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馬列主義掌握中美戰略會談主動權

反擊美國施壓人民幣升值的貨幣戰爭

楊斌著作《美國隱蔽經濟金融戰爭》節選

美國貿易逆差的根源是美國依靠美元霸權濫發貨幣占有各國財富，因此，美國同世界上九十多個國家存在著貿易逆差，其他國家貨幣即使升值大幅度提高了出口商品價格，也不會影響美國依靠成本近乎為零的美元彌補財政、貿易赤字。世界各國解決同美國貿易失衡問題的根本辦法，開展國際合作建立不依賴美元的國際貿易清算體系，并最終在聯合國框架下建立新型超主權國際儲備貨幣，動搖美元霸權從而削弱美國的全球經濟軍事霸權的威脅。該文指出，中國面對美國不斷施壓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必須反守為攻才能根本改變被動挨打局面，必須始終牢牢抓住美國利用美元霸權占有各國財富的關鍵，主動聯合世界各國積極推進各種替代美元霸權的方案，從根本上解決美國經濟軍事霸權對世界穩定的威脅。中國建立新型超主權國際儲備貨幣不能僅僅作為長期目標，而應看作爭取在較短時期內付諸實施的現實目標。中國應堅持馬克思主義并敢于明確指出美國的經濟政策失誤，指出新自由主義的金融自由化政策是釀成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只有徹底摒棄金融自由化政策才能消除金融危機的根源，這樣中國才可能在中美戰略會談中改變被動挨打局面，同時反守為攻明確指出美國金融政策釀成的巨大金融風險，并且在參與國際經濟金融秩序改革中發揮積極建設性作用。

堅持馬列主義才能掌握中美戰略會談主動權

數年前，中國為了維護中美關系曾在中美戰略會談中多次讓步，承受了人民幣不斷升值導致了一系列經濟社會惡果，但是，美國金融資本獲得豐厚收益后卻并不滿足，反而進一步提出了人民幣升值和金融自由化的要求，還誤導中國官員承諾金融改革堅定不移推行金融自由化，誘惑中國購買了數千億美元“兩房”債券和各種有毒資產，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非但不反思自己的責任失誤，還倒打一耙試圖將責任和危機損失轉嫁給中國。倘若中國政府官員不能堅持并發展馬列主義理論，認清當代帝國主義和金融壟斷資本的本質，就不可能具備捍衛中國國家利益的戰略眼光，這種情況下就不如推遲、暫停中美雙邊戰略會談，對有關方面人員應組織加強馬列主義理論的教育和學習，充分認識到美國謀求全球霸權的種種謀略、手腕，認識到美國鼓吹新自由主義的金融自由化的危害，認識到美國經濟復蘇的泡沫性質和隨時可能破滅的危險，這樣才能擺脫理論觀念受美國誤導造成的被動局面。

中國不應在接受新自由主義的金融自由化前提下進行戰略談判，因為，金融自由化本身就是為美國的金融壟斷資本服務的經濟政策。中國應堅持馬克思主義并敢于明確指出美國的經濟政策失誤，指出新自由主義的金融自由化政策是釀成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只有徹底摒棄金融自由化政策才能消除金融危機的根源，這樣中國才可能在中美戰略會談中改變被動挨打局面，同時反守為攻明確指出美國金融政策釀成的巨大金融風險，并且在參與國際經濟金融秩序改革中發揮積極建設性作用。中國不能接受美國施壓推行資本賬戶的開放和自由化，尤其不能以資本賬戶開放來換取美國暫緩實施貿易制裁，因為，中國的外匯順差來源主要不是貿易賬戶而是資本賬戶，中國要想控制外匯順差增長就應該限制西方投資，尤其是不應順應美國的金融自由化壓力開放資本賬戶，否則人民幣浮動升值越多就會吸引更多熱錢涌入套利。

中國面對美國污蔑中國造成全球經濟失衡的指責，以及對華進口全面征收懲罰性關稅的威脅，不應回避妥協而應向世貿組織起訴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因為當前美國威脅涉及到成千上萬種中國出口商品，是遠比輪胎、鋼鐵個案更為嚴重的貿易保護主義。中國還應追究美國濫發美元彌補財政赤字侵吞各國財富，操縱匯率頻繁制造金融危機打擊各國貨幣金融體系，縱容金融投機造成石油、糧食價格暴漲暴跌和危機，導致眾多發展中國家發生社會動蕩和人道主義災難，造成全球經濟失衡和廣泛多邊貿易逆差的罪責，當前美國以中國造成全球經濟失衡為借口施壓人民幣升值，中國應動員經濟理論和輿論戰線的力量進行全面反擊，通過廣泛的輿論攻勢促使各國人民弄清是非曲直和事實真相，認識到究竟誰是造成全球經濟失衡和爆發危機的罪魁禍首，才能為中國贏得道義優勢和世界各國的廣泛支持，迫使美國顧忌世界輿論壓力停止威脅中國，不敢任意栽贓嫁禍中國并動輒威脅進行經濟制裁，甚至在更強硬的右翼政客擔任總統后制造戰爭借口。

當前中國應堅持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的堅定立場，不應稍微屈服美國壓力允許人民幣浮動小幅升值，這樣才能打破國際投機資本利用人民幣升值套利的預期，防止國際熱錢涌入導致更為嚴重的外匯盈余問題，招致美國獲得更多的借口向中國施壓人民幣升值。中國還應反守為攻向世界各國人民呼吁，反對美國實行濫發貨幣政策導致美元不斷貶值，操縱匯率嚴重威脅世界各國外匯儲備和美國人民財產，主動爭取包括美國人民在內的世界各國人民支持，防止奧巴馬政府和今后可能上臺的美國右翼政府，利用金融危機責任、人民幣匯率、西藏人權等借口，為推行強硬反華政策和干涉中國內政進行輿論鋪墊。美國施壓人民幣升值意味著國際金融資本獲得投機套利收益，而中國購買的美元債券則會蒙受美元貶值導致的匯率損失。中國應向美國明確指出倘若美國繼續施壓人民幣升值，中國就不能繼續購買美國國債幫助其彌補財政赤字，因為美元貶值將給中國購買的美元債券造成巨大匯率損失。中國還應要求美國像20世紀60年代對德國一樣，采取具體措施保障中國購買的美國國債價值，彌補因美元貶值造成的匯率損失和通貨膨脹損失，這樣保障中國利益才能建立國際合作的互信基礎，否則應大幅度減少購買和持有美國國債的數量。美國著名教授赫德森曾指出當年美國向德國提供這樣的承諾，是為減少對美元貶值的恐慌并維護美元信譽，當前中國不應被動地應對美國施壓人民幣升值，而應據理力爭向美國指出其錯誤政策以維護自身利益。

反擊美國指責中國操縱匯率的輿論戰                  

據國際媒體分析報道，2010年5月中美戰略會談期間，美國暫時放棄公開施壓人民幣升值，目的是為了利用匯率操縱國作為談判籌碼謀求戰略利益，但是，就在中國同意聯合國制裁伊朗決議并連續兩月增持美國國債之后，美國朝野再次一致發動了施壓人民幣升值的兇猛攻勢。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也改變了以往中國通的溫和姿態，2010年6月10日，他公開宣稱“中國匯率失真的影響已經蔓延到中國以外，是對我們所需恢復的全球平衡的阻礙”，他還表示贊許美國參議員舒默提出的對華實施全面懲罰性關稅議案，聲稱美國政府對中國的匯率政策越來越沒有耐心，他稱“重要的是要讓中國知道，如果中國不采取行動，美國國會就會采取行動”。[1]蓋特納驟然變臉并且發表最強硬的施壓人民幣升值言論，充分表明中國不應對所謂美國的溫和派抱有任何幻想，他們在遏制中國崛起上同強硬派有著完全一致的戰略目標。中國絕不應再次被美國政客扮演的黑臉白臉所欺騙，必須堅持馬列主義充分認識到帝國主義的本質，拋棄幻想做好斗爭準備才能捍衛核心戰略利益。

2010年3月，美國國會一百多名議員聯名呼吁將中國定為匯率操縱國，以便為美國發動金融戰和貿易戰提供借口。[2]2010年6月美國參議員舒默聲稱議員們很快就將推動立法行動，對中國操縱人民幣匯率實施全面的懲罰性關稅報復。中國應調查幕后慫恿這些美國議員反華的跨國壟斷財團背景，限制并減少其在華經營的優惠待遇并促使其改變立場，迫使其支持的美國議員放棄毫無道理的反華活動。中國不僅應以推遲中美兩軍高層交流作為制裁反華措施，還應考慮宣布推遲、減少中美雙邊戰略會談，以美方反華破壞互信為由剝奪其發動金融戰的施壓途徑，促使美國知道無法重演通過中美雙邊戰略會談，施壓中國推行人民幣浮動升值和金融開放，沉重打擊中國出口中小企業和所持美元資產的故伎，否則美國反華勢力嘗到甜頭還會不斷地制造麻煩、糾紛。

中國進行中美戰略會談應充分吸取日本的教訓，20世紀80年代美國為遏制日本經濟崛起，也是通過日美戰略會談作為重要的施壓途徑，迫使日本實行匯率自由浮動和大幅度升值，放棄二戰后社會改良時期的金融監管化政策，轉而推行導致泡沫投機泛濫的金融自由化政策，最終因股市、樓市泡沫破裂陷入一蹶不振的長期停滯。由于日本政府官員缺乏國際博弈的大戰略思維，全盤接受了美國鼓吹的新自由主義的金融自由化政策，致使日本在日美戰略會談中陷入了極為被動的境地，根本談不上互利雙贏而只能消極防御、受制于人。1985年美日兩國政府簽署了著名的“廣場協議”，導致日元對美元的匯率兩年間大幅度升值一倍，吸引大量國際投機資本涌入刺激泡沫經濟。日本二戰后迫于冷戰壓力實行社會改良，借鑒了馬克思關于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的理論，推行金融監管化政策并嚴厲打擊金融投機，銀行貸款質量很高從未發生金融危機，截止1980年銀行貸款壞賬率僅為0.5%，但是，日本推行金融自由化導致了投機泛濫，非生產性貸款的比重迅猛上升了兩、三倍，大部分流入了股票和房地產投機市場，銀行貸款壞賬總額十年間增長了一百倍。盡管20世紀90年代日本泡沫經濟破滅之后，政府積極采取凱恩斯主義政策挽救經濟，但是，日本主權債務不斷積累遠遠超過了國內生產總值，日本經濟卻始終無法擺脫長期停滯的困境，充分說明新自由主義和凱恩斯主義都存在弊端。當年社會改良造就了日本經濟奇跡和和“一億人總中流”社會，今天日本媒體則將新自由主義改革稱為“社會改惡”，指責其導致了“一億人總下流”和社會經濟沉淪。

維護世界各國的外匯儲備和美國民眾財產

中國不應坐視美國采取不當的反危機經濟政策，加劇國際金融動蕩局面并導致美元不斷貶值，持續不斷造成我國出口形勢惡化和外匯儲備損失。中國作為一個國際影響不斷上升的大國，應該聯合世界各國指出美國反危機經濟政策的失誤，積極主動地維護全球經濟穩定并促進和諧發展。對中國經濟構成主要威脅的美國反危機經濟政策失誤之一，就是不惜代價注入巨資挽救銀行體系有毒資產的計劃。盡管美國政府向銀行體系注入數萬億巨額資金，但是相對于美國各大銀行的巨額有毒資產仍然是杯水車薪，美國政府和央行還將不斷被迫實施新的注資挽救計劃，甚至不顧通貨膨脹危險直接開啟印鈔機解決資金緊缺困境。這種救市行為將會導致美元不斷貶值并嚴重威脅中國出口和外匯儲備。中國應明確指出美國為了維護金融壟斷資本利益，通過濫發貨幣操縱匯率才是造成全球經濟失衡的根源。

美國民眾將自己的存款、養老金以及購買的各種保險，委托給銀行機構、各種基金和保險公司進行管理，但是，這些金融機構以規避風險的名義從事了大量高杠桿投機賭博，結果因賭博失利造成了規模龐大的金融衍生品壞債和有毒資產，進而挾持民眾的存款、養老金等財產為人質逼迫政府注資救市。倘若美歐銀行機構、基金和保險公司直接到拉斯維加斯賭場下注，由此產生了數百萬億美元彼此相互拖欠的賭債，人們就會清楚地看出這些金融機構從事的是違法行為，就會要求政府將這些淪為賭徒的金融高管撤職并繩之以法，進而將這些賭徒之間的對賭協議視為廢紙并凍結、廢除，絕不會同意政府動用納稅人的金錢來挽救巨額賭債。但是，由于投機賭注被精巧地偽裝成非常復雜的金融衍生產品，金融資本就以維護民眾利益為借口堂而皇之地挾持政府救市，從而輕而易舉地獲得了成千上萬億美元的巨大收益，隨著美國政府和央行開動印鈔機挽救規模龐大的銀行有毒資產，泛濫的貨幣洪水最終就會造成逐步升級的通貨膨脹壓力，無情地吞沒民眾擁有的存款、債券、養老金等各種資產，以及中國和世界各國擁有的巨額外匯儲備和美元資產。

中國和世界各國人民聯合起來要求美國政府糾正反危機政策的錯誤，立即停止依靠發行貨幣來挽救銀行有毒資產，糾正被克魯格曼批評為“現金換廢紙”的錯誤救市辦法，將實為一堆廢紙的金融衍生品賭債徹底凍結、廢止，將節省下來的緊缺資金用于維護民眾的存款、養老金，用于確保世界各國擁有的外匯儲備和美元資產的價值，用于推動全球貿易復蘇和實體經濟擺脫嚴重的衰退。美國包括中產階級、實業家在內的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在這一問題上同華爾街金融資本的利益存在著尖銳的對立，同中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的利益則存在著廣泛的一致。

中國應聯合世界各國人民共同向美歐政府領導人發出呼吁，停止當前濫發美元挽救銀行金融機構有毒資產的錯誤救市政策，主動拆除高達六百多萬億美元規模的金融衍生品定時炸彈，爭取不待其爆炸并造成破壞就先行將其全部凍結、注銷，否則將不斷引發一輪輪金融海嘯和全球經濟衰退，并且最終導致經濟崩潰與惡性通貨膨脹并存的“崩潰膨脹”災難，致使美國人民的存款、養老金和持有的基金、債券等資產，以及世界各國的外匯儲備和持有的各種美元資產，在類似德國魏瑪時期的惡性通貨膨脹中蒙受慘重損失或化為烏有。凍結、廢除金融衍生品巨額債務符合美國人民的利益，符合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利益，甚至也符合世界各國實體經濟領域企業家和財團的利益。奧巴馬競選時尖銳批評華爾街金融財團曾贏得了美國民眾的擁護，但是，他上臺后繼續任命華爾街精英擔任政府要職也令美國民眾深感失望，中國向全世界發出這樣的維護世界各國利益的倡議，將會贏得包括美國人民在內的全世界人民的廣泛支持。

中國應聯合世界各國人民向美國政府施加壓力，要求美國政府救市應嚴格區分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債權，一種債權是花費真金白銀形成的債權，像美國人民的擁有的存款、養老金等資產，中國金融機構購買的美國兩房等金融機構的3A級債券，世界各國擁有的巨額外匯儲備和美國政府債券，這些才是美國政府必須優先保障的實實在在的債權；還有一種債權是金融機構投機產生的賭債，如具有高杠桿投機性質的金融衍生品，已高達天文數字的龐大規模根本無法挽救，挽救這類投機壞債必將導致惡性通貨膨脹。金融衍生品債務是脫離實體經濟的投機賭債，徹底廢除這類債務不會影響實體經濟的運行，相反廢除這類債務才能避免美歐銀行陷入徹底破產，節省充裕的資金用于刺激實體部門有利于推經濟復蘇。

當前美歐廣大民眾正日益意識金融資本的貪婪和欺詐，正在尋找制造金融危機并損害自身利益的“元兇”，而美國和大西洋兩岸貪婪的銀行家成了發泄憤怒情緒的對象。但是，華爾街金融金融資本及其在美國政府中的代理人，也正在制造輿論為轉移民眾憤怒尋找替罪羊，特別是尋找借口將危機的責任、代價轉嫁給中國。中國面對美國無端指責不能僅僅被動地為自己辯護，而應積極向世界各國和美國公眾闡明全球金融危機的真正起因，否則就會鼓勵美國故意混淆真相并把中國當作替罪羊，中國越是懼怕美國施壓并允許人民幣不斷浮動升值，就會吸引更大熱錢涌入并面對更大的人民幣升值壓力，中國越是增購美國國債并向美國提供廉價產品，就越是成為美國攻擊對象并被指責造成全球經濟失衡。中國應積極主動提出維護美國民眾和本國利益的主張，凍結巨額金融衍生品壞債遏制金融危機升級，力阻美聯儲印鈔救市威脅美國民眾存款和中國外匯儲備，呼吁對美國民眾存款和各國持有美債實行通脹貼息保值，讓美國民眾從切身利益出發積極擁護中國立場。中國應抓緊時機進行爭取美國民眾的輿論工作，以防金融危機升級導致美國國內矛盾激化之時，美國受財團控制媒體驟然發動嫁禍中國的輿論攻勢，導致中美關系惡化不利于中國的和平發展戰略。

美國爆發嚴重金融危機之后，美國新任國家情報總監丹尼斯·布萊爾在出席參院情報委員會例會時表示，危機已取代恐怖主義和本拉登，成為對美國國家安全的最大挑戰，他稱“美國現時面臨的最大安全威脅是，全球金融危機和它將帶來的地緣政治后果”。加利福尼亞是美國最大、最富有的州，由于金融危機導致州政府面臨嚴重的財政危機，被迫釋放了五萬五千名囚犯任其流入社會，直接威脅到美國人民的人身安全和社會穩定。特別值得警惕的是，受美國軍工、金融壟斷財團支持的右翼政治勢力，深知不妥善解決巨額銀行有毒資產則政府刺激計劃難以奏效，正在布局推舉主張對外擴張的右翼強硬派贏得下屆大選，倘若全球危機出現二次探底或新一輪金融海嘯，全球各地都可能出現動蕩局面，為美國軍工、金融壟斷財團支持的右翼勢力主張對外擴張提供借口，世界各國人民都可能面臨喪失和平發展的國際環境的危險。

調整結構轉變發展方式減少對美國依賴

美國獲諾貝爾獎的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曾建議中國主動以征收出口稅的辦法回應美國指責、施壓。這種出口稅可以有針對性減少中美貿易逆差，而不像人民幣升值會影響中國對所有國家出口，同美國征收關稅相比確保稅收歸中國避免利益外流。中國不應懼怕美國征收進口懲罰性關稅的威脅，美國這樣做將損害自身特別是金融壟斷資本利益，迫使美聯儲礙于物價上漲壓力難以延續濫發美元的貨幣政策，減少美國利用美元霸權廉價獲得中國創造的物質財富，某種意義上也有利于中國調整對外經濟發展方式。中國征收出口結構調整稅應主要針對跨國公司對美國出口，因為跨國公司所占價值鏈份額很高且承受能力強，中國還可利用出口結構調整稅收益加快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扶植承受力較弱的中小企業調整經營開拓國內市場。

中國應對在華跨國公司提高各種資源價格和征收稅率，提高對美出口跨國企業、環境保護和碳排放等方面的征稅措施，特別是擴大中美貿易順差并支持反華的美國跨國企業，因為，中國相當大部分對美貿易順差來自西方跨國公司出口，中西方在資源價格和環保政策方面存在著較大差異，這樣比較調整匯率能更有針對性減少中美貿易順差，不會吸引國際熱錢偽裝成出口順差和直接投資涌入中國，能夠敦促美國跨國企業幫助制止某些議員、政客的反華主張，保護中國出口中小企業的競爭優勢并廣泛開拓其它出口市場，限制跨國公司將消耗資源和污染環境的產業轉移中國，降低中美貿易順差并且提高中國所占的價值鏈份額，積聚財力扶植符合國家政策的企業擴大國內市場服務內需，有利于保護環境并節省寶貴資源用于中國的可持續發展，有利于降低外貿、外資依存度并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盡管全球經濟長期動蕩的過程中，不排除出現美歐政府大量救市注資推動的經濟增長，但這是類似美國濫發次貸時期的虛假泡沫繁榮，從當前美國為挽救一個百分點的經濟衰退，付出的救市代價相當于大蕭條時期的54倍，就能判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需求不足矛盾多么突出，信用膨脹掩蓋的生產過剩矛盾積累到多么嚴重的程度，債務泡沫支撐的經濟復蘇和繁榮是多么脆弱，就能預見到經濟復蘇隨時可能重新轉變為嚴重經濟危機。中國應該準備應對世界經濟的長期動蕩和深度衰退，經濟刺激計劃既要考慮應急也要從長計議。西方經濟學的貨幣財政擴張政策，適合短期應對一般經濟周期波動，長期實行將會帶來一系列負作用，包括財政負擔和通貨膨脹壓力日趨嚴重，難以應對特大泡沫崩塌造成的深度衰退和長期動蕩。中國不應效仿西方“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實踐證明這種政策存在著很大弊端，很容易刺激股市、樓市的虛假繁榮，卻難以推動實體經濟走出困境，甚至會提前透支、扼殺實體經濟的復蘇。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斯蒂芬•羅奇曾準確預見美國次貸危機，他于2009年7月30日在英國《金融時報》發表文章，表示他開始擔心中國銀行信貸猛增導致經濟失衡，斯蒂芬•羅奇稱大量跡象表明西方刺激泡沫經濟的教訓正在中國重演，“兩年多前，中國總理溫家寶曾警告稱，中國經濟正變得越來越‘不穩定、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 這是先見之明。如今，面對嚴重的全球衰退，中國卻讓溫總理警告過的那些問題更為惡化：將受流動性推動的巨額刺激方案瞄準了最不平衡的行業”，“中國各銀行的貸款質量多數確實受到2009年上半年大量信貸投放的影響，這一趨勢可能為新一波銀行不良貸款播下了種子”。他提到的最不平衡的行業兩年前是同美國次貸泡沫相聯系的出口泡沫，如今是同美國次貸泡沫相似的中國房地產泡沫繁榮。[3]即使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形勢出現明顯好轉，中國也不應麻痹大意、掉以輕心，不應再次像美國次貸繁榮時期那樣為債務刺激的消費泡沫吸引，像斯蒂芬•羅奇批評的那樣將中國經濟增長引擎系于出口泡沫。

特別值得警惕的是，美國脆弱的經濟復蘇隨時可能再次面臨惡化形勢，像大蕭條時期那樣出現雙底或多底型經濟衰退。美國繼續沿用濫發貨幣政策救市將導致美元嚴重貶值，中國以巨大的資源消耗和環境惡化代價換來的外匯收入，將會因美元不斷貶值而蒙受巨大的匯率風險損失。由于中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高達60%左右，出口市場需求銳減必然產生強烈沖擊，通過復雜的產業聯系造成乘數擴大連鎖反應，導致大面積的企業開工不足、資源閑置和效益下滑，企業上繳稅收和償還貸款能力也隨之下降。倘若中國出口貿易再次因美歐衰退出現大幅下降，意味著中國將缺乏足夠的政策彈藥刺激經濟，繼續擴大財政赤字和發放天量銀行信貸，將會造成沉重財政包袱和嚴重通貨膨脹隱患。中國面對全球經濟長期動蕩的嚴峻挑戰，以及美國隨時可能爆發更大危機的風險，應該建立一種常備不懈的有效應對經濟危機體制，隨時能有效利用計劃調節解決市場失靈問題，啟動市場無法利用的閑置資源用于有益社會用途，阻斷經濟危機造成的乘數擴大連鎖反應，維護經濟金融安全并防止周期性危機引發社會動蕩。

2010年2月3日，胡錦濤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專題研討班上深刻指出：“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沖擊表面上是對經濟增長速度的沖擊，實質上是對經濟發展方式的沖擊。綜合判斷國際國內經濟形勢，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已刻不容緩。我們必須見事早、行動快、積極應對,為我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增添推動力”，并把“加快推進對外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作為亟待落實的重點工作之一。當前在歐洲主權債務危機蔓延加大全球經濟第二次探底危險，美國不斷以貿易失衡為借口施壓中國人民幣升值，中國外匯儲備面臨著越來越大的美元貶值風險的形勢下，中央提出的加快推進對外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方針具有深遠意義，是中國抵御可能爆發的更大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沖擊，防止中國像日本那樣在金融戰敗后陷入長期經濟停滯，像東南亞國家那樣在危機沖擊下喪失數十年的發展成果，實現中國的長期可持續發展并且建立和諧社會目標的關鍵。

值得指出，中國落實對外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也面臨著很大困難，關鍵是美國通過美元霸權擁有操縱全球市場的能力，無論人民幣如何升值也難以削弱美國的購買力，難以阻止美國依靠成本近乎為零的美元彌補貿易逆差，這正是數年來中國人民幣持續不斷浮動升值之后，中美貿易順差非但沒有減少反而大幅度增加的重要原因。因此，中國落實加快對外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方針，不能依靠受到美元霸權操縱的全球市場自發調節，不能效仿西方的天量信貸和財政赤字刺激經濟政策，美國次貸危機證明了籠統的寬松貨幣政策有刺激泡沫經濟的危險，歐洲主權債務危機證明了凱恩斯財政赤字政策具有很大副作用。中國必須依據馬克思關于國民經濟均衡發展的理論，繼承陳云同志運用“四平”理論治理國民經濟的經驗。有人認為陳云同志的經驗適合計劃經濟而非市場經濟，其實解放初期中國面對的正是市場經濟的爛攤子，尚未實行社會主義改造且私有經濟占相當大比重，失業嚴重、物資短缺和物價失控等困難遠遠超過今天，還同世界頭號強國美國進行著艱苦的抗美援朝戰爭，但是，陳云同志在保持信貸平衡、財政平衡的情況下，成功克服了各種經濟困難并實現了國民經濟高速發展，創造了西方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都無法實現的奇跡。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王偉光撰文指出，無論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都不可避免存在著發生經濟危機的可能性，這是由商品具有的二重性內在矛盾決定的，社會主義必須發揮自身制度的優越性，通過計劃調節加強針對經濟危機的制度建設，才能約束市場經濟的消極面并防止經濟危機。[4] 周期性經濟危機是市場經濟的必然伴生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堅持計劃與市場相結合原則，并且隨著經濟形勢變化靈活調整計劃調節范圍，才能有效防止爆發經濟危機的周期性威脅，抵御西方不時爆發金融和經濟危機的沖擊。凱恩斯主義的宏觀財政赤字和寬松貨幣政策，只能利用債務膨脹暫時推遲、緩解有效需求不足，利用新債務泡沫延緩舊債務泡沫破裂的后遺癥，不能解決只能暫時掩蓋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因而根本無法消除經濟危機爆發的根源，而且財政失衡和通貨膨脹的隱患將會越來越大，推遲和防止危機爆發的效果則會越來越差，最終無法阻止債務泡沫利滾利釀成更大規模的危機。美國走出網絡泡沫衰退不久又爆發更為嚴重的次貸危機，充分說明凱恩斯主義存在“治標不治本”的弊端，因此，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不應只提政府宏觀調控而完全不敢提計劃調節，不應只提借鑒凱恩斯主義的宏觀財政貨幣政策，而不敢提堅持馬克思主義關于經濟危機的科學理論。適當的政府計劃調節非但不會限制市場經濟，非但不會必然降低資源的合理配置和使用效率，還會通過防止周期性經濟危機更好發揮市場積極作用，通過啟動市場閑置資源避免浪費并提高經濟效率。

十年前，筆者所著專著《威脅中國的隱蔽戰爭》，提出中國應借鑒羅斯福實施動員經濟的成功經驗，以應對美國可能爆發金融危機造成全球經濟衰退的危險。羅斯福動員經濟在刺激經濟方面優越于“新政”之處，在于政府對啟動閑置的人力、物力資源使用進行全面規劃，確保刺激和啟動經濟的力度達到充分開工和充分就業程度，避免像“新政”一樣因刺激力度不足反復陷入經濟衰退，美國是依靠動員經濟而非“新政”才最終擺脫了大蕭條的影響。筆者提出中國應建立一種常備不懈應對外來危機沖擊的體制，實施局部動員經濟將計劃調節同市場調節結合起來，并且詳細論述了實施局部動員經濟的步驟和措施，包括對出口銳減導致的閑置產能進行周密調查，通過試驗不同方案摸索適宜的刺激力度，資金投放應嚴格區分實體經濟和泡沫經濟，謹防股市樓市投機導致資源浪費和政策失效。

值得指出，局部動員經濟不排除市場經濟的積極作用，主要將計劃調節用于有限的關鍵性領域，克服市場經濟運轉的宏觀和微觀失靈，目的是更好發揮而不是限制市場經濟的作用。局部動員經濟實施有限計劃調節的目的，是確保或恢復一些關鍵性的宏觀經濟平衡，以及一些具有宏觀影響的微觀供求平衡，絕非試圖解決全部經濟平衡的集中計劃經濟。政府僅在有必要、有把握的一些關鍵性領域，進行局部的計劃調節和宏觀、微觀干預，剩余部分留給市場經濟進行自發調節，這樣很容易達到信息和計算能力要求，即使犯了錯誤還有市場調節補充矯正，能夠促使計劃和市場相互取長補短，不坐視而且靈活矯正彼此存在的明顯缺陷。

新加坡用政府計劃辦法建設大部分居民住宅，因為通過人口數據很容易計算住宅需求，而且房地產價格上漲容易誘發投機加劇供求失衡，形成泡沫過熱造成宏觀失衡和經濟危機，屬于具有重要宏觀影響的關鍵性微觀市場失靈，因此，政府果斷將其納入計劃調節并加強國有企業投資，但是，政府卻明智地將高端住宅和商業房地產，留給市場進行自發調節而不實行政府干預，這樣既能確保絕大多數居民享有廉價優質的住宅，又能避免像其它國家那樣反復出現房地產投機泡沫，由微觀失衡引發一系列宏觀失衡并爆發經濟危機。

中國實施家電下鄉政策像新加坡住宅計劃一樣成效顯著，原因也在于有限計劃調節加強了宏觀與微觀的聯系，促使局部的微觀干預產生了顯著的宏觀經濟效果，這種計劃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原則和成功經驗，應該迅速擴大并推廣到國民經濟的關鍵性領域，如借鑒新加坡住宅計劃經驗滿足居民住宅需要，住宅建設需要巨大投資并能帶動建材、家電等相關行業，政府果斷介入能防止該行業因投機泡沫導致市場失靈，扼殺增長潛力、影響社會穩定并引發宏觀經濟風險。政府有計劃啟動巨大的住宅建設投資，能有效彌補出口銳減造成的生產過剩，防止房地產泡沫與外來危機沖擊產生共振，導致宏觀失衡引發金融危機并影響社會穩定。

科研開發投資也有振興國民經濟的宏觀意義，重大科技進步能催生新興產業并帶動投資熱潮，形成長期發展動力推動經濟走出疲軟低谷。為緩解許多行業的產能過剩和過度競爭，中國應將大量閑置企業、車間改造成科研開發基地，加強關鍵性領域的科研開發推動產業升級，以較少成本將現有科研開發規模擴大數倍，提供大量高質量就業機會利用寶貴知識人才，減少企業裁減技術人員造成的人才浪費，加強新產品、新能源、新材料的開發力度，以跨越式科技進步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更好應對全球經濟動蕩。

解決當前人類面臨的能源、資源、環境危機，迫切需要通過政府扶植實現重大科技突破。科研開發投資能提高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通過節能降耗、降低成本抑制通貨膨脹，優越于凱恩斯“挖坑埋坑”的粗放擴大投資方式，為刺激需求長期擴大低效率投資必然帶來通脹壓力。美國二戰時期政府通過動員經濟大力扶植科研開發，催生一系列新興產業并產生了千百倍的經濟效益。中國政府還應周密規劃、協調各方面的科研力量，加強企業、大學與政府機構之間的分工合作，趁西方經濟危機導致大量人才過剩的有利時機，利用外匯儲備引進國外的關鍵性技術和科研人才，這種“引智創新”模式能以較小代價帶來長期高收益，優越于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或出讓市場換技術。

西方凱恩斯主義的貨幣財政宏觀調控政策，缺乏像計劃調節那樣將宏觀、中觀、微觀聯系起來的機制，不顧微觀效率的“挖坑埋坑”粗放擴大需求方法，長期實行導致刺激生產和就業的效果越來越差，容易引起泡沫投機過熱和嚴重通貨膨脹壓力，結果實施寬松宏觀政策難以擴大就業，實施緊縮宏觀政策難以抑制通貨膨脹，不得不加大緊縮或寬松力度致使宏觀政策漸漸失效，陷入了經濟停滯與通貨膨脹并存的“滯脹”困境。當前中國在財政開支猛增和稅收減少的壓力下，有些政府部門削減科研經費以減輕財政壓力，其實，科研是具有巨大提高效率潛力的生產性投資，美國著名學者赫德森將其稱為廣義社會基礎建設，完全不同于股票證券等虛擬投機性第三產業，自然科學研究能催生新興產業并帶動投資熱潮，形成長期發展動力推動經濟走出疲軟低谷，社會科學研究能推動社會經濟領域的制度創新，維護經濟金融安全并促進和諧社會關系。當前中國擴大內需并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應將科研投資作為社會基礎建設投資的重點，這類投資不會形成產能過剩和閑置公用設施，遠比凱恩斯主義的“挖坑埋坑”更有利于提高經濟效率，有利于中國減少對國外技術依賴并建立自主創新型經濟，提升中國在國際產業價值鏈中的位置和分配份額。

中國既要強調刺激經濟方面“出拳的速度和力度”，也要重視其“準確性、有效性和可持續性”，這樣才能確保寶貴巨額資金不被浪費，持續源源不斷地投入振興經濟的關鍵領域。中國應確保刺激經濟的緊缺資金，準確流向“上繳財稅大戶”和“銀行還貸大戶”，重點扶植國家產業振興規劃培育的新增長點，確保這些戰略性企業的安全生存和穩定發展，防止其遭受全球經濟衰退沖擊導致經營惡化，影響企業還貸、納稅危及金融安全和財政穩定，反過來削弱銀行和財政持續刺激經濟的能力。

倘若采取籠統、粗放的貨幣財政刺激政策，就很難促使投放資金準確流向關鍵性領域，充分調動閑置資源以實現整體經濟經濟增長目標。天量信貸政策難以保證實體經濟持續、健康增長，股市快速反彈不能反映實體經濟復蘇，甚至可能吸引資金拖累實體經濟增長。中國若要實現整體經濟經濟增長預定目標，需要采取可持續、均衡的刺激經濟方式，但是，財政赤字和天量銀行信貸刺激政策只能暫時為之，是具有很大副作用且不可持續的政策措施，可能導致刺激經濟政策彈藥短缺并且后繼乏力。因此，中國迫切需要實現宏觀政策的精確定向化，確保刺激計劃資金準確流向關鍵性實體領域，嚴格限制企業牟利導致資金流向股市，只有實體經濟復蘇引領的股市自然反彈，才能實現股市摒除泡沫的可持續健康發展，股市超前反彈將會透支、拖累實體經濟復蘇。傳統宏觀貨幣政策過于籠統無法進行細致甄別，稍有不慎很可能誘發泡沫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難以持續刺激因泡沫經濟破裂引發的實體經濟衰退。

中國應努力加強宏觀政策與微觀經濟的聯系，如資金投放與刺激計劃緊密掛鉤不準隨意支配，采取特殊信用憑證形式限制企業用于增加采購和就業，經人民銀行等監督機構核實用途后才能支取貼現，杜絕刺激計劃投資、配套貸款被挪用并流向泡沫經濟。中國應有計劃節省經濟刺激政策的彈藥，準備應對全球經濟和出口市場長期動蕩，努力提高經濟刺激配套資金的使用效率，實現宏觀政策的杠桿化和精確定向化，盡量采取財政和央行的定向政策性補貼、貼息，以較少資金作為杠桿撬動更多資源流向關鍵性領域，促使宏觀貨幣財政政策產生更大的乘數效應，并且更準確地落實到產業層面和企業層面。中國應采取謹慎甄別的宏觀貨幣政策，在發放貸款方面仔細區分泡沫投機性資金需求，以及實體經濟維持再生產和技術改造的資金需求，對于前者應該嚴格限制并且實行高利率緊縮政策，而對后者則應積極鼓勵并且實行低利率的寬松優惠政策，不能簡單實行一律從緊或一律放松的政策。

中國不應拘泥于凱恩斯主義的宏觀調控政策，應認識到其財政、貨幣刺激政策的負作用，長期實行將會帶來財政失衡和通貨膨脹的弊端，難以應對特大經濟泡沫破滅后的長期經濟動蕩。 中國應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國民經濟均衡發展理論，繼承陳云同志運用“四平”理論治理經濟的經驗，探索一條在保持財政平衡和信貸平衡的基礎上，根據經濟危機沖擊或主動減少出口造成的市場閑置資源數量，不增發可能造成通貨膨脹的一般貨幣和銀行信貸，而是發放有充分人力、物力資源保證的特殊信用憑證，在政府計劃調節指導下專門用于啟動閑置資源，解決社會就業困難實現充分就業和人力資源平衡，解決企業經營困難提高納稅能力實現財政平衡，改善企業償貸能力實現信貸平衡消除金融風險隱患，充分啟動國內需求持續增長實現外貿、外匯平衡，這樣才能主動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減少對美國依賴，推動立足國內的可持續經濟發展并實現建立和諧社會的目標。

中國為減少外匯順差不應繼續以優惠待遇吸引西方投資，而是應該利用外匯儲備大量收購西方在中國的投資企業。中國應徹底改變以污染環境和消耗資源為代價，向美國大量出口工業產品換取不斷貶值的美元，然后購買美國國債將寶貴儲蓄資金提供給美國，任由美國反過來廉價收購中國戰略性資產的惡性循環。中國應考慮主動運用不斷貶值的美元外匯儲備，贖回被美國企業收購的中國重要國有企業資產，收購控制著中國戰略性行業的跨國公司股份，趁中國在海外上市公司股價被低估的有利時機，利用美元大量回購中國海外上市公司的股份。2009年中投公司收購美國銀行、基金蒙受慘重損失，但依靠對國有大中型企業投資仍然保持了較高贏利，投資中國遠比收購美國的高風險資產更為安全可靠，中國不應輕視、放棄令西方資本垂涎覬覦的本國投資機會。美國限制中國收購美國有價值的企業和資源，但美國無法阻攔中國利用外匯儲備收購國內的外資企業。中國應效仿美國限制外國收購本國有價值的戰略資產，中國不應懼怕美國指責中國違反世貿組織的規定，因為美國從來將國內法律置于國際組織的各種法規之上，美國認為世貿組織的起訴過程繁瑣、漫長不構成威脅，不待最終仲裁有結果美國早已獲得充足經濟利益。美國的國際貿易培訓班甚至教唆同時違反許多世貿組織規定，故意讓貿易對手和仲裁法庭難以處理眾多訴訟案件，有利于拖延法律程序為美國爭取更多的現實經濟利益。

反擊美元霸權制衡美國對華金融戰的軟肋

美國貿易逆差的根源是美國依靠美元霸權濫發貨幣占有各國財富，因此，美國同世界上九十多個國家存在著貿易逆差，其他國家貨幣即使升值大幅度提高了出口商品價格，也不會影響美國依靠成本近乎為零的美元彌補財政、貿易赤字。世界各國解決同美國貿易失衡問題的根本辦法，開展國際合作建立不依賴美元的國際貿易清算體系，并最終在聯合國框架下建立新型超主權國際儲備貨幣，動搖美元霸權從而削弱美國的全球經濟軍事霸權的威脅。

美國是全球經濟失衡和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卻頻頻指責中國，中國雖然堅決反駁并申辯卻難以改變被動局面，但是，2009年中國提出建立超主權新型國際儲備貨幣的主張，直接打中了美國利用美元霸權轉嫁危機代價的要害，立刻贏得了廣泛的國際支持并扭轉了被動局面。2009年3月30日，美國《華盛頓郵報》撰文指出中國的建議將美國推向了被告席，迫使美國放棄傲慢指責別國的態度處于被動辯解的地位。盡管國際上不斷有學者主張建立新型國際儲備貨幣，但中國提出這一主張卻使其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國際影響力，這充分說明中國應該更加積極主動地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

2009年1月，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曾稱奧巴馬認為中國操縱人民幣匯率，美國將通過各種外交手段施壓中國改變匯率政策。但是，2009年3月中國提出建立超主權新型國際儲備貨幣的主張后，蓋特納立即通過多種溝通渠道向中方詢問并表示擔憂，其緊張之態仿佛唯恐美元是壞賬累累的銀行即將遭人擠兌，這種壓力促使蓋特納改變態度公開承認中國并未操縱匯率。但是，在美國放松匯率指責并頻頻表示友好后，中國沒有繼續積極推進建立新型超主權國際貨幣的進程。美國在安撫中國并等待經濟復蘇減輕不利輿論壓力后，又再次以強硬姿態提出中國操縱人民幣匯率的指責，甚至揮舞征收全面關稅大棒使中國再次陷入被威脅境地。

由此可見，中國必須反守為攻才能根本改變被動挨打局面，必須始終牢牢抓住美國利用美元霸權占有各國財富的關鍵，主動聯合世界各國積極推進各種替代美元霸權的方案，從根本上解決美國經濟軍事霸權對世界穩定的威脅。中國建立新型超主權國際儲備貨幣不能僅僅作為長期目標，而應看作爭取在較短時期內付諸實施的現實目標，以應對濫發美元可能導致全球經濟動蕩和通脹壓力的緊迫威脅。考慮到美國在國際貨幣基金內擁有一票否決權，中國應爭取在聯合國框架下建立新型國際儲備貨幣。聯合國委托斯蒂格利茨等著名學者組成的獨立專家小組，也認為新型國際儲備貨幣系統簡單易行，而且有利于防止通貨膨脹和國際貿易失衡等問題，建議聯合國各成員國的領導人盡快展開討論、磋商。

中國應加快推進建立新型超主權國際貨幣的進程，聯合俄羅斯、印度、巴西、印尼等支持中國主張的國家，商議先行建立起一種過渡性的新型超主權國際貨幣，用于多邊的經濟交往和國際貿易計價、結算，以后逐漸擴大適用范圍并吸引更多的國家加入，逐步形成聯合國范圍內眾多國家加入的新型國際貨幣體系。新型的國際儲備貨幣應采取靈活、自愿的原則，不排斥使用美元、歐元等現有的國際儲備貨幣，而是同美元、歐元形成互補的良性競爭關系，同時也不排斥雙邊貨幣互換和長期貿易、投資協定。這樣一方面可以減少美國及受其控制的盟國的反對阻力，另一方面可以讓眾多的新興國家獲得有力的談判籌碼，施加現實壓力迫使美國在發行貨幣方面更加謹慎行事，切實有效反擊美國施壓中國人民幣升值的匯率戰攻勢，形成國際壓力有效制約美國濫發貨幣和操縱匯率的惡劣行為。

當前考慮到眾多發展中國家出口下降和外匯儲備減少的困難，中國應大力推動不依賴美元的雙邊長期協定貿易，擴大實踐證明卓有成效的雙邊貨幣互換協議的規模，促使雙方獲得充足的低成本外匯開展貿易投資活動，開展長期工業化計劃和結構調整方面的深層合作，同雙方擴大市場抵御金融危機的刺激計劃緊密掛鉤，促進新興國家的投資需求和能源、原料供應能力，促使雙方都能獲得廉價充裕的工業品和能源、原料供應。當前全球經濟和國際貿易尚未完全擺脫疲軟狀態，通過寬松貨幣政策和擴大銀行信貸刺激出口的效果有限，企業普遍反映最缺乏的不是資金而是長期穩定出口訂單。中國“一五計劃”期間中蘇的長期貿易投資協議，就是雙邊協議貿易促進工業化蓬勃發展的成功范例。未來即使建立新型國際儲備貨幣之后仍應保留雙邊協議貿易，以利于節制新型國際儲備貨幣的發行并維護幣值穩定。中國廣泛開展不依賴美元的雙邊長期協定貿易，并且同各國的經濟刺激和長期發展計劃建立密切聯系，能夠推動有利于外貿、外匯平衡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中國還可通過這種方式促進國際地緣戰略利益，支援朝鮮、巴基斯坦、中亞和其它缺少美元外匯的國家穩定經濟，有利于維護周邊國家的社會穩定與和平發展的國際環境，共同阻止分裂、恐怖勢力滲透和美國擴張勢力范圍。

廣大發展中國家應積極推進南南貨幣合作和區域貨幣合作，通過雙邊貨幣互換建立不依賴美元的國際貿易結算體系，雙方中央銀行依據可調整固定匯率互換足夠數量的貨幣，以確保雙方在不采用美元計價和結算的情況下，雙方的國際貿易和對外投資活動也能正常進行。這樣能防止匯率自由浮動引發的外匯投機和匯率操縱，減少雙方為賺取和持有美元付出的代價和風險，防止雙方貿易投資活動遭受美元匯率大起大落的干擾，避免美元危機深化造成國際貿易萎縮和本國財產損失。中國已經同俄羅斯、阿根廷等國簽訂了貨幣互換協議，實踐證明這一做法產生了積極的效果。廣大發展中國家還應將雙邊貨幣互換發展為多邊貨幣合作，形成多國參與的不依賴美元的的國際貿易結算體系，為多國協商建立新型過渡性國際儲備貨幣打下基礎。同一地區的多個國家開展區域性貨幣合作，共同出資建立區域性貨幣基金和區域性銀行機構，也有利于促進本地區的經濟發展和金融穩定。廣大發展中國家開展雙邊、多邊和區域性貨幣合作，能夠防止國際金融資本操縱美元匯率制造金融危機，導致發展中國家的實體經濟和國際貿易陷入困境，限制美國利用美元霸權無償占有別國的財富和資源，鞏固、擴大美國在全球的經濟、政治和軍事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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