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安欣

    讀完《中國大形勢》之后，記者有兩個意外。其一，它改變了記者一貫對財經書不好的印象，因為該書獲得了學術界以及普通讀者的雙重肯定。這種榮譽對于財經書籍來說很難得，這類書要做到既有深度又有可讀性，需要作者具備一定的學術功底和文字功底。其二，很多人都會以為作者是一位“老學者”，因為能有如此之高見的“80后”著實不多。那么高連奎何以如此自信？他又是怎樣完成這本書的創作的？這本書有著怎樣讓人折服的理由？帶著這些疑問，記者采訪了《中國大形勢》的作者高連奎。

    高連奎，經濟學者，睿庫社科研究院特邀研究員、草根智庫專家委員會委員、多家媒體特約財經評論員，多家中國智庫媒體及專業財經媒體專欄作家。

    近幾年，人們常常關注一個名詞叫做“幸福指數”。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然而經濟的快速增長并沒有提升普通民眾的“幸福指數”，相反地人們愈加感受到來自經濟的壓力。對此，《中國大形勢》作者高連奎表示：“現在的社會，經濟越發展，民眾生存所必需的產品就越多，民眾的生存成本就越高，因此民眾生存成本的提高本身就是經濟發展的直接結果。”那么如何在經濟發展與民眾幸福之間找到平衡？高連奎提出了一個新的理論——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會。 

    要將民眾從生存成本較高中解脫出來，要想民眾生活幸福，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讓民眾有錢，而讓民眾有錢，有兩種方法：一種是提高民眾的收入；另外一種是降低商品的價格，從而變相地提高民眾的購買力。高連奎書中所說的提高勞動生產率采取的是第一種方法，而建設低生存成本型社會采取的是第二種方式。在書中他將民眾的消費分為生存型消費，享受型消費和奢侈型消費三大類，一般低收入群體的消費以生存型消費為主，中等收入群體的消費以享受型消費為主，而高收入群體的消費則以奢侈型消費為主。建立低生存成本社會就是降低生存型消費品的價格，以滿足民眾對生存必需品的需求，從而達到降低生存成本、緩解民眾生存壓力的目的。民眾相信市場，但又不能放任民生難題的不斷加大，民眾渴望社會福利，但又不想背負沉重的稅收負擔，在這種情況下，高連奎提出的低生存成本型社會模式不失為一個可行性的選擇。 

    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會，既需要政府，也需要市場，確切地說是要政府利用市場手段來建立，而不是依靠行政手段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會模式不僅適合中國，也適合于世界上其他國家。至于具體辦法，高連奎提出了根據商品的消費層次進行征稅、建立專門的生存保障型產品供銷體系、控制好級差地租、適當保存一些廉價的商業及生活模式、合理布局工作區及生活區等具體的建議，如果他的這些建議能夠實行，中國民眾的生存成本至少可以降低50%。 

    正所謂一分耕耘一分收獲，高連奎這樣年輕卻有如此深度的見解，從其自身的努力可見一斑。談起《中國大形勢》的創作過程，高連奎說道：“自華爾街金融危機之后，我看到很多學者關于經濟危機的解釋及建議，感覺這些建議與我的研究有很大的出入，甚至很多專家的建議有明顯的錯誤。最初我沒有寫書的念頭，只是想將這些想法寫成系列文章，所以當時就將自己的想法記錄了下來，后來竟然記錄了好幾本，這些都成了我寫作本書的素材。而讓我最后下定決心寫這本書的原因是我對民生問題的感悟，也就是我書中提到的‘低生存成本型社會’理論，這樣理論性的東西如果以文章的形式寫出來不如以書的形式更有影響力。之所以將這本書定名為《中國大形勢》，就是想讓大家在深刻認識中國大形勢的基礎上形成發展共識。要真正讀懂中國，必須從政治、經濟、科技、歷史、社會、人文等多學科角度去分析，否則只能是盲人摸象。而能夠靜下心來，深入、綜合而且系統地解讀中國經濟現狀的人少之又少，我寫這本書就是站在更高的高度，跨學科、綜合性、系統性地研究中國問題，只有站得更高，才能撥云見日。我書中對中國近現代強國之路的五大歷史階段，華爾街金融危機八大根源，世界經濟五大敗局，世界中產階級社會四大模式，中國經濟十大誤判的分析都是基于這樣的出發點。” 

    不同國家發展經濟所采用的曾經被中國迷戀的成功模式，經過高連奎獨到的解讀，身上的五彩光環便隨之褪去了。近年來，人們常常探討適合中國特殊情況的“中國模式”，但最終卻說不清也道不明。高連奎則認為：“中國模式是客觀存在的，而且是在建國初期就開始形成了。比如中國的政治模式在建國初期就基本成型，這都是中國模式的一部分。但中國模式并沒有定型，正在不斷完善的過程中，中國模式還是一道尚未答完的考題。我將我的《中國大形勢》一書定義為‘中國經濟民生問題系統性解決方案’，從某種程度上說也是在為中國模式尋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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