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謂“革命中國”的正當性
“革命中國”與“現代中國”是蔡翔新著中的兩個重要概念，正是在與“現代中國”的搏斗中，“革命中國”凸顯其政治正當性的。1990年代，“再解讀”的思路將17年文學從“封建”的釋義中解放，并裝置入“現代性”的分析框架，而蔡翔的研究，則將17年文學再度從“現代性”的總體視角中解放出來，以“革命中國”與“現代中國”的沖突構成文學史重寫的基本模式。“革命中國”既是一個曾經存在過的國家實體，更是一個想象中的偉大的共同體。
按照蔡翔的定義，“革命中國”是“指在中國共產黨人的領導之下，所展開的整個20世紀的共產主義的理論思考、社會革命和文化實踐。”蔡書的敘述重點在“革命之后”即“1949年之后的中國”；而“現代中國”則是“主要指晚清以后，中國在被動地進入現代化過程中的時候，對西方經典現代性的追逐、模仿和想象，”亦即“資產階級現代性”（P4）。如果我們借用安德森的話，革命中國“扎實地植根于一個從革命前的過去繼承而來的領土與社會空間之中”[2]，至少在空間上“革命中國”與“現代中國”有重疊之處；而更主要的是，“革命”應該是內在于“現代”的，如蔡翔自己所承認，“中國革命本身就是‘現代之子’”，“革命”與“現代”之間存在著“某種公開或隱秘的歷史關聯”（P4）。然而，在蔡翔這里，這兩個概念由于其意義展開的理念前提、歷史邏輯及制度運作中的價值取向不同而構成了緊張；蔡翔也在一個簡易的意義上把這一沖突概括為17年語境中更為常見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沖突。與17年時期不同的是，作為研究者的蔡翔清楚地認識到，相較于馬克思等人的理論論證，“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實踐在中國的未完成性。因此，蔡著討論“社會主義”或者“資本主義”，不但在“實際怎樣”的層面上，而且更多的是在“應該怎樣”的層面上。新書題名為“革命/敘述”，而敘述“在某種意義上”，“實乃一種虛構的產物”，“但它卻不是假的、非真實的”，都是在“造物”，“其本質上是一種想象的活動”（P150）。“敘述”是虛構、想象、造物，而不是虛假，原因是，凝集在想象中的情感和價值是真實的。歷史學家湯普森在探討“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時，曾強調過“想象”的作用，指出“千百年來，少數派團體就是在這些想象中形成他們的經歷，注入他們的期待的”，因此他認為想象，“它在歷史的能動性方面和客觀一樣‘真實’，一樣有效”，“它表明人們是如何感受、如何希望的，他們如何愛、如何恨，又如何在自己的語言結構中保存了某些價值觀念。”[3]這段話似乎也可移用來理解蔡翔所闡釋的17年文學中的“想象”。由此，“烏托邦”重新獲得其正面意義：“只有烏托邦的存在，或者因了這一烏托邦的存在而確立的面向未來的態度，才構成了當代文學最為重要的想象動力”（P77）。
“革命中國”（1949年之后）政治正當性的建立，從歷史演進的自然邏輯來看，應當是“革命”用以號召民眾的政治訴求的“兌現”，這一訴求中，下層民眾在政治、經濟、文化領域獲得“平等”應當是其中最重要的組成。而對“勞動”的重新釋義，是實現“平等”的起點。我把蔡翔在新著中對“勞動”的重新釋義，蔡翔對馬克思主義“勞動”概念的“中國本土化”所做的闡釋，當作是蔡翔的一個重要的“發明”。盡管蔡翔堅持認為，馬克思是“勞動”這一概念最為深刻的思想者，“勞動價值論”的提出，才真正確立了“無產階級”的主體性（P222）。但一般學者都會更關注馬克思通過對“勞動”或“生產過程”的深刻分析所揭示出的“剩余價值”的秘密，因此，蔡翔對“勞動”概念中國本土化的進程的考察是有推進性的。蔡翔注意到，較早的李大釗、陳獨秀、蔡元培等人將“勞動”以體力勞動歸結、并且將“勞動”道德化和美學化的傾向；而將體力勞動神圣化最力的自然是毛澤東。同時，在他們那里，“無產階級”的概念也較為寬泛。
不過在中國革命過程中，仍然有一些悖論性的理論或者實際問題需要回答，其核心是勞動的道德地位與勞動者與其勞動產品之間的關系問題。而對后者的理解決定了對前者的定位。馬克思之前的西方古典政治經濟學斷言，勞動是價值的源泉，“與此相應的假定是，通過將其勞動注入對象而創造價值的人有權成為其產品的所有者。”但是，這種“自然狀態”在一種情況下被中止，“當人們為了生產而利用屬于他人的土地和工具的時候”，“那些他人便有權分享產品。”[4]這種古典經濟學的論斷，在中國底層人民的思想中其實是普遍存在的。而蔡翔發現，如果要正面回應老百姓的這一“理”的要求是困難的，因此一個有效的辦法是，從源頭上去證明占有土地或生產工具者具有謀奪公產的“原罪”（P232）。這也是蔡翔一再稱引的孟悅關于“民間倫理秩序”與革命倫理的相關論述的基本觀點，即只有在民間倫理秩序中被否定的對象，才可能成為革命的對象。正是通過對謀奪公產的原罪的審判，勞動者才獲得了占有自己所有勞動產品的合法性。也因此，新的“愛勞動”的道德觀才能建立起來。勞動使工農獲得道德身份，而這種道德身份借助“主人”這一政治身份，共同完成了工農在新中國的主體建構。
蔡翔認為，“勞動或者勞動中心主義”，“不僅在制度上，也在思想或意識形態上，真正顛覆傳統的貴賤等級秩序，并進而為一個真正平等的社會提供一種合法性的觀念支持”（P236）。“革命中國”也可稱為“勞動烏托邦”，這一烏托邦在文本世界的存在，使廣大工農成為政治主體即“國家的主人”，才有一個哪怕是敘述層面上的基點。在1949年之前的“革命”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對勞動的肯定是通過將“弱者的反抗”作為“動員”的主導方向來實現的；而在革命成功后，則要從正面樹立勞動者的尊嚴。蔡翔認為，“勞動”的正當性的確立，首先在文化上，解放了下層社會，使其獲得相應的尊嚴。而尊嚴又是一種尊嚴政治，“離開尊嚴政治的支持，下層社會的主體性無法完全確立”。由此視角考察17年文學，可以發現工業題材作品成功地賦予“工人階級”以“尊嚴”，“強調工農是這一國家的主人”，是17年“意識形態乃至文學藝術著重要完成的社會想象”，工業題材小說參與了“揭示并進而生產一種強大的歷史的階級意識”的進程，這就是社會主義主體的敘事問題。而這，直接關涉到中國社會主義存在的合法性，也即“革命中國”的正當性。蔡翔更強調，由文學文本生產出的這一總體性的階級意識，“并不僅僅只是一種文學或者意識形態的想象”，工人階級的尊嚴政治“在當時已經部分地轉化為一種社會實踐”。即“無論這一想象與社會實踐之間存在著怎樣的差距。正是在這一想象中，工農獲得了一種作為人的‘尊嚴’”。也就是說，敘述也參與了歷史主體的建構。歷史主體不是革命之后就完成的，甚至也不是在敘述之后就完成的，而是在敘述之后的返身傳播中進一步完成的。如蔡翔在書中談到游擊隊員觀看舞臺上表演的自己的事跡時精神上所產生的變化，他們是在“觀看另一個自我”，“這一鏡像里的自我也成為生活中的自我主體性，這就是本質化的敘述效果”（193）。依托文學文本的“烏托邦”敘事，工人階級的自我的主體性是這樣被生產出來的。這一理想的自我被敘述成更真實的自我，“這一更真實的自我同時也是更為崇高的自我”。從理論上說，工人階級主體性的確立，“革命中國”的政治正當性就得以確立。
按照蔡翔的說法，由于“革命中國”與“現代中國”內蘊著諸多的矛盾、沖突，包括“現代中國”的科層制與“革命中國”的“平等”承諾間的矛盾；革命的動員模式對群眾日常生活世界的干預，這種干預和侵犯達到一定程度（以文革為最），則導致群眾對政府的不信任，而這種不信任演化為政治冷漠，則使工農的主人的階級整體意識崩潰。
蔡翔在書中不無感傷地說，“我親眼目睹這一階級的歷史命運的浮沉，而階級意識的最終崩潰則導致了這個階級的所屬個人的尊嚴的喪失殆盡（P321）”。
這是一種有生命熱度的研究，令人不由得對蔡翔肅然起敬。
二、“結構性還原”的方法論意義
一種文學寫作，比如說17年時期的文學寫作，如果寫作者從一開始就認定自己的寫作必須緊密聯系于國家、政治、社會、群體、意識形態等“宏大話題”，那么我們恐怕就很難用后起的1980年代的“純文學”的研究視野，對其展開“文本批評”并指摘其毫無“審美性”。正如唐小兵近些年對自己的再解讀思路做出的一種反省，他認為，面對一種要以“號召群眾、說明現實”為目的、要“和社會運動、階級斗爭發生直接的、介入性關系的文學寫作”，研究者對于“作家身份和文學功能”的界定，應當與對待那種“思辨性的、反省性的文學”，有所區別。或者徑言之，應該有不同的研究范式。
蔡翔從不諱言對新的研究范式的追求。他主動將這一時段的文學“放在和政治的關系中”，原因是“表述行為本身又是歷史的、政治的和社會的”，他甚至更宣稱“政治性本身就構成了文學性”，而且，“所謂的政治性固然表達殊異，但國家政治仍然是其中最為重要的因素之一”（P15-16）。這一“宏大”的政治視角的介入，才能使作家和研究者具有“對話世界的政治能力”，“這類能力也包括相應的敘事能力”（P16）。因此，他的這種研究方式，按蔡翔自己的說法，被稱為“文學和社會政治之間構置一種互文的關系”，是將文本放在結構性關系中展開研究，即“既分析象征形式的意義構成，也分析行動包羅其中的結構性社會背景。”[5]
他的研究的態度從一開始就是鮮明的，正如他在緒論中即已亮出的立場，“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場往往決定了各自不同的歷史態度，包括不同的學術思想。”而他所確定的立場或態度是“對中國革命的正當性的強調”。正是在這一立場和態度的堅持下，蔡翔展開了他的研究。也可以說，這種重新宣布自己政治取向的立場，為我們關于17年文學的研究打開了一個巨大的新空間。在今年年初寫的一篇關于洪子誠先生的學術研究的文章中，我也曾提到洪先生的研究具有范式的意義，一是人道主義的根基，一是對17年文學的研究是深入對象內部進行瓦解。而蔡翔新著則是進入內部之后的重建。
這種研究工作不僅僅是把17年文學作為材料來使用。相反，蔡翔的研究卻有可能深化17年文學的“文學”研究，建立起新的研究框架、研究原則。比如，一般而言，人們都會認為17年文學是公式化、概念化的，他認為公式化或符號化的人物或敘述，“卻常常是小說最具想象力和政治張力的地方”（P76），并引《紅樓夢》中的僧道二人的設置，來證明符號性人物或敘述的合理性。他也認為，“概念化”是提升小說品格的關鍵所在。《小二黑結婚》中的區長，蔡翔承認“是政治化或者符號化的人物”，但這個人物的出現，“整個地改寫了這一通俗的愛情故事，而將其納入了中國革命的政治譜系當中，使“革命政治成為私人情感的支持者和解放者，而在這一支持和解放的過程中，革命政治也同時在情感上獲得了合法性地位。”“政治被自然化，革命被轉換為個人的自然權利的要求”（P149）。政治被自然化的后果，使政治“不再是權力的外在的指令，而是內化為個人的情感要求，這一要求又被敘述為是一自然個體的內在期待。”“因此，在個人被塑造成為政治主體的時候，同時亦被敘述為一種情感主體。而在這一主體的互動過程中，‘政治故事’同時也被講述為一個‘愛情故事’，反之亦然”（P150）。
如果我們不僅僅將文學技巧當作文學，而是能將凝結于作品中的情感作為文學性的關鍵標志，我想，蔡翔上述的論述已經證明了他的研究并沒有脫離文學，只是他的文學研究的確是一種“大”文學研究。
蔡翔對17年文學文學性的另外的重要發現還有許多可圈可點之處，如他對“生活世界”以及“生活化敘事”的強調；他還認為“革命通俗文學”是“革命中國”的一種主導性的敘事方式，是“國家文學”或“國家主流文學”（P167）。這些觀點都為研究者未來深入研究提供了方向。
三、面向未來的可能性
好的研究，總是讓人想“接著說”。蔡翔提出的“革命通俗文學”，即是一個特別值得展開研究的領域，無論是就其概念的合理性或者就這個概念所涵括的文本與“革命中國”的關系。而一本書的容量總是有限的，不可能解決所有的問題。所以下面的一些想法可能有些求全責備，毋寧說，是我愿意接著蔡翔往下說的一些研究的可能性。
蔡翔的書已經十分精彩地論述了“革命中國”無產階級主體建立的過程，即通過對勞動的重新釋義，為以體力、手工勞動為主的工農確立道德身份；通過“主人”身份的確立，為工農確定了政治地位。政治身份與道德身份的確定，為工農在“革命中國”建立主體性，確實奠定了最為堅實的基礎。可能是重在關注“革命中國”與“現代中國”的對抗，因此，對制度性的關注超過了對文化的關注，當然，我不是說蔡翔書中沒有討論文化問題。相反，他的確注意到了“知識”的工具化與政治化，也注意到了工人階級主體性的確立與“識字”等文化智力因素的關系。我想說的是，除了道德身份與政治身份的確立以外，文化身份的確立，對工農在新社會確立其主體性其實也是至關重要的，這一點，蔡翔注意到了，但似乎未及深談。
蔡翔提到，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后，“中國農民真正地，而不是僅僅停留在口頭上、書本上地，成了新文藝的表現與接受對象、以致服務對象（P169）”。這表明農民與新文藝之間的互動開始增強，書中的一份小材料恰好也能印證這一事實。蔡翔援引陳登科的回憶，1943年4月創刊的“走工農兵路線，面向工農兵”的一份地區性小報《鹽阜大眾報》，“報紙發行到五千余份”，“在廣大農村里，七八歲的小孩都知道‘鹽阜大眾’”，“每個村上都寫滿了報上發表的墻頭詩”。這的確說明農民是這份報紙的表現、接受與服務對象。而這份材料還有另外一個事實引人注意，這份報紙“每月收到來稿一千七八百篇”，“經常給它寫稿的工農兵通訊員有幾百個（P119）”。這里出現了在現代文學史和當代文學史中很少出現的“工農兵通訊員”。而我以為，“工農兵通訊員”是“革命中國”文化構成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也是“革命中國”區別于“現代中國”的一個重要的標記。
關于“無產階級”是否能夠創造出自己的文化來，是有著不同的理論論爭的。托洛茨基是典型的“無產階級文化不可能”論者，原因是，他認為文化是積累的產物，而且是要由本階級的知識分子來創造的，“文化的基本結構是通過一個階級的知識分子與這一階級之間的相互關系和相互作用而形成的。”[6]但無產階級在政權初創期，連識字都成問題，而無產階級專政又被設想為一個短暫的過渡期，無產階級無法在短期內進行文化積累，也無法產生自己的知識分子，因此無產階級文化不可能產生。而中國的左翼文學理論家以及毛澤東則相信無產階級可能產生自己的知識分子，創造自己的文化。左翼文學從1920年代后期提倡“革命文學”開始就在培養自己的“工農兵通訊員”，而毛澤東則如蔡翔所引述的，認為“無產階級自己的知識分子”是可以“造成的”，只是這“造成”“決不能離開利用社會原有知識分子的幫助(P117)”。在舊知識分子的幫助下，新的無產階級知識分子和無產階級文化是可以造成的，而這造成，對于無產階級主體性的確立，意義重大。這也可以從蔡翔所引的《鐵道游擊隊》的一個人物林忠的呼喊“我今天才感到，我是個人，真正的人，感到作人的光榮”中得到體現，林忠正是在給部隊戰士作報告之后發出這“成人”的感慨的。對于工農兵來說，能夠說出、寫出自己的故事，無疑具有重要的自我確立的意義。也因此我感到，蔡翔新著對工農兵作者的注意可能不夠，在論述工業題材作品時，使用的更多的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作者如艾蕪、草明等人的作品，而陳登科等工人作者討論得可能較少。而大部分軍人出身的作者幾乎沒有進入研究者的視野。這多少會影響“無產階級”主體性建構的整體描繪。
蔡翔指認軍隊為中國無產階級的載體（P18），這個在緒論中出現的判斷是很值得重視的。可惜在后來的具體論述中蔡翔沒有進一步展開。史華慈指出毛澤東有“軍隊是無產階級美德之承擔者的信念”，而且這信念“肯定先于文化革命”。只是到60年代登峰造極，毛澤東“可能無保留地把人民解放軍看作比黨本身具有更多的無產階級美德”。[7]當然，這里牽扯的問題相當復雜，與整個中國現代史、當代史緊密相關，如何將“軍隊”放置在“文學史”、“思想史”中來處理，實則也關系著我們對于“革命中國”的一個完整的認識。
[1] 比如董之林：《熱風時節——當代中國“十七年”小說史論》（1949—1966），上海書店出版社，2008年；李楊：《50-70年代中國文學經典再解讀》，山東教育出版社，2003年。
[2]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3] 【英】E.P.湯普森：《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錢乘旦等譯，41頁，譯林出版社，2001。
[4] 【美】列奧·斯特勞斯、約瑟夫·克羅波西主編：《政治哲學史》，813頁，法律出版社，2009年。
[5] 【英】約翰·B·湯普森：《意識形態與現代文化》，高銛等譯，136頁，譯林出版社，2005年。
[6] 【蘇】托洛茨基：《文學與革命》，劉文飛等譯，179頁，北京，外國文學出版社，1992年。
[7] 【美】史華慈：《德性的統治》，蕭延中譯，收許紀霖等編《史華慈論中國》，146頁，新星出版社，2006年。
本文來自[左岸文化網] [url]http://www.eduww.com[/url] 版權歸原著者所有.如何“敘述”“革命”？
——評蔡翔《革命/敘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象》[
□王蔥蔥
作為一部學術專著，不習慣以在“難題”的方式發掘理論可能性的讀者也許會認為它帶有太多批評家的痕跡。如果要一個詞來評價蔡翔的這部書的話，我想“矛盾”也許是最適合的。它既是作者的思想狀態，也是讀者的讀后感，甚至也可以表明這部書的語言風格。我這里使用的“矛盾”概念并非像《矛盾論》中那樣用這個詞語不加區分地來泛指一切形式的沖突。在黑格爾哲學的意義上，即把它當做“一切辯證法的源泉”的意義上，“矛盾”包含了一種奇妙的邏輯對立，馬克思經常使用這一概念。比如，《資本論》中，他論述資本主義“總公式的矛盾”時說——資本“必須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產生”；在談資本主義生產規律時又說“個別資本家為了提高利潤率而采取的活動，具有導致利潤率下降的總體結果”等等。這種邏輯對立意味著一個命題及其否定在同一時間和同一方面都可能是真的。在《革命敘事》導言中作者直言不諱地聲稱“本來就不存在什么超然或者純粹的學術”，“高調”地坦白了自己對“中國革命”正當性的肯定。這一價值判斷雖然明確，但我們馬上面臨一個“矛盾”，因為正如作者所述，這種“正當性又同時在生產它的無理性”，那么，對正當性的肯定是否也就是對其無理性的肯定呢？當然不是，作者的解決辦法是“我們又勢必克服自己的單純的立場和態度，而回到更為復雜的歷史脈絡之中”，即我們必須回到客觀知識的范疇中克服面對的困難。《革命敘事》里的旁征博引及它的學術含量似乎是為了表明自己的歷史態度并非僅僅是某種意識形態。主觀“立場”和客觀“知識”，兩者同時都是對的，這種辯證矛盾觀隨后被廣泛應用于作者對“革命中國”的論述中。于是我們看到，中國的社會主義作為充滿了自我否定的辯證的歷史過程，本身就是生產矛盾的“裝置”,它“ 一方面在生產平等主義的革命理念，也在生產社會的重新分層；一方面在生產政治社會的設想，另一方面也在生產生活世界的欲望；一方面在生產集體觀念，另一方面也在生產個人；一方面強調群眾參與，另一方面也在生產科層化的管理制度；等等。”[2] 《革命敘事》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應該歸功于這種矛盾帶來的張力。作為學院派知識分子，作者必須在學術和知識的框架下討論問題。但是，眾所周知，知識和立場在很多時候是難以統一的，它們互相抵觸反過又來削弱了它剛剛帶給讀者的閱讀快感。正如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所說的：敘述的辯證形式只有明了自己的界限時才是正確的。作品的這種“不透明性”一直掩蓋在它的敘事結構中。具體分析《革命敘事》中的各個小敘事——“風景”、“物”、“動員結構”、“青年”、“干部”、“勞動”等等，是徒勞的，也不是本文的目的。我只想簡略的考察作者的結構主義建構自身存在的問題，以及它能在思想層次上為我們提供了什么。
革命中國
在作者的敘述框架中，“革命中國”是一個起著基礎性的支撐作用的概念。“目的在于劃出一條它和“傳統中國”與“現代中國”之間的必要的邊界”。它“是指在中國共產黨人的領導之下，所展開的整個20世紀的共產主義的理論思考、社會革命和文化實踐。”盡管作者再三強調，三者之間存在著復雜的邏輯纏繞，但“革命中國”的價值取向以及它構建“階級國家”的原動力使它可以明顯地與其他兩個社會形態區別開來。這個相對封閉的“結構”相當于年鑒學派的“中時段”或者“局勢”(conjuncture)的概念。年鑒學派的歷史學家使用這個概念，用以區分“短時段”即“事件史”的研究。運用這種歷史分析法的前提，是歷史學家能夠把這一時間段內發生的各種復雜的社會現象合理地納入到某種相對完整的“局勢”中去。所以布羅代爾說的：“科學、技術、政治制度、觀念裝置，文明都有它們各自生活和發展的節奏。而局勢的歷史只有在它組成了包括上述所有成員在內的樂隊時才能成型。”[3]就像任何樂隊都有它的基調一樣，《革命敘述》把自己的基調建立在革命過程中意識形態所起的重要作用上。毫無疑問，革命中國最顯而易見的特征就是一種新的文化系統取代了舊的文化系統。如果像以前那樣簡單移植“現代性”概念作為分析工具，就會抹煞不同性質的“革命”，甚至取消政黨政治中的意識形態差異。但是，僅從主要群體意圖與客觀條件的沖突角度來理解社會主義革命的過程和結果，也會犯簡單化的錯誤。假如“意識”真是如此重要和不可冒犯的話，我們怎么解釋1980年代階級結構和支配性意識形態何以得到快速而根本的改造？在革命話語和現代性話語的沖突中，作者作為分析者似乎從來沒有超越參與者的觀點，兩者的差異幾乎是道德的：“這一差異主要表現在它從“民族國家”力圖走向“階級國家”；下層人民的當家作主，從而創造出一種新的尊嚴政治；對科層制的挑戰和反抗；一種建立在相對平等基礎上的新的社會分配原則，等等。”[4]固然，用馬克斯韋伯有關隨著國家對經濟領域的控制官僚式理性主義必然充分發展的理論視角無法理解作者敘述的那段歷史時期（1949——1966）。用權力斗爭或者政治宣傳來解釋“革命中國”獨特的平等主義傾向當然也不值一駁，但這不意味著夸大革命理念所起的作用就是正確的。
舉個例子，在談到趙樹理1960年代對“公社化”的批評時，作者把他的焦點集中在合作化“停止了土改后農村階級的重新分化”這一革命倫理上：“顯然，作為一種革命理念，中國的社會主義不可能僅僅停留在起點平等，它勢必要考慮過程平等甚至結果平等。”并把它看成是20世紀思想遺產的具體化，而實際上新中國在仿照蘇聯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道德因素恰恰是要排除掉的東西。毛澤東把糧食征購和互助合作合稱為改造個體農業的一翼，主要是來自中共當局對經濟形勢的統一認識，“小農經濟增產不多，而城市糧食需求年年增長”，“其結果是物價必然波動起來，并逼得工資上漲，波及工業生產，預算也將不穩，建設計劃將受到影響”。而且在農業生產力達到極限的情況下，通過合理地配置生產要素可以大幅度提高農業產量也是當時的普遍共識。中國1950年代的農村合作化運動更為直接的現實動機在于，便于國家從農業提取資金。因為農民組織起來以后，國家不必挨家挨戶的去征購糧食。當時國家對糧食統購統銷可能引發的嚴重后果，是有充分認識的：“妨礙生產積極性，逼死人或者打扁擔以至于暴動的事都可能發生。”但為了大規模地經濟建設能夠繼續進行，“所謂保護農民的錯誤思想，應加以分析和批判。”“馬克思、恩格斯從來沒有說過農民一切都是好的。農民有自發性和盲目性。”[5]在這里，革命理念和道德因素所占的成分是很少的。中國1950年代后期開始放棄采用斯大林模式的經濟發展計劃，這種轉變，在西方學者看來也只能從新中國所繼承的經濟遺產上來解釋。因為薄弱的工業基礎，農村生產率已經達到最大化，無法提取更多資金的現狀，使國家意識到“即便是運用最粗暴的手段來壓榨農民與農業，來促進城市化的重工業發展，也不可能達到俄國1928以后的那種效果。”[6]
同樣，在“革命中國”的動員結構和群眾關系的復雜論述中，“烏托邦想象”、“承認的政治”即人民主體性身份的獲得、“群眾首創精神”以及作為遏制政黨國家化過程中的科層制趨向的“群眾性政治運動”，都被作者賦予了相當正面的意義。人都有表達自己政治見解、愿望以及利益的權力，沒有人會否定這種正當性。問題在于對行使這種正當性應該采取何種組織形式的分歧。如果對某種政治運作過多的從意圖方面解釋，人們往往會得出不同甚至相反的結論。比如，同樣是評論“動員結構”和“群眾參與”，有些西方學者就采取了完全否定的立場，認為所謂的群眾運動是政黨政治的工具，群眾“是由積極有為但沒有經驗又沒有定見的人組成”,這些“缺乏經驗的、幼稚的和大多數是文盲的群眾，在舊政權下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現在第一次被帶進政治生活，所以支持任何最能打動他們強烈而模糊的革命情緒的建議”。[7]這種看法雖然荒謬，但它同樣是從動機出發考察革命的。
其實真相在學術研究中并不具有優先權。主要是作者面臨的困境：如果要突顯“革命中國”的獨特性，就必須強調它的革命意識形態，而強調革命意識形態，作者“局勢”中的其他因素就會被削弱，就會出現裂縫甚至漏洞。這種表面上的困境其實掩蓋的是更深刻的悖論，那就是作者在強調革命意識形態（道德理想，烏托邦想象、革命的主體性等等）的同時又在否定它。因為作者作為一個經受過后現代，后結構主義理論洗禮的學院知識分子，他本能的對“概念”的不證自明性提出質疑，本能地不相信本質主義敘述。在作者多次援引的《日本文學的起源》中，柄谷行人就是要從起源上對文學現代性進行解構，顛覆其歷史主義普適性，所謂“現象學還原”（phenomenological reduction）即排除日常性的即存觀念，以現象直觀把握事物本質的方法所要排除的恰好是我們感受到的經驗。內在于啟蒙邏輯的馬克思主義早就慘遭解構，既然如此，我們可以想象在否定了歷史必然性后推導出的革命主體該事實上是多么虛幻。所以，我們才會在閱讀中同時感到兩種情感——堅定和猶疑。
這種矛盾在作者對文學材料的取舍上也能看得出來。
在第一章討論中國革命的多質性如何相應地導致文學內在結構和敘事視角的多樣化時，作者寫道：李六如《六十年的變遷》寫季交恕大革命失敗后，乘船到上海，“船越駛近岸，無數高樓和燈火，煞像是默默蹲著的一群巨獸，想要吃人似的閃動著眼光”所謂良辰美景，均不再現。顯然，在這政治視角下（即階級政治），所謂“地方”實暗喻舊中國，并成為革命的對象，其“風景”自然相應隱匿不見。
作為對比，作者引用了抗戰時期孫犁《荷花淀》中“月亮升起來了。院子里涼爽得很，干凈的很”那段出色寫景片段。之后評論道：由于民族話語的強烈介入，政治話語的控制在某種程度上也開始出現松動，“地方”（民間倫理，鄉土生活理想，等等）不僅不再機械地成為革命或改造的對象，相反，在這一語境中，反而成為需要保衛或捍衛的“家園”
上海和冀中平原的農村雖然同為“地方”，但實為兩種不同性質的地方性經驗。茅盾《子夜》中吳老太爺初到上海時發現的“風景”似乎更適合拿來比較：
汽車發瘋似的向前飛跑。吳老太爺向前看。天哪！幾百個亮著燈光的窗洞像幾百只怪眼睛，高聳碧霄的摩天建筑，排山倒海般地撲到吳老太爺眼前，忽地又沒有了；光禿禿的平地拔立的路燈桿，無窮無盡地，一桿接一桿地，向吳老太爺臉前打來，忽地又沒有了；長蛇陣似的一串黑怪物，頭上都有一對大眼睛放射出叫人目眩的強光，啵——啵——地吼著，閃電似的沖將過來，準對著吳老太爺坐的小箱子沖將過來！近了！近了！吳老太爺閉了眼睛，全身都抖了。
吳老太爺作為腐朽的封建地主（如果不是惡霸的話），他發現的上海風景為什么跟階級政治指導下的描寫如此相近？左翼文學在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中借鑒了傳統保守主義的資源，它在這樣做的時候完成了哪些轉化？這種地方風景在此承擔著什么樣的敘事功能等等問題，因為不利于作者的敘述系統都被排除掉了。
作者試圖在自己的框架下為歷史和文學建立某種聯系，然而文學的本性也許也是矛盾的——既天然地傾向于意識形態解釋又天然地反對這種解釋。
社會主義的危機
新世紀以來，伴隨著大國崛起的想象，中國知識分子越來越自覺地重新思考中國的歷史文化遺產。在美國經濟學界研究成果的啟發下也越來越重視對中國社會主義時期（1949——1979）平等主義倫理及其經濟后果的研究。于是有了新時代的“通三統”之說。蔡翔有關1960年代的文化政治以及社會主義危機的闡釋之所以會引起廣泛關注，就在于它不是寬泛，隨意地論述兩個三十年之間承繼關系。他辯證地把社會主義解釋成一種歷史的運動過程和各種復雜力量介入的歷史場域，在運動中形成了一個生產性裝置，它既生產平等，也生產差別，既生產個人也生產集體，既生產顛覆和革命欲望也生產服從和忠誠。所謂的“社會主義危機”就是指這種結構性矛盾的激化狀態。作者不是從政治層面或者國際地緣關系的角度，而是從內部，從1960年代的分配和消費兩個方面來論述“社會主義危機”的顯現，并把它概括為五個范疇。因此，1980年代許多貌似激進斷裂的重大思想問題，“物質豐裕的焦慮”“人道主義”“主體性”以及“告別革命”等等，終于在社會主義實驗的最高潮階段找到了自己的前輩。
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中，生產關系為社會危機的出現提供結構性條件，另一方面，階級意識的覺醒作為一個重要因素也參與其中，在歷史結構和人的能動性的雙向強調中獲得了巨大張力和能量。而在《革命敘述》中，現代性的問題雖然作為生產關系的符號一直在起作用，但在作者的結構論中，危機并不源自生產條件自身的矛盾，而是與散布的革命意識形態之間的矛盾。作者在肯定革命倫理正當性的時候，革命意圖被相當程度地本質化了，而這恰恰取消了具有這種意識的人的能動性，在作者的結構中,“危機”之所以不能被克服完全有可能是由于作者的“后設歷史觀”造成的。馬克思號召人們從未來汲取激情，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中充斥著“靈感”和“即興”，在他們看來，革命者的革命意圖并不是先驗存在的，它完全是在現實斗爭中發展的產物，它的衰落也只能由社會經濟條件決定。胡喬木在解釋中國在五十年代怎樣選擇了社會主義時，談到四個基本要素：財經工作的高度統一，國營經濟的強大，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困難和敵對的國際資本市場。認為中國要確保國家獨立和統一，實現繁榮富強，在上述四種基本因素的作用下中國只能走社會主義。[8]比較1980年代末胡喬木在中國選擇社會主義道路上對意識形態只字不提和2010年《革命敘事》中對意識形態的片面強調是有意義的。但無論如何，一旦介入經濟問題，中國社會主義實驗的特殊性就必須被帶入競爭性國際體系中來考察。很多研究世界資本主義的理論家，包括伊曼紐爾沃勒斯坦，都是試圖用經濟決定論來解釋國際性國家體系的結構和動力。[9]回顧中國革命的歷史，它的發生、發展、衰落，它的獨特性，離開了世界維度都難以得到合理地解釋。
作者的職業、本書的性質以及它的副標題使作者可以免于以上指責。文學的熏陶使作者具有了社會學的想象力。這種想象力可以讓他在雜亂無章的日常經驗中發現某種社會架構，個人的焦慮也可以在公共話題中得到說明。或許，歷史學科真的有安克斯密特所說的這種特征？——“在史學史的巨著中，蘭克、托克維爾、馬克思、布克哈特、梅尼克或布羅代爾的著作，沒有讓某一場歷史論證給我們這樣的感覺——我們現在終于知道了過去某些東西實際上是什么模樣，我們終于達到了明晰性。相反，這些著作證明是更多寫作生產的最強有力的刺激物，因而它們的后果就是讓我們與過去疏離和陌生。”[10]作者過分的辯證法運用或許能夠幫助我們通過“陌生化”，推動對歷史和個人的生活歷程的理解，但他同上述那些思想家的不同之處即缺陷在于，他沒有能力給我們講述一個“故事”。
隨著后現代主義思潮的逐漸衰微和學院知識參與公共事務能力的下降，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傾向于在總體性視野中重新思考中國的當代問題。[11]馬克思主義作為完整的“世界觀”體系和“具有邏輯型結構”的哲學方法論，必將把重返總體政治經濟學的趨向引向“重建”某種形而上學。作者對于社會主義結構性危機的思考，強調公正時對“純粹知識范疇”的越界，包括使用的分析術語（諸如“場域”“裝置”等等）似乎在暗示著一種整體論的可能性。
費爾南布羅代爾1950年12月在法蘭西學院就職演講的題目是《1950年歷史學的處境》。他雖然明顯的感覺到“歷史仿佛以某種方式存在于我們的重構之外，處于純粹事實的原始狀態。觀察者就是錯誤之源。” 但他從來沒有放棄在“長時段”的歷史總架構中重新捕獲，重新安置一切的沖動。道理很簡單，“因為不論有什么根本的困難、對立和矛盾，我們都應該尊重歷史的統一——它也是生活的統一”。[12]對這種統一的尊重無疑是蔡翔“教條主義”的根源，如何克服它與知識上的懷疑主義之間的深刻矛盾是人們尋找任何可能性時無法繞開的難題。
（上海大學中文系）
[1] 蔡翔：《革命/敘述 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象》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0年8月第1版以下簡稱《革命/敘述》
[2] 同上《導言》 p13
[3]費爾南布羅代爾：“歷史學和社會科學：長時段”，《論歷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 p33
[4] p89
[5]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p259——264
[6]【美】 斯考切波：《國家與社會革命》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2007年3月第1版p326
[7]【英】 塞頓沃森：《從列寧到赫魯曉夫》商務印書館 1964年1月第1版 p53 58—59 63—64
[8] 胡喬木：《胡喬木文集》第二卷“中國在五十年代怎樣選擇了社會主義”253——258 人民出版社 1993年7月第1版
[9]【美】 沃勒斯坦《現代世界體系》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年4月第1版 參見導言及第六章
[10] 轉引自彭剛：《從“敘事實體”到“歷史經驗”——由安克斯密特看當代西方史學理論的新趨向》《歷史研究》2009年第1期
[11] 參看賀桂梅：《解讀汪暉：重建批判性的總體視野》《天涯》2010.4
[12]費爾南布羅代爾：“1950年歷史學的處境”，《論歷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 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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