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格局已經發生重大變化，亟需加強國際戰略問題研究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國際戰略》自序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研究員  李慎明

拙作《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大黨建》2010年3月出版面世后，社會反響尚可，第一版較快售完。根據李肇星同志建議，應編輯之邀，前段時間利用工作之余，把再版刪節本書稿送到了編輯手中，即開始了對本書稿的整理工作。

我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民主政治，而我認為，中國共產黨的建設是中國民主政治的核心，這就有了拙著《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大黨建》；二是國際戰略，這就有了現在的《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國際戰略》。可以說，《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國際戰略》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大黨建》的姊妹篇。

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大黨建》的扉頁，印上了我再版自序中的這樣一句話：“學者今天的所言所著，如同領導干部今天的所作所為，都必將接受明天歷史和人民的評說”。既然《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國際戰略》與《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大黨建》是姊妹篇，那么，這本書的扉頁上也同樣印上了這句話。

2010年10月28日公布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十二五規劃建議》在結尾時明確指出：“各級領導干部要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堅持黨的群眾路線，始終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樹立正確政績觀，努力做出經得起實踐、人民、歷史檢驗的實績。”說心里話，讀到這里，我十分高興。這句話，實質上是重申了我們黨的思想路線中“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的著名論斷。當然，我始終認為，這里所講的實踐，是省略了“社會”兩個字，無疑指的是社會的實踐，是指歷史長河和人類社會中的實踐，而不是一個階級或政黨或集團更不是某個個人一時一地的實踐。這就是說，任何先進的階級或政黨或集團或個人，都應該有深邃的歷史眼光和強烈的歷史責任感。“在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這是極端自私自利和極端個人主義的世界觀及價值觀的反映，連一個意欲“贏得生前身后名”的有見識的封建士大夫都不如。共產黨人的世界觀及價值觀應該與此絕緣。

領導干部今天的所作所為，必將接受明天歷史和人民的評說。同樣，任何學者今天的所言所著，也必將接受明天歷史和人民的評說。一般說來，領導干部的職位愈高，學者的聲望愈大，歷史和人民對其的關注程度便愈強烈、愈細微和愈深刻。“宋太祖怕史官”的道理，是任何學者和各級領導干部都應該明白的淺顯道理。不過，這里引申所指的“宋太祖”，應該是學者和各級領導干部；引申所指的“史官”，應該是歷史和人民。康德說，他敬畏的一是心中的道德律，二是浩瀚的星空。什么是星空﹖星空就是自身之外的客觀物質世界，就是客觀物質世界中自在的客觀規律；而在共產黨人看來，人民是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因此，歸根到底，廣大學者和各級領導干部敬畏的應該是時間和實踐，是歷史和人民。

按照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世界是由豐富多彩的物質所組成，物質運動的形式雖是多種多樣的，但其運動卻是有規律的。人類社會也是客觀物質世界運動的一個有機的組成。客觀物質運動的規律既是一個自在必然的過程，同時對于人類社會來說，又是一個自為能動的過程。特別是在存在國家和階級的社會里，不同的國家或階級或階層或集團，都試圖影響社會發展的方向和進程。正因如此，社會的發展不是任何單個人意志的結果，而是恩格斯所說的由無數相互交錯的力量、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產生出的合力，即歷史的結果。無論歷史的結局如何，不同的國家或階級或階層或集團，總是追求他自己的、自覺預期的目的，企圖來書寫整個的歷史。在經濟全球化日益深入發展的今天，從整體上講，其主導者依然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參與世界經濟、政治和文化的不僅是不同的國家、民族與政府，還有眾多的非國家行為主體，即聯合國及其它各種國際組織、跨國公司、非政府組織等各種力量。要在世界范圍內及時認識多方面、多層次、多環節、多因素矛盾運動的形式及其變化，準確把握其發展的必然規律，則更是十分艱難。比如，對1991年突發的蘇共亡黨、蘇聯解體，對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對2008年席卷全球的國際金融危機，全球有多少政治家和學者作出事先的預警呢﹖正因如此，從一定意義上講，高度關注我們這個大黨、大國和我們這個民族長治久安、可持續發展的一系列宏觀、戰略與前瞻性重大問題，認真研究、縝密制定我們這個大國的安全發展戰略，是頭等重要的大事。這也是本人立志從事國際戰略問題研究的樸素動因。

研究國際戰略必須站在我們的國家、民族和人民的立場上，考慮我們國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所謂根本利益，就是眼前與長遠、局部與全局、集體與國家利益的有機統一。不能僅為眼前、局部、集體利益而犧牲國家長遠、全局與整體的根本利益。這不符合科學發展觀精神。當然，為了個人的一己私利或狹隘集團的利益，犧牲國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則更為廣大人民所不齒。與此同時，也必須明確，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們國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與廣大發展中亦即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在國際關系理論中，不能片面強調“國家利益高于一切”，否則，便可能為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無賴行徑留下道義上漏隙。

研究國際戰略必須有正確的方法。為著國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為著國家、民族的長治久安和可持續發展，是我們要達到的彼岸。我們要順利抵達彼岸，不僅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而且也應該堅持其方法論。我個人認為，馬克思主義沒有過時，依然熠熠生輝。現在有的人對這一點已從根本上產生了懷疑，將西方學界的各種思潮奉為圭臬。那么，馬克思主義究竟過不過時呢﹖我在這里不妨轉引四位西方學者的話，不知有沒有一點說服力﹖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說：“馬克思主義非但沒有衰竭，而且還十分年輕，幾乎還處在童年時代：它才剛剛發展。因此，它仍然是我們時代的哲學：它是不可超越的，因為產生它的情勢沒有被超越。我們的思想不管怎樣，都只能在這種土壤上形成；它們必然處于這種土壤為它們提供的范圍內，或是在空虛中消失或衰退。”[1] 法國后現代主義代表人物雅克‧德里達認為：“……不去閱讀而且反復閱讀和討論馬克思 — 可以說也包括其他一些人 — 而且是超越學者式的‘閱讀’和‘討論’，將永遠都是一個錯誤……不能沒有馬克思，沒有對馬克思的記憶，沒有馬克思的遺產，也就沒有將來：無論如何得有某個馬克思，得有他的才華，至少得有他的某種精神。”[2]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著名經濟學家保羅‧A. 薩繆爾森和威廉‧D. 諾德豪斯合著、頗有影響的《經濟學》，借用伊賽亞‧柏林的話承認：“19世紀的思想家，沒有一個像馬克思那樣對人類產生如此直接、深思熟慮和巨大的影響”；他們寫道：“……同我們所概略考察過的大多數早期的理論不同的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在今天仍具有生命力并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3] 美國學者弗里德里克‧詹姆遜在〈論現實存在的馬克思主義〉一文中說：“慶賀馬克思主義死亡，正像慶賀資本主義取得最終勝利一樣是不能自圓其說的。因為馬克思主義是關于資本主義的惟一的科學；其認識論方面的使命在于它具有描述資本主義歷史起源的無限能力。”[4] 應該說，這四位學者在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上，其態度比我們國內有的人要趨于理性和客觀。

研究國際戰略必須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外交無小事，任何領導干部或學者應該遵守我們的外事紀律，這是國家的根本利益所在。但在學術探討尤其是在內部學術研討會上，毫無疑問應勇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美國的國際關系理論家、戰略家一個又一個迭相而出，其戰略著作一本又一本接踵問世；與美國政要所不同的是，這些理論家和戰略家常常是毫不隱諱地把他們所主張的稱霸全球甚至主張要最終搞垮中國的戰略宣示世人，并常常用“三權分立”和所謂的“言論自由”干涉他國內政。那么，我國的學者對這種“西化”、“分化”戰略當然應該高度重視，不斷解放思想，以探討應對之道和應對之策。

收入本書的各篇文章，都直接或間接的與我國國家安全和國際戰略有關。在此書中：

有2010年11月間剛剛與同事一起定稿并借本書首次刊發的〈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戰爭與和平問題思想的探討〉，其中認為“只要世界上還存在著生產數據私有制和對立的階級，馬克思主義所揭示的戰爭與和平的規律必然會以各種形式發生作用”。在此篇和2003年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10周年時寫作的〈毛澤東的戰爭與和平思想及其對我國和平發展道路的探索〉中，還有關于當今時代與時代主題的看法。

有2010年7月間發表的〈對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現狀、趨勢及對策的相關思考〉，認為“當前世界性的金融危機仍未見底，世界經濟看似走出低谷，但新一輪更大的金融乃至經濟危機極有可能就在這看似走出低谷中醞釀與積聚”；認為我國當前有“四大安全問題”，即經濟安全特別是金融安全，社會安全特別是就業與分配問題，周邊安全和意識形態安全值得我們高度重視。從一定意義上講，意識形態安全決定前三個安全。

有2007年9月間發表〈美國經濟極有可能已步入40~60年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收縮期中的衰退〉，認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所表明的資本主義發展的“長波論”正在美國經濟中起著作用，美國企圖再次打斷這一承接鏈條的最直接、最有效的辦法，有可能是重復20世紀90年代用搞垮蘇聯、東歐的辦法來調動其所有能量搞垮當今世界上的大國或強國以擺脫自己目前深重的危機。

有2000年3月發表的〈全球化與第三世界〉，從七個方面對美國經濟作了具體剖析，認為“美國經濟的大衰落是極有可能的，只是無法知其確切的時間而已”；“美國經濟若發生大問題，不僅是對第三世界，而且對全球都會是一場十分嚴重的災難，其烈度極可能超過30年代的大蕭條。第三世界在制定自己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時，應把這一嚴重征兆考慮進去”；“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假若在今后十年或20年左右，美國經濟遭受大的災難，那么，這個世界將極不平靜”。

有1999年8月發表的〈新世紀之初的世界格局與我國的國際戰略〉，該文從五個方面論證了世界格局發生的新變化，指出“世界格局正在發生重大變化，21世紀前二、三十年甚至上半個世紀，整個世界將極不平靜，我國周邊安全形勢有可能出現較為嚴峻的局面”，建議“我國亟需組織并抓緊進行國際戰略問題研究”。

有系列戰略訪談和相關思考。在〈2000年美國之行的觀察與思考〉中認為，一是應進一步加強對臺斗爭的軍事、法律和輿論準備；二是防止美國力圖主導朝鮮半島的變局，并將其納入遏制中國的整體安排，警惕美軍重新逼近我鴨綠江邊；三是對我國“入世”要有足夠的國際“經濟戰爭”意識。在〈2001年日本之行的訪談與思考〉中談到，一位接近日本政府的日方學者說，“汪精衛是一個偉大人物”，“二戰時日本進駐東亞一些國家是為了幫助他們從殖民統治下解放出來”，“東亞一些國家99％的‘慰安婦’是自覺自愿的”。“你們要避免臺海沖突，就要考慮實行‘聯邦制’、‘多黨制’；甚至可考慮中國共產黨改個名字，改一個字也行，也就是把‘中國共產黨’中的‘產’字改成‘和’字，叫‘中國共和黨’，這樣一來，中美、中日之間的一切障礙都不存在了。否則，你們與臺灣也很難統一。”當筆者發問，現在的世界，是美國人說了算時，這位學者說：“我上述說的并不是我們日本一國和我一人之見，都是與美國、韓國、臺灣政界與學界多次協商好的”。通過這次對日政界與學界的訪談，我們認識到，我們與西方強國既有合作又有競爭，其背后更有長遠、根本的戰略較量。這里所談的西方，是政治概念，不是地理概念。西方世界不是鐵板一塊，但它們有著緊密的戰略合作。此報告認為，影響中日關系的主要外部因素是美國霸權和東亞地區的政治發展；未來5~15年，中日關系的發展有數種可能性，建議協調我國內各研究機構的力量，加強國際戰略的綜合研究。

還有對蘇共興衰與蘇聯解體的研究，認為蘇共的蛻化變質是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

……等等。

我是個普通的理論工作者，但十分愿意把全書中的所有觀點特別是重要結論，交由時間、歷史、實踐和人民檢驗。基于這一考慮，為存其真，筆者對收入本書所有的文章未作一字更改，一律按照當初寫作時的原貌輯錄。凡已正式發表過的文章，在每篇題注里均注明其出處。

感謝編輯陳光耀和我的同事夏春濤、馬援、林新海和郭志法，他們為本書的出版付出了辛勞。同時，也特別感謝我的愛人和孩子，書中所述基本上都是在星期天、節假日寫就的；沒有他們的理解和支持，這些想法現在可能還只是存在腦子里。

敬請各位方家和讀者朋友大正。

[1] 讓‧保羅‧薩特著，林驤華等譯：《辯證理性批判》（上卷），安徽文藝出版社1998年，第28頁。

[2] 德里達著，何一譯：《馬克思的幽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21頁。

[3] 保羅‧A. 薩繆爾森和威廉‧D. 諾德豪斯著，杜月升等譯：《經濟學》（第12版下），中國發展出版社1992年，第1290頁。

[4] 弗里德里克‧詹姆遜著，俞可平譯：〈論現實存在的馬克思主義〉，載于俞可平主編《全球化時代的“馬克思主義”》，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第8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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