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和第二代批判理論已經成為了一個習慣性的提法，人們已經習慣于將老一代法蘭克福學派和70年代后由之發展而來的新一代相區別。[1]這使我們至少在一開始就能推遲對法蘭克福學派的后來發展的討論，以及對其連續性和非連續性等問題的討論，這樣也就便于給學派確定一個時限，從而不使之過于模糊。本書以阿多諾的謝世為時限，他是老一代批判理論的代表人物，在法蘭克福和社會研究所中都非常活躍。
“法蘭克福學派”的名稱是1960年代由局外人貼上的標簽，但是最后阿多諾本人也非常自豪地使用了這個名稱。一開始，這個名稱指一種批判社會學，它將社會視為一種對抗的總體性，那時這種社會學還沒有將黑格爾和馬克思排除在它的思想之外，而是相反自視為他們的繼承者。但是這個標簽很長時間以來已經變得庸俗且無所不包。馬爾庫塞在媒體上聲名遠揚，和馬克思、毛澤東以及胡志明一道成為了造反學生的偶像，這也給法蘭克福學派賦予了某種神話般的地位。1970年代早期，美國歷史學家馬丁·杰伊讓這種神話返回了地面，返回了其歷史事實的基礎，而且澄清了“法蘭克福學派”標簽后面究竟有著怎樣復雜的實際情況。然而標簽本身長久以來已經成為了它所標示的思想的影響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這個影響史已經超出了我們在嚴格意義上討論一個“學派”的范圍。
這里有一些所謂“學派”的某些典型特征，有些比較固定，而有些則是暫時的，或者僅僅出現過幾次。它們是：
1、 一個研究機構：社會研究所，在整個時期內它都存在著，即便有時候是以化整為零的方式存在著。
2、 一個思想上的超凡（charismatic）人物，對新理論范式抱有信心，能夠，也愿意和夠格的學者合作：馬克斯•霍克海默作為一個“管理型學者”經常提醒他的同伴們意識到，“理論”的未來發展就掌握在他們這些被揀選的幾個人手中。
3、 一份宣言：霍克海默1931年就職演說《社會哲學現狀和擺在社會研究所面前的任務》[2]。研究所后來一再回過頭來重新領會這個演說，而霍克海默本人也一再援引這個演說，比如說在1951年研究所重新運作的慶祝典禮上。
4、 一種新范式：關于社會一般進程的“唯物主義的”和“批判的”理論。這種理論的典型特征就是哲學和社會科學的結合，將精神分析、叔本華、尼采、克拉格斯[3]的理性批判和形而上學批判的某些思想系統地融入歷史唯物主義之中。“批判理論”這個標簽一直保留了下來，即便它的不同使用者對它有著不同的理解，即便霍克海默本人后來也改變了早先的“批判理論”觀點。
5、 學派研究工作的雜志和其他出版物：《社會研究學刊》(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它的發行者都是素有聲望的：先是萊比錫的Hirschfeld，后來是巴黎的Felix Alcan。
這些特征中的大多數只適用于研究所的霍克海默時期的頭十年——即1930年代——和它的紐約時期。整個紐約時期，在美國環境下，研究在的工作狀態可以說是某種“稠人廣眾中的孤獨”。只有霍克海默、波洛克和阿多諾在1949年到1950年返回德國。他們三個中，也只有阿多諾保持了理論上的多產，也只有他既再版舊東西，也出版有新內容的著作。戰后就不再有學報了，繼而代之的是“法蘭克福對社會學的貢獻（Frankfurt Beiträge zur Soziologei）”的系列出版物，它們不如早先的學報有特色。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在1960年代開始時在這個系列中出版過一次他們自己的講座和講演的選集。
對我來說那里沒有連貫統一的理論。阿多諾寫些文化批評的文章，發表一些對黑格爾的討論。他表現出了某種馬克思主義的背景——就這些。[4]
于爾根·哈貝馬斯，1950年代晚期阿多諾在研究所的助手這樣回顧。研究所在1960年代的確給然造成了“學派”的印象，但這個“學派”既有阿多諾和霍克海默在法蘭克福提出的社會學批判理論的思想，又有早先研究所在霍克海默指導下那段時期的極端社會批判、弗洛伊德－馬克思主義的思想。
且不論其他因素，僅研究所歷史的外部環境的極端不平衡，就決定了不要太嚴格地對待“法蘭克福學派”這個稱號才是明智的做法。還有其他的事實可以說明這一點。首先，盡管是個“超凡”人物，但霍克海默在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關鍵性逐漸在減退，而且也越來越不適應這個“學派”的整個構成。其次，有個更能說明問題的事實：如果將老一代法蘭克福學派的四十年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就會發現，根本就沒有能將現在所說的“法蘭克福學派”的全部要素都包括進去的某個統一范式或者范式轉換。霍克海默和阿多諾這兩個領軍人物在相同的領域內從截然不同的兩個方向出發工作著。前者作為發展著的、跨學科的社會理論的創造者登上舞臺，最后卻放棄了宰制世界[5]的批判者的角色——在那樣的世界中，自由資本主義作為失敗了的文明的最后基礎面臨著消失的危險。后者作為永恒思想的批評者和新的、被解放了的音樂的鼓吹者登上舞臺。對阿多諾來說，關于失敗了的文明的歷史的哲學已經成為了多方位的非同一性理論的基礎，同時這種哲學也是使得非同一性在其中得以考察——這有點悖論性質——的各種思想形式的基礎。阿多諾提出了一種微觀邏輯學-彌賽亞思想，這使他和瓦爾特·本雅明（本雅明在阿多諾的幫助下成為了《社會研究學刊》的撰稿人，最后成為了研究所的成員）緊密地聯系了起來，也和希格弗里德·克拉考爾（Siegfried Kracauer）和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roch）聯系了起來。《啟蒙辯證法》[6]雖說是阿多諾和霍克海默在二戰最后幾年共同寫作的，但該書的理性批判并沒有改變阿多諾的思考。但霍克海默卻在他和阿多諾合作寫作那本書之前的幾年中就和社會精神分析學家艾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專精于法和國家理論的理論家弗朗茲·諾伊曼（Franz Neumann）和奧托·基希海默（Otto Kirchheimer）分道揚鑣了，并因而實際上放棄了他建立多學科一般社會理論的計劃。完成《啟蒙辯證法》之后，合作者紛紛撤走了對他的資助支持。此后，他一方面憑著自己社會學家的能力求助于自由主義世界的獨立實業家，另一方面憑借著哲學家的才智回過頭開始檢討那些討論客觀理性的偉大哲學家們。霍克海默自己認為，在六十年代的學生運動中，他的重要性因他早年文章所具有的激烈的馬克思主義調子而不斷提升，而且他還眼看著自己被和馬爾庫塞的進攻性日趨激烈的“大拒絕（Great Refusal）”綁在一起。與此同時，形成對照的是，阿多諾寫出了他微觀邏輯學-彌賽亞思想的兩部偉大作品——《否定的辯證法》和《美學理論》。[7]這兩本書在那時有些多少不合時宜。另一方面，瓦爾特·本雅明的馬克思主義方面那時剛剛被發現，他也開始成為藝術唯物主義和媒體唯物主義理論的關鍵人物。阿多諾謝世十五年后，后結構主義最重要人物之一米歇爾·福柯說：“如果我能及時了解法蘭克福學派的話，我肯定會節省很多勞動。那樣我就不會說一大堆廢話了，也不會為了避免迷路而嘗試那么多錯誤的途徑——當時法蘭克福學派已經把道路清理出來了。”[8]福柯把自己的計劃描述為 “對理性的理性批判”。阿多諾確實在1962年一次探討哲學術語，描述哲學任務的講座上使用過這個詞。阿多諾說：“哲學應該動用某種理性上訴的能力來質詢理性。”[9]顯而易見，所謂的“法蘭克福學派”是不斷變化著的，因而它的這個或那個論題總是和現時代相關，而且它們最后卻證明是一些未完成的，急需深入推進的論題。
那么是什么把法蘭克福學派成員們團結在一起的——即使在大多數情況下這種團結僅僅是暫時的？他們所有人都有著某種共性嗎？第一代法蘭克福成員組成了一個整體，他們要么是猶太人，要么就是迫于納粹壓力恢復信仰猶太教的人。無論來自于上層社會的家庭，還是像弗洛姆或洛文塔爾那樣來自于不那么富有的家庭，他們中最幸運的也免不了有過社會局外人的經驗——他們甚至在１９１８年到１９３３年之間的那段時期也無法幸免。他們的最基本的共同經驗就是：再恭順也無法使他們成為社會庇護下的一分子。正如薩特在《猶太人問題反思》（Réflexions sur la Question Juive）(1946)中所說：
他（猶太人）……接受了他周圍的世界，他加入了游戲，而且遵守所有那些禮儀，和其他人一起跳著那種可敬的舞蹈。而且，他不是任何人的奴隸；他是允許自由競爭的制度下的自由公民；所有社會榮譽和政府職位都向他開放。他可以帶上榮譽騎士團的勛章，他可以成為一個了不起的律師或者內閣大臣。然而就在他達到法制社會的巔峰的時刻，另一種無形的、彌散性的、無所不在的社會片刻之間出現在了他的面前，而且將他拒之門外。即使是最偉大的成功也無法讓他進入那自認為是“真正的”社會的時候，他對榮譽和未來之虛幻的感受會是怎樣的強烈啊！作為一個內閣大臣，他將是一個猶太內閣大臣——既是尊貴的“閣下”同時又是賤民。[10]
猶太人肯定已經通過自己的方式感受到了資產階級資本家的生活和工人階級的生活一樣的處于一種被疏遠的狀態（alienatedness），一樣的不真實。盡管猶太人總體上比工人階級有特權——這甚至是一種讓猶太人無法逃脫其猶太性的特權。相反，雖說對爭取到特權的“工人們”而言要爭取到更多的特權要困難的多，可他們至少還可以讓他們的下一代不再當工人。這樣就形成了一個聯接點，在這一點上猶太人揮之不去的社會疏離感和作為比較尺度的工人所體驗的揮之不去的社會疏離感聯系了起來。這不一定會讓猶太人和工人團結起來，但至少可以引發一種與工人的客觀利益相一致的徹底的社會批判。
從霍克海默1937年發表論“傳統理論和批判理論”[11]的文章開始，“批判理論”就成了霍克海默圈子的理論家們用來描述自己的主要標簽。這個標簽下面掩藏著“馬克思主義理論”；但是，另外它也反映了霍克海默和其同仁的某種主張，那就是把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實質，而不是其教條形式作為他們的原則——那種教條形式執著于從經濟基礎、從依賴于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等方面出發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批判。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實質在于對被異化并產生著異化的社會條件進行一種特殊的批判。批判理論家們本人的理論來源既不是馬克思主義也不是工人運動。他們在某種程度上重復著青年馬克思的經歷。對艾里希·弗洛姆和赫伯特·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來說，對青年馬克思的發現決定性地堅定了他們的信心，使他們認為他們努力的方向是正確的。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的出版[12]促使馬爾庫塞在弗萊堡成為海德格爾圈子的成員，因在馬爾庫塞看來在那里人的本真存在問題得到了正確的處理。正是在馬爾庫塞閱讀青年馬克思的“1844年手稿”[13]的時候，馬克思才第一次對他而言具有了真正的重要性。在他眼中，青年馬克思實現了正確的哲學，而且證明了資本主義不僅是經濟和政治的危機，而且是威脅人類本質的大災難。急需的不是政治的或經濟的改革，而是總體革命。弗洛姆也是這樣。在后來被稱為法蘭克福學派的這個團體的早期，他是繼霍克海默之后的最重要的理論天才。他在讀了青年馬克思之后確信，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批判的關鍵在于對人類真正的本質進行反思。但對阿多諾來說，青年馬克思并不具有關鍵性的影響作用。盡管如此，阿多諾還是在他論音樂的第一篇長文——發表于1932年《社會研究學刊》 “音樂的社會地位”[14]——中試圖證明，資本主義社會封死了所有的道路，人在左沖右突，希望沖出看不見的藩籬，所以說人類尚未達到其本真的存在。[15]生命缺乏生機（Life is not alive）——這個青年盧卡奇的論題是青年批判理論家們的驅動之源。馬克思主義之所以成為他們的靈感來源，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就是以那種經驗為中心的。只有霍克海默的思考主要是從對強加于被剝削和被損害者之上的不公正的憤怒中汲取力量的。（這種情況在本雅明身上出現的比較晚，在馬爾庫塞身上則出現的更晚。）另外，對霍克海默來說，對以下事實的憤怒可能是最關鍵的：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社會中，對最廣大公眾負責的理性行動及其可以預計的后果根本是不可能的，即使是特別具有特權的個人和作為整體的社會之間也是相互異化的。可以說，在一段時間之內，霍克海默代表了這個圈子的社會的和理論的良知，他經常主張他們的共同任務是拿出一套研究社會整體，研究現時代的理論，這種理論的主題應該是人類本身——這里的人類是他們自己歷史性生活形式的產物，而且是一直以來和他們自身相異化的生活形式的產物。
“理論”是霍克海默1930年代熱情關注的問題。從1940年代開始，他逐漸對其可能性產生懷疑，但沒有放棄這個根本目標。他和阿多諾的合作被認為最終產生了研究現時代的理論，盡管這一合作在“哲學斷片”這個暫時形態之后就沒有繼續深入下去了。然而這種“理論”還是成為了“法蘭克福學派”的招牌。不管他們怎樣不同，霍克海默、阿多諾和馬爾庫塞在二戰之后還都同樣相信，在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生產拜物教特性的批判傳統中，理論必須是理性的，同時也必須給出正確的詞語，來打破那種使一切事物——人類、對象以及他們之間的關系——聽命的咒語。這兩種要求的結合激發起了持續的熱情，從而使理論能夠得以發展——即使是在日益非理性的社會環境下，理論陷于停滯，對理論可能性的懷疑不斷增長的時候也是如此。在前面提到的那篇訪談中，哈貝馬斯說：“當我第一次見到阿多諾，看到他是那樣激動地突然開始談商業拜物教，看到他是怎樣將概念運用于文化現象和日常生活現象的時候，立即被震撼了。隨后我想：試著去做吧，就仿佛（阿多諾以同樣正統的方式在談論的）馬克思和弗洛伊德都是同代人。”[16]他初見赫伯特·馬爾庫塞的時候也是這種反應（見前引書第544-545以下）。這種理論無論是在戰前還是戰后都讓阿多諾和馬爾庫塞充滿了某種特別的理論使命感：雖然被疑慮和悲觀主義所包圍，但它依舊激勵，激發他們去通過知識和探索尋求救贖。這種期待既沒有變成現實，但也沒有被背叛——它延續著。除了他們——因為屬于人們稱之為“猶太人”的團體，注定成為資產階級社會的“局外人”的人——之外，還能有誰延續這種期待？
本書所探討的法蘭克福學派前史及其歷史長達半個世紀。這段歷史發生的地點是：美茵河畔法蘭克福、日內瓦、紐約、洛杉磯、美茵河畔法蘭克福。貫穿歷史的時代背景是：具有“破曉特征的”[17]魏瑪共和國及其向納粹主義的過渡；美國的新政、戰爭時期和麥卡錫時代；在反共背景下的重建；以及西德的抗議和改革時期。在其歷史的過程中所采取的各種制度形式有：獨立的研究基金會，為社會急需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提供資助；作為集體存在的研究所的殘余形式，它曾向許多無公職的學者提供過保護；一所依靠國家基金的研究所，或者說和批判社會學和批判哲學的背景反差極大的一所研究所。就“理論”在這段歷史過程中的演變和轉化而言，那范圍就太廣了，而且這些演變不能按照時序來描述，因此要把“法蘭克福學派”劃分成幾個階段實際上是不可能的。我們能采用的最好的辦法就是對后來發生游離的各種趨勢進行探討：理論游離開了實踐、哲學游離開了科學、理性批判游離開了對理性的拯救、理論工作游離開了研究所的工作。本書的不同章節都對應著這種游離的不同階段。同時，如果從上下文來看批判理論，就能發現它的這樣或那樣的形式所暗含的可能的危機。最后我們將論述兩極性質的——即阿多諾的和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論在年輕一代批判理論家那里的成果卓著的發展。
長時間以來，只有馬丁·杰伊的那本書對法蘭克福學派史進行過大范圍的探討。但那本書寫到研究所1950年返回法蘭克福就打住了。杰伊的研究是開創性的，它不僅以已出版的材料為基礎，而且也建立在與研究所以前的成員的討論、洛文塔爾提供的大量信息、以及洛文塔爾收集的一部分研究所的信件、回憶錄和研究計劃書的基礎之上。現在讀者面前的這本書不僅建立在杰伊的那本書的基礎上，而且也建立在自杰伊以來陸續出版的研究法蘭克福學派的具有史料價值的著作基礎之上（比如杜比勒、艾爾德、洛文塔爾、米格達爾和澤奈爾等人的著作[18]），建立在法蘭克福學派新出版的著作的基礎之上（包括弗洛姆對第三帝國前夕工人階級的研究[沃爾夫岡·邦斯編并作序]，本雅明的《選集》[羅爾夫·蒂德曼編輯，并進行了大量的注釋]），也建立在霍克海默身后在其《選集》中新發表的作品的基礎之上（這些作品自1985年以來陸續由阿爾弗雷德·施密特和岡茲林·施密德·諾艾爾編輯出版）。[19]另外本書還建立在討論的基礎上，這一討論是在作者與社會研究所以前和現有的合作者之間，與它的當代研究者之間展開的。最重要的是，它建立在檔案材料的基礎上。特別要提到的是，霍克海默檔案中保存的研究計劃、備忘錄，以及他與阿多諾、弗洛姆、格羅斯曼、基希海默、拉薩茲菲爾德、洛文塔爾、馬爾庫塞、紐曼、波洛克之間的通信。以下材料也很重要：阿多諾和克拉考爾之間的通信——它們和克拉考爾其余未發表的材料保存在內卡河畔馬爾巴赫的德意志文獻檔案館中；阿多諾和學術資助委員會之間的通信——保存在牛津的鮑德雷安圖書館中；阿多諾和霍克海默在法蘭克福的約翰·沃爾夫岡·歌德大學哲學系的私人檔案；法蘭克福城市檔案館收藏的關于社會研究所及其成員的檔案材料；還有社會研究所圖書館保存的1950年代和1960年代研究所工作報告。
最后順便說一句：如果不是阿多諾突然謝世，我將在他的指導下獲得博士學位（當時他已經同意了我的博士論文題目）。
選自魏格豪斯《法蘭克福學派：歷史、理論和政治影響》
孟登迎 趙文 劉凱 等譯
上海世紀集團出版公司 2010年版
羅爾夫·魏格豪斯：《法蘭克福學派史：歷史、理論及政治影響》第一章選讀
提交者: wen.org.cn 日期: 2010/12/21 閱讀: 8
Tag: 法蘭克福學派 魏格豪斯 學術史 第一章 破曉
百萬富翁之子費利克斯•韋爾建立了一所馬克思主義研究所，希望有朝一日將它獻給勝利的德意志蘇維埃政權
當羅伯特•維爾布蘭特（Robert Wilbrandt）游歷到柏林的時候，德國剛剛發生1918年的“十一月革命”。維爾布蘭特當時43歲，從1908年起就已經是圖賓根大學的政治經濟學教授了。他是當時德國為數很少的信仰社會主義的大學教師之一，作為一名極左派，他對他的大學同事頗為厭煩。
他在柏林度過了一個革命的冬季。在那段時間里，他每天上午都為“遣散辦公室”工作，這個機構主要負責把從戰場上涌回的士兵安置到經濟生產的崗位上去。下午，他協助“社會化委員會”進行工作。“主要的事務就是去臨時準備馬上就能派上用場的物資，特別是足夠安撫人民的物資，使工業能夠投入生產，解決組織生產上的種種問題。”［1］當時各種社會主義政黨都將社會主義看作是資本主義腐朽垮掉之后的必然結果，而不可能“按照施舍未來的粥場的烹飪法提前烹調出來”（考茨基的說法）。它們在1918年突然發現它們自己被推上了權力的巔峰，而腦子里卻沒有一點社會主義經濟秩序的基本概念。從“十一月革命”以來，“社會化”這個詞已經家喻戶曉。但它只是一個充滿了歧義的口號，甚至連阿爾弗雷德•胡根貝格（Alfred Hugenberg）這樣的右翼分子也能用它——他在1919年8月的《南德報》上解釋他所支持的那種反社會主義性質的工人利益分配形式時，就使用了這個詞，然而他之所以將這種分配形式稱為“社會化”只是為了讓“這種分配形式所涉及的人用上他們熟悉的詞語”。［2］在這種環境下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去認真嘗試將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成為某種切合實際的實踐。維爾布蘭特就是他們中的一員。他是大學教師社會主義者中馬克思主義成分最突出的，他在圖賓根教授的關于社會主義的講座課程常常人滿為患，因此不得不占用大學中的大禮堂上課。從那時起，他就已經是青年馬克思主義和“實踐的社會主義”的最早人物了。10他在1919年春出版的小冊子《社會主義者真正夠得上社會主義者嗎?》中這樣抱怨道：
我不理會那些中產階級和“祖國之友”，前者認為我有變成妖怪的危險，而后者在祖國危急的此時此刻，卻對建設事業表現出了絕望的情緒。我向社會主義者們呼吁，是的，你們是忠誠的!你們忠誠于那個預言：因此你們在時機成熟之前一直在等待著。因此你們（還有面包師和屠戶們）極其成功地談著“已經成熟到可以社會化的公司”，相反你們不相信讓它們成熟的時機已經到了!你們沒有像實踐的社會主義、合營和公社社會主義已經做的那樣，在合作經濟的果醬鍋里把沒熟的果子煮熟。你們聽從了馬克思和黑格爾，因而不去為自己探索新的形式——他們禁止你們去探索! ……只有社會化，有計劃地、正確地按部就班地來完成向社會主義狀態過渡，才能保證不讓我們陷入一種（資本主義企業）制度已經結束，而另一種（社會主義企業）制度還沒有建立的境地。現在急需的是保護公司，把它們轉化成社會主義的經營方式——這很清楚地說明了每個公司在這一過程中的位置，這也能鼓勵合營，為協作經營留出余地，同時可以將利潤分配給全體人民，分配給那些在公司工作的人，從而讓他們和自己，和全體人民建立起來一種內在的責任，激勵他們去工作，讓他們滿足于可能的事物。
如果做不到這一點，那么“布爾什維主義”將以另一種方式完成這個任務。它將鼓動起激情，人為地制造失業大軍……它顯然要求罷工和更多的罷工，認為可以通過使舊有的一切難以為繼的方式來促生新的世界。［3］
社會化委員會的命運表明政府沒打算要滿足人民社會化的要求。政府甚至根本不準備以經濟改革的方式做出象征性的讓步，即使要進行經濟改革也只是為了杜絕更為激進的要求。由社會民主黨（SPD）和獨立社會民主黨（USPD）成員組成的人民代表委員會只賦予社會化委員會類似顧問的角色，而且將它的所有席位分派給來自不同派系的代表。在社會化委員會中，有兩個獨立社會民主黨的成員：魯道爾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和卡爾•考茨基。考茨基還是該委員會的主席。其余成員包括，兩個社會民主黨成員、一個工聯主義者、一些中產階級改革家和一些信仰社會主義的大學教師：除維爾德布蘭特之外，還有柏林政治經濟學教授卡爾•巴洛特（Karl Ballod）、來自海德堡的講師艾彌爾•勒德雷爾（Emil Lederer）、來自奧地利的格拉茨的教授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umpeter）。11委員會采取了某種折中的方案。生產資料的社會化只能作為“一項長期的、系統的工作”來進行。社會化先從“所有權關系中壟斷資本主義條件已經得到了發展的”那些經濟領域開始。但是甚至在這一框架許可范圍內的行動，也給官僚機構阻撓破壞了。關于采礦工業社會化、保險和漁業公有化和國有化的提案和暫行規定不僅沒被公開發表，政府的經濟部還試圖修改它們。1919年4月初發生這事情之后，社會化委員會的成員們遞交了一份抗議政府態度的辭職信，集體辭職。維爾布蘭特十分沮喪地回到圖賓根他的教師崗位上。
費利克斯•韋爾是他在圖賓根1919年暑期班上的學生之一。這個經濟學和社會科學專業的21歲的大學生在十一月革命期間穿著一套軍禮服，和他的大學生互助會的同學好友一道自愿接受工人和士兵委員會的領導。他來到圖賓根特地要參加這個社會主義教授的課程。韋爾寫了一篇“社會化的本質和方法”發表在柏林的《工會》（Arbeiterrat）雜志上；后來他接受了維爾布蘭特的建議把這篇文章發展成了他的博士學位論文。但是他在1920年才獲得博士學位（由法蘭克福大學授予），這是因為1919年10月他因社會主義行為短期被捕，被圖賓根大學當局開除并被驅逐出符騰堡州所致。“社會化：在概念基礎上的嘗試，兼對社會化方案的批判”［5］這篇論文作為卡爾•柯爾施（Karl Korsch）編輯的“實踐的社會主義”叢書的第七卷（也是最后一卷）出版。那時卡爾•柯爾施還是耶拿大學的編外講師（Privatdozent）。［6］柯爾施一直是維爾布蘭特在社會化委員會的助手，早就開始在他自己的“實踐的社會主義計劃”之下發表題為“何為社會化？”的系列文章。戰前他在英國的兩年逗留期間，就是英國費邊社青年小組的成員，他希望他的這些系列作品可以像費邊社的通訊小冊子一樣，為那些“才智卓越之士”提供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正確理解，并能鼓勵他們共同努力去實現正確的社會主義規劃。
要么馬上堅決地采取決定性的社會化措施，要么就決絕地放棄所有這方面的努力——這就是費利克斯•韋爾的博士論文的主旨。“這是肯定的”，他這么寫道：
眼下這個樣子不能再持續下去了。今天商人們不敢大膽地從事他們的商業活動，因為罷工、高工資、重稅、相互猜忌、對社會化的恐懼，12這些使得他們心驚膽戰；與此同時，德國的經濟生活逐漸枯竭了。
是返回自由市場，還是走向社會主義?這是個問題。
那么回答這個問題難道不是當下最大的任務嗎?［7］
韋爾的這個說法不僅僅是策略上的讓步（雖說韋爾的博士論文的主題的確得服從教授們的意愿，他們絕對不是社會主義者），對他而言還有實際的含義。這個觀點反映了韋爾這位社會主義的同情者和他父親這個大商人之間的立場沖突。這種沖突雖說在猶太家庭中比在非猶太家庭中要常見，但是還不至于激烈到使兒子不顧一切而與他父親的世界斷然決裂。對猶太人來說，財富可能是反猶主義（anti?Semitism）怨恨的根源，但同時也是抵抗這種怨恨的一種保護；因此財富激勵他們認同于反資本主義的立場，只要能夠使未來得到保證，捐棄財富就也是一種換取保護的形式，那時財富就不再必要了。1919年2月被暗殺的巴伐利亞共和國總理庫爾特•艾斯納（Kurt Eisner）以前就被人在報章上一再攻擊，說他是個“加利西亞人”，是個“東歐的猶太人”，一個“外國人”，“來自萊姆貝格的”原名叫“所羅門•柯斯曼諾夫斯基”的間諜。
對韋爾來說，“是返回自由市場，還是走向社會主義？”這句話也有著特殊的含義。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商人的兒子。他的父親，赫爾曼•韋爾（Hermann Weil）出身巴登州的商業家庭，1890年21歲時遠赴阿根廷，那時他是阿姆斯特丹的一個谷物公司的職員。1898年的時候，赫爾曼•韋爾就和自己的兩個哥哥合伙開始經營自己的商號，在很短的時間內就使自己的公司成為阿根廷最大的谷物公司之一，做的都是幾百萬的生意。但是后來這個百萬富翁患上了一種疾病，有逐漸癱瘓的危險，于是在1908年返回了德國。保羅•埃爾利希（Paul Ehrlich）和薩哈希洛•哈塔（Sahachiro Hata）1909年在法蘭克福研究出一種名叫“撒爾佛散”的藥物，用以治療梅毒。赫爾曼•韋爾和他的妻子、女兒和兒子（費利克斯•韋爾1898年生于布宜諾斯艾利斯）就定居在法蘭克福。盡管如此，赫爾曼在法蘭克福依然是個積極而出色的商人，把他的商業活動擴展到了財產投機和肉類生意的領域。直到1927年去世，赫爾曼一直生活在法蘭克福［8］。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赫爾曼也曾經努力為國家事務效力。他憑著多年的閱歷和眾多關系研究分析世界市場的行情和戰爭中互相對抗的各個國家的谷物市場和糧食行情，并把分析結果提交給了柏林的政府部門。皇帝威廉二世很喜歡他報告中的樂觀主義和對勝利的十足把握。但是赫爾曼對擊沉同盟國糧船的后果估計過于樂觀了，13這一樂觀的估計使得這場無謂的戰爭持續了更長的時間。他在這場戰爭中所扮演的“潛水艇戰爭之父”的角色最終看起來是災難性的。好在阿根廷和德國一直保持著友好的關系，戰后馬上和德國恢復了經濟上的關系，因此赫爾曼的進口生意又很快發展到了一個很大的規模。在這之后，他才成了法蘭克福大學以及其他幾個慈善機構的慷慨贊助者，并因其對社會研究所的捐資而獲得了經濟和社會科學系的榮譽博士學位。
作為赫爾曼的兒子，費利克斯有他父親這樣的自由企業家作為成功的榜樣。但是，這種生活對費利克斯來說并不具有什么吸引力。他和他姐姐是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長大的，當初在那里的時候，父母都沒有給他們太多的時間；他們是由女家庭教師和仆人們帶大的。到了法蘭克福之后，直到他父親的大別墅尚未建成的這段時間，費利克斯開始是住在祖母家，后來和家里人又住在一家飯店里面。也許是因為沒有給孩子的童年和青年時期投注太多的父愛而感到愧疚的緣故，赫爾曼并不堅持讓費利克斯從事商業或者任何金融行業。費利克斯•韋爾不是天才的商人，不是天才的學者，也不是天才的藝術家，而是左派的贊助人（自他母親1913年去世之后，他就繼承了100萬阿根廷金比索［9］）和一名業余學者。當時的青年人受戰爭和十一月革命所激勵而投身于政治，他們堅信社會主義作為一種先進得多的經濟組織形式具有實踐性和優越性，這些青年們因而投身于研究社會主義理論，以便盡快在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新秩序中占據領導地位。費利克斯就是他們中的一員。但是，他在獻身于這一目標的時候，自己也同這個目標保持了一段距離。作為一名“沙龍布爾什維克”（在1973年社會研究所成立50周年紀念會的講演中他這么形容自己），韋爾的活動可劃歸德國共產黨（KPD）右翼的范圍。雖然他是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和保羅•弗勒利希（Paul Fr?lich）的密友［10］，而且他的岳父也是蔡特金的一位好友，但他始終不是一名德共黨員。他還是柏林的馬立克（Malik）出版社的主要贊助人，格奧爾格•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第一版正是在這家出版社出版的。他還資助格奧爾格•格羅茨（Georg Grosz）這樣的左翼藝術家。他第一次向格羅茨提供幫助的時候是在1920年代初，當時德國仍然是極度貧困的，而且當時格羅茨和他素未謀面。韋爾資助格羅茨夫婦進行了意大利之旅，并用事先慷慨租下的波多菲諾的布勞恩城堡酒店的客房來招待他們。他還資助過德國共產黨前領導人恩斯特•邁耶爾（Ernst Meyer）及其夫人，出資供他們長期旅游，當時邁耶爾已經失勢，而且身在病中。
但他最重要的貢獻，還是他在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方面所做出的努力。這方面的努力也使他同德國共產黨（KPD）建立起一些聯系。14德共在其早期階段，對蘇聯或者“布爾什維克的”社會主義道路還沒有太大的興趣。德共是由德國社會民主黨內部的左翼運動發展而來的。與其他國家的共產黨不同，德共的起源不是俄國革命的結果。“斯巴達克同盟”和“德國國際共產主義者聯盟”（“不來梅激進左派”）在1919年初合并成為德國共產黨。在合并之前，斯巴達克同盟的全國會議在柏林舉行，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和李歐•約吉謝斯（Leo Jogiches）在會上主張新黨的名字應該叫“社會主義黨”。他們認為，這個名字才符合實際，因為現在黨的任務就是要在東方的革命者和西歐的社會主義者之間建立聯系，應該在黨的這一目標下爭取西歐的廣大群眾。但是最后在黨的成立大會上，還是極左派和空想主義的極端分子占了上風。從一開始，德共就只能在既有工人組織之外的邊緣性工人階級團體中吸收黨員，這是它的難題。這些黨員渴望行動，但是缺乏政治經驗。
1921年3月，普魯士秘密警察處發起解除工人武裝的行動，這一行動遭到了許多工廠的工人的抵抗，德共利用這一機會動員總罷工，并要求工人武裝起來。為了刺激工人們行動起來，黨決定采取在它的各個黨支部，在柏林勝利紀念柱附近制造炸彈襲擊的手段，但是最終失敗了。這與1919年的柏林一月斗爭中的情形很相似，也與后來1923年的“德意志十月”運動的慘敗很相像。所有這一切都可以被譴責為“煽動的暴動”，但是在年輕而缺乏耐心的左派眼中，也可以把這看作是黨愿意投入革命行動的證明。另一方面，德共努力與德國社會民主黨和工會合作，貫徹黨的“聯合陣線”政策，這些也表明黨有能力在實際合作中明智地進行協調。
1920年代早期，蘇聯開始推行“新經濟政策”（NEP），蘇聯在西方引發革命的嘗試失敗之后，它同資本主義國家的“暫時妥協”已現端倪。但是在德國，全球革命的危機階段以及對全球革命的期待仍在繼續。共產黨的“布爾什維克化”還沒有開始，表面上看起來還有在黨內進行爭論和理論探討的余地。在這一階段，社會主義知識分子嘗試著開始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實踐的性質和作用進行反思。
在這些努力中就有“馬克思主義研究周”（Marxistische Arbeitswoche），這個“研究周”選擇在1923年的圣靈降臨周開始，地點選在格拉貝爾格（Geraderg）的一個飯店，在魏瑪西南的伊爾梅瑙附近，圖林根森林的邊上。15研究周的發起人是費利克斯•韋爾和卡爾•柯爾施。整個活動由韋爾提供資助，而在此前幾年，柯爾施就在圖林根組織過幾期“暑期班”。除了這兩個發起人和他們的妻子，參加研究周的共有24個人，其中包括格奧爾格•盧卡奇、卡爾•奧古斯特•魏特夫和羅澤•魏特夫（Rose Wittfogel）、弗里德利希•波洛克（Friedrich Pollock）、朱莉安•庫姆佩爾茨和黑德•庫姆佩爾茨（Julian and Hede Cumperz）、理查德•左爾格和克里斯蒂安娜•左爾格（Richard and Christiane Sorge）、愛德華•路德維希•亞歷山大（Eduard Ludwig Alexander）和格特魯特•亞歷山大（Gertrud Alexander）、貝拉•福加拉西（Béla Fogarasi）和福本恒夫（Kuzuo Fukumoto）。他們都是知識分子，大多擁有博士學位。他們也都同共產黨有聯系。除了柯爾施、盧卡奇和亞歷山大之外，他們都還不滿30歲。黑德•馬辛（Hede Massing）在她的回憶錄里，意味深長地把它稱為“馬克思主義研究會”。［11］研究會上引發討論的問題，全部來自由柯爾施和盧卡奇就一些論題所準備的討論稿，這些論題和他們同年出版的著作中的論題是一致的。［12］柯爾施的研究以種種激進的關于社會化的民主主義觀念為基礎而展開，而盧卡奇的研究則從有關文化的觀念——這種文化是被社會全體成員所共同具有的文化——而展開。但是他們在一點上是一致的，那就是要尋找一種充滿自信的、行動的無產階級，這種無產階級看世界的眼光將不再是考茨基式的革命觀，也不再是允許資本主義無休止地存在下去的改良派觀點，而是充滿黑格爾辯證法精神的唯物主義的歷史觀。柯爾施在他的《馬克思主義和哲學》的結尾，引用了馬克思的話：“你們不使哲學成為現實（verwirklichen），就不能夠消滅（aufheben）哲學。”［13］這個引文在當時的形勢下具有特殊的含義。它意味著同無產階級結盟的知識分子應該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這里不存在“療救”無產階級智力的問題，相反，必須把他們的智慧傳送到無產階級中去。“資優者（the Gifted）的教育和提升與勞動分工”是第二次馬克思主義研究周的一個論題。［14］
在格拉貝爾格舉行的知識分子集會只出現在共產主義運動的邊緣空間，而不可能發生在共產黨的架構之內。它已經預見到了隨后會出現的重重困難，即當最后的要務就是準備革命，而由職業革命家組成的黨開始既不信任據稱是他們所代表的廣大群眾，也不信任反對派陣營中那些勇于自我批評的成員的時候，社會主義知識分子和有組織的共產黨人之間的關系就緊張了，這些關系將會使這些困難暴露出來。但是在格拉貝爾格聚會的那段時期內，一切看上去還都是可能的。柯爾施從1920年3月開始就已經是耶拿的一名編外講師，而且在同一年成為了一名共產黨員。他表現出了一種其他人少有的嘗試的愿望，他想通過學術和知識來證明一種開放的革命態度。幾次都沒有通過授課資格答辯（Habilitation）［15］的盧卡奇，自1918年起就已經是匈牙利共產黨黨員了。與柯爾施不同，盧卡奇強烈希望他的才智能得到共產黨官方的運用和承認。16理查德•左爾格是地下共產黨員中的活躍分子，同時還是經濟學教授庫爾特•阿爾伯特•格拉赫（Kurt Albert Gerlach）的研究助手。作為共產黨員，左爾格在學術活動的掩護之下開展黨的工作。幾乎半數以上的格拉貝爾格聚會參與者，后來都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與社會研究所發生關系。實際上，格拉貝爾格聚會就是社會研究所“理論研討班的最早形式”，［16］也是費利克斯•韋爾作為左派贊助人所完成的最驚人、最重大的工作。
韋爾希望把對馬克思主義的討論制度化。這一愿望超越了中產階級學術圈子的興趣，也超越了德國共產黨狹隘的意識形態考量，并且和理查德•左爾格的朋友庫爾特•阿爾伯特•格拉赫的計劃不謀而合。格拉赫是一名學術知識分子，在他看來，徹底消除貧困和壓迫所帶來的實際好處之一就是學術自由。格拉赫1886年生于漢諾威，他的父親是一位工廠經理。1913年格拉赫在萊比錫通過了授課資格答辯，他提交答辯的論文是“論保護女性工人之措施的重要性”。［17］此后，他在基爾供職于世界經濟和航運研究所。“一戰”期間，該研究所的全部任務就是解決戰時經濟的種種難題，費利克斯•韋爾的父親那個時候給該研究所提供過財政、情報和出版等方面的幫助。從1918年起，他在他的居所組織學生舉行關于社會主義的討論會，他從此成了一名社會民主黨的左翼分子。1920年，他在亞琛成為一名講授經濟科學的正式教授，而且成為給社會政策協會（Verien für Sozialpolitik）就大學中政治科學研究改革的問題提供咨詢的專家，并且是那些專家中最年輕和最激進的一位。1922年法蘭克福市為他提供了教席，同時他也獲得了與韋爾共同創辦致力于科學社會主義研究的研究所的機會。
格拉赫和韋爾興致勃勃地開始他們的計劃，這時候各方面的條件都非常有利：
1.一個富有的父親。他想作為一名大慈善家在法蘭克福市青史留名，而且想獲得榮譽博士的頭銜。1920年他就曾為此而努力過：捐贈基金以鼓勵“社會科學領域，尤其是雇傭法方面的研究和教學”（基金使用條例這么說），改善科研機構并資助“為實現社會安寧而努力科學地解決社會問題的”優秀學生和青年學者。但這種努力不太成功。老韋爾甚至想按照莫斯科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模式為左派提供資金，以創建一個社會科學研究所。他這么做純粹是想表現他的社會良知，也是想為他兒子的學術事業開路。那時費利克斯已經表現出某種同情馬克思主義的傾向。17當然，老韋爾這么做可能還有個想法，那就是希望它有助于打通他的公司和蘇維埃烏克蘭之間的貿易關系［18］。
2.法蘭克福：這個城市和其他德國城市相比，猶太人的人口比例是最高的，而且它也是僅次于柏林的第二大猶太聚居區。在這個城市，上層社會尤其熱心于捐資興建同社會研究、社會政治研究或經濟學研究相關的教育機構。（法蘭克福大學在“一戰”前就開始接受外界捐資的基金，這所大學沒有大學通常都有的神學系，相反，它很早就有了經濟學和社會科學系。）在這個城市，中產階級內部有許多人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表示同情。這里的沙龍和咖啡館共同形成了中產階級自由生活的一塊灰色地帶，在其中你很難分清誰是徹底同他自己所屬的那個階級決裂的，誰又不是的。
3.由社會民主黨控制的文化部［19］一直有意于對棘手的大學進行改革，因此也很樂意提供幫助，只要你想努力在未來教育中提高社會研究的地位。
4.格拉赫本人是一個有左翼社會主義思想的教授，而且在基爾的世界經濟和航運研究所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那個研究所是德國在經濟和社會科學領域的第一個研究所）。他對在改革后的大學中推行社會主義研究和教學的可能性深信不疑，而且已經就自己的專業領域起草了初步的方案。
韋爾和格拉赫實施他們的計劃時采用了兩個步驟。在同法蘭克福大學取得聯系之前，他們先與柏林的普魯士科學、藝術和教育部通了氣。韋爾將他的計劃向部里和盤托出，可是在與大學談判的過程中卻沒有這么做。在1920年代末韋爾寫給部里的一封信當中，雙方就如何安排接替卡爾•格呂恩堡（Karl Grünberg）擔任研究所主任的繼任者人選發生了分歧，韋爾在信中這么說：
在我同他最早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樞密院官員溫德（Wende）先生對我所說的就已經心中有數了；我的意思是，我們（我和我已故的朋友庫爾特•阿爾伯特•格拉赫教授）希望建立一個研究所，它的首要任務就是研究并拓展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當我們看到給大多數科學，甚至給那些直到那時還被認為“與大學不相配的”分支科學（商業管理、社會學等等）提供了那么好的工作條件的時候，我們就產生了一種不可遏制的想法：馬克思主義研究也應該得到同樣的鼓勵……我已故的朋友，前任部長康拉德•黑尼希（Konrad Haenisch）完全支持我們的努力，18而且，我們的努力完全符合普魯士科學、藝術和教育部的精神，這一切都加快了談判的進程。［20］
由格拉赫起草的備忘錄構成了與大學談判的基礎。但是在這一備忘錄中，馬克思主義僅被順帶提了一下：
今天幾乎沒有人能夠無視最廣泛意義上的關于社會生活的知識及其研究在科學和實踐方面所顯示的重要性。經濟基礎、政治和法律諸方面，直到共同體和社會中精神生活（intellectual life）最終的各個分支，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構成了社會生活這個非凡的網絡。只要想想國際工聯主義、爭取提高工資的破壞行動、罷工和革命運動、作為社會問題的反猶主義、布爾什維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德國的貧困化這些現象就夠了。經驗科學方面的理論家們如果離開充滿活力的現實生活幾乎無法開展研究，與此相同，僅就一個實際生活中的人來說，他若沒有訓練有素的思維，若不使用科學發現和科學方法去把握經濟和社會之間復雜的關系構成的整個網絡的話，要想生存下來也是不可能的……可以說經濟和社會科學現在已經發展到了這樣一種地步：在長達幾十年的方法論爭論之后，它已經具備了充分嚴格的科學條件和科學方法，因而可能通過大量的客觀事實開展對社會生活的研究——無論最終徹底擺脫價值判斷的束縛這一難題是如何解決的。當指導純粹研究的原則不僅僅是純粹的經濟或社會政治狀態，而是要判斷它們的價值的時候，更是如此。我們還想順帶說一下，數據材料的收集現在已經成為一項龐大的工作，再也無法單憑個人之力去完成了。只有通過大規模的組織才能完成——說到底，社會階層間關系的復雜性要求學術研究上的協調合作。因此，急需建立致力于上述任務的社會研究所。該研究所的建立有助于填補既有大學機構范圍內持續存在的空白。［21］
對普魯士文化部的官員來說，把科學的馬克思主義和廣泛的社會研究合在一起可能也不為錯。而對自1920年代以來就完全支配普魯士政治方向感的社會民主黨人來說，19以現代科學研究的形式讓馬克思主義能跟上時代也是他們為大學制定的規劃之一。因此從一開始，卡爾•海因里希•貝克爾（Karl Heinrich Becker）就基本上同意韋爾和格拉赫的意見——他在整個1920年代都是普魯士和德意志文化政策部的部長。盡管他本人并不是社會民主黨員，而且魏瑪時期之前還是個堅決的君主主義者，但貝克爾還是被社會民主黨人所稱道，因為他一直致力于改革，而且自1919年以來他不斷強調要縮小大學中的專業分化，并鼓勵引入跨專業學科。他對社會學尤其強調，因為這一學科完全是“由學科間的綜合而形成的”，因此它也是一個重要的教育工具：“在各個大學急需設立社會學教席。這里說的是最廣泛意義上的社會學，它應包括對政治科學和當代歷史的學術研究。”［22］幾位既有專業領域的教授試圖將社會學歪曲為“純粹的社會主義”，他們的反對表明，社會學在當時還是一門有爭議的、依然被庸俗定義的學科，它最初只在非大學的繼續教育機構（成人教育中心和技術學院）中才被允許正式地設立。
除了文化部門表現出的善意和給予的支持，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保證了韋爾和格拉赫能夠成功地實現他們創立研究所的規劃——這個研究所既要和大學掛鉤，又要獨立于其外，直接向政府相關部門負責。這個重要因素就是德國在貧困和財政拮據的時期所收到的大手筆的捐贈。韋爾家族愿意出資提供研究所的建筑和設備；而且愿意為研究所每年提供12萬馬克；并將研究所大樓的底層讓與法蘭克福大學經濟學和社會科學系；后來甚至出資為研究所主任設立隸屬于該系的教授職位。雖然經濟學和社會科學系很不滿意研究所如此獨立，可是還是同意了，因為當時學生人數迅速增長，而系里的教學空間極其緊張——這種壓力促成了社會研究所的迅速建成。可是像大學教務主任這樣一些研究所的對頭們，還是害怕有人出于黨派目的而濫用研究所的場所；盡管他們百般刁難，但最后也只得認輸。最后，只是在法蘭克福市和社會研究協會（Society for Social Research）之間訂立的協議之上附加了一個條款——其大意是，除非得到市政當局的書面許可，社會研究所的建筑除了用作社會研究之外不得挪作他用。1923年政府正式批準“成立作為法蘭克福大學學術機構，同時也服務于該大學的教學的社會研究所”。3月研究所大樓破土動工。
法蘭克福研究所在德國是繼設在科隆的社會研究所之后的第二個社會科學研究所。科隆社會研究所分為兩個部門，即社會學部和社會政策部，該研究所從1919年起開始運轉。科隆社會研究所由科隆市建立。創建的具體負責人是克里斯蒂安•埃克特（Christian Eckert），他也是成立于1919年的科隆大學的第一任校長。和法蘭克福大學一樣，20科隆大學是在既有的商學院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而且在強調經濟學和社會科學這方面有別于其他傳統大學。在經濟學和社會科學領域內，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是繼基爾世界經濟和航運研究所和科隆社會研究所之后的又一重鎮。基爾世界經濟和航運研究所是戰前由伯恩哈德•哈姆斯（Bernhard Harms）創立的。這三個研究所今天還都存在。它們有共同的決定性特征（盡管科隆社會研究所這方面的特征要少一些）。它們都在大學中占據一席之地，但是又獨立于大學行政之外，直接向所在城市的文化部負責；都把研究活動放在首要地位；都愿意發揮大規模組織的優越性；研究所與大學是這樣一種關系：一方面，研究所主任同時也是研究所所在大學的正式教授，另一方面，大學里的研究生也參與研究所的科研工作。
這三個研究所在它們的財政和總體目標得以確立的方式方面，又有著顯著的差異。基爾研究所的資金最初全部由一個贊助團體提供，該贊助團體成立于1913年。這個贊助團體在“一戰”開始時由200人組成，1920年代末擴展到了2,500人。而且贊助團體對研究所怎樣使用基金并不干涉。這些基金被捐作校產，但是得由贊助團體決定研究所主任的人選。這種傳統是由以下事實決定的：基爾研究所本身就是作為“基爾克里斯蒂安•阿爾布萊希特大學航運和世界經濟皇家研究所”而建立的，而且由顯赫人物提供資助。這些資助者中就有大軍火商克虜伯•馮•波倫－哈爾巴赫（Krupp von Bohlen und Halbach），正是由于他的幫助，研究所才能在1918這“要命的一年”（該研究所的建立者伯恩哈德•哈姆斯這么說）要求在基爾灣附近大興土木建設研究所大樓。由于基爾研究所和商務、政府文職部門和政治方面的領軍人物有緊密合作，這使得該研究所的世界觀無法超越一般德國大學所具有的通常范圍。
科隆研究所是由城市提供財政支持的（頭一年的預算：12萬德國馬克）。“學院體系”和“態度嚴肅的學者們由于世界觀差異而形成的和而不同的”富于成果的協作（埃克特在描述研究所時這么說）相結合，這使研究所兩個部門各自對自己所屬的政黨負責。［23］符騰堡地區政府前總理胡戈•林德曼（Hugo Lindemann）是該研究所社會政治部主任，他是社會民主黨的社會學家。而社會學部主任則是列奧波特•馮•維澤（Leopold von Wiese）和馬克斯•舍勒（Max Scheler），前者是有自由主義背景的社會學家，后者是天主教知識傳統的代表21（他應科隆市長康拉德•阿登納［Konrad Adennauer］的要求擔任該部門主任）。
法蘭克福研究所的建制使得它能夠把基爾研究所和科隆研究所的政治視野擴展到左派范圍，這是法蘭克福研究所的獨特之處。基爾大學世界經濟和航運研究所有一個研究會，與此相似，法蘭克福也有一個注冊的研究會為韋氏基金會提供資助。韋氏父子是這個僅由幾個人組成的社會研究會的主席，而其他成員也都是韋爾父子的朋友，比如格拉赫、左爾格、霍克海默和克特•韋爾（K?te Weil）等人。研究所主任是由城市文化部在和社會研究會協商之后任命的，因此費利克斯•韋爾就可以決定主任由誰擔任。韋爾通常可以通過他的力量來干預任命，因此他也就可以決定支配研究所的意識形態路線——只要這是人力能做得到的。
對韋爾來說，格拉赫是最理想的主任人選：他年輕、在大學里事業有成，而且是個“來自上流家庭的共產主義者”。但是格拉赫1922年10月36歲上死于糖尿病，當時的醫學對這種病還束手無策。當時有兩個熟人也對韋爾的研究所計劃給予了鼓勵和支持，他們是弗里德利希•波洛克和馬克思•霍克海默。“他們比一般的大學生都要大得多，因為他們本打算要從事商業生涯，接手他們父親的工廠”，他們是“法蘭克福大學1923年惟一以最優（summa cum laude）博士論文獲得博士學位的兩名學生”。［24］然而，他們那時還不是社會研究所主任的考慮人選。格拉赫去世之后，韋爾意欲邀請居住在柏林的51歲的社會民主黨人古斯塔夫•邁耶爾（Gustav Mayer），并與他商談此事。邁耶爾以前是一位記者，因寫過一部一卷本的材料翔實的恩格斯傳記而出名。他也是一個猶太人，1920年代成為了柏林弗里德利希•威廉大學的歷史學教授。但是很快韋爾就明白了，邁耶爾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同他的不同。對韋爾來說，“為著一個共同目標”“相互理解、相互合作”恰恰是建立一個能達到其目的的研究所的前提。韋爾很幸運，他找到了格呂恩堡。
格呂恩堡1861年生于羅馬尼亞的弗薩尼的一個猶太家庭。弗薩尼位于東喀爾巴阡山東麓的丘陵地帶。他20歲時赴維也納學習法律。羅倫佐•馮•施坦恩（Lorenz von Stein）和安東•門格爾（Anton Menger）是他最重要的兩個老師。羅倫佐•施坦恩是個保守的立憲主義者，他認為資本主義使得為個人自由提供了所能達到的極限，因為在國家的幫助下，22社會改良將迫使有產者階級放棄不公正的要求。安東•門格爾則是一位極端的律師和社會主義者。他在論法律社會學的著作中從理性主義和自由主義觀點出發對私有財產制度進行批判。格呂恩堡1892年改宗羅馬天主教，表面上看起來是為了在1893年注冊為律師并在1894年作為維也納大學政治經濟學系的編外講師開始他的大學生涯。京特•內寧（Günther Nenning）的格呂恩堡傳記是現在能見到的第一部材料詳盡的傳記，這部傳記中這樣說：
在沒有任何其他經濟幫助的情況下，從家鄉來到維也納開始了他的學習。他獨自承擔了學習所需費用，并且還資助他的弟弟。他弟弟是和他一起來到維也納的，而且當時也在學習法律。他作見習律師對他的經濟狀況的改善并無多大助益，因此四年后他為了一個法院官員的職位而放棄了見習律師的差事，雖然這個職位薪水微薄，但是筆固定的收入［25］。
在這幾年中，格呂恩堡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波希米亞、莫拉維亞、塞爾維亞地區農民的解放和莊園農戶制度的廢除》，這部論文篇幅近千頁。這個論文題目受到了格奧爾格•弗里德利希•克納普（Georg Friedrich Knapp）的啟發。格呂恩堡1890年至1893年間曾跟隨克納普學習，后者是青年史學派的代表人物。在這段時期格呂恩堡還發表了其他的作品，一篇篇幅50頁、題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文章，以及為1898年出版的路德維希•埃爾斯特（Ludwig Elster）經濟學辭典撰寫的“無政府主義”詞條。［26］
1899年末，他在社會主義者學者奧根•馮•菲利波維奇（Eugen von Philippovich）的幫助下，被任命為維也納大學政治經濟學系的臨時教授。這使他得到了一筆有保障的收入，于是他放棄了一切法律實踐活動全身心地投入到學術研究之中。1910年他創辦了一份名為《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文獻》（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的雜志。用內寧的話來說，格呂恩堡是個“學究式馬克思主義者”。他的學生中有后來的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斯•阿德勒（Max Adler）、卡爾•倫訥（Karl Renner）、魯道夫•希法亭、古斯塔夫•埃克施泰因（Gustav Eckstein）、弗里德利希•阿德勒（Friedrich Adler）和奧托•鮑爾（Otto Bauer）。但格呂恩堡的學術和理論活動并非僅限于學院圈子。他是維也納成人教育中心和社會主義教育協會的創辦人之一。但是格呂恩堡直到1919年之前沒有加入任何黨派，因為他從他的同事歷史學家盧多•莫里茨•哈爾特曼（Ludo Moritz Hartmann）那里吸取了教訓，后者是社會民主黨員，因此只能當編外講師。直到1912年，格呂恩堡51歲的時候才被任命為正式教授，對他的任命很多人都不同意；他的這個教授職位總體上說還不是政治經濟學教席，而是新近設立的經濟史教席。直到社會民主黨人奧托•格呂克爾勒（Otto Gl?ckel）擔任教育部主管的時候，格呂恩堡的教席才轉為政治經濟學，同時格呂恩堡也被任命為政治學研究所主任。
格呂恩堡1919年建議奧托•格呂克爾勒在維也納成立一所“巴黎社會23研究院（Paris Musée Social）式的科研機構”，并讓卡爾•考茨基出任主任。但是奧地利社會民主黨感到以他們的力量很難實現這個計劃。當費利克斯•韋爾請他出任法蘭克福研究所主任之職的時候，格呂恩堡覺得這是個好機會，首先能使他的計劃得以實現，同時還可以讓他擺脫他在維也納正式或非正式的過于繁重的工作擔子。就韋爾這方面說，他看重的是，格呂恩堡既是一個公認的馬克思主義者，同時又是一個訓練有素的學者。法蘭克福大學經濟學和社會科學系立即同意格呂恩堡出任研究所主任，并于1923年1月初以投票方式一致同意提請文化部授予格呂恩堡由社會研究協會資助的教席。
盡管柯爾施和盧卡奇曾打算擔當法蘭克福研究所的領導工作，但是對韋爾來說，只有格呂恩堡這樣的學者才合他的心意。因為柯爾施和盧卡奇都是政治上積極的共產黨員，若他們擔任主任將會招致大學界的公開反對。像維爾布蘭特這樣的社會主義學者顯然達不到韋爾在意識形態和政治上的期望。維爾布蘭特原先對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進行過高水平的闡釋，但后來轉而反對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并趨向一種消極順從的態度，這些都和革命的冬天之后魏瑪共和國的存在和發展方式有關。另外兩個當時在德國大學里占據教席且有名的“社會主義者”——弗蘭茨•奧本海默（Franz Oppenheimer）和約翰內斯•普蘭格（Johannes Plenge）——更難符合韋爾的要求。奧本海默原先是醫學博士，既而成為一名經濟學科學家，1919年在法蘭克福成為社會學和經濟理論的正式教授。他的教授職位是德國社會學的第一個社會學教席，這個教席是由法蘭克福領事卡爾•科岑貝爾格（Karl Kotzenburg）博士為奧本海默本人設立的基金資助。卡爾•科岑貝爾格本人是奧本海默的朋友。奧本海默提出將社會從剝削中解放出來的有效的一般辦法就是打破“田產壁壘”，也就是說廢除大規模的私有田產，他認為大規模的私有田產產生城市移民，造成城市工人的過剩。
作 者：[德] 羅爾夫•魏格豪斯 著，孟登迎，趙文， 劉凱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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