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里寫這篇文章，并沒有為研究毛澤東思想的文庫里增加材料的初衷。只是閱讀金沖主編的《毛澤東傳》和《毛澤東選集》等著作后，對毛澤東本人頗有些感想。結合本人對歷史的思考，在這里以平實的語言，談一談對毛澤東個人特點及其他的感性認識，與大家共同探討。

  一、毛澤東個人理想的形成及如何終生堅持下去的　　

（一）志向的形成　　

如果我們每個人一樣，毛澤東一生下來并沒有先知先覺，也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他理想的形成與他出生時代以及他青少年時期的成長環境有關。　　

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澤東出生在湖南省湘潭縣韶山沖一個小山村里，從小隨父母做放牛、拾糞、砍柴等家務和農活，識字后也幫父親記帳。到了十多歲，他開始做各種粗重的工，并不斷受到父親責罵，這使毛澤東養成了忍辱負重，勤快樸實的性格。“不怕艱難，對農民的疾苦也體會很深。”(《毛澤東傳》)　　

毛澤東母親，“待人接物，純樸善良，極富同情心。災荒年月，常背著丈夫送米給討荒的人。平時還虔誠地燒香拜佛，把‘積德行善’、‘因果報應’一類的信念灌輸給孩子。”(《毛澤東傳》)　　

由于出身農家，對農民的疾苦有很深感受，毛澤東自然而然產生為農民改變現狀的思想。　　

一九○八年在井灣里私塾就讀時，毛澤東喜歡讀“閑書”和“雜書”。《水滸傳》、《西游記》、《三國演義》、《隋唐演義》等舊小說成了毛澤東的最愛。《水滸》里匯聚在梁山造反的人物，便成了毛澤東心目中的英雄。　　

一九一三年春，二十歲的毛澤東考入湖南第四師范學校，在那里接觸了楊昌濟、徐特立、王季范、黎錦熙等一批學識淵博、思想進步、品德高尚的教師，還與蔡和森、李維漢、何叔衡等一批追求進步的熱血青年結交了朋友。此時，中國時局艱難而混亂，日本強迫中國接受“二十一條”，袁世凱恢復帝制，張勛又演出復辟鬧劇，各路軍閥的割據混戰愈演愈烈。師范學校讓毛澤東開闊了眼界，認清了時局。　　

一九一八年八月，毛澤東和一批熱血青年奔赴北京。在李大釗的幫助下，毛澤東當上北京大學圖書館管理員。同時李大釗的《庶民的勝利》和《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勝利》等文章使毛澤東開始具體地了解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并結交了陳獨秀、胡適等新文化運動名人學者，認為陳獨秀“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　　

因為有了這些思想基礎，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國共產黨在成立時，毛澤東作為創始人之一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個先進組織，成為了一個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的人。　　

（二）頑強堅持理想　　

在堅持理想的道路上，中年時期的毛澤東同志屢屢受到打擊，但他以堅忍不拔的毅力，頑強地保護著理想。　　

一九二七年發動秋收起義，毛澤東帶領隊伍創立了井崗山紅色根據地。一九三年十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后，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已在中共中央取得統治地位，處處排擠毛澤東，把毛澤東置于艱難的境地。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中共中央代表團在瑞金主持召開中央蘇區黨組織第一次代表大會（通常稱為贛南會議），在這次會議上，中共中央代表團否定了毛澤東創立的中央蘇區的根據地問題、軍事問題、土地革命路線，并提出：“要集中火力反對右傾”；“在實際工作當中，要與一切立三路線影響和黨內主要危險——右傾機會主義作最殘酷的斗爭。”會議不點名地批判毛澤東。　　

一九三二年一月上旬，中共蘇區中央局在瑞金召開討論要紅軍攻打江西中心城市的會議，會上毛澤東不同意攻打贛州，又成了少數。一月十日，在紅軍開撥贛州的途中，有人還談道：打下贛州再和毛澤東算帳。后贛州沒有被攻取，否則毛澤東可能被“算賬”。　　

同月中旬，毛澤東在瑞金葉坪主持召開中共蘇區中央局主要成員會議。中央代表團有的成員指責毛澤東說：“日本占領東北主要是為了進攻蘇聯，不作此估計就是右傾機會主義”，“我們必須提出武裝保衛蘇聯”，否則“就是典型的右傾機會主義”。批評的來勢很猛，毛澤東沉默，一言不發，使會議記錄員無法再往下記。　　

一九三二年十月，蘇區中央局全體會議在寧都小源召開，史稱寧都會議。會上指責毛澤東對“奪取中心城市”方針的“消極怠工”，是“上山主義”、“東北路線”，把他提出的“誘敵深入”方針，指責為“守株待兔”、“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會議讓毛澤東“暫時請病假，必要時到前方”，并解除了毛澤東在紅軍中的領導職務，迫使他暫時離開紅軍。這不僅是對毛澤東的打擊，而且最后導致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喪失。　　

在毛澤東休病期間，當臨時中央總負責人博古等從上海進入中央蘇區，到福建長汀時，有人提議去看一下正在療養的毛澤東。博古說：毛澤東有什么可看的。他根本不把毛澤東放在眼里。　　

第四次反“圍剿”之后，進入中央蘇區的臨時中央聲勢浩大地批判起支持毛澤東的所謂“羅明路線”來。撤銷了羅明的省委代理書記以及省軍區司令員譚震林、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張鼎丞等人職務。鄧小平、毛澤覃、謝維俊、古柏不同意對毛澤東的批評，被認定是“江西羅明路線”的代表人物，被指責為“對革命悲觀失望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逃跑退卻路線”，“對于四中全會后的新的中央領導表示極端不信任”。博古還對江西省委負責人說：“毛澤覃、謝維俊還與毛澤東通信，他們心里還不滿，這是派別活動。”這就使許多人有了顧忌，不敢接近毛澤東。為了不牽連或少牽連別人，毛澤東也很少再和別人談話。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旬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開始長征時，博古、李德還曾想不帶毛澤東走。當時擔任李德俄文翻譯的伍修權回憶說：“最初他們還打算連毛澤東同志也不帶走，當時已將他排斥出中央領導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調查研究。后來，因為他是中華蘇維埃主席，在軍隊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許一起長征。如果他當時也被留下，結果就難以預料了。”　　

毛澤東后來對外國朋友說起過他這段異常艱難的處境：“他們迷信國際路線，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國的政治、軍事、組織、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我們反對那一套過‘左’的政策。我們有一些馬克思主義，可是我們被孤立。我這個菩薩，過去還靈，后頭就不靈了。他們把我這個木菩薩浸到糞坑里，再拿出來，搞得臭得很。那時候，不但一個人也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我的任務是吃飯、睡覺和拉屎。還好，我的腦袋沒有被砍掉。”　　

但即便如此，毛澤東在這些日子里，也一直表現得十分從容沉著。他堅持原則，決不放棄自己正確的符合實際的主張，同時又顧全大局，遵守紀律，盡可能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繼續做出自己的貢獻。李維漢曾描述道：“他堅持三條：一是少數服從多數；二是不消極；三是爭取在黨許可的條件下做些工作。那時王明路線的主要負責人整人整得很厲害，不是把你拉下領導職務就算了，還批得很厲害。毛澤東在受打擊的情況下，仍能維護黨的統一，堅持正確的路線和主張。”這一點十分難能可貴。　　

毛澤東還還利用這段時間，讀了許多書，作了許多調查研究，使自己的知識和才干得到進一步的增長。這段不平常的艱難經歷留給毛澤東的印象很深。二三十年后，他在1962年1月舉行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講道：“不論黨內黨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說，都要認真實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問題敞開，讓群眾講話，哪怕是罵自己的話，也要讓人家講。罵的結果，無非是自己倒臺，不能做這項工作了，降到下級機關去做工作，或者調到別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個人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為什么只能做這個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調到別個地方去呢？我認為這種下降和調動，不論正確與否，都是有益處的，可以鍛煉革命意志，可以調查和研究許多新鮮情況，增加有益的知識。我自己就有這一方面的經驗，得到很大的益處。不信，你們不妨試試看。”　　

二、勤奮且實干　　

如同每個成功人士一樣，毛澤東一生都在奮斗著。為實現自己的目標，他不斷地增強自己的能力，不斷地實踐，不斷地斗爭，不斷地辛勞。他的一生大部分時間為讀書、寫作和革命實踐所占據著。　　

（一）從青少年開始，毛澤東就熱愛讀書，讀過的書不計其數，可說古今中外最用心讀書的領導人之一　　

據了解，他讀過的書有以下幾類：一是馬列著作。《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資本論》、《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哲學筆記》節譯本、《兩個策略》、《“左派”幼稚病》、蘇聯出的《列寧選集》中文版多卷本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藝術》等。這些書籍對毛澤東指導中國革命有直接的重大意義。二是哲學、經濟學著作。除馬列哲學原著外，毛澤東還讀了蘇聯哲學教科書和一些普及性哲學通俗讀物。如西洛可夫、愛森堡等合著的《辯證唯物論教程》，米丁等著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和米丁的《新哲學大綱》，李達的《社會學大綱》，艾思奇的《大眾哲學》、《思想方法論》和《哲學與生活》；還有中國古代的諸子百家、古希臘哲學家的著作和西方近代哲學家的著作。這些哲學著作對他寫作《實踐論》和《矛盾論》起了很大作用。三是中國歷史和近代時政著作。在湖南師范學校，毛澤東讀了從先秦諸子到明清思想家的著作，包括《二十四史》、《資治通鑒》、《曾文正公家書》以及《老子》、《荀子》、《韓非子》、《論衡》等諸子百家書籍。他還有一個習慣，到了外地，要看省志和縣志等地方性史書。因此毛澤東諳熟中國歷史，講起歷史典籍和細節，如數家珍。四是中國文學著作。毛澤東小時候就對《水滸傳》、《西游記》、《三國演義》、《精忠岳傳》、《隋唐演義》等書很著迷。除此，毛澤東還喜讀《詩經》、《楚辭》、唐詩、宋詞和元曲。他最愛讀六朝的駢文和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另外，對近當代的文學著作，毛澤東也很關注。如《魯迅全集》“紀念本”，這部書伴隨著毛澤東走完了生命的最后歷程。其他一些筆記小說和雜書毛澤東也喜歡讀。如《智囊》、《笑林廣記》、《官場現形記》、《聊齋志異》之類。五是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著作。達爾文的《物種起源》、赫胥黎的《天演論》、湯姆生《科學大綱》等成為毛澤東的藏書。晚年，他接見楊振寧、李政道時還同他們討論粒子的可分不可分和宇宙守衡不守衡問題；直到1976年，他還索要英國學者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此外，毛澤東還讀了一些宗教、邏輯學方面書籍以及工具書。宗教方面的著作如《金剛經》、《六祖壇經》，邏輯學方面的著作如《穆勒名學》，工具書如《辭海》、《辭源》等。　　

（二）不停地寫作　　

除我們現在見到的《毛澤東選集》五卷本所刊載的文章外，毛澤東還寫了大量的詩詞、電報、新聞稿件甚至通知、布告。沒有人能確切統計出毛澤東一生中寫過多少文章。　　

在湖南師范學校讀書時，正值“五四運動”，湖南學聯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創辦了《湘江評論》雜志，并聘請他擔任主編和主要撰稿人。由于預約的稿子常不能收齊，毛澤東只好代筆補白。“一個多月內，毛澤東竟為《湘江評論》寫了四十篇文章。文章寫好了，還要自己編輯，自己排版，自己校對，有時還得親自上街叫賣”。（《毛澤東傳》）　　

青年的毛澤東寫作喜歡結合調查研究，為了探索中國革命出路，毛澤東不辭勞苦深入鄉村調查，如一九二七年，當時黨內以陳獨秀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者，不愿意接受毛澤東的意見，也不敢支持已經起來和正在起來的偉大的農民革命斗爭，而一味遷就國民黨。為了答復當時黨內黨外對于農民革命斗爭的責難，毛澤東到湖南做了三十二天的考察工作，寫出《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這一篇文章。　　

又如一九三〇年五月紅四軍在地方武裝配合下攻克尋烏縣城，在這里停留了一個月，環境比較安定。毛澤東在尋烏縣委書記古柏協助下，接連開了十多天座談會，進行社會調查。這是他以前還沒有過的規模最大的一次調查。并把這次調查的結果，整理成《尋烏調查》（《反對本本主義》，共五章三十九節，八萬多字。這個調查，對尋烏縣的地理環境、交通、經濟、政治、各階級的歷史和現狀等，進行了全面而詳細的考察分析。　　

《毛澤東選集》中的文章多數是分析時局，為解決黨內的疑問和問題而作。如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崗山的斗爭》、《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等。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國民黨進攻的真相》、《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等。有些文章相隔時間很短，有些甚至幾天。如《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中的《軍隊內部的民主運動》（一九四八年一月三十一日），《在不同地區實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一九四八年二月三日），《糾正土地改革宣傳中的“左”傾錯誤》（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一日），《新解放區土地改革要點》（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五日）等。這些文章足以反映了毛澤東勤奮程度。這類文章為各個革命戰爭時期糾正黨內、軍隊內錯誤思想，指引革命戰爭方向發揮了重要作用，也深刻反映了毛澤東本人政治、軍事、經濟思想。　　

（三）為革命戰爭和抗美援朝的勝利辛勞地工作　　

在解放戰爭的大戰役里，毛澤東是夜以繼日地工作的，并以過人的智慧和高瞻遠矚的目光指揮著戰爭，將中國革命帶向勝利。這在各種文獻中都有表述。　　

這里只提及在抗美援朝時，為了打好志愿軍出國第一仗，毛澤東事必躬親，電文頻繁一事。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一日：二時半，三時半，四時，二十時，他一天中給彭德懷發了四封電報。　　

十月二十二日：七時，九時，兩封電報；　　

    二十三日：未記時，七時，十四時，十七時，四封電報；　　

    二十四日：八時，十七時，兩封電報；　　

    二十五日：未記時；五時，六時，主時半，十七時，五封電報；　　

    二十六日：二時，四時，五時，十四時，十六時，二十三時，六封電報；　　

    二十七日：十時，二十二時，未記時，三封電報；　　

    二十八日：十一時，十六時半，二十時，三封電報。　　

    這八天，一百九十二個小時，毛澤東共給朝鮮前線發去二十九份電報。可以說是日理萬機，廢寢忘食。　　

    所有這些電報都是毛澤東親自起草的。而除了這些給彭德懷等人的電報外，他還要處理別的事務。八天之中一共是三十八份電文、批示。　　

    二十日，毛澤東徹夜未眠。次日凌晨兩時半，毛澤東致電彭德懷：　　

    “截至此刻為止，美、偽均未料到我志愿軍會參戰，故敢于分散為東西兩路，放膽前進。”　　

    毛澤東的目光似乎能穿透一切。他審時度勢，當機立斷。凌晨三時半，電告彭德懷放棄原來的計劃，改取從運動中殲滅敵人的方針。他指出：　　

“現在是爭取戰機問題，是在幾天之內完成戰役部署，以便幾天之后開始作戰的問題，而不是先有一個時期部署防御，然后再淡攻擊的問題。”（《日出日落三八線》）　　

三、過人的智慧 　　

    在那個年代，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內比任何一個黨員更透切地看清楚中國的國情。這一點可以從他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寫就的《對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看出。此文開篇提出了“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的觀點，指出了農民才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主要動力。而當時的陳獨秀只注意同國民黨合作，卻忽視忘記中國最大的階級力量——農民。另一種傾向是張國燾，只注意工人運動，同樣忘記了農民。毛澤東在另一篇文章《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更詳細地分析地農民運動的力量，呼吁中國共產黨看重農民運動，作農民作為自己的同盟軍。　　

　　另外，毛澤東也看到了農村發展革命的巨大潛力，提出了“農村包圍城市”的創見性建議。這一建議也與當時的中共中央領導人主張用武裝奪取中心城市，快速建立中國共產黨政權的看法背道而馳的。毛澤東認識到了在敵強我弱的對比下革命政權建立的艱巨性，主張在敵人勢力薄弱的農村建立政權，然后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趨勢打倒敵人。他認為只有打土豪，進行土地改革，才能爭取到農民的支持，人民政權才能根植于農民，革命才能蓬勃發展。　　

　　毛澤東很懂得土地革命的重要性，從歷史書中他知道每次改朝換代都與土地革命有關，每個成功的開國者都是成功地運用了土地革命。近代的孫中山也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看法。雖然中國共產黨內當時也開展了農民運動，但真正重視土地革命的只有毛澤東了。　　

　　這些看法顯示了毛澤東清醒的頭腦。　　

　　另外他還精通軍事。　　

　　武裝斗爭逼使毛澤東對軍事感興趣，使他從對軍事一無所知的門外漢變成了精通軍事的專家。他閱讀歷史，懂得了自古以弱勝強的道理，并把這些道理運用在軍事上。上井崗山后，他遵守了游擊戰爭的十六字方針：“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這是從敵大我小、敵強我弱的基本特點出發，利用根據地創造的有利形勢，靈活地使用兵力和變換戰法，趨利避害，揚長擊短，在戰爭中務求保存和發展自己，以多打勝仗、消滅敵人的辦法，逐步改變敵強我弱的形勢。　　

　　在反圍剿中，毛澤東改變了戰術，多次使用“誘敵深入，集中兵力，各個擊破，運動戰中殲戰人”的方法，打退了敵人的前四次圍剿。　　

　　在長征途中，毛澤東根據敵情的不斷變化，又創造性地使用聲東擊西的辦法，帶領紅軍走出了蔣介石軍隊的重重包圍，勝利到達陜北。其中，毛澤東自認為軍事生涯中最精彩的一筆：“四渡赤水”就是其中的一處。那時，紅軍破譯了國民黨軍隊的密碼，毛澤東“四渡赤水”以此為基礎，根據國民黨軍隊的動向作出判斷，為紅軍找出逃生之路。　　

　　到了抗日時期，軍事路線的轉變應該是毛澤東軍事生涯中比較出彩的地方。　　

　　那時，國民黨軍隊正在全線潰退，許多地方的舊政權陷于癱瘓或自行消失，淪陷區人民迫切要求能有人領導他們奮起抵抗，保衛家園。在這樣一片混亂的日子中，毛澤東接連發出指示，為八路軍在山西的行動規定了新的方針：“山西全省的大多數鄉村使之化為游擊根據地，發動民眾，收編潰軍，擴大自己，自給自足，不靠別人，多打小勝仗，興奮士氣，用以影響全國，促成改造國民黨，改造政府，改造軍隊，克服危機，實現全面抗戰之新局面。”這個方針的基本精神是：八路軍在新的形勢下，應該消除依賴國民黨軍隊的思想，獨立自主地放手發動群眾，壯大自己的力量，在敵后廣大鄉村普遍建立起抗日游擊根據地。徐向前回憶道：“那時，有些同志對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方針，不甚了了，總想集中兵力打仗，不愿分兵發動群眾。毛主席的這一部署十分及時，對我軍堅持敵后游擊戰爭，發展壯大自己，有重要指導意義。”（《毛澤東傳》）　　

　　從運動戰又回到游擊戰，這一軍事路線的轉變正如徐向前所說的，很多人不明白，但毛澤東高瞻遠矚，他知道當前就是發動群眾，壯大自己，在敵人后面發展自己。抗日軍隊的壯大為一九四六年國共分裂時打敗國民黨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如果無此轉變，后來的內戰共產黨必敗無疑。　　

 　　到了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指揮三大戰役有很多可圈可點的地方。在遼沈戰役中毛澤東決定打錦州，將國民黨軍隊消滅在關外，是毛澤東戰爭生涯中最可稱道的地方。當時，林彪的四野將國民黨軍隊分隔包圍在長春、沈陽、錦州等大城市后，并無先打錦州的打算，是毛澤東要求他先打錦州的。當時，毛澤東依據對客觀形勢的冷靜分析，當機立斷，毫不猶豫地抓住時機，發動了這場戰略大決戰。一九四八年二月七日，毛澤東還在陜北時就曾致電東北野戰軍提出“封閉蔣軍在東北加以各個殲滅”的設想。電報說：“你們應準備對付敵軍由東北向華北撤退之形勢。蔣介石曾經考慮過全部撤退東北兵力至華北，后來又決定不撤。這主要是因為南線我軍尚未渡過長江及北線我軍尚未給蔣軍以更大打擊的緣故。”他問道：“你們上次電報曾說錦州方向無仗可打，該方向情況究竟如何？如果我軍能完全控制阜、義、興、綏、榆、昌、灤地帶，對于應付蔣軍撤退是否更為有利？”并著重指出：“對我軍戰略利益來說，是以封閉蔣軍在東北加以各個殲滅為有利。”（《毛澤東傳》）　　

　　這是一個大膽的設想。
    錦州的解放，對于遼沈戰役的勝利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它就像關上了東北的大門，把國民黨方面在東北戰場和華北戰場這兩大戰略集團分割開來。東北“剿總”副總司令兼錦州指揮所主任范漢杰被俘后說：“這一著非雄才大略之人是作不出來的，錦州好比一條扁擔，一頭挑東北，一頭挑華北，現在是中間折斷了。”（《毛澤東傳》） 　　

四、政治與權術　　

毛澤東在政治上又是一個高手。面對眾多的政治對手，他能力挫群雄，保持不敗。　　

（一）張國燾　　

一九三六年紅軍過草地時，張國燾手擁十萬大軍，欲吞并毛澤東領導的黨中央。分裂不成后，張國燾率兵南下，結果失敗，被迫歸附黨中央。對這個失敗后歸隊的領導人，毛澤東采用批判的方法，在全黨范圍內清算張國燾的錯誤。　　

一九三七年二月，凱豐發表題為《黨中央與國燾路線分歧在哪里？》的文章。這篇三萬余字的文章，歷數了張國燾十三個重大錯誤，打響了批判張國燾的第一槍。　　

隨后毛澤東在抗日軍政大學作報告，點名批判張國燾。他說：“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張國燾右傾機會主義，這個錯誤發展到破壞了黨和紅軍的紀律，使一部分紅軍主力遭受了嚴重的損失；然而由于中央的正確領導，紅軍中黨員和指戰員的覺悟，終于把這個錯誤糾正過來了。”　　

中共中央于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七日至三十一日召開共有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及軍以上干部五十六人參加的政話局擴大會議。會上與會者紛紛發言，從各方面清算張國燾的罪行。一部分曾經長期受到張國燾壓制和迫害的紅四方面軍的干部，揭發了張國燾在肅反中專門打擊異己，殺害許多優秀軍政干部的罪惡。　　

三月三十一日，毛澤東作了講話，公開了張國燾欲用武力解決中央機關和紅一方面軍的事實，指出：“張國燾在分裂紅軍的問題上做出了最大的污點和罪惡”，“張國燾路線毫無疑義是全部錯誤的。”同日，張聞天代表中共中央作總結性報告，指出：“張國燾路線，第一是右傾機會主義，第二是軍閥土匪主義，第三是反黨反中央的派別主義”，“這條路線產生的惡果是說不盡的，它給中國革命以極大的損失，否則我們的力量還可以更大一些。”　　

會議最后通過了《關于張國燾錯誤的決定》，內容共有九條，既指出了張國燾各方面極為嚴重的錯誤，又考慮到張在黨內的歷史，決定暫時把黨的組織處理結論保留起來，給了張在實際工作中認識錯誤，表現自己的機會。　　

繼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后，批判張國燾路線運動，在延安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特別在軍內，如在抗大，這些紅四方面軍高級干部較多的單位，批張的氣氛更加濃烈。　　

那段時間，張國燾食寢難安。以前擁戴他的那些部下，大多數離他而去，還掉過頭來反戈相擊。張國燾變得很少說話，很少出門，也不見客，連中央的會議都不參加。　　

一九三八年四月五日，應國民黨政府邀請，代表中共參加祭掃黃帝陵的陜甘寧邊區政府代理主席張國燾，結束祭陵活動后謊稱去西安辦事，鉆進了西安綏靖公署主任蔣鼎文的小汽車，實現了蓄謀已久的叛逃計劃。　　

（二）王明　　

遵義會議前的王明路線，給中國革命帶來了巨大的損失。遵義會議和六屆六中全會，雖然糾正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戰爭后期和抗日戰爭初期的部分錯誤，但由于沒有來得及對黨的歷史經驗進行系統的總結，沒有深挖根源，王明思想在黨內仍有一定市場。　　

六中全會后，王明口頭上也說：“黨要團結在毛澤東領導之下”，但行為依舊。一九四〇年三月，王明把他在一九三一年所寫、集中反映他的“左”傾錯誤觀點的《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斗爭》一書，在延安印了第三版，并且在三版序言中寫道：“我們黨近幾年來有很大的發展，成千累萬的新干部新黨員，對我們黨的歷史發展中的許多事實，還不十分明了。本書所記載著的事實，是中國共產黨發展史中的一個相當重要的階段，因此，許多人要求了解這些歷史事實，尤其在延安各學校學習黨的建設和中共歷史時，尤其需要這種材料的幫助。”

這是一個挑戰性的行動，促使毛澤東下決心從一九四二年開始，開展長達三年的整風運動。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日至十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又稱九月會議）。　　

九月會議時斷時續開了一個多月，集中討論了五次。會議重點是檢討黨在十年內戰后期的領導路線問題。毛澤東在第一天的會上，作了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報告。他一開始就說：黨內有這樣的歷史傳統：不切實際，按心里想的去辦，這就是主觀主義。他指出：“過去我們的黨很長時期為主觀主義所統治，立三路線和蘇維埃運動后期的‘左’傾機會主義都是主觀主義。蘇維埃運動后期的主觀主義表現更嚴重，它的形態更完備，統治時間更長久，結果更悲慘。”這是因為他們自稱為“國際路線”，穿上馬克思主義的外衣，其實是假馬克思主義。他說：“遵義會議，實際上變更了一條政治路線。過去的路線在遵義會議后，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觀主義的遺毒仍然存在”。他又說：六中全會打擊了主觀主義，但仍沒有引起一般的注意。主觀主義已不占統治的地位，但還相當地存在著。　　

會上，有二十八人次發了言，談了在中央內部開展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斗爭有著極大的意義。許多人以自我批評精神認真檢討了自己歷史上所犯的錯誤。曾經執行王明路線的博古誠懇地作了自我批評。他說：“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的錯誤，我是主要負責的一人。當時我們完全沒有實際經驗，在蘇聯學的是德波林主義的哲學教條，又搬運了一些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教條和西歐黨的經驗到中國來。過去許多黨的決議是照抄國際的。”他表示：現在我有勇氣公開研究自己過去的錯誤，希望在大家幫助下逐漸克服。　　

只有王明在會上絲毫不作自我批評。他發了兩次言，雖然表示同意毛澤東的發言，承認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的錯誤是路線錯誤，但卻完全推卸責任，說自己對博古、張聞天在中央蘇區的政策和作法是不同意的，強調博古是蘇維埃運動后期錯誤最主要的負責者。　　

鑒于這種狀況，毛澤東、王稼祥、任弼時一起多次找王明交談，希望他能夠轉變態度認識錯誤。在十月七日的談話中，王明不但避而不談自己的問題，反而攻擊中共中央自抗戰以來的方針是太“左”了。他指責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和《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是只要民族資產階級，不要大資產階級，這是不好的。認為目前應當以國民黨為主，我黨跟從之。建議中共中央發表聲明不實行新民主主義，同蔣介石設法妥協。最后表示決心同中央爭論到底，到共產國際去打官司。第二天，王明在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上更系統地闡述他的觀點。王明的觀點受到會上許多人的批評。毛澤東嚴肅地指出：王明在武漢時期有許多錯誤，我們等待他許久，最近我和他談過幾次，但還沒有談通。他認為我們過去的方針是錯誤的，太“左”了。恰好相反，我們認為他的觀點太右了，對大資產階級讓步太多了，只是讓步是弄不好的。　　

因為王明在爭論中提出了對目前時局的嚴重的原則性問題，毛澤東提議停止討論蘇維埃后期的錯誤問題，集中討論抗戰以來中央的政治路線。他希望王明把他的意見在政治局會議上加以說明。但王明卻突然稱病不肯出席政治局會議，使會議未能舉行。以后，他就長期稱病，拒絕參加中央的整風會議。　　

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共中央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作出了《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徹底宣判了曾統治黨四年之久、影響黨達十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右傾錯誤路線的死刑。　　

“七大”以后，中央決定由王明擔任新成立的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主要研究黨的政策以及起草法律條文。　　　　

一九四六年六月，中央又成立了法制問題研究委員會，中央仍任命王明為該委員會主任。一九四九年九月，王明被選為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新中國建立后，王明任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主任等職。　　

一九五〇年十月，經中央同意，王明和家人前往蘇聯。　　

一九五三年年十二月王明回到國內，繼續在法制委員會工作。一九五四年四月，他的舊病復發，住進了北京醫院，此后一直在靜心養病，再沒有工作過。　　

一九五六年一月王明和夫人、孩子等一行前往莫斯科治病。從此，王明長期留居蘇聯。　　

五、毛澤東給我們留下了什么？

然而，毛澤東還是不愧為中國歷史上偉人，他和他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經過長期艱苦卓絕的斗爭，終于建立了中國人民共和國。這過程中，犧牲了無數革命先烈，出現了無數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跡，值得我們后人無限崇仰和懷念。

一個主權完整，民族獨立，不仰任何人鼻息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毛澤東和他的先烈們留下我們中華民族的偉大財富。因為毛澤東和他的先烈們豐功偉績，中華民族得以昂頭站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因為毛澤東建國后經濟發展政策走了公有制的路線，以及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整了一些人，于是有人提出這樣一個看法：假如當初蔣介石勝利，中國在美國的翼護下，現在我們的生活水平或許比時下高得多，我們每個人有可能過得更好。提出這個命題的人是對照臺灣和我們大陸六七十年代的生活水平而言的。提出這個命題的人或許沒有錯，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國大陸的生活水平的確比臺灣差了很多，進入二十一世紀初大陸上海、廣州等大城市才漸漸靠近臺灣的生活水平。但他沒有想到，當初蔣介石逃離大陸時，將國庫的大量黃金白銀運到了臺灣，單是這筆財富就可以讓臺灣過上十幾二十年的好日子。

另外，假如蔣介石獲勝，中國將繼續成為美國及西方國家的殖民地，英國的軍艦將繼續在長江航行，美國繼續控制中國的內政外交，中國將以美國的附屬國面目出現，中國將不會得到美國的允許擁有原子彈、氫彈，中國將成為與日本、韓國等一批經濟發達而國際政治地位低下的國家。而且，由于蔣介石打內戰時得到美國的經濟、武器支持，中國人民將為此每年支付美國的債務。 

我們幸而有了毛澤東，他帶領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打敗了蔣介石，推翻了長期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廢除了國民黨政府與外國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建立了一個獨立自主、人人平等的新中國。有了這個基礎，中國雖然走過“文革”這一段彎路，但在鄧小平的領導下，中國很快走上經濟發展的快車道，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國已經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不久的將來，中國很快成為世界上的強國，國際地位將大大提高，與假想中的蔣介石執政的中國將不可同日而語。

所以，我們中華民族是幸運的，出了毛澤東這一雄才大略的偉人，使我們國家擺脫了美帝國主義的控制，獲取了國家和民族的獨立。

一九八〇年八月，鄧小平會見意大利記者法拉奇。當談到毛澤東時，鄧小平深情地說：“他多次從危機中把黨和國家挽救過來。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他接著說：“毛主席最偉大的功績是把馬列主義的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結合起來，指出了中國奪取革命勝利的道路。應該說，在六十年代以前或五十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許多思想給我們帶來了勝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確的。”他又說：“盡管毛主席過去有段時間也犯了錯誤，但他終究是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拿他的功和過來說，錯誤畢竟是第二位的。他為中國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煞的。從我們中國人民的感情來說，我們永遠把他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締造者來紀念。”

毛澤東給我們留下的另一筆精神財富是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群眾路線，實事求是，獨立自主。毛澤東思想融合了中國共產黨先輩人的共同智慧，她的產生有當時的歷史背景，已經超越了毛澤東本人的思想。這，已經作為中國共產黨史教材教育每個中國共產黨員，每一個中國人。在此不再詳細敘述。

毛澤東本人給我們當代人什么啟示呢？

以我之見，首先是毛澤東本人百拆不撓的頑強意志。現在中國的國情已經不同于毛澤東所處的年代。他所的年代正是中國正要淪為美國等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地而保留有大量中國地主階級的年代。他和中國共產黨先輩們的使命就是推翻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產階級，建立一個享有獨立主權、人人平等的共和國。經過毛澤東和他的先輩們艱苦卓絕、百折不撓的努力，他們終于成功了。而此過程，又是何等殘酷，慘烈。毛澤東本人備受打擊，他的一家犧牲了六七口人，但毛澤東本人依然忍辱負重，艱難前行，以高于常人努力致力于革命工作。這正是我所要學習的。當今我們處在一個和平時代，國內矛盾復雜而國際形勢詭奇多變，西方發達國家依舊想方設法遏制我國發展，外部形勢對我并不利。我們當代人的使命是努力提升國家的競爭力，提高中國的綜合力，沖破西方國家的包圍，使中國成為世界強國。要達此目的，我們仍然要學習先輩們那種百折不撓的精神，臥薪嘗膽，艱苦創業，致力于國家復興大略。

其次我們要學習毛澤東那種獨立自主的精神。毛澤東從中國國情出發，努力帶領中國共產黨從共產國際的僵化領導走出來，走出一條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道路出來。毛澤東不唯上，不信神，敢于相信自己，這一點也是我們應該學習的。中國從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走過來，世界上并無成功模式。這要求我們一邊學習一邊摸索，一邊實踐一邊發展，俗話說：“摸著石頭過河”就是這個道理。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帶領中國走上一條經濟發展的道路，經過三十多的實踐，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科技力量提升了，國家的綜合實力也提高了，中國變成了世界上一個舉足輕重的國家。然而，這成功中出現很多我們沒有想到過的問題。如社會貧富差距拉大了，社會教育、醫療、住房等問題仍然沒有很好的解決。這些都值得我們去探索一條沒有前人走過的社會主義道路去解決問題。這里面稱作“中國模式”也好，其他模式也好。

第三，我們要學習毛澤東那種勇于創新的精神。創新是一個國家的靈魂，沒有創新國家就是行尸走肉，很容易變成別人的附屬。我們在發展道路上還是科技發展上，都要勇于創新。毛澤東結合中國實際，走出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來，這就是創新。王明等人一味追隨共產國際，要求紅軍優先攻打大城市，快速建立政權，結果走向失敗，給中國革命帶來慘重的損失。毛澤東著眼于農村，以農村包圍城市，進行土地改革，取得農民的支持，讓中國革命走向勝利。

落后就要挨打。當一個國家落后的時候，就會發現周圍都是敵人。一個國家強大的標志就是科技領先。我們就要創制一個激勵科學發展的制度，鼓勵人們進行科技研究，鼓勵全民族進行科技創新，營造一個良好的科學發展的氛圍。

鄧小平說過：“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 “否定這樣一個偉大的歷史人物，意味著否定我們國家的一段重要歷史。這就會導致思想混亂，導致政治的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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