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硬冷戰”到“軟熱戰”

楊斌著作《美國隱蔽經濟金融戰爭》節選

現在人們普遍認為，美國是“冷戰”的勝利者，前蘇聯是“冷戰”的失敗者，但事實上恰恰相反，美國是“冷戰”的失敗者，前蘇聯才是“冷戰”的勝利者。美國并未贏得“硬冷戰”的勝利，但是，后來精心策劃了“緩和”戰略，出其不意發動了“軟熱戰”，卻反而攻其不備大獲全勝。

美國的上述國際戰略轉變，是從越南戰爭失敗開始的。法國殖民主義者因奠邊府戰敗，被迫倉皇從越南撤退之后，美國迅速插手擴大勢力范圍，開始卷入了越南的沖突。美國的民主黨前總統肯尼迪，傾向社會改良違反壟斷資本意志，他曾對記者說打算將軍隊撤出越南，據認為這是他遭到暗殺的重要原因之一。對美國的壟斷資本財團來說，發動一場越南戰爭可謂“一箭雙雕”，既能加強封鎖遏制中國的“包圍圈”，又能通過擴大軍火生產大發橫財。但是，美國沒有料到在越南戰場上遭到了慘敗，越南軍隊在中國的大力支援之下，２０世紀６０年代后期在戰場上不斷獲勝，后來美軍有十多萬人在自貢地區被包圍，隨時面臨著丟臉的全軍覆滅危險。正是考慮到越戰的失敗，以及牽制前蘇聯崛起的需要，就在中國反美態度最強硬的時期，尼克松親自前來北京拜訪毛澤東主席，彌補當年杜勒斯拒絕周恩來的傲慢失禮。

盡管美國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力量，但是，沒有想到卻深深陷入越南戰爭泥潭，引起了國內廣大人民的強烈抗議，龐大軍費導致了巨額財政赤字和通貨膨脹。國際上，除了英國一如既往地堅定支持美國，眾多亞非拉國家甚至西歐的盟國，都強烈地表示反對美國的侵略越南戰爭。美國感到自己從不可一世的超級大國，驟然陷入了內外交困的窘迫境地，已無力以西方領袖自居支配世界戰略格局。

２０世紀６０年代末，美國統治階層鑒于越南戰爭的慘敗，意識到了美國的“冷戰”政策已遭到失敗，被迫開始醞釀一系列國際戰略的重大調整，主動放棄“冷戰”轉向了“緩和”戰略。但是，２０世紀７０年代初美國開始實施的“緩和”戰略，并不是“放棄對抗”或采取“防守戰略”，而是在英國經驗豐富的謀略家的教唆下，采取的一種隱蔽的攻擊性“軟戰爭”策略。

盡管美國對社會主義國家長期實行冷戰遏制，但是，并未阻止這些國家的工業化步伐和綜合國力提高。二戰后初期，美國曾對前蘇聯擁有絕對的核武器優勢，工業產值相當于前蘇聯的三倍之多。盡管前蘇聯曾遭受納粹蹂躪戰爭創傷巨大，美國本土未受戰火波及反而大發戰爭橫財，但是，前蘇聯憑借著計劃經濟特有的動員優勢，迅速醫治了戰爭創傷而且奮起追趕美國，２０世紀５０－６０年代經濟增長比美國快２．５倍，工業產值從１９５０年相當于美國的３０％，上升到２０世紀８０年代相當于美國的８０％，２０世紀８０年代許多工業品甚至超過美國居世界第一，成為能夠同美國抗衡的惟一超級大國，無論是核潛艇、導彈或先進的飛機坦克，前蘇聯擁有的數量不僅同美國旗鼓相當，甚至足以抗衡全部西方盟國的軍事機器。前蘇聯的某些高科技武器研制甚至領先美國，如曾先于美國試驗成功摧毀敵方衛星的太空武器等。由此可見，美國推行的“冷戰”并未搞垮前蘇聯，反而促使前蘇聯建立了強大工業軍事實力，倘若沒有美國攻心戰和戈爾巴喬夫失誤，前蘇聯是不會驟然陷入全面瓦解的。２０世紀７０年代，前蘇聯在歐洲咄咄逼人的進攻態勢，也是迫使美國從東南亞倉促撤退，甚至接近強硬反美的中國的原因之一。

美國對中國實行的長期封鎖禁運也失敗了。盡管舊中國的工業基礎非常薄弱，封鎖禁運不利于發展對外經濟聯系，“文革”等錯誤也耽誤了經濟發展，但是，新中國的仍然取得了巨大的經濟建設成就，短短２０年完成了西方數個世紀的工業化歷程，已成功地建立起門類齊全的完整工業體系，包括重工業、民用工業和強大的國防工業，從汽車、飛機和各種工業機器設備，到核彈、洲際導彈和人造衛星均能自行制造，倘若美國繼續執行敵視中國的冷戰遏制政策，根本無法阻止中國綜合國力的日益強大，還可能付出比越南戰場上更為慘痛的代價。

冷戰期間，美國忙于集中精力對付前蘇聯，對日本和西歐采取了寬容的扶植政策，但是，２０年間這些國家的實力不斷崛起，美國開始擔心自身國力的相對衰落。２０世紀５０－６０年代，美國占世界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大約下降了十一個百分點，而日本所占的比重卻翻了三倍之多，西德所占的比重也增加了５０％。法國戴高樂領導的民族主義政府，不愿總是圍繞美國的指揮棒打轉，退出了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軍事組織。越南戰爭爆發后，大多數西歐國家強烈反對美國的政策，美國尚無法在外交上協調北約的成員國，更不要說指揮北約各國參與侵略戰爭了。２０世紀５０－６０年代，西方迫于冷戰壓力進行的社會改良，如推行政府干預政策和國有化運動，蓬勃發展的工會和民權運動，也威脅到了壟斷資本的政治經濟統治地位。

令美國特別擔心的是第三世界力量的崛起，改革舊的不平等國際經濟秩序的呼聲日益強烈。盡管以前也出現過西方列強爭霸的多極世界，但掠奪財富的競爭只加劇了亞非拉人民的痛苦，二戰后出現的東西方對峙的兩極局面，不僅使綿延不斷的熱戰“冷”了下來，而且還形成了圍繞社會道義的世界競爭，第三世界國家紛紛贏得了獨立，獲得了獨立發展民經濟的權利。２０世紀５０－６０年代，亞非拉國家紛紛推行國有化運動，將某些礦產資源和外資企業收歸國有，民族工業的發展比殖民地時期快得多。在東西方陣營的兩極對峙之下，世界出現了有利于第三世界的多極化，南北斗爭和不結盟運動蓬勃發展，南方國家強烈要求改革舊的國際經濟秩序，如改善初級產品和原材料的貿易條件，關貿總協定增加保護發展中國家的條款，還要求西方國家補償殖民地時期的掠奪損失，提供官方無償援助扶植第三世界的工業化，等等。第三世界改革舊國際經濟秩序的要求，直接威脅到美國的世界統治和經濟利益。

美國的統治階層驚慌地發現，在亞洲封鎖遏制中國的企圖已經失敗，越南戰爭上面臨著丟臉的失敗危險，國內人民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戰浪潮，在歐洲前蘇聯的軍事崛起咄咄逼人，核武器和常規軍備甚至在數量上占優勢，西歐、日本的經濟實力也不斷增強，羽翼日豐后不愿聽從美國指揮，第三世界公然反對現有國際經濟秩序，直接威脅到美國壟斷資本的長遠經濟利益。

這種內外交困的形勢下，美國政府的一批高級國際戰略謀士，紛紛為美國的國際戰略轉變出謀劃策。美國的前國務卿基辛格博士，就是這批國際戰略謀 士的杰出代表。基辛格博士精通國際關系的演變和謀略，特別同英國上層保持著密切的戰略合作關系。英國曾統治其全球帝國長數個世紀，具有豐富的世界地緣政治戰略經驗 ，敏銳地察覺到世界潮流變化的潛在威脅，積極向美國傳授軟硬兼施、分化瓦解之術，以求延長和重建美英陣營的全球霸權。20世紀六十年代末，基辛格推動美國國際戰略轉變 的過程中，英國的國際戰略智囊機構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基辛格曾回憶道，“１９６９至１９７７年間，我作為美國政府的特殊代表，曾使英國外交部比美國國務院更充分了解內情，從而使英國的智謀更緊密地融入美國的對外政策中”。有些人因英國的國力衰落而輕視其作用，其實，英國玩弄的全球地緣政治權謀之術，其威力之大甚至遠遠超過美國核武庫，前蘇聯不曾畏懼美國的“硬冷戰”，卻遭英美謀劃“軟熱戰”暗算而土崩瓦解。英國首相布萊爾最先提出北約新干涉主義，積極慫恿地面進攻科索沃也絕非偶然，充分顯示了英國扮演角色的特殊重要性。［２］     

 美英兩國的國際戰略家們認為，多極化趨勢不利于世界的穩定，因為，新興國家的崛起會改變實力均衡，必然威脅和挑戰現有的霸權秩序，但是，美國的綜合國力已經相對衰落，維護霸權力不從心必須采取新戰略，應從針對前蘇聯、中國的強硬冷戰遏制戰略，轉而采取軟硬兼施的“緩和”戰略，局部放棄封鎖遏制社會主義國家，有意識通 過經濟文化交流培育依賴性，從精神上渙散社會主義國家的斗志，再利用依賴性作為攻擊、制裁的手段，施展“胡蘿卜加大棒”的手腕，軟硬兼施地誘迫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美英國際戰略家還認為，美國不應坐視西歐、日本等國家的強大，應采取措施削弱這些國家的經濟實力，特別應警惕第三世界國家力量的崛起，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實現工業化，必然大大增強它們的經濟和軍事實力，成為同美國爭奪自然資源的競爭對手，對美國的國家安全利益構成了嚴重的威脅，應及早阻止上述不利于美國的實力均衡變化趨勢。［３］

 美國在國際政策戰略轉變后采取的新政策武器，涉及了意識形態、政治經濟和文化 交流等各個領域，經濟方面包括以貿易、貸款、投資的為誘餌，培育依賴性而后作為談判籌碼或攻擊手段，形成支配世界各國的復雜政策武器網絡；操縱國際經濟組織推行有利于美國的政策，特別是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和全球化政策，誘迫各國敞開大門以控制其經濟命脈，提供貸款時強加精心設計的附帶條件，誘迫各國為貪圖小利推行自殺性經濟政策；政治方面包括將意識形態和經濟貿易掛鉤，以“人權”為借口向前蘇聯等國施加壓力， 以動搖這些國家的基本政治經濟制度，脅迫許多國家在條件不成熟時推行“民主改革”，蓄意制造內亂、分裂以漁人得利；意識形態和文化交流等方面，加強壟斷資本對各種大眾媒介的控制，利用殖民時代遺留的英語通用優勢，推銷美國的意識形態和個人主義價值觀，大肆宣揚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攻擊威脅壟斷資本利益的社會改良思潮，以美國的搖滾樂、唱片、好萊塢電影為利器，潛移默化地破壞世界各國的傳統文化，瓦解其維護民族 利益的社會集體價值觀，等等。       

 美英的統治階層特別崇尚“實力政策”，他們認為“實力”涉及的范圍非常廣泛，包括能影響別國以獲取本國利益的任何手段，為了謀求擴大勢力范圍和世界霸權，可以不擇手段地運用任何形式的實力籌碼，包括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一切領域，也包括公開的、隱蔽的合法或非法手段，不受道德規范或國際法律的制約，惟一標準就是以最小成本獲得最大利益。當美英兩國擁有軍事實力的壓倒優勢時，就毫不猶豫地采取赤裸裸的炮艦政策，倚強凌弱地屠殺弱小國家的人民，一旦發現對手擁有了與之抗衡的軍事實力，他們也會審時度勢地改變策略、玩弄手腕，巧妙地將國家之間正常的經濟、文化交流，都改造成操縱別國以謀求私利的戰略工具，還毫不臉紅地以“人權”為借口，攻擊曾經遭受自己侵略、掠奪的國家，似乎完全遺忘了自己踐踏人權的歷史。

勿以羔羊之心      度豺狼之腹

 由于中西方文化的種種差異，中國人往往很難理解西方國際政策的攻擊性。歷史上，中國占統治地位的治國之道，是孔子創立的儒家思想，提倡的是“君子好財，取之有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道家的老子也倡導“天下為公”，提出了樸素的“天下大同”思想。相比之下，美英兩國的安格魯-撒克遜文化，則是以個人主義價值觀為核心，強調個人追求私利的自由，譴責對個人謀私的社會約束。精通權謀之道的英國統治階層，還刻意為其政策披上天使外衣，東印度公司曾資助亞當·斯密，創立了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理論，論證了個人享有謀私的最大自由，即使個人追求的私利是卑鄙的，也會在“看不見的手”引導下，自發實現最大的社會利益。倘若說亞當·斯密理論具有很強的欺騙性，美英統治階層崇尚的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理論，則將自由貿易促進人類和諧發展的理論，斥責為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空想，明確提出運用任何手段或實力籌碼，謀求擴大勢力范圍甚至追求世界霸權，淋漓盡致地暴露了其行為準則，乃是“霸權至上，取財無道，己所不欲，偏施于人”，崇尚的是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

    縱觀歷史，我們會發現中西方文化差異造成了深遠的影響。據記載，１４０５－１４３３年間，明朝皇帝朱棣曾派遣鄭和七下西洋，航程遍及東南亞、阿拉伯和非洲。第一次航行中，鄭和的船隊擁有３００艘大船，最大的船長度為４００英尺，水手和兵士多達２．８萬名。鄭和的船隊之龐大，擁有航海技術之先進，甚至此后的數百年中也無人可及。１４９２年，哥倫布進行首次航行時，僅擁有３艘船和９０名水手，最大的船也僅長８５英尺。毫無疑問，中國曾是當之無愧的世界第一海洋強國，但是，中國并未像西方那樣倚強凌弱，利用自己的海洋軍事實力進行侵略，從事殖民擴張或掠奪別國的財富。近年來，美國右翼大肆宣揚中國崛起的威脅論，試圖挑撥中國同東南亞之間的關系，馬來西亞總統馬哈蒂爾反駁道，中國人若是真想擴張和威脅別人，鄭和下西洋時早就可以這樣作了，但是，鄭和所作的是禮尚往來和友好貿易，歷史證明大肆擴張的是西方列強。鄭和作為泱泱大國的文明使者，給東南亞人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至今馬來西亞遺留的古代建筑中，仍有當年紀念鄭和來訪修建的“三寶寺”。［４］

 西方列強也是從海上之路開始殖民掠奪的，中國“四大發明”中的指南針和火藥， 成了殖民主義者爭奪世界霸權的手中法寶。同鄭和遠洋船隊不一樣的是，盡管殖民者的船隊規模較小，但是，他們途徑之處遍地都是血雨腥風。繼哥倫布首次航行美洲大陸之后，一支由三艘船和１８０名士兵組成的西班牙探險隊，竟然以利刀快斧與陰謀詭計相結合，挾持好客的國王大肆掠奪無數金銀財寶，一舉滅亡了有悠久文明的印加帝國。以后的三個世紀中，西班牙殖民共滅絕了二千五百萬印度安人。鄭和抵達非洲的一百多年后，英國殖民者也到了非洲，但是，非洲人迎接的不再是友好東方使者，而專門販賣奴隸的貪婪西方強盜。英國進入資本主義早期階段，私有產權追求利潤的貪欲更加膨脹，股份公司集資更是為之如虎添翼，向北美 販賣奴隸的船隊迅猛增長，從１６８０至１７８９年間，一共販賣黑奴２５０萬人。鄭和遠洋航行的四百多年后，成長為第一海洋強國的大英帝國，派遣戰艦發動了罪惡的鴉片戰爭，曾創造了輝煌的海洋文明的古老中華民族，嘗到的竟然是“以惡報善”的苦果。 ［５］  

中國不僅在鄭和航海時代遙遙領先于西方，還在悠悠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一直比歐洲任何地區都富裕、先進和開放，依據西方信奉的實力均衡國際關系理論，中國是當之無愧第一世界強國，但是，中國卻并未憑借自己的實力稱霸全球，鄭和下西洋時也未依靠強大的海軍力量，侵地掠財橫掃亞洲、非洲大陸，也未霸占馬六甲海峽等航海要道 ，更未將落后的非洲部落居民擄掠為奴。中國文明有無數燦爛輝煌的成就，但是，卻從未研究過世界何處為戰略要地，何處海峽為咽喉要道，如何將別人財富掠為己有。不妨大膽設想一下，倘若當年鄭和奉行西方的炮艦政策，推行殖民擴張掠奪了無數金銀財富 ，控制航海要道壟斷商貿往來，朝廷儒士或許不會批評航海開支浩大，皇帝或許會源源不斷派遣軍隊出海，“日不落帝國”稱號當非中國莫屬，或許不會有西方列強崛起危害中國，西方文明或許早被扼殺在萌芽之中。難道我們應責備祖先不該為人君子？或者責備祖先缺乏遠見養虎為患？ 或者認同落后就該挨打的強盜邏輯？  絕不對！我們不應認同弱肉強食的強盜邏輯，我們應維護落后國家的生存權利，我們應譴責西方自私自利的霸權主義，乃是全人類文明發展的共同死敵。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中西方文化之間的內在差異，可形象地比喻為“羊與狼”之間 的差別。當西方列強憑借著先進的“堅船利炮”，對虛弱的舊中國百般欺辱蹂躪，其豺狼本性曾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中華民族雖有不依強凌弱的善良天性，但也有威武不能屈的民族精神，面對著西方列強的強大經濟軍事實力，為爭取民族生存展開了可歌可泣的抗爭。近代史上，中華民族為反抗壓迫經歷了無數磨難，最終選擇了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一方面是出于對社會正義的渴求，另一方面更是為了最廣泛地動員社會民眾，共同抵抗實力懸殊的外部強敵。當面對西方的經濟軍事封鎖遏制時，中國人不懼恫嚇維護民族尊嚴，自力更生建立了完整的工業體系。美國看到冷戰遏制遭到了失敗，被迫轉向了新的緩和戰略，不管美國的戰略轉變出于何種目的，這種國際環境的改善畢竟有利于中國，是無數先輩以生命代價換來的歷史進步。     

但是，我們也應冷靜地意識到，中國人缺乏攻擊性的善良天性，既是高貴品質也是潛在弱點，中國人沒有謀求全球霸權的貪欲，也不精通操縱世界政治的權謀之術，因此，很難理解美英謀求全球霸權的欲望動機，洞察錯綜復雜的國際政治暗流險灘。當中國人從自己的善良天性出發，來觀察世界事物和國際關系的演化，很難領會美國“緩和” 戰略的深謀遠慮，識破正常國際交往中暗藏的殺機。中國文化崇尚的是“以和為貴”， 期望的是與世無爭的和諧寧靜生活，一旦昔日曾殘酷捕殺自己的豺狼，放棄了赤裸裸的攻擊、恐嚇作法，甚至主動親近作出種種友好表示，中國人很容易放松警惕解除戒心，相信豺狼已棄惡從善發生本質的變化，相信世界從此進入沒有猛獸橫行的伊甸園，相信 “和平與發展”從此成為世界潮流，甚至以“羔羊之心度豺狼之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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