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旨在遏制中國崛起的匯率戰爭、貨幣戰爭
楊斌著作《美國隱蔽經濟金融戰爭》節選
美國在中美戰略會談期間頻繁施壓人民幣升值,中國應清醒地認識到美國施壓不是為了貿易利益雙贏,而是為了發動金融戰爭實現遏制中國崛起的戰略目標,因此,中國絕不能屈服于美國迫使人民幣浮動升值的壓力,否則將會承受遠比懲罰性關稅更為嚴重的損失。倘若中國明確表示不懼怕美國揮舞的關稅大棒,美國很可能會退縮而不敢真正實施全面關稅制裁,因為保護工業和就業是金融壟斷資本的借口而不是目的,但屈服于美國壓力則會激發金融資本的更大貪欲。
美國匯率武器破壞力遠遠超過關稅大棒
2010年美國政界再次發動施壓人民幣匯率升值的攻勢以來,中國領導人在許多場合反復表達了不屈服美國壓力的立場,但是,美國政界見施壓收效不大正重彈匯率操縱國的老調,威脅要對中國輸美商品全面征收27.5%的懲罰性關稅。西方媒體正制造輿論稱中國準備對美國進行妥協求和,以避免美國實施全面懲罰性關稅打擊中國對美出口。西方媒體還稱中國有關方面進行壓力測試是準備讓步,因而正估測各行業出口企業對人民幣升值的承受能力,美國著名投行高盛還預測中國將同意讓人民幣一次升值10%。中國應清醒地認識到美國施壓不是為了貿易利益雙贏,而是為了發動金融戰爭實現遏制中國崛起的戰略目標,因此,中國絕不能屈服于美國迫使人民幣浮動升值的壓力,否則將會承受遠比懲罰性關稅更為嚴重的損失。中國應繼承并發展馬列主義關于帝國主義戰爭的理論,清醒地認識到妥協求和不能滿足壟斷資本的貪婪欲望,只能鼓勵帝國主義發動更加頻繁、兇猛的金融戰攻勢,正像腐朽的清政府在西方列強戰爭壓力下割地賠款,反而激發帝國主義貪欲更加頻繁發動掠奪財富的戰爭。
據中國機電、輕工、紡織品進出口商會的測試結果顯示,人民幣升值過快將會給眾多行業帶來巨大沖擊,[1]許多行業的出口企業利潤將大幅下降甚至面臨虧損。據中國機電產品進出口商會測算,如人民幣在短期內升值3%,家電、汽車、手機等生產企業利潤將下降30%至50%,許多議價能力低的中小企業將面臨虧損。機電是我國出口產品中的大戶,約占到出口總額的六成。中國許多機電產品雖占有較大的國際市場份額,但因缺少自主創新的核心技術,產品競爭力較弱,較高市場份額并未帶來相應經濟效益和市場定價權,因此在相當長時間內企業難以適應人民幣升值沖擊。
據來自中國輕工工藝品進出口商會的信息,中國規模以上輕工企業出口利潤普遍在5%左右,而規模以下企業毛利率就只有2%左右。由于中國輕工行業進入門檻低、技術含量低,議價能力弱,中小企業數量多,產能嚴重過剩,長期惡性競爭,匯率升值很難通過提高價格轉移成本,如中國陶瓷行業的企業能承受的人民幣升值幅度僅為1%左右,如果人民幣升值幅度超過此限度就會導致眾多企業虧損。
中國紡織品進出口商會的測試結果顯示,目前我國紡織品服裝企業的平均純利潤率在3%至5%,有的企業利潤低于3%。如果人民幣升值將壓縮企業僅有的利潤空間,降低產品出口競爭力,將對我國紡織服裝出口造成嚴重的打擊。據企業調查反映,人民幣升值帶來的損失是剛性虧損,無法通過與客戶協商、改善供應鏈管理等方法消化。據企業家反映,人民幣匯率升值將有助于優化經濟結構的理論脫離實際,其錯誤在于認為結構調整可隨著匯率升值迅速實現,而實際情況則是經濟結構改善需要較長時間才能完成,人民幣過快、過度升值不僅難以優化經濟結構,反而可能削弱企業生存能力導致問題積重難返。
著名經濟學家關鍵時刻不為民營企業說話
許多沿海地區特別是浙江的民營出口企業,紛紛表示難以承受人民幣升值帶來的沖擊。但是,值得關注的是,中國許多主張國企改革推行私有化、民營化的經濟學家,卻一改以往聲稱為民營企業說話的態度,毫不同情民營企業的困難并主張果斷“斷奶”,仿佛中國民營企業的發展是仰仗美國“喂奶”,還責怪民營企業抱怨困難是“嬰兒不愿斷奶”的哭鬧。許多著名經濟學家完全不顧多年來人民幣升值的惡果,仍然紛紛呼應美國散布的人民幣升值有利于中國的論調,如人民幣升值有利于控制通貨膨脹和糾正貿易失衡,無視人民幣升值期間導致嚴重通貨膨脹和貿易失衡擴大的事實。國內有些著名經濟學家甚至追隨附和美國的“中國導致全球失衡和金融危機”的論調,完全不顧美國荒謬責難激起中國民眾的強烈憤慨和政府的堅決駁斥,這種罔顧事實的“自虐、自責”現象不合常理而且絕非偶然,這種現象顯示出為實施栽贓中國的戰略,美國能夠有效組織公關活動達到輿論宣傳目的。數年前美國為配合施壓人民幣升值的金融戰爭攻勢,也曾公關中國有關方面和學者制造輿論進行策應,壓制批判新自由主義和金融自由化的聲音,結果導致國際熱錢涌入炒作股市、樓市泡沫攫取巨額暴利,炒作各種原材料、大宗商品誘發了物價大幅度上漲,央行加息抑制通貨膨脹反而增加了國際熱錢的套利收益,政府宏觀調控受到嚴重干擾并陷入了兩難的困境,國內企業普遍陷入困境并有數萬家民營中小企業破產倒閉,中國購買美國次貸衍生有毒資產蒙受了巨大損失,為美國通過金融戰爭向中國輸出次貸危機損失創造了條件。當前美國政府高官再次發動指責中國低估人民幣的輿論攻勢,污蔑中國導致了全球經濟失衡和美國的嚴重失業,背后依然隱藏著妖魔化中國并發動金融戰爭的謀略,特別是為美國泡沫破裂導致危機升級和社會矛盾激化時,尋找能轉移民眾憤怒情緒的“替罪羊”進行輿論鋪墊。當前關于全球經濟失衡和金融危機責任的國際爭論,不是圍繞經濟學抽象概念進行的學術游戲,而是美國為遏制中國崛起發動戰略攻勢進行的前哨輿論戰。中國必須積極向世界各國揭露美國政客制造的謊言,闡明此次金融危機產生的真相,明確提出維護包括美國人民在內世界各國人民正當權益的主張,爭取贏得廣泛的國際支持才能掌握輿論主動權,挫敗美國通過匯率戰、輿論戰遏制中國崛起的圖謀。
中國不應懼怕美國的懲罰性關稅大棒
中國即使承受美國懲罰性關稅也只會影響對美出口,但是,允許人民幣升值就會打擊中國對所有國家的出口貿易。國際金融危機時期中國積極開拓歐洲和亞非拉市場,彌補對美出口損失并降低了對美出口貿易的依賴,倘若人民幣升值將給中國對所有國家出口帶來更大困難。中國面對美國污蔑中國造成全球經濟失衡的指責,以及對華進口全面征收懲罰性關稅的威脅,不應回避妥協而應向世貿組織起訴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因為當前美國威脅涉及到成千上萬種中國出口商品,是遠比輪胎、鋼鐵個案更為嚴重的貿易保護主義。中國還應追究美國濫發美元彌補財政赤字侵吞各國財富,操縱匯率頻繁制造金融危機打擊各國貨幣金融體系,縱容金融投機造成石油、糧食價格暴漲暴跌和危機,導致眾多發展中國家發生社會動蕩和人道主義災難,造成全球經濟失衡和廣泛多邊貿易逆差的罪責,這樣徹底搞清全球經濟失衡和爆發危機的罪魁禍首,才能為中國贏得道義優勢和世界各國的廣泛支持,迫使美國顧忌世界輿論壓力停止威脅中國,不敢任意栽贓嫁禍中國并動輒威脅進行經濟制裁,甚至在更強硬的右翼政客擔任總統后發動戰爭。
多年來中國已經允許人民幣升值20%以上,但是,美國絲毫沒有滿足反而不斷提出了更高的升值威脅,深層原因在于列寧論述的金融壟斷資本的統治地位和貪婪本性,人民幣升值20%就意味著美國金融投機資本獲利20%,它們當然希望繼續施壓人民幣升值獲取更多投機套利收益,這就意味著美國施壓人民幣升值是無止境的,倘若中國屈服于美國壓力就會激發金融資本的更大貪欲。2008年4月中國人民幣已經連續多年升值,美國財長、高盛前總裁保爾森卻絲毫沒有滿意,他參加中美高層戰略會談時施壓人民幣加快升值,還要求中國推行匯率市場化和完全自由浮動,給予美國金融壟斷資本以操縱中國匯率的最大自由。數年前美國曾經指責中國人民幣匯率低估了30%,但當前人民幣已大幅度升值了20%之后,美國反而施壓中國將人民幣匯率進一步提高40%。據報道,美國某高官稱與美國大型企業定期交流時,從未聽到來自企業界對于人民幣低估的不滿,美國民眾也不滿將經濟失衡責任推給中國,擔憂匯率戰引發物價上漲并降低民眾生活水平。但是,美國金融寡頭具有列寧所論述的操縱政府的統治力量,它們完全不顧本國實體經濟和普通民眾的利益,頑固堅持對中國低估人民幣的毫無道理指責,并操縱國會和政府對中國進行施壓和威脅。
美國征收關稅將會明確自己發動貿易保護戰的責任和惡名,而美國施壓中國提高人民幣匯率則會以隱蔽方式,誤導中國不由自主陷入全面的金融戰爭和貿易戰爭。倘若中國明確表示不懼怕美國揮舞的關稅大棒,美國很可能會退縮而不敢真正實施全面關稅制裁,因為保護工業和就業是金融壟斷資本的借口而不是目的,一旦征收關稅導致全面物價上漲引起美國民眾不滿,美聯儲就很難實行低利率和濫發美元的貨幣政策,華爾街金融機構就很難通過金融援助計劃掠奪民眾財富,深陷投機賭博壞債泥潭的華爾街金融機構就可能徹底破產。美國一次征收關稅引起民眾和世界輿論不滿后,很難找到借口和輿論支持向中國反復征收懲罰性關稅,但是,美國通過不斷反復施壓中國提高人民幣匯率,可為金融資本謀取永無止境、源源不斷的投機暴利,同時還可在世界輿論面前混淆是非、推卸責任,掩蓋美國推行隱蔽貿易保護主義和操縱匯率的事實。
屈服美國壓力將會陷入全面金融戰和貿易戰
美國國會不惜冒實行全面貿易保護主義的惡名,揮舞對中國出口全面征收27.5%懲罰性關稅的大棒,目的是迫使中國接受遠比關稅更厲害的金融戰打擊——人民幣浮動升值和全面的金融自由化。[2]中國應清醒地認識到匯率武器的殺傷力遠遠超過關稅武器,匯率波動不僅涉及成千上萬種商品的國際貿易,而且還涉及被列寧稱為國民經濟神經中樞的金融領域,能夠為國際金融投機資本帶來巨大套利收益,向國際金融大鱷、鯊群發出對中國進行金融襲擊的信號,吸引數千億甚至上萬億美元國際熱錢涌入中國,推動中國股市、樓市、期貨等各種資產泡沫膨脹,為國際資本利用更為復雜的各種金融武器攻擊創造條件。國際金融資本利用先培育泡沫繁榮再引爆泡沫崩潰作為武器,導致日本、東南亞、拉美和俄羅斯陷入了嚴重金融危機,這些金融危機都需要匯率升值吸引國際熱錢進行投機炒作,為股市、樓市、期貨等各種泡沫武器注入巨大爆炸能量,同時需要以規避風險為名引入各種金融衍生品武器,如股指期貨、融資融券、信用違約(CDS)、外匯對沖套利工具等等,這樣金融資本一面可以毫無顧忌地推動各種資產泡沫的極度膨脹,一面可以利用股指期貨等金融武器作空市場謀取雙重暴利。
中國股指期貨在遭遇阻力反復推遲后終于出臺,為國際金融資本通過作空股市謀利開辟了危險戰場。由于時機恰逢天量信貸刺激股市、樓市泡沫嚴重,人民幣升值預期激發了國際熱錢涌入中國的貪欲,此時倘若中國向美國壓力稍微妥協也會帶來很大風險。華爾街金融家詹姆斯·查諾斯善于利用股指期貨謀取暴利,他曾正確預見安然破產和次貸危機并利用股指期貨作空大發橫財。查諾斯認為目前世界上沒有什么地方比中國的信貸過度問題更加嚴重,天量信貸刺激的股市、房地產泡沫可能導致經濟崩潰,他還準備在中國重操利用股指期貨作空的辦法大賺一筆。華爾街金融機構特別擅長在制造泡沫的同時利用股指期貨作空謀取雙重暴利,中國應高度警惕美國金融資本在吹捧中國經濟的同時發出的利用股指期貨作空謀利信號。
英國《金融時報》2010年4月29日撰文指出,股指期貨推出短期內就演變成中國的“最大的賭場”,交易啟動后的第三天股指期貨成交量已經超過了上海證交所的股票成交量,2010年5月股指期貨交易合約的價值達到了驚人的96萬億元人民幣左右。[3]盡管存在著種種限制性措施,而且經過了三年多的準備,但股指期貨市場的開局似乎仍不太符合監管部門的期望。這個市場成為了富有投機者的樂園.而不是機構投資者為股票資產組合對沖風險的場所。該文還提到投資者認為股指期貨市場非但沒有成為穩定性的來源,反而只會加劇更廣泛金融市場的動蕩。法國與中信合資的新時代期貨公司上海首席代表迪安·歐文表示,“很明顯,散戶投資者并沒有把股指期貨當做針對自身股票資產組合的對沖工具”。他還指出擅長投機的浙江富豪占據了股指期貨市場的半壁江山,中國股指期貨90%的交易屬于高度投機性的“超短期交易”。倘若證券監督機構出臺關于境外投資者參規定,允許具有更大資金實力西方金融機構進入,股指期貨市場的投機性和動蕩還會大規模擴大。
美歐發達國家證券市場穩定性相對好于發展中國家,主要原因是美歐發達國家有能力投入大量資金阻止股市泡沫崩潰,而不像西方金融壟斷財團宣揚的那樣歸功于股指期貨。西方二戰后社會改良時期采取嚴厲措施打擊金融投機,盡管沒有股指期貨金融市場也保持了相對穩定,20世紀80年代里根政府推行金融自由化以來,推出股指期貨并未像西方媒體宣揚的那樣促進穩定,相反促使金融財團有恃無恐地炒作股市泡沫,股市泡沫膨脹和動蕩遠遠超過二戰后社會改良時期。日本二戰后社會改良時期很少出現股市泡沫和動蕩,但是,20世紀80年代日本在美國誘迫下推行金融自由化的時期,引入股指期貨非但沒有遏制泡沫膨脹和促進穩定,反而成為了美國引爆日本股市泡沫崩潰的導火索,成為美國將日本逼入長達二十年經濟停滯的強有力金融武器。
積極穩定中國金融市場 謹防多種金融武器共振
中國必須依據馬克思關于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的理論,清醒地認識到西方所謂金融市場規范為壟斷財團服務的本質,不盲目照搬西方的政策法規而且圍繞社會目標進行創新,采取果斷措施打擊、遏制股指期貨市場的投機性,才有可能確保金融市場為實體經濟和社會利益服務。中國從股指期貨試點階段開始直至今后任何時期,都應始終嚴格限制國際金融資本入場參與,試點階段和今后交易參與者資格必須有嚴格限制,只允許國家主導、經營規范的金融機構、中小股民投資基金、社會保障基金參與,改變當前浙江私人投機資本占據半壁江山的局面,不允許其像在房地產、商品期貨市場上那樣大肆投機,謀取短期投機暴利并嚴重損害社會公眾利益。中國監管部門不應允許超過對沖風險需要為追求盈利進行作空投機,進行股指期貨交易時必須證明需要對沖風險的持股倉位,股指期貨交易超過持股倉位就應該視為違規投機套利,實在持股比較高杠桿的股指期貨和融資融券更不利于投機。中國監管部門應制訂詳細規定禁止投機并進行嚴厲處罰,必須有類似區別性房貸政策那樣遏制投機的精確打擊武器,否則就會像以往的抑制房地產泡沫法規一樣流于形式。倘若中國發現股指期貨市場有可能誘發嚴重金融動蕩,成為類似美國引爆日本泡沫崩潰的金融武器時,中國就應有魄力果斷宣布暫停、整頓股指期貨市場,必要時還應該考慮永久性關閉股指期貨市場。
中國對參與機構和人員應該進行馬列主義金融理論教育,以肅清美國“華盛頓共識”的金融自由化理論的誤導,中國金融監管部門應依據馬克思的金融理論,借鑒西方社會改良時期金融監管的成功經驗,吸取美國推行新自由主義金融自由化的失敗教訓,制定比較美國放縱金融衍生品時期更為嚴厲的法規,確保股指期貨市場的交易金額大大小于股票市場,就像規避風險的財產保險金額不應該超過擁有財產總額,這樣才能防止美國發明的股指期貨金融衍生產品,像華爾街發明的其他金融衍生產品一樣釀成金融風暴,避免股指期貨像打擊日本一樣成為遏制中國的金融武器。中國制定關于境外投資者參與股指期貨市場的法規,應該禁止有遏制中國戰略企圖的國家進入市場,禁止西方有明顯短期投機傾向的對沖基金類機構參與,高盛等美國金融機構有大量操縱欺詐劣跡應堅決排除在外。美國石油、糧食期貨市場長期以來嚴格限制參與者資格,將高盛之類金融投機機構排除在外因而運轉平穩,但1991年高盛買通商品期貨監管機構暗中授予特許參與權,結果導致了石油、糧食期貨市場投機猖獗和價格暴漲暴跌,造成了全球石油、糧食危機和眾多發展中國家的社會動蕩。近年來高盛還利用石油價格和美元匯率的劇烈波動,誘惑中國眾多企業為規避風險購買欺詐性商品、外匯期貨,利用復雜金融衍生品武器給中國造成數百億元損失。高盛還指使其歐洲區希臘籍總裁利用多種金融衍生品武器,包括外匯期貨、貨幣交換和信用違約(CDS)等等,策劃并引爆了希臘債務危機以打擊歐元并轉嫁美國金融危機的損失代價。
當前海外媒體盛傳高盛亞洲區前總裁胡祖六,將出任中國央行副行長并主管外匯管理業務,這種傳聞不管是否屬實都已威脅到中國匯率穩定,因為,高盛的保爾森、蓋特納和胡祖六都曾施壓人民幣升值,胡祖六還撰文主張中國走資本主義的金融自由化改革道路,國際金融資本將此視為人民幣投機套利的利好消息。根據列寧關于金融壟斷資本與國家壟斷交織、融合的理論,中國應高度重視高盛等金融財團施壓人民幣升值的主張,與美國遏制中國崛起的全球霸權戰略的密切聯系。美國重視通過隱蔽經濟戰爭謀求全球霸權,美國政府和國會均設有專門負責經濟安全的機構,里根執政時期由總統直接領導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成立了具有策劃隱蔽經濟戰爭能力的“國家安全規劃組”,統一調動中情局和政府外交、經濟部門力量,實施了通過隱蔽經濟戰加速前蘇聯解體的秘密戰略。當前,美國正將策劃隱蔽經濟戰爭的主要目標轉向中國,值得引起中國高度警惕并采取有效措施維護國家安全。中國應成立由黨中央直接領導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堅持馬克思主義從戰略高度維護國家安全和經濟金融安全,糾正某些部門將美國金融壟斷財團視為中性金融機構的錯誤觀念,統一領導、協調政府各部門和安全部門的力量,謹慎審查有關金融改革、匯率政策和金融部門的重大人事任命,防止本位主義和部門利益干擾國家的整體利益和戰略利益,更好應對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對中國形成的各種威脅,防止全球危機外來沖擊與國內不穩定因素發生共振,為國際敵對勢力和分裂勢力趁機利用以阻止中國崛起。
[1] 張莫:《民幣升值壓力測試不樂觀》,《經濟參考報》,2010年4月2日。
[2] 杰里米·沃納:《美國逼迫人民幣升值就是主張威脅世界》,英國《每日電訊報》,2010年3月19日。
[3] 羅伯特·庫克森:《股指期貨:中國“最大的賭場”?》,英國《金融時報》網站,2010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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