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利益集團》前言

衣帶漸寬終不悔
為伊消得人憔悴

    一年多的時間，我的主要精力都在寫這本書。當我開始著手這個題目，我發現這是一件非常艱巨的工作。北宋和南宋加起來超過300年，是秦始皇之后中國歷史上時間最久的朝代。有人統計，保留下來的關于宋朝的文字記載，大約有四億文字。再加上幾百年間中外人士撰寫的關于宋朝的評論、專著，數量更是驚。一個人窮其一生也很難通讀一遍，而我卻給自己定了一個目標，要寫一本關于宋朝的書。這本書既不能給人生財、守財的指點，也不能給人明哲保身的護佑，更不能教人長命百歲、永葆青春之類的秘訣，也沒有從神秘跡象開示命運的神奇。這本書只是一些普通的大道理，雖然我想把大道理講得通俗，雖然我想糾正某些被誤解的大道理，但是，只靠這些，沒有桃色歷史，沒有情色歷史，沒有探秘歷史，能否讓人們愿意花時間來讀？我不得不戰戰兢兢。
    之所以要寫宋朝，實際上是為了說現在。關于宋朝的現代解讀，有很多令人困惑的地方。有一個傾向認為宋朝沒什么值得夸耀，除了文化上的繁榮，軍事上的慘痛失敗，似乎暗示了文化昌盛必然導致的虛弱。“積貧積弱”是描述宋朝時最常見的一個詞匯。另一個傾向是，一些中外學者把宋朝當成中國文化的高峰。陳寅恪先生的話經常被引用：“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但是，人們的引用常常只到此為止，而不繼續引用陳寅恪先生緊接在后面的論斷：“后漸衰微，終必復振。”宋朝真的能如陳寅恪先生所言“終必復振”嗎？像李約瑟這樣的西方學者，在承認了宋朝的先進后，也產生一個巨大的困惑，宋朝的先進是如何產生的？宋朝之后，明朝以后，中國為何沒能保持先進，反而讓歐洲超越了？于是，很多人把焦點集中在王安石身上，以至于有人斷言，如果王安石的改革能繼續下去，沒有被夭折，那么，中國早在11世紀就可以進入資本主義。由此，在王安石去世很久以后，凡是批評否定王安石的中國歷史人物，往往都被今人冠以“空談誤國”的名號。
    有很多人將今天中國的處境，追根溯源到宋朝那里。例如，靖康之恥依然具有現代指向性，與鴉片戰爭、八國聯軍相比較，都是中國被打敗；岳飛和秦檜的評價，直到今天，還被不同的現實需求肯定或翻案；文天祥的浩然正氣與他的命運放在一起，依然讓今天的人們長吁短嘆，他是英雄嗎？這樣的英雄意義何在？我們究竟應該“不以成敗論英雄”，還是只看結果？不管人們是否愿意，歷史依然在影響今天。差別在于，在有些人看來，我們自己的歷史留給我們的，只有一些負面的因素；在另一些人看來，中國歷史有益的價值，還沒被我們自己真正認識。這兩種觀點有一個共同之處——歷史雖然是歷史，但同時也是現實。反過來，現實問題也都有歷史的淵源。因此，歷史的解決方案就算不能完全適用于今天，至少也是一個借鑒。我們今天讀歷史，除了看那些出現問題的原因、解決問題的手段外，關鍵還有解決問題的理念。古今中外，現象各異，理念差別并不大。
    從時間軸上連接宋朝和今天，是我在這本書里想做的一件事情。這本書還有一個同樣艱巨的任務：在宋朝的時間段上，跨越空間，比較宋朝的文化制度與歐洲文化制度的差異。北宋建立于960年，南宋滅亡于1279年。按照西方紀元，宋朝正處于上一個千年的結束和下一個千年開始的地方。在這個時間段上，歐洲被后人稱為中世紀。歐洲中世紀歷時約一千年，大致來說，500年至1000年，稱為中世紀早期；1000年到1300年，稱為中世紀中期；1300年至1500年，稱為中世紀后期。宋朝基本上處在歐洲中世紀的中期。在這個時期，歐洲最重要的歷史事件，是長達200年的十字軍戰爭。
    按照西方歷史分段法，1500年后，文藝復興伴隨大航海時代的到來，歐洲告別了中世紀，走入近代社會。然而，很早以前便有人提出，早在宋朝，中國就已經進入了近代社會。或者說，歐洲近代社會的主要特征，在宋朝大都已經具備了。例如，君主集權替代貴族政治，政府官僚替代封建領主，百姓因私有財產的保障而獲得人身自由，貨幣經濟取代實物經濟，平民文化逐步替代貴族文化等。歐洲近代社會的這些特征，在宋朝不僅已經出現，而且還很成熟。此外，歐洲文藝復興以后，宗教的權力下降，取而代之的是世俗政權地位的上升，導致國家主權意識的日益強烈，民族主義在歐洲成為強大的趨勢并造成巨大災難。當人們說中國歷史只有“天下觀”，缺乏“主權觀”的時候，我們看到，宋朝是春秋戰國以后，中國歷史上國家主權意識、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精神最強烈的朝代。但是，宋朝的主權意識和民族主義并沒有像后來的歐洲那樣，給世界或地區帶來巨大的災難，反而在軍事失敗后，以文化的力量同化了其他的民族主義。對于今天來說，宋朝既是一個教訓，也是一個經驗。
    歐洲構建的世界歷史發展理論，建立在歐洲中心論的基礎上。歐洲中心論認為，現代西方文化的所有優異特征，都源于歐洲文化本身，都是歐洲自身發展的結果。歐洲以外的歷史，由于不具備歐洲的土壤，大都不值一提，或者處在現代化之外。要進入現代化，只有歐洲文化這一條路。這樣的觀點非常強大，以至于我們在解讀中國歷史的時候，也被它套上了思想枷鎖。因此，用宋朝的文化制度與當時的歐洲文化制度作比較，如何擺脫歐洲中心論的影響，是我隨時需要警惕的。
    不管歐洲中心論如何自圓其說，不可否認，在宋朝的時代，整個歐亞大陸，宋朝的制度文明和物質文明程度最高，伊斯蘭文明其次，歐洲文明最低。歐洲文化的發展并不完全都是外來的影響，它的確也有自己生長的內涵，這使得歐洲在遭遇伊斯蘭文化的擴張后，形成了抵抗。這一抵抗、對抗、反擊的標志，就是長達200年的十字軍戰爭。十字軍戰爭既是抵抗，也是侵略。這一在歐洲發生的文明相互擴散影響的過程，又包含了從中國傳到伊斯蘭的中國文化因素，也包括歐洲人后來提到的四大發明，當然，它的時間跨度超出了宋朝。因此，在伊斯蘭文化擴張和蒙古人掃平大部分歐亞大陸后，原先離先進文化最遠的歐洲，終于重復了在中國多次發生的規律：較晚接受先進文化的落后民族，迅速崛起，甚至后來居上，對文化母體形成挑戰，而且，常常挑戰成功，這就是歐洲文藝復興到今天的簡單歷史。所謂文藝復興，也是歐洲中心論的描述，以顯示其發展的動力來自本身而不是他人。就好比成吉思汗不會承認他受到了其他文明的影響，而只承認是自己的偉大神力。事實上，歐洲文藝復興既有歐洲自身已經失落的內容，也包含了大量來自東方的因素，包括對東方的借鑒和模仿。
    基于上述思路，我不想把重寫歷史變成把古代文言文翻譯成現代白話文，再加一點俏皮話。我試圖對歷史做本質性的解讀，而不只是流水賬。對于宋朝歷史中經常被人提到的某些歷史真相，例如趙光義是否真的害死了他的哥哥趙匡胤，所謂“燭影斧聲”、“金匱預盟”，或者秦檜究竟是否真的是金朝的奸細之類的歷史之謎，我并不試圖花費氣力去探尋謎底。我把宋朝的歷史按照專題分別描述，例如政治、經濟、官員、教育、軍事、宗教等。對于每一個專題，我都試圖用比較通俗的方式，說清它的來龍去脈。對于宋朝來說，它當時的制度、取舍是在怎樣的背景和理念下產生的，然后又如何影響了后世。這是歷史縱的方向。在橫向上，對于每一個專題，我會把宋朝的制度與當時的歐洲做一些比較，同時試圖找出兩者異同的原因，并在這一相似與差異中，尋找東西方日后發展的線索。
    中國模式是最近比較熱門的話題。真的有獨特的中國模式嗎？如果有，中國模式的本質是什么？關于中國模式的討論，真正深入的并不多，或者只是找準了一個重點，而沒有完整的分析。因此，對于中國模式的存在以及未來的前途，人們的看法也不盡相同。有人把它當成是階段性的必須，同時認為，中國模式階段性的成功，并不能永久。有些認為中國模式能夠長久的觀點，因為沒有厘清中國模式的核心，難以理直氣壯，甚至難以展開有價值的討論。在宋朝的歷史階段，世界上大致有三個不同的文明系統：宋朝的漢文明，中亞的伊斯蘭文明，歐洲的基督教文明。宋朝的文明程度最高。但是，幾百年后，歐洲的發展最快。我試圖在宋朝的歷史橫斷面上，將東西方文化做一個比較，其實也是1000年前的宋朝模式與歐洲模式的比較，從而為歐洲后來的發展和當今的中國模式尋找根源和線索。
    本書力圖從宋朝的政治理念出發，明確中國模式的本質。每一個社會都有不同的利益集團存在，宋朝的政治理念是：政府自身成為超利益集團的存在，而非借助某些利益集團來實現統治。中央集權的政府對自身的超利益要求，使得政府比較容易做到公平公正，而不會在利益集團之間，或者因為自身的利益集團化而發生政策傾斜。一個社會的和諧公正，關鍵在于政權的超利益化。古代社會利益集團的形態各種各樣，等級制度最明顯的利益集團統治，其他，例如教會、軍人、商人等，在越來越細的社會分工下，利益集團也呈現多樣性。在中國古代政治中，除了上述社會分工概念下的利益集團外，皇族、外戚、宦官等，都是頗具特色的利益集團。宋朝政治實現超利益化，靠的是知識分子。然而，知識具有兩面性，它既能因知識的普遍性而實現公正，也能因追求絕對真理而趨向壟斷。宋朝解決這一問題的方式是，普遍教育，使得知識具有極大的開放性，知識分子也因此開放性而成為社會廣泛利益的代表。與之相應的是，在同時期的歐洲，知識是被利益集團壟斷的，這種影響延續至今天。
    本書的全部內容，就是針對上述各個領域展開討論，觀察宋朝政治是如何避免各種利益集團膨脹的。其中，有得有失。對于當今世界來說，利益集團的形態與宋朝已有很大差別，然而，我認為，宋朝政治要求政府具有超利益性，對于各個利益集團并不是偏重或鎮壓，而是協調不同利益集團的共存共生，對于今天的世界，依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尤其是，宋朝為了防止利益集團的傾斜，采取了極為嚴格的法制。宋朝法制社會的得失，也是本書的觀察重點之一。

    300多年的宋朝歷史并不是靜止的，而是經常發生變化，這些變化體現在政策和法律上，常常是多次地反復。王安石變法是宋朝一個重要內容，他的“新政”在宋朝反反復復過多次。對于王安石變法的解讀，也是現代人眾說紛紜的焦點。通過解讀歷史，我認為，沒有一個制度可以一勞永逸。任何一個制度都有生命，制度像人一樣，會變老。曾經朝氣蓬勃的制度，總有一天會變得老態龍鐘，但理念不會。制度的老化實際上是因為社會現實發生變化，制度漸漸不能完成理念要求的社會功能。
    宋朝有明確的政治理念，但是，宋朝飛快發展的社會經濟，是此前中國社會未曾遇到的。對于宋朝知識分子來說，他們所面臨的現實是空前的，沒有多少歷史經驗可以借鑒。范仲淹、司馬光、王安石，以及南宋賈似道等都提出要變革，并且都不同程度地實施了改革。需要改革不容置疑，如何改革才是關鍵。王安石身后幾百年的褒貶不一，并不是對于改與不改的爭論，而是對于如何改革的不同認識。因此，在王安石改革的話題中，很多現代人用改革派和反對改革的保守派來劃分，無助于我們了解王安石改革成功和失敗的真相。我希望拋開固定的理論模式，梳理一下王安石改革的利弊，以期對于今天的中國能夠有所啟發和借鑒。從宋朝的一系列制度變化，我們也可以看到，中國人不僅善于模仿，也同樣善于創造，中國人并不是保守僵化的。包括南宋后期形成的理學，也有它出現的必然與意義，只不過這種歷史的必然性，離我們今天已經遠了，以至于我們未必能詳盡其實質。
    宋朝有著精致的文化，有很多至今令我們敬仰和喜愛的人物，但也有永遠被人唾棄的敗類。宋朝雖然沒有恢復到漢唐的版圖，但它的經濟依然超過前代，甚至超過它的繼承者。宋朝的制度也是精致而復雜的，從宋朝的制度我們可以看到，中國人絕不是不講究法治、只講究人治的。用錢穆的話說，中國人恰恰是最講究制度，而西方人反而是注重人事的。西方現在講究制度，原因在于他們曾經忽視制度。而宋朝的制度或者說法治，發展到最后，已經嚴密到能給我們今天提供一個反例的程度：過于制度化，反而壓抑了人的創造性，失去了必要的靈活性。這對于今天，同樣是一個問題。
    宋朝的確是優秀的，但也的確是有缺陷的。它的優秀與缺陷是我們永遠不能忘記和忽視它的原因。然而，正是由于宋朝的缺陷，后人對于宋朝的評價，也常常只強調它的不足。尤其是當中國的傳統文化被全盤否定時，宋朝似乎只剩下了缺陷。近百年來，關于宋朝已經形成了一系列定論，其中不少與真實相差較遠。現代人對于宋朝很多結論性的定見，在我看來，主要是因為受某些西方理論的影響，用理論強行框定現實的結果。這些關于宋朝結論性的意見，影響了我們了解真正的宋朝，也影響了我們認識它真正的價值。本書在適當的地方，對于當今某些關于宋朝的定論，也做了一些辨析。

    宋朝的一幅畫《清明上河圖》舉世聞名，看著這幅畫，我有時會想：與畫中的那些人生活在一起，會不會更幸福？但是，《清明上河圖》完成后不久，北宋便遭遇了靖康之變，汴京的繁華慘遭破壞，只留下《清明上河圖》的畫面供后人憑吊。這幅畫的創作者張擇端在南宋建立18年后去世。面對昔日的繁華毀于一旦，真如一場云煙般消失，我們能體會這位畫家的心情嗎？21世紀重讀宋朝，我們已經換了一種眼光，換了一個空間，換了一種心態，因為，宋朝離我們已經很遠。但是，即便在21世紀，依然有一種神奇，讓我們不斷地發現今天與宋朝的藕斷絲連，迫使我們多花點時間，重讀宋朝。
    宋朝是中國歷史中最特殊的一個朝代，北宋和南宋加起來，是秦始皇建立大一統社會后中國歷史上時間最長的朝代。它是最開明、最自由的朝代；它是當時全世界最富裕的朝代；它是宦官、外戚危害最小的朝代；它不是被內部農民起義推翻的朝代；它還是詩詞文章最精彩的朝代；還是包拯、晏殊、范仲淹、歐陽修、蘇東坡、陸游、辛棄疾、楊萬里等無數優秀知識分子生活的朝代；還是中國最優秀的女詩人李清照藝冠群雄的朝代；……，它也是“國破山河在”的朝代；它還是令“盡忠報國”的岳飛、“留取丹心”的文天祥壯志難酬的朝代；……宋朝，最為后世榮，最為后人痛。

    注：這篇前言5500多字，出版時刪去了一大半，只留下2000字左右。在這里完整貼出。題目是新加的。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