濟學演進脈絡以及存在問題的基礎上，提出了超越馬克思與西方經濟學的重建中國經濟學的基本思路和原則。2009年又與何干強教授合作發表了《論推進中國經濟學現代化的學術原則》一文，探討了“馬學”、“西學”和“國學”之間的關系，提出了中國經濟學現代化的綜合創新的重要思路，頗具針對性，也透出某種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也由于理論上達到的高度，所以該文能夠鳥瞰全局，從總體上提出思路。重建中國經濟學，關鍵是守住“中字訣”，突破前蘇聯經濟學的框框，還要跳出西方經濟學特別是新自由主義的圈圈，才能走出中國自己的道路。程恩富教授較早提出了中國經濟學創新要以“國學為根”的原則，切中時弊，卓有見地。新中國成立六十多年來，中國經濟學這棵樹苗之所以至今尚未長成參天大樹，主要由于歷史原因，即沒有來得及很好地繼承歷史遺產。歷史經驗證明，中國現代化從根本上說還得扎根于自己這塊熱土，就經濟學而言，真的是任重道遠。

四、       敢為天下先，探索創建中國學派，努力攀登世界社會科學高峰

2004年中央的《意見》發表以后，程恩富教授發表了《注重原創 繁榮學派 推動中國學術發展》一文，回答了我國社會科學研究水平處于世界上什么地位的問題。一個時期以來，在中國經濟學界，追隨西方成為潮流甚至時尚，而西化論者對于追求中國經濟學的國際地位問題想都不敢想，如果說有地位，似乎也是對美國附庸的地位。問題的關鍵是被西方理論的“紙老虎”嚇住了，唬住了。能被嚇住唬住，主要原因是一些人的崇洋思想作怪，怎么看都是人家高。正如程恩富教授批評的那樣，“比如（中國）產權經濟學，在世界上就排不上號，講來講去就是科斯啊、諾斯啊。我把這種現象稱為‘殖民地經濟學’，有些人在經濟學‘殖民地’范圍里可能很有名，但放到世界上就輪不到你了。因為你無非是用現代西方理論來研究中國問題，并無真正的學術原創和中國學派。”這話講得切中時弊和要害，既一針見血，又高屋建瓴，很有說服力。他進而指出，中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的那部分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在國際上處于一流的學術和理論地位”。這在西化論者聽起來，一定是振聾發聵，卻也是一些人不了解、也不愿意承認的事實。當然，這還只是萬里長征走出的第一步。隨著多年來中國綜合國力增強和世界格局的演進，中國已經站在了世界舞臺的中央，處于全球地緣政治的核心地帶，中國思潮也是國際思潮之一。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中國最有發言權，也就最有條件走在世界前列。不只是馬克思主義，在21世紀，隨著中華復興的推進，整個哲學社會科學都有條件實現跳躍式和跨越式發展，而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又必然進一步推進中華復興。

在這個偉大的歷史進程中，必將不斷涌現出大批優秀的中華兒女、各種代表人物，包括各領域的文化和學術大師。現在恰恰是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某些制度、機制，特別是人才和成果的選拔評價制度，不夠合理，作繭自縛。時代潮流將沖破一切束縛特別是來自西方及其思想的束縛，重審乃至重寫兩百年來在“西方中心論”主導下的世界學術史的時代已經到來（這個偉大的事業在20世紀曾經由蘇聯學派做過，但仍然是在西方中心論的框架內），中華學術發展迎來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時代。時代呼喚造就一支頭腦冷靜、方向正確、學術過硬、學風嚴謹、品格端正的哲學社會科學人才隊伍，去推進和實現中華復興偉業，去攀登世界哲學社會科學的高峰。作為“海派經濟學”即“新馬克思主義綜合學派”的創始人，程恩富教授是個有心人、有志者，正自覺地這樣做著。2005年他調入中國社科院后，更加自覺，這一點從閱讀其著作中不難體察。

五、結語

書評實為人評，就是評論作者。而評書和評人都是為了推進學術發展，進而推動社會發展和中華復興。程恩富教授代表了這一時代學術發展和思想斗爭的大潮中脫穎而出的一大批優秀學者。中國的發展經歷了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世界大潮的沖擊，沿著正確的方向堅持過來，走到今天，很不容易，其中馬克思主義者功不可沒。馬克思主義者理當成為戰略社會科學家。現在世界和中國歷史都已經進入一個極其關鍵的時期，時代賦予中國學者的歷史使命極其重大，趕上這個時代是一切有志者的人生幸事。世界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已經崩解式微，馬克思主義正在復興和繁榮，社會主義仍是歷史潮流，中華復興是全球地緣政治趨勢，這些都不可逆轉。處于這個時代的中國學者，在這個創建中國學派、推進中國崛起、改變世界格局的偉大時代和偉大事業中，都應當自覺地找到自己的位置，做出自己的貢獻。《當代經濟研究》2011年第2期發表了筆者《改進西方經濟研究，順應和推進世界格局變動》一文，將個人學術研究與推進世界格局掛鉤，是否太過夸張？不是。信息時代的重要意義在于，信息以超音速無障礙傳播，上廟堂之高，達五洲之遠，個人意見轉眼之間即影響國際國內輿論，傳播思想，鼓動人心，成為推進形勢、格局演進的因子。在當代，毫不起眼的學術崗位也可以起到以往難以想象的作用。一個獨立研究者與一個占有學術重鎮地位的學者，差別已經沒有過去那么大，人們大可不必妄自菲薄。

《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意見》指出：“要按照政治強、業務精、作風正的要求，造就一批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立足中國、面向世界、學貫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論家，造就一批理論功底扎實、勇于開拓創新的學科帶頭人，造就一批年富力強、政治和業務素質良好、銳意進取的青年理論骨干。”希望永遠都在青年人身上。而青年學者成功的關鍵，在勵志。程恩富教授說：“我們要想在馬克思主義的學習、研究和宣傳方面有所造詣，有所創新，沒有‘下地獄’的勇氣，沒有嚴謹治學的態度，不付出艱辛的勞動，是絕無可能的。學風問題，說到底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問題，關系到黨和國家事業的興衰成敗。”這是實話，也是作者的切身體會。“算事業須由人做”，馬克思主義的事業又有不同，它需要有遠大理想的人，馬克思主義者也食人間煙火，但人太俗了肯定干不了這件事，所以勵志包括某種脫俗，就是成為毛澤東在著名的《紀念白求恩》一文中所說的那樣的人：“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做人做到這種程度，無論職位高低，筆者理解，就是《大學》開宗明義所指出的：“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至善的境界，一般人雖不能至，但近朱者赤，見賢思齊，心向往之，身追隨之，生命就無比充實，沒工夫郁悶。漢語朱字，指大紅，轉義指賢者，故歷來稱馬克思主義是赤色，馬克思主義者也樂得接受。作為世界政治經濟學會會長、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會長、中國經濟規律研究會會長，主編《世界政治經濟學評論》和《國際思想評論》兩個英文國際刊物以及《馬克思主義研究》雜志等，程恩富教授是蜚聲國內國際的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筆者被引為同道，是近朱者赤，與有榮焉。

為時賢做書評，特別是為《選集》這樣厚重的學術大作做書評，筆者自忖水平和分量均欠火候，但是將書評寫成體會，又不免有做作和矯情之嫌，所以寫了這樣一篇既是書評也是感悟的文字，敷衍成篇，聊以塞責，兼與讀者共勉。

（責任編輯：杜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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