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正在進行一場生死攸關的斗爭。出版不是抽象社會的武器，而是不可調和的、武裝起來的、斗爭中的雙方的武器。我們正在摧毀反革命的出版業，如同摧毀它的防御工事、商店、通訊設施和情報系統一樣?！薄新宕幕?，《恐怖主義與共產主義》
“純潔，這是印度的出家人和僧侶的理想。你們這些知識分子，你們這些資產階級無政府主義者，你們只不過是把它當作什么也不干的借口罷了。什么也不干，動也不動，兩個手肘貼著身體，戴著手套。而我的手是骯臟的。我把它們伸到血污和大糞里去，所以它們一直臟到了臂肘上。還有什么話可說呢？你以為你可以天真無邪地掌權嗎？”——薩特，《骯臟的手》
前言
這本書的書名長一點，但能夠很好地表達本書的宗旨。我使用“形成”，因為這是一個在動態過程中進行的研究，其中既有主觀的因素，又有客觀的條件。工人階級并不像太陽那樣在預定的時間升起，它出現在它自身的形成中。
“階級”一詞使用了單數，而不用復數，其理由正是本書探討的一個問題。單數和復數自然不同，復數可以進行描述，其含義既清楚又不清楚，它把一些不連續的現象松散地聯系在一起：這里是裁縫，那里是織工，堆積在一起而形成工人階級的復數。
但我說的階級是一種歷史現象，它把一批各各相異、看來完全不相干的事結合在一起，它既包括在原始的經歷中，又包括在思想覺悟里。我強調階級是一種歷史現象，而不把它看成一種“結構”，更不是一個“范疇”，我把它看成是在人與人的相互關系中確實發生（而且可以證明已經發生）的某種東西。
不僅如此，對階級的看法還有賴于對歷史關系的看法。如其它關系一樣，歷史關系是一股流，若企圖讓它在任何一個特定的時刻靜止下來并分析它的結構，那它就根本不可分析。最精密的社會學之網也織不出一幅純正的階級圖形，正如它織不出“恭敬”與“愛慕”這些概念一樣。關系總要體現在真人身上，而且還要有真實的背景。我們不能有兩個涇渭分明的階級，其存在各自獨立，然后再把它們拉進彼此的關系中去。我們不能有愛而沒有戀愛的人，不能有恭敬而沒有地主與長工。當一批人從共同的經歷中得出結論（不管這種經歷是從前輩那里得來還是親身體驗），感到并明確說出他們之間有共同利益，他們的利益與其他人不同（而且常常對立）時，階級就產生了。階級經歷主要由生產關系所決定，人們在出生時就進入某種生產關系，或在以后被迫進入。階級覺悟是把階級經歷用文化的方式加以處理，它體現在傳統習慣、價值體系、思想觀念和組織形式中。如果說經歷是可以預先確定的，階級意識卻不然。我們可以說具有相似經歷的相似職業集團對問題會作出合乎邏輯的相似反應，但決不能說這里面有“規律”。階級覺悟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會以相同的方式出現，但決不會有完全相同的方式。
有一種說法很有誘惑力，即假定階級是一個“東西”，但在馬克思自己的歷史著作中，這并不是他的本意。然而這個錯誤卻使許多后來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受到損害。有些人說：“它”，即工人階級，是確實存在的，而且幾乎可以用數學方法來精確測定，例如有多少人對生產資料是處于某種關系之中等等。一旦這種假定確立起來，階級覺悟也就推導出來了：如果“它”適時地了解到自己的地位和真實的利益，那么“它”就應該有階級覺悟（但實際上卻很少有）。這里有一個文化上的上層建筑，通過它，人們極緩慢地意識到這一點。這種文化上的“落后”與走形使人不能容忍，所以就很容易產生某種替代的理論，即黨團派系、理論家等等，由他們揭示階級覺悟。但這種覺悟并非現實中的覺悟，而是理論上應該如何如何的覺悟。
在意識形態的分界線上，另一邊也每天都在犯同樣的錯誤。其中一種說法是完全否定階級的。由于把膚淺的階級概念強加給馬克思，而這種概念又很容易被擊破，于是就有人說：關于階級的任何概念都是胡思亂想出來的，是強加于證據之上，而階級根本就沒有發生過。另一種說法則靠一個奇妙的轉換把階級的動態觀點變成了靜態觀點：“它”，即工人階級，是存在的，而且可以多少準確地界定為社會結構中的一個部分；但階級覺悟卻不是個好東西，它是精神不正常的知識分子發明出來的，因為，在發揮著不同“社會功能”的集團間破壞其和諧共存（由此而延緩經濟成長）的任何東西都是“不合理的失調現象”。[1]問題應當是：如何才能最好地“處理和疏導”它的抱怨。
如果能記住階級是一種關系，而不是一個東西，那就不會這樣來思考問題了?！八敝嬖冢葲]有典型化的利益與覺悟，也不像病人躺在整形醫生的手術臺上那樣讓人隨意塑造。我們不會像某位作者那樣本末倒置地來看問題，他在研究階級問題時，一頭栽進了方法論的牛角尖，而不去考察真實歷史背景下的真實階級地位，于是我們聽說：
階級的基礎是與地位有關的權力差異，即與其權力預期值有關的社會功能結構?！瓊€人由于發揮了與權力有關的社會功能而成為一個階級的成員，……他屬于某個階級是因為他在一個社會組織中占有某種地位，也就是說，階級的身份來自對社會功能所承擔的責任。[2]
問題的關鍵是：這個人如何才能進入某種“社會功能”？還有，那個特別的社會組織（連同其財產權和權力結構），是如何出現的？而這些，就是歷史問題了。如果讓歷史停留在某一點上，那就不會有階級，而只會有一堆人加上一堆經歷；但如果在社會發生變化的一個適當的時間段上來觀察這些人，就能看到其相互關系及思想與建制的模式。階級是人們在親身經歷自己的歷史時確定其含義的，因而歸根結底是它惟一的定義。
我對某些社會學家在方法論上的見解也許理解不深，但我希望，我這本書至少對理解階級有所貢獻。我相信，階級是社會與文化的形成，其產生的過程只有當它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自我形成時才能考察，若非如此看待階級，就不可能理解階級。這本書可以看做是英國工人階級從步入青春到早期成熟的一本傳記，1780至1832年間，多數英國工人開始意識到他們之間有共同利益，他們的利益與統治者和雇主們對立。統治階級當然也不是鐵板一塊，他們在這些年中之所以還能抱成一團，是因為面對反叛的工人階級，他們間的某些對立化解了（或降到相對次要的地位上）。因此，在1832年，工人階級的存在是英國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
本書的寫作如下：第一部考察18世紀留傳下來的人民傳統，這些傳統在18世紀90年代嚴酷的雅各賓騷動中發揮了作用。第二部從主觀因素轉向客觀因素，即工業革命時期不同工人集團的親身經歷，而在我看來，這些經歷的意義特別深遠。這個部分還企圖對工業中新產生的勞動紀律的特點作出評價，以及衛斯理宗與勞動紀律有什么關系。第三部談人民激進主義的歷史，從盧德運動開始，到拿破侖戰爭結束時那些可歌可泣的年代。最后，還對19世紀20和30年代的政治理論和階級覺悟的某些方面進行探討。
因此，本書不如說就是一組論題彼此相關的論文集，而不是首尾相連的敘述文。在選擇這些論題時，我常常意識到我正在向流行的正統觀點挑戰，比如說，這里有費邊社的正統觀點，它把工人群眾看成是自由放任政策的被動的犧牲品，只有少數一些卓有遠見的組織工作者不在其例（其中最突出的是弗朗西斯·普雷斯）。經濟史學家以經驗為基礎，他們也有他們的正統觀點，他們把工人看成勞動力，看成移民，看成一系列統計數字的原始資料。此外，還有所謂的“天路歷程”正統觀點，它在這一整段歷史時期中上下搜索，要找出各種各樣的先行者——諸如福利國家的先驅、社會共和國的前輩、以及（最近流行的）理性工業關系的早期實例等等。當然，所有這些正統說法都有一定的道理，它們都擴大了我們的知識面。但對第一、第二種觀點我要說：它們很容易忽視工人群眾的主觀能動性，忽視他們在創造歷史的過程中自覺作出的貢獻；對第三種觀點我要說：它用后人的眼光來看待歷史，而不顧及歷史本來的面目。只有成功者（即他們的愿望預示了后來的發展的人）才被記住了；走不通的路，迷失的事業，還有那些失敗了的人則統統都被忘記。
我想把那些窮苦的織襪工、盧德派的剪絨工、“落伍的”手織工、“烏托邦式”的手藝人，乃至受騙上當而跟著喬安娜·索斯科特跑的人都從后世的不屑一顧中解救出來。他們的手藝與傳統也許已經消失，他們對新出現的工業社會持敵對態度。這看起來很落后，他們的集體主義理想也許只是空想，他們的造反密謀也許是有勇無謀；然而，是他們生活在那社會劇烈動蕩的時代，而不是我們；他們的愿望符合他們自身的經歷。如果說他們是歷史的犧牲品，那么他們現在還是犧牲品，他們在世時就一直受人詛咒。
我們在作判斷時，就不能把這一點作為惟一的標準，即人的活動是否被后來的歷史發展所證實。不管怎么說，我們自已也不是在社會進步的最終點上，工業革命時期，人們失敗了的某些事業，也許能讓我們看清至今仍須整治的某些社會弊病。此外，還有兩個特別的原因使這個時期尤其引人注目，就是：第一，在這個時期，人民運動特別注重平等與民主的原則，我們雖然時?？湟覀兊拿裰魃罘绞?，但在那些關鍵的歲月里發生的事，卻又常常被人們忘記或忽視；第二，今天這個世界，大部分地區仍存在工業化帶來的種種問題，存在著為建立民主而帶來的各種問題，這些問題，和我們在工業革命中的經歷相比何其相似——那些在英國失敗了的事業，說不定會在亞洲或非洲取得勝利。
最后，我要對蘇格蘭和威爾士的讀者說幾句道歉的話。我沒有涉及他們的歷史，這不是出于沙文主義，而是出于衷心的敬意。因為階級既形成在經濟中，也形成在文化中，所以我十分當心，不把英國的經驗普遍化（我確實談到了愛爾蘭人，但不是在愛爾蘭的愛爾蘭人，而是到英格蘭來的愛爾蘭移民）。蘇格蘭的經歷尤其和我們一樣，它既激動人心，又充滿痛苦，雅各賓派在蘇格蘭的宣傳鼓動甚至更加激烈，更加英勇。但蘇格蘭的事畢竟不同，加爾文教不是衛斯理宗，雖然在19世紀初很難判斷哪一個教派更不好。英格蘭沒有像高地移民那樣的農民，群眾文化也相當不同。很可能，直至19世紀20年代，都可以把英格蘭和蘇格蘭的經歷分得一清二楚，因為到這時為止，雙方的工會和政治聯系都是時斷時續的，而且很不成熟。
本書寫于約克郡，因此常常使用約克西區的史料。我要感謝利茲大學，感謝S.G．雷布爾德教授，是他們使我在幾年以前開始研究這個項目，而最后就寫成了這本書；我感謝利維霍姆基金會，是它給了我高級研究員的身份，使我能最終完成這本書。我在給學生上課時，也從學生那里學到許多東西，這本書中提出的那些問題，有許多就曾和他們討論過。我還要感謝各部門主管，是他們準許我引用了手寫的資料和有版權的資料，有關這方面的情況，將特別寫在全書的最后。
我還應該感謝其他許多人，如克里斯托弗·希爾先生、阿薩·布里格斯教授和約翰·薩維爾先生，他們對本書的部分書稿作出過指正，雖說他們并不對我的觀點負責。R．J．哈里斯先生在編輯本書時極有耐心，因為本書突破了一套叢書的限制，而最初這本書是寫給那套叢書的。佩里·安德森先生、丹尼斯·巴特先生、理查德·科布先生、亨利·科林斯先生、德里克·克羅斯利先生、蒂姆·恩賴特先生、E．P．亨諾克博士、雷克斯·拉塞爾先生、約翰·雷克斯博士、E．西格斯沃思博士和H．O．E．斯威夫特先生都曾在不同方面給予幫助。此外，我還要感謝多蘿茜·湯普森夫人，她也是歷史學家，而她又是我的妻子，本書的每一章都曾和她討論過，我們之間的關系使我能夠借用她的觀點，也能借用她筆記本上的資料。她的貢獻不表現在這一點或那一點上，而表現在看問題的整體方法上。
1963年8月，于哈里法克斯
[1] 持這種觀點而又與本書所述時期相關的一個例子，可在塔爾科特·帕森斯教授的一位同事的著作里找到，即N．J．斯梅爾策的《工業革命時期的社會變化》(1959)。
[2] R.達倫多夫：《工業社會中的階級與階級沖突》（1959），第148一149頁。
| E.P.湯普森：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 目錄頁 | 上一頁 | 下一頁 -------------------------------------------------------------------------------- 第一部 自由之樹 “你們正在和人類的敵人作拼死的斗爭，不僅為你們自己——因為你們可能看不到那完美的自由之日；你們斗爭，也是為正在吃奶的孩子?！?BR> ——1796年倫敦通訊會對派往各地巡回代表的指示 “惡人婊子正在統治，不受限制?！?BR> ——威廉•布萊克，1798年 第一章 成員無數 “讓我們的成員無數！”這是倫敦通訊會“指導原則”中的第一條。1792年3月，當通訊會書記開始與設菲爾德的一個類似組織建立通信聯系時，就引用了這一條原則。[1] 倫敦通訊會第一次會議是兩個月前在河濱馬路附近一家酒館（埃克塞特大街的“鐘聲酒吧”）里召開的，9名“心地善良、勤勞清醒的人”參加了會議。倫敦通訊會的創建者、第一任書記是托馬斯•哈迪，他后來回憶這次會議時說： 吃過面包和奶酪、喝完黑啤酒、如平時一樣吃完晚飯、吸過一袋煙后，我們就談起了時局是如何艱辛、生活必需品是如何昂貴……這樣，就提出了把我們聚到一起來的那件事——議會改革，對這個階級的人來說，這是件需要慎重考慮和認真對待的大事。 那天晚上，在場的9個人中有8個成了創始會員，交納第一個星期的一便士會費（第9個人考慮了一番，在第二個星期也參加進來）。哈迪（他也是司庫）口袋里裝著協會的全部資產8個便士，回到他在皮卡迪利大街9號的家里，他將用這些錢去買信紙，以便和國內那些思想相同的組織建立聯系。 兩個星期后，有25個會員參加進來，司庫手里也有了4先令1便士的經費（6個月后據稱已有2000多名會員）。人會手續很簡單，只要對三個問題作肯定的答復就算通過了考察，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 你是否完全相信：國家的福祉需要每一個成年人——只要他頭腦清醒、又沒有犯罪的前科，就有權參加議會的選舉？ 協會成立的第一個月中，曾接連五個晚上辯論同一個問題：“我們，作為手藝人、小店主和機匠，有沒有權利去爭取議會改革？”他們考慮再三，“在心中斟酌有可能想到的每一種觀點”，最后認為有權利這樣做。 兩年后，1794年5月12日，皇家執行吏和弓街兩名巡捕加上內政大臣鄧達斯的私人秘書，還有其它一些大人物光臨皮卡迪利大街9號，將鞋匠托馬斯•哈迪以叛國罪逮捕。當官員們搜查房屋、砸開一個衣櫥、在哈迪夫人（她正懷著孕，因此始終躺在床上）的衣物里亂翻、包走了四大方巾的信件和一米袋的傳單、書籍和手稿時，哈迪一家人默默地在一旁看。就在這同一天，國王向下院發出一份特別信件，專門談各地通訊會的煽動活動；兩天之后，下院任命了一個秘密委員會，專門審查哈迪的文件。 樞密院親自把哈迪提審了好幾回，哈迪對這幾次提審很少記敘。但哈迪的一個同監難友把他自己受這舉國最高機構審理的情況用戲劇形式重現出來，以饗讀者。約翰•塞爾沃爾這樣記敘道：“我被叫進去，看見全班人馬都守在那里，下巴深陷在講稿和手稿中……它們都亂糟糟地堆在一起。”大法官、內政大臣和首相（皮特）都在那里： 檢查總長（鋼琴伴奏）：塞爾沃爾先生，你叫什么名字？ 塞（略顯悲哀地）：約翰。 檢（鋼琴伴奏繼續）：……姓名以兩個“l”還是以一個“l”結尾？ 塞：兩個，不過也無所謂。（謹慎而又陰郁地）你別自找麻煩了，我不會回答問題的。 皮特：他說什么？（從房間另一邊飛快地環視一眼，目光敏銳，然后坐到大法官身邊。） 大法官（聲調溫柔，幾乎是耳語）：他說不想回答問題。 皮特：什么？——什么？——什么？（尖銳地）……[2] 約翰•塞爾沃爾于是把背對著那些達官貴人，“欣賞起一幅水彩畫來”。首相叫他走開，然后把一個14歲的男孩亨利•伊頓叫進來提審，伊頓曾和塞爾沃爾家住在一起。這孩子立場十分堅定，竟“發表起政治演說來，他言詞尖銳，譴責皮特先生，說他向人民征收太高的捐稅……”[3] 用后來100年的標準來判斷，沖突雙方在這時都沒有經驗，都不清楚自己應該扮演的角色。他們把后來那種大規模的非個人沖突預演成稀奇古怪的個人沖突了，[4] 禮貌與敵視并存，在階級仇恨的怨怒中，仍留有表現個人善意的余地。塞爾沃爾、哈迪和其他10名犯人被關在倫敦塔，后來又轉到新門監獄。在新門監獄，塞爾沃爾有一段時間關在陳尸所里；哈迪太太在“教會與國王派”暴徒圍攻她的家時受了驚嚇，結果難產而死。樞密院決心把叛國罪的訴訟進行到底，而對叛國犯的最高定罪是先上絞刑，乘他還沒死的時候砍斷繩子，剖腹掏腸（當著他的面焚燒內臟），然后再砍頭、分尸。一個由體面的倫教市民組成的大陪審團對此沒有興趣，經過9天的審判，哈迪被開釋（那天剛好是1794年的火藥陰謀紀念日）。[5] 陪審團長在宣布過“無罪”之后就暈了過去，而倫教民眾則情緒激昂，把哈迪拉到街上去凱旋游行。霍恩•圖克和塞爾沃爾也隨后獲釋（其他人的案子也就此了結了）。但民眾的慶賀卻稍嫌早了一點，第二年，對改革派——或“雅各賓分子”的高壓政策反而加倍了。到90年代末，整個運動似乎都已被打散，倫敦通訊會被取締，潘恩的《人權論》被查封，群眾集會也被禁止了。哈迪在大菜市附近開了一家鞋店，請以前的老改革派來照顧他的生意，以示不忘他過去的功苦。約翰•塞爾沃爾隱退到南威爾士一座孤獨的農場上去。初看之下，“手藝人、小店主和機工”終究是沒有權利爭取議會改革的。 一般認為，倫敦通訊會是英國第一個確定的工人階級政治組織。為了不故弄玄虛（因為設菲爾德、德比和曼徹斯特的協會都成立在倫敦通訊會之前），有必要對這個問題下一個明確的定義。有些人說，自美國獨立戰爭以來，就時常出現一些有工人階級參加的討論團體；而另一些人則認為：把倫敦通訊會看成是“群眾激進”團體，也許比“工人階級”團體要準確得多。 從哈迪的情況來說，他肯定是個工匠。他1752年生，曾在斯特林郡學鞋匠手藝；他也在卡隆鐵工廠做過瓦匠（在給制鐵商羅巴克蓋住房時，腳手架倒下來，差一點被砸死），因此也見識過一點新工業的東西。他在美國獨立戰爭之前不久到倫教，當時還是一個年輕人。他選擇了一個職業，那是眾多職業中的一個，在這些職業中，幫工們都指望能自開門面，幸運者還可以自己成為開業師傅——如哈迪最終做到的那樣。他娶一個木匠兼建筑工的女兒為妻；他的同事、擔任過倫敦通訊會主席的弗朗西斯•普萊斯后來則成為裁縫鋪老板。當時，幫工與小業主的分界線模糊不清，1795年，鞋匠幫工協會曾罷工反對哈迪，那時他已經是小老板了；弗朗西斯•普萊斯在成為裁縫業主之前，則幫助組織過1793年縫褲業幫工的罷工。具有獨立身份的工匠（其工場也就是“店鋪”）和小店主、小生意人之間的分界線就更加模糊；從這些人那里再跨一步，就是個體經營的雕刻師如威廉•夏普和威廉•布萊克，以及印刷工、藥劑師、教師、辦報人、外科醫生和非國教的牧師等等。 因此倫敦通訊會的一端深入到皮卡迪利大街、艦隊街和河濱大街四周的咖啡店、酒館和非國教教堂里去，在那里，自學起家的幫工有可能和印刷工、小店主、雕刻師及青年訟師們并肩而坐；它的另一端，特別是在泰晤士河東岸和南岸，就一直插到比較老的工人集團中去，比如說外濱的碼頭工、斯皮特菲爾茲的絲織工、索斯沃克的非國教古老據點等等。200年來，“激進的倫敦”與只有兩三個基本行業的北中部中心區相比，社會與職業方面表現出更多的多樣性，也顯示出更大的流動特色。倫敦的人民運動時常缺乏一致性和持久性，而這些特點只有在整個地區都卷入共同的社會與職業沖突時才會有。但另一方面，倫敦人又比較容易接受思想的或“理想的”動機，理論宣傳在這兒比在北方更容易找到聽眾。倫敦激進主義很早就變得城府很深，因為它需要把許多宣傳運動組織成一個共同的運動。新理論新觀點一般總是在倫敦先找到與民眾運動結合的交接點，然后再從倫敦轉到外省的中心地區去。 倫敦通訊會就是這樣一個交接點，應該記得，最初的創始人住在皮卡迪利，不是外濱也不是索斯沃克。就連它最初幾次會議所留下的簡短記錄中，都保留著一些顯著的特色，表明一種新的組織形式已經出現，而正是這些特色，能幫助我們（在1790至1850年的時代背景下）給工人階級團體下一個定義。這些團體往往由一個工人擔任書記，每周收取很低的會費，它把經濟目標與政治目標混雜在一起，也就是“時局之艱辛”和議會改革混為一談。它舉行的集會既能起社會交往的作用，也能起政治活動中心的作用；出于實際需要，它特別注重會議程序；更重要的是，這些團體都決意要宣傳自己的觀點，把那些倒向他們的人組織起來，而這就體現在如下指導原則中，即“讓我們的成員無數”。 時至今日，我們也許會對這個原則習以為常，但它卻是歷史的轉折點之一，它體現了孤家寡人主義的結束，也體現了政治作為世襲集團或有產者獨占權利的結束。接受這個原則，就表明倫敦通訊會揚棄了政治與財產權劃一的古老做法——同時還揚棄了“威爾克斯和自由”時代的激進主義，在那個時代，“阿斗”尚未自我組織起來去爭取自己的目標，而是受一個派別——哪怕是激進派別的召喚而卷入臨時行動，結果是加強了這個派別的力量，威脅到政府當局的存在。倫敦通訊會用一種“無限”的方法去打開宣傳鼓動之門，這表明一個新的民主概念已經產生，它把古老的禁區置之不顧，而寄希望于平民百姓的自發行動和自我組織過程。這樣一種富有革命氣息的挑戰，當然會受到叛國罪的指控。 不過，這個挑戰在以前也曾有人提出過——那就是17世紀的平等派。當時，爭論在克倫威爾的軍官和軍隊鼓動員之間展開，其措詞用語預示了18世紀90年代的沖突。就在普特尼辯論 [6] 進入高潮時，士兵代表爭辯說：是他們打贏了戰爭，因此應該得益，應該把選舉權擴大，把他們也吸收進去。平等派雷恩巴勒上校的說法是大家都知道的，他說： 我確實認為：最窮的人也和最高貴的人一樣生活，因此，先生，我認為事情再明白不過了：每一個在某個政府之下生活的人都應該首先同意把自己放在那個政府之下……我要懷疑，任何一個懷疑這種情況的人還是不是一個英國人。 對此，“大人物”的代表、克倫威爾的女婿埃爾頓將軍回答說：“在本國，一個人若不具備永久不變的利益，則他就無權關心或參與國事的處理……”雷恩巴勒逼他說明白一點，埃爾頓于是就激動地答道： 我所堅持的主要之點，是我重視財產。我希望我們不要為勝利果實而爭斗不休——但每個人都應該想一想，他不應該走上取消財產的路，這關系到王國憲政的基礎，你取消它，也就取消了一切。 他接著說：“如果一個人僅因為有一口氣就能當選議員”，那么下院就有可能產生一個多數，他們在地方上沒有利益可言，也沒有永久的利害關系，“這些人為什么不會投票反對一切財產？……告訴我你們還要走多遠，你們是否可以憑這條規定去保護一個有財產的人？” 剝奪別人的政治與財產權身份，這當場就引起憤怒的反響。塞克斯比 [7] 說： 我們成千上萬的士兵出生入死，當然，就地產而言，我們在這個國家里財產很少，但我們卻有天生的權利?，F在看來，好像是沒有固定的地產就要沒有權利了……我覺得我們上當了！ 雷恩巴勒譏諷地插話道： 先生，若不把一切財產都取消，我以為是不會有自由的。假如這是一個規定……，那也就只好如此了。但我卻不得不知道，長久以來士兵們為什么而戰？他之所以戰斗，是要讓自己淪為奴隸，是要把權力給予富家，給予地主，是要讓自己永世為奴！ 對此，埃爾頓和克倫威爾的辯解仿佛預見了1688年的妥協。他們說，普通士兵為三件事而戰：一是限制國王侵犯個人權利與信仰自由的特權，二是爭取由民意代表實行統治，即使他自己不能參與這些選舉也罷，三是“做買賣掙錢買地的自由”，由此進而取得政治權利。在這種情況下，“爭取自由而不摧毀財產”。 1688年以后的100年，這樣一個妥協就不再受挑戰了；出現一個土地與商業財產聯合的寡頭統治。從本質上說，它更腐敗，而賣官鬻爵、官官相護的現象也更嚴重，其中的奧妙，又正是劉易斯•納米爾爵士及其一派學者所津津樂道的。平等派的挑戰徹底失敗了，但平等派復活的幽靈卻時常在人們腦海中出現，它好像是海峽旁的一塊巨巖，旁邊有天主教徒和詹姆斯黨的大漩渦，“憲法”這艘船就要在這兩者之間穿過。直到18世紀最后二三十年，“18世紀共和分子”的溫和的共和、自由主義立場似乎就限制在埃爾頓所設立的范圍之內。[8] 看一看18世紀90年代改革派與政府之間、以及各改革力量之間的分歧，就似乎看到了普特尼辯論的重演，只不過那英國“最窮的人”、“有天生權利”的人變成了《人權論》，而成員“無數”者的鼓動在伯克眼中就恰似那“豬狗的一群”正在威脅一般。對改革派實行恫嚇威脅的半官方組織取名叫“保衛自由與財產、反對共和派和平等派”協會，連約克郡溫和的改革派克里斯托弗•威維爾牧師也深信：若改革以普選作為原則，“就不能實現，除非再打一場內戰”，盡管他對改革的忠誠是無可置疑的： 在政治爭端激烈時，把選舉權交給殘暴無知的民眾，會導致動蕩和混亂。……如果選舉因最無恥的舞弊而喪失信譽，因最狂暴的騷亂而受到損害，那么在一系列這樣的選舉之后，就可以預期民眾的動亂和貪婪最后會使民族變得十分可憎，乃至為克服民主放縱所帶來的難以忍受的禍害，人們就必須到專制權力的保護下去……尋求庇護。[9] 他在1792年又寫道：“如果潘恩先生能把下層階級喚醒，他們的參與就可能是很粗野的，而我們現在擁有的一切，無論是私人的財產還是公眾的自由，就都要受那幫無法無天兇野狂暴的亂民去擺布了。”[10] 這就是過去那場辯論的繼續，人們表現出同樣的抱負、同樣的恐懼和同樣的緊張沖突；但現在它是在新的背景中，使用新的語言和新的論點，力量平衡也發生了變化。我們應設法理解雙方——既理解持續的傳統，也理解變化的背景。寫歷史總要有開頭，人們于是就常常只看見新的東西。我們可以在1789年開頭，于是就把英國的雅各賓主義看成是法國大革命的副產品；我們也可以在1819年開頭，以彼得盧為標志，于是，英國激進主義就仿佛是工業革命的自發后果了。法國大革命當然有助于新的宣傳運動，運動在工人群眾中也很有基礎，它形成在新的經歷里，出現在成長中的工業制造業地區。但問題仍然沒有解決：到底有哪些因素是由這些事迅速引發出來的？可以很快看到的是城市工匠和小生意人的悠久傳統，這些人和法國的“小人物”非常相似；喬治•魯德博士曾經證明：“小人物”正是巴黎民眾中最變化無常的革命因素。[11] 我們還可以看到：這個復雜的連續傳統實際上可以一分為三，一是非國教傳統，以及衛斯理的宗教復興使它發生的變化；二是人民中各種模糊觀念形成的一種傳統，它們結合成英國人“關于天生權利”的思想；三是18世紀的“下層民眾”中有一種若有若無的傳統，對這種傳統，威維爾曾經恐懼不安，而哈迪則想把它組織到委員會、分會和嚴肅認真的游行示威中去。 [1]《托馬斯•哈迪自傳》（1832），第16頁。 [2]《民友報》，1795年4月4日?？蓪φ諛忻茉宏P于提審塞爾沃爾的記錄：“本院書記官問他姓名如何拼，答：隨便怎么拼都行，他是不會回答的……”財政部司法處檔案，第11.3509號，第83幀。 [3]《晨報》，1794年5月16日。 [4] 后來，當雅各賓派約翰•賓斯未經判決就關進格拉斯特城堡時，內政大臣夫婦還攜帶二女去探望他。 [5] 1605年10月5日，天主教徒企圖炸死英王詹姆斯一世，是為火藥陰謀案?！g注 [6] A.S.P.伍德豪斯：《清教與自由》(1938)，第53頁起。 [7] 塞克斯比是士兵代表，平等派。——譯注 [8] 見卡羅琳•羅賓斯：《18世紀共和派》（哈佛大學，1959）。 [9] C．威維爾1797年12月16日致約翰•卡特賴特信，載威維爾：《政治文件》（約克，1804），第5卷，第381一382頁。 [10] 同上，第5卷，第23頁。 [11] G．魯德：《法國大革命中的民眾》（1959）。 -------------------------------------------------------------------------------- E.P.湯普森：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 目錄頁 | 上一頁 | 下一頁 |
“你必汗流滿面才得糊口，直到你歸了土，因為你是從土而出的。你本是塵土，仍要歸于塵土。
《圣經•創世紀》，第3章，第19節
第六章 剝削
約翰•瑟爾沃爾把每家“制造廠”都看成是政治反叛的潛在中心，然而，并不只是瑟爾沃爾看到了這一點。一位貴族在1792年游歷約克郡河谷時就驚訝地發現，在埃斯加思那“田園般的河谷”里新建起一座棉紡廠。他說：“哎呀，現在這里有了一座火光閃閃的大工廠，它后面的那條小河奪去了橋的上流瀑布的一半水源”：
隨著鐘聲的鳴響，廠房的喧鬧聲震動了整個河谷；人們的話題是叛逆和平均制度，反叛隨時可能發生。
工廠作為一種社會力量的象征而誕生，這種社會力量摧毀的正是“自然進程”。它對現存秩序構成了雙重威脅，第一種威脅來自工業財產的所有者。這些暴發戶擁有不公平的優勢，他們依賴這種優勢超過了僅靠收取地租為收入的地主；
如果人們都這樣開始致富，或者說，從事商業活動的人極其容易成為富人，那么，我們這些固定收入平平的人是多么可悲呵！所有起毛工和田里的農夫們又是多么不幸呵！
第二種威脅來自產業工人大眾。我們的這位訪問者以不可名狀的仇視態度對待他們，這種態度與今天的白人種族主義者對待有色人種的態度相去不遠：
確實，這些人得到了工作；但是，他們全都被拋進因人多而形成的罪惡之中……這些人只要不在工廠里勞動，就必定出去偷竊、揮霍和搶劫，……[1]
在1790至1850年之間，觀察家們通常都把棉紡廠和新型的工業社會等同起來，他們還把新的生產關系和新的社會關系對應起來。然而，只有卡爾•馬克思才以非凡的勇氣表達了這一點。他宣稱：“手工工場給予你們一個有封建領主的社會；蒸汽機工廠卻給予你們一個有產業資本家的社會?！钡?，在當時的人們看來，“新”不僅新在產生了工廠主，而且還在工廠和工廠的周圍誕生了勞動群眾。1808年，一位地方官員寫道：“我們一靠近蘭開郡工廠區的邊緣，就遇見了一種新的人類，他們在行為方式、就業和從屬關系上，全是新的。”同樣，羅伯特•歐文也在1815年指出：“工廠在全國的普及使全國居民有了新的特征……產生了民眾基本特征的根本轉變?！?
到19世紀的三四十年代，觀察家們仍然把“工廠制”看做新事物。1833年，彼得•加斯克爾在提及工廠勞動群眾時說，他們“不過是搖籃里的赫克勒斯”,“自從開始使用蒸汽動力以來，他們才變得極端重要，‘蒸汽機’把人們高度集中地聚集起來?！奔铀箍藸栆呀浽诠と穗A級的組織中看到了最令人憎惡的“權力中的權力。”[2]十年以后，庫克•泰勒用同樣的口氣寫道：
蒸汽機的出現沒有先例，珍妮紡紗機也沒有先例可循，畜力的和動力的織機之出現更是追溯不到任何淵源，就像朱庇特腦子中的密涅瓦一樣，它們突然誕生了。
然而，引起這位觀察家深切不安的卻是這些“新事物”給人類帶來的后果：
“當外地人穿過聚集在棉紡廠和印染廠周圍的人群時，……他不能不以近乎絕望的憂慮和擔心的情感去看待這些‘蕓薈眾生’。這些人和他們所從屬的制度一樣，都是新的，但他們的力量在一小時一小時地增長。這是一個人群的聚集，包含著他們自身在內的這個概念所表達的某種不祥的令人害怕的東西……就像海水慢慢地上升，逐漸地上漲，它包含了從社會下層升起的一切因素，在未來某個不遠的時候，將浮起到上帝才知道的地方。這些人群蘊藏著可怕的能量……工廠的勞動群眾，僅僅從他們的形成來看，并不是什么新東西，但他們的思想和行為習慣卻是嶄新的，是在它的條件環境下形成的，它不接受來自外部的指導和引導。[3]
1844年，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做了這樣的描述：在他看來，“第一批無產階級是與工廠相聯系，由工廠而產生的。工廠工人是工業革命的長子，他們從開始到今天，一直是構成勞工運動的核心?！?
不論保守的、激進的還是社會主義的觀察家在價值判斷上存在無論多么大的分歧，都不妨礙他們提出一個相同的等式：蒸汽動力＋棉紡織廠＝新工人階級。他們認為生產的物質手段以直接的、多少帶有強制性的方式誕生了新型的社會關系、社會建制和文化方式，而1811至1850年的群眾騷動與運動的歷史顯然證實了這個情景。18世紀90年代，英國民族似乎被投入了一座大熔護，而在戰爭以后以完全不同的面貌重新出現。1811至1813年間發生了盧德運動的危機，1817年爆發彭特里奇起義，1819年發生彼得盧事件。在此后10年中，工會的活動大量和全面地展開，歐文主義者的宣傳，激進的報刊運動，爭取十小時工作制運動，1831至1832年的革命危機，以及此后的一系列運動最終導致憲章派的誕生。（在當時的觀察家和現在的歷史學家看來）也許正是這種統一的群眾騷動與運動的規模和強大力量，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更有力地使人感到發生了某種突變。
人們可以看到，18世紀90年代發生的每一種激進現象都以成10倍的規模在1815年以后再次發生。一小批雅各賓派的傳單導致了極端激進派和歐文主義者的期刊大批地誕生。過去，丹尼爾•伊頓曾因出版潘恩的著作而被判處監禁?，F在，理查德•卡萊爾及其店鋪伙計們也因同樣的罪名被判刑，刑期總量竟達200年上。過去，通訊會只能勉強地在約20個城鎮里生存下來，戰后，漢普登俱樂部和其他政治聯盟卻在許多小工業村莊中深深地扎下了根。既然人們想起這種民眾的騷動與棉紡織業中急劇的變化同時出現，它自然就使人認為其中有某種直接的因果關系?？磥?，棉紡織工廠不僅是工業革命的推動者，也是社會革命的推動者，不僅生產了更多的產品，而且生產了“勞工運動”。工業革命最初只要求人們去描述，現在卻要求人們來解釋。
從阿克萊特時代到“活塞騷動”及其以后的一段時間，我們在重現它的時候主要把它想象為“黑暗的、巨大的廠房”，這就是人們想象中的工業革命。這里的部分原因也許是急劇的變化作用于視覺而產生的想象——軍營似的廠房，高大的煙囪，工廠里的童工，工人的木底鞋和婦女的披巾，分散在工廠周圍的一簇簇居民點，就像工廠生出的魚卵一樣。（這些印象當然使人們首先想到工業，然后才會想到與工業有關的并為工業服務的人們。）另一個原因是棉紡織工廠和新興的工業市鎮——它成長之迅速，技術之精巧，紀律之奇或嚴格——這些在當時的人們看來，是那么的明顯和奇特。比起那些默然不知名卻不斷蔓延的工業區來（它們常出現在內政部的“動亂登記薄”上），這些現象為有關“英格蘭狀況”問題的討論提供了更令人滿意的表征。文學傳統和歷史傳統都是從這里面產生出來的。當時的人們對工業革命的狀況所做的經典描述，例如歐文、加斯克爾、尤爾、菲爾登、庫克•泰勒和恩格斯等人的描述，幾乎全部以棉紡織工業為基礎，其中又主要以蘭開郡的棉紡織工業為基礎，這里列舉的只是其中的一些例子?！哆~克爾•阿姆斯特朗》、《瑪麗•巴頓》和《艱難時世》等一些文學作品則使這種傳統永世流傳，人們在后來的經濟史和社會史著作中也可以明顯地看到這樣的側重。
不過，這里面依然有不少問題。棉紡織工業是工業革命的前哨工業，[4]棉紡織工廠是工廠制的突出雛型，這些都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我們決不能認為經濟增長的動力與社會或文化生活的動力之間存在著某種自動的或過分直接的因果關系。在棉紡織工廠“嶄露頭角”（約1780年）的半個世紀以后，棉紡廠工人人數依然只是棉紡織業成年勞動力中的少數。19世紀30年代初，單是使用手工織機的棉織工人，在數量上仍超過棉織業、毛織業和絲織業紡紗和織造工廠中男女工人數量的總和。[5]此外，在1830年，成年的男性棉紡工人并非所謂的“一般工人”這種難以捉摸的工人形象中的典型，正如20世紀的年代考文垂的汽車工人也不是這種“一般工人”的典型一樣。
指出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過份地強調棉紡織工廠是一種新的事物必然會導致過低地估計政治和文化傳統在工人階級整體形成過程中所保持的連續性。工廠工人遠非“工業革命的長子”，他們出現得比較晚。他們的許多思想和組織形式早已存在于家庭手工業工人當中，例如在諾里季和中西部地區的呢絨工人和曼徹斯特的窄幅衣料織工當中。直到19世紀40年代末期，（以及在北方和中部地區某些市鎮，1832至1834年直至工廠大歇業之前），除了棉紡織業地區以外，工廠工人是否“構成了勞工運動的核心”是值得懷疑的。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雅各賓主義在手工工匠當中有最深厚的根基。盧德運動的主體是小作坊的技術工人。從1817年到憲章運動，北方和中西部地區的每一次激進騷動，家庭手工業工人和工廠工人一樣極有聲勢。在許多市鎮，為勞工運動提供思想、組織和領導的真正核心是由鞋匠、織工、制鞍匠、馬具匠、書販、印刷工、建筑工人和小商販這樣一些人組成的。在1815至1850年之間．倫敦廣大地區激進運動的中堅不是來自于大型重工業（當時的造船業正趨于衰退，機械工人到19世紀末才發揮作用），而是來自于一批較小的行業與職業。[6]
事物經歷的多樣性，引起了一些作者對“工業革命”和“工人階級”（單數）等術語產生懷疑。不過，我們的討論沒有必要停留在前一個提法上。[7]這個提法從其一般含義上來說有足夠的使用價值。至于后一個提法，有許多作者傾向于使用復數來指稱“工人階級”，強調復數的“工人階級”含有社會地位、文化程度、技術水平和生活狀況等各方面的重大差異。這樣做實際上是響應了弗朗西斯•普雷斯的抱怨：
如果工人的特征和行為是從期刊、雜志、宣傳小冊子、報紙以及議會兩院和工廠委員會的報告中去認識，我們將會發現他們都被雜亂無章地湊在一起叫作下等人，技術最熟練、最謹慎的工人與最無知而最魯莽的工人和窮人混同在一起了，盡管他們之間的差異很大，而且在很多情況下根本無法比較。[8]
普雷斯顯然是正確的。從比他們“地位更高的人”看來，森德蘭的水手、愛爾蘭的挖土工、猶太人水果販子、東盎格利亞村莊作坊里的工友和《泰晤士報》的排字工人，都屬于“下等階級”（復數），而他們自己卻可能相互聽不懂各自說的話的意思。
盡管如此，在各種小心求證之后，我們仍可以發現，在1790至1830年之間這段時期內最明顯的事實仍然是“工人階級”（單數）的形成。它首先表現為階級意識的成長，即各個不同群體的勞動人民之間的利益認同以及它與其他階級利益對立的意識。其次，它表現為相應形式的政治和工業組織的成長。到1832年，已經成立了基礎雄厚的、自覺的工人階級的社會事業機構（工會、互助會、教育和宗教運動、政治組織、期刊等等），形成了工人階級的知識傳統、各種工人階級群體社交的形式和工人階級的感情。
工人階級的形成不僅是經濟史上，而且是政治史和文化史上的事實。它不是工廠制的自發產物，也不應當想象有某種外部力量（即“工業革命”）作用于某種難以形容的、混沌的人類原料，從而在另一端生產出一種“新人類”。工業革命過程中變動著的生產關系和勞動條件并非施加在這種原料上，而是施加在生而自由的英國人身上。這些生而自由的英國人是由潘恩傳下或由衛斯理宗鑄成的。工廠工人或織襪工人也繼承著班揚的傳統，繼承著人們記憶中的村莊的權利，繼承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也繼承著行業的傳統。他們是民眾宗教信仰灌輸的對象，又是新政治傳統的創造者。工人階級被別人形成，同時也在形成自己。
從這個角度來看待工人階級的形成，就是在反對目前流行的經濟史和社會學各流派觀點，而為當時的一個“經典”看法作辯護。由馬克思、阿諾德•湯因比、韋伯夫婦和哈蒙德夫婦首先提出并加以考察的工業革命研究，現在仿佛已是學術性爭論的領域?，F在，人們所熟悉的“災變論”已經一點一點地受到爭議。這一論調習慣于把這個時期看做是一個經濟上失去平衡、大量發生悲慘的生活和剝削、政治上受壓迫和英勇的民眾騷動時期；現在，學者的注意力已經開始轉向經濟增長率（以及從經濟“起飛”過渡到自我持續不斷地技術再生產階段的種種困難）。對圈地運動的研究現在受到了重視，但原因并非因圈地而驅趕窮苦農民所顯示的殘酷性，而是此舉成功地為迅速增長的人口提供了糧食。在他們看來，那個時期的苦難并不是由于剝削和你死我活的競爭造成的，而是由于戰爭、交通不便、銀行和交易所的不成熟、市場不穩定和貿易周期打亂了正常秩序所造成的。群眾騷動是由于小麥價格上升而同時又出現商業蕭條這樣一種難以避免的巧合而造成的，這可以用有關數據所揭示的“社會緊張”圖表來表達。[9]總之，他們提出，從許多方面來衡量，1840年產業工人的狀況比1790年家庭工人的狀況更好。工業革命不是一個災難性的、激烈的階級沖突或階級壓迫的時代，而是一個不斷改善的進步時代。[10]
現在，經典災變論的正統觀點，已經被一種反災變論的新正統觀點所取代。這種新觀點以根據經驗謹慎地對待證據而著稱。它的著名倡導者（約翰•克拉潘爵士、多拉西•喬治博士和艾什頓教授）嚴格地批評了過去的學派中某些作者不夠嚴謹的態度。新正統觀點的著作豐富了歷史學的學術性，修正了經典學派的一些重要論述。但是，新正統觀點如今也變得陳舊了，并且在大多數學術中心扎下營盤，所以現在就輪到它們來面臨挑戰了。這些實證主義大師的繼承者們表現得意滿志得、孤陋寡聞，對當時工人運動的實際狀況缺乏了解。他們對正統的實證主義的基本觀點比較了解，但對工業革命所引起的杜會關系和文化方式的變化了解甚少。他們失去了對整體過程的認識，其中包括對那個時代整個政治和社會背景的認識。作為有價值的驗證，他們繞過察覺不到的階段到達新的普遍化（不過很難用事實來加以支持），并從普追化而取得一種占據主導地位的看法。
實證主義正統觀點的發展往往是在批判哈蒙德夫婦的著作中實現的。確實，哈蒙德夫婦顯然是想把歷史道德化，從而過多地以“激憤的情感”來排列材料。[11]后來的研究揭示了他們的著作有不少觀點是錯誤的，或者需要驗證，而且我們打算提出其他的見解。不過，為哈蒙德夫婦作辯護也就說明了他們關于勞工研究的著作及其所廣征博引的史實，仍不失為有關那個時代的不朽的最重要的史料著作。不僅如此，我們還可以說，他們的透徹敘述表現出他們對工業革命發生時的政治背景有充分的認識。在對某個棉紡織廠的帳簿進行過考察的學者看來，拿破侖戰爭只不過對國外市場及其起伏多變的需求發生了異常的影響而已。哈蒙德夫婦卻從未忘記那也是一場反對雅各賓主義的戰爭。他們在《技術工人》的導言中一開始就指出：“書中所討論的那個時期的英國歷史讀起來就像是一部內戰史。”在《城市工人》的結論中，他們在評價其他無關緊要的價值觀念的同時，表現了深邃的洞察力，從而使這整個時期的歷史豁然開朗：
正當半個歐洲為“公民”這個詞的新魅力變得如癡如狂，而另半個歐洲為此而感到無限恐慌的時候，英國卻被那些認為農民的思想是對他們的宗教和文明的挑戰的人們所掌握；他們有意識地試圖把生活的不平等作為國家的基礎，強調工人作為從屬階級的地位，并使之永遠固定下來。因此，事情就是這樣：法國革命在法國人民之間所造成的分裂還不如工業革命在英國人民之間造成的分裂?！?BR>“事情就是這樣：……”這個判斷可能會引起懷疑。然而，正是這樣的洞察力——即在英國事實上并沒有發生的革命卻比法國事實上已經發生了的那場革命具有更大的破壞性，在某些方面顯得更為分裂——為我們提供了一條線索，使我們可以看清那個時期真正的災變性質。在那整個時期，同時發生的巨大影響不只是這兩個，而是三個，那就是人口的巨大增長（英國人口從1801年的1050萬上升到1841年的1810萬。其中，1811至1821年間的增長率最大），工業革命在技術方面的巨大影響，而且，1792至1832年是政治上的反革命。
總之，同蒸汽機一起，政治環境對工人階級意識和組織形式的形成產生了最重要的影響。18世紀末爭取進行政治改革的各種力量（如威爾克斯，城市商人，米德爾塞克斯的小鄉紳，鄉紳和“暴民”亦或是懷威爾的小鄉紳和自耕農、小布商、刀具匠和其他小商販）在18世紀9O年代正處于取得部分勝利的前夜：皮特已被人冠以改革派首相的角色。如果事情按這種“自然的”道路發展下去，我們或許可以預料，不必等到1832年就會有一個結果，以大地主、大商業集團為一方，以工業家和小鄉紳，以及緊跟在中等階級宣傳鼓動運動后面的工人為另一方，最后一決雌雄。實際上，即使當1792年，工業家和自由職業者在改革運動中占主導地位之時，各種力量之間依然是平衡的。但是，在《人權論》[12]取得了成功，法國革命日益激進并造成了恐怖，皮特開始鎮壓以后，只有下層的通訊會挺身而出，與反革命戰爭對峙。這些下層團體盡管在1796年還很弱小，卻構成了一直持續到戰爭結束的“地下活動”傳統。貴族與工廠主因法國的榜樣而感到驚恐，又處在好戰的愛國主義狂熱中，他們因此結成同盟。英國的“舊制度”不僅在國家事務方面，而且在使古老的市政團能夠永久存在下去方面都取得新的生命，而這些市政團則在對膨脹的工業市鎮進行錯誤的統治。工業家則由此獲得了重要的讓步;特別是廢除即取消了關于學徒制、工資調節和工業勞動條件方面的“家長式”法令。貴族所關心的是鎮壓人民當中雅各賓派的“密謀”，而工廠主所關心的卻是去挫敗他們要求提高工資的“密謀”；反結社法就是為了達到這樣的雙重目標。
在戰爭期間，勞動人民在政治和社會方面處于被冷落的地位（有時，他們還不得不加人戰爭）。這的確并不新鮮。新鮮的是這種狀況與法國大革命同時出現；與自覺性的增強和希望的擴大（例如“自由之樹”已從泰晤士河播種到泰伯恩河）發生重迭；與人口的增長發生重迭——在倫敦和其他工業地區，對人口增長的感覺一年比一年趨于明顯（隨著人口數字的增長，他們對主人、地方行政長官和牧師的依從趨于減弱）；而且和更深刻更明顯的剝削方式發生重迭。在農業和舊式的家庭工業中，剝削加重了；在新型工廠也許還有礦山里，剝削更明顯了。在農業中，1760至1820年之間出現了全面的圈地，一個村莊又一個村莊地喪失公共權利，無地的農民以及——南方的——赤貧勞動者淪為農場主和地主的勞工，還要向教會繳納什一稅。在家庭工業中，1800年以后出現了小業主讓位于大雇主（無論是工廠主或中間商）的趨勢，大多數紡織工、織襪工、制釘工不得不外出去尋找工作，成為依靠工資收人生活的工人。就業往往得不到保證。在棉紡廠和許多礦區，這是雇傭童工（以及女工下礦井）的時代。大規模的工礦企業、工廠制及其新的勞動紀律、工廠社區——其中工廠主不僅依靠工人的勞動致富，而且能在一代人的時間里就可以眼看著致富——所有這些都使得剝削的過程明顯可見，也造成了被剝削者在社會和文化上的匯合。
現在，我們可以看清工業革命真正的災變性了；同時也可以明白英國工人階級在這些年代形成的一些原因了。人民要同時從屬于兩種關系的加強：這兩種關系都是無法忍受的，一種是經濟剝削關系的加強，另一種是政治壓迫關系的加強。雇主和勞工之間的關系變得越來越冷酷，越來越少人情味。不錯，這確實使工人的潛在自由程度得到增強，因為農場里的雇工或家庭工業里的幫工（按湯因比的話來說）“被放在農奴的地位和公民的地位之間”，但這種“自由”意味著他們更多地感覺到了不自由。他們在力圖抵抗剝削的斗爭中前進的每一步都與雇主或國家的力量相遇，而且通常是同時遇到兩者的力量。
大多數勞動人民是從剝削的性質及其強度的變化中感受工業革命的殘酷經歷的。這種說法決不是用今天的眼光去推導過去而強加于證據之上的。我們可以描述一下1818年（即馬克思誕生的那一年）某位引人注目的棉廠工人所遭受的一部分剝削過程。這是一名“棉紡幫工”向正處在罷工風潮中的曼徹斯特公眾發表的一封公開信，其敘述一開始就指出雇主和工人“是兩個不同階級的人”:
那么，我們先來看一看雇主：他們是這樣一種人，幾乎沒有例外。他們都出身于棉紡織作坊，沒有教養，沒有風度。他們只有在同曼徹斯特交易所的商人做交易中獲得的那一點點知識。但是，為了彌補那種缺陷，他們會向你擺闊氣，炫耀精美的宅第，成套的家具，仆從，園圃，獵馬和獵狗等等，他們特別喜歡以自負的樣子向外地來的商人們夸耀。他們的房屋的確是豪華的宮殿，在規模上遠遠超過你在倫敦附近看到的那些干凈漂亮的別墅……但是．那些對自然和藝術相結合的美有真正認識的觀察者會發現他們的嗜好有可悲的缺陷。他們把子女送到最昂貴的學校去培養，決意要把他們自己缺乏的東西雙倍地給予后代。他們的頭腦里幾乎只有一個念頭．即自己是他那個地區中道道地地的小君主、獨裁者和專制者。為了維護所有的這一切，他們把全部時間都用在如何花最小的代價取得最大量的勞動上……。總之，我最大膽地不怕有人反對地說，那里的工廠主與紡紗工人之間的差別，比倫敦的商人首富與他最低賤的仆人或最低級的工匠之間的差距還大，而且簡直無法相比。我知道，絕大多數的紡紗廠主為了使紡紗工人永遠貧困潦倒……為了從他們的口袋里拿走剩余物而盡可能地降低工資。這就是事實。
棉紡紗廠主是這個國家中不同于所有其他業主的階級。他們無知、驕傲、專制。那么，作為這種工廠主的工具，或者不如說是東西的那些人，又怎么樣呢？喏，多少年來，他們連同妻子兒女——都是殘酷主人的男女奴隸——必須忍耐。有人說這些人是自由的，法律既保護富人也保護窮人，紡紗工人如果不歡喜這份工資可以離開他的工廠主嘛。他們就是這樣來對我們共同的認識橫加譏諷打擊的；不過，這是徒勞的。確實，他可以走，但又走到哪里去呢？為何不到另一家工廠去呢？是的。好，他去了，于是他受到盤問，“你原來在哪兒工作？他把你開除了嗎？”“不，是我們不能接受那樣的工資。”“那么，我不能雇你，以那種方式離開工廠主的任何人，我都不能雇用。”因為工廠主之間有一種討厭的聯合。這種聯合于1802年首先成立于斯托克波特，從此以后推廣到各個地區。曼徹斯特周圍方圓許多英里內的大工廠主都加入了這個聯合。不過，小工廠主沒有參加：他們被排除在外，對大雇主來說，他們是最討厭的人，想象不出比誰更討厭的了。這種聯合一成立，就首先制訂了一條規定：任何工廠主必須查明．如果工人是被他原來的主人解雇的，便不能再雇用。這些工人怎么辦呢？如果他去一個教區，那是個獨立自主的墳墓，便會得到通知：我們不能救濟你，如果你是同老板吵了架，又不養活你的全家，那么，我們就送你去監獄。于是，在這種情況下，工人不得不服從老板。他不能像鞋匠、木匠、裁縫那樣外出覓工，他在任何市鎮都找不到工作，他無法離開自己的地區。
一般說來．工人是不會欺侮人的，是謙遜而消息靈通的。他們怎樣獲得消息，對我來說幾乎是個謎。假如沒有被逼得太急，他們是馴服的、聽話的；只要我們想到他們從6歲就開始從早晨5點到晚上8——9點學做工，這就不奇怪了。讓一個主張服從老板的人每天早晨5點以前站在通往工廠的街上去看看這些小孩的可憐相吧，無論什么樣的天氣，他們的父母都要一大早就把他們從床上叫起來。再讓他去看看他們吃的那一點點可憐的食物吧，他們的食品主要是摻了碎燕麥餅的稀粥，一攝鹽，有時用一點點牛奶著著色，午餐則是幾個土豆，一片臘肉或肥肉。倫敦機器工匠會吃這種東西嗎？他們到了工廠（遲到幾分鐘便要克扣一天的1/4工資），一直到晚上9點鐘被關在溫度極高的房間里，比今年夏天最熱的那幾天的溫度還高。他們得不到休息，一整天只有三刻鐘的時間用來吃飯，超過了這個時間就必須一邊勞動一邊吃飯。西印度群島的黑奴如果在炎熱的太陽下勞動還有喘息一會兒，扇扇扇子的時間，他們還有一小塊自己的土地，給他們一些時間去種地。英國的紡紗奴隸卻不能享受室外的空氣和吹蕩的微風。他們被關在八層樓高的工廠里，直到笨重的機器停止了才能喘一口氣，然后回到家里去恢復體力以便第二天再勞動。他們沒有時間與家人愉快地聚會，他們一個個疲勞不堪、筋疲力盡。這里一點也沒有夸張，完全是事實。我還要再問一句：英國南部的機器工匠忍受得了這個嗎？當棉紡織業剛剛起步的時候，在稱作蒸汽機的那些可怕的、取代了必需的人力的機器開始使用之前，有一大批當時被稱作“小老板”的人；這些人有一點點資本，能采辦幾臺機器，雇用一些勞力，包括男人和男孩子（大約20至30名），他們的勞動產品都被拿到曼徹斯特的中心市場去出售，便落到了掮客們的手中……掮客將產品賣給商人。通過這種方法，紡紗老板便可以呆在家中勞動，看管工人。原棉一般是大捆大捆地散發給各家紡織工人的妻子，由她們加熱清洗，為工廠里的紡紗工做好準備。她們每周可以賺到8先令、10先令或12先令，并在家做飯，照顧孩子。但是，現在不再有這樣的工作了，因為所有的原棉都用被叫作魔鬼的蒸汽機驅動的機器來拆散打松。于是，紡紗工的妻子們失去了工作，除非她們也到工廠去整天勞動，去做兒童可以做的工作，每周賺幾個先令，4先令或5先令。過去，如果工人同老板發生了爭吵，可以離開他，到別處去尋找工作。但是，幾年的功夫一切事情都變了。開始使用蒸汽機了，為了購買蒸汽機以及建造可容納蒸汽機和六七百個工人的廠房，需要大筆資本。蒸汽機動力可以生產比小老板能生產的更多的（雖然并不是更好的）產品，并以同樣價格在市場上出售。結果，這些小老板很快就破產了。大資本家通過他們的衰落取得了勝利，因為小老板是橫在大資本家和工人之間對工人實行完全控制的惟一障礙。
工人和老板之間的各種爭吵都起因于產品質量問題。工人按照發給他們的一定量的原棉所生產出來的棉紗束數或碼數來領取工資，數量要由監工來鑒定，監工的利益決定了他們必須依賴老板，因此總是謊稱產品粗糙。如果工人不服，就必須把老板叫到地區長官面前去對證，而所有的地區長官，除了兩名受人尊敬的教士外，全與紡紗廠主一樣，出身于鄉紳。紡紗廠主總是叫他們的監工去出席聽證，回答詢問，因為他們認為不屑于同低于他們身份的奴仆會面。地區長官的決定總是有利于工廠主的，因為他們只聽監工們的陳述。工人們不敢向上級法庭申訴，因為他們花不起申訴費。
工人的這些不幸都來源于那些地區的令人詛咒的壟斷，財富和權力都落在少數人手中，他們傲慢得自以為是天下的主人。[13]
這些事實讀起來有相當的說服力，不過這像布魯厄姆勛爵的“政治經濟學”一樣，是一面之詞。所不同的是，這位“棉紡幫工”描述的事實是另一類型。我們不必管他的所有判斷是否都可靠。他的公開信詳細訴說了工人群眾對資本主義剝削性質變化的一宗又一宗不滿，比如缺乏傳統權威或義務的一個雇主階級的興起；主人與工人之間的隔閡越來越大；利用他們的新財富和新權力進行的剝削于明朗化；工人失去了社會地位，尤其是失去了獨立而完全依附于工廠主的生產工具；法律的偏袒和不公正；傳統家庭經濟的瓦解；勞動紀律、單調的勞動、勞動時間和勞動條件；喪失了閑暇時間和人生的樂趣；工人淪落到“工具”的地位，等等。
不管怎么說，工人覺得不滿——而且是強烈地不滿——這個事實本身就足應引起我們的注意。這有力地提醒我們，那些年代一些最激烈的沖突所圍繞的爭端并不是由生活費用的數據引起的。引起最強烈感情的往往不是“面包和黃油”的簡單問題，而是價值觀念問題，例如傳統習慣，“公正”、“獨立”、安全保障、家庭經濟等等，這些都面臨危險。19世紀30年代初爆發的騷動所涉及的各種爭端，工資是次要問題：對陶瓷業工人來說，是反抗實物工資制；對紡織工人來說，是爭取十小時工作制議案；對建筑工人來說，是爭取合作社的直接行動；對全體工人來說，是爭取參加工會的權利。1831年東北部煤田的大罷工是為了爭取就業保障、“煤田實物工資制”以及有關童工的問題。
剝削關系不只是不滿和相互對立的總和。這種關系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采取與所有制和國家權力的形式對應的不同形式。工業革命中典型的剝削關系是非個人化的，也就是說，它不承認相互間的長遠義務，如家長式的或服從的義務、“行業”利益的義務等等。不存在與自由市場力量的作用相對立的“公平”價格的余地，也不允許有受到社會和道德觀念支持的工資的默契。對立被看做是這種生產關系中固有的特征，管理和監督職能要求壓制除了能夠從勞動中攫取最大剩余價值以外的一切特性。這就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解剖過的政治經濟學。工人已經變成了單純的“工具”，是各種投入成本中的一項。
實際上，任何復雜的工業企業都不可能按照這樣的哲學來運行。出于對工業勞資關系和睦、對穩定的勞動力供給以及對有經驗有技術的勞動者的需要，到1830年，棉紡織廠已經非提高管理技術不可，而且事實上也出現了新的家長制。在過去的分散家庭手工業制度下，勞動力供應過剩，總有足足一大批尚未組織起來的“勞動力”在為就業而彼此競爭，因此，上述新的想法行不通。現在，舊的習慣已經衰落，舊的家長制已被拋棄，這種剝削關系于是上升到了主導地位。
這并不意味我們可以把對工業革命的種種冷酷性的“責難”都加之于“老板”或加之于自由放任主義。工業化的過程在任何可以設想的社會條件下，必定都會帶來苦難，造成可貴的舊生活方式的解體。最近的許多研究揭示了英國的這一過程存在一些特別難以解決的問題，例如市場風險；戰爭給商業和金融帶來的重重后果；戰后的通貨緊縮；貿易條款的變動；人口“爆炸”造成的空前壓力等等。此外，20世紀人們所關心的問題使我們對籠罩在經濟增長上的問題有所了解。可以說，工業革命中的英國遇到了“起飛”的種種問題；對運河、工廠、鐵路、鑄造廠、礦山和其他設施大量的長期投資是以犧牲當時的消費為代價的；1790年至1840年的那幾代工人為了將來而犧牲了一部分，甚至全部的消費增長的希望。[14]
有許多論點都值得密切的注意：例如關于南美市場需求的起落變動以及國家銀行危機的研究向我們揭示了造成個別工業部門成長或停滯的原因。與占統治地位的正統學術觀點相左并不等于反對實證研究的方法，只是反對一鱗半爪、一知半解地認識整個歷史過程。首先，實證主義者把一些事件從這個過程中孤立出來進行考察。由于產生這些事件的條件是假定的，因此，不僅可以而且不可避免地要從他們自己的含義上加以解釋。例如支付戰費必須加重稅收，戰爭便以這種方式加速經濟增長，或以那種方式阻礙經濟增長。既然這是可以證明的，也就意味著這是必然的。但當時成千上萬的英國人贊同托馬斯•比尤伊克所譴責的“這場最邪惡的戰爭”。[15]不公平的納稅負擔、債券持有人從國債和紙幣中漁利——這些都不是當時許多人所接受的設定的數據；相反，這些是激進派的大事談論的主要證據。
然而，實證主義者還有第二個研究步驟，他們可以把這些支離的研究成果組合在一起，又放回去重現一個由許多個相互關聯的“必然”所構成的歷史過程模式，亦即用零碎拼湊起來的整體。我們仔細考察信貸機構或貿易條款，發現每一件事都可以得到解釋，而且每一件事都是其他事件的充足原因，這樣一來，我們就抵達了一種事后宿命論的境界：人的能動性沒有了，階級關系的背景也被遺忘了。
實證主義者所指出的那些事確曾存在，這當然是事實。1811年，樞密院令幾乎使某些商業活動中斷，戰后木材價格的上升大幅度地提高了建筑成本，流行飾品的變化（例如絲帶花邊）可能使考文垂的織機無法開動，動力織機與手工織機展開競爭等等。不過，即使對這些明顯的事實以及有關的證據也還應當提一些問題：誰的樞密院？為什么發布這樣的命令？從木材緊缺中漁利的是哪些人？當成千上萬的農村姑娘迷戀上了花邊卻又買不起的時候，為什么織機都無法開動？節約勞力的發明，靠什么社會煉金術才不致造成災難的推動力？簡單的事實——例如一場歉收——似乎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但是，事實之所以成為事實，卻要通過具體而復雜的人際關系如法律、所有權、權力而顯現的。我們聽到某些生動的詞匯時，例如“貿易周期的潮流起落”，就應當立即提高警惕。因為在這種貿易周期背后的還有社會關系的結構，它支持著某類掠奪（地租、利息和利潤）,而使其他掠奪非法（盜竊、封建稅等）；使某些沖突合法化（競爭、武裝的戰爭）；同時又禁止另一些沖突（工會、面包騷動、群眾政治組織等）。從未來的眼光來看，這是一種野蠻于一時的結構。
提出這些大問題也許沒有必要，因為不能總是向歷史學家所研究的社會表示懷疑。但是，所有這些問題實際上都是當時的人們提出來的，其中不僅有上層階級（雪萊、科貝特、皮科克、湯姆森、歐文、霍奇斯金、卡萊爾），也有成千上萬的工人。他們的代言人不僅對工業資本主義的政治機構，而且對其社會的和經濟結構產生了懷疑。對于正統政治經濟學的事實來說，他們反對了他們自己的論據和計算。早在1817年，萊斯特的織襪工人就在一連串決議中提出了資本主義消費不足的理論：
削減工資所造成的大批人的貧窮不幸，與由此必然造成的產品消費〔力〕的減少成正比。
如果全國的技工都能獲得充足的工資，產品的家庭消費將立即增加一倍以上。結果，每個勞動力將很快獲得充分就業。
我國技工的工資被削減到極低的水平，使他們無法靠勞動養活自己。他們為了贏得一名國外顧客而把出口產品低價在國外市場上出售，結果喪失了兩名國內顧客……[16]
如果把就業工人的勞動時間縮短，如果禁止使用童工，便可以為手工工人提供更多的工作，失業者便可以獲得工作，用他們的勞動直接交換產品——縮短難以預測的資本市場的循環周期——商品將會更便宜而勞動卻獲得更高的報酬。他們用“新道德秩序”的說法來反對自由市場的詞藻。正是因為在1815到1850年之間兩種不同的、相互對立的人類秩序觀——一種以互利為基礎，另一種以競爭為基礎——彼此發生了沖突，才使今天的歷史學家感到需要做出選擇。
如果我們不運用最起碼的想像力去理解那位“棉紗幫工”是如何看待證據的，恐怕就很難寫出當年民眾騷動的歷史。他所說的“雇主”并不是指個人的集合，而是一個階級。他說，“他們”否認他的政治權利。如果營業蕭條，“他們”便減他的工資。假使營業興旺，他須同“他們”和他們的國家進行斗爭，以便分享經營改善帶來的利益。假使糧食豐裕則“他們”得利，如果糧食短缺，“他們”盈利更多?！八麄儭辈粌H在這樣和那樣的個別事情上?；^而且在根本的剝削關系上玩弄陰謀，使所有的事實都合理化。確實存在著市場的興旺和疲軟、農業歉收以及其他，但是，盡管這些原因造成了種種困難，加緊剝削的過程卻始終不斷。它不是直接地給勞動群眾帶來負擔，而是曲折地反映在極不公平地分配經濟得失的所有制和權力上。
近幾年來，所謂的“生活水平的大爭論”在學術界開展（一切學者都必須在這個爭論中表示贊同或反對），妨礙了前述思路開闊的考慮。1780至1830年之間，或1800至1850年之間，大多數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上升了呢，還是下降了？[17]為了弄清這場爭論的意義，我們必須先扼要地考察一下這場爭論的發展過程。
有關價值觀念的爭論從工業革命以來已經開始了。而有關生活水平的大爭論卻是從較近的時候開始的。有關意識形態的混戰更是最近的事。我們先來看看這場爭論中一個比較明確的觀點。在《現代英國經濟史》第1版（1926）的前言中，約翰•克拉潘爵士寫道：
大約從“人民憲章”的起草到大博覽會之間的一些時期內（即1837至1851年——E.P．湯普遜注）關于工人生活狀況惡化的傳說完全破產了。實際情況是，1820至1821年的價格下降后，工資的一般購買力（當然不是每個人的工資）顯然高于法國革命戰爭和拿破侖戰爭以前。這個事實與人們一般的說法極不同，因此很少被人提及。社會史學家長期以來忽視了統計學家在工資和物價方面所進行的工作。
對此，J.L．哈蒙德在《經濟史評論》（1930）中作出了回答。他的回答包括兩個方面。第一，他批評了克拉潘有關農業部門收人的統計數據。這些數據是把各郡農業的平均收人數字相加后除以郡數，從而得出全國農業的平均收人。但是，實際上，南方工資收人較低郡的人口多于收人較高的那些郡的人口（后者的農業收人還因靠近工業地區而貶值），因此哈蒙德便能指明，“全國平均收人”掩蓋了一些郡中60％的勞工工資低于“平均數”的事實。他的第二部分的回答則以最含混的不能令人滿意的態度一變而轉到了對于價值（幸福）的討論上。對于第一部分的回答，克拉潘在《英國現代經濟史》第2版（1930）前言中表示，他接受哈蒙德的說法，但是，他認為必須小心謹慎地對待第二部分的回答（他說這是“用詞語構成的曲線”，是“較高的問題”)，盡管他也承認：“從根本上說，我充分同意……決不能用物質福利的統計數據來衡量群眾的幸福程度?！贝送猓€指出，在批評“一切都惡化了”的觀點時，“我并不是想說一切都改善了。我只是說近來的歷史學家過分……強調惡化，看輕了或忽略了改善的事實。”對此，哈蒙德夫婦在《慘淡的時代》1947年的修訂版中表示贊同：“統計學家告訴我們……他們滿意地看到收人已經增長了，而當這種不滿之聲喊得響亮之時，大多數男人和女人的處境比他們在18世紀開始像秋天那樣平靜地發展時還好一點。當然，這種總的看法證據不足，解釋起來也不容易，但大致是正確的?！睂θ罕姴粷M要做出解釋“必須到嚴格的經濟條件以外的領域中去尋找。”
到此為止的情況就是這樣。在那個時期歷史學家們的大部分豐富的想法——但不嚴謹——卻遭到一位最著名的實證主義者的嚴厲批判。結果，雙方都作出了讓步。盡管雙方之間的爭論后來導致了更激烈的爭論，但雙方相互爭吵的學者在嚴酷的經濟條件上并沒有多大的實際分歧。如果沒有哪位認真的學者提出“全盤惡化論”的觀點、就不會有認真的學者堅持“全盤改善論”。霍布斯鮑姆博士（悲觀派）和艾什頓教授（樂觀派）一致認為在拿破侖戰爭期間和戰后的一段時期里，工人的實際工資下降了。霍布斯鮑姆博士不同意19世紀40年代中期以前的生活水平有明顯的全面提高，而艾什頓教授則認為經濟氣候在1821年以后“轉暖”——出現了“明顯的向上運動，僅由于1825至1826年和1831年的蕭條才有所中斷”，而且從茶葉、咖啡、食糖等商品進口數量的增加來看，“很難相信工人沒有分享利益”。另一方面，他自己編制的奧德姆和曼徹斯特地區的物價表證明，“1831年，窮人在日?；锸成系闹С霾豢赡苊黠@低于1791年，”但他沒有提供相應的工資表。他的結論提出，工人階級中有兩個主要群體，一個是“一大批生活水平大大高于僅能維持生存水平的階級”，另一個是“大批的非技術工人或略有一點技術的工人——特別是季節性就業的農業工人和手工織工，他們幾乎把全部收人用于支付生活必需品。”“我傾向于這樣的推測，能夠從經濟改善中獲得好處的人數大于無法從中得到好處的人數。前者的數量正在穩定地上升?！盵18]
實際上，從1790至1830年期間，情況并非如此。絕大多數人的狀況在1790年相當糟糕，到1830年依然很糟糕（而且應當看到40年是段很長的時間）。不過，對于各個工人階級群體的規模究竟有多大，看法不一致，以后10年的情況如何，也不見得更清楚。1832到1834年間工會活動大為開展，加人工會組織的工人的實際工資無疑有了增加。但是，在1833至1837年的商業繁榮時期，工會因遭政府、地方官員和雇主的協同打擊而癱瘓；而1837至1842年又出現了經濟蕭條。因此，“大致從人民憲章的起草到大博覽會之間”的某一個時候，比如說，從1843年的大規模修建鐵路開始，情況開始逆轉。此外，即使在19世紀40年代中期，絕大多數工人群體的境遇仍然悲慘，而鐵路建設的衰退又導致了1847到1848年的經濟蕭條?？雌饋?，這完全不是一個“成功的過程”。在工業主義得到最充分發展的半個世紀里，雖然并非全體工人，但絕大多數工人的生活水平仍然處在生存線上。
然而，當時出版的多數著作沒有給人留下這樣的印象。早一代歷史學家同時也是社會改革家（例如索羅爾德•羅杰斯，阿諾德•湯因比和哈蒙德夫婦等），他們對窮人寄予的同情有時將歷史研究和意識形態混同起來；無獨有偶，我們今天所看到的一些經濟史學家對資本主義企業家所寄予的同情，使他們把對歷史的研究和辯護術混同起來。[19]1954年出版的由F.A．哈耶克主編的《資本主義和歷史學家》的學術討論會的匯編的出版，是一個轉變點的標志。這本書匯編了一批專家的研究成果，“幾年來，他們一直在定期舉行會議，討論有關維持自由社會不受專制主義威脅的問題?！边@批國際專家把“自由社會”定義為資本主義社會。因此，他們把經濟學的理論同具體的辯護結合起來所獲得的成果就很可悲；其中有一位作者，即艾什頓教授的文章就是這樣，他把1949年得出的謹慎結論變形為直言不諱的陳述卻又不提出進一步的證據：“總的說來，學者們一致公認，大多數人的實際工資所得是很可觀的?！盵20]爭論到這個階段進人混亂狀態。盡管近來有人試圖努力恢復其學術性，[21]但在許多方面仍是混亂的主張與各取對自己有利的論點進行詭辯的論戰。
這場大爭論可以分為兩個部分。第一，要根據大量的零零碎碎的證據著手建立工資序列、價格序列和統計指數，這一點極為困難。我們在后面討論有關手工工匠的情況時，就要考查對證據進行解釋的困難。不過，我們現在已經開始遇到一連串新的困難，因為“生活水平”這個詞把我們從量化的統計數據（工資或消費品）帶到了有時被統計學家描述為“不可計量”的方面去。我們從食品進入家庭，從家庭到健康狀況，又從健康狀況進入家庭生活方面，然后又涉及閑暇生活、勞動紀律、教育、娛樂、勞動強度等各個方面。于是，“生活水平”這個詞把我們帶到了“生活方式”上。但這兩者有根本的不同。前者是對量的測度，后者是對生活質量的描述（有時也是估計）。統計數據的證據僅適用于第一部分，在處理第二部分時，我們必須主要依靠“文字證據”。之所以產生混亂情況，主要原因是從只適合于某一部分的證據中得出另一部分的結論。統計學家們常常說：“這些指數證明茶葉、食糖、肉、肥皂的人均消費量有所增加，因此，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比較幸福了。”但是，社會史學家卻回答說：“文字史料揭示，人們是不幸福的，因此，他們的生活水平肯定惡化了?！?
這是一種簡單化的做法。但是，我們必須得出簡單的觀點。平均的統計數據和人們的經歷完全可能導致相反的結果。在用數量來說明人均生活水平有所上升的同時完全可能發生人們在生活方式、傳統關系和道德約束力質的方面大大地失調。人們在消費品增加的同時，他們的生活也可能變得更不幸福，更不自由。在工業革命的整個時期內，在人數上僅次于農業工人的最大勞動人民群體是家庭雇用的仆役。他們絕大多數是同東家住在一起的仆人，從事家務勞動。他們擠在狹窄的小房子里，勞動時間很長，每周只賺幾個先令。然而，我們有充分理由可以把他們列入工業革命中生活水平（指食品和衣服的消費）略有提高、處境比較幸運的群體中去。但是，那些瀕于饑餓邊緣的手工織工及其妻子仍然認為自己的社會地位高于這些“奴才”。我們再來看看諸如煤礦等一些行業，這些行業中的實際工資在1790到1840年之間有所提高，但他們付出的代價是更長的勞動時間和更大的勞動強度，這些養家糊口的人不到40歲就“精疲力竭”了。但從統計數據上看，他們的生活水平呈現為一個上升的曲線；對他們的家庭來說，恰似一種實際的災難。
因此，漫不經心地看，顯得相互矛盾的兩種結論完全可能同時存在。1790到1840年之間，平均的物質生活水平略有提高。在這同一時期，剝削加強了，不安全加劇了，人類的苦難也增多了。到1840年，與50年前的前輩相比，大多數人的“生活改善了”，但他們已經忍受的并將繼續忍受的這一略微的改善，卻似一種災變性的歷程。工人階級的意識，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表現就是從這個經歷中產生的。為了探索這個經歷，我們應當做的幾件事是：第一，我們要考查三類工人的生活經歷的變化，即農業工人、城市手工工匠、和手工織工。[22]第二，我們將討論有關人們生活水平中某些不那么容易“量出來”的因素。第三，我們將討論工業生活方式的內在強制力以及衛斯理宗對他們的影響。最后，我們還要考查新出現的工人階級整體的某些方面。
[1] C B．安德魯斯編：《托林頓日記》（1936），第3卷，第81-82頁。
[2] P．加斯克爾：《英國工人群眾》（1833)，第6頁；布里格斯：《英國19世紀的‘階級’語言》，載布里格斯和薩維爾編：《勞工史論文集）(1966），第63頁。
[3] W•庫克•泰勒：《蘭開夏工廠區游記》（l842)，第4-6頁。
[4] 關于棉紡織業在工業革命中占優勢的原因，E.J．霍布斯鮑姆作了令人信服的重新評述。見他所著的《革命時代》(1962)，第2章。
[5] 根據1833年英國的估計數據，各類紡織業中，工廠成年工人為191,671人，手工織機棉織工人為213000人。參見下文，第311頁。
[6] 霍布斯鮑姆前引書，第11章。
[7] 有關這方面爭論的綜述，參見E.F．蘭帕德：《工業革命》（美國歷史協會，1957）。又見霍布斯鮑姆前引書，第2章。
[8] 摘自M.D．喬治：《18世紀倫敦的生活）(1930)，第210頁。
[9] W.W，羅斯托：《19世紀英國經濟》(1948)，第122-125頁。
[10] 以下著作明確或不明確地提到了這些觀點；T.S．艾什傾：《工業革命》(1948）和A.拉德福德：《英國經濟史》（1960，第2版）。從社會學角度進行的研究見N.J．斯梅爾澤：《工業革命中的社會變化》（1959)，比較通俗的小冊子有約翰•瓦澤：《成功的故事）(W.E.A．版，無出版年月），第12頁。
[11] 蘭帕德前引書，第7頁。
[12] 此處所指的人權不知是1789年8月由法國國民議會通過的《人權和公民權利宣言》，還是1791年托馬斯•潘恩出版的《人的權利》？——譯注
[13] 《黑矮人報》，1818年9月30日。
[14] 見S．波拉德：《投資、消費與工業革命》，載《經濟史評論》，第2集，第11卷(1958)，第215-226頁。
[15] T．比尤伊克：《回憶錄》(1961)，第151頁。
[16] 內政部檔案：第42.160號；又見哈蒙德夫婦：《城市工人》，第303頁；奧斯特勒有關手工織工的證詞，見后文，第298頁。 [
[17] 使用不同的基準線會得出完全不同的解釋，1780至1830年的基準線支持“悲觀派”的觀點，而1800至1850年的基準線卻支持“樂觀派”的觀點。這說明這場討論很可能是沒有結果的。
[18] 著重號是作者加的。見T.A．艾什頓：《英國工人的生活水平，1790--1830》，載F.A．哈耶克編：《資本主義和歷史學家》，第127頁；E.J．霍布斯鮑姆：《英國的生活水平，1790--1850》，載《經濟史評論》，第10卷（l957年8月）。
[19] 為了不使讀者對歷史學家做出太苛刻的判斷，我們可以摘錄約翰•克拉潘爵士的說法來看看這種選擇性原則可能如何來排列證據。他說：“這樣的硫忽是很容易造成的，我在30年前曾經讀過并標點了阿瑟•揚的《法國游記》，并根據標點的段落進行教學。5年前，我又通讀了這本書，卻發現我只標點了阿瑟•揚提到的生活悲慘的法國人，卻沒有注意到他在許多地方同樣提到了幸福和繁榮的法國人。”人們據此可以懷疑，10至15年來，大多數經濟史學家也許一直忙于在論題中補充有關幸福和繁榮方面的證據。
[20] T.S．艾什頓：《歷史學家看資本主義》，載《資本主義和歷史學家》。第41頁。艾什頓教授的文章《英國工人的生活水平》原載于1949年的《經濟史雜志》，也收人該書。
[21] 關于這場爭論的最有啟發性的評述，見A.J．泰勒：《英國的進步和貧困，1780--1850》．載《歷史》.1960年2月。
[22] 我之所以選擇這三類工人，是因為他們的經歷最能說明19世紀上半葉工人階級的社會意識。礦工和冶金工人的影響直到19世紀末才開始充分顯示出來。另一類重要的工人——棉紡工人——已在哈蒙德夫婦的《技術工人》中作了卓越的研究。
第三部 工人階級的存在
“革命開始了，
回家去拿槍，
瞄準威靈頓公爵，射。”
——貝爾珀的街頭歌謠
“人民不愿……為追求光輝的戲劇效果而選擇叛亂?！?BR>
——威廉·黑茲利特
第十三章 激進的威斯敏斯特
在通訊會瓦解、人身保護法中止以及所有的“雅各賓”表現形式都被宣布為非法之后，民眾的激進主義并沒有消失。它只不過失去了連續性而已。它在書報檢查與威脅恐嚇下的數年間，難于公然發表見解。它失去了宣傳陣地，失去了組織機構，還失去了明確的方向。但它在整個戰爭期間仍然存在，仍然是看得見摸得著的。要把這些不連貫的事件寫成一部連續的歷史是困難的，不過我們還要盡量去做。
1797年，正當皮特在全國大肆鎮壓之際，格雷和福克斯向下院提出了最后一個動議，為房產持有人爭取選舉權。隨后，?？怂购退桥Ｓ嗟馁F族輝格黨“共和人士”退出下院，抗議人身保護法的中斷和反對戰爭。他們退到各自的莊園上去，隱退到尋歡作樂之中，做做學問，或者在霍蘭公館和布魯克斯俱樂部里清談一番。他們富裕而有影響，所以不可能被完全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他們牢固地掌握著衰敗的選邑，而這些選邑，恰恰是他們自己的原則所不容的。[1]1800年以后，他們又回到議院，重新坐上他們的席位。雖然這批人對于服從多數人的民主信條只是說說而已；但其中個別人——如塞繆爾·羅米利爵士、塞繆爾·惠特布雷德、H.G.貝內特等，卻一次又一次地在下院挺身而出，捍衛政治自由或社會權利。1797至1502年間，?？怂勾蟾攀歉母锏奈┮槐Ｗo傘。到處都有人在一起聚會，為?？怂购透窭椎慕】蹈杀?，他們要求恢復政治上的自由，為實現和平而上書請愿。在諾里季，以前的雅各賓派就這樣聚會，并且從1799年起開始舉行“自由之友的每月公開會”。[2]
但這類團體哪怕只要一露蹤跡，馬上就會引起官員的注意，并導致反雅各賓政論作家們的猛烈抨擊——其中頗為尖酸刻薄的一人，就是新近從美國回來的辦報人威廉·科貝特，他在美國是一個反雅各賓的雄辯家，回國后，他的愛國行徑受到嘉獎，陸軍大臣溫德姆資助他創辦了《政治紀事報）（1802年）。但即便公開的改革派被驅散或不得不轉入地下，在1799年到1802年，普遍的不滿仍在蔓延。拿破侖的大陸封鎖使英國的工業停滯，失業率上升，物價高漲。廠商們為和平而請愿，博得公眾輿論的日益支持，這就迫使皮特攤牌。搶糧風潮席卷全國；還有證據表明，存在一個有組織的地下反抗運動。[3]
短暫的亞眠和約時期（1802年4月至1803年5月）造成一個新的階段，皮特暫時讓位給阿丁頓（即后來的西德默思勛爵），這是個軟弱的首相，盡管他在反雅各賓、繼承鎮壓傳統方面是堅定的。戰爭打了快十年，和平的消息使人欣喜若狂，張燈結彩。拿破侖的使節在倫敦大街上被人們拉著一起凱旋游行，科貝特的辦公室則被人搗毀，因為《紀事報》主張繼續打下去。滿心好奇的輝格黨人和改革派人士，包括?？怂棺约海扇河康桨屠枞?，看看那新成立的共和國。（1795年曾把自己的軍服丟給約克“兔崽子”的桑頓中校，這次到巴黎時帶了一隊獵孤犬和馬，還有一箱手槍，作為禮物送給第一執政［拿破侖］）。
和平帶來了一次大選，大選中，有五、六個選區推出的候選人得到雅各賓派的支持，并且取得驚人的成功。在肯特郡，通訊會曾一度在該郡中部市鎮有很大的實力，一位?？怂古珊蜻x人挫敗了現任議員。在考文垂，在那些嚴重的騷亂之后，激進派候選人僅以八票之差而落選。在諾里季，陸軍大臣溫德姆落選，兩名福克斯派候選人在雅各賓派的積極支持下當選議員。在諾丁漢，?？怂古傻氖姓F和興高采烈的人民群眾支持一位改革派人士當選為議員之后，出現了興奮異常的場面。樂隊在游行中奏《新紀元》和《馬賽曲》，三色旗飄揚，還有（據一位反雅各賓的小冊子作家說）“一個全裸的女性扮成理性女神，她是在場的顯眼人物！?。 薄翱曝愄卦f，諾丁漢民眾“在任何方面都是……一群共和革命的暴徒”。但1803年，下院借口推說騷亂者威脅了選民，因此撤銷了得勝者當選的資格；這件事被作為提出立法以加強鄉村法官在工業城鎮的權力的機會。[4]
但大選中最轟動的事件發生在米德爾塞克斯，即當年威爾克斯的選區。三年來丑聞不斷，暴露了那些“受人身保護的罪犯”即倫敦通訊會和聯合英格蘭人被捕成員所受到的待遇，他們沒有被及時送交審訊，就被關在冷泉場監獄，置于典獄官阿里斯的看管下?；舳鳌D克的朋友、議員弗朗西斯·伯德特爵士曾收到受難者的一件上訴書（據科貝特后來說），上訴書是用小木片蘸血寫在一本書的襯頁上的。伯德特發現，有些犯人己經虛弱不堪，“形容枯搞”，于是就經辦這些案子（尤其是德斯帕德中校的案子），并在下議院內外四方投訴。一夜間，伯德特就成了倫敦人心目中的英雄，人們高喊：“不要巴士底獄！”1802年，伯德特參加米德爾塞克斯的競選，與一個現任議員對抗，這個人名叫梅因沃林，是政府的支持者，同時又是地方官，與阿里斯有聯系。這場競爭引起全國的注意。1794年曾被上枷示眾的約翰·弗洛斯特成為伯德特的助手，其他一些以前的雅各賓派和被關押過的人也都來協助伯德特競選。當時還是托利黨的科貝特慨嘆說：
從皮卡迪利到設在布倫特福德的投票點，一片混亂和煽動暴亂的景象實屬前所未見，除非在革命最恐怖的年代的巴黎郊區?！宦飞稀瓘氖ベZ爾斯教堂起到處都是衣衫檻樓的痞子，咆哮著“弗朗西斯·伯德特——不要巴士底獄”。在投票點，每天都有五、六個分配到感化院去的犯人受雇在那里用咒罵去反對梅因沃林先生當選并以此逗引烏合之眾的高興。
伯德特的勝利是張燈結彩的信號，其規模與慶祝和平時不相上下?？曝愄匕@道：“它會引起一種極可怕的效果，它會使這個畸形發展和墮落的都會里的那部分不守法的、不正直的人膽大起來和人數多起來。”[5]
就連蘭開郡都出現了競爭。當時一位女士向“雅各賓式的群氓”發表演說，她說：“這是一場皮鞋與木鞋之間的競爭，是好衣服與壞衣服之間的競爭，是富裕與貧窮之間的競爭，只要人民決定伸張其權利，他們就能得到一切?！盵6]看起來，一場比1792至1795年聲勢更浩大的運動正在形成。假如有五年的和平，英國歷史的進程就有可能重寫。但事態的發展把一切都攪亂了。1802年11月，德斯帕德中校因叛國罪被捕；一月份，他被處死。[7]1802至1803年之交的冬季，英法關系惡化，1803年5月，兩國重新交戰。
不過對許多改革派來說，這場戰爭的性質變了。1802年，拿破侖成為終身第一執政；1804年，他接受王冠，成為世襲皇帝。潘恩的忠實信徒是不能吞下這個苦果的。堅定的雅各賓派受此重創，正如當初較溫和的改革派對羅伯斯庇爾感到沮喪一樣。不管英國改革派如何企圖劃清界限，他們的士氣卻與法國的命運緊密相連。第一帝國給英國共和主義沉重的一擊，英國自此以后一直不能從這個打擊中恢復過來?！度藱嘈浴吩诳卦V國王的權力、中世紀的野蠻制度和世襲的稱號時最為激憤；而當戰爭進行下去時，拿破侖卻與梵蒂岡和解，晉封一批人為王，提拔一個新的世襲貴族，這些都使法國喪失了它最后的一點革命吸引力?！靶录o元”甚至在諾丁漢人的記憶中都褪色了；如果自由之樹還要生長，它就必須嫁接到英國的樹干上來。
現在，在許多人眼里，法國只不過打著與英國在商業和帝國方面競爭的幌子，而對西班牙和意大利人民進行壓迫而已。 1803至1806年，拿破侖大軍在海峽對岸嚴陣以待，只等取得制海權?！把鸥髻e主義已經死了，一去不復返”，1802年12月謝里登這樣宜布，他此時已經加入了阿丁頓內閣，“被誰殺死？被那個不再是雅各賓主義之子、雅各賓之斗士的人殺死了，被波拿巴殺死了?！睖氐履愤@時已經從諾里季的失敗中恢復過來，他在下院發出了一個異乎尋常的呼吁，呼吁全國團結起來，以對付戰爭的再起：
我要向那些雅各賓派呼吁——不是以愛社會秩序、愛良好的政府、愛君主制度的人的身份呼吁，而是以精神飽滿的人、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是愛自由的人、高尚而熱血沸騰的人的身份來呼吁——我要問他們，是否愿意套上枷鎖，接受法國的壓榨？[8]
戰爭重新開始后，志愿兵每個星期天都進行操練。也許他們并不像當時政論作家和愛國的傳聞所說的那么得人心?！爸驹副北緛硎莻€誤稱。很多軍官都自告奮勇樂于操練，而那些雜湊起來的缺乏訓練的兵眾，卻因失去他們惟一的休息日而倔強地反對操練。為了不讓不滿分子得到武器，也要煞費苦心。謝里登曾代表政府說：“在大城市，像伯明翰、設菲爾德、諾丁漢，我們寧愿看到較高階層的聯合，而在鄉下農村則寧可是較低階層的聯合。”1804年，《泰晤士報》報道說，在諾里季的
城里……和附近，老百姓已經對志愿去當兵的制度反感了。在星期一，他們（特別是婦女）企圖阻止諾里季志愿兵團的志愿兵去集合地集合。他們辱罵軍官，還責備志愿軍是面包變小和谷物漲價的原因。
鄉紳、律師和制造商子弟歡喜騎馬穿戴整齊，去參加志愿軍的舞會。貴族和中等階級達成共同諒解，形成了后來的在彼得盧（大屠殺）場上得勝的那種“團結精神”。而在化妝舞會上，他們的姐妹挑選丈夫，正是他們使商業和土地的財富相互交融，從而使英國的工業革命聞名于世。行伍的兵丁卻得不到這種好處：在諾森伯蘭的一個村莊里，“志愿兵”的比例很高，其中“13個愿在步兵服役，25個愿在騎兵服役，130個愿做向導，260個愿趕運貨馬車，300個愿趕牲口。”[9]
但不管這潛在傾向如何，謝里登是對的。雅各賓主義作為一個從法國得到啟發的運動，大體上已經死了。1802至1806年間，民眾中的愛國情感的確復蘇了?！安帷保奂床冒汀つ闷苼觯萑暨€受到推崇，那他是被作為一個“戰士”，而不是作為人民權利的化身被推祟的。愛國主義的通俗小冊子、傳單、印刷品在英國到處可見。如果諾里季的婦女曾經抵制，諾森伯蘭的村民曾經保持沉默，那么蘭開郡成千的織工卻參加了志愿兵。納爾遜是戰斗英雄，其得人心的程度是自德雷克以來在英國所僅有的。人們認為他是同情人民權利的人，也還記得他曾為了救德斯帕德中校而說情調停。他在特拉法加取得的又苦又甜的勝利（1805），成為那么多民歌民遙的主題，也是每一家酒店每一個小村莊談論不休的話題。1806年，?？怂梗ㄔ谒淖詈笠荒辏┳约哼M入聯合政府（即“全體人才內閣”）而聽任戰爭繼續進行。[10]
然而如從前一樣，激進主義還是沒有被消滅。但是其論調變得難以辨認了。以前的雅各賓派變成了愛國主義者，熱衷于指責拿破侖背叛共和事業，其程度不亞于擁護王朝的正統派指責他篡奪波旁王朝。（1808年，倫敦通訊會的一個前書記約翰·博恩作出有意義的努力以重新喚醒過去的事業，于是出版了名叫《理性人》的雜志以支持戰爭和許多“雅各賓的”老要求[11]。）其他一些人，像設菲爾德的里德黑德·約克等則自感有罪，他們急于自我開脫，這種情形就像近來常在醒世言情小說中所見的那樣；約克在1804年變成了“反雅各賓”的政論作家，其言詞之惡毒，竟迫使科貝特厭惡之極，從而傾向于改革派一方。
正是從這意想不到的方面，傳來了新的激進主義的號角，因為，那些使老一類的雅各賓主義風流云散的影響，也導致老一類的反雅各賓主義失去了一些勢頭。如果說，拿破侖是敵人，因為他是暴君，他把一切大權集于一己之手，那么皮特又如何呢？他（1804年起重掌政權，直至1806年初去世時為止）侵蝕英國的自由，不經審訊就監禁人民，賄賂報紙，利用每一種行政上的影響去支撐自己的權力。科貝特，這位好斗的托利黨的報人，無論怎樣豐富的想像力都不可能把他說成是雅各賓主義的人，竟在1804年開始轉變立場，向政府發動論戰性的攻擊：
風向變了，從全民的熱情跑回到專制主義去了：波拿巴上升到終身執政的崗位，開始了人們思想的大轉變，而這轉變又因他最近的篡位［即當皇帝］終于完成了。這種轉變不僅預先消除了因為贊成自由的流行學說而被逮捕的危險，還能激起另一種擔憂，使我們擔心大臣依靠手中掌握的發行公債和紙幣的機構而權勢極大，并且仍在不斷地擴大權勢。我們雖然不叫奴隸卻在事實上可能變得不比奴隸強，但又不是國王的奴隸而是當今的大臣的奴隸……
拿破侖的專制和皮特的專制有什么聯系，在邏輯上絲毫也不清楚?？曝愄卦诰唧w問題的辯論上頭頭是道，至于在主要原則上卻往往大言不慚。不過在他越來越有力而頻繁的高談闊論中的要點卻是清楚的：必須和國內的專制主義作斗爭，也和國外專制主義作斗爭。報紙被收買了，政府無能而腐敗，豢養了一幫“馬屁精、寄生蟲、領取年金的人、受賄賂的議員、董事、承包商、股票經紀人、職業介紹所老板、國家大臣等人”。王室費用是派系的賄賂，是由超額收稅之款支出的錢來支付的。那些“新富”的暴發戶們靠戰爭發財，他們威脅著國王的權利和人民的自由。只有一個自由的英國，才能抵御外國的入侵。諸如此類。這是一個托利主義和激進主義的奇妙結合，他在這種結合中不指責改革派，而指責政府，說它
……竭力想在［人民中］傳播不和的種子，想把他們再次分成雅各賓派和反雅各賓派；想尋找一個借口來實行高壓政策；想制造不滿和不忠，挫敗人民作戰的勇氣，讓我們拜倒在敵人的腳下。[12]
科貝特言論之非同尋常不亞于改革派時機之不尋常。梅因沃林向下院請愿，推翻了1802年的選舉結果。1804年，米德爾塞克斯舉行補選，政府動用一切手段，想把弗朗西斯·伯德特爵士趕下臺，而以梅因沃林的兒子取而代之。伯德特的能力并不足以成為全國性的改革派領袖。他是貴族激進派，有意無意地模仿威爾克斯的策略方針；[13]。因同索菲婭·庫茨小姐結了婚而得到一大筆錢。盡管他在競選時戲演得不錯，但在以后的10至15年中，他在下院的表現卻說明他只是一個軟弱的改革派領袖。然而他到底是國內幾個主張改革的代言人之一，只有他的聲音能讓全國聽到。他不想洗清因他同霍恩·圖克和亞瑟·奧康諾的友誼而給他帶來的雅各賓主義的烙印。1804年，他堅持他的立場，當民眾高呼“不要巴士底獄”時，他盡情地嘲笑托利和輝格之流。15天中，選票數在梅因沃林和伯德特之間來回上下起伏著。每天投票結束，伯德特總要對人數眾多、情緒激動的人群發表演說，以“ 獨立”為口號，呼吁米德爾塞克斯的自由持有農，一遍又一遍地敦促他們“積極起來去游說拉票。”米德爾塞克斯的選民能不能發出“自由而獨立”的呼聲？或者，是不是要把席位永久出賣給“有利害關系的釀酒商、賣酒商和啤酒商的聯合控制，或地方官和承包商的聯合控制”？每天投票結束時，梅因沃林也登上競選講臺發表演說，但都被狂吼和哼聲趕下臺。支持梅因沃林的人在倫敦張貼海報誹謗中傷伯德特，說他與“雅各賓派”有聯系，并向伯德特的選民挑釁，把在政府影響下的每一個選民——“威斯敏斯特教堂的書記員、唱詩班歌手和敲鐘人”，“警官、股票經紀人和巡捕”都在選民冊上登記。到第15天，即最后一天，看來伯德特有一票多數，他得到2833票，梅因沃林得2832票。欣喜若狂的人群把伯德特拉著在倫敦城里勝利游行，“在游行的人馬中間，好像有一片移動的樹林．因為車和馬都覆蓋著綠色的樹枝?！睒逢犠唷恫涣蓄嵞醽喼巍罚幻嫫祜h揚在伯德特的座車上，旗上畫著赫拉克勒斯把多頭蛇踏在腳下。第二天早晨．郡長根據在檢票收盤時出現的技術問題更改了選舉結果。不過，精神勝利是圓滿之至的。[14]
科貝特說潮流變了，這話說得很準。他自己就支持了伯德特，這在兩年前根本就不可想象，而這本身也就是潮流轉變的標志。對此，竟有如此多的自由持有農本來要贊成伯德特，表明了有一股不常見的倔強勁頭存在于小商人、自由職業者和小鄉紳以及工匠師傅之中，他們有一大堆抱怨，有些與經濟利益無關（如執著于古老的“自由”與“獨立”的風尚），有些則與較多的利益有關；例如政府通常把馬車、馬鞍和軍服生意包給少數幾家大商號或中間人，而忽略了多數小業主和工匠師傅。1804至1806年，科貝特并沒有倡導而只是追逐一股改革的新浪潮。在以后的幾年里，他的《政治紀事報》一個論點一個論點地表達著一種好斗的激進主義，所指的每一種弊端都被條分縷析地張揚和論證，所以這種激進主義是更可怕的。科貝特揭發文官、軍官之瀆職以及挪用、侵吞公款，約克公爵的情婦出售官職，軍隊中殘醋的鞭笞刑罰；其揭發言詞之有力，竟使各種信仰不同的人們不得不注意，而對其中許多人來說，18世紀90年代形成的一套老準則失去了意義。 由于科貝特多多少少地還是一個托利黨分子，他又回到了那些堅定、獨立、直言不諱的人的理想之中，他們不講財富和地位，只忠于自己的憲政，因此，他避免了反雅各賓派的偏見，而能夠使改革者們重新組織起來。
但伯德特因為有一批更為激進的倫敦民眾的存在，取得勝利是可能的。1806年，民眾找到了一個渲泄情緒的機會，成批地涌進威斯敏斯特進行大選。米德爾塞克斯實行自由持有農選舉權，威斯敏斯特則是南部英格蘭少數幾個“開放”選區之一，凡持有房產的人都有選舉權，允許許多工匠師傅和一些幫工去投票。1780年以來，那里的兩個席位之一是?？怂沟?。霍恩·圖克曾競爭另一席，在1790和1796年的競選中得票率可觀，但是出于默契，這一席卻進入一個政府提名的人之手?！捌ぬ胤矫嬷付ㄒ粋€議員，?？怂狗矫嬷付硪粋€，兩方面都不想當真地去選舉。事情就由兩派舉行的聯席會議來決定，就如小偷們瓜分贓物一樣?！盵15]
?？怂顾篮螅杖钡囊幌艚o了輝格黨，諾森伯蘭公爵冒稱有提名權而推薦其子珀西勛爵，于是珀西就在沒有競爭的情況下“當選”了。弗朗西斯·普雷斯帶著厭惡的心情注視著當時那些身穿制服的公爵的仆人們朝著奴顏脾膝、互相爭奪的人群扔出大塊的面包和奶酪，分發啤酒。[16]當一次大選臨近時，科貝特給威斯敏斯特的選民們寫了四封公開信，其主旨是簡明的：
聽人們談起威斯敏斯特的選舉情況，不知道內情的人還以為，選民們只是少數幾個大家族的奴隸，或充其量也不過是他們卑下的仆從。問題……看起來不在于選民希望選舉誰，而在于那幾個貴族看中了誰……
選民們應該維護自己的獨立性，消除敬畏權勢的心情：
你們幾乎有兩萬人。你們的行業與職業……對雇主來說必不可少，正如他們提供的工作機會對你們來說也必不可少一樣。假如有一家店號辭退你，那么總有另一家準備雇你；假如你失去一個顧客，你就會得到另一個顧客……
尤其是“在威斯敏斯特選民中為數不少的幫工們，在我看來是完全不受誘惑的……”。雇主們想要強迫雇工投票，應該被揭露出來讓“公眾藐視”：“一個鋪子的工匠，若聽從老板的指使并讓他領著去投票處，那就把自己降到了牲口的水平上”。除非一些獨立的候選人自薦于大選，“否則，威斯敏斯特就把自己放到了老薩勒姆或加頓的地位上?！盵17]
托利黨提名胡德海軍上將。輝格黨則提名福克斯的老同事謝里登，當時他在聯合政府中任海軍大臣，每年有6000英鎊的收入?？曝愄嘏c改革派和他沒有來往。在最后的五分鐘，有一個自告奮勇的候選人，他本身正體現著激進派陣營的內部混亂，他就是詹姆斯·波爾，拍思的一個裁縫的兒子，是自已奮斗在印度經商致富的，1804年返回英國，為的是在彈劾總督韋爾斯利的的活動中出一臂之力。他被?？怂沟娜ψ铀蚜_去，當時，這個圈子有威爾士親王的支持。他作為一個可能給皮特當局制造些麻煩的人，被指定到懷特島的衰敗選邑紐湯鎮的席位上（1805）。反對韋爾斯利的行動按時發難。但當?？怂古蓞⒓恿寺摵险?，波爾就被私下告知，把這件事放下，或至少要“堰旗息鼓”，波爾憤怒地拒絕了。但議會解散時他發現自己被排擠出紐湯鎮的席位，而且他本來天真地以為把他的事業記在心中的那些人卻也和他斷絕了往來。他的回答就是在威斯敏斯特的競選壇上去猛烈地攻擊那些人。
在激進運動史上，波爾是過眼云煙，沒有人再費事地去找有關他的什么材料。人們照例只把他看成是一個滿肚子個人恩怨而好爭論的小個子而忘掉。然而，他的恩怨卻不僅是個人的。韋爾斯利在處理奧德問題時之傲慢、蠻不講理和背信棄義，本是無可置辯的事實。不應該設想波爾對在印度的“放肆侵略和殘暴”并不痛恨，他把這些和“我們每日指責”法國的那些所作所為做比較。假如這一類爭端對威斯敏斯特的選民是遙遠的，那么波爾作為輝格黨和托利黨都想讓他沉默的一個人，就不得不令人尊敬了?？曝愄睾髞韺懙溃骸耙粋€人應有的才干與知識”
被波爾的勤奮和勇氣來彌補了。他身材矮小，但他這個人是好的。他是好斗的雞，渾身每一寸都是：真正的斗雞。
他對英國的政治幾乎無知，作為演說家，缺乏雄辯；作為作家，沒有說服力；但他也沒有政治上的禁忌與野心。三星期吵鬧的競選，一個新的改革派聯盟成立了，其中包括弗朗西斯·伯德特爵士，一位貴族激進派，他在競選講壇上提名波爾作候選人；科貝特，一位經驗主義改革家，他指導了波爾的競選運動；卡特萊特少校，老資格的男子選舉權的提倡者，他得到波爾諾言，說他自己是一個議會的改革家。
科貝特回憶：“我們必須對選邑集團的全部力量進行斗爭，他們公開地、積極地團結在一起拼命同我們作對。”頭四天波爾得票數領先，于是，曾經嘲笑過波爾并說他不可能取勝的胡德和謝里登就聯手共同對付波爾。一時間，倫敦城到處是大紙的宣傳品、小紙的諷刺文章和歌謠：
瞧！腐敗在自由的掩飾下昂首闊步，
自由人！集合你們的隊伍，保護你們的收獲，
高高揮舞你們的旗幟，為了自由的號召——
高喊你們的口號——獨立和波爾！
讓那些官迷心竅的家伙狂喊反對我們的政治主張
說著我們是雅各賓、叛徒和如此之類的無用黑話，
我們堅決支持國王寧肯死去——
我們的事業必勝——獨立和波爾！
他是窮人的朋友，人類的自由，
愿意盡其所能，減輕我們的賦稅……
波爾的對手則取笑他的卑微出身和外表：
……那邊的古怪的小家伙是誰，
誰會像一個被拖到池塘去的扒手？
科貝特宣稱：爭斗的雙方中，一方面“是地方官和領年薪者、收稅人、治安官、警察和護從人員”，還有謝里登的私人班底“演戲的、換布景的、剪蠟燭芯的和聽從……不道德的召喚而來的人們”;另一方面是工匠和幫工們中間第一次嚴肅地試圖成立民主競選組織的證據；是教區助選委員會以及在鞋匠、幫工、漆匠和成衣業之中的有組織的聲援活動。群眾一晚接一晚地把波爾拉著在街上到處張揚聲勢。
詹姆斯，波爾未能獲得席位，但他只比謝里登少300票；[18]這次競選打破了兩派對威斯敏斯特的控制?？曝愄卣f：“這是真正的斗爭，是自由在威斯敏斯特的真正勝利。”但當第二年勝利真的到來時，波爾卻與此無緣。伯德特未能贏得1806年米德爾塞克斯的大選，一些自由持有農對他的極端立場大為吃驚，盡管他仍舊博得了競選講壇前的歡呼聲；在失敗時“肯辛頓和奈茨布里奇兩地多數的房屋都燈火輝煌，似乎完全是一種勝利的景象……”。但是他的失敗又另有原因，一個典型的唐·吉訶德式的原因。在以前競爭時，他使用傳統的拉票方法，以其財富慷慨地大批款待選民，贈酒送錢普遍地討好，其程度也許不亞于他的那些對手。但現在，他因被指控行賄而惱怒；而作為其盟友的科貝特，在整個1806年都滔滔不絕地重申著廉潔選舉的要求。1806年在霍尼頓聞名的補缺選舉時科貝特要求絕對禁止行賄和請客，要求候選人莊嚴保證，一旦當選則既不接受公職，也不領取公款。伯德特于是采取廉潔的風度，但他對此不滿，他除了每天到競選場所露面，除要求“獨立的選民”自動自愿地挺身而出之外就不肯做別的事了。他不去奔走游說，不搞請客吃飯，不為年老選民提供車馬，無論什么組織行動都沒有。支持他的人組成了一個委員會，他反而在競選演說中駁回了它并敦促他們信賴“無需協助的公眾原則”。如此一來，便減少了他的得票數。
1807年大選給改革派帶來了機會?？曝愄孛總€星期都在《政治紀事報》上給威斯敏斯特的選民寫信，向他們發出警報。支持波爾的人做了準備并成立一個委員會，指名伯德特去爭奪另一席。但伯德特已經泄氣了：
我們的掠奪者手中有萬能的舞弊手段，同他們進行一切斗爭都是徒勞的。我們只有一直等到腐敗把舞弊的手段耗盡，愈合我們的創傷和新生……但在這個時刻到來之前，我請求讓我隱退，不為議會工作效勞……
有一個代表團去拜訪他并問他，如果不需他本人同意或介入而把他選出來，他是否愿意接受席位？對此，伯德特無精打采地加以承認：“如果我在威斯敏斯特當選……我就必須服從召喚……但我不會為這次選舉花一個幾尼、出一份力?！笔虑樯踔粮?，威斯敏斯特委員會在得到這個消極的允諾后，就打算推舉伯德特和波爾作為爭奪兩個席位的競選伙伴。但伯德特似乎希望擺脫他的平民競選伙伴，于是那只“斗雞”就勃然大怒，向伯德特提出決斗要求，而在決斗中雙方都受了傷——波爾傷勢嚴重，支持他的人只好放棄他的候選人資格。在15天的投票開始之前，改革的事業似乎就要在內訌中以鬧劇收場了，[19]但在最后一分鐘，一個名氣不大的候選人．激進航海家科克倫勛爵帶來了一點復興的希望。不過，在投票開始那天早晨，伯德特委員會中的人卻“非常消沉”:
我們沒有錢，沒有夸耀的手段，沒有人加入我們的行列。托利黨看不起我們，輝格黨愚弄我們。為了這些而被嘲笑，發生了最最糟糕的影響……經得住謾罵的人卻難以忍受嘲笑。
但就在兩個星期后，威斯敏斯特的工匠和小店主們已經把伯德特和科克倫抬到街上去鬧哄哄地游行慶祝勝利了。伯德特得票大大領先于其他人，科克倫則贏得另一個席位，票數比謝里登多10（心張。（在投票的最后一夭，科克倫為謝里登感到難過，他把他的監票員打發開，讓他把投他票的選民人數重數幾遍，好讓他成為更體面的失敗者。）從此以后，威斯敏斯特就一直掌握在激進派手里（除1819年一段奇怪的情節之外）。這是惟一的大眾選區，議會就設在這里，但它被幾乎所有的報刊都異口同聲地稱作是“雅各賓派”的人奪去了。[20]
1806年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聽起來并非是信口胡言。有人告訴波爾，他的競選委員會里有一個主要人物，是眾所周知的雅各賓派，名叫勒梅特，是法國人。這使波爾害怕，他要勒梅特離開委員會并請科貝特去傳遞口信?？曝愄乇M可能溫和地去傳達這個解職意見，但不料他碰到的是個出乎他意外的意志堅強的人。勒梅特以前確是個雅各賓派，一個倫敦通訊會的積極成員，是表殼匠；1794至1795年在“汽槍陰謀”大恐慌中他曾被捕，17％年未經審訊再度入獄，1798至1801年他第三次被收監，“在18到25歲之間大部分時間里，都關在監牢里。”獲釋后，他曾經幫伯德特在米德爾塞克斯競選，從中得到了相當的經驗。在投票到第三天時他進波爾委員會辦公室，發現該委員會“既沒有計劃也沒有協調競選活動事務的制度”。在好幾天內，他每天從早到晚地工作，制定了一套切實可行的競選計劃。現在，他把這項計劃拿給科貝特去看?？曝愄乜春蟛唤蠼校骸袄彰诽叵壬?，我以名譽擔保，這是我在本委員會里看到的惟一有用的東西！”于是向他道歉，而勒梅特就留了下來。
1807年的勝利，完全是威斯敏斯特委員會工作的結果。委員會中，有些主要人物曾是倫敦通訊會的前委員。勒梅特事先就準備好了對每一條街每一個里弄都做競選游說工作的計劃。普雷斯在“一家名叫不列顛尼亞咖啡館的酒館”四樓上，從天亮到夜深，整整工作了三個星期而分文不取，細心地管理帳目，核查收回的選票數，為總委員會準備報告。另外一位以前曾坐過牢的人里克特是他的副手，普雷斯寫道：
“我們這些人都是無名之輩”，沒有一個有名氣，沒有一個普遍為選民們所認識。這么一堆無名之輩竟聚在一起．反對財富、地位、名望和權勢的操縱；承擔了威斯敏斯特的選舉這么重要的一件事……
對手嘲諷他們，說他們是“無名之輩、普通的裁縫、理發師。……笑我們愚笨，罵我們魯莽”。原則和基金短缺都決定這是一次廉潔的選舉：
……不能有領取報酬的顧問、領取報酬的律師、領取報酬的監票員或領取報酬的競選宣傳員，不搞賄賂，不能代付地方稅．不請客，不佩戴帽徽，除了兩名把守競選委員會辦公室大門的警衛以外，沒有花錢雇用的警察。
花錢都要由委員會投票決定，最大宗的花費（直至勝利游行需要的旗幟、樂隊和彩帶之前）是印傳單和海報。普雷斯是委員會天才的組織者，他只有一次離開辦公室去競選場所。[21]
現在，我們必須探究一下1807年時英國激進主義的狀況。首先，“激進主義”這個詞意味著一種豪放磊落而又目標不確定的運動。18世紀90年代的雅各賓派都忠于《人權宣言》，忠于某些公開的組織。隨著19世紀的進展，“激進主義”內部存在許多不同的傾向。在1807年，激進主義意味著運動的勇氣和論調，同激進主義致力的任何原則相一致。它意味著不妥協地反對政府；蔑視軟弱的輝格黨，反對限制政治自由，公開揭露腐敗和“皮特體制”，以及一般地支持議會改革。但在社會、經濟問題上卻又并不一致，而最堅持不懈的是倫敦民眾的激進主義，它廣泛得足以時時把處境不穩的廠商或小鄉紳接納進來。
1806和1807年的較量是實在重要的，雖然是混亂的。改革事業再次變得清晰可見了。有兩位極端激進派，他們是由一個平民選區選舉到下議院的。有一個周刊，編寫得頗具天才，政府很難禁止而該周刊又宣稱是遠離托利黨或輝格黨的權勢的。就連“改革之父”卡特萊特少校也重新受到公眾的注目與好感[22]，人們第一次聽到了一個新人即一個經營農場的紳士亨利·亨特的名字，他按照威斯敏斯特的榜樣，發表了一篇致威爾特郡自由持有農的呼吁書。在倫敦，有一種新型的競選組織建立起來了，威斯敏斯特委員會并不曾自行解散，而是保留了許多年，成為戰后改革組織的樣板。伯德特、卡特萊特、科貝特、亨特、普雷斯這些人成了后來15年中激進主義信史上有名有姓的杰出人物。伯德特許多年一直是倫敦民眾心愛的人物?？ㄌ厝R特則長期矢志不移地經歷過各種磨難，促成了第一批漢普登俱樂部的成立。科貝特一步一步從維護“獨立”發展到完全徹底地指責“腐敗的舊制度”，還確實指責了萎靡不振的激進派人士，如伯德特和普雷斯。亨特一時期作為科貝特的盟友，一時期作為他的對手，用他高超的群眾演說技巧與科貝特高超的論戰技巧相抗衡。普雷斯推廣改革派的滲透政策和工匠與中等階級聯盟的政策，并成為邊沁改革派與工會、與民眾辯論團體之間的聯絡人。
1807年的勝利是威爾克斯的貴族的高超策略和較為進步的民主組織形式之間的一種妥協，收獲是重要的，“獨立”獲得了新的含義。迄今為止“獨立”一詞成了富裕和地產利益的同義語：輝格黨和托利黨候選人之所以被推舉到競選壇上是因為他們富有，應該說，這就能使他們保持“獨立”，而不必巴結大臣或國王以得到恩寵與官職?？曝愄氐摹蔼毩ⅰ眲t力主選民的義務，不管這些選民是自由持有農、是商人、還是工匠，都運用自己的權力擺脫庇護人、賄賂與依附。威斯敏斯特委員會還有更深刻的意義；即他們的勝利是獨立于他們自己的候選人之外的，威斯敏斯特的“小老百姓”是用他們自己的權力作為一股力量而崛起的；此外，他們做出了一種效率高的新的競選組織的鮮明的榜樣，不靠候選人的財富或權勢，而靠選民自愿地行使自己的權力。正因如此，威斯敏斯特人覺得這次勝利是他們自己的。
然而，若說威斯敏斯特委員會領導了一個獨立的“民眾”運動，那就錯了，當然更談不上領導一個工人階級運動。選民（1818年大約有18000名房產持有人）[23]中包括許多獨立的手藝人和一些工匠。但其基調則越來越多地由小業主和小商人決定。這些集團的激進程度是戰后政治生活中的一個重要因素，并曾影響到英國自由的一個組成部分，事實證明這個部分始終使政府當局難堪。最重要的政治和報刊審判都在倫敦舉行，而陪審團是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被挑選出來的。小店主和小商人在18世紀90年代曾組成難以對付的陪審團，財政部法務官的記錄中保留著能勝任的陪審團成員的名單，在德斯帕德案子和奧科伊格里案子上可以看得出，王國的司法官們是如何小心翼冀地把同情雅各賓的人清除出陪審團。[24]盡管他們如此防范，當局仍在1817至1819年間在倫敦那些陪審團手中丟了丑。[25]嗣后，陪審團變得比較聽話了，一方面是因為當局精心策劃了新的特別陪審團制度和其他“辭退”的手段，一方面是因為倫敦老城的激進主義（及其代表人物如韋特曼參事和伍德參事）變得越來越脫離平民運動。
所以，威斯敏斯特的勝利很難說是工匠的勝利，而不管他們為這個勝利盡了多少力。而且，這個勝利也有一部分是虛幻的。除了所需的資格限制把挑選候選人的范圍局限在有產者之外，即便不談這個事實，普雷斯的總委員會中也居然沒有一個人（至少是普雷斯）想到要把本委員會中的某個人推薦為候選人。這席位是伯德特的，委員會的職能是爭取支持他。在以后的歲月里，委員會表明它自己作為一個民主組織具有重大的局限性。1807年，它是在一次新的民主精神的沖動中成立的，隨后幾年中，它卻本質上成了一個自封的團體——或者，如科貝特抱怨的，一個“秘密會議”——一部分在伯德特的控制下，一部分則是小生意人工匠師傅的代表，如普雷斯。戰爭結束時，普雷斯成了邊沁和詹姆士·穆勒的信徒，他對亨特和科貝特變得越來越有敵意，也越來越討厭對“成員無數”的宣傳方法。威斯敏斯特委員會是個有用的地方，可以借此運用謹慎的幕后操縱來維護穩重勤勉的工匠的利益。1818年，科克倫的席位空出來了，科貝特提名的卡特萊特少校卻被邊沁激進派霍布豪斯的票數超過而沒有獲勝。當普雷斯變得越來越“自鳴得意”和越來越討厭游行和競選活動時，委員會也相應地越來越脫離倫敦的勞動人民了。[26]
這多多少少是1807年激進派所處地位的必然結果。反雅各賓主義根本沒有消失?？曝愄貨_破報刊檢查幾乎是偶然的，此外就很少有定期的激進報紙了。（1810年，科貝持本人被監禁兩年，因為他攻擊軍中濫用鞭刑。）威斯敏斯特委員會作為一個競選組織而保留了下來，但政府當局并無意準許民眾俱樂部有新的發展。曾經是倫敦通訊會領導人的約翰·蓋爾·瓊斯在倫敦大菜市附近組織過一次“英國論壇”的辯論跨過了謹慎的界線，下院就判處他進新門監獄（1810年）。而當伯德特譴責下院的這一行動是非法時，下院就判處他監禁于倫敦塔。確實，這幾乎使所有的倫敦人都站到了伯德特一邊。而伯德特最初采取威爾克斯的對抗策略，據守在皮卡迪利自己的家中，不向下院屈服。科克倫勛爵乘坐出租馬車趕到伯德特家門口，向門廳里滾進一桶火藥，準備炸掉所有的入口處而用武力保衛伯德特。人民成群在幾條街上兜來轉去，一場1780年規模的暴亂似乎在所難免。普雷斯自己則認為，軍隊中存在不滿情緒，因此有一些陣發性的暴動可能發生。但這次事件的性質及其對威爾克斯的戲劇性的模仿，加上激進領袖中間的混亂，突出了改革派的弱點，即若由他們來駕馭一場造反潮流，他們既沒有組織，也沒有團結一致的政策。法律取締通訊會社及公開的政治集會已經分散了運動的力量，所以，運動領導人的個人主義的和爭執不休的行為，不過起著一種“喉舌”作用而不是站在運動組織者的地位上。
激進主義仍舊是一個由對當局不滿的廣泛的群眾支持的防御性的抗議運動，卻不是一個進攻性力量。如果要理解伯德特和科克倫在1810年的極端觀點，只要讀讀拜倫的作品就知道了。那些人不屑于爭權奪利，鄙視他們自己階級的偽善和新富們的擺闊炫耀。在失望之中，他們也許會時時夢想來一陣子革命以推翻“舊腐敗制度”的全部結構。如要理解科貝特的憤怒，只要想想那些引起他憤怒的事情，那就是油水大的承包合同、王室公爵的骯臟丑事、猛漲的租金和稅款、農業工人的貧困和枯竭、政府給報紙的津貼以及道德監督會的告密者們對大眾娛樂的摧殘破壞。有一百個理由在助長不滿的情緒。反抗強征入伍、傷殘士兵的痛苦、工匠們被那些靠軍火合同迅速發展的公司企業排擠而紛紛抱怨，以及在特拉法加戰役后，反對那看似無休止又無目的戰爭的一股地下逆流正在不斷地壯大。
1808年，設菲爾德一個非國教牧師這樣寫道：”情況很可能是”
每當人類想組織成社會，建立化劍為犁的王國時，……大人物將是這榮耀功德的反對者；反對的行為尤其可料定來自那些將軍、海軍將領、承包商、代理人諸如此類；說不定那些倡導“基督太平盛世”的人在等待來自他們那邪惡之手的兇猛的虐待。
“基督的王國”，只有經過“許多反對和許多流血”后才能降臨人間，因為“魔鬼和他的代理人”不會原諒它用任何別的方式到來：
我無時不聽說窮人的妻子和母親當押掉僅有的衣服以便從卑鄙狠心的兵販子們的手中贖回丈夫或兒子，啊，蒼天！窮人們該受何等苦難……
“悲乎，貧窮！爾乃不赦之罪惡！……爾無權利，爾無特許，爾無豁免，爾無自由！”
撒旦老兒，老殺人者，爾若來，吾欲待爾如爾之待比我更好之人也。吾將依次攜爾登臨“無比巍峨高山之巔，示爾以基督世界眾王國，及眾王國固享之榮耀……撒旦，爾其俯身眺望基督教界，審視紅塵滾滾陸離蒼生；如許圣經，如許刀劍——教派不少，兵營紛逞——教堂林立，堡壘甚多——衣黑者和平之牧師，衣紅與藍者戰爭之人——夫沐猴而冠儼然救世主者幾希，千百萬之眾獨以分門別類毀滅人類為己任……真正和平之子橫受輕視，遭埋沒，遭怠慢而受侮弄——對殺人之英雄及掠奪者，竟可敬之、頌之、譽之、賞之而垂名乎千古……[27]
這呼聲發自溫斯坦萊和班揚的古英格蘭，但這個古英格蘭已開始讀科貝特的文章了。它提醒我們，在設菲爾德、紐卡斯爾或拉夫巴勒這些地方，威斯敏斯特的選舉又何其遙遠！在倫敦城，激進派可以在酒店咖啡館里聚會討論，也可以感覺到自己在數量上的優勢。在那些雅各賓的宣傳曾深人人心的外省中心區，只有諾里季和諾丁漢具有廣泛的選舉權，足以讓激進派利用選舉的手段。伯明翰、曼徹斯特、利茲和多數正在發展的工業中心，在未經改革的下院里都沒有代表。在這些地方，以及在更小的城鎮和工業村莊，教會與地方官監視著任何“煽動”的跡象，就連訂閱科貝特的《紀事報》的人，都能發現自己已被盯上了。改革派感到孤立無援——“被埋沒，怠慢和侮弄”。威斯敏斯特的勝利把外省拋進了遭受更大壓制的黑暗之中。
正因為如此，激進運動在中西部地區和北部工業區具有相當不同的表現形式——這種不同將在半個世紀中影響事態的發展。在倫敦，中等階級改革派和工人階級改革派保持著溝通渠道，典型的組織形式是委員會。在委員會中，少數幾個自由職業者和自學有成的工匠們并肩工作，而這些工匠總有些看不起政治落后的工人和傷風敗俗及犯罪的窮人。當壓制放松時，論壇、辯論會和討論小組也就恢復起來了。威斯敏斯特定期的選舉至少提供了一個安全閥，對喧鬧騷亂起到了關閥作用。但在中西部和北部地區，激進主義被打入地下，進入了非法工會的世界而和工業中的疾苦、秘密集會和誓約等等交結在一起。所以，直到1815年，伯德特和科貝特在工業革命的心臟地區仍舊無關緊要。威斯敏斯特委員會對盧德活動沒有什么啟示作用，而在特倫特河以北我們找到了非法活動的傳統。
[1] 當時最妙的一個諷刺就是1800年霍恩•圖克作為最衰敗的選邑老薩勒姆的議員當選，但他因有關的規定的原因而喪失資格，因為他以前擔任過教會牧師。
[2] 人民一分子：《致在天使酒店聚會……慶祝C.F.?？怂股盏脑搮f會的第三十六封信》（諾里季，1799）。
[3] 見下文。第472-484頁。
[4] J.鮑爾斯：《上次大選之感想，表明雅各賓主義在進展》（1802），第3-4頁；《魄力的好效率》，第141頁。改革派憤怒駁斥鮑爾斯的裸休女士的說法，斥其為謊言，見《關于諾丁漢上次競選的十封信》（諾丁漢，1803），第24-25頁；薩頓：《諾丁漢紀實》，第244頁。真實情況或許是關于游行隊伍中有一個婦女“穿著肉色的衣服”，見《致約翰•鮑爾斯》（諾丁漢，1803），第9頁。
[5] 當選者賓（輝格黨），3843票，伯德特（徽進派），3207票，未當選者梅因沃林（托利黨），2936票。見科貝特《政治紀事報》，1802年7月10、17、24日；J.G.阿爾杰：《拿破侖的英國客人和俘虜》（1904）；J.德尚；《法國大革命時的英國下旗部》（布魯塞爾，1949），第5章；M.W.帕特森：《弗朗西斯•伯德特爵士》(1931)，第4、7，章。
[6] J.鮑爾斯：《上次大選之感想》，第63頁。
[7] 見后文，第478-484頁。
[8] 《科貝特議會辯論錄》，卷2，增補第1667、1752條。
[9] 《科貝特議會辮論錄》，卷4，1191，1362條；《泰晤士報》，1804年11月5日。時人對志愿軍中土地與商業利益妥協一致的記載，可見T.A.沃德的設菲爾德日記：《回顧過去》，散見各處，并見簡•奧斯汀書。
[10] 關于民眾的愛國心情，見F.克林伯格和S.赫斯維特：《警鼓咚咚……1803年的傳單》（加利福尼亞大學，1944）。就連約翰•瑟爾沃爾也撰寫《關于納爾遜勛爵之死的詩和演說》（1805）。
[11] 這份刊名令人起敬的刊物．因缺乏支持而停辦了。見《理性人》，1808年4月16日。
[12] 《政治紀事報》，1804年9月1日。
[13] 1804年他在競選演說中說：“我將……竭盡全力，使‘第45號和自由’與我們這一代人聯系在一起?！?BR>
[14] 科貝特：《政治紀事報》，1804年8月25日。
[15] 見科貝特12年后對1806年競選所作的有傾向性的描述，見1818年1月17日的《政治紀事報》。
[16] 見前文，第77頁。
[17] 《政治紀事報》，1806年8月9日、9月20、27日。
[18] 胡德5478票，謝里登4758票，波爾4481票。
[19] 這次事件見《年度紀事》，l807年，第425-428、632-639頁；M.D.喬治：《政治諷刺和個人諷刺編目》（1947）第8卷，第528-529頁。
[20] 科克倫把他的席位保持到1818年，然后辭退以便去援助南美國家。伯德特作為威斯教斯特的議員一直延續到1837年，然后，他作最后一次唐•吉訶德式戲劇化表演，辭掉了席位并從這一黨派的議員轉到另一派的議員以保守黨的身份競選，勉強取得了勝利。波爾并不幸運，他在決斗后只活了一年多一點時間，1808年自殺。
[21] 關于1806和1807年的選舉，主要據科貝特《政治紀事報》的記敘，見1806和1807年各期；同上，1818年1月17日；弗勞爾：《政治評論》，l807年5月；《普雷斯回憶錄》，見沃拉斯，前引書，第41-47頁；及科爾和菲爾森：《英國工人運動》，第79-81頁；無名氏：《威斯敏斯特和米德爾塞克斯大選史》（1807），第15、36-37、145、157、345、379、437頁；威斯敏斯特委員會散發的《導致F.伯德特準男爵競選發跡的一些情況介紹……》（1807）。亦見M.W.帕特森：《F．伯德特爵士》（1931），第1卷，第10章；G.D.H.科爾：《科貝特生平》，第9、10章；C.勞埃德：《科克倫勛爵》（1947），第2部分，第1章；S.麥科比：《英國激進主義，1786-1832》，第207-208頁。科貝特的記敘雖不完全可信，卻糾正了普雷斯的一些說法，這些說法不加批評地被人接受．但忽視了1802和1804年米德爾塞克斯大選的重要性，嘲笑波爾且把1807年成功的原因完全歸結于普雷斯自己的組織天才。
[22] 卡恃萊特除支持波爾和伯德特以外，在1806年還在自己的波士傾競選，得59票，獲勝的候選人得了237票。
[23] 《女怪》，1818年7月4日。
[24] 其中一份名單在有可能參加陪審團的人的名字上打了記號：G表示“好”（good），B表示“壞”（bad），D表示“靠不住”（doubtful）。打“B”的人中有許多是小生意人，如其中有一個制秤的，一個賣玻璃的，幾個賣雜貨的，一個造帆的，一些釀酒商（索思沃克一個釀酒商的名字上標著“極壞”字樣）。財政部司法處檔案，第11•333號。
[25] 把參加礦泉地暴亂（1817）的沃森醫生無罪開釋的那個陪審團，團長是賣彩票的，成員中有制扣工、打錨鐵匠、毛料商、刺果制造工、鐵器商、銀匠、布商、鞋匠、搬運業者和藥劑師?！度嗣駡蟆?，1817年6月21日。
[26] 要了解委員會的工作情況，見A.阿斯皮諾爾：《1814年的威斯敏斯特選舉》，載于《英國歷史評論》，第40卷（1925）
[27] 和平福音長老G.博縈特：《武人鏡》（設菲爾德，1808），作者可能是洗禮派教士。用類似口氣表達激進的基督教反戰立場的，還可見《劍橋通信》，及《太因河信使報》上刊載的信件，如1808年1月5日的那封信。
湯普森：基督徒與地獄魔王
| E.P.湯普森：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 目錄頁 | 上一頁 | 下一頁 -------------------------------------------------------------------------------- 第二章 基督徒與地獄魔王 “非國教”這個詞很容易使人感到迷惑，它容納了太多的派別，太多的對立思想和神學傾向，在變化的社會背景中，竟可以形成那么多不同的表現形式。最古老的非國教是獨立派、長老派、公理會、教友會和浸禮會；它們在光榮革命后經歷了相同的發展趨勢，隨著迫害日益減輕、寬容日益加大，教徒們的熱情日漸減少，財富逐漸增加。1670年，斯彭河谷的織布工和農民曾在夜晚秘密聚會，聚會地點是一個叫“秘宅”的農莊，或“教堂山附近的那所谷倉”。一百年后，人們看到在同一個地方建起了一座堅固的教堂，一個富裕的教堂執事約瑟夫·普里斯特利出現在那里，他在日記中虔誠地記道： 世界是美好的，我在這個位置上做了一些好事。去利茲時，我向上帝奉獻了語言；我打算送給窮苦的基督徒四五石小麥，今天，應該好好地責備我沒有讓上帝指引我的所有思想，事情太急促了，來不及這樣做。…… 下一周他又這樣寫： 今天上午我……和幾個軍官一起吃飯，他們都對靈魂拯救不感興趣。我讀“以賽亞書”第45章，甚喜，讓奧巴代亞兄弟把一石小麥分給窮苦的基督徒。[1] 這位普里斯特利牧師仍算是一名加爾文教徒，不過已經有了一點獲罪感（“奧巴代亞兄弟”當然也是加爾文派）。他的堂弟，也叫約瑟夫·普里斯特利的，這時正在達爾特里學院讀書，他在理性啟蒙精神啟發下，已經對自己的親戚和教會感到嚴重不滿了；他后來成為一神派教徒，又是科學家和政治改革派。1791年，伯明翰的“教會與國王”派暴徒搗毀的就是這位普里斯特利博士的書房和實驗室。 這些是非國教傳統中一個很小的側面。非國教徒雖然得到了信仰上的自由，但他們在公共生活里卻仍受到宣誓法和市鎮團法的限制，在整個18世紀，他們繼續為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而努力。18世紀中期，許多年輕而有文化的牧師為自己寬宏大量的理性神學感到驕傲，過去受迫害時那種加爾文主義的孤芳自賞氣質沒有了，相反，他們通過阿里烏斯派和索西奴斯派的“異端邪說”而逐漸滑向一神教；從一神教，再走一步就是自然神論了，但在18世紀90年代以前，很少有人走出過這一步，而且，在18世紀下半葉，更少有人愿意或敢于公開承認自己對基督教有懷疑——遲至1763年，70歲的小學校長彼得·安內特還被上枷收監，理由是他翻譯了伏爾泰的著作，把宣揚“思想自由”的論著用通俗形式出版。不久之后，懷疑論的“羅賓漢辯論會”又被當局封閉。自由主義的思想原則正是站在索西奴斯教和一神教的立場上來加以論證的，在這方面著名的人物有普賴斯法師，他在美國革命時期寫《論公民自由》(1776)，幾個月內就達到銷售6萬冊的可觀數量；他在有生之年還做過一個歡呼法國大革命的傳教演說，由此而使伯克大受刺激。除此以外，著名人物中還有普里斯特利博士本人，以及十幾二十個名氣稍小的人，其中一些如博爾頓的托馬斯·庫珀和劍橋的威廉·弗倫德等等，都曾積極地參加過18世紀90年代的改革宣傳運動。 到這里，問題似乎很清楚了，但它卻是虛假現象。自由主義思想在非國教的教士、教師和受過教育的城市人口中十分流行，但很多牧師比他們的信徒走得遠。與其他非國教派別相比，力量上衰落最明顯的是長老派，而長老派又恰恰是最有一神教傾向的一派。18世紀中葉，長老派和獨立派（合在一起）的力量，在西南部（如德文郡、多塞特郡、格洛斯特郡、漢普郡、薩默塞特郡和威爾特郡等）、北方工業區（主要是蘭開郡、諾森伯蘭郡和約克郡）、以及倫教和東盎格利亞地區（主要是埃塞克斯和薩?？丝ぃ﹦萘ψ畲?，浸禮派雖說也在爭奪其中的某些據點，但同時又在貝德?？ぁ捉饾h郡、肯特郡、萊斯特郡和北安普頓郡根基深厚。因此，長老派和獨立派似乎在商業中心和毛織業中心最強大，而浸禮派占領的地盤中，小生意人、小農場主和農業工人則占很大一個比例。[2]正是在規模最大的老毛紡中心即西部地區，那種開明“理性”的宗教——趨向于否定基督的神性并且有一神教傾向的宗教發展得最快，但又最容易向一神教丟失其信徒的忠誠。到18世紀末，德文郡有20多所長老派聚會廳關閉了，研究非國教徒歷史的學者在1809年曾這樣說： 德文郡曾是阿里烏斯教的搖籃，后來則成了阿里烏斯派非國教徒的墳墓。那個人口眾多的郡、現在留下來的長老派信徒還不到她出生時可以見到的1/20。[3] 但在其他地方，情況就有所不同，非國教組織常把自我管理和地方自治的原則貫徹到近乎無政府的狀態，任何中央權威——哪怕是教堂間的協商和聯合，都會被看成是由“違背基督教的行為造成的”: 這種背叛行為對人的公民自由與宗教自由十分有害，尤其是對古老而勇敢的清教徒和非國教人士十分有害．因此，諸如宗教會議、大會、理事會、教規這一類的詞，都會使一個真正的新教徒感到震聾發聵。[4] 在加爾文教傳統較深厚的地方，如蘭開郡和約克郡的部分地區，教團組織奮力反抗，抵制向一神教發展的趨勢。頑固的教會執事、理事會成員和奧巴代亞們折磨他們的牧師，調查他們的異端言行，開除他們出教，或者與他們決裂，另組比較正宗的教派。（托馬斯·哈迪最早的組織能力，就是在羅素街王冠巷長老派教團的派別斗爭中取得的。）但“窮苦的基督徒”、即普賴斯法師曾予以啟蒙而普里斯特利執事曾贈予小麥的那些人，他們又如何呢？斯彭河谷是人口稠密、工業正迅速發展的一個中心地區，人們本以為，非國教教派會因為它們在迫害時期堅持斗爭而最終獲益的。但“窮苦的基督徒”似乎既不受官方教會的影響，也不受以前的非國教影響。1757年，約翰·衛斯理騎馬途經鄰近的赫德斯菲爾德，他在《日記》中寫道：“在英格蘭，我從未見過這么野的人，我們騎馬走過時，滿街都是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似乎要把我們吞吃掉一般?！?BR> 一神派的理性基督教祟尚“直率”、懷疑“熱情”，對倫敦小生意人、小店主及其他大城市的同類集團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它太冷漠、太孤僻、太文質彬彬，和小康階層的舒適價值觀聯系太緊，對城鄉窮苦人的吸引力就不大。它的語言和腔調都構成障礙，約翰·納爾遜曾對衛斯理說：“在約克郡，只有一種布道中用，就是以前那種像打雷一樣轟擊人們的良知的布道。在這個郡，和風細雨的布道比不布道還要壞?！币郧凹訝栁慕垢Ｒ糁髁x的熱情，從而給自己設立了屏障。受迫害的派別很容易孤芳自賞，這就更加強了加爾文教義中最僵硬的條文。但“薩伏依信綱”（1658）中有這樣一句話：“上帝的選擇對糜爛的群氓并非不可及”，而“窮苦的基督徒”和“糜爛的群氓”當然就是指同一些人。從另一個角度看，窮人的“野”是他們生活在天恩之外的表現，而加爾文教義中上帝的選民又有萎縮為親族集團的危險。 還有其他原因促成了這一過程，有些人直接到共和時代平等派的失敗中去尋找原因。當初，千年至福派主張由圣人進行統治，他們的希望破滅后，窮苦人清教思想中的現實理想和宗教理想就斷然分開了。還在復辟之前的1654年，浸禮派教徒總會就（針對他們中的第五王國派）發表了一個宣言，稱自己不“知道圣人憑什么指望”在最后的審判到來之前，就“把現世的統治權放入他們之手”，在那之前，他們應該“耐心地忍受現世之苦……而不是攫取它的政府統治權”。[5]共和國末期，反教律論的叛逆傳統“從它所有的要求上退了下來”，激烈的新教派別以前曾經是熱情的（甚至是無情的）社會整治者，而現在他們卻樂意說：“就讓稗子（如果是稗子）和小麥混在一起吧……”[6]掘土派杰勒德·溫斯坦萊的話有助于我們理解這種感情的變化，即如何從“外在的王國”轉變成“內在的王國”: 靈魂和創造精神并非一體，它們相分相離，一個管外在的王國，另一個引導他搜索并守候內在的王國，這內在的王國，銹腐不可蝕，竊賊不能偷，它廣延無邊，而身外的王國則必定會從你那里消失。[7] 理解這種后撤——以及在后撤之后還剩下什么，對于理解18世紀的情況以及后來工人階級政治活動中一個持久的因素非常關鍵。在某種意義上，變化表現在新型的組織機構中，這些組織可以歸結為兩個詞，即“清教”的生存活力和非國教的保護性退卻。但也應該看到，這些教派在決意耐心地忍受“現世之苦”、放棄其取得“政府統治權”的希望時，卻也能夠把政治上的無所作為與一種蟄伏的激進主義結合起來，那激進主義就保存在布道演說和宗教論文中，同時也保存在民主的組織形式中，一旦遇到比較合適的環境，它就會再次燃燒成燎原之火。這種情況在教友派和浸禮派那里表現得最明顯，但到18世紀90年代，教友派在英國境內總數還不到兩萬人，竟不像是個教派的樣子了，而這個教派，以前居然出現過像李爾本、?？怂购团硕鬟@樣的人。這一派曾經是昌盛得過分了，他們持續不斷地向美洲移民，結果失去了一些精力最旺盛的人。他們以前曾反對國家、反對權威，現在卻萎縮成徒有形式，如不肯宣誓、不戴帽子等等。它的傳統充其量也只對中等階級的社會責任心比較有用，對民眾運動則沒有什么用處。雖說在18世紀中期，仍有些教團相當謙恭，比如在塞特福德的凱奇巷會議廳聚會的那一個（就在監獄旁邊，里面還有腳手枷），湯姆·潘恩年輕時就在那里（據他自己說）接受了“極好的道德教育”；但是，當潘恩在1791年把他們自己關于為人類造福的某些說法糅合進《人權論》的毫不妥協的論調中去時，教友派卻很少有幾個人愿意站出來表態的。1792年，約克郡教友派季度大會要求會友們在“我國現在出現的不安定形勢下，保持真正的心靈平靜”，他們不應該組織政治協會，也不該滋生“對國王和政府的不滿，我們在他們領導下生活，享受特權，深感厚愛，這就很值得我們感激和順從了?！?[8] 但他們的先輩卻很不“順從”，也不使用“感激”這個詞?！巴庠谕鯂焙汀皟仍谕鯂钡臎_突意味著他們否定統治權，只有在兩者的共存不可避免時才有例外；這樣，人們就拼命討論哪些做法“對得起”良心，哪些做法是“昧”良心。浸禮派的言行可能是最始終如一的，他們的理論最符合加爾文教義，他們的信徒中普通老百姓也最多。在班揚[9]那里，我們尤其能看到潛伏的激進主義，這種激進主義在整個18世紀保存下來，而到19世紀則一次又一次爆發出來?！短炻窔v程》和《人權論》一樣，是英國工人運動的基本教材；班揚和潘恩，加上科貝特和歐文，為1790至1850年的運動提供了最豐富的思想素材。成千上萬的青年人最早是在《天路歷程》里讀到有趣的故事的，他們會同意后來憲章派托馬斯·庫珀的說法：那是他們的“書中之書”。[10] 《天路歷程》說：“我尋找那純潔無瑕、永不磨滅的遺產……它存放在天國，平安無虞……它將在天定之時授之于人，那些人，是一直在孜孜以求尋找它的。假如你想知道它是什么，那就先來讀一讀我的書！”書中有溫斯坦萊“銹腐不可蝕”的王國；有圣人們在彼岸世界的千年國度——不過圣人們卻必須先“耐心地忍受現世之苦”。書中有那些在普特尼敗下陣來、對1688年的解決方案毫無發言權的人，他們發出了“悲嘆之聲”——“我奈其何？”書中有教皇老頭，基督徒們認為他的先輩已經俯首帖耳，而他自己現在也已經“神經失常、關節僵直”，只能坐在山洞口對朝圣者說：“你們中會有更多的人被燒死，否則你們就無可救藥”——“當朝圣者們經過時……他獨自獰笑，啃著指甲，因為他己經不能撲過去抓住他們了?！睍杏懈F苦的非國教徒內心的精神世界，那些身為“裁縫、皮販子、肥皂匠、釀酒商、織工和補鍋匠”，同時又是浸禮派傳教士[11]的內心精神世界，這個世界陰暗蒼白，飽受感情奔放與沖突之苦，這些沖突是由外部世界的障礙引起的，比如說有魔堡、噬血巨人、大槌、殺人妖精、萬難山、疑心寨、名利場、迷魂地等等，整條路上“到處都是陷阱、圈套、機關和坑道”。書中有基督徒的死敵貴族，有“淫樂老爺、奢侈老爺、虛榮老爺、荒淫老爺、貪婪爵士，和貴族中所有那些其他的人”。書中還有恥辱山谷，班揚的讀者們就置身在這山谷中：“這道谷無人涉足，只有那些喜歡朝圣生活的人才會走進去”。憐憫翁在這里說： 我就喜歡這種地方，這里沒有車馬的喧嘩，沒有輪軸的滾動，我覺得，人在這種地方，障礙就少，他可以潛心思索，思其所是，究其所源，省其所行……人在這種地方，可以思考，可以開發心靈，凈化靈魂，直至他的兩眼如“希實本[12] 的魚池”一樣清澈。 偉心公于是帶著雖受迫害、遭挫拆卻仍舊自豪的心情答道：“此話不假，我曾好幾次穿行谷中，每次到這里，都特別爽快?！?BR> 但精神世界——正義與精神自由的世界，卻始終受到另一個世界的脅迫。首先，它受到國家權力的威脅，地獄魔王在書中出現時，我們就似乎看到一個童話的世界： 他身披鱗甲，如魚一般（這是它最感到自豪的）；它有翅膀，像飛龍一樣；他的足如熊，腹部出煙火?！?BR>當這魔王遇到基督徒（“面帶譏諷之色”）時，他卻又像是一個形容窘迫的鄉村法官了。他不斷變換自己的論點和威脅之詞，想要叫班揚答應不再在野外進行傳教活動：魔王張開嘴——那嘴“像獅口一般”，聲嘶力竭地喊道：“我愿讓一切人生還，但你們必須轉過身去，返回原處”。只是在勸說無效之后，他才張開兩腿，“跨在路上”，口稱“我以魔穴發誓：你們不可越此線一步。”魔王陰險狡詐，竟可在基督徒的朝圣伙伴中找到盟友，這些人數量很多，也很有欺騙性，他們是基督徒抗拒腐蝕的另一個威脅。班揚一點點地拋出種種騙人的借口，讓魔王與非國教徒找到妥協的余地。這里于是出現算盤精先生、手遮天先生、金錢迷先生、普救世先生，他們都師出一門，“為師者居圖利城，那是北方貪心郡的一個市鎮”。算盤精先生責備那些“道德感太強”的人說： 算盤精先生：咳，他們這些人……無論風雨只管趕路，我卻愿坐等順風之時；他們主張孤注一擲為上帝不惜賭本，我卻愿抓住時機保我性命，保我財產；他們主張堅守信念，置他人之全體反對于不顧，我卻愿多存疑竇，窺察時機，不可讓它影響我的安全；他們喜好宗教，尤在其卑微低賤之時，我之喜歡它，則非得待它足踩金履、身披霞光、歡呼之聲不絕之時。 手遮天先生：算盤精先生，暫說到此罷?！覀儜獔A滑如蛇，審時度勢者為上。…… 普救世先生：對此我們都無異議，故不必再多說了。 金錢迷先生：確實不必多說，君不見，凡既不信圣經又不講理智者（而我們是二者皆有的），就一定不懂他自身之自由，亦不謀他自身之安全。 這一段非常精彩，竟把18世紀非國教派別的發展情況預示了許多。班揚知道，在某種意義上，算盤精先生的朋友確是圣經、理智二者皆有的，他們以安全、舒適、啟蒙與自由為辯解的理由，所丟掉的是完美的道德與熱情；看來，一旦斗爭的傳統被遺忘，拒腐蝕的精神似乎也就難以維持了。 《天路歷程》還不只這些，如韋伯所說，這本書的“基調”是“來世不僅更重要，而且在許多方面比現世生活中的所有利害關系更確定”。[13]這就提醒我們，相信來世生活對窮人來說不僅是一種安慰，而且是對現實苦痛的一種感情補償。卑賤者不僅可以想象得到“報償”，而且可以想象壓迫他們的人將遭受拷打，從而享受對壓迫者實施報復的歡樂。此外，在強調班揚寓言中的積極方面時，我們對它明顯的消極方面言之不多，那就是宗教盲從、逆來順受、自私地追逐個人靈魂得救等等——消極面與積極面不可分割地交織在一起，這種沖突的情況一直到19世紀還表現在非國教徒謙恭的言詞中。在班福德看來，《天路歷程》似乎是一種“悲傷的撫慰，好像是從坍塌的太陽上發出的光芒”。當形勢好轉、群眾運動高漲時，傳統就表現出明顯的活力，基督徒在真實的世界上與魔王作戰；當失敗來臨，群眾態度冷漠時，消沉的意氣就上升，助長窮人的宿命論思想。這時，基督徒在恥辱山谷中受難，他逃出毀滅城，遠離車馬的喧嘩，尋找通往精神天國之路。 還有，由于害怕妥協會腐蝕傳統，班揚在清教徒嚴禁享樂的情緒之外，又加上他自己對“羊腸小道”的形象描述，從而突出了加爾文派“上帝選民”所抱有的那種宗派嫉妒心理。到1750年，那些聲稱最關心“窮苦的基督徒”的派別，卻最不歡迎新信徒參加，也最缺乏福音主義氣質。非國教夾在兩種對立的傾向之間，兩種傾向都得不到廣泛的群眾支持。其中一種傾向宣揚理性人道思想，主張細膩的講道，這對窮人來說是太深奧太文質彬彬了；在另一種傾向中，又有嚴格的上帝選民，他們不與不同教派的人結婚，排斥違反教規的人，排斥一切異端邪說，他們對那些注定要受上帝懲罰的“糜爛的群氓”避而遠之，對此，哈勒維指出：“前一種加爾文教正在解體，后一種加爾文教正在僵化?！盵14] 就連班揚的浸禮派教會也同樣深刻地分裂著，“阿明尼烏派”的浸禮總會讓位給熱情洋溢的“加爾文派獨立浸禮會”（其據點在北安普頓郡、貝德?？ず土挚峡ぃ錁藴实募訝栁慕塘x又阻礙了它的宣傳活動。[15]直到1770年，獨立浸禮派才擺脫他們自已的教條限制，發表了一份傳閱信件（從北安普頓郡發出）,為的是使福音主義與“上帝選民”的概念能彼此調和找到一條可行之路。信件說：“到基督那里尋求解救的每一個靈魂……都應該受到鼓勵?！瓉硗侗蓟降撵`魂不必擔心它不被上帝挑選，因為只有當選的靈魂才會到基督這里來?！被謴偷倪^程很慢，后來它重新面向窮人，是因為它要與衛斯理宗競爭，而不是出于內在的動機。事情發生在18世紀60年代。約克郡的礦工丹·泰勒5歲起就在煤窟里干活，后來又皈依衛斯理宗。他想找一個帶福音主義色彩的浸禮會團體，但到處都找不到。他于是自己修建聚會堂，把石頭從赫布登橋旁的野地里挖出來，親自背到工地上。[16]然后，他從紡織城鎮赫普頓斯托爾（內戰時的清教據點）出發，南下林肯郡、北安普頓郡，與桀驁不馴的浸禮派團體取得聯系，最終（在1770年）組建了浸禮派新教團。此后若干年，他巡行25000英里，布道20000場，與衛斯理、懷特菲爾德一樣不應為人忘懷；但究其所源，他既非總會派也非獨立派，他在精神方面也許繼承了班揚的傳統，但實際上是白手起家。 當我們談論普賴斯法師和丹·泰勒時，不應該忘記他們確曾享有信仰自由。他們不受宗教裁判所的威脅，也沒有“巴比倫紅衣妓女”[17]的地牢恐嚇。老的非國教教派內部紛亂，教會自治與分離的傾向清楚地表明：最出人意料、最旁門左道的思想也許會在林肯郡的一座村莊、中部地區的一個集市、或約克郡的一個礦井里突然出現。衛斯理在1768年的《日記》中寫道：在薩莫塞特的毛織業城鎮弗羅姆，“各種觀點的人混雜在一起，有再洗禮派、教友派、長老派、阿里烏派、反教律派、摩拉維亞派等等”。蘇格蘭的商販和工匠還把其他一些派別帶到英格蘭，18世紀最后幾十年格拉斯派（即桑德曼派）取得一些進展，他們熱衷于教會紀律，相信“普通生活中的那些差別不應在教堂中出現”，主張成員可以共同享有某些財產。批評他們的人說：他們清高孤傲，“不管貧苦無知的悲慘大眾”。[18]到18世紀末，在倫敦、諾丁漢、利物浦、懷特黑文和紐卡斯爾都出現了桑德曼派小團體。 非國教派別的思想史上，充滿了改組、分化和沖突，這種情況使人感到，政冶激進主義的種子正潛藏其中，一旦撒播于合適的社會土壤上，立刻就會生根發芽。托馬斯·斯彭斯是桑德曼派家庭出身，1755年曾對紐卡斯爾哲學會發表過一個演講，其中概括了他的農業社會主義的全部思想；但直到18世紀90年代，他才開始認真地進行公開的宣傳活動。湯姆·潘恩是教友派，但他在劉易斯鎮當稅收員過著無聊的生活時，卻幾乎完全表現不出他那強烈反正統的政治觀點，那時，時局不允許這樣做，政治似乎只是“騙子手的把戲”；但在到美洲（1774年11月）后的一年內，他就發表了《常識》和《危機》雜志上的那些論文，其中含有《人權論》里的所有論斷。他寫道：“我對君主制深惡痛絕，因為它降低了人格。但直到最近我都未曾以我的想法困擾過別人，也未曾在英國發表過只言片語。”發生變化的不是潘恩，而是他從事寫作的社會環境?！度藱嗾摗返姆N子是英國的，但只有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帶來的希望才能使它扎下根來。 如果說某些老的非國教派別帶頭復活了福音主義——而不把它歸功于約翰·衛斯理的話，那么到19世紀，非國教就應該具備更理智更民主的形式了。但首先深入“窮苦的基督徒”，用一道簡單的啟示“你們只須拯救靈魂”就打破加爾文教的禁忌的，卻仍舊是約翰·衛斯理——那個在政治上是強硬托利派、在組織手段上采用祭司方法的人。 妓女、酒鬼、竊賊們，聽我呼喚，你們這些被放逐的人！他張開雙臂，擁抱你們，他的慈悲專門接納有罪的人：正人君子不需要他，他搜尋迷途者，拯救所有這些人。來吧，我有罪的兄弟，來呀，盡管你們在負罪的重荷下呻吟！他流血的心臟為你們洞開，他展開的軀體將你們收進；他在呼喚，招呼你們同行：來吧，我有罪的兄弟，來呀。 福音主義在國教內部復蘇，這本來就有它的道理。清教強調“神召天命”，按照韋伯和托尼的說法，它特別能說明興隆勤勉的中等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經歷。比較接近路德教的英國圣公會清教傳統與排他性的“神選”理論卻不大相符，作為“國立”的教會，它對窮人的靈魂負有特別的使命，即培植他們服從和勤勉的美德。18世紀，國教內部死氣沉沉，物欲橫流，結果竟違背衛斯理的初衷，使福音主義在獨特的衛斯理派教會中復蘇。但衛斯理宗的來源又給它留下深刻的印記：班揚、丹·泰勒以及后來的原教旨衛斯理宗等窮人的非國教都是窮人的宗教；而正統的衛斯理主義卻始終保持著原來的面目，它是一個為窮人的宗教。 懷特菲爾德和其他那些早期的露天傳教士既是傳教士，也是福音主義者，他們在當時比衛斯理本人還要著名。但在組織、管理和制定規章制度方面，衛斯理卻最有活力，也最有能力。他把民主與法紀、把信條與熱情結合得恰到好處，他的成就主要不表現在狂熱的宗教復興大會（這種大會在泰伯恩刑場[19]為主要特征的那個世紀并非罕見），他的成就，主要是組織了一批能獨立維持的衛斯理宗派團體，分布于貿易集市中心，及采礦、紡織和勞作人口中，其成員民主地參與教會生活，既受到教會的鼓勵，又處在嚴格的管理和紀律下。他取消一切帶有小團體派性色彩的教義規章，為人們加入他的團體掃清了障礙。他寫道：申請入會時，衛斯理派—— 不強加……任何觀點于人，他們可以實行特別的贖罪方法，也可以實行普遍的贖罪方法；可以執行絕對的天意，也可以執行有條件的天意；可以是國教徒，也可以是非國教徒；可以是長老派，也可以是獨立派，這些都不是問題。……獨立派和再浸禮派（可以）舉行自己的宗教儀式，教友派也可以這樣做，沒有人會在這些方面和他們過不去?！覀冎挥幸粋€條件，惟一的條件，就是真正追求靈魂的拯救。[20] 但一旦進入衛斯理宗團體，皈依者就要嚴守紀律，其章法之嚴可以與狂熱程度更高的加爾文教派相媲美。衛斯理要求本派教徒做“特殊的人”，不與教外人結婚，衣著要有別，言行要莊重，不與那些仍留在“撒旦王國”里的人交往，哪怕他們是親戚也罷。教徒舉止輕浮、褻瀆神圣、賭咒發誓、不參加小組會議等都是被驅逐出教的理由。它的團體組織連同懺悔會議、班組結構、除夕禮拜及家訪活動等等，使之成為一個世俗的修道會，其中如騷塞所注意到的那樣，有一支“精神警察”在隨時警惕著墮落的跡象。[21]領導職務由商販和勞動人民擔任，但這種“基層”的民主完全不適用于有關教義和教會管理的事，衛斯理背離非國教傳統最遠之處，就是他反對地方自治，以便他和他的教士對教會實行集權統治。 然而恰恰是在非國教傳統最深厚之處——布里斯托爾、約克郡西區、曼徹斯特、紐卡斯爾等地，衛斯理宗在窮人中的進展最迅速。18世紀60年代，普里斯特利執事和奧巴代亞還在?？嗣傻峦酥С忠粋€加爾文獨立派教會，離此地兩英里遠，伯斯托爾的石匠約翰·納爾遜卻已經把大批紡織工、礦工吸引過來，聽他講關于個人獲救的新的神啟了。納爾遜在前往石礦干活的途中，要路過非國教牧師的住所，他與他們交換圖書，爭論有關罪惡、神恩獲救和宿命論的教理。（這類爭論到后來就逐漸稀少了，那時正統的衛斯理宗神學理論變得比較隨波逐流、不講理智而懶散無益。）納爾遜在倫敦時聽衛斯理在荒草地講過道，然后便皈依了，他的《日記》和普里斯特利執事的就完全不同： 一天夜里，……我夢見我在約克郡，穿著工作服往家走，路過保爾·錢皮恩家時，聽見里面哭聲震天，仿佛許多人在悲傷地哭。……突然，他們尖叫起來，一個個滾來滾去。我問出了什么事，他們說，撒旦跑到他們當中來了。……于是，我想我見到它了，形狀像一頭紅色的牛，在人群中沖撞，好像一頭野獸在谷子地里沖撞一樣。但它不去牴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而是徑直向我跑來，仿佛要把角戳進我的胸膛。這樣，我就大叫：“主啊，救救我！”立時，當著千百個人的面，我就抓住它的角，扭過它的背，右腳抵在他的脖子上了。…… 從夢中醒來，他渾身出汗，疲憊不堪。另一天夜里，“我的靈魂充分感覺到上帝的愛，這使我在他面前哭泣”: 我夢見我在約克郡，從戈默索爾山頂去克萊克希頓，走到半路，我覺得看見撒旦正向我走來，形狀像一個高大的黑人，頭發就像蛇一樣，……但我還是往前走，扯開衣服，露出胸脯對他說：“瞧吧，這就是基督的血。”然后，他就像兔子那樣飛快地逃走了。 約翰·納爾遜是個誠實的人，他被強征軍役，但不肯服役，于是他和他的妻子在干活時就受到暴徒襲擊，挨石子塊。但看起來，納爾遜的撒旦比班揚的魔王更是一種純粹的幻想，盡管后者腹中冒火，身披魚鱗。這種幻想帶有宗教狂熱和受壓抑性欲的潛在因素，而這——和宗教的皈依所經常帶來的感情噴發——就是衛斯理宗復興運動的顯著特征。[22]班揚在一個治安法官、墮落分子和為塵世原因喪失原則的真實世界里，揭露魔王的挑戰。而衛斯理教徒那里的撒旦，則是寄居于靈魂之中、從軀體脫離出來的一種力量，它通過內省被人們發現，或者呢，它像是一個與陰性的基督之愛相對立的陽性形象，浮現在群眾的歇斯底里中，這種歇斯底里就形成了復興運動的高潮。 從一方面看，這個撒旦似乎是18世紀窮人凄涼悲苦的化身；從另一方面看，又可以把它看成是堵塞在社會生活的宣泄口上，同時又被清教否定現世生活的教義緊緊壓縮著的那種力量，在對人類精神實施邪惡的報復。可以認為：衛斯理宗是脫胎于這樣一種傳統，它往上可以追溯到17世紀的“喧囂派”，這一派的近親摩拉維亞派曾經相當深刻地影響過衛斯理。對“愛”的崇拜現在達到一個平衡，平衡點的一邊是某種所謂的“社會宗教”,另一邊則是受阻礙的社會沖動與性沖動的病態表現。在這里，一方面有對“妓女、酒鬼和竊賊”的真實同情，另一方面則是對罪惡與懺悔的病態偏見；一方面是對真實惡行的真誠悔恨，另一方面則是對內心反省的過分追逐；一方面是早期衛斯理派團體中的真誠的友愛，另一方面則是在公眾生活中找不到宣泄的那種力量被釋放在偽裝為神圣的手淫沖動中；一方面，這種宗教為地位卑下的人找到了用武之地，讓他們做地方上的傳教士或小組負責人，教他們讀書寫字，給他們自尊心，使他們取得演說與組織工作的經驗；另一方面，這種宗教又反對追求智識、敵視藝術價值，辜負了他們在知識追求上的信托。它有對“愛”的崇拜，但又害怕愛的實際表現形式，無論是在性愛，還是在具有社會內容的愛方面都是這樣，而后面這種愛，是有可能影響到與當局的關系的。這種崇拜的標準祈禱語言是帶有性虐待狂色彩的性升華，如“流血的愛”、受傷的身體、羔羊的血等等： 你指導我繞開迷人的陷阱，讓我的心永遠血淋淋。你是我的愛、我的歡樂、我的擔憂！你是我永恒的命運。你是我忠誠的摯友，愛我吧，愛我直至永久。 在倫敦，一個雅各賓激進主義的雕刻工曾去過“愛的花園”,發現“一座小教堂……建在其中，那曾是我在綠茵上玩耍的地方”: 教堂的門緊緊關閉，門上寫著“不可為”這幾個字…… 園中“那鮮花應開放之處卻立著墓碑”: 教士們身穿黑袍正四處走動，在我的歡樂與愿望上放置荊棘叢。 近年來，人們對衛斯理宗帶給工人運動的正面影響說得很多，因此有必要提醒大家：像布萊克、科貝特、利·亨特和黑茲利特這些人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從一些流行的說法中人們可以設想：衛斯理宗對激進主義和工會運動的組織者來說，無異于是一個養育所，而這種說法又都是從“托帕德爾烈士”喬治·洛夫萊斯的形象中得來的：他有“一小批神學藏書”，具有直率的獨立精神等等。但實際情況卻要復雜得多。在某個層次上，很容易證明正統衛斯理宗的反動性——甚至可以說是奴顏卑膝——衛斯理本人對政治極少干預，但就在那少數的幾次干預中，他就曾寫文章反對普賴斯法師，反對美洲殖民地。他從不放過任何一個勸說信徒屈從順上的機會，而勸說的方法是靠迷信而不是說理。[23]他去世時（1791），剛好是對法國大革命的初期熱情高漲的時候，但以后歷屆衛斯理宗大會卻都繼承其創始人的傳統，重申他們“對國王的忠誠和對憲法的愛慕”（利茲大會，1793）。衛斯理去世一年后制定的章程說得很明白：“任何人不得書寫或發表對政府不敬的言論。”[24] 在這個層面上，衛斯理宗表現為一種倒退的、或“穩定的”力量，在此可以看出哈勒維關于衛斯理宗在18世紀90年代阻止了英國發生革命的著名論文是有道理的。但在另一個層面上，下面這種說法又是人們熟悉的，即衛斯理宗間接地助長了勞動人民的自信心理和組織能力，這個觀點早在1820年就由騷塞提出來了： 也許，衛斯理宗使下層階級了解到如何組織協會、如何管理自已、如何籌款、如何開展國內各地的聯絡工作等等，這些都可以算是它在無意中帶來的種種弊病?！?BR>晚近一點，這種觀點也表達在韋爾默思博士那幾本有趣的書籍中，當然讀過這幾本書的人應該清楚地記得騷塞那句名言：“在這方面，它只是助長了這個過程，而其他原因則使它產生?！盵25]衛斯理宗對工人運動的“貢獻”，多數不是由衛斯理宗大會做出，而是在它之外做出的。 事實上，在衛斯理宗的早期歷史上，我們始終可以看到一種民主的精神正在形成，它與衛斯理所規定的教義與組織形式相對抗。在諸如是否讓俗人充當傳教士、是否脫離國教、是否實行團體內部的自治等等問題上，衛斯理不是反對，就是隨大流，或是在事后才加以承認。衛斯理不能回避他自己的宗教福音主義所造成的后果，假如窮苦的基督徒開始相信他們的靈魂和貴族、資產階級的一樣好，那么這種想法就會把他們引向《人權論》所宣揚的觀點。白金漢公爵夫人早就看出了這一點，她對衛斯理宗的亨廷頓伯爵夫人說： 感謝夫人為我提供了衛斯理宗傳教士的消息。他們的教義令人生厭，充滿對上司無禮傲慢的情調，它始終想把一切等級都拉平并消滅所有的差別。若說你的心就像匍匐在地上的那幫壞東西一樣充滿罪惡，那真叫人惡心。[26] 斯莫利特在他出色的喜劇中有一個馬車夫漢弗萊·克林克爾的形象，他身上就體現著類似的情形，因為他在對倫敦的烏合之眾宣教講道。成百上千名步約翰·納爾遜之后塵的俗人教士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學習此道，國教方面的人對此不斷發出擔憂之聲。1800年，一個反雅各賓的小冊子作家斥責那些“嘴上沒毛的小家伙、機工或小工”在礦泉地、哈克尼、伊斯林頓草地等等地方布道，各教派的布道者中有一個是賣舊布的、一個是磨刀的、一個賣羊頭的、一個漆馬車的、一個造軋布機的、一個腳夫、一個拔牙的、一個造假發和針刺放血的、一個制作馬褲和一個挑煤的。林肯主教從這里看出了嚴重的威脅，他說：“同樣的手段可以用同樣的效率既推翻教會，又推翻國家?！盵27] 從傳教發展到形成組織，其中有兩個問題需要注意：一是非國教傳統中的某些自治因素對衛斯理宗有短期的滲透作用，二是衛斯理宗獨特的組織形式如何向工人階級結社團體過渡。關于第一點，衛斯理不僅（如人們有時認為的那樣）把他的神諭帶給現有各教派之外的“邪教徒”，他還為老的非國教徒被禁錮的感情沖動提供了一個出氣孔。非國教徒中，有牧師甚至整個教團都加入衛斯理教會的現象，其中有一些人在經歷了宗教復興后，由于不滿衛斯理的集權管理而返回原來的教派，到18世紀90年代，非國教也就開始它自己的福音主義復興了。不過仍有一些人勉為其難地留在衛斯理宗教會內部，其原有的傳統就在僧權至上的衛斯理派組織形式下爭斗下去。關于第二點，衛斯理宗不僅提供了小組聚會、有組織地征收一便士會費以及發放“證件”等形式，因此時常被激進組織和工會組織所借用；它還提供了有效的集中組織的經驗，包括地區一級的組織和全國一級的組織，而這些正是非國教派別所缺乏的。（衛斯理宗年度大會制定“綱領”，成立安排日程的組織委員會，會議進程經過精心的安排，所有這些，看來不得不算是它對后來勞工運動的另一些“貢獻”。） 因此，18世紀晚期的衛斯理宗，一方面為它內部的外來民主傾向所困擾，但同時，它又身不由己地成為其他組織形式的楷模。衛斯理在世的最后十年中，來自內部的民主壓力僅僅因為他德高望重而受到束縛——同時也因為大家都相信這位年長的獨裁者離他的“好報應”不會太遙遠。持不同意見的團體提出過幾十個要求，比如大會應由選舉產生、地方要有更大的自治權、和國教教會徹底決裂、地區會議和季度會議可以有俗人參加等等。衛斯理死時，恰好是激進浪潮高漲之時，于是他的死就像是一支“信號槍”，各種組織方案都拿出來熱火朝天地進行討論，而這種氣氛本身竟如所爭論的問題一樣重要。亞歷山大·基勒姆在他寫的一本小冊子《自由進程》中說：“我們反對迫害成性的暴君行徑，也反對巴比倫大妓女的血腥行為，然而在我們的措施中，我們卻步其后塵?！盵28]他制定了影響深遠的自治方案，在教派內部全力宣傳，他散發小冊子，在小組會、地方傳教士會議上進行討論，而這種討論本身也就成了進行民主教育的一個重要方面。[29] 1797年,基勒姆領導衛斯理宗的第一次分裂活動，成立了衛斯理宗新教團，其中采用的就是他那種比較民主的組織方案。這個教派的主要力量在工業中心，而且（很可能）在帶有雅各賓色彩的手工工匠和織工中力量最大。[30]基勒姆本人同情改革，盡管他把自己的政治信仰隱藏起來，但他在正統衛斯理教派里的對手們卻竭力要把它抖出來，宗派大會在談到他的分裂時，曾對愛爾蘭教徒這樣說：“我們失去的是基督教世界的所有搗亂分子，所有那些擁護潘恩思想的人……?！惫滤狗茽柕碌男陆虉F被人叫成“湯姆·潘恩衛斯理派”；在利茲有一個基勒姆派的主要教堂，關于它的一項記錄使我們可以猜到基勒姆派的組成情況，其中說：“在埃比尼澤街頭，中等階級陌生人別指望會涉足的地方，在密集、貧窮而難以駕馭的人口中”，該教堂有500名會眾。有些地方，新教團和真正的雅各賓派組織有關，這絕不僅僅是人們的一種猜測，比如，在哈里法克斯的紡織村莊布雷德有個禮拜堂，其中有一個讀書俱樂部，定期舉行討論會，居民們在小組會上不僅討論基勒姆的《自由進程》，而且討論潘恩的《人權論》。40年后，為哈里法克斯衛斯理派寫歷史的人仍掩飾不住他對“那幫討厭的黑心腸人”的厭惡，因為他們最終竟奪過了禮拜堂，趕走了正統派的巡行牧師，買下了地產，把它變成了他們自己的“雅各賓派禮拜堂”。[31] 新教團進展得并不順利，基勒姆1798年去世，他的門徒受18世紀90年代后期政治上總體反動的影響而受到削弱。到1811年，新教團只能說它有8000名會眾了。不過，它的存在使人們懷疑哈勒維的論點。衛斯理去世時，衛斯理宗各派團體估計總共有80000人，即便假定其中每一個人都和其師祖一樣持托利黨觀點，那也不足以抵擋革命的潮流。事實上，無論衛斯理宗年度大會做出過什么決議，都有跡象表明：1792和1793年的激進浪潮浸透了非國教，而且滲進了大多數衛斯理派團體。1792年利物浦市長在給內政部寫報告時，大概就分析得很透徹： 這些地方只有衛斯理派和其他派別的聚會堂……所以，鄉下的年輕人就在這幫人的指導下長大，這幫指導者不僅無知，而且我認為，我們近來有很多理由可以相信：他們對我們的美好的憲政是懷有惡意的。[32] 只是在1795年以后的反動時期，衛斯理宗才在工人群眾中迅速發展，最明顯地表現出它是一支穩定與倒退的力量。這些年中，它被基勒姆派的分裂掏去了民主與理智的內涵，又承受著更嚴格的紀律約束，所以看起來就像是改換了頭面，它既成為政治反動的結果，同時也是這種反動的原因。[33] 在整個工業革命時期，衛斯理宗從未消除專制與民主這兩種傾向間的緊張關系。在分裂出去的教派——如新教團和（1806年以后的）原教旨衛斯理宗那里，可以最強烈地感覺到它的第二次震動。此外，如霍布斯鮑姆博士指出的那樣：衛斯理宗在與官方教會決裂這一點上，執行著19世紀法國反教權主義的職能。[34]農村礦山中，禮拜堂和教堂的區分可能會促成政治和產業的分化。緊張關系在很長時間中似乎是掩蓋著的，但一旦 它當真爆發，它有時就摻進了道德感情的因素——古老的清教戰神在這兒再次舉起戰旗，而世俗領袖在這方面就很難插手。只要撒旦是個不確定的東西，而且不含固定的階級色彩，衛斯理宗就會把工人群眾推進一場道德的戰爭，這場戰爭發生在教堂與酒館間，發生在邪惡者與悔過者間，發生在迷途的人和獲救的人之間。塞繆爾·班福德在其《早年記事》中，記敘過他和他的伙伴們那種傳教士的熱情，帶著這種熱情，他們步行去參加附近村莊中的祈禱會，“在那些地方魔鬼還有許多根據地”,“而祈禱者多一個就多一份對‘魔鬼的權力’進行的攻擊”。（在奔寧山脈的另一邊，同樣的熱情引人創作出這樣的圣歌：“俯身下視布雷德福，魔鬼潛伏在巢穴中。”）僅僅幾年之后，科貝特就開導高地蘭開郡的織工說：撤旦并不在對立村莊的酒館中，他在“那東西”和腐敗的舊制度中。他把地獄魔王和利物浦勛爵、和奸細奧利弗迅速地等同為一體，如此才把織工們引向彼得盧。 非國教傳統中還有兩點值得一提，雖說這兩點在18世紀影響都不大，但1790年以后卻重要起來。首先，公有制思想和嘗試始終存在，并和教友派、卡米撒派、尤其是摩拉維亞派關系密切。博爾頓和曼徹斯特一小批教友派因和本派意見不合，最后乘坐“安媽媽”號在1774年離開英國，到美國建立了第一批震顫派公社；40年后，羅伯特·歐文從震顫派的成功中受到鼓舞，把他們的理想用世俗的形式加以推廣。[35]衛斯理因為接觸了摩拉維亞派才改變信仰，但摩拉維亞派在18世紀的英國卻從來沒有完全扎根。許多英國人加入了他們在富爾內克（帕德西）和達金菲爾德、費爾菲爾德（在曼徹斯特附近）的公社，還有些人參加在倫教的摩拉維亞派教團，但這些社團卻一直依賴從德國來的傳教士和行政人員。當第一批衛斯理宗團體形成并與摩拉維亞兄弟會發生聯系時，后者與前者的區別僅在于：它們是“安靜的”，它們不主張“熱情”，它們實行公有制的理想；“［富爾內克］儀式中的那種安靜平和、甜蜜沉穩的特點給人印象深刻，就好像是在指責［衛斯理宗］宗教復興聚會上那種熱烈、嘈雜和喧囂的做法似的?！蹦S亞派的影響有三個方面：一是通過他們的教育活動表現出來，像理查德·奧斯特勒和詹姆斯·蒙哥馬利（激進派詩人、設菲爾德《虹報》主編）這些人，就是在富爾內克接受教育的；二是展示他們公社的明顯成功，這些公社——加上那些震顫派的公社，時常被19世紀的歐文主義者所模仿；第三，他們在衛斯理宗團體內部永久地造成一種公有的理想——表達在諸如“兄弟會”、“姐妹會”等等詞語中，這種理想在衛斯理公開否認他和摩拉維亞派有任何聯系之后很久，還一直存在。[36] 公有制傳統有時還和另一個潛伏的傳統聯系在一起，即千年王國論的傳統。英國革命中狂熱的新教徒——如喧囂派、第五王國派等，從來就沒有完全消失，他們對革命圣經作嚴格的解釋，預言一個新的耶路撒冷將從天而降。馬格爾頓派（即盧多維克·馬格爾頓的追隨者）到18世紀末仍在倫敦的田園上講道；震顫派由之而發源的那個博爾頓小團體，主持人是女修道院長簡·沃德利，她傳教時“全身震顫”，走過聚會廳，口稱： 懺悔吧，上帝的天國就在眼前！古老預言中的新天地即將到來，……當基督重新出現，真正的教會在光輝榮耀中建立起來時，所有那些反基督的東西——牧師、教會、教皇等等，都將一掃而空。[37] 一切突發事件，如里斯本1755年地震，都會引起如啟示錄一般的期待。在衛斯理宗的核心內部，也存在千年王國派的不穩定因素。衛斯理在相當程度上相信巫術、相信地獄的存在和圣經卦（即任意翻開圣經，從經文中尋求啟示的做法）。有時，他還會預言最后的審判迫在眉睫。衛斯理兄弟在早期創作的一首圣詩里使用了千年王國的一個現成的比喻： 你在這里立起帳篷，送來了新的耶路撒冷，你顯現自己和你的圣人，把我們放上你光輝的座輪。 偉大的千年時代由此開始，救世主啊，你在歡呼聲中降臨；你的旗幟在天國中飄揚，帶來了歡樂，永無止盡。 盡管正式的千年王國論并不受提倡，但衛斯理宗那種啟示錄式的宗教復活大會卻刺激了人們的想像力，為1790年以后流行的千年至福論預言鋪平道路。在倫敦、布里斯托爾和伯明翰，有斯韋登伯格的新耶路撒冷派小教團，它們吸收了一批工匠，為后來發展出更加注重智識同時又更加神秘的千年王國論信仰作好了準備。[38] 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近年來對千年王國運動及其空想成分比較注意了，但他們喜歡談論這派人如何不切實際、如何“思想偏執”，因而也就多少掩蓋了他們的重要性?？贫鹘淌谠凇蹲非笄甑耐鯂愤@本有趣的研究著作里，通過多少帶有感情色彩而選擇出來的證據，說明關于“上帝選民”的狂妄想法，及“向往千年至福的運動”在現實中定期受到挫折的感覺其實是普遍存在的，當救世運動得到群眾支持時—— 原先分散在民眾中的偏執狂團體似乎就突然集合起來，合為一個新的實體，變成集體的偏執盲信。[39] 人們不禁要問：這個“集合”的過程是不是真有？即便有，歷史的問題仍未解決：為什么種種抱怨、種種期待乃至精神上的失常會“集合”成有力的運動，它只形成于某個特定的時間、以某種特別的方式出現？ 我們決不可把純粹的“想入非非”及盲信與虛構想象混為一談，比如對巴比倫的想象，對走出埃及的想象，對天國和與撒旦進行斗爭的想象等等。幾百年來，少數派團體就是在這些想象中形成他們的經歷，注入他們的期待的。此外，某些團體采用的夸張的臆想，其實并不是反映他們的客觀動機，也不反映他們實際的意向。這個問題很復雜。我們所說的“想象”，絕不僅僅是一些包藏著真實目標的語言形象，想象本身就證明它有強大的主觀動機，它在歷史的能動性方面和客觀一樣“真實”，一樣有效，就如我們在清教歷史上一再看到的那樣。它表明人們是如何感受、如何希望的，他們如何愛、如何恨，又如何在自己的語言結構中保存了某些價值觀念。但因為這些美好的想象有時明顯地指向虛幻的目標，因此就不能輕率地下結論，說它暗示了“在現實中定期受到挫折的感覺”。除此之外還應該考慮到，對苦難及貧窮的“逆來順受”有時也意味著現實中的受挫感，正如千年至福派的那種感覺一樣。一旦出現這些現象，無論何時我們都應該盡力區分哪些是貯藏及釋放于語言中的精神能量，即使它再癲狂也罷；哪些則是真正的精神失常。 整個工業革命時期，在窮人的非國教那里，都能看見這種”外在王國”與“內在王國”的沖突。其一端是千年至福論，另一端是寂靜教。若干世代的窮人，只能在教堂和主日學校受到一點教育，還有就是舊約和《天路歷程》。他們的想象與社會經歷不斷發生互換，那是主觀意念與客觀現實正在對話。這種對話，有時富有成果，有時一無所獲，有時在順從中表現出受虐待的快感，但很少是表現為“思想偏執”的。衛斯理宗的歷史表明：對病態的缺陷進行“美化”，是社會反動時期窮人中最常見的一種變態，而偏狹的狂熱則在革命熱情高漲時最容易發生。法國革命剛爆發時，潛伏已久的千年王國派暗流露出了地面，表現了出人意料的力量： 對真正的千年至福派來說，現在正是一個機會，過去隱藏的東西突然顯露出來，控制了外部世界并正在改造它。[40] 想象與現實再次混淆，千年至福論觸動了布萊克，它四處飄蕩，不僅在倫敦工匠雅各賓激進分子和非國教徒之間漫游，而且飄游到中北部的紡織村莊和西南部的鄉村中去。 但在多數人那里，外在的經歷與內心的王國卻保持著平衡，那內心的王國，塵世的權力無法觸及。舊約的召喚正儲藏其間。托馬斯·哈迪是個嚴肅甚至刻板的人，他最關心的就是組織工作中的細小問題。但當他回憶起自己以叛國罪受審的情況時，他卻自然而然地去引用“列王紀”中的說法，那是大多數普通英國人所能理解的語言： 人民說：“我們與大衛有什么份兒呢，與耶西的兒子并沒有關涉。以色列人哪，各回各家去罷。……這樣，以色列人背叛大衛家，直到今日?！?BR>非國教傳統是引發英國雅各賓派宣傳鼓動的諸因素之一，對它很難作出適當的總結。它的多樣性否定了它的普遍性，而這種多樣性本身就是它最大的特點。相互競爭的宗教派別和不斷分裂的小教堂形成紛紜復雜的局面，這就是19世紀種種工人階級文化的溫床。這里有一神論派或獨立派，其工匠追隨者人數少但影響大，在不屈不撓的思想傳統下培育成長；這里有桑德曼派，威廉·戈德溫的父親就是這一派的牧師；有摩拉維亞派，以及它關于公有制的傳統；有英厄姆派、馬格爾頓派、斯韋登伯格派，這后一派的發祥地是冷浴泉地附近的一家理發店，它出版一份雜志叫《天國與地獄》。黑茲利恃曾注意到，有兩位非國教牧師在煙斗里裝滿覆盆子葉，想靠抵制一切征稅品來消滅“腐敗的舊制度”。這里有從威爾士遷居過來的加爾文教衛斯理宗，有在國民誓約派環境下長大的蘇格蘭移民，比如亞歷山大·薩默維爾是反谷物法運動的著名政論家，他就是在貝里克郡一個農業工人家里長大的，受家庭教育成為嚴格的蘇格蘭分離派。印刷工扎卡賴亞·科爾曼是《鞣匠街革命》這本書所著力塑造的主人公，他在墻上掛著他畫的伯德特、卡特萊特和薩德勒筆下的班揚像：“他并非喧囂派或宗教復興分子，而是所謂的溫和加爾文派，也就是說，他把加爾文教視為無可置疑的信條，但在實行中每有為難之處，他就把它緩和下來?！边€有一些奇特的小團體，如霍克斯頓的古代自然神派，他們談論夢境，談論（像布萊克一樣）脫離肉體的靈魂與天使對話，而且（也像布萊克一樣），“幾乎馬上就折服于法國大革命的更有力沖擊之下”，變成一群“政客”。[41] 信仰自由是老百姓從共和國那里保留下來的最寶貴財產。當時，統治農村的是鄉紳，統治城市的是腐敗的市政團，統治國家的是腐敗之中最腐敗的團體，但教堂、酒店和家庭卻是自己的，在“沒有尖塔”的宗教崇拜地，有思想生活的自由空間，也有作“成員無數”民主試驗的自由空間。在倫敦的非國教背景上，加上皮毛的自然神論和真誠的神秘主義作陪襯，布萊克就不再是沒有受過教育、整日胡思亂想的天才人物了，而那些只知道當時的高雅文化的人卻以為，他正是這樣一種人。[42]實際上，是他獨創而且權威性地表達了民眾中悠久的傳統呼聲。如果說倫敦某些雅各賓激進派對路易十六和瑪麗·安托瓦內特[43]被處死表現得出奇地鎮靜，那是因為，他們記得自己的祖先也曾處死過一個國王。骨子里帶有班揚精神的人，都不會對布萊克的許多箴言大驚小怪，比如說： 最毒的毒藥，在愷撒的桂冠上。 許多人也像布萊克那樣，發覺自己在理性的自然神論與百年來哺育于“內在王國”中的精神價值間左右為難。潘恩的《理性時代》在大鎮壓時期出版后，許多人一定與布萊克同感，他當時在蘭達夫主教（為答復潘恩）而寫的《圣經辯詞》一書的最后一頁上加注道： 我現在覺得，湯姆·潘恩是比主教更好的基督徒。 如果這樣來看待非國教，那它就是一種思想傳統了，從這種傳統中，出現許多創新的思想和創新的人。但決不可以為，“老的非國教徒”作為一個整體愿意與人民站在一起。托馬斯·沃克是曼徹斯特一個改革派，他自己雖是國教徒，卻為廢除宣誓法和市政團法而努力。他對“老的非國教徒”的膽小怕事嗤之以鼻： 非國教徒……作為一個整體常常喪失原則。出于害怕或者其他一些原因，他們時常是溫和過度，乃至對那些冒險最大、為人民權利做事最多的人來說，他們與其說是朋友，不如說是敵人。[44] 這似乎表現了倫敦與工業中心的沖突。曼徹斯特的非國教徒、伯明翰的“古老會議”和萊斯特的“大會議”成員中，有一些是地方上最大的老板。他們之支持公民自由與宗教自由，不下于他們對自由貿易信條的支持。他們對院外宣傳和壓力集團這類政治活動形式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在18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尤其如此，而這些又預示了19世紀中等階級政治活動的模式。但他們對公民自由的熱情隨著《人權論》的出版而消退；而18世紀90年代初的那些審判與迫害過去后，能保持這種熱情的人就鳳毛麟角了。但在倫敦，在大城市的個別區域，非國教的許多工匠在這一時期卻由非國教通過自然神論而轉向世俗理論，霍布斯鮑姆博士曾寫道： 世俗主義是把倫敦勞工史串連在一起的一條意識形態之線，它從倫敦雅各賓派和普萊斯開始，發展到反宗教的歐文派和合作運動者、反宗教的新聞工作者和書商，再發展到追隨霍利約克成群結隊去參加布雷德洛創辦的科學宮活動的自由思想激進分子，最終成為對教堂那一套公開表示厭惡的社會民主同盟和倫敦費邊派。[45] 在工人運動中，幾乎所有理論家都是從倫敦傳統中出來的——如若不然，比如像利茲的印刷工布雷那樣的人，那他就一定是倫敦技術工人的雷同品。 不過，這份花名冊卻揭示了事情被遺忘的一面，即存在于盧德派、存在于布蘭德雷思和年輕的班福德、存在于十小時工作日運動參加者、存在于北方憲章派及獨立工黨等等身上的道德力量。傳統差別有一些可以追溯到18世紀宗教形成的過程之中。18世紀最后幾年民主思想復蘇時，古老的非國教已經失去了多數民眾追隨者，那些仍舊依附于它們的工匠，也已經感染了利己的啟蒙思想價值觀，以致像弗朗西斯·普萊斯這樣的人接受了有限度的功利主義哲學。但在沒有非國教因而衛斯理宗得以取勝的外省廣大地區，它卻幾乎完全摧毀了古老傳統中民主、反專制的因素，而在人民與革命傳統之間插進了幼稚的感情沖動，以作為對官方宗教的一種補充。但衛斯理宗的反叛又確實是誠心誠意而且出于強烈道德感的，南與北之間，理智與熱情之間，世俗主義與敬神的言論之間充滿了沖突，這些沖突將長期延續于19世紀，而其中的每一種傳統，若無另一種作為補充，就都不會強盛下去。 [1] 弗蘭克•皮爾:《斯彭河谷的非國教徒》(?？嗣傻峦耍?891)，第136頁。 [2] D．博格和J．貝內特：《非國教徒史》（1809），其中第3卷第333頁的估計是：1760年非國教各派的“主要力量”是生意人，而在某些郡是農場主，“各業機匠構成其城市教團的一大部分，農業工人構成其鄉村教團的一大部分?！?BR> [3] D．博格和J．貝內特：（非國教徒史》（1809），第4卷，第319頁。 [4] J．艾維米：《英吉利浸禮會派史》（1830），第4卷，第40頁。 [5] A.C．安德伍德：《英國浸禮教派史》（1947年），第84－85頁。 [6] G．休恩斯：《英國歷史上的反教律主義》（1951年），第146頁。 [7] 《叢林之火——溫斯坦萊……文集》，L．漢密爾頓主編（1944），第30－31頁。 [8] 魯弗斯•M．瓊斯：《晚期的教友派》(1921)，第1卷，第315頁。 [9] 約翰•班揚（1628——1688）：英國小說家，所著《天路歷程》用寓言故事表達清教徒的理想與挫折?！g注 [10] 見Q.D．利維斯：《小說與讀者》（1932），第2章。 [11] R.M．瓊斯：《神秘宗教研究》（1923），第418頁。另見J．林賽，《約翰•班揚傳》（1937）。 [12] 圣經中古以色列的一個地名，在死海東北?！g注 [13] 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1930），第109——110、227頁。亦見A．凱特爾：《英國小說導言》（1951），第44——45頁。 [14] 哈勒維出色的總結，見《1815年的英國人民史》（企鵝版），第3卷，第28——32、40——48頁。 [15] 博格和貝內特前引書，第3卷，第332——333頁；艾維米前引書，第3卷，第160頁以下。 [16] 約翰•衛斯理在其《日記》（1766年7月31日）中寫道：“一批叛教的衛斯理宗信徒，先投靠加爾文派，又投靠再洗禮派，在赫普頓斯托爾造成混亂?！?BR> [17] 非國教徒對埃拉斯都主義的稱呼——首先是指教皇和羅馬天主教會，但時常用來指英國國教及所有向國家及世俗權力出賣信仰貞操的教會?？曝愄鼗貞浾f：“小時候我深信：教皇是個大塊頭女人，穿一件可怕的長袍，因沾了新教徒的血而染得通紅?！薄墩渭o事報》，1821年1月13日。 [18] 博格和貝內特前引書，第4卷，第107——124頁。盡管他們很嚴厲，但比起其他非國教徒來，桑德曼派對某些社會風俗卻比較容忍，而且還允許信徒看戲。 [19] 原文Tybum。它是舊時英國倫教的刑場，位于泰晤士河支流泰伯恩河岸邊?！g注 [20] R．騷塞：《衛斯理生平及其宗派的興起》（1890），第545頁。 [21] 同上，第382、545頁。 [22] 見W.E.H．萊基：《18世紀英國人民史》（1891），第3卷，第582-588頁。盡管本世紀出現許多關于衛斯理宗的著述，但菜基和騷塞的記敘仍是基本讀物。 [23] 有關衛斯理在政冶上的見解，馬爾德溫•愛德華茲在《約翰•衛斯理及18世紀》（1933）中有簡要論述。 [24] 轉引自哈勒維前引書，第3卷，第49頁。哈勒維還有如下評論：“這一舉動保證……不受歡迎的雅各賓原則不致損害衛斯理宗的宜傳工作。”但雅各賓的原則在1792年實際上是頗受歡迎的（見下文第102一113頁），因此比較真實的說法是，衛斯理宗的宣傳旨在使這些原則不受歡迎，而這對英國人民的自由是不利的。亦見E.霍布斯鮑姆對哈勒維的批評文章《衛斯理宗與革命的威脅》，載《今日歷史》，1957年2月號。 [25] 騷塞前引書，第571頁。 [26] 轉引自J•H．懷特利：《衛斯理英國》(1938)，第328頁。 [27] W.H．里德：《首都異教團體的興盛與解體》（1800），第45-48頁。 [28] 《衛斯理教徒中的自由進程》（阿尼克，1795）。 [29] 見《致衛斯理派教徒書》（曼徹斯特，1796）;E.R．泰勒：《衛斯理宗與政治，1791-1851年》（劍橋，1935），第2章；W.J．沃納：《工業革命中的衛斯理運動》(1930)，第128-131頁。 [30] 基勒姆在設菲爾德、諾丁漢、曼徹折特、利茲、哈德斯菲爾德、普利茅斯碼頭、利物浦、布里斯托爾、伯明翰、伯斯萊姆、麥克爾斯菲爾德、博爾頓、威根、布萊克本、奧德姆、達林頓、紐卡斯爾、阿尼克、桑德蘭、里彭、奧特利、埃普沃思、切斯特、班伯里等地最受支持，見E.R．泰勒前引書，第81頁；J．布萊克韋爾：《亞歷山大•基勒姆傳》（1838），第290、343頁。 [31] J．布萊克韋爾：前引書，第339頁；R．泰勒前引書，第85頁；J．雷：《有關利茲衛斯理宗的一些情況》（約1853年），手稿，藏利茲資料館；J．U．沃克：《哈里法克斯的衛斯理派教會》（哈里法克斯，1836），第216-223頁。 [32] 轉引自哈蒙德夫婦：《城市工人》(1925)，第270頁。 [33] 見本書，第11章。 [34] E.J．粗布斯鮑姆：《綠林好漢》(1956)，第146頁。 [35] 見W．H．G．阿米塔奇，《人間天國》（1961），第1卷，第3、5章。 [36] 見C.W．托爾森：《摩拉維亞派和衛斯理宗》（1957）；阿米塔奇前引書，第1卷，第6章；J．勞森：《就帕德西的進展情況致青年書》（斯坦寧利，1887），第15章；C．德賴弗：《托利激進派》(牛津，1946)，第15-17頁。 [37] E．D．安德魯斯：《震教派的人們》（紐約，1953），第6頁。 [38] 衛斯理的學說見騷塞前引書，第367頁；約瑟夫•南丁格爾：《衛斯理宗述描》（1807），第443頁以下；J.E．拉頓伯里：《衛斯理兄弟的圣餐頌歌》（1948），第249頁。關于斯韋登伯格教，見博格和貝內特前引書，第4卷，第126-134頁；R．騷塞：《英國通信》（1808），第3卷，第113頁以下。關于17世紀千年王國派的終結，見克里斯托弗•希爾：《約翰•馬森及世界末日》，載《清教與革命》（1958）。有關18世紀傳統的某些跡象，見W．H．G．阿米塔奇前引書，第1卷，第4章。 [39] N．科恩：《追求千年的王國》(1957)，第312頁。 [40] 卡爾•曼海姆：《意識形態與烏托邦》（1960），第193頁。見本書第116-119、382-388頁。 [41] W.H．里德前引書，第90頁。 [42] 戴維•V．歐德曼在《反帝國的先知布萊克》（普林斯頓，1954）一書中，幫我們在這樣的背景下來看待布萊克，為做到這一點，他對倫敦雅各賓的思想生活作了許多闡述。（有關布萊克的“喧囂”派前輩和馬格爾頓派前輩）可見A.C．莫爾頓《永恒的福音》（1958）。 [43] 即法國國王路易十六的王后?！g注 [44] T．沃克：《關于曼徹斯特的一些政治事件》（1794），第125頁。 [45] 霍布斯鮑姆前引書，第1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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