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煞穆玨按：　　

這篇文章是作者對韓毓海所著《天下：江山走筆》的讀后感，是2006年發(fā)表的，我個人覺得有必要在2011年的時候再繼續(xù)推薦這本書，為何？為了重慶。　　

韓教授在這本書里，有一篇個人認為非常重點的文章：《西北旺》，講述的是大清經(jīng)營西北的歷史變遷和作用。他的論斷是：西北存，則國存，西北旺，則國旺，從而提出‘西部為體，東南為用’的主張。這當然是韓教授一家之言，但信者只怕也會不少，至少我是信的。　　

如果從這一個層面上看，當年毛主席推動三線建設，實際上就是因為毛主席有非常深厚的歷史眼光，知道西部對中國的重要性，而現(xiàn)在薄熙來主政重慶，右右們就不說了，說了晦氣。支持重慶的人們，也大多對薄熙來抱有擔心，擔心他一個人孤獨行走，會不會被那些腐敗的官僚們仇恨，走得不遠。　　

但是如果支持重慶的人們看過韓教授的這本書，可能會信心大增，同時更加支持重慶，支持薄熙來了。　　

中央發(fā)展重慶，除了想解決深圳改革開放多年來沒有解決的問題之外，更重要的一點，應該確實是從三十年東南迷夢中醒來，從歷史的迷霧中醒來，知道發(fā)展西部地區(qū)的歷史重要性。　　

中央是想把重慶打造成西部的龍頭。想一想也是，北京，上海，廣州都已經(jīng)是龍頭了，只有西部沒有，這是不應該的。

那么，重慶之發(fā)展便不再是孤獨的，薄熙來也不是孤獨的，是有人支持的。　　

想到這一點，我的心，會溫暖許多，相信支持薄熙來的人們，心中也會溫暖好多。　　

中國人嗎，始終希望好人有好報是不是？　　

在此呢，也呼吁一下，如果你支持重慶，如果你還沒有參加工作，如果你剛剛大學畢業(yè)，那么，到重慶去工作好嗎？　　

去切切實實的支持重慶，支持薄熙來吧。　　

不過呢，要提醒一下，重慶現(xiàn)在并不是天堂，他只是在建設著，會有很多實際困難的。希望帶著一顆樂觀，積極的心前往重慶。　　

言止，請看這篇讀后感吧。　　

行走在書生意氣里　　

　1949年12月6日　，新中國剛剛成立，作為這個國家最高領導人的毛澤東乘坐火車穿越了整個中國遼闊的東北開始了他的訪蘇之旅，這是他第一次離開這個國家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去，也是他第一次離開他的戰(zhàn)友們，到一個遙遠的地方。在漫長的旅途當中，毛澤東依然日以繼夜的工作，批閱了大量的電文，發(fā)表了一系列的談話。在這些電文中，毛澤東密切地與祖國保持著聯(lián)系，他殫精竭慮、憂思如海地關注著這個國家發(fā)生的歷史、現(xiàn)實和未來，甚至在許多電文中他已經(jīng)達到了事無巨細的程度。當他在蘇聯(lián)經(jīng)過艱苦的談判爭取到蘇聯(lián)的援助之后，馬上電告總理周恩來赴蘇聯(lián)談判，在電文中他特別的叮嚀：“為安全計，不要坐飛機。恩來要乘火車來，路上15天是足夠的。”而在這些電文的最后，毛澤東都以這樣的方式落款：“某月某日，自遠方”。

　　2003年冬天，一個名叫韓毓海的北大青年教員來到了北國冰城的哈爾濱，他參觀了1950年2月毛澤東訪蘇歸來所下榻的住所，并在那里讀到了這些保存完好的電文原稿。也就在這個北國冰天雪地中的城市，韓毓海懷抱著一顆熾熱的心寫下了一篇充滿感情的文章《自遠方》。這也是我在韓毓海的作品《天下：江山走筆》中讀到的最動人的一個段落，那是在一個深夜，我讀完這段話后，真有些廢書而嘆的感受，此時月光如水，灑落在我的四周，我是真正被這種偉大的憂傷所感染，不知道是因為毛澤東，還是因為韓毓海筆下動人的文字。

　　我感到很詫異，在閱讀這本《天下》時，常常被作者筆下的文字所感染，那種充滿憂傷與抒情的氣息實在感動人心，盡管很多的觀點我一點也不認可。但我很奇怪的是在這個青年學者的血液里，幾乎流淌著兩種互相撕裂的情感，一種是憂傷的、抒情的，一種是憤怒的、批判的，這種互相矛盾的情感常常交織在他筆下的文字之中。就是這個韓毓海，我早就知道關于他的一個著名的趣聞，那是在1990年代的初期，剛剛成為北大中文系教師的韓毓海因為對校園里的許多現(xiàn)象不滿而奮筆疾書，寫下了一篇轟動校園的名文《北大，魂兮歸來》，很快有學生將發(fā)表后的文章復印后張貼到北大著名的三角地，這無疑是一個怒目金剛、關注現(xiàn)實的青年學者，完全不同于我們想象中的那個溫情脈脈、暢游書齋的知識分子形象。有時我就想，也許在今天對于一個知識分子，就需要這種冰火兩重天的性格，一方面他們可以安靜的在書齋之中讀書做學問，甚至是“為學術而學術”；另一方面，他們也能夠及時的站出來為這個社會的現(xiàn)實鼓與呼，成為一個具有社會責任擔當意識的知識分子，也就是具有那種所謂的“學者的人間情懷”。

　　二

　　我對于今天的許多學者的不滿就在于他們從來不了解現(xiàn)實，往往是從書本到書本，他們沒有任何的現(xiàn)實生命的體驗，更無所謂歷史的縱深感了，就是這樣的許多學者卻常常鼓噪著積極發(fā)言，其實更多的是一些隔靴搔癢的東西。走出書齋以后，世界原來比書本中具有更豐富的色彩，也更加具有強烈的現(xiàn)實沖擊力，充滿著可以觸摸的歷史質(zhì)感。在歌德的《浮士德》中，博學的浮士德終于走出了書齋開始了他的精神歷險；在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中，酷愛閱讀的堂吉訶德騎馬帶槍，開始了他的理想的征程。現(xiàn)實遠遠比他們在書齋之中來的更具有挑戰(zhàn)性。我在閱讀這本文集的時候，分明可以感受得到，這是一個青年學者行走在祖國的大地之上，但卻以他在書卷中獲得的知識來試圖構(gòu)建的思考譜系，我不敢說這種思考具有多么高的現(xiàn)實意義，但我非常贊賞這種從歷史與現(xiàn)實的游弋之中來思考問題的方式。

　　在廣袤的祖國疆土上行走，以宏大和充滿敬畏的歷史眼光來思索這個國家所遺留給我們的問題。這是一種時空中的大歷史感，在現(xiàn)實中以宏大的眼光來丈量所面對的問題，在歷史中以悠遠的歷史眼光來審視所面對的問題，這種縱橫在現(xiàn)實與歷史中的大氣魄，無疑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立體的思考問題的方式。從北國哈爾濱到西南香格里拉，從繁華大上海到首都京城，從嶺南廣州到中原大地，這無疑是一次帶有疑問與激情的行走，用雙腳丈量神州，用心靈來體味這個國家的每一片土地中獨特歷史價值。在《這美麗的香格里拉》中我讀到一個青年學者對于中國西南地區(qū)作為“亞洲的心臟”的香格里拉戰(zhàn)略意義的剖析；而在《一篇讀罷頭飛雪》中對于1840年中英鴉片戰(zhàn)爭這一歷史的重新解讀，廣州這個城市所具有的歷史戰(zhàn)略意義。這些讓人耳目一新的論點無疑都是以這種獨特的思考模式的結(jié)晶。行走大地，是一門艱苦的功課，它并非僅僅走出書齋做一次走馬觀花式的旅行。

　　三

　　是的，想要建構(gòu)這樣的一種思考的模式并非僅僅是走出書齋，走馬觀花或游山玩水是中國文人的傳統(tǒng)喜好，即使是心存宏愿，從書齋里走出的學者有難免會心系書齋，少不了遺留著那種天然的書卷學究氣與暢游山水的文人習性，這種書生本性使得對于問題的思考充滿了偏見，韓毓海先生也不例外。諸如他在《大雨落幽燕》一文中對于黃仁宇先生所提出的“數(shù)字化管理”的批判，“前些年黃仁宇老先生寫了本通俗閑書《萬歷十五年》，反其道而行之，認為明代崩潰的原因是李贄等人的‘文化浪漫主義’和包拯等人代表的‘道德理想主義’作崇誤國，而不是張居正、魏忠賢等的標準化管理造成的專制和體制僵化所至，此書竟然大受歡迎。而他的歡迎者我想大致有兩部分：第一類是喜歡讀翻案文章和通俗演義者，對于這些人，我的建議是與其讀這些書還不如去看電視連續(xù)劇；第二類則大不同，這些人人數(shù)不多，但卻是借古諷今，深文周納，在他們看來，今天要在中國建立以‘學術規(guī)范’和各式各樣‘程序’為掩護的‘治理之術’，那首先就要向明代的張居正、魏忠賢之輩學習，而要害則是學習他們?nèi)缤芾怼當?shù)目字’一樣管理人的技巧，同時必須堅決打擊知識分子中那些反對將人與社會等同于‘數(shù)目字’的異端——無論他們是所謂的‘文化浪漫主義’還是所謂的‘道德理想主義’，無論他們是所謂的‘人文精神’還是所謂的‘新左派’，無論他們是搞思想史的李贄還是反腐敗的包黑臉，反正在今天，這都屬于必須‘告別’的‘革命’和要不得的‘激進主義’”，這個批判似乎具有義正嚴詞和不可反駁的現(xiàn)實理由，然而作者書生意氣卻使得論斷有失輕率，是否對于“道德理想主義”與“文化浪漫主義”治國安邦的反思與批判還值得討論，可作者無疑忽視了作為數(shù)字化管理在具體的歷史背景下的現(xiàn)實意義，以及由這種管理對于處于世界各國殘酷競爭中作為大歷史背景下的具體環(huán)境。還有，作者無疑將數(shù)字化管理這種方式絕對化了，以便讓這種具有歷史先進意義的結(jié)論成為冷冰冰的反動思想，同時也沒有體會到當年移居海外的黃仁宇先生面對國家百年以來災難的創(chuàng)痛，作為一個炎黃兒女的一腔愛國癡情了。在《消逝的冰川》中對于農(nóng)村赤腳醫(yī)生的擊節(jié)贊嘆和寄情其于中國農(nóng)村未來農(nóng)村的醫(yī)療建設就讓人閱讀后就感到有一些一廂情愿的書生氣了，再有《盧舍那》中對于河南南街村這樣一個具有共產(chǎn)主義雛形的實驗的欣賞也似乎缺乏深入的挖掘和內(nèi)在的探究而備感有走馬觀花之嫌。這些觀點以我看都有些舊夢重溫的感覺，而這些鄉(xiāng)村實驗在中國的失敗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了，幾十年的歷史教訓為何帶來的是這種強烈的個人懷念？我以為就像栽種的盆景只適合觀看永遠不能予以大量繁殖與推廣，而吃慣了魚肉的人忽然品嘗窩窩頭所產(chǎn)生的新鮮也無法使其成為日常飲食的一日三餐。因此這種書生氣影響了作為學者的思考，是非常令人遺憾的，在書中類似這樣的問題我還可以找到很多，因而就感覺到對于一個問題的理解往往失之于片面和簡單，對于現(xiàn)實問題的批判則缺乏了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中所強調(diào)的面對中國歷史問題應有的“溫情與敬意”，如此就真的會是充滿批判和憤怒的書生意氣了。

　　另一個值得思考的是，在今天的許多人文學者的文字中所流露出的一種共同的強烈歷史趨勢感，也就是他們普遍的在筆端所流露出的那種今不如昔的歷史感，以及他們普遍的在筆端所傳達出的那種對于過去某個時代強烈的懷舊感。這也許是中國文人的一個普遍的情調(diào)，在中國傳統(tǒng)歷史文人中就曾經(jīng)存在著回到堯舜時代的夢想，這種夢想寄托了他們對于現(xiàn)實的一種不滿與批判。康有為的《新學偽經(jīng)考》不也是一種托故革新實現(xiàn)理想抱負的典型罷了。但到了五四時期，以魯迅先生為代表的中國文人則是相信歷史的進化的，相信未來始終是比今天好的，今天也未必就比過去差，盡管這也是許多當今學者所批判的簡單的社會達爾文思想，但它至少會給活在今天的人們以歷史的希望的信心，鄭振鐸先生曾就此有過一段名言：“而進化論告訴我們，文學是時間在前進，在變異的，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作家。不顧當代的情勢與環(huán)境而只知以擬古為務的，那是違背進化原則的，那是最不適宜于生存的，或是最容易‘朽’的作家。”（《研究中國文學的新途徑》）對于歷史的懷念的另一個普遍的特征就是表現(xiàn)在對于往昔英雄的崇拜。在當今文人的筆下，我讀到的大多是對于五四時期文人英雄的崇拜，在這些文人的筆下五四已經(jīng)成為了一個具有話語合法地位的歷史神話。而在韓毓海的文章中，我讀到這個青年學者對于作為中國歷史偉人的毛澤東的精神崇拜，這種英雄的崇拜意識使得這位青年人在文章的寫作中形成了一個奇怪的模式，既先是行走在祖國的疆土上，然后觀察和思考一個歷史的問題，最后回到了偉人毛澤東的身上，似乎問題最終通過這樣的方式就可以輕松的化作成功解決了。其實歷史的復雜那有這樣的簡單，對于一個英雄的崇拜又怎能完全解決歷史所遺留給我們的所有問題呢？但我可以理解具有一顆火熱的青春之心的青年學者的良苦用心，諸如《在遠方》這篇文章中他想要告訴我們“不要沾染官僚主義作風”對于解決現(xiàn)實中國的所具有問題的歷史意義，在《大雨落幽燕》中對于當今中國建設所具有的長遠的戰(zhàn)略意義的計劃與思考，如此等等都是作者對于我們現(xiàn)實生活的一聲聲的拷問。由此我就能理解為何在開篇中所提到的他筆端的文字這般的動人！

　　在中國，早有古人講“行萬里路，讀萬卷書”，現(xiàn)在或許有行萬里路的但難有讀萬卷書，或許有少許讀萬卷書的但難得能真正具有一些草根精神的去腳踏實地地行萬里路，即使幸運的是兩者都能兼顧了，又很難能夠擺脫知識分子所天生的書生意氣。每每讀書，我就想若是真正愛你的國家，愛你腳下的土地，愛和你一起生活的人，那么我喜歡你們浪漫熱烈充滿擔當?shù)臅鈿猓覂?nèi)心里更期待你們能走出那個狹小封閉的書齋，聆聽這世界上的風聲雨聲，腳沾泥土的清香，沉靜地行走在山水之間，以看似微小的點滴努力為我們國家的進步發(fā)出自己思考的智慧之光！這才是真正的書生意氣，意氣風發(f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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