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連奎：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會”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取得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各種問題也接踵而至。尤其是經濟和民生領域出現的問題，更是讓不少專家、學者們為之頭痛。近年來，次貸危機，經濟泡沫，炒房，通貨膨脹，就業等問題都直接或間接得影響著人們的日常生活。人們對于民生和經濟也給予了更多的關注。

一本名為《中國大形勢》的著作應運而生，對中國形勢、經濟現狀、民生出路等多方面進行了跨學科、綜合性、系統性的研究，提出了很多耳目一新的觀點。此書一經問世就轟轟烈烈出現在各大網絡，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英國華文媒體編輯吳潔勤對《中國大形勢》一書的作者高連奎評價到：一位年輕而睿智的學者站在世界和歷史的高度分析中國經濟發展大勢，探索民生困境的出路，獻良策于此書。　　

就《中國大形勢》和近期民生、社會遇到的熱點問題，海峽教育網特專題采訪了我國知名財經學者、《中國大形勢》一書的作者高連奎，以下是海峽教育網編輯(簡稱記者)與高連奎的對話：

記者：您當初是出于何種原因決定寫這本書的？　　

高連奎：有的內容適合用文章表達，有的內容適合用書籍表達，我書中的一些理論，以書籍的形式比較合適，所以寫了書。比如我提出的平衡經濟學原理，低生存成本社會理論等。另外當你想表達的思想積累到一定量的時候，自然就有了寫書的想法。

記者：您認為此書與其他反映中國問題的經濟學著作有什么明顯的區別？　　

高連奎：有的問題，從表面上看是經濟問題，其實是政治問題，或是社會問題，因此要將某些問題解釋清楚就得進行跨學科的研究，而我這本書就是從多學科、多角度來分析中國以及世界的經濟、民生問題，這是我本書最大的優勢，也是本書最大的特點。

記者：這本書您用了多長時間完成的？寫作過程中有沒有遇到較難克服的困難？　　

高連奎：這本書是讀大學、工作等多年學習與社會實踐的積累所成，很多觀點不是一時形成的，真正的寫作用了一年多的時間，專職寫作。 

寫書中的困難比較多，主要是首次寫書，很多書寫格式等不是太熟悉，這些都通過不斷的摸索漸漸熟悉了。我在寫書之前，也發表過不少的文章，有些影響力也比較大，但是這些與寫書比起來還是完全不同模式。某種程度上可以這樣說，寫作本身就是一個系統思想的過程，一個有針對性的學習的過程，一個進行創造性思維的過程。我這本書的大的創新部分在列寫作提綱階段就具備了，而很多小的創新則是在寫作過程中涌出的靈感。

記者：當今的經濟學者都較少談及民生問題，覺得這似乎是社會學者研究的范疇，對于這一說法，您有何見解？　　

高連奎：我不完全認同這樣的說法，其實民生也是經濟學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只要學習過經濟思想史都知道這一點。當然大家在本科階段所學習的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中是沒有民生部分的，這可能就是大家認為的民生不屬于經濟學研究范圍的主要原因吧。

記者：您在書中反復提到勞動生產率這一概念，并提出要讓民眾從根本上富起來最關鍵的是要創富于民，而創富于民的根本是提高勞動生產率，您覺得是什么原因阻礙我國勞動生產率的提升，應如何解決？　　

高連奎：國家要發展什么，就得考核什么，要考核什么就得量化什么，勞動生產率是經濟學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經濟指標，但是我國很少公布勞動生產率數據，更沒有將勞動生產率數據作為官員的考核指標。我們知道廣東、浙江是經濟大省，但我們也要看到這些地方是勞動力大省，這些地方聚集了全國大部分的勞動人口，這些地方的勞動生產率并沒有明顯的高，因為他們的經濟質量也并非真好，要解決這些問題，我認為應該從建立考核指標體系入手。另外經濟學上的劉易斯拐點問題，也是原因之一。

另外我還提出了低勞動生產率陷阱的概念，要走出低勞動生產率陷阱可以從提高最低工資等外力型的因素著手，比如去年中國普遍提高最低工資就有助于中國走出低勞動生產率陷阱，我支持這樣的措施。所謂低勞動生產率陷阱就是“勞動生產率低——勞動力價格低——企業沒有改變勞動生產率的意愿——勞動生產率長時間得不到提升”的惡性循環。

經濟體，決定其勞動力價格的只有勞動生產率這一個根本性因素，勞動生產率越高，勞動者在單位時間內創造的財富價值就越高，因此勞動者的收入也就越高。而勞動力價格越高，企業采用機械化及自動化設備的積極性就越高。相反，如果一個經濟體其勞動生產率很低，那么其勞動勞動力價格也就非常的低，勞動力價格很低，企業也就沒有采用機械化及自動化生產設備的動力，因此這個經濟體的勞動生產率也就很難升高，這樣就導致勞動者收入長期在低位徘徊的局面。如果要改變這種局面，就必須政府出臺政策鼓勵、引導和扶持企業來提高勞動生產率，當然機械化和自動化的運用只是改善勞動生產率的一個最主要方面，改善勞動生產率是個系統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長期的改進

記者：伴隨著市場經濟和大學擴招等形式的出現，大學生就業難問題浮出水面，因這一問題而衍生出的“蟻族”、“啃老族”、“蝸居”等網絡名詞層出不窮，關于大學生就業難的分析也是眾說紛紜，我也是一個即將面臨畢業的大學生，所以特別想聽聽你對這一問題的看法？　　

高連奎：大學生就業難是中國的經濟結構問題，主要表現為高科技制造比較少和制造業的自動化水平比較低，因為高科技制造，和自動化制造的技術含量比較高，才真正的需要大學生，而中國現在的制造業還主要是自動化程度不高的機械化制造和低附加值制造。 

針對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有人提出大力發展服務業，我不認同這樣的說法，中國的制造業基礎還沒夯實，就發展服務業是不切實際的，我們不要總盯著美國。另外德國、日本、北歐都是經濟發達地區，他們的制造業都非常厲害，這才是中國的學習對象，中國不能盲目的學習美國。美國的高消費是信貸消費帶來的虛假繁榮，這個模式已經失敗了，中國一定要引以為戒。

關于“蟻族”、“啃老族”、“蝸居”等問題，不僅僅是大學生的問題，其實農民工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農民工擠在宿舍里，不也是“蟻族”、“蝸居”嗎！無論是以大學生為主的白領還是以農民工為主的藍領其實大家面臨的都是同樣的問題。我們應該發展高科技制造和自動化制造，摒棄低附加值制造和手工制造。至于發展模式，中國應該在學習借鑒其他國家的基礎上，走出自己的模式，發達國家也有很多模式，日德模式、北歐模式等，都可以借鑒，不要總盯著美國模式。

我認為大學生輕易不要放棄自己的專業，不要自認為自己的專業沒學習好，就不敢找與自己專業有關的工作，跨專業其實更難，而且跨專業找到的工作都是專業性不強的工作，這點希望能引起大家注意。另外大學生學習好專業知識，然后進行自己學習專業所屬的行業，時間一長，必有收獲。另外中國廠商的分布都有一定的地域性，比如佛山、浙江電器產業發達，比如深圳、昆山等地電子行業發達，大家對行業分布要有了解，到行業聚集區去就業，才能找到對口的工作。

記者：據新華網的一則報道稱2010年中國物價上漲70%以上，漲幅緣于食品漲價。“蒜你狠”、“姜你軍”、“豆你玩”，2010年與物價上漲相關的搜索詞也成了網民熱搜的詞語。食品的接力漲價，就像一副推倒的多米諾骨牌，除了農產品價格集體上漲外，有關吃、穿、住、行的價格都在上漲，物價因素正在影響著每個人的生活……您認為對于不斷上漲的高物價將產生什么樣的社會影響？而這一現象與您在書中提到的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會的構想背道而馳，當今的國情下，您覺得要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會是否具備可行性？　　

高連奎：物價是在上漲，這對于民眾來說很恐慌，但從我們專業學者的角度，我們分析出中國的物價在短期內會有多大的漲幅，或是會漲多久，這都是經濟周期的因素所致，大家不要多度恐慌，物價不會無限制上漲的。等中國經濟進入加息周期，物價上漲的勢頭必然得到遏制。  　　

    物價不斷高漲直接影響的就是民眾特別是中低收入民眾的生存成本，這也確實違背了我建設低生存成本社會的理論初衷，然而我認為中國建設低生存成本型社會在中國是可行的，因為建設低生存成本社會主要是通過國家的經濟調控措施，降低生存性產品的價格，從而降低民生的生存壓力，而對于享受型產品和奢侈型產品，價格高一些沒關系，如果我的理論得到國家的認可，如果我的政策建議能夠得到落實，我們建成低成本生存社會并非難事。    其實中國為蔬菜運輸車減免過路費，也可以看做是建設低生存成本社會的措施體現之一，但是這些措施還屬于臨時性的，更多是來自于政治壓力，而非理論支持，如果從我的建設低生存成本社會理論的對這些措施進行解釋，就可以看出這些措施的偉大意義，也客觀上給了我們政府一個將這些措施長期化的理由，如果這些措施能夠長期化，對民眾降低生存成本是多么的有意義啊。  　　

記者：房子對中國人有一種特殊的意義，許多人都說，房子代表了“家”的概念和“安定”的感覺。然而桀驁不馴的高房價已經遠遠超出了民眾的購買力，房子已經成為中國人身上的一座大山。您覺得我國應如何解決民眾的住房問題，實現“居者有其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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