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４章　失衡的語境

　　　　　　　　　　　　一、小說的分裂
　　１９８５年，文壇的斷裂公開化了。與新時期前期小說相區別，新潮文學“回
歸”于自身的藝術本性，語言、意象、技法、結構、敘述方式……受到優先考慮。
涌現出了莫言、馬原、殘雪、余華、何立偉、洪峰等新型小說家。他們提倡“作品
應與生活有一段距離”。[1] 他們的小說不再有意指涉什么現實的社會問題，原先
的“寫什么”讓位于現在的“怎么寫”，“問題小說”讓位于“文體小說”。文學
迅速脫離原先作為其母體的社會現實，趨于純粹和自足，退變為一種自我封閉的文
本體系。這種情況被人們稱作新時期文學的“向內轉”和“小說文體的自覺”。
　　馬原是一個在小說敘述結構方面備受關注的作者。他的名篇《岡底斯的誘惑》
（１９８５年）講述了三個彼此無關的獨立的“故事”：觀看天葬，探尋野人蹤跡
以及頓珠、頓月和尼姆的愛情婚姻。傳統小說中的主題、人物、情節在這里僅僅是
一系列淡化的虛影，被凸顯的反而是小說的敘述本身。在作品中，敘述角度不斷扭
轉和斷裂，表現為敘述人稱的不斷變換、作者話語的直接介入以及彼此毫不相干的
故事的羅列。這種情況使得在傳統小說中一向被沉埋在主題、人物和情節等要素之
下的結構－－即敘述本身，凌駕于諸要素之上，明確地呈示在讀者面前。馬原的西
藏系列小說大抵如此，它們曾被當時的新潮批評家簇擁嘆賞，獲得了過高的估價，
這里不值得過多評議。應當指出的僅僅是，馬原的文體實驗使傳統小說遭到無情的
肢解，在其表面的智力和文字游戲之下，由敘述的扭轉和斷裂所透露出來的正是一
種可稱之為“敘事危機”的情況。
　　如前文所說，敘事在本質上是一種解釋體系，它將分散的、雜多的經驗現象納
入到整合性的結構當中，使片斷在整體中得到闡釋并獲得相應的確定意義。因此，
１９８５年以后，以馬原為例子的小說敘事的裂解、顛倒和錯置，便令人油然聯想
起文革后期的有關情形。那時，青年一代的現代主義詩歌探索以及那一批在形式上
支離斷裂的作品，正是他們內心世界的真實寫照。因此，僅從“敘事的危機”我們
也可以斷言，新時期前期以人道主義為中心的知識分子的世界觀曾經支撐了傷痕文
學、反思文學和改革文學的連續展開，然而，短短幾年時間，這種世界觀在新潮文
學家的內心，卻已經無可挽回地瓦解了。一種懷疑主義的精神重新彌漫開來，新潮
文學家們不再自信擁有解釋世界的能力，他們聲稱：“一個人的全部生活幾乎全是
由這樣的缺乏聯系的細節構成。”[2] 因此，’８５新潮在藝術形式方面的種種荒
誕不經的表現，均有著更為深層的依據，或者說是先前依據的動搖和喪失。由于這
種原因，新時期前期文學（傷痕、反思、改革）的演進終于遇到了阻障，時代精神
為之一變，８０年代跨入了它的后期。
　　新潮文學將觸角從外部世界縮轉向內心，轉向作品內部。它們作為能指在失去
指涉對象（社會現實）的同時，也失去了閱讀主體－－許多人閱讀小說的經歷終止
于１９８５年。至此，小說從廣大社會階層共享的普遍的體裁和一般知識分子的共
同語言，迅速轉變為專業話語和特殊的體裁，漸漸失去了“轟動效應”，局限于一
個個遠為狹小的圈子，“于是有人干脆提倡起劃圈子來了。”[3]
　　與新潮小說同時，文學批評也經歷了一個大致同步的過程，即從外部的社會政
治批評（例如，“歌德”與“暴露”的爭論從理論上確立了新時期文學的社會批判
功能），轉變為１９８５年以后占居主流的所謂“新潮批評”（講究專業方法和術
語，注意文學的特性以及批評家自身的寫作文體，等等）。新潮批評與新潮小說同
氣相求，這大概就是所謂“圈子”的形成。
　　應當說，小說從普遍的體裁退變為某種專業話語，這一文體盛衰的消息同前述
詩歌的經歷一樣，具有相似的含義。它們先導性地預示了某種社會歷史的變遷：即
新時期知識分子終于脫離宏大的社會角色，從該階層的最高職能（承擔社會良心）
回到最低職能（掌握書面文化），回到平淡的散文寫作和專業學術領域。這將是９
０年代初的局面了。
　　總之，文學回到自身，原先作為文學核心內容的社會現實被當作某種異物排除
出去。實際上，在１９８５年以后，小說的功能發生了分化：一方面，小說專業化
了，它被還原為藝術形式上的實驗、探索、玩賞，收縮為一種特殊體裁。小說家在
很大程度上變成寫作技師（例如，馬原的作品被稱為“技術小說”），退出了先前
作為社會良心的知識分子角色。另一方面，小說在新時期前期參與現實、關注社會
政治問題的功能，則轉遞給了正在重新崛起的另一種敘事體裁，這就是報告文學。
　　報告文學的黃金時代始于１９８５年小說轉型之后。此前，新時期初葉撥亂反
正所帶來的社會生活的逐步平穩和小說藝術的日益成熟，曾使以“寫人物”為主要
形式的報告文學一度步履艱難，甚至“漸趨沉寂”。[4] 然而，８０年代中期以后，
城市改革所導致的社會生活的急劇變遷，使大量長期積累、沉埋著的社會問題暴露
在公眾面前。同時，日趨精致的專業化的小說又不再－－也無力繼續承擔原先的社
會職能。由于這種情況，“大約從一九八五年后半年開始，新時期報告文學在經歷
了短暫的沉寂之后突然興盛起來”。[5] 報告文學作為“另一種敘事體裁”異軍突
起，迅速走向復興，繼而全面繁榮。在小說退出公眾視野，失去“轟動效應”之后，
“報告文學以它極富魅力的風采吸引了千百萬讀者。”[6]
　　１９８６年，《中國的要害》（趙瑜）、《唐山大地震》（錢鋼）、《中國的
“小皇帝”》（涵逸）、《北京失去平衡》（沙青）和《陰陽大裂變》（蘇曉康）
等報告文學名篇接連問世。從１９８７年底開始，全國百家期刊聯合發起所謂“中
國潮”報告文學征文活動，到１９８８年６月，發表征文超過三百篇。繼１９８６
年之后，１９８８年再度被恰當地稱為“報告文學年”。
　　報告文學作家對小說界的不滿是明顯的，麥天樞針對小說的情況指出：“中國
的文學出了些毛病，文學界的人太囿于文學來考慮問題了，根本不把文學放到整個
社會生活中……”[7]于是， 新時期前期小說指涉現實的功能便歷史地落到了報告
文學的肩頭，由它全面繼承和強化。報告文學替代了小說，成為又一種普遍體裁。
在寫作方式上，它突破了在新時期前期以“寫人物”為主的狹小格局，將視點集中
于重大的社會事件和公眾廣泛關注的社會問題。在８０年代后期，報告文學將宏闊
的視野與細部描述結合起來，將文學手法、專業知識、社會批判和文化哲學的反思
熔為一爐，創鑄成空前綜合的巨型體裁。從小說那里排除出來的社會現實，被報告
文學納入到自身更為適宜的表現形式中。
　　因此，《白夜》（麥天樞）、《陰陽大裂變》（蘇曉康）觸及了性、戀愛、婚
姻問題，《國殤》（霍達）、《神圣憂思錄》（蘇曉康、張敏）寫照了知識分子和
教育危機的現狀，《中國體育界》（尹衛星）、《強國夢》（趙瑜）揭示了中國體
育的誤區和體育體制的隱患，《世界大串連》（胡平、張勝友）思考了人才流失，
《洪荒啟示錄》（蘇曉康）報告了河南水災，《黑色的七月》（陳冠柏）將透視的
焦點對準牽動億萬人心的一年一度的高考……。社會問題小說的主題、題材和領域
在這里被放大和落實，在這兩種體裁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傳承關系。于是，蘇曉康、
錢鋼、賈魯生、麥天樞、尹衛星、趙瑜等報告文學作家繼新時期前期小說家之后，
成為新一代文學知識分子的代表。
　　本書第１章指出，“文革”后期的現代主義詩歌曾經凝聚著青年一代的懷疑主
義精神，由此成為一個時代的體裁。新時期伊始，由于新敘事模式的形成，詩歌迅
速讓位于總結歷史、參與現實的中短篇小說。到８０年代中期，報告文學拋棄了小
說虛擬的人物、情節的中介，以更直接的赤裸的方式躍入現實社會的前沿。有趣的
是，知識分子的時代感受和關注的重心總是不斷突破原有的文體形式。我們可以黑
格爾式地將這種現象表述為：這是一個社會內容不斷超越原有藝術形式的過程，是
一個知識分子的社會政治關懷或時代的使命感日趨高漲滿溢，而藝術的審美的因素
卻相應逐漸刪減淡化的過程。
　　在８０年代后期，針對報告文學的有關批評（如“空泛”、“輕率”等等）一
直不絕于耳，但是，這一新的普遍的體裁仍然越來越有意識地追求一種恢宏壯闊的
氣度，一種巨型的敘述構架，力圖“全景式地”審視它所面對的每一個特定社會問
題。報告文學作家筆下的每一個問題都被聯系于它所在的整個社會環境及其文化傳
統，乃至于被歸結為整個社會政治體制的弊端。因此，那個時期的每一篇報告文學
作品，幾乎都是一份從特定問題匆忙出發的急進的社會改革備忘錄……
　　至此，我們可以總結說，１９８５年文壇發生斷裂，一方面是藝術形式的畸變
和扭曲，另一方面是現實內容的空前膨脹，新潮小說與報告文學分道揚鑣，相繼從
形式和內容兩端，打破了新時期文學原有的暫時平衡。或者說，前期文學（傷痕、
反思、改革）內容大于形式的格局，如今由報告文學（作為普遍的體裁）與新潮小
說（收縮為專業話語）以更為分裂的方式體現出來。原有小說的裂解導致了文學知
識分子的嚴重分流，而這種分流仍然可以按照前述依托于書面文化的知識分子的兩
種可能性來理解。也就是說，一方面，部分作家脫離新時期文學批判現實的固有傳
統，據守隱晦冷峭的象牙塔。另一方面，更大數量的知識分子以報告文學作家的身
份，以浮躁激烈的政治熱情，躋身社會大舞臺。報告文學取代小說，成為知識分子
干預社會的新的共同語言。這種情況當然寓含多重意義，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與
１９８０年前后相比，知識分子階層以激進的姿態進一步貼近于現實政治。
　　至此，“美學熱”興盛初期的語境發生劇變。背景移換，角色更迭，當帷布再
度拉開的時候，身處８０年代后期的美學已經不可挽回地跌入了低谷。

　　　　　　　　　　　　二、三種理論，一個人物
　　本書第１、２章分別勾勒了“美學熱”興盛的文學語境和哲學語境，依照這種
體例，我們在描述了１９８５年以后文學的形勢之后，便應當轉入理論領域－－在
這一時期，取代人道主義討論的是遍及知識界的文化討論。但是，在著手考察文化
討論之前，作為一種過渡，我們先留心一下文藝理論界的有關情況。這樣，呈現在
我們面前的有三種理論：性格組合論、主體論、新方法論，這三種理論現象都密切
地聯系于同一個人物，即劉再復。
　　在《論人物性格的二重組合原理》一文中，劉再復寫道：“任何一個人，不管
性格多么復雜，都是相反兩極所構成的。”[8] 這種正反兩極，被歸結為所謂靈與
肉、肯定與否定、積極與消極、善與惡、真與假、美與丑……等等。“任何性格，
任何心理狀態，都是上述兩極內容按照一定的結構方式進行組合的表現。性格的二
重組合，就是性格兩極的排列組合。”“兩種力的相互沖突、因依、聯結、轉化，
便形成人的真實性格。”[9]這以后， 劉再復又接連發表了有關文學人物性格組合
的系列論文，并擴展為專著《性格組合論》（１９８６年）。
　　在１９８５年前后，這一新的性格學說產生了戲劇性的影響，論爭激烈。除去
白燁的《老問題的新解求：評劉再復〈性格組合論〉的系列論文》、朱立元的《論
典型的復雜性與審美價值－－兼評劉再復同志的“二重組合原理”》以及周來祥等
人的《論藝術典型的歷史形態－－兼評劉再復同志的“性格二重組合論”》等一大
批評論或商榷文章外，劉再復論文發表不久，《文學評論》便刊發了一組關于“人
物性格二重組合原理”的來稿綜述，《丑小鴨》專門組織了座談會，并在會后編發
了《關于“人物性格二重組合原理”的座談紀要》，《作品與爭鳴》、《飛天》、
《青年評論家》等雜志相繼刊登爭鳴綜述，甚至《人民日報》、《福州晚報》、《
大眾日報》等報刊也很快發表了消息或文摘。
　　按照文藝學的一般分類，“性格組合論”原本屬于傳統的典型形象塑造范圍，
這本是現實主義文藝理論的重要領地。以今天的眼光看，“性格組合論”只是一種
淺泛的印象式的歸納加上生硬的科技名詞的拼貼，基本上尚處于前理論的階段。它
在１９８５年以后一兩年內的劇烈反響－－以至于一部《性格組合論》在短短半年
之內便累計發行達３０萬冊以上，只能反襯出當時文藝理論界本身的停滯和貧乏。
　　但是，應當認為，“性格組合論”又遠遠溢出了典型理論的純學術領域，而透
露著某種時代轉折的消息。《性格組合論》的作者在“自序”中申明該書是“人的
研究”的一種形式，并在“導論：關于人與文學的思考”中，以“關于人的反思”
為前導，激烈反對了“物本主義”和“神本主義”。因而實際上，“性格組合論”
正可以看作是前一時期的抽象人性學說在８０年代后期的某種延展。如前文所述，
在新時期初期，人性曾被歸結為自然與社會、感性與理性等等方面的和諧或平衡，
這作為１９８０年前后新人性理想的內涵，不僅成為當時“美學熱”的基本觀念，
而且，在同期的大量文學創作中，也獲得了某種程度的表現。當時的作家們塑造了
一大批或高大或完美的人物形象，例如羅群，例如陸文婷，例如喬光樸，等等，都
不愧是一些大寫的“人”。
　　因而，如果我們把“性格組合論”視為一種新人性學說的具體形態，那么，值
得注意的便是，在這里，先前的自然與社會、感性與理性等等方面的和諧與平衡，
已經劇烈地傾斜了，它們被善與惡……等等正反因素的對立沖突所取代，所置換。
人性的不和諧的一面，人性“惡”的陰暗的一面，到８０年代后期愈來愈被承認，
被強調。這大概便是上文所說人道主義理想的瓦解在理論領域的一種表現吧。在這
里，有必要再次回顧一下與“性格組合論”同期問世的新潮文學。
　　在韓少功、莫言、殘雪、洪峰、余華、馬原等人的作品中，透過怪誕、奇詭的
文體形式，展露出來的恰好是人性的駭人聽聞的丑陋、污穢、殘酷和血腥。例如，
莫言的《紅高粱》精細描繪了羅漢大爺被剮的全過程：不成形狀的嘴巴，醬色的頭
皮，肚子里的腸子蠢蠢欲動，整個身體被剝成一個肉核，周圍漫天飛舞著蔥綠的蒼
蠅……。人們被這種種意象“折磨得渾身顫栗”，當時的批評家們紛紛將這些創作
傾向總結為“審丑意識”、“人性惡的揭示”或“人性表現的傾斜”，等等。
　　因此，“性格組合論”標志著人性觀念在８０年代后期的重要轉變。原先素樸
的、溫情脈脈的人道主義理想遇到了疑難，在赤裸裸的人性“惡”的映照下似乎黯
然失色。這不但是導致上述文壇斷裂的原因之一，而且，對于本書來說重要的是，
持續數年的“美學熱”的人道主義基礎也因此被釜底抽薪。所以，盡管“性格組合
論”本身并不具有多少學術意義，但作為新時期人文思潮的一個表征仍然有必要嚴
肅對待。
　　主體論是劉再復在文藝學領域圍繞“人的研究”倡導的又一種新觀念。
　　人們曾經指出，劉再復的文學主體論直接來自李澤厚的主體性實踐哲學。但實
際上，平心而論，這兩種理論幾乎僅限于概念上的移用，在實質內容上的確大相徑
庭，關系甚微，這里不遑贅述。
　　１９８５年７月，劉再復在《文匯報》發表《文學研究應以人為思維中心》，
簡略地提出了文學主體性的問題。很快，首先在《文匯報》上，不同意見便展開了
爭鳴。接著，劉再復的長文《論文學的主體性》在《文學評論》１９８５年第６期
和次年的第１期上連載。關于“主體性”的重大意義，該文宣告：“……強調主體
性，就是強調人的能動性，強調人的意志、能力、創造性，強調人的力量，強調主
體結構在歷史運動中的地位和價值。”至于文學的主體性原則，“就是要求在文學
活動中不能僅僅把人（包括作家、描寫對象和讀者）看做客體，而更要尊重人的主
體價值，發揮人的主體力量，在文學的各個環節中，恢復人的主體地位……”[10]
該文認為，文學主體包括三部分：一、作為創造主體的作家；二、作為文學對象主
體的人物形象；三、作為接受主體的讀者和批評家，等等。
　　作為一種理論，《論文學的主體性》的矛盾、重復和空泛程度，與“性格組合
論”相比大概有過之而無不及。但這一理論也幾乎同“性格組合論”一樣，在發表
之后反響劇烈，甚至更具“政治”色彩。
　　先是陳涌在１９８６年４月，在《紅旗》雜志上發表《文藝學方法論問題》，
比較系統地評論了劉再復近期的有關文章，其中第二部分主要涉及主體論。陳涌指
出：“劉再復同志在他的文章里反復談到了‘自我實現’、‘主體性’、‘能動性
’等等，但卻忽視了所謂‘自我實現’或‘行動著的人’發揮主體能動作用的基礎
和前提。”[11]陳涌因而重申了關于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對人的無所不在的制約這
一歷史唯物主義觀點，試圖恢復嚴重傾斜了的主體與客體之間的平衡。文章的結束
語不無憂慮地寫道，這種對馬克思主義原理棄之不顧，甚或加以貶斥的做法，不是
一個小問題，而是“一個關系到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命運，關系到社會主義文藝在
中國的命運問題”。[12]
　　陳涌文章發表后，引發了一場左翼理論家與自由主義傾向的知識分子的論戰，
這成為當時文藝界、學術界的一個焦點。甚至香港《大公報》也及時介入，發表報
道和專訪，稱從陳涌的批判文章中“又嗅到了十年前‘兩報一刊文章’的氣味”。
隨后，《紅旗》雜志編選爭論雙方的代表性文章，在辯論尚在繼續的時候便出版了
《文學主體性論爭集》（１９８６年）。
　　論戰結果盡在意料之中。劉再復的一系列觀念廣為散播，并實際上被知識分子
刊物《讀書》頷首肯定為“我們時代的文藝理論”[13]。而“主體性”一詞也不脛
而走，成為知識界在１９８５年以后使用最廣泛最流行的一個基本概念。
　　主體性問題為什么能如此影響廣泛，如此牽動人心呢？
　　實際上，當時的論辯雙方并未僅僅相持在純理論的層面上，而是都隱約地表露
了學術之外的某種意圖。陳涌的憂慮已如上述。此外，站在主體性理論一側的論辯
者敏感地提到了知識分子問題，指出：“幾十年來，在人們的觀念里，認為知識分
子同工農大眾比起來……是不安定的因素；在知識分子當中，文化界的知識分子是
最不安定的因素；而在文化界的知識分子當中，又以文藝界的知識分子為不安定因
素之最。”[14]另一位論者則反省了主體性理論產生的社會必然性：“今天的公民，
已不再是‘文革’中被任意驅使、踐踏的玩偶或塵土”，而是正逐步“從政治、經
濟到思想全面尋求解放的自由的人。他們的思想、人格、價值、尊嚴、地位開始受
到尊重和保護，他們滿懷著自尊、自信、自愛、自強的心理和氣質。一句話，人的
主體地位和主體意識得到了強化。”[15]
　　在十年后的今天，如果我們刪去當初的皮相之談和偶然因素，將上述知識分子
問題與主體性理論的社會基礎問題聯系起來看，那么，就可能獲得一種或許更符合
事實真相的結論。如前文一再所說，“文革”結束以來，在社會各階層當中，知識
分子的地位和影響迅速上升，他們由原先被歧視、被抑制、被改造的階層，一躍而
步入歷史的前臺，持續地發出獨立的聲音。由于多種原因，這一趨勢在１９８５年
以后更為高漲。１９８６年８月２３日《文匯報》發表鄧偉志的《對知識分子的評
價能否再高一點？》，文章提出知識分子不僅僅是工人階級的普通的一部分，而是
工人階級當中富有創造力的一部分，它最能代表先進生產力，“一句話，知識分子
是工人階級中的中堅。”此后，人們開始廣泛使用“精英”或“知識精英”來指謂
知識分子，對他們在文化、社會乃至政治領域的作用越來越寄予厚望。幾乎與此同
時，有關知識分子獨立人格和群體的批判意識的主張和呼聲也滾滾而來……[16]
　　因此可以說，在８０年代中、后期，知識分子的“主體地位和主體意識”得到
了最為引人矚目的空前的提高。他們在文藝和思想領域醞釀了一個個運動，他們一
方面探索著藝術形式，另一方面介入社會，批評時政，以至于在其他階層相對沉默
的時期，率先成為“主體”。而在這一過程中，文藝界的知識分子又扮演了某種先
驅的角色。因此可以總結說，主體性理論在知識界之所以能夠如此反響劇烈、如此
深得人心，正是由于這種理論隱晦而又恰切地表達了處于上升階段的知識分子的自
我期許。在這一理論中，主體凸顯出來，高居于客體（實即社會環境、國家、民眾
等等）之上，新時期初期主體與客體的原有平衡終被打破。因此，雖然空洞浮泛，
但由于有著上述深刻的社會根源，所以這種理論主張并不能被另一種理論（盡管在
學理上也許更為正確）所輕易校正。
　　本書第２章認為，抽象人性論的一個潛在結論是：以普遍的“人”取代階級的
“人”，將使原有的政治集團面臨失去自身階級基礎的前景。主體性理論是“人”
的學說的進一步展開，它作為８０年代中后期知識分子自我意識的一種形式，為原
先普遍的“人”的圖景注入了新的內容：這里不再是千人一面，在原先的抽象的“
人”當中，知識分子已壓倒群芳，轉型為、上升為“主體”或曰“精英”，一個新
的“領導階級”已經呼之欲出了。
　　上述性格組合論和主體性理論均屬于文學的新觀念，與新觀念相輔相成的是新
方法。在當時，這兩種“新”構成了文藝理論界急進的兩翼。在１９８５年前后，
圍繞“新方法論”形成了又一輪理論浪潮。
　　在這一時期，引進和運用新方法（首先是自然科學方法）研究文藝問題，蔚然
形成風氣。有關文章成批涌現。同時，全國文聯、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藝術研究
院等所屬有關單位和部門，分別在北京、揚州、廈門、武漢、桂林、西安等地召開
了文藝理論與方法論問題的學術研討會，影響廣泛。為此，１９８５年被普遍稱為
“方法論年”。
　　在新方法的引進和運用方面，劉再復是一位積極倡導者。在《文學研究思維空
間的拓展》一文中，他指出：“近年來我國的文學研究出現了許多新的氣象，尤其
在方法論方面有了更顯著的進展。”“新的方法論的介紹和運用，目的在于從更深
的層次上理解文學自身各方面的本質特征，更深刻地揭示文學歷史發展進程，以促
進文學創作與文學研究的繁榮。”[17]
　　這些新方法最初主要是一些自然科學方法。那些先前使用傳統方法的文學研究
者們，似乎在一夜之間便刷新了各自的“知識結構”，紛紛高談闊論著遠離自己專
業領域的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耗散結構理論、測不準原理、模糊數學……等
等名目繁多的“方法”。在人文學科的上下文中，像“系統質”、“系統穩態”、
“對位效應”、“模糊集合”、“自組織的協同性”，諸如此類的科技名詞顯得佶
屈贅牙，它們不僅未能使文藝學獲得任何實質的進展，而且，這些名詞以及由它們
所標志的方法的運用，恰恰使研究對象獨具魅力的人文內涵流失殆盡。其實，倘若
使用恰當的人文語言本可以將所要表達的意義敘述得更完整、更確切。那么，為什
么會出現這種現象呢？以今天的眼光看，這些科技名詞在表述新方法的同時，實際
上還表達了文科知識分子的某種意識形態指向和含義，諸如“科學”、“現代”、
“走向世界”、“二十一世紀”等等。在１９８５年的中國文藝理論界，“科學”
就是意識形態。
　　在這一陣陣灼人的熱浪中，馬列學者就新方法論對馬克思主義的沖擊表示了種
種擔憂，如陳涌文章已在上文涉及。此外，從人文學科內部也傳來了清醒的聲音：
“自然科學的方法原則并不能在人類思維的任何領域都發揮同等重要的作用，不能
希望用自然科學方法來取代人文科學的方法論。”“由于在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中，
‘精確性’、‘科學性’、‘定量’、‘定性’等等概念的含義根本不相同，所以
我們不能要求文學研究結論具有自然科學結論那種一千個人可以重復一千次的經驗
性。”[18]
　　自然科學與人文學科在方法上的區分，是一個從１９世紀德國新康德主義哲學
和狄爾泰的解釋學以來的經典問題。但１９８５年新方法論的倡導者們似乎尚未掌
握這份知識。在這里，需要指出的是：新方法論現象與知識分子的一個傳統誤區有
關。如本書引論所說，空泛的普遍性本是書面文化的一個固有局限。依托于書面文
化的知識分子常常流于一種空洞的、抽象的普遍性。這使他們往往傾向于按圖索驥，
紙上談兵，缺乏具體的針對性，從而誤讀現實，偏離所要解決的真正問題。他們嗜
愛普遍原理和方法，卻常常忽視具體問題的特殊性和復雜性。這種情況在中國近代
以來的政治、文化和學術領域曾屢見不鮮。應當說，１９８５年的新方法論熱潮使
知識分子們重蹈了這一覆轍。日后接踵而至的各種西方文論的傳播與運用，從精神
分析、結構主義、符號學、敘事學到解構主義、新歷史主義和后殖民主義等理論和
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仍未走出這一誤區。
　　總之，新方法的倡導者們渴望以一種現成的普遍方法使具體問題就范，并以此
代替真正的研究。似乎只要采用了新的方法，新成果就會奇跡般地源源而來。然而
實際上，對于文藝學來說，真正的研究工作應當首先是對諸多文藝現象的悉心觀察
和體會，同時輔以對以往有關經典的大量閱讀。應當認為，這才是文藝學研究真正
艱苦的基礎性工作，是一道鐵門檻。只有憑借這一工作，研究者們才能逐漸積累感
受、經驗和知識，形成自己的問題和對問題的看法。也只有在這一過程中，真正切
合問題的解決方法才能誕生和成熟。不能把復雜的學術研究簡約為現成方法的選擇
和運用，不能用方法或觀念的更新取代艱苦的學術探索。實際上，新方法論現象暴
露了一種以既定的方法（普遍性）偷換特定問題的急功近利的投機心理。這種心理
在１９８５年以后漫延開來，遍及學術、文化和政治經濟領域。

　　　　　　　　　　　　　三、文化大討論
　　與文藝理論界的上述三個熱點相比，８０年代中、后期的文化討論彌散于整個
人文知識界，無疑更帶有全局性質。應當說，這是繼新時期初期的異化、人性和人
道主義浪潮之后知識分子的又一場大討論。而從哲學到文化，則似乎構成了一個從
抽象趨于具體的行程。據當時統計，僅從１９８５年初到１９８６年中，全國各主
要報刊便刊發了二百多篇論述文化問題的文章。文化、傳統和中西比較成了激動人
心的話題，各種熱烈的會議、講座、爭辯在老、中、青三代學人中間此起彼伏，其
空前之盛況至今猶歷歷在目。
　　在大致區分出來的“儒學復興”和“全盤西化”兩種走向中，青年知識分子主
要聚集在后一面旗幟下。《文化：中國與世界》叢刊的創刊號上，以篇首位置醒目
地刊登出了《八十年代文化討論的幾個問題》一文。這是一篇宣言式的論文，寫作
于１９８５年后期，它的兩個主干部分曾以《說中西古今文化之爭》和《傳統、時
間性與未來》為題分別發表（《北京大學》校刊１９８６年１月１６日和《讀書》
雜志１９８６年第２期），在青年學人中間名躁一時。
　　作者首先回顧了中國近代以來有關中西文化的討論，認為在辯論中，真正的問
題已經被置換了：“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的地域文化差異常常被無限突出，從
而掩蓋了中國文化必須從傳統文化形態走向現代文化形態這一更為實質、更為根本
的古今文化差異的問題。”[19]也就是說，中西之間的文化差異主要不是地域的，
而是時間的。由此，作者引入了“時間性”概念。
　　他認為，以往通常把“傳統”等同于“過去”，這樣，所謂“傳統”就只是“
過去已經存在的東西”。文章嚴厲地抨擊這種傳統觀，認為這正是以往許多爭論的
癥結所在。與這種傳統觀完全相反，作者宣稱：
　　　　“傳統”是流動于過去、現在、未來這整個時間性中的一種“過程”，而
　　不是在過去就已經凝結成型的一種“實體”，因此，傳統的真正落腳點恰是在
　　“未來”而不是在“過去”。這就是說，傳統乃是“尚未被規定的東西”，它
　　永遠處在制作之中，創造之中……[20]
　　因而，按照這種“未來化”的傳統觀，“繼承發揚‘傳統’的最強勁手段恰恰
就是‘反傳統’！因為要建立‘現代’新文化系統的第一步必然是首先全力動搖、
震蕩、瓦解、消除舊的‘系統’……這個使命歷史地落在了八十年代中國青年知識
分子的肩上”[21]。
　　實際上，我們可以說，“傳統”是一種巨大的社會存在和意識。它源遠流長，
從“過去”傳遞至今。它長期被證明有效，因而被深深鐫刻于人們的行為、風習、
語言、觀念、情感之中，從典章制度直至無意識的底層。它每時每刻都在通過自然
淘洗而延續著，但無論它的持存還是變更，卻都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否則，
必遭反彈。
　　然而，在上述“未來化”的傳統觀中，“傳統”已被闡釋為某種無足輕重、屈
從于超凡主體意志、可以被任意塑型的“質料”。作者標榜“時間性”（現象學的
基本范疇），以此作為立論基礎，但他的這種夸大自我意志的“主觀性”立場，從
學術源流上說恰恰是前現象學的。在中外文史知識相當貧乏的條件下，作者似乎以
為僅僅憑借一些抽象的現代西方哲學理論，就可以在古今中西之間廣袤的文化開闊
地上恣意縱橫。應當認為，這種立場和現象，包括其天馬行空、狂態可掬的文體，
正好為前述知識分子主體性理論產生的社會根源，提供了一條注解。
　　但是，新生代學者的急進態度在當時又是有針對性的。１９８４年，北京的一
批專治中國古代思想史、文化史的著名學者發起成立了中國文化書院。梁漱溟、馮
友蘭、任繼愈、龐樸等老師宿儒紛紛出場。他們的學術積累已臻于爐火純青，往往
能厚積薄發，取精用弘。１９８５年初，華裔學者杜維明在北京大學講授“儒家哲
學”。他援引東亞“四小龍”的經濟騰飛，倡導“儒學第三期發展”，反響激烈。
在部分學者中間，弘揚中國傳統文化似乎成為主旋律。
　　“儒學復興”的主張在新生代理論界遭遇猛烈抨擊。甚至剛剛出版《中國古代
思想史論》的李澤厚也感受到了壓力。他在繼著名學者黎澍之后闡述“西體中用”
論的同時，特地撰文申辯，以免自己被“一些青年朋友”誤解為“所謂‘新儒學’
的同道”[22]。因此，盡管“儒學復興”的支持者們擁有遠為深厚的學術根柢，但
在８０年代后期激進改革的社會政治空氣下，“西化”論仍然越來越成為知識界的
某種主流傾向。只是到了９０年代初葉，在中西討論中一度被抑制的傳統學術文化
才在社會震蕩之后，在學院知識分子當中，以“國學熱”的形式再度回升。
　　在文化討論中，新生代理論界的一個流行觀念是：廣義的“文化”包括由淺入
深的三個層面：器具、制度和精神（狹義文化概念）。上述《八十年代文化討論的
幾個問題》認為，自“文革”結束以來，中國社會經歷三步“才走到文化這個問題
上來”，即首先是對外開放，引進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隨后，是加強民主法制并
進行經濟體制改革；最后，狹義的文化問題才被提出。這三步似乎正是“文化”三
層面的邏輯展開。作者大概仍被籠罩在黑格爾式的“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思辨哲
學影子之下，認為上述三步“就是今日‘中國文化熱’和‘中西比較風’的真正背
景和含義。”[23]
　　實際上，如前所述，新時期初期的人道主義浪潮與這場文化討論一樣，也曾波
及整個人文知識界。它以異化和人性復歸的模式重述歷史并展望未來，第一次在理
論領域確立了知識分子的新的敘事，盡管仍停留在抽象哲學的理念形態。與此相對
照，文化討論也具備兩個方面：以中西文化比較的形式抨擊以往的中國傳統文化，
同時倡導引進西方現代文化，以作為未來中國文化發展的方向。文化討論延續著人
道主義哲學的內在意向，它應當被視為知識分子從抽象邁向具體的關鍵一步。
　　值得注意的是，文化討論所邁出的這一步只具有過渡的、中介的性質。從十年
后的今天看，“文化熱”的深層流向和真正意圖，是從對傳統文化的批判導向對現
實政治的批判，從理論的批判轉入實踐的批判。到８０年代末葉，部分激進的知識
分子已轉向鼓吹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的全面資本主義化（多黨制、私有化和自由
主義）。因此，哲學－→文化－→政治，這恐怕才是新時期知識分子由抽象到具體
的“三步”。這一點從電視系列片《河殤》可以獲得一個更為清晰的認識。
　　這部六集文化政論片由知識界人士親手撰寫和制作。它匯聚和概括了此前文化
討論中各種流行的知識、觀念和理論，以源遠流長的“黃河”為依托，縮影式地總
結了中國文明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河殤》從二千年一貫制的“超穩定結構”一
直說到今日“衰朽的社會機制”，并以一種一廂情愿的“空想資本主義”作為中國
文明的未來方向。《河殤》有意識地運用大眾傳媒，將知識圈、學術圈內的急進思
想向各界公眾廣為散播，向“上”向“下”，都遠遠突破了原有界限。應該說，這
是知識分子介入社會的一個嚴重步驟。
　　本書第１章認為，在“文革”后期，知識分子的敘事尚處于微弱的萌生階段，
它主要表現為現代主義的“地下”詩歌探索，在充滿斷裂、晦暗和歧義的藝術語言
中獲得了自身的形式。應當認為，經過新時期初葉的小說（傷痕、反思、改革）和
人道主義哲學，經過１９８５年以后的報告文學和中西文化比較，到了《河殤》，
知識分子的堂皇敘事已臻于極致。這是一種新的獨斷論。它縱談古今中西，文采斐
然，雄辯滔滔，一氣呵成。它以不容置疑的權威口吻，編織成了一個炫人的表面。
在這一表面的掩蓋下，其深部的歷史觀、價值觀和社會發展理論則問題重重。
　　例如，《河殤》提到鄭和七下西洋，抱怨并嘲笑了當時中國政府對待東南亞和
南亞諸國的“慷慨溫和”與“謙謙君子”風范，對鄭和船隊竟沒有從事殖民、掠奪
和征服而痛悔不已，而對日后西方的血腥的殖民主義則心懷艷羨。從這里，我們可
以看到在部分知識分子那里，先前的自由主義立場正在被放棄，一股陰暗的右翼思
潮在漸漸抬頭。可以說，這正是前文曾經提及的，當代知識分子從左（“文革”時
代）經過自由主義的中間立場（新時期十年），再到右（８０年代末葉）的歷史行
程的表現。

　　　　　　　　　　　　四、一個時代的終結
　　８９風波之后，何新以令人震驚的姿態一躍而出，對這一巨大事件，對民主和
自由，對中國社會主義和國際戰略環境等等，發表了一系列獨到的見解，從而以自
己的言行與精英知識界割席絕交，斬斷了最后一絲關聯。
　　何新在新時期十年里出入于知識界的軌跡頗耐人尋味。
　　他最初似乎是以一個文學評論者的身份為人們所知的。何新撰寫文學評論，也
創作小說。他以復蘇的現實主義理論和剛剛開始流行的異化學說，評介了王蒙的幾
個短篇新作，在文中控訴“四人幫”的極左政治，呼喚時代的新的生活。他的小說
很有“學術味”，《尋找被遺忘的世界》（１９８３年）摻入了自己的若干經歷，
并似乎預示了日后《諸神的起源》的主題。《藍色的雪》（１９８３年）以高爾泰
的厄運為原型，描寫“我”和一位被押解的思想犯在嚴冬的路上的遭遇，塑造了一
個高大完美的知識分子形象。
　　同時，何新還研究黑格爾哲學和邏輯學，研究中國古代和近代思想史。另外，
他關注歷史理論，對社會發展史中的正統的五階段論提出了質疑。這樣，在新時期
最初幾年，他已經并非淺泛地涉獵和探索了文史哲諸多領域。
　　值得注意的是，何新幾乎參與了新時期知識界的所有思想運動。他的《青年馬
克思的異化理論及人道主義思想》寫于１９７９年，發表于１９８１年。此文專門
論述青年馬克思的《１８４４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高度評價了這部“不朽杰作”
。他的《試論審美的藝術觀》（１９８０年）從普遍人性論的立場觀照藝術，鮮明
提出“審美是藝術的根本功能”，表現了唯美傾向。此文援引青年馬克思關于“共
產主義是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棄……”的那段著名論斷，在文章中
“美學熱”的基本主題清晰可見。他的《藝術系統分析導論》（１９８５年）運用
“符號語言學、信息科學和控制論”的方法研究藝術系統，算得上“方法論年”里
的一篇重要文章。
　　此外，他還以《樸學家的理性與悲沉》和《古代社會史的重新認識》兩文（均
１９８６年），較早評述了陳寅恪的學術和情懷，以及顧準的地下思想探索。這二
人日后在９０年代初、中期，在自由主義知識界發生了廣泛影響。
　　８０年代中期，何新曾深入于古史、古漢語等領域，陸續發表了一組頗具新意
的《文史新考》，同時寫作了《諸神的起源》（１９８６年），探究“中國遠古神
話與歷史”，以“找到中國傳統文化的根脈之所在”[24]。此書在當時（特別是在
專業領域外）頗具反響，毀譽參半。同期，他還在講課基礎上“整理改寫”了《中
國文化史新論》（１９８７年），其“側重點是指出傳統文化中哪些東西阻礙著現
代化，需要批判和改革”[25]。因此，《諸神的起源》和《中國文化史新論》似乎
可以代表何新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一正一反兩方面觀點，而這兩面，即對中國古代文
明的崇仰與批評，始終貫穿于他在８０年代后期的所有論述中。
　　這樣，從新時期初葉的人道主義哲學、“美學熱”到新方法論和中西文化比較，
在歷次思潮中，何新都曾參與其事，以此追蹤自己時代的問題。總的來說，在８０
年代前期，他一直籠罩在當時知識分子意識形態的斑駁的投影之下，側身于自由主
義的傳統之列，除去涉獵領域較他人遠為廣闊和多樣外，在思想觀念方面，似乎并
未表現出十分鮮明的個性。
　　１９８５年是一個轉折點。這一年，何新發表了《當代文學中的荒謬感與多余
者》，由對徐星的短篇小說《無主題變奏》的評價，引發出對當時方興未艾的整個
新潮文學的全面抨擊，同時呼喚“英雄主義的獻身精神和崇高感情”等正面價值。
[26]該文反響劇烈，導致了知識界從高爾泰到一批新潮學者的譏評，這里面有誤解
也有偏見。從此，何新與主流知識界之間出現了裂痕，逐漸拉開距離。
　　隨著８０年代后期的展開，裂痕日漸深巨。到１９８８年，何新發表《中國當
代文化備忘錄：我的困惑與憂慮》，對包括文學、歷史、中西文化比較和經濟學等
在內的全部知識界的新潮理論和激進風氣提出嚴厲的批評，同時表達了對“新的巨
大民族災難勢將不可避免”的深切預感[27]。也正是從８０年代后期，他開始關注
中國和世界經濟以及國際政治等新的領域。實際上，在當時，時代問題的重心的確
已經越來越轉移到這些方面了。
　　缺乏正規高等教育這一環經歷，對何新的學術生涯有著明顯的正反兩面影響。
從積極方面說，他常能獨往獨來，蔑視和超越學院派的各種清規戒律（從科系分類
到思想軌范等），獨辟蹊徑，發前人所未發。從消極面看，他似乎欠缺那種在學院
環境里熏陶濡染而成的嚴謹扎實作風，立論有時顯得草率魯莽，在細節知識和資料
方面有時漫不經心，粗疏錯漏現象時有發生。
　　但總體來看，新時期十年，何新的學術足跡遍及文學、歷史、哲學、語言學、
政治、經濟和國際戰略等等學科和領域，這在中國當代學界，大概是罕有其匹的。
在十年里，這些不同領域的知識、觀念和視角逐漸趨向整合。８９事件則提供了一
個契機，在何新那里，一個新的完整的“敘事”宣告誕生了。
　　在８９之后同各國記者、外交官及經濟學家的眾多對話中，何新系統地表述了
一系列對于中國知識界來說十分陌生的觀念和見解。他認為，在當今世界經濟和戰
略環境中，“民主”并非一個單純的價值問題，也不是一個抽象的文化問題，而是
國際戰略斗爭的一種手段；他認為，２０世紀的社會主義制度，乃是落后農業國以
國有制形式，將國家經濟政治力量集結為一個強大聚合體，以之對抗先進的資本主
義工業強國的一種有效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組織形態；他認為，世界經濟結構和關
系并不合理，國與國之間并不存在和平與發展的平等機會，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富
裕恰恰倚賴于第三世界的貧窮；他認為，從全球資源、環境、人口等因素著眼，世
界性的社會主義前途是一條通向歷史正義之路……
　　前述《尋找被遺忘的世界》曾經獲獎。在獲獎后的一篇創作談里，何新表示要
創作一部以《追求》為總標題的三部曲。可以設想，這部系列長篇小說如果完成的
話，將以當代知識界為重要展開背景，以眾多的人物群像和繁復的情節展示主人公
“追求”的漫長過程。對這部作品的擬議與構想，也許可以解釋何新對柯云路類似
題材的兩部系列長篇《新星》和《夜與晝》的評論興趣。但是，這部文學作品似乎
已消隱在了作者的一系列學術撰述之中，因而最終問世的是一部多卷本理論著作，
這就是《東方的復興》。
　　在《東方的復興》中，何新試圖集合在不同學科和領域中的一系列個別探索成
果，以系統地重新理解和評估中國傳統文明及其價值體系，探討中國現代化的可能
性與新世紀背景下人類文明所面臨的重大問題和命運。這一總體意圖包含四個專題：
　　１、探討中華文明的起源和傳播進程。
　　２、研究近代西方世界的興起，以及伴隨世界市場形成、競爭和危機而同時興
起的世界霸權斗爭。
　　３、揭示２０世紀以來世界歷史重心由西方向東方的不斷遷移，以及這一背景
下發生的現代中國革命。
　　４、論述新世紀人類經濟、政治、文明一體化的大趨勢，以及這一進程所面臨
的激烈歷史沖突，世界重新導向社會主義前途的邏輯必然性。
　　盡管這些專題有待于多卷本篇幅的論述，但其基本觀點、思路和輪廓在他數十
萬言的對話中均已具備，從而實際上構成了一個以“東方的復興”為總題的新的敘
事構架。詳盡評述這一敘事超出了本書的題旨，但必須指出的是，這一新敘事的落
腳點基于歷史正義，基于廣大中下層人民的利益，基于人口眾多的第三世界貧窮國
家和民族的生存和發展。在民主意識形態席卷泛濫的世界潮流面前，何新敢冒天下之
大不韙，坦誠直言，這種獨具只眼的、孤膽的知識分子個體，即使在中國近代以來
也是不多見的。與他相比照，精英知識界無論在道義方面或學理方面都顯得蒼白而
貧乏。他們私下流傳著有關這位論敵的各種來歷不明、也無法證實的“佚聞”，種
種流言統統指向他的有關“內幕”或“品行”，而對他一系列對話的實質內涵卻幾
乎不置一辭（即使是在私下交談中）。實際上，未來的史學家也許斷言，當時的何
新幾乎以一人之力便平衡了整個精英知識界，從而在某種意義上，標志著一個持續
十年的知識分子時代的終結。他之所以有可能成就這一工作，毫無疑問，首先是基
于個人學力。由于具備眾多學科和專業的知識、理論和視角，從而使他本人幾乎已
經構成了一個獨立的“知識界”。
　　在何新身上，隱約可見知識分子左翼傳統的重現。本書第１章認為，中國知識
分子的左翼傳統發端于五四運動，經過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戰烽火直至“文革”
運動而抵達巔峰，同時也跌入低谷，陷于絕境。新時期十年，左翼知識分子的陣腳
步步后移，在知識界備遭冷遇和嘲笑，但卻始終具有轉型和釋放出巨大潛力的可能
性。何新的立場使這一偉大傳統的劫后新生在中國大陸初現端倪。
　　從方法論上看，何新“對現實和歷史采用動態發展的觀察方法（辯證法），通
過經濟必然性和利益集團的分野（階級分析方法），去剖析復雜社會政治現象和意
識形態現象（唯物史觀）”[28]。從學科角度也可以說，他以經濟學為軸心，匯聚
和概括了政治學、國際關系、歷史學、社會學、哲學、文化理論和文藝學等眾多學
科，形成了一門新的綜合性的“社會科學”。這種“社會科學”對于所面臨的每一
重大課題，總是能夠立體地、多維地給以解答和說明，從而在深度和廣度上大大優
越于單一學科的成就。應該說，這也正是馬克思主義的原初形態，在經典作家手中，
所締造和運用的正是這樣一種行之有效的活的“社會科學”。
　　從文體特征看，何新的上述政論仍然延續了某種文學性的形式。一系列對話發
生在觀點、立場全然對立的人物之間，“聲情獨具”，音容形貌躍然紙上，令人油
然聯想到長篇小說中的大段人物對話，或者戲劇作品中的激烈對白。同時，這些對
話的內容也不是政治、經濟或國際關系領域的純專業問題，而是社會公眾普遍關注
的時代課題。８０年代末葉，知識界曾普遍熱衷于某些政治談論（從新權威主義到
多黨制），何新在８９之后的對話正是這些談論的某種延續，盡管采取了截然相反
的立場和觀點。我們可以說，在小說和報告文學這兩種普遍的體裁之后，新時期在
逼近尾聲的時候，還經歷了一個短暫的“政論”體裁時期。如果這一說法成立的話，
那么可以說這是思想大于形象、內容超越形式的文體變遷的最后一筆。
　　回到本書的題旨－－美學。上一章曾指出，新時期初葉，知識分子關注社會政
治問題的介入傾向與超越現實的對人性復歸的向往，分別以文學和美學為代表，達
到了一種暫時的平衡。８０年代中葉以后，介入現實的一端持續上升。經過報告文
學、中西文化比較和政論，平衡終被打破，抽象的人性復歸的理想，逐漸被更為切
近的以西方發達國家為楷模的發展模式和目標所替代與超越。“中國向何處去？”
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似乎已壓倒了一切。知識界所普遍關注的焦點問題迅速滑
向社會現實一端。在一片急進變革的狂躁氛圍中，人文理論界、知識界再也沒有心
境和余暇去思考美學問題了。“美的本質”等問題已完全失去原有份量，甚至顯得
有幾分可笑。可以說，知識界的這種復雜語境直接導致了“美學熱”的沉寂。

＿＿＿＿＿＿＿＿＿＿＿＿＿＿
[1]徐懷中、莫言等：《有追求才有特色－－關于〈透明的紅蘿卜〉的對話》， 載
《中國作家》１９８５年第２期。
[2]許振強、馬原：《關于〈岡底斯的誘惑〉的對話》，載《當代作家評論》， １
９８５年第５期。
[3]陽雨：《文學：失卻轟動效應以后》，載《文藝報》，１９８８年１月３０日。
[4]徐學清等：《新時期報告文學之一瞥》，載《當代文藝探索》， １９８７年第
１期。
[5]參見謝泳：《論近期報告文學主題的轉移》，載《山西文學》１９８８年第４期。
[6]朱建新：《面對方興未艾的報告文學世界－－報告文學家、評論家對話會紀實》，
載《文學評論》，１９８８年第２期。
[7]《１９８８·關于報告文學的對話》，載《花城》，１９８８年第６期。
[8]劉再復：《論人物性格的二重組合原理》，載《文學評論》１９８４年第３期。
[9]劉再復：《論人物性格的二重組合原理》，載《文學評論》１９８４年第３期。
[10]劉再復：《論文學的主體性》，載《文學評論》１９８５年第６期。
[11]陳涌：《文藝學方法論問題》，載《紅旗》雜志１９８６年第８期。
[12]陳涌：《文藝學方法論問題》，載《紅旗》雜志１９８６年第８期。
[13]參見林興宅：《我們時代的文藝理論（評劉再復近著兼與陳涌商榷）》，載《
讀書》１９８６年第１２期、１９８７年第１期。
[14]王春元：《文學批判和文化心理結構》，載《紅旗》雜志１９８６年第１４期。
[15]湯學智：《關于主體性問題的幾點看法》，載《當代文藝探索》１９８６年第
４期。
[16]參見曹維勁、魏承思主編：《中國８０年代人文思潮》中的“精英治國的論爭
與批評”部分，學林出版社１９９２年。
[17]劉再復：《文學研究思維空間的拓展－－近年來我國文學研究的若干發展動態》
，載《讀書》１９８５年第２、３期。
[18]徐賁：《哲學和文學研究方法論》，載《文藝研究》１９８５年第１０期。
[19]甘陽：《八十年代文化討論的幾個問題》，載《文化：中國與世界》第１期。
[20]甘陽：《八十年代文化討論的幾個問題》，載《文化：中國與世界》第１期。
[21]甘陽：《八十年代文化討論的幾個問題》，載《文化：中國與世界》第１期。
[22]李澤厚：《關于儒學和新儒學》，見復旦大學歷史系編：《中國傳統文化的再
估計》，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２４３頁。
[23]甘陽：《八十年代文化討論的幾個問題》，載《文化：中國與世界》第１期。
[24]何新：《諸神的起源》“自敘”，三聯書店１９８６年。
[25]何新：《中國文化史新論－－關于文化傳統與中國現代化》，黑龍江人民出版
社１９８７年，第１８９頁。
[26]何新：《當代文學中的荒謬感與多余人》，載《讀書》１９８５年第１１期。
[27]何新：《中國當代文化備忘錄：我的困惑與憂慮》，見《東方的復興》，黑龍
江人民出版社和黑龍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一卷，第３０８頁。
[28]何新：《東方的復興》，黑龍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二卷“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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