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別和防范美國隱蔽經濟戰暗器

楊斌著作《美國隱蔽經濟金融戰爭》節選

美國有一個廣泛流傳的笑話，一位醫生碰到了一位經濟學家，彼此交談中談到了醫療事故的風險，這位經濟學家對醫生說，“你們醫生真是殺了不少的人”，那位醫生則回答經濟學家，“確實如此，我們醫生是殺了不少的人，但是，還是沒有你們經濟學家殺的人多”。這個笑話以幽默的方式，深刻地揭示了經濟決策的風險性，醫生畢竟只是誤殺單個病人，而經濟決策者則可能誤殺千百萬人。

美國的《波士頓環球報》曾發表一篇文章，提到了美國經濟學家薩克斯所說的話，薩克斯是美國哈佛大學一位有名的年輕教授，因擅長于復雜數學模型而被譽為“神童”，他曾經受國際貨幣基金的委派前往俄羅斯，協助推行“休克療法”的激進改革方案，其政策方案在實踐中遭到了慘痛失敗之后，薩克斯稱自己“仿佛就像是一位外科醫生”，“用刀切開了病人的肚子之后，才發現原來以為有的東西，實際上一樣也都不存在”。看來薩克斯先生雖犯了錯誤卻也良心未泯，但是，薩克斯參與制定經濟決策的失誤，已經造成了現實中的巨大社會災難，誤殺了數百萬無辜的俄羅斯人民。這篇文章報道的已不是幽默的笑話，而是一個民族的真實歷史悲劇。

    倘若說薩克斯是年輕氣盛、閱歷不深，誤將抽象經濟模型當成了靈丹妙藥，結果出乎意料地誤殺了俄羅斯人，那么委派他的國際貨幣基金的老板們，則是代表了壟斷金融資本集團的利益，早就知道“自由市場促進人類和諧發展”，乃是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理論，大肆宣揚鼓吹不過是用作華麗外衣，來精心包裝其隱蔽經濟戰的暗器罷了。難怪美國勞聯產聯主席斯威尼曾指出，在眾多西方經濟學家的強烈譴責下，國際貨幣基金雖然被迫承認自己推薦的藥方，加深亞洲的金融危機造成了社會惡果，但一年后巴西爆發嚴重金融危機之時，國際貨幣基金推薦的還是同一劑藥方。身居幕后操縱著薩克斯的大老板們，都是老謀深算的國際地緣戰略老手，他們信奉的乃是霸權尋租的現實主義理論。原來薩克斯是先被人騙，然后才用害人藥方去騙人。

由此可見，若要防范美國隱蔽經濟戰的襲擊，避免改革開放過程中的潛伏風險，就必須提高識別美國戰略暗器的能力。美國的戰略暗器之所以容易奏效，原因之一是設計巧妙具有很強的隱蔽性，充分利用自己熟悉市場經濟的優勢，開始時往往利用經濟利益為誘餌，誘騙對手落入圈套后才發動猛攻。美國憑借自己實力雄厚、財大氣粗，能夠以金錢、貿易好處吸引國際對手，如２０世紀７０年代曾以貸款、投資，吸引拉丁美洲國家落入全球化陷阱，邀請一些國家官員學者訪問美國，炫耀美國的財富和物質生活，精心培養蓋達爾等經濟學家，作為傳播和推行戰略暗器的工具，等等。對于來自俄羅斯的官員學者來說，不懂市場經濟只知道“眼前利益”，而精明的美國人熟悉市場經濟，能夠深謀遠慮地“多算計好幾步棋”，待獵物嘗到甜頭放松了警惕之后，再從容不迫地向咽喉要害發動攻勢。

美國戰略暗器容易奏效的另一原因，是借鑒大英帝國操縱輿論的做法，精心炮制了所謂規范經濟學理論體系。１９世紀德國著名經濟學家李斯特曾揭露，英國為了鼓吹損人利己的“世界主義”潮流，精心炮制了“自由貿易”理論體系，巧妙地將破壞別國工業化的錯誤政策，偽裝成有利于全社會利益的正確政策。今天，美國如法炮制的所謂規范經濟理論，也經過巧妙的細致加工真假難辨，既有客觀地描述市場經濟的成分，又有為了謀求壟斷資本的利益，有意歪曲誤導社會輿論的成分。當年李斯特還提到英國曾不惜破費金錢，利用“機密費”操縱各國的社會輿論，以至于德國的眾多學者和新聞記者，都不自覺地站在英國立場上講話。今天，美國作為世界的頭號超級大國，其財力雄厚遠非大英帝國可比，為了重建世界霸權謀求超級利潤，自然也會不惜錢財暗中操縱世界輿論，從“全球化潮流”之如此廣泛流傳，就可領略到美國絲毫不遜于當年的大英帝國。

美國炮制的所謂規范經濟理論體系，迷惑了不少經濟學家紛紛受騙上當，還在于利用貌似嚴謹的科學論證，巧妙地掩蓋了虛偽的謀求私利目的。這些規范經濟理論進行推理之前，往往提出各種各樣的假設條件，似乎僅僅是為了抽象演繹的需要，實際上卻經過了精心篩選設計，因為這樣才能證明事先安排的結論。當善良學者們沉溺于貌似科學的論證時，早已忘記了前提假設根本是荒唐的。譬如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神話，其前提假設是人有小自私而無傷大雅，不存在有意傷害別人的惡劣行徑，無視當年大英帝國的殖民主義掠奪，恰恰正是豪取強奪的“大奸大惡”。西方經濟理論為了表白自己的科學性，還有意聲稱僅僅進行實證性的推理，仿佛考慮道德因素就會影響客觀公正，許多中國經濟學家也為之所欺騙，誤以為西方經濟理論更客觀現實，忘記了正是資本主義的野蠻掠奪，曾經給自己民族造成了巨大災難，忘記了正是馬克思的理論體系，才敢于正視資本主義自私邪惡的現實。

近代以來，美英統治階層特別重視資助學者，用復雜的數學模型證明亞當·斯密理論，通過大量繁瑣復雜的抽象數學演繹，來論證即使是奉行野蠻叢林的競爭規則，自由市場也會自發地矯正各種缺陷，達到社會利益最大化的美妙結局，有意給荒謬的理論披上了偽科學外衣。對于心機不深的善良學者來說，貌似科學的復雜邏輯演繹過程，仿佛提供了充分運用才智的機會，自發實現社會利益最佳狀態的結論，仿佛滿足了自己良心抱負的渴望。難怪閱歷不深的“神童”薩克斯，癡迷于玩弄數學模型洋洋自得，卻在俄羅斯推行“休克療法”遭到慘敗之后，驚呼自己“原來以為有的東西，實際上一樣也都不存在”。倒是美國的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先生，有長期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的豐富閱歷，坦率地說俄羅斯災難正是“過分依賴于經濟學教科書模型所造成的，課本經濟學對教育學生也許是不錯的，但不適于向實施改革的政府提供建議，特別是由于美國模式的教科書，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某種學術學派”。

正因為改革決策關系千百萬人生命，而西方的所謂規范經濟理論布滿陷阱，因此，經濟學家不能滿足于書齋式學術研究，而必須具備像偵探一樣敏銳的頭腦，慎重對待西方的時髦潮流和經濟理論，仔細甄別西方經濟理論的哪些內容，對于我國經濟改革具有較多的借鑒意義，那些屬于為資本主義辯護的庸俗內容，那些屬于壟斷資本蓄意設置的陷阱，那些則屬于危險的隱蔽經濟戰暗器。經濟學家應借鑒偵探破案的方法，不能滿足于建立各種抽象理論假說，只要能自圓其說夸夸其談就算了事，而必須仔細核實前提假設和推理過程，反復求證其能否準確反映客觀現實，絕不沉醉于看似完美的邏輯演繹，因為，盡管可以建立許多漂亮的理論假說，但只有假設和推理都準確反映現實的，才能保證抓住真正兇手而不冤枉好人，才能找到切實解決問題的經濟政策，而不是像薩克斯那樣造成更大經濟災難。

經濟學家還應該借鑒偵探破案的方法，不將自己的思維局限于專業領域，而根據不同案件的具體情況，靈活地借鑒各種學科的方法和手段，包括國際政治、歷史學和心理學等等，充分考慮到社會經濟現象的復雜聯系，凡是實際產生影響的因素都要考慮到，不能因超出了經濟學領域就排除在外，任何理論都可以參考但絕不輕信盲從，應掌握各種理論的適用范圍和局限性，取長補短綜合運用來解決具體問題。經濟學家還應該借鑒偵探破案的工作方法，不滿足于觀察大量表面的客觀現象，急于作出一種似乎合乎邏輯的解釋，而應深入細致地觀察每個微細環節，絕不輕易放過不合邏輯的任何疑點，因為，陰險罪犯往往作出大量表面假象，恰恰一些微小疑點才會露出馬腳，倘若依據一般人的觀察思維習慣，恰恰容易放跑真兇而冤枉好人。例如，國際貨幣基金推薦所謂規范改革藥方時，通過媒體進行了大量官冕堂皇的宣傳，提出種種似乎合乎邏輯的解釋，還有貌似科學的數學模型論證，但是，一旦人們進行深入細致的觀察，就不難發現其中存在種種疑點，以及難以解釋的自相矛盾之處。

中國經濟學家或許習慣于做善良好人，覺得觀察細節懷疑別人似乎不道德，但是，我們雖然應該“害人之心不可有”，卻也必須“防人之心不可無”，一百年來中華民族經歷的痛苦磨難，俄羅斯遭遇巨大社會經濟災難的事實，說明現實世界就是非常復雜殘酷的。中國經濟學家向往著寧靜和諧的生活，喜歡“市場促進和諧發展”的理論，但是，美國統治階層信奉的主流國際政治理論，正是將和諧發展視為“理想主義空想”，崇尚不擇手段競爭的現實主義理論。從美英國際戰略家公開發表的著作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其謀求霸權的野心，看到其將經濟文化交流改造成戰略武器的謀略，甚至看到其顛覆分裂中國的戰略意圖。顯然，不需要中國人妄加任何的猜測和推斷，西方政治家自己已清楚暴露了戰略動機，就仿佛我們面對著敵視中國的對手，公開聲稱將采取各種手腕對付我們，甚至公開了自己搞陰謀破壞別國的前科，倘若我們對此視而不見無動于衷，蒙起眼睛一心作“善良的羔羊”，還擔心懷疑別人就會冤枉好人，那么遲早必將成為“豺狼喜愛的美餐”。

中國經濟學家不能沉溺于書齋之中，滿足于欣賞傳播西方的規范經濟理論，陶醉于論述市場如何美妙的數學模型之中，因為，經濟學家既然有“經世濟民”之責任，就必須具有洞悉世界風云變幻之眼光，具備識別美國隱蔽經濟戰暗器之能力。特別應指出，正像前蘇聯慘遭瓦解的教訓一樣，即使高層領導人和國家安全部門，比較經濟學家來說或許經濟知識更少，也更難以識別西方的隱蔽經濟戰暗器，倘若我們甘心作缺少心眼的善良人，誰來維護國家利益不受陰謀危害呢？我們不僅應掌握必要的經濟學知識，還應熟悉西方統治階層的思維方式，了解真正支配其決策的地緣戰略思想，這樣才能看穿西方設置的經濟理論陷阱，及時根據美國的戰略利益動機和行為，準確判斷美國謀求霸權的國際戰略攻勢，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其隱蔽經濟戰偷襲，消除改革開放中潛伏的風險隱患，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和廣大人民利益。

中國經濟學家必須更加成熟起來，具備像偵探般復雜敏銳的頭腦，學會觀察現實中存在的微細證據，發現兇手偶爾無意露出的馬腳，根據有前科兇犯的行為和言行，掌握兇犯的心理動機和思維方式，這樣才能準確推測罪犯策劃的預謀，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罪犯侵犯自身利益。這方面，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前雇員彼得·施瓦茨，為我們上了極為生動的一課，或許能幫助我們成長為合格的偵探。他在撰寫的《勝利》一書的序言中，曾經以洋洋得意的口氣說道，“談論前蘇聯崩潰而不知道美國秘密戰略的作用，就像調查一件神秘突然死亡案子而不考慮謀殺。死亡的原因究竟何在？病人吃的是真正對癥的藥方嗎？死亡事件是否存在著特殊反常和預謀？”

難能可貴的是，施瓦茨作為中央情報局經驗豐富的老手，一眼就看出了善良人容易犯的錯誤，中國人面對訓練有素的老師的坦率指點，不能再像粗心大意的偵探一樣了，調查神秘死亡案件卻絲毫不考慮謀殺，也不懷疑存在著預謀和病人吃錯了藥方。當然，我們也不應真的將施瓦茨當做老師，因為，了解一些犯罪心理學的人都知道，罪犯能夠從炫耀自己智慧的機會中，獲得極大的自我陶醉和心理滿足。倘若中國經濟學家不能成熟起來，擁有一個像偵探般復雜敏銳的頭腦，沉溺于脫離現實的抽象經濟模型，盲目崇拜西方的所謂規范經濟理論，那么，就很可能成為遭到施瓦茨嘲笑的人，成為替公開招認的兇手申辯的善良被害者，或為有意開錯藥方的醫生辯護的倒霉病人。

中國知識分子還應警惕美國通過文化交流，發動動搖我們制度信心的“攻心戰”。許多經濟學家大量運用西方的規范經濟理論，來指導和設計中國經濟改革的各種方案，他們隱晦地假設似乎西方擁有巨大財富，就證明這些國家市場經濟模式的成功，因而應該成為中國改革的效仿目標，最富裕的美國倡導的規范經濟學理論，乃是關于市場經濟運行的知識精華，因而也是指導中國改革的最權威理論，優越于中國土生土長的不規范做法。但實際上，許多經濟學家不自覺作出這種暗含假設，恰恰容易誤中美國“攻心戰”設置的陷阱，不知不覺中像俄羅斯的蓋達爾等人一樣，成為美國隱蔽經濟戰暗器的傳播工具。

２０世紀７０年代，美國國際戰略家倡導的“緩和”戰略，明確提出將貿易、投資和經濟文化交流，改造成支配世界格局的新戰略武器網絡?！秳倮饭_的美國瓦解前蘇聯秘密戰爭，重點放在通過“軟硬兼施”的軟戰爭，動搖前蘇聯領導人對自身制度的信心，戈爾巴喬夫也正是因此而誤入歧途。這充分說明對于社會主義制度的信心，直接關系到改革道路的選擇是否正確，也直接關系到國家民族的興衰存亡。中國的政府官員和學者應邀訪問西方，不應該盲目地崇拜羨慕西方擁有的財富，忘記同自己民族遭遇和先輩血淚的關系，也不應忘記當年國人旅外遭受的屈辱待遇，不應忘記其享受的優厚物質生活待遇，正是來自新中國的國力強盛和地位提高。

留學西方的中國新老一代經濟學家，對待西方經濟學的不同態度深值回味。新中國培養的許多著名經濟學家，盡管也曾堅定信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甚至對西方經濟學曾持有盲目批判態度，但是，一旦訪問西方享受到優越的物質生活待遇，頓時改變信仰深深迷戀于西方經濟學理論，仿佛西方財富并非來自掠奪而是抽象模型。但是，當年留學西方的老一輩中國經濟學家，雖然學習的也是西方的市場經濟理論，還面對著舊中國同西方的更大經濟差距，卻反而拋棄西方理論相信了馬克思主義，許多出身豪門的留學生還被改造成了共產黨，回國后不惜舍生忘死投身于革命事業。

我國老一輩著名經濟學家陳岱蓀等人，曾撰文批判過盲目照搬西方經濟學的傾向，許多新一代經濟學家對此深感難以理解，甚至還指責陳岱蓀先生過于落后保守。他們曾經下鄉下干校吃過極左思潮的苦頭，后來訪問西方才打開眼界驟然解放思想，深深奇怪老一輩人為何如此頑固不化。殊不知，陳岱蓀等老一輩學者雖然也曾“挨過不少整”，甚至還曾被化右派吃苦遠遠超過了年輕人，但是，他們畢竟經歷過新舊中國的百年滄桑巨變，親身品嘗過遭受洋人歧視的屈辱和痛苦，還曾深入研究西方理論并思考中國命運，不會輕易為西方財富和經濟理論所迷惑，更不會因個人恩怨就抹殺新中國的輝煌成就，抹殺根本改變中華民族命運的時代進步，幻想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就能迅速致富，這一點他們比僅僅了解放區生活和革命戰爭，而不熟悉舊中國資本主義的老干部還要堅定。

陳岱蓀先生生前早就曾撰文指出，以前中國有盲目排斥西方經濟學的傾向，完全忽略了其包含的不少合理東西，也忽略了西方戰后“黃金時期”的改良，但現在又出現了盲目崇拜西方經濟學傾向，還深刻指出美國自己暗中奉行國家干預政策，卻鼓吹新自由主義理論誤導第三世界國家，有些中國人誤將其作為所謂規范經濟學理論，來指導中國改革很可能產生巨大的危害。許多新一代中國經濟學家曾對此深不以為然，甚至有人還將陳岱蓀先生的語重心長，當做了受“極左思潮”影響的思想僵化，但是，現在聽一聽薩克斯茫然若失的坦率懺悔，聽一聽斯蒂格利茨對“華盛頓共識”的批判，看一看拉美和俄羅斯經歷的巨大社會災難，我們不難領悟到陳岱蓀先生的遠見卓識，贊嘆他關心國家不追隨潮流的的學者風度。［３８］

誠然，有些經濟學家對市場經濟并不熟悉，感覺到弄懂西方經濟學已經非常困難，因此，很容易被其貌似深奧的抽象理論所迷惑，希望國際權威組織的建議來指點迷津，當年戈爾巴喬夫、沙塔林和蓋達爾等人，也是出于類似心情誤入了美國的陷阱。有些經濟學家從羨慕西方巨大財富，進而急于求成地希望效仿其經濟模式，還不加甄別地直接照搬西方經濟學理論，來直接設計中國經濟改革的各種方案。但實際上，這些人的隱含假設是不能成立的，“富裕之邦”并非就是“真理之地”，巨大財富并不能證明西方制度成功，也不能證明西方經濟學就是正確的，西方國家流行的各種經濟學理論，雖然也有正確反映經濟規律的成分，但是，也有為資本主義辯護的庸俗成分，還有西方蓄意設置的種種陷阱。因此，我們對于西方的各種經濟學理論，必須進行深入細致的科學分析，去蕪存菁地借鑒其合理內容，謹防為美國隱蔽經濟戰暗器所傷害。

對于西方經濟學的種種基本概念，諸如市場、競爭、開放和自由進入，我們應該采取辯證而不教條的態度，既要認識和利用其具有的積極作用，也要看到和避免其具有的消極作用。有些人設計中國經濟改革的方案，直接從西方經濟學基本概念出發，將競爭、開放或自由進入等絕對化，奉若市場經濟不可動搖的基本公理，仿佛違反了就達不到社會最佳狀態，而遵循這些原則就意味著社會利益。但實際上，西方經濟學的帕累托社會最佳結論，是在精心選擇的不現實假設下作出的，目的是促進資本利益而不是社會利益，因此，倘若我們盲目地遵循西方經濟學的教條，恰恰無法充分發掘市場經濟的潛力，達到爭取整個社會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反而會落入西方蓄意設置的陷阱之中。

我們思考和設計中國經濟改革的方案，應該將人民利益和“三個有利于”，作為考慮問題的出發點和最高原則，還應確保自己的隱含假設和推理過程，盡量接近符合中國國情的客觀現實。我們對于市場經濟的種種基本概念，既要進行積極穩妥的改革探索，充分發揮其促進社會利益的正效應，也要辯證地認識到其內在的局限性，采取措施遏制其潛在的負效應，如將市場、競爭等作為辯證利用的手段，發揮其督促企業改善經營的積極作用，同時也應限制盲目競爭的潛在危害，如造成重復建設和社會資源浪費，大量積累甚至會誘發經濟危機等等。我們還必須認識到盲目模仿西方的危害，特別是私有制等資本主義的基本理念，同社會主義制度存在著根本性矛盾，只能謹慎地在適當范圍內加以利用，而絕不能為了遵循西方規范而輕率照搬，否則就可能動搖社會主義制度的根基，動搖自身的經濟基礎和各種制度政策，產生一系列復雜的異體排斥反應，甚至會導致社會經濟崩潰的致命后果。

日本經濟學家小官隆太郎曾經說，公有制乃是“中國建國的基本理念。這個基本理念是應當被維護的，在這一點上，我認為是不應該妥協的”。盡管對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來說，私有制天然是市場經濟的基本理念，歷史上曾經促進了西方的財富積累，但是，恰恰是私有制產生的種種歷史弊端，才迫使中國選擇了社會主義的救國道路。對于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無論是生產力、經濟基礎或上層建筑，恰恰都是建立在公有制的基本理念之上，倘若我們對于這樣的根本性制度基礎，也為了貪圖小利而盲目模仿西方，就很可能“得磚瓦而毀大廈”，仿佛“千里長堤毀于蟻穴”，導致社會生產力遭到巨大的破壞，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也發生全面崩潰。我們應時刻牢記資本主義的掠奪歷史，以及舊中國淪為西方列強附庸的不幸遭遇，必須意識到一旦為美國誘惑放棄了戒心，輕率放棄曾挽救中國命運的自身制度優勢，放棄“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成功經驗，盲目地聽從國際經濟組織的所謂權威建議，就很可能貿然闖入布滿著陷阱的風險地帶，甚至像戈爾巴喬夫和蓋達爾等人一樣，因缺少經驗盲從西方規范藥方而遭毀滅。［３９］

二、   如何避免改革開放中的潛伏風險

    經濟改革和決策領域具有巨大潛在風險，不僅由于存在著西方國家的蓄意誤導，還因為經濟制度創新具有特殊的復雜性，經濟學仍然屬于不成熟的年輕學科。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社會經濟現象，屬于最高級、最復雜的物質運動形式，各種經濟理論在反映客觀規律方面，仍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不穩定性。但是，人們往往忽視社會經濟領域的復雜性，認為經濟理論、經濟模式或經濟制度，具有跨越時空條件的普遍適用性，西方經濟理論、制度就像機械設備一樣，無論移植任何地方都能有效地運轉，特別是存在美國蓄意利誘和誤導的情況下，許多人思想簡單難以理解經濟規律復雜性，更容易落入美國隱蔽經濟戰設置的陷阱。因此，我們為了避免改革開放中的潛伏風險，除了提高對美國隱蔽經濟戰的警惕之外，還必須改善我們經濟工作的思想方法，提高辯證地認識客觀經濟規律的能力。

由于經濟現象是錯綜復雜和千變萬化的，我們進行理論研究必然遇到很大困難，有時建立了成功解釋某種經濟現象的理論，但是卻難以用來解釋另外一種經濟現象，某種理論在特定范圍內獲得了充分事實證明，但是，在不同的環境、地點和客觀條件下就失效了。對于經濟學家來說，重要的似乎不僅是知道自己掌握的理論，還有知道這些理論的適用范圍和局限性，也就是說，知道自己的“無知”與“知”是同樣重要。社會經濟現象是如此的復雜多變，無論多么深奧的理論也無法比擬。斯蒂格利茨先生長期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他認為沒有統一適用的理論模型，只能根據具體國情建立不同模型，西方經濟理論雖有教學和認識價值，但不適合于作為設計改革方案的依據。這就仿佛是偵探破不同案子的時候，雖可借鑒卻無法照搬以前案子的經驗，無論為了以前案子建立的假說，曾經是多么的完滿無瑕和準確無誤，仍必須根據新案情建立新的假說，還必須重新求證假設和推理的正確性，否則隨時都可能抓錯兇手和冤枉好人。

顯然，我們設計改革方案不能從理論出發，而必須從人民利益和具體國情出發。早在２０世紀４０年代陳云同志總結工作經驗時，就曾提出了“不唯書、不唯上、只唯實”，也就是說我們作工作必須從實際出發，而不能單憑書本理論和看領導臉色行事。今天當我們面臨著美國的隱蔽經濟戰威脅，也許還應該加上一條“不唯洋”，以糾正盲目崇拜西方理論的錯誤傾向。新中國成立后，陳云同志曾長期領導經濟工作，一貫堅持這種謹慎求實的科學態度，因而總是以較少失誤出色完成黨的任務。難能可貴的是，當舉國上下都頭腦發熱，多次出現“左傾”冒進錯誤時，陳云同志仍堅持自己的正確看法，還為糾正“左傾”錯誤作了大量工作。解放后前３０年，盡管有“大躍進”和“文革”的錯誤，但是，新中國仍取得了輝煌的建設成就，因此，陳云同志領導經濟工作的時期，就顯得更加成績突出和功不可沒。

今天我們面臨更為復雜的改革重任，仍應繼承陳云同志的科學嚴謹工作方法，以更好認識客觀規律和避免改革風險。其實，當年的“左”不僅僅是意識形態的錯誤，同簡單的思想方法也有很大關系?；叵胍幌?，人們犯錯誤往往不是在困難時期，而恰恰是取得了很大工作成績，簡單、片面地總結成功的經驗，出現盲目樂觀和頭腦發熱之時。社會經濟現象是錯綜復雜、千變萬化的，而許多領導干部和群眾的的思維方式，往往具有簡單、片面、直線的缺點，特別是在嘗到一些好處甜頭之后，就容易自滿樂觀和急于求成，放棄謹慎求實態度和必要的警惕性。例如，新中國剛成立之時面臨著重重困難，既有舊中國遺留的嚴重通貨膨脹和失業，還有抗美援朝戰爭和美國封鎖遏制的壓力，但是，由于陳云同志穩妥求實地指導了經濟工作，卻取得了“恢復時期”和“一五時期”的輝煌成就，反而恰恰就在大好經濟形勢下，領導人和群眾頭腦發熱犯了“大躍進”的錯誤。改革開放后出現的種種社會痛苦，也不是發生在謹慎探索的改革初期，而恰恰是發生在取得了巨大成就之后，人們采取簡單的直線或慣性思維方式，忽視了市場經濟調節的盲目性的時期。

陳云同志重視“全面”的客觀思維方式，他說，“我們觀察、分析和解決問題的方法，是唯物辯證法，從實際出發。從實際出發的關鍵是，從片面的實際出發，還是從全面的實際出發？有些同志不花時間弄清全面情況，弄清事物的本質，而是看到一些現象，就想當然，發議論，作結論，這是十分有害的。所以，重要的是要把實際看完全，把情況弄清楚，其次是決定政策，解決問題”。在出現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的挫折之后，陳云同志重新闡述和發揮了這一觀點，指出急于求成的片面思維的危害，還批評許多領導不深入思考盲目跟風的陋習。

２０世紀５０年代陳云主持經濟工作的時期，提出了“全面”、“比較”、“反復”的方法，１９６２年調整時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他進一步詳細闡述了這六個字的認識方法。陳云同志說，“全面。我們犯錯誤，就是因為不根據客觀事實辦事。但犯錯誤的人，并不都是沒有一點事實根據的，而是把片面當成了全面”，他還說，看問題容易產生片面性，比如這個茶杯放在桌子上，兩邊的人各看到一面，都是片面的。兩人只有都不固執己見，相互虛心地交換意見，才能將問題看得更全面。

陳云同志強調要多聽不同意見，通過相互磋商和交換不同意見，消除意見分歧和使看法全面起來，他還說即使沒有反對意見，也不妨多作些假設，從反面和各個側面來考慮問題，并且研究各種條件和可能性。陳云同志還指出了片面的危害性，如打仗、看病或經濟工作，可能導致戰爭失敗或將病人治死，經濟工作則會造成巨大損失。

陳云同志還說，“比較。研究問題，制訂政策，決定計劃，要把各種方案拿來比較。在比較的時候，不但要和現行的作比較，和過去的作比較，還要和外國的作比較。這樣進行多方面的比較，可以把情況弄得更清楚，判斷得更準確。多比較，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陳云同志還說，“反復。作了比較之后，不要馬上決定問題，還要進行反復考慮。對于有些問題的決定，當時看來是正確的，但是過了一個時期就可能發現不正確，或者不完全正確。因此，決定問題不要太匆忙，要留一個反復考慮的時間，最好過一個時候再看看，然后再作決定”。由于陳云同志主持經濟工作時期，采取了上述科學嚴謹的思想方法，因此，經濟決策中很少失誤成績突出。當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決策的制訂，都是關系國家生死存亡的重大問題，我們更應該繼承陳云同志的寶貴經驗，繼承他謹慎求實和細致周密的工作方法。［４０］

當前，我們進行改革和防范美國“攻心戰”，都應采取陳云同志的全面分析方法。有些人盲目地相信西方規范經濟理論，還理所當然地將其作為改革的依據，很大程度上是誤以為西方巨大財富，已無庸置疑地證明了西方模式的優越性，但是，倘若我們采取陳云同志的全面分析方法，就會發現事情遠遠沒有那么簡單。不錯，中西方之間仍然存在著巨大經濟差距，但是，一旦進行動態的和全方位的分析比較，我們恰恰就會發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已大大縮小了中西方之間的歷史差距。倘若我們僅僅將眼睛盯著西方發達國家，似乎會覺得資本主義制度就意味著富裕，但是，一旦深入地考察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就會發現資本主義國家之間也差距懸殊，還有大批極端貧困的發展中資本主義國家，而少數西方發達國家擁有的巨大財富，恰恰是建立在新老殖民主義的掠奪基礎上的。倘若我們陶醉于西方的熱情邀請款待，無疑會覺得資本主義已發生了本質變化，但是，一旦深入研究西方“緩和”戰略著作，看一看《勝利》一書作者的坦率表白，回想一下當年中國留學生的不同遭遇，就會體會到西方熱情款待并非免費午餐，正常文化經濟交流背后藏有深謀遠慮。倘若廣大干部群眾都養成全面比較的習慣，就會自覺地珍惜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克服急于求富盲目效仿西方的沖動，避免重蹈戈爾巴喬夫改革失敗的覆轍。

美國推薦的規范改革藥方特別能迷惑人，原因之一在于并非完全沒有道理，而是蓄意強調某種片面的合理性，包括市場機制、競爭和對外開放等等，殊不知具有合理性的東西強調過了頭，也就巧妙地被改造成了害人的暗器。識破和防范美國這類暗器的重要方法，是提高警惕運用全面的辯證分析方法。譬如，國際貨幣基金向俄羅斯、東南亞提供改革藥方，都規定推行嚴厲的財政、金融緊縮政策，據說是為了不惜代價控制通貨膨脹，還聲稱物價穩定和社會就業不可兼得。但是，陳云同志曾運用全面統籌兼顧的方法，很好處理了治理通貨膨脹和失業的矛盾。當年新中國曾面臨惡性通貨膨脹，還有高達３０％的嚴重社會失業，私營工商業尚未改造國家控制力弱，特別是建國不久又爆發抗美援朝戰爭，但就是在這種困難的形勢下，陳云同志負責主持全國財經工作，不僅成功地治理了通貨膨脹和失業，還促進了恢復時期的經濟高速增長，保證了抗美援朝戰爭的順利進行。這充分說明陳云同志的全面統籌兼顧方法，是防范西方理論蓄意強調片面合理性，暗中鍛造隱蔽經濟戰暗器的解毒良藥。

解放初，存在著舊中國遺留的嚴重通貨膨脹和失業，政府實行貨幣改革壓縮了貨幣供應量，雖然物價上漲勢頭趨于緩和，卻出現了工商業蕭條和失業增長。陳云同志認為，通貨膨脹和失業都危害了人民利益，為人民服務的政府都不能漠然視之，“現在我們管理國家，人民有無飯吃就成了我們的責任”。陳云同志深入調查實際經濟情況，非常關心私營工商業和工人的困難，還根據經濟形勢和市場供求的變化，反復地調整貨幣政策的‘松緊’力度，一旦發現物資供應緊張和物價趨升，就及時地適度‘緊縮銀根’，一旦發現市場疲軟和物資滯銷，又及時適度‘放松銀根’，增加貸款收購滯銷物資，用于恢復遭到戰爭破壞的經濟基礎，兩年中貨幣信貸政策就有‘三緊三松’，結果同時克服了嚴重通貨膨脹和失業。這種作法體現了全面統籌兼顧的思想，就仿佛駕駛汽車只偏向道路的一邊，雖然能避開了汽車撞到山上的危險，卻會增加汽車翻到山溝里的危險，因此司機需要不停地左右擺動著方向盤。一位曾獲諾貝爾獎金的美國經濟學家，了解到中國曾經在解放初和改革初期，成功地同時戰勝了通貨膨脹和失業，稱贊說“誰能解釋中國的成功，就能獲得諾貝爾獎金”。的確，陳云同志的全面辯證兼顧方法，雖然沒有深奧理論和抽象數學模型，實踐效果卻遠遠超過了西方規范理論。

我們防范美國隱蔽經濟戰暗器的襲擊，必須提高廣大干部群眾的辯證思維能力，揭露其用片面合理性掩蓋破壞性的偽裝。美國推薦的規范經濟理論和改革藥方，仿佛是主張市場、競爭、開放等等，但卻僅僅強調其合理性而忽視弊病，蓄意將其‘絕對化’和‘教條化’，這樣塑造出一個自由市場經濟神話，就將本來具有辯證合理性的東西，巧妙地改造成了隱蔽經濟戰的暗器，具有很強的迷惑人能力和破壞威力。美國曾深受過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之害，飽嘗過大蕭條導致嚴重社會失業之苦，還上過英國“自由貿易”理論的當，如今卻大肆鼓吹“新自由主義理論”，公開主張回歸到亞當·斯密時代，目的正是利用市場機制的盲目力量，蓄意制造打擊國際對手的經濟危機，誘惑第三世界放棄保護敞開大門，任憑實力雄厚的西方跨國公司占領。

令人遺憾的是，人們的思維方式往往容易產生片面性，容易忽視現實復雜性而將問題簡單化，容易根據局部的或短期的實際體驗，進行直線的或慣性的推理作出結論。許多人感到辯證地思考問題很吃力，往往為了擺脫內心的困惑和矛盾，趨向于接受一種簡單明了的東西，特別是存在著一定利益好處誘惑時，更容易思想簡單忽略潛在的風險。大家知道，騙子善于人們的心理和思維弱點，制造種種假象迷惑人們受騙上當。美國策劃秘密戰略的“攻心戰”，也正是利用人們的這種心理弱點，制造表面假象和利誘來迷惑人們，吞下其自殺性的規范理論和改革藥方。

中國曾在西方列強威逼下被迫開放門戶，飽嘗過依附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之苦，為了挽救國家危亡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因此，解放初人們往往容易牢記舊社會之苦，而忽視了市場經濟還存在許多合理的東西。特別是工業化建設取得巨大成就后，干部群眾的社會主義熱情空前高漲，很容易產生一種盲目的樂觀情緒，簡單地認為“左”的就是社會主義的東西，甚至“文化革命”等左傾錯誤思潮中，否定了自己建設社會主義的成功經驗，還誤以為是在“反對復辟資本主義”。也許一百年來中國遭受的苦難過于深重，人們容易通過直線或慣性的思維方式，認為危險就是“吃二茬苦”和“受二茬罪”，結果反而受了大量“左傾”錯誤之罪。

現在有人為改革開放的成就而歡欣鼓舞，仿佛這一切都是“市場加開放”帶來的，模仿西方規范市場模式就能更快富裕起來，不自覺否定了本國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甚至１９９２年的泡沫經濟和盲目開放區熱，造成了遠遠超過計劃經濟的數千億元損失，還在責怪問題都是舊體制僵化造成的，仿佛市場經濟就是解決問題的“靈丹妙藥”，忘記了資本主義數百年的頻繁經濟危機，忘記了舊中國也曾經有過開放的市場經濟，股份制、公司制企業和跨國公司一應俱全，中國卻始終未能實現工業化挽救國家命運，正是依靠公有制企業建立的現代大工業，才為我們贏得了平等擴大開放的國際地位，這些人認為加快改革開放就能解決一切問題，甚至看到出現大量“三個不利于”現象，看到俄羅斯私有化形成了寡頭家族的統治，還認為這是改革中必須付出的社會代價，就像當年認為危險就是復辟資本主義一樣，再次認為惟一危險就是來自“左”的錯誤。殊不知，除了意識形態的不同外衣之外，上述兩種人的思維方式何其相似，同樣都犯了思想簡單粗心大意，習慣于直線或慣性的思維的錯誤。

當年曾經犯過“左傾”錯誤的許多同志，忘記了曾狠批過“價值規律的盲目性”，一轉眼又主張同西方規范市場經濟接軌。與此相比，陳云同志早在１９５６年就曾提出了“補充論”，指出在堅持政府計劃和國有經濟的同時，還需要無政府的市場和個體經濟作補充，現在看來這種辯證思想確實難能可貴。２０世紀８０年代，陳云同志贊成擴大市場調節的改革思路，但指出仍必須堅持“計劃與市場相結合”，還形象地比喻為“鳥與籠子的關系”，有人誤認為陳云同志想限制市場作用，其實，陳云同志強調的是計劃與市場的辯證關系，他認為“籠子”應大小適當經常調整，既讓鳥兒有自由又保證它不飛走，因為鳥兒和市場本身都并不是目的，關鍵是要保證鳥兒和市場為人民服務。換言之，許多鳥兒有靈性養熟了就不飛走，不要籠子也是完全可以的，但對許多種鳥兒就必須有籠子才行。有人相信了西方的新自由主義理論，也跟著宣傳私有制和自由市場的神話，殊不知，這仿佛是猛獸主張的野蠻叢林競爭，目的是保證豺狼享有充分的吃人自由，顯然只有把猛獸關在籠子或保護區里，才能保證人類自己不被猛獸吃掉。倘若我們不辯證看待市場經濟的利弊，也很可能成為被猛獸吞食的犧牲品。［４１］

 對于“計劃與市場”、“開放與保護”、“緊縮與放松”、“物價穩定與充分就業”，我們不應該采取片面思維方式，將任何一面絕對化對立起來，而應采取全面辯證兼顧的方法，相互取長補短形成統一和諧關系，因為，對立雙方都各有優缺點和局限性，全面兼顧遠遠優越于片面強調一面，這樣才能兼得雙贏而避免風險，才能更好地全面維護人民的利益。當然，我們在處理改革中的各種矛盾，出現一些偏差是難以避免的，但是，我們應該善于總結經驗教訓，采取謹慎求實的辯證思維方式，避免簡單片面或直線慣性的思維，及時地進行雙向的辯證調整，就仿佛像善于駕車的熟練司機一樣，及時地左右靈活調整汽車方向盤，而不要像缺乏經驗的汽車司機一樣，總是過于偏向一邊吃苦頭之后，又重犯過于偏向另一邊的錯誤。

人們的片面、簡單和慣性的思維方式，還導致了改革開放的一些其它誤區。例如，過去有些人簡單地認為資本家剝削工人，私營企業甚至個體企業也必須取消，現在一看到西方富裕就忘記了掠奪史，還相信了西方宣揚的科斯產權定律，簡單地認為公有產權實際上是無人關心，產權界定不明晰必然導致效率低下，公開主張寄希望于發展非公有制企業，忘記了無數人曾為公有制舍生忘死奮斗，解放后創造的工業化和社會保障奇跡，曾極大激發了人民的社會主義熱情，甚至還是當年人們為了維護社會主義，思想簡單不作深入細致的科學分析，犯文化大革命等荒唐錯誤的原因之一。

過去有人甚至將進口西方機器視為“洋奴”，仿佛一切都自己制造才是自力更生，現在仍然不懂“開放與保護”的辯證關系，還慣性地認為“越開放就必然好處越大”，將“擴大開放”重新變成了僵化的教條，無視外國對民族工業沖擊造成的種種惡果，也忘記了舊中國融入西方全球化體系的痛苦，還將前３０年在美國冷戰封鎖遏制下，自力更生的成就也貶低為“閉關自守”，忘記了２０世紀８０年代的“開放與保護”的辯證結合，才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真正成功經驗，不懂得西方國家保護民族工業的歷史經驗，不知道第三世界落入全球化陷阱的悲慘遭遇，不區分加強經濟聯系與全球化的區別，主張中國積極融入美國倡導的全球化潮流。

過去有人將陳云同志的謹慎穩妥斥為保守，支持建設規模超過國力的“大躍進”，現在卻忘記了市場經濟盲目調節弊病，無視建設規模小于實際國力的危害，反對政府擴大基礎建設的干預措施。過去有人指責陳云同志根據國內形勢的變化，提出應該將工作重點從階級斗爭轉向經濟建設，將他積極使用資方人員視為搞資本主義，否定他為和平贖賣民族資本階級所作貢獻，這些人還曾犯過階級斗爭擴大化的錯誤，慣性地認為惟一危險就是再“吃二茬苦”，否定解放后犯過“大躍進”等錯誤，還將調整時期糾正錯誤視為“復辟資本主義”，后來文化革命中當造反派或也受過些苦，現在卻又否定前３０年取得的輝煌成就，忘記了扭轉中國命運的工業化豐功偉績，仿佛大家所作的一切除了“整人還是整人”，又慣性地認為“左傾”仍是惟一危險，還“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繩”，將堅持社會主義也斥責為左傾思潮，等等。

由于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輝煌成就，中國政府官員和學者享有很高威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隨著人們對改革成就的承認，許多干部學者也產生了盲目樂觀情緒，特別是隨著西方規范經濟理論的流行，許多學者覺得已掌握了市場經濟規律，認為應依據西方規范理論搞系統改革，還將本國“摸著石頭過河”的成功經驗，貶低為“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但是，許多人還沒有意識到，就在他們認為信心大為增強之時，隨著改革措施越來越接近西方規范理論，改革開放中卻面臨著越來越多難題，出現了許多“三個不利于”的現象，造成了越來越多的種種社會痛苦，這一切恰恰不符合中國改革的成功歷程，反而同俄羅斯爆發經濟危機前的癥狀，出現了越來越多令人不安的相似。倘若這些痛苦發生在改革開放的初期，毫不疑問會遭到黨內外的強烈反對，改革開放大業也許早已“胎死腹中”。

正如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先生所說，現在該是我們反思一下改革藥方的時候了。倘若我們仍對這一切絲毫不作認真反省，中國經濟學家享有的很高社會聲望，可能會“大打折扣”或“半途夭折”。我們不應忘記當年蓋達爾、丘拜斯等人，曾因主張全盤效仿西方國家的改革，迎合民眾急于求富心理獲得過廣泛支持，如今卻變得名譽掃地遭到了萬人唾罵。俄羅斯報紙曾刊載一條有趣的報道，有個長像頗為相似蓋達爾的年輕人，上街時突然遭到了民眾的圍攻痛打，他開始不知所措后來卻驟然醒悟過來，大聲呼叫“我不是蓋達爾、我不是蓋達爾”。蓋達爾、丘拜斯盲目崇拜西方規范理論，無意中竟成了美國幫兇和民族罪人。中國經濟學家必須正視的是，古人云“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倘若他們不能繼續造福于民眾，反而讓民眾承受越來越多痛苦，蓋達爾成為“過街老鼠的日子”，很可能也有一天降臨到自己身上。

其實，中國經濟學家具有非常遠大的前程，他們曾經在更為困難的經濟形勢下，創造過舉世矚目的輝煌改革業績，只要他們善于不斷地總結實踐經驗，改善辯證認識客觀經濟規律的能力，吸取俄羅斯上當受騙誤入歧途的教訓，提高識別美國隱蔽經濟戰暗器的能力，他們非但不會重新步“蓋達爾的后塵”，還會成為保衛祖國的“軟戰爭”衛士。毫無疑問，中國經濟學家具備這樣的良知和魄力，他們作為“孫子兵法”偉大謀略的后代傳人，雖然沒有謀求霸權的“害人之心”，也不乏祖先創造保家衛國的謀略之道，還有挺身而出捍衛祖國的光榮傳統。他們今天應作的不只是“紙上談兵”，還應承擔起保衛國家安全的神圣責任，因為，正像昔日反抗帝國主義的“硬戰爭”中，知識分子也曾投筆從戎奔赴疆場一樣，在今日的對抗美國謀求霸權的“軟戰爭”中，中國知識分子理應肩負起更重要的責任，成為“軟戰爭”疆場上廝殺的主力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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