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高官提供的“軟戰爭”宏觀證據

楊斌著作《美國隱蔽經濟金融戰爭》節選

十年前，筆者撰寫的專著《威脅中國的隱蔽戰爭》，提出尼克松訪華后西方國家對華態度變化，源自越戰慘敗后的美國國際戰略的重大調整，源自美國迫于國際格局變化進行的戰爭形式創新，以隱蔽的“軟戰爭”替代了傳統的“硬戰爭”，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令中國人產生上述種種錯覺，令人們懷疑自己的歷史并拋棄馬列主義，進而攻擊、破壞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和經濟基礎。筆者的專著指出，“20世紀60年代末，美國統治階層鑒于越南戰爭的慘敗，意識到了美國的‘冷戰’政策已遭到失敗，被迫開始醞釀一系列國際戰略的重大調整，主動放棄‘冷戰’轉向了‘緩和’戰略。但是，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開始實施的‘緩和’戰略，并不是‘放棄對抗’或采取‘防守戰略’，而是采取的一種隱蔽攻擊性‘軟戰爭’策略”。

筆者對美國實施“緩和”戰略進行戰爭形式創新的推論，主要依據1983年留學日本國際大學研修國際關系時，接觸到的西方國際專家提出的“ 緩和”戰略構想，以及前蘇聯、拉美國家和東南亞經濟遭到破壞的大量事實。這些國際專家明確提出“冷戰”遏制政策效果不好，越南戰爭的軍事冒險付出的代價更大，主張利用經濟杠桿培育戰略依賴性，通過貿易、金融、貸款、能源、糧食等籌碼，形成“控制、支配世界格局的新政策武器網絡”，清楚表明他們企圖利用經濟金融手段作為新式武器，來達到謀求世界霸權和征服、控制別國的目的。但是，這些國際專家的戰略構想和眾多國家慘遭破壞的事實，畢竟只是無法充分證明筆者推論的間接證據。近年來隨著對此問題進行深入研究，筆者發現了更為確鑿的證據表明，越戰時期美國政府的最高領導人尼克松，確實采納了西方國際專家的宏觀戰略構想，并且由美國情報機構、政府和經濟界的人士，將“軟戰爭”的宏觀戰略構想在微觀上付諸實施，從元帥到士兵都提供了確實存在“軟戰爭”的證據。

尼克松的重要著作《1999年，不戰而勝》明確指出，“從冷戰開始直至1969年，美國的政策是遏制，企圖以一系列聯盟組織包圍蘇聯，這一政策使美國疲于奔命并陷入極其被動境地，從長遠來說，遏制是個失敗的政策，”“從1969年開始，美國奉行的是講究實際的緩和政策”，“講求實際的緩和要求胡蘿卜和大棒兩手并用”。[1] 西方國際專家提出的“緩和”戰略構想，屬于美國高層智囊團提供的政策建議，沒有納入國際政治教科書并引起學術界廣泛關注，人們普遍認為美國的冷戰遏制戰略一直持續到前蘇聯解體，忽略了美國在越戰失敗后進行的國際戰略重大調整，但是，尼克松清楚表明美國政府確實采納了“緩和”戰略，其目的不是單純放棄對抗并擴大經濟文化交流，而通過“胡蘿卜和大棒兩手并用”的軟硬兼施手腕，實現“不戰而屈人之兵”的 “軟戰爭”謀略。

尼克松實施的“緩和”戰略的理論淵源可追溯到英國戰略家利德爾的著作，利德爾撰寫的《間接路線戰略》曾精辟闡述過“軟戰爭”的精髓，他認為冷戰時期當權的西方政治家們犯了眼光短淺的錯誤，就是誤以為贏得軍備競賽的優勢就能確保經濟利益和國家安全。利德爾認為軍事戰略必須接受“大戰略”的指導，因為只有“大戰略”才會有更深遠的預見和更廣博的觀點。利德爾還寫道，人類歷史上，發動戰爭征服對手所選擇的攻擊“路線”，如果不具有某種程度的“間接性”，不能使敵人感到措手不及、難以應付，就難于使戰爭取得令人滿意的的結果。戰爭攻擊的“間接路線”既是物質性的又是心智性的，但歸根結底是一種運用智慧和謀略征服敵人的辦法。利德爾認為戰略學的最重要原則是，既要經常保持固定的目標，而在追求這個目標時，則應該適應環境變化，隨時改變路線，避免向堅固的陣地作正面的突擊，盡量從側翼采取迂回行動，猛擊對方最薄弱、要害之處，這就是所謂“間接路線戰略”。戰略上最漫長的迂回道路，常常又是達到目的的最短途徑。

20世紀80年代里根政府同前蘇聯東歐集團相互對抗的時期，尼克松撰寫的著作《真正的和平》（1984年）已預感到美國的軟戰爭策略即將獲得成功，尼克松聲稱“增加貿易相接觸，能夠促進蘇聯集團內部的和平演變。在冷戰對抗的那些漫長的、冷淡的年代里，東歐各國內部幾乎沒有發生什么變化。冷戰時期結束以來卻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正像我最近訪問東歐四國所看到的，那里正呈現出較多的自由——有些國家里是經濟上的自由，另一些國家里則是政治的或社會的自由。而且，發生進一步變化的條件已經成熟。”[2] 人們通常認為冷戰一直持續到20世紀80年代末前蘇聯解體，但是，早在1984年尼克松眼里冷戰已經結束相當長一段時間了，這顯然是指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實施“緩和”政策的時期。在尼克松看來，20世紀50年代、50年代漫長的冷戰歲月里，冷戰遏制和經濟封鎖絲毫沒有促使社會主義國家動搖、退縮，而由自己開始實施的“緩和”戰略卻改變了這種狀況，擴大接觸和經濟文化交流促使東歐國家發生了重要的政治經濟變化，更多的社會自由、經濟自由正誘導東歐國家向著美國的戰略目標演變。[3]

值得指出，高度重視美國在“越戰”失敗后的重大戰略調整，認識到美國早已承認冷戰遏制失敗并轉向“緩和”戰略，對于識破西方制造的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失效的假象，維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政治穩定具有重要意義，甚至關系到社會主義制度和民族、國家的生死存亡。筆者的專著《威脅中國的隱蔽戰爭》指出，“現在人們普遍認為，美國‘冷戰’的勝利者，前蘇聯是‘冷戰’的失敗者，但事實上恰恰相反，美國是‘冷戰’的失敗者，前蘇聯才是‘冷戰’的勝利者。美國并未贏得‘硬冷戰’的勝利，但是，后來精心策劃了‘緩和’戰略，出其不意發動了‘軟熱戰’，卻反而攻其不備大獲全勝”。戈爾巴喬夫不清楚美國越戰后的重大戰略轉變，拋棄了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轉向民主社會主義，拋棄了馬克思的國家、階級理論轉而追求所謂全人類的“普世價值”，為此付出了制度解體、經濟崩潰和國家分裂的代價。前蘇聯解體時戈爾巴喬夫對布什沮喪地宣稱美國“贏得了冷戰”，他全然不知道美國早就輸掉了“冷戰”并轉向“緩和”戰略，導致前蘇聯解體的是美國策劃的軟硬兼施的“軟戰爭”。[4]

2002年9月17日，布什總統正式簽署了新世紀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文件。這份文件所述與其說是“國家安全戰略”，不如說是赤裸裸的“美國霸權戰略”，明確提出永久保持美國的絕對優勢地位，不容許任何有挑戰美國潛力的國家崛起，可采取先發制人的打擊消除潛在威脅。新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意味著，完全放棄了冷戰時期的“相對安全觀”，轉而追求一種危險的“絕對安全觀”，只考慮本國的安全利益而不顧及別國，不惜違反主權國家不容侵犯的國際法準則。由于美國采取“先發制人”的戰略準則，意味著美國將以潛在能力而非具體行為，作為判斷是否威脅到美國安全利益的依據，實際上美國可根據單方面的主觀判斷，超越國際法對任何主權國家采取遏制和軍事打擊行動。

2002年，布什政府批準美國的新國家安全戰略，在前蘇聯解體和國際格局失衡的情況下，坦率闡明了謀求全球經濟、軍事霸權的目標，提出了先發制人遏制國際對手崛起的原則，對中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安全構成嚴重威脅。美國的新國家安全戰略引起了軒然大波，世界各國的輿論普遍對此反映強烈。2002年9月23日，法國總統希拉克稱將通過一切途徑，反對美國單邊主義的先發制人原則，因為“這一原則一旦付諸實施，將導致最糟糕的濫用權力局面”。 2002年9月24日，俄羅斯國防部的官方報紙發表評論，稱“華盛頓正式宣布進行的國家安全戰略轉變，放棄了冷戰以來一直奉行的‘威懾戰略’，轉向一種新的‘先發制人戰略’，這意味著世界上任何國家不服從華盛頓的要求，都可能被判定為對美國的利益構成威脅，從而面臨遭受‘先發制人打擊’的威脅”。當時美國的國家安全助理賴斯聲稱，多極世界不利于國際局勢的穩定，美國絕對權威有利于維護世界秩序，但是，世界大多數國家卻對此持截然相反看法，深感自己的國家安全利益受到威脅，籠罩在遭到先發制人打擊的恐怖陰影中。

美國二次大戰后國際戰略的演變過程，特別是從尼克松時期的“緩和”戰略，到小布什政府推行的新國家安全戰略，凸現了美國國家利益形成過程的復雜性，美國政府制訂國際戰略的靈活多變性。尼克松放棄冷戰遏制轉向推行“緩和”政策，但是擴大經濟文化交流的“緩和”戰略，并不是單純的促進經濟貿易的戰略，而是具有更為隱蔽圖謀的國際政治戰略。20世紀80年代，里根提出強硬對抗前蘇聯的“星球大戰”，表面上僅僅是關于導彈防御的軍事戰略，其實，是利用“緩和”時期培育的經濟依賴性，集中打擊前蘇聯經濟上的薄弱環節，綜合運用經濟、外交和軍事手段，動搖其領導人信心的隱蔽“攻心戰”。布什總統制定的“先發制人”的戰略，同里根總統實施的“星球大戰”戰略一樣，不是單純的軍事戰略而是綜合性國際戰略，威脅先發制人并不意味著立即采取戰爭行動，而是意味著美國將采取綜合政治、經濟、軍事手段，遏制國際對手的崛起對美國全球霸權構成的挑戰。

布什政府的副總統切尼領導的“美國新世紀”（ＰＮＡＣ）高層智囊機構，明確提出“21世紀美國的對外政策基本方針，是謀求建立在全球的永久絕對優勢地位，威懾企圖發揮更大全球或地區性作用的潛在競爭者，先發制人打擊被懷疑發展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國家．．．”，“阻止發達的工業國家挑戰我們的領導地位，甚至不要讓它們有發揮更大的地區或全球作用的野心”，這就清楚地表明美國的先發制人打擊原則，目的是阻止任何國家崛起并擁有挑戰美國霸權的力量，是指針對任何對美國霸權而非國家安全的威脅。顯而易見，美國的先發制人打擊戰略類似于里根的星球大戰戰略，更多屬于以軍事打擊恫嚇國際對手的“軟戰爭”謀略，美國從軍事上實施先發制人打擊戰略的代價太大，而且在道義和外交上也會遭到國際社會的反對，因此，美國的先發制人打擊戰略是一種綜合性戰略，意味著任何國家崛起并影響、威脅到美國全球霸權，都會被美國視為潛在對手并采取一切手段加以遏制，遭到政治、經濟、外交、軍事領域的全方位“軟戰爭”攻擊，倘若美國認為時機恰當和成本收益合算的條件下，軍事恫嚇的攻心戰也可能變成真正的戰爭威脅。美國副總統切尼領導的“美國新世紀”高層智囊機構，還特別強調重視中國的“政權更迭”問題，意味著美國已將中國視為“軟戰爭”的重點打擊目標。

布什總統雖然制訂并簽署了“先發制人”的國家安全戰略，但是，美國尚不敢真正采取軍事行動攻擊任何有實力的大國，而是僅僅攻擊了美英明知沒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伊拉克，盡管伊拉克等小國對美國霸權構成的威脅，遠遠不及任何有實力的大國，這表明布什總統的“先發制人”戰略，同里根總統的“星球大戰”戰略一樣，軍事威脅更多屬于恫嚇國際對手的攻心戰，其目的是配合運用綜合政策武器攻擊的全方位軟戰爭。從尼克松總統實施的“緩和“戰略，到里根總統實施的“星球大戰”戰略，再到布什總統制定的“先發制人”戰略，本質上都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國際格局條件下，運用綜合手段維護美國全球霸權的“軟戰爭”謀略。事實證明，這種綜合運用經濟、政治和軍事手段，“軟硬兼施”攻擊國際對手的薄弱環節的做法，對于一國的經濟、政治和軍事安全來說，隱蔽性強難以識別和防范，具有極大的現實威脅性和破壞性。因此，當前中國研究的國家安全和經濟金融安全問題，應該采用跨學科的綜合性研究方法，超越單純的軍事學和經濟學的狹隘視角，直接面對美國國際戰略的強烈攻擊性。

   上個世紀末期的美國外交戰略，還以“民主”和“人權”為標榜，新世紀伊始卻轉向武力威脅，超級大國的面孔變換如此突然，不由令人們頗感意外和震驚。美國國際戰略似乎變幻無常，其中卻并不是無規律可循。《威脅中國的隱蔽戰爭》十年前曾指出，“美英兩國實施重大國際地緣戰略，都是在國際戰略家們中間醞釀誕生的，越戰后這些學者智囊提出了‘緩和’戰略，筆下文中勾畫著各種新式政策武器，后來果然變成了‘隱蔽軟戰爭’的利劍，變成了里根瓦解前蘇聯的秘密戰略，變成了國際權威機構的‘華盛頓共識’，對于亨廷頓等美英戰略家們，勾畫的世界前景的‘大棋局’，我們切切不可等閑視之”。筆者認為，盡管美國政府的涉外計劃屬于絕對機密，但是，其戰略構想變成具體政府計劃之前，一般也要經歷一個學術爭論、醞釀的階段，由此可見，仔細研究美國國際戰略家發表的著作，可洞察到美國政府重大戰略轉變的醞釀過程，知曉其智囊人物不加掩飾吐露的真實意圖，甚至可提前十年預見美國戰略演變的趨向，從而為我們研究具體對策爭取寶貴的時間。美國的新國家安全戰略的出籠過程，再次為筆者的分析、判斷提供了有力例證。

    美國的新國家安全戰略的“先發制人”原則，并非出于9·11事件后反恐戰爭的需要，而是早在前蘇聯陣營剛剛解體，就在美國某些重要戰略家中醞釀產生了，這些右翼鷹派智囊后來都榮升布什政府要職。冷戰時期美國的主要對手前蘇聯解體，并未使美國高層智囊感到和平機遇降臨，而是看到了榮登世界霸主寶座的良機。1990年，美國副總統切尼當時任國防部長，委托當時的前國防政策助理沃爾福威茨，啟動了前蘇聯陣營瓦解的新國際形勢下，美國如何制定新國際戰略的研究，提出要抓住這一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努力建立美國主宰的世界新秩序，絕不再讓任何國家崛起挑戰美國優勢，不惜采取先發制人手段排除威脅。1992年2月1日，美國《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文章，題為“五角大樓正尋找冷戰后的新敵人”，透露了切尼領導研究項目的報告草本，包括建立美國不受挑戰的絕對優勢地位，采取先發制人手段排除別國挑戰威脅。1993年，切尼領導研究項目的成員扎爾邁，撰寫出版了一本關于美國戰略的著作，書名為“從冷戰遏制到全球領導者”，重申了《紐約時報》透露的報告基本原則，即“美國應在永久的未來中，阻止另一個全球力量的崛起，為此必要時不惜使用武力”。

2002年4月1日，《紐約人》雜志發表了萊曼的文章，題目為“未來的世界秩序”，詳細介紹了切尼、沃爾福威茨等政要，如何催生美國“先發制人”戰略的過程，“柏林墻剛剛倒下，當時的國防部長切尼，就組建了一個智囊班子，從全球大戰略的角度，研究冷戰后美國的對外政策。這個研究項目是悄悄進行的，當年這個研究班子的成員，如今都榮升布什政府要職，如現任國防部副部長沃爾福威茨，在切尼的總參謀長劉易斯·利比，切尼的資深外交政策顧問艾德曼”。沃爾福威茨作為智囊班子骨干的更是官運亨通，他在第一屆布什政府中擔任國防部副部長，為發動入侵伊拉克的戰爭大顯身手，后來又被布什任命擔任了世界銀行行長的要職，為實現美國全球戰略在經濟領域繼續拼殺。萊曼的文章繼續寫道，“這是一個緊密的保守派智囊團，他們自認為比起華盛頓的官僚，更為志向遠大，更為冷酷無情，更為敢想敢干。．．．鮑威爾當年任聯席參謀總長，他領導著一個更溫和的研究班子，也構想冷戰后美國的外交和國防政策。兩個班子都向切尼匯報，再由切尼向前總統老布什匯報，以確定美國對外政策的大戰略走向”。

1990年5月21日，兩個班子按預定安排同時向切尼匯報，由沃爾福威茨首先發言，他侃侃而談遠遠超過預定時間，而切尼對鷹派觀點興致勃勃，絲毫不想去提醒或制止，結果鮑威爾根本沒有時間發言，直到數周之后才匯報了他的不同構想。輪到切尼向前總統老布什匯報時，絕大部分采用了沃爾福威茨的材料”。萊曼的文章還提到，“此后這個班子繼續工作，1992年，美國《時代》雜志搞到了相關材料，刊登頭版消息稱按照五角大樓的構想，美國將阻止任何國家或聯盟成為全球力量，從而引起了一場爭議，招來了布什政府鷹派搞單邊主義的指責”。1992年春季，《紐約時報》刊登了切尼班子的報告摘要，遭到某些有影響議員的反對并被抨擊為“建立美利堅帝國的狂想”。外界的強烈反映迫使切尼的班子降低調門，對研究報告進行了修改并適當增加了某些溫和色彩。

盡管20世紀90年代初，美國政界的主流派還無法接受右翼鷹派智庫的主張，但是，僅僅十年之后，切尼研究班子的成員都榮升布什政府要職，搖身一變成了美國政界的主流派，他們表現出了更加強硬的鷹派姿態，對外界的批評指責根本不屑一顧，大膽地發展了原先的謀求全球霸權設想，甚至赤裸裸地提出要建立新羅馬帝國，為美國享有“永續世界霸權”提供各種理論依據。2002年美國頗有影響的《外交事務》雜志３—４月號，刊登了美國國際智囊巴斯蒂安的文章，題為“不得不帝國主義”，隨后英國首相布萊爾的外交政策顧問羅伯特·庫柏，也在英國《觀察家報》刊登了一篇題為《我們為什么仍然需要帝國》的文章，再次提出了新帝國主義論，在國際上盛行一時引起了轟動。他們追隨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將非西方國家劃分為“前現代國家”和“現代國家”，“前現代國家”如阿富汗、索馬里等，“現代國家”如巴基斯坦、中國等，認為兩者對主要由西方發達國家組成的“后現代國家”構成了威脅。為了對付這種威脅，美英為首的西方國家必須采用兩套策略，在內部用法律與合作的和平手段協商解決彼此間的矛盾；而對外則需要恢復傳統的武力、先發制人的打擊和欺騙，甚至可以不擇手段。庫柏還認為新帝國主義在現實中已經存在，如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貿易組織等等，就是所謂“全球經濟帝國主義”的實例。

庫柏等人作為資深的外交和國際問題顧問，科索沃戰爭期間曾幫助布萊爾首相設計“新干涉主義理論”、“人權高于主權”等理論。在新的國際形勢下，庫柏將“新干涉主義理論”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鼓吹霸權有利于維護世界秩序的穩定，新帝國主義是霸權統治的最好形式。顯然，庫柏認為世界實力均衡格局已嚴重失衡，可以毫無顧忌地提出帝國主義的口號，重溫大英帝國昔日統治世界的榮耀，軍事強權操縱貿易帶來的滾滾財富，不必擔心勾起非西方國家的痛苦回憶。庫柏重新沿用殖民擴張時代的語言，聲稱“當我們與后現代歐洲大陸以外的老式國家打交道時，我們需要采取比舊時代更強硬的方式——武力、先發制人的進攻、欺詐以及一切必要的手段。我們遵守法律，但當我們生活在叢林中時，我們必須運用叢林規則”。鴉片戰爭中，大英帝國正是打著“文明”的旗號，對中國進行帝國主義的強盜掠奪。盡管庫柏為了兜售新帝國主義論，提出所謂“合作的、自愿的帝國主義”等等，用一些美麗辭藻裝飾令人憎惡的帝國主義，但是從美英兩國公然不顧歐洲盟國反對，繞過聯合國發動伊拉克戰爭的事實，所謂西方國家的合作不過是宣傳幌子，美國主宰的單極世界霸權才是本質。美國新國家安全戰略的先發制人原則，不僅違反了尊重國家主權的國際法，而且針對可能挑戰美國霸權的任何國家，顯然也包括法國、德國和歐洲盟國。美國政要公開聲稱要懲罰法國、德國，讓它們為反對伊拉克戰爭付出代價。

    美國新國家安全戰略針對的潛在威脅，其實并不是指威脅美國的國家安全利益，而是指威脅美國的政治軍事霸主地位，威脅其不受國際法律和任何國家的制約，運用手中霸權獲取巨大利益的前景。世人皆知超級大國前蘇聯自我解體后，美國是惟一擁有強大軍事機器的超級大國，世界上任何國家真正擔心的問題，是如何自我防御并維護自身正當權益，根本談不上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美英兩國不顧別國甚至盟友的反感，公開宣布“先發制人”的單邊主義原則，甚至聲稱想要建立新的羅馬帝國，正是因為只有帝國才能憑借強大武力，隨心所欲地支配別國獲取巨大利益。政治是經濟利益的集中體現，戰爭則是政治在軍事領域的延續。布什政府軍政高官不少是富豪商賈，熱衷國際政治并非癡迷于做全球領導，希望維護世界秩序促進“和平與發展”， 他們曾卷入美國媒體曝光的公司丑聞，為謀取經濟利益不惜涉嫌違反法律，很難想象能廉潔奉公地遵守國際法，成為公正維護世界秩序的領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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