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奇恥大辱竟變成了西方的冤假錯案

從二戰后西方“黃金時期”到新霸權秩序

楊斌著作《美國隱蔽經濟金融戰爭》節選

   20世紀９０年代初，中國一家大報曾載文，指責“華人與狗不得入內”，乃是極左思潮的編造宣傳，幸虧蘇步青和陳岱蓀先生，陳述當年親眼所見的歷史，否則中國人蒙受的奇恥大辱，反而成了西方的冤假錯案了。更為令人感慨的是，出面喊冤的并不是西方人，而是曾飽嘗屈辱的炎黃子孫。這件事后來就不了了之，沒有人批評或“上綱上線”，但是，其中的深遠意味令人三思。

    解放前資本主義的罪惡眾所皆知，但是，為何今日資本主義似乎變了？究竟有哪些因素促成了這些變化？二戰西方為何會出現“黃金時期”？為何冷戰時期西方會進行社會改良？  二次大戰后，由于社會主義制度在一系列國家取得勝利，促使全世界的政治經濟格局發生了深刻變化。戰后初期，美國曾打算憑借工業優勢獨占世界市場，但是，后來迫于冷戰的強大壓力，以及整個歐洲面臨“赤化”的威脅，被迫實施了“馬歇爾援助計劃”，大力扶植西歐、日本、臺灣及南韓的經濟發展，以顯示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制度的優越性，共同對抗和遏制當時的社會主義國家陣營。

    美國哈佛大學的著名教授愛德華曾指出，美國的對外援助總額的百分之八十，提供給了社會主義世界的周圍國家和地區。由于曾導致廣泛失業、社會動蕩和戰爭，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在西方也信譽掃地，甚至被當時學術界普遍視為反社會思潮。西方國家還進行了一系列社會改良，推行政府干預經濟和國有化的政策，擴大公共投資緩解失業和周期波動，完善養老、失業保障和社會福利制度，擴大工會同資方的集體談判權力，改善收入分配狀況以緩和社會矛盾。

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控制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曾對各國經濟發展采取比較寬松的態度，容許各國自主制訂符合具體國情的經濟政策，較少粗暴地干涉各國的主權和經濟決策，西方國家普遍實行保護與開放相結合的政策，如日本、法國、南韓都曾制定政府計劃和產業政策，征收高關稅以保護、促進本國工業發展?，F在被西方媒體視為異端的外匯、資本管制，其實當時是西方國家普遍實行的通行作法，索羅斯等金融資本的投機炒作，則是必將招致嚴厲懲罰的違反法律行為。

美國還向南韓、臺灣提供特殊貿易優惠待遇，一方面向其工業產品全面開放市場，一方面容許其征高關稅保護當地工業，還特別允許臺灣退出關稅貿易總協定，這就是為什么舊中國私有企業總是風雨飄搖，而到了臺灣卻能獲得迅速發展的主要原因。第三世界國家也紛紛贏得民族獨立，擺脫了長達數個世紀的殖民統治，獲得了相對自主發展民族經濟的權利，許多發展中國家通過大力發展國有企業，有效地加快了本國工業化的進程，西方國家為了保持其政治經濟的影響，也被迫紛紛拉攏第三世界國家，甚至提供了一些經濟援助。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西方國家的社會改良，倘若以前定會被西方上層主流視為異端邪說，因為其違反了自由主義的經濟教條，必然觸動壟斷資本謀求私利的自由，但是，這種在冷戰的強大壓力下，西方壟斷資本作出的一種策略性讓步，此時卻成了挽救資本主義制度的救命稻草。

事實證明，政府的計劃干預和產業政策，減少了市場經濟盲目調節的比例失調；推行國有化的潮流和擴大公共投資，增強了政府反周期和刺激發展的能力，抑制了社會失業和經濟周期波動；擴大社會福利和限制收入分配差別，增進了社會有效需求并抑制了生產過剩；扶植西歐、日本、德國的馬歇爾援助計劃，為美國二戰中形成的龐大工業能力找到了出路，擺脫了二戰后嚴重的生產過剩蕭條；容許弱國實行外匯管制和限制外資進入，實行保護本國民族工業的高關稅政策，并且隨著經濟重建和工業進步逐漸調整，最終反而為美國培育了更大的銷售市場。

盡管這一時期西方列強無法延續“堅船利炮”政策，甚至還拋棄了以前的自由主義經濟教條，但是，世界貿易與投資也獲得了空前的發展。正因如此，20世紀五、六十年代，西方國家才出現了歷史上少有“黃金時代”，保持了較高速的相對平穩經濟增長，社會差距和階級矛盾相對緩和，通貨膨脹和社會失業均保持較低水平。

自從資本主義誕生的數百年來，整個世界一直是危機和戰爭不斷，正是與之抗衡的社會主義制度，才迫使西方列強收斂貪婪的欲望，放棄野蠻掠奪進行了一系列社會改良，這恰恰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的英明正確，乃是全世界人民反抗斗爭的豐功偉績，但是，隨著美國遏制社會主義的冷戰失敗，轉向“緩和”戰略擴大文化經濟交流，倘若我們不能運用辯證思維的方法，正確地看待資本主義的種種變化，就難免產生種種錯誤認識和困惑，反而會認為馬克思主義激進和過時了，懷疑當年是否有必要進行革命斗爭，甚至認為當年西方的罪惡是“左”的宣傳，后悔中國沒有選擇走資本主義的道路，盲目崇拜西方模式從而重蹈俄羅斯的覆轍。

20世紀80年代， 美英右翼政府推行“世界保守革命”，為了集中力量打擊超級大國前蘇聯，以及有重大經濟利害關系的第三世界，對中國采取了拉攏和懷柔的戰略，放棄武力威脅擴大軍事合作交流，邀請大量中國官員學者進行訪問，擴大貿易往來甚至提供一些援助。同昔日的赤裸裸的侵略掠奪相比，西方的對華友善舉動的確令人感動，難道這還不是棄惡從善的確鑿證據嗎？善良的中國人仿佛出于“羊的本能”，對昔日西方豺狼曾捕殺自己早已既往不咎，紛紛將自己落后于西方國家的經濟差距，歸罪自己祖先的文化“先天不足”，后天的“自高自大”和“封閉保守”， 早已忘記西方文明傷害自己祖先的歷史，忘記了融入西方全球化經濟的痛苦經歷，忘記了無數先輩為民族拋頭灑血的悲壯，忘記了前三十年自力更生的輝煌成就，更不知今天良好開放環境來自何方，許多人甚至還懷疑民族自強的反抗史，是不是也是狹隘民族主義的極左思潮。

20世紀９０年代初，中國一家大報曾載文，指責“華人與狗不得入內”，乃是極左思潮的編造宣傳，幸虧蘇步青和陳岱蓀先生，陳述當年親眼所見的歷史，否則中國人蒙受的奇恥大辱，反而成了西方的冤假錯案了。更為令人感慨的是，出面喊冤的并不是西方人，而是曾飽嘗屈辱的炎黃子孫。這件事后來就不了了之，沒有人批評或“上綱上線”，但是，其中的深遠意味令人三思。

縱觀中國近代史，西方國家始終具有著深遠影響，中國人選擇發展道路的權利，與其說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不如說是操縱在擁有堅船利炮，財大氣粗的西方列強手中。當年舊中國學校中灌輸的，正是西方宣揚的意識形態，但是，中國人不愿意也無法相信，情愿冒著生命的危險，去閱讀違禁的馬列主義書籍，此乃西方列強野蠻行徑所使然。今天中國的許多學者，稱自私自利乃是人之天性，以此論證私有制的合理性，以及堅持公有制的不現實。但是，昔日世界曾經私欲橫流，卻不是令人向往的伊甸園。正是西方列強弱肉強食的競爭，驅使無數先輩拋棄了自私天性，為了民族生存舍棄家人妻小，心甘情愿地捐獻生命血撒疆場。

正當西方國家的富豪臣民，享受著掠奪自中國的肥脂油膏，體會自由世界的民主和人權，以及“看不見的手”的美妙之時，他們自私天性產生的社會負效應，卻被轉嫁到貧窮落后的舊中國，激勵了無數先烈拋棄自私天性，甘愿忍受跋涉雪山草地之苦，甘冒槍林彈雨出生入死之險，為民族危亡而前赴后繼拚爭。當年留學西方國家的中國學生，許多出身于地主資本家豪門，但是，蒙受劣等民族的屈辱待遇，竟然將他們改造成了“共產黨”。

今天，中華民族久經磨難終于站起來了，西方的堅船利炮喪失了原有威力，但是，西方經歷過數百年的工業化，掠奪了第三世界無數資源財富，其生活富裕程度遠非中國可比，以巨額冷戰軍費之九牛一毛，就能邀請大量中國官員學者來訪，傳輸西方的政治民主理念，以及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信條。

善良中國人深為西方友好慷慨所感動，許多人對西方國家的富裕生活羨慕不已，以為證實了自由市場和私有產權神話，早已忘記了西方財富同先輩血淚的關系，于是許多共產黨員和革命先烈的后代，又被重新被改造成了資本主義信徒。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社會意識形態演化變遷，堪稱“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的”，只有財大氣粗的西方發達國家，仿佛證實了馬克思的著名論斷，“物質決定精神，存在決定意識”。

但是，許多善良的中國人尚未察覺到，正當他們欣賞資本主義的社會改良，羨慕瑞典、德國等社會福利國家，相信走資本主義道路沒有風險之時，西方世界的風向又開始逆轉了，美英的壟斷資本財團敏銳地察覺到，二戰后被迫進行的一系列社會改良，使世界人民的基本理念發生了變化，正越來越威脅到壟斷資本的根本利益，國內人民正要求更多的福利和權力，第三世界要求西方提供更多經濟援助，賠償殖民地時期野蠻掠奪造成的損失，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消除南北貧富差距。

從20世紀７０年代起，美英為了遏制進步的社會改良潮流，打擊蓬勃發展的“南北斗爭”潮流，才操縱輿論推出了“全球化”潮流。美英壟斷資本作出一系列戰略決策，恢復自由放任時代的意識形態，從基本理念和具體社會經濟政策上，扭轉二戰后社會改良造成的廣泛影響，利用手中控制的傳播媒介大肆進行宣傳，促使曾經懷疑的全世界人民重新相信，只有私有產權才是明晰的、有效率的，在不受政府干預的自由市場經濟中，放手謀求私利能導致資源最佳利用，政府從社會利益出發的干預活動，如計劃指導、宏觀調控政策，收入再分配和社會福利，經濟援助和保護民族工業，都必然妨礙市場運轉并降低效率。

冷戰時期西方被迫向社會主義國家學習，對市場經濟和國際貿易金融體制，進行了一系列違反自由主義教條的改良，至少對于美英的冷戰盟友和臺灣、南韓來說，能享有遠優越于二戰前的國際經濟秩序。倘若中國希望學習市場經濟和全球化的經驗，這一“黃金時期”恰恰有著很大的借鑒意義，但是，現在西方有意識說“黃金時期”的經驗過時了，應該恢復自由放任時代的經濟政策，鼓吹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潮流，還巧妙地以發揮市場經濟的作用，加強世界貿易經濟聯系作為掩飾。但是，中國人應清醒地認識到“全球化”的本質，并不是早已存在的科技生產力趨勢，而是新自由主義的生產關系制度安排，旨在扭轉“黃金時期”的社會改良，打擊20世紀７０年代的“南北斗爭”潮流。

美國壟斷資本暗中操縱的各種國際經濟組織，有意強迫推行同成功經驗相反的一系列政策，如縱容索羅斯等金融資本的惡意投機炒作，卻將當年世界各國普遍實行的外匯、資本管制，視為違反金融自由化、全球化潮流的異端邪說，強迫推行有利于跨國公司的貿易投資自由化，剝奪了當年各國政府普遍享有的經濟主權，如政府干預以穩定經濟和維護社會利益，發展民族工業的“有保護漸進開放政策”等等。

許多善良的中國人同天真的俄羅斯人一樣，從二戰后資本主義的社會改良狀況，誤以為西方國家已經發生了本質的變化，他們羨慕瑞典的社會福利資本主義模式，認為搞資本主義沒有風險并能迅速致富，他們相信西方推薦的規范經濟改革藥方，肯定是比“黃金時期”更好的政策藥方，但是，實踐證明俄羅斯吃下了這一套規范藥方，非但沒有享受到瑞典人的富裕生活，反而陷入經濟衰退、貧困潦到的境地，還喪失了原有的社會保障及福利。居心叵測的醫生開錯藥方固然可恨，病人過于粗心大意也應負有責任。這些病人都飽嘗過野蠻資本主義的苦，如今略有甜頭就放松警惕麻痹大意。里根、撒其爾已公開宣稱其推薦的規范藥方，目的是回到亞當·斯密的自由放任時代，試想這一套根本否定社會改良的藥方，如何能再現二戰后西方的“黃金時代”呢？

美國發動武力干涉南斯拉夫的戰爭，悍然轟炸我國駐南大使館之后，其謀求世界霸權的野心已暴露無遺。許多中國人雖然認識到美國軍事威脅，但是，對美國軟戰爭的威脅還缺乏警惕。許多中國人心地善良至今尚未認識到，美國推薦的所謂規范經濟改革藥方，乃是威力巨大的隱蔽經濟戰暗器，他們認為俄羅斯失敗原因只是吃藥太急了，這套規范化藥方仍是長期的改革目標模式，只要采取漸進的方式推進就問題不大。他們往往將批評意見斥責為“太極端了”，因為，這套藥方畢竟是國際權威機構所推薦的，已在全世界范圍廣泛推廣形成了潮流。

殊不知，西方推薦藥方貌似“規范”實則“極端”，倘若我們不愿辯證地看待有功績的計劃經濟，為二戰后改良的資本主義所吸引，盲目相信西方推薦的“極端”藥方，其后果將是回到二戰前的野蠻資本主義，搞不好還會復辟舊中國的資本主義，真的讓老百姓“吃二茬苦、受二茬罪”。天真的俄羅斯人至今還搞不懂，西方推薦的規范產權改革，由反腐敗的英雄葉利欽來執行，如何就變出了“七大金融寡頭”，或許惟一值得慶幸的是，比舊中國的“四大家族”多了三個，倘若我們容忍這種悲劇在中國重演，無疑會成為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成為美國陰謀顛覆、分裂中國的幫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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