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３章 美學熱
一、aesthetica
在西方思想史上，關于審美和文藝的理論思考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的蘇格拉
底。但是，美學作為一門學科的創立卻是在晚近的１８世紀中葉。這一學術史上的
事件與近代西方哲學的體系化進程有關。
從一個確定的邏輯起點建立一整套哲學體系，從而囊括所有知識，這種工作在
近代始于１７世紀前期的笛卡爾，集大成于１９世紀初葉的黑格爾。笛卡爾回到主
觀性的“我思”，以此為基點，重新建構哲學的概念世界。在當時，由于哲學泛指
人類全部知識體系，因此笛卡爾把“哲學”比喻作一棵“樹”：形而上學是樹根，
物理學是樹干，從樹干生長出的三個分枝則分別是醫學、力學和倫理學。之后，德
國哲學家克里斯蒂安·沃爾夫作為萊布尼茨哲學體系的完成者，又把哲學劃分為理
論哲學和實踐哲學，前者包括邏輯學和形而上學，后者包括自然法、倫理學、政治
學和經濟學。萊布尼茨曾經論述了與美感經驗有關的“微妙的感覺”和“含混的認
識”。沃爾夫將它們歸為“低級認識”，認為它們只是邏輯學修正、改造和克服的
對象。
笛卡爾的“哲學之樹”意味著一個不斷生長的體系。從他開始，歐洲唯理主義
哲學就在持之以恒地為建立包羅萬象的哲學知識體系而努力。“美學”正是哲學之
樹成長的必然結果。
１７３５年，沃爾夫的學生、德國哲學家亞歷山大·鮑姆嘉滕出版了博士論文
《關于詩的哲學沉思錄》，首次提出要建立一門指導低級認識能力的科學。所謂“
低級認識能力”，指“感官的感受、想象、虛構、一切含混的感覺和情感”，它們
在當時被歸結為人類的感性認識能力。鮑姆嘉滕進而為這門科學命名。他沿用希臘
哲學家對“可感知的事物”和“可理解的事物”的區分，指出“可理解的事物”通
過高級認識能力把握，是邏輯學的研究對象；“可感知的事物”則借助于低級認識
能力，是“感性學”的研究對象。“aesthetica”（感性學）是鮑姆嘉滕借用希臘
語詞根創鑄的一個概念。日本明治時代的學者中江兆民等人將之譯作“美學”，通
行于漢字文化圈內。
１７５０年，鮑姆嘉滕用拉丁文出版了《Aesthetica》第一卷，明確指出：“
美學……是感性認識的科學。”[1]１７５８年，又出版了第二部分。 由于疾病和
死亡，鮑姆嘉滕未能完成這部巨著。但在他身后，美學卻在德國哲學－－乃至整個
西方學術體系內，作為一門學科占據了一席之地。
值得注意的是，鮑姆嘉滕在締造美學的同時，也為這門學科確立了借以展開的
基礎，即感性經驗。他把這個基礎作為一個不可分離的部分，“寫”入了新學科的
名稱之中：aesthetica－－感性學。我們應當記住這個事實，部分原因是：在鮑姆
嘉滕之后，美學總是一再偏離感性經驗的基礎，不是從體驗、描述和分析感性經驗
出發，而是常常沉溺在先驗的理論幻想中，不同程度地轉變為獨斷的形而上學（從
方法論來看）和知識階層的意識形態（從社會職能來看）。這種情形內在地與美學
的人文學科屬性相關。
人文學科（humanities）的內涵和界限是含混而不確定的。在最低限度上，它
通常包括語言學、文學、哲學和歷史等專業。這種意義上的人文學科可以追溯到文
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教育。
１４至１６世紀的歐洲文藝復興作為一場希臘、羅馬古典文化的復興運動，直
接對抗貶抑人性和人的世間生活的正統天主教神學。在中世紀，羅馬天主教會從精
神的最高處控制著歐洲社會的文化生活，希臘、羅馬的古典文化則被摒為異端。然
而，在文藝復興時期，古希臘、羅馬由于迥別于中世紀，而被籠統地視為一種異教
的、世俗的、倡導個性自由的文化時代，以至于被尊奉為人文主義精神的生動載體
和樣板。
在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humanism）作為主要的思想潮流，塑造著新的教
育方式和內容。“人文主義”的詞根“human”來源于拉丁語“humanus”（人的、
屬人性的、文雅的），它不但表明了人文主義的基本內涵及其歷史淵源，而且也構
成“humanities”（人文學科）的最初詞源。
當時，在全歐洲興起了一股研究古典作品的風尚。在這種社會文化的語境下，
在各地興辦的世俗學校中，神學課程的地位下降，古代的“七藝”（文法、修辭、
辯證法、算術、幾何、音樂和天文）受到重視。由于人文主義教育的基本內容之一
是重溫古典，因此，古代語言（拉丁語和希臘語）作為回到古希臘羅馬去的語言途
徑，便首先成為這種教育的基礎課程。同時，古代人文典籍多以文、史、哲等為題
材，因此，這些專業便成為日后“人文學科”的核心內容。因此可以說，人文學科
之所以區別于一般社會科學，乃是因為它們更多地蘊含并承諾著人文主義的基本精
神與價值。
美學之居于人文學科之列，不僅是由于它曾經是近代哲學體系的一部分，而且
更由于它的關注對象本身就是一種典型的人文價值。一方面，美學回到感性，肯定
感性愉悅的價值，因此“aesthetica”突出和強調了人的感性和肉體方面的意義。
另一方面，美學又遠離純粹的世俗價值。它通過純凈的形式實現精神的提升，使人
達到一種超越的經驗。 鮑姆嘉滕借用古典語言希臘語中的一個詞匯命名美學（
aesthetica），這恰好象征性地表達了這門學科的人文主義的歷史淵源與內涵。
由于人文學科承擔了較多的人文價值，因此，在某些特定歷史時期，它們便常
常逸出自身的學術范圍，發揮著某種社會意識形態的職能。這是我們在考察新時期
“美學熱”現象時所應注意的。
二、學術準備
１９５６年６月，在有關領導的鼓勵下，朱光潛發表了《我的文藝思想的反動
性》一文，對過去的美學觀點做了誠懇的自我批判。當時的《文藝報》在刊發此文
時，所加的編者按指出：
……為了展開學術思想的自由討論，我們將在本刊繼續發表關于美學問題
的文章，其中包括批評朱光潛先生的美學觀點及其它討論美學問題的文章。我
們認為，只有充分的、自由的、認真的互相探討和批判，真正科學的、根據馬
克思列寧主義原則的美學才能逐步地建設起來。[3]
早在３０年代，留學于英法的朱光潛便連續出版《文藝心理學》、《談美》等
著作，比較系統地介紹了以康德、尼采、克羅齊、里普斯等人為代表的西方近代美
學，解說了一系列基本的審美和文藝現象。這些著作影響較大，是當時文化階層的
一次美學普及。然而，它們卻很難被看作是真正的中國現代美學。盡管自稱“補苴
罅漏”，但朱光潛的美學著述基本上只是對世紀初歐洲流行理論的通俗的援引，這
在當時民族民主革命的社會政治語境下，具有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學理之外的含
義。
《我的文藝思想的反動性》刊出后，老學者黃藥眠旋即發表長文《論食利者的
美學》，批判了朱光潛以《文藝心理學》為代表的唯心主義學說，并分析了這種學
說產生的社會歷史根源以及它們“實際上所起的反動作用”。[4]接著， 唯物主義
的文藝理論家蔡儀撰寫了《評＜論食利者的美學＞》，重申自己４０年代的《新美
學》的立場，對黃藥眠提出批評，認為他仍舊是以唯心主義的觀點批判唯心主義。
不久，朱光潛又發表《美學怎樣既是唯物的又是辯證的》，反駁蔡儀的舊唯物主義
觀點。他堅持“物”與“物的形象”的區分，強調在審美過程中主觀條件的“決定
性的作用”。[5]同年１０月， 出身于北大哲學系的青年學者李澤厚發表三萬余字
的《論美感、美和藝術》，既批評了朱光潛，又反對蔡儀，提出了著名的美是客觀
性與社會性相統一的命題。李澤厚從社會生活的實踐觀點出發，在長文中勾勒了一
個初步的美學體系的輪廓。他諳熟馬列，立論沉穩，的確顯示了新中國建立后成長
起來的一代青年學者的實力和銳氣。稍后，李澤厚引起朱、蔡的反批評，同時，呂
熒、高爾太、蔣孔陽、洪毅然等人也相繼加入討論，由此形成著名的所謂四派美學
觀點。據統計，從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６１年，參加討論的約七十余人，發表的文章
約一百六十篇左右。[6]
套用解構主義哲學的術語，學術論爭就像是一個“差延”的過程：在論爭過程
中，相繼提出的每一種觀點都彼此歧異，而最終結論的確定總是一再被延遲。然而，
這種“差延”其實只是一種抽象的可能性。學術論爭從來都發生在具體的社會文化
環境中，并受到這種環境的深刻制約。實際上，５０年代的美學討論作為社會主義
新文化建設的組成部分，它的貢獻和不足之處，只有放在整個社會主義運動的背景
下，才能被公正地理解。
美學討論處于有關部門的注視和引導之下，進入６０年代，已經趨近尾聲。其
中，李澤厚的理論被基本采納。１９６１年，他前往高級黨校，參加編寫《美學概
論》，這大概就是上引《文藝報》編者按所期盼的“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的美
學”吧。《美學概論》由并未參與大討論的王朝聞主編，超然的身份似乎暗示了一
種綜合性的立場。但實際上，稍加留意即可發現，《美學概論》的觀點幾乎完全取
自社會實踐派。饒有興趣的是，１９６２年以后，朱光潛也受到高級黨校的約請，
但卻是講授“西方美學史”課程。同時，高教部也委托他編寫一部《西方美學史》
教材。因而，朱光潛主要承擔了一種西方美學資料的譯介工作。爭論的主要兩方似
乎各得其所。
建立“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的美學”是社會主義運動背景下的一種時代要求，
它構成了５０年代美學討論的初衷。杉思當時曾總結說：“批判朱光潛過去的唯心
主義美學思想成為這次美學討論的前奏。”[7]因此，從一開始， 美學討論就被自
覺地納入到唯物與唯心對立斗爭的范疇體系內。朱光潛率先批判了自己先前的主觀
唯心立場。蔡儀也在隨后的文章里指出：“美學中的基本問題……首先就是美在于
心抑在于物？是美感決定美呢還是美引起美感？”[8] 李澤厚則明確主張：“美學
科學的哲學基本問題是認識論問題”。“美是第一性的，基元的，客觀的；美感是
第二性的，派生的，主觀的。承認或否認美的不依于人類主觀意識條件的客觀性是
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分水嶺。”[9]可以說，在討論中形成的各派學說， 的確正
是圍繞這一“分水嶺”而立論的。
但是，隨著討論的展開，學術卻依照自身的規律演變著。在美的客觀與主觀、
唯物與唯心，即認識論的主題之下，悄悄萌生著另一個“人”的主題。
李澤厚的第一篇論文《論美感、美和藝術》分別討論了美學研究的三個方面。
其中，為了闡明自然美的客觀社會性，他引用青年馬克思有關“人化的自然”的概
念，指出：“自然對象只有成為‘人化的自然’，只有在自然對象上‘客觀地揭開
了人的本質的豐富性’的時候，它才成為美……自然本身并不是美，美的自然是社
會化的結果，也就是人的本質對象化的結果。”[10]也正是在這篇初作中，他最早
援引了《１８４４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這部后來中國當代美學的圣經。
在李澤厚隨后的《美的客觀性和社會性》（１９５７年）、《關于當前美學問
題的爭論》（１９５７年）、《山水花鳥的美》（１９６０年）等文章中，這另一
個主題繼續延伸著。與此同時，在朱光潛、高爾太、蔣孔陽、洪毅然等人那里，青
年馬克思的人本主義哲學也不斷得到引用（盡管具體理解有所不同）。此外，朱光
潛逐漸明確反對“把美學看成只是一種認識論”，并提出“階級性和黨性”不能“
排除人類普遍性”，認為古典作品的巨大魅力就是“由于它們真實地深刻地反映出
人類普遍性”。[11]美學從傳統馬列主義的認識論框架內，緩慢地不自覺地轉向青
年馬克思的人本學立場。在這種轉變過程中，隱約顯現出抽象的“人”的身影。
李澤厚６０年代初的總結之作《美學三題議》，仍然從“美是主觀的還是客觀
的還是主客觀的統一”這個“美學的哲學基礎問題”入手，但在行文中，卻通過闡
述“真”（現實世界）與“善”（人類實踐）的交互作用，比較全面地提出和論證
了“美”與“人的本質”的關聯：
人們在這客觀的“美”里看到自己本質力量的對象化，看到自己的實踐被
肯定，也就是看到自己理想的實現或看到自己的理想（用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話，
就是看到了生活或“應當如此”的生活），于是普遍必然地引起美感愉快。“
美”是“真”與“善”的統一。[12]
在６０年代初，美學從傳統馬列主義的認識論主題（美的主客觀性）過渡到普
遍的“人”的主題，似乎只有一步之遙了。但是，在５０、６０年代階級斗爭學說
占主流地位的政治文化環境中，這一步是無論如何也無法完成的。同時，要真正完
成這一過渡，除了外部社會環境的變遷，也還需要知識分子內在的激情：需要一個
慘酷、扭曲、動蕩的時代，使階級斗爭的實踐和理論越出自身的合理界限，趨向極
端（“文革”時代）。只有這樣，才能激發知識階層對新的人性理想的由衷向往。
只有到那時，美學才能真正確立“人”的主題。
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化大革命”前的有關討論，僅僅為這種新的美學奠定了
學術基礎。在一流學者之間展開的這場持續數年、彼此極其嚴格的質疑辯難，帶有
一種經院哲學式的繁瑣特征，但它們無疑是民族抽象思維能力的一次磨礪和提升。
同時，美學大討論確立了一整套概念和問題，形成了幾種美學思想和相應的知識結
構，培養了一批學者，從而為后來的時代提供了一種可能。實際上，在“文革”結
束后不久，尚未恢復元氣的人文研究界百廢待興。而與此同時，美學卻以其學術實
力迅速進入鼎盛階段，幾乎獨領風騷，并向人文知識界輸送出最優秀的學者，這當
然是得益于十幾年前那場討論的學術準備。
三、鼎盛的局面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經過一兩年的復蘇和調整，到１９７８年，報刊上開始重
新發表美學文章。這一年有丘明正的《試論共同美》（《復旦學報》１９７８年第
１期）、克地等人的《美、美感和藝術美、不同階級也有共同的美》（《社會科學
戰線》１９７８年第３期）、朱光潛的《研究美學史的觀點和方法》（《外國文學
研究》１９７８年第４期）和程代熙的《試述黑格爾和費爾巴哈的“人化的自然”
的思想》（《社會科學戰線》１９７８年第４期）等。但總的來說，新時期的“美
學熱”此時尚在醞釀之中。
１９７９年是新時期美學的一個重要年頭。除圍繞“共同美”和“形象思維”
問題形成小小的討論熱點之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美學研
究室編輯的大型叢刊《美學》（通稱“大美學”）問世，這是中國當代第一本專業
美學刊物，從１９７９年始，大約每年編發一期。首期刊發的２０篇論文分別涉及
形象思維、西方美學、悲劇和靈感范疇、門類藝術理論以及對姚文元美學的批判，
此外，還有一篇讀書筆記和一篇美學普及文章。這其中，李澤厚的《康德的美學思
想》大概是最重要的一篇了。
《康德的美學思想》是作者同年出版的專著《批判哲學的批判－－康德述評》
第十章“美學與目的論”的一部分。如本書第１章所述，該書寫作于晦暗的“文革”
后期，從主體性實踐哲學的立場全面評述了康德學說。《批判哲學的批判》思想跨
度相當大，從知識理論到倫理學說，從政治、宗教和歷史到美學，均有決非膚淺的
闡述和發揮，借評論康德，提出了一套相當完整的人類學本體論觀點。這套哲學人
類學以認識論和倫理學（即所謂“真”與“善”）為左右兩翼展開，而以美學作為
其最終的理論總結。這部３０余萬字的哲學著述（初版３萬冊）在新時期初葉的知
識界讀書界曾發生廣泛影響，以其思想力度獨步一時。
這一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文藝理論研究室編輯的《美學論叢》也首次
出版，第一輯文章的論題大抵圍繞傳統馬克思主義美學而展開。蔡儀的四萬余字的
長文《馬克思究竟怎樣論美？》分為上、下篇，上篇“批評所謂實踐觀點的美學”
詳細批駁了幾位蘇聯學者的論著，下篇“論美的規律”正面闡述了自己的有關論點。
應當指出，盡管蔡儀文章直接抨擊的是蘇聯學者對馬克思的“歪曲篡改”。但
實際上，其真正的鋒芒所向卻是中國當代美學中的有關理論（李澤厚、朱光潛）。
蔡儀指出，實踐觀點的“批判的矛頭正是對準著唯物主義。雖然他們的矛頭也系著
馬克思主義詞句的紅纓，而矛頭的實質是主觀唯心主義。”[13]
蔡文一發表，便立刻引來對立觀點的反駁。只是由于寫作和發表的周期，這些
文章大多在一兩年以后才面世，如：劉綱紀的《關于馬克思論美－－與蔡儀同志商
榷》、李耀建的《關于“勞動創造了美”的問題－－與蔡儀同志商榷》、朱狄的《
馬克思〈１８４４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對美學的指導意義究竟在哪里？－－評蔡
儀同志〈馬克思究竟怎樣論美？〉》、陳望衡的《試論馬克思實踐觀點的美學－－
兼與蔡儀先生商榷》……
針對蔡儀文章，劉綱紀和陳望衡重申：“‘自然的人化’和‘人的對象化’的
思想是馬克思對美的看法的根本。”[14]“實踐的觀點是馬克思主義美學的精髓。
實踐……是美的源泉。實踐的客觀性社會性，決定了美的客觀性社會性。”[15]李
耀建辯論說：“景色、古物、月亮、花朵是自然的，但它們在‘類的生活’中成了
人的無機身體的一部分，成了人與自然、主體與客體的統一物，所以，它們是美的。
”[16]朱狄的文章更具論戰色彩，他大段援引德語原文，以辨析馬克思的原意。關
于辯論本身，他指出：“鑒于美的本質問題的爭論已停頓了十多年，每一個對美學
感興趣的讀者都暗暗抱有一個希望，希望再一次的辯論能在一個新的起點上開始，
然而蔡儀同志做到的也許只是第一點……而缺乏的是一個新的起點。”[17]
但實際上，這場論爭已經“在一個新的起點上開始”了。蔡儀與實踐觀點的眾
多追隨者之間的爭論，并非發生在馬列主義認識論的原有范圍之內（這是５０年代
討論初期的情況），而恰恰是圍繞“人”的主題展開的，是傳統唯物主義反映論與
青年馬克思的人本主義立場之間的對立。因此，它并非５０年代美學討論的單純延
續，而勿寧是前述中國當代美學的潛在主題成熟之后，與原有主題之間的爭辯。因
而，這場新時期初葉持續數年的美學論辯，必須放在哲學理論界同期有關異化和人
道主義的激烈辯難的背景下來理解。
１９７９年可以被視為“美學熱”的開端，而１９８０年又為此增加了新的內
容。這年出版的《美學》第二期發表了從美學角度重新翻譯的《１８４４年經濟學
－哲學手稿》（朱光潛節譯），并集中刊發了三篇研究論文：《馬克思的〈經濟學
－哲學手稿〉中的美學問題》（朱光潛）、《歷史唯物主義與馬克思的美學思想》
（鄭涌）和《〈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美學思想》（張志揚）。由此，引發了美
學界持續多年的《手稿》研究熱，在美學界正式奠定了這部著作的經典地位。
該年６月，第一屆全國美學會議在昆明召開。這次盛會經過長期醞釀和籌備，
并得到有關領導（如周揚）的支持。參加會議的美學學者來自全國二十個省、市、
自治區，將近百人，在他們當中，４０歲至５５歲的中年學者占百分之八十五以上。
“他們年富力強、思想解放，成長于建國三十年來的風浪之中，具有豐富的正反兩
個方面的經驗……”[18]這似乎應當被看作是對“美學熱”的社會歷史內涵的某種
說明。會議收到論文３３篇，舉行學術報告會（全體）三次，專題座談會（分組）
十一次。重點討論了美的本質、美育、中國美學史和形象思維四個問題。會上，還
成立了中華全國美學學會（下轄全國高等院校美學研究會）。
會議結束后，《中國社會科學》、《國內哲學動態》、《美學》等著名刊物發
表了長篇紀要和側記，許多報刊紛紛組織美學論文。這次會議對“美學熱”的推波
助瀾作用無疑是重大的。
同年１０月，為了適應高等院校開設美學課的急需，教育部委托全國高校美學
研究會和北京師范大學哲學系，聯合舉辦了建國以來首次高校美學教師進修班。朱
光潛、王朝聞、蔡儀、李澤厚等人授課，內容涉及美學的各個領域和方面。進修班
培養了大批師資。從此，在全國各大學普遍開設美學課程，持續出現“爆滿”的盛
況。進修班結業后，講稿匯編成冊，出版了《美學講演集》（１９８１年）。
１９８０年以后，“美學熱”進入高潮。到１９８１年，新時期前半期的基本
美學著作已大部分出齊，如：
《談美書簡》、《美學拾穗集》、《朱光潛美學文學論文選集》（以上為朱光
潛著）、《美學論集》、《美的歷程》（以上為李澤厚著）、《德國古典美學》、
《美和美的創造》（以上為蔣孔陽著）、《先秦諸子美學思想述評》、《“美”的
探索》（以上為施昌東著）、《美學散步》（宗白華）和《美學概論》（王朝聞主
編）……等等。
這年出版的《美學》第三期發表了李澤厚的長篇論文《美學的對象和范圍》。
這是一篇影響廣泛的重要文章，可與他在５０年代的第一篇美學論文《論美感、美
和藝術》彼此參看。此文提出了一種新的美學體系的構架，代表了作者在十余年的
間隔之后，對美學各層面（所謂“美的哲學”、“審美心理學”和“藝術社會學”）
的成熟看法。
至此，新時期的“美學熱”已進入全盛時期。對１９８１年以后幾年的美學狀
況，將在第５章做簡要的介紹。以下的討論將轉向新時期美學的意識形態含義及其
相應的方法論特征。
四、闡釋
“文化大革命”是一個在復雜的國內國際環境下，左傾思潮急劇激化的政治文
化運動。關于它的“重大意義”，當時的《紅旗》雜志社論指出：
這場斗爭，關系到我國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經濟基礎能否鞏固和向前
發展，關系到我們黨和國家變不變顏色，關系到我們黨和國家的命運和前途，
也關系到世界革命的命運和前途。[19]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共產主義作為一種社會理想，被突出的并不是它那完成
了的圓滿的歷史成果，而是作為其艱巨奮斗過程的嚴酷的一面。因而，當時的社會
政治理想更多地表現為一種激烈、強硬的斗爭哲學。
新時期伊始，在撥亂反正的過程中，剛剛從政治迫害中復蘇的知識分子對“文
革”時代的慘酷、扭曲和動蕩心有余悸，記憶猶新，他們厭棄斗爭哲學，并試圖以
人性復歸的觀念重新闡釋共產主義理想。無論在哲學界還是美學界，青年馬克思的
以下論斷都被奉為新的歷史時代的福音：
共產主義是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棄，因而也是通過人并且
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作為社會的人即合乎人的本
性的人的自身的復歸，這種復歸是徹底的、自覺的、保存了以往發展的全部豐
富成果的。這種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于人本主義，而作為完
成了的人本主義，等于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
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立、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
抗爭的真正解決。它是歷史之謎的解答，而且它知道它就是這種解答。[20]
顯然，這些終極價值的實現只是一個歷史的遠景。然而，正是在這里，在現實
與理想之間的空白處，美學發揮著其關鍵的中介作用：在這里，歷史遠景轉化為一
種當下的美感經驗。馬克思的“歷史之謎”得到了審美的解答。無疑，這是通向歷
史遠景的政治實踐之路遭遇挫折（“文化大革命”）之后，取而代之的一種新的途
徑。在１９８０年前后，飽含“文革”記憶的知識分子希望遠避復雜的現實政治，
他們普遍地、不約而同地在純粹的、非功利的審美形式、觀念和范疇之間尋找到了
理想的寄托。因此，可以把美學興盛的動因歸結為以下三項，它們分別與三個時代
相關：
（一）５０－６０年代的學術準備；
（二）“文革”記憶；
（三）新時期的人性復歸理念。
李澤厚的《美學的對象和范圍》大段援引６０年代初的《美學三題議》，重申
并強化了“人”的主題。“關于美的本質，我還是一九六二年《美學三題議》中的
看法，沒有大變化……我最近出版關于康德的書中講美學的部分也還是那觀點，仍
然認為美的本質和人的本質不可分割。離開人很難談什么美。”“馬克思《經濟學
－哲學手稿》是從人的本質、從人類整個發展（異化和人性復歸）中講‘人化的自
然’，提到‘美的規律’的。”[21]５０－６０年代美學討論的潛在主題，在新時
期的人學熱潮中進入前臺，徹底取代了認識論主題。在這里，美的本質被界定為真
與善、感性與理性、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統一，即被理解為人的一切對抗、
紛爭和矛盾的最終消除。
１９８１年９月，為紀念康德《純粹理性批判》出版二百周年和黑格爾逝世一
百五周年，由中華全國外國哲學史學會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共同主辦，召
開了一次研討會，會后出版了紀念文集《論康德黑格爾哲學》。在文集中，李澤厚
的《康德哲學與建立主體性論綱》被列為首篇，在此文中他引人矚目地提出了人性
問題。
他說，在西方思想史上和中國當前有關人性的討論中，人性常常被等同于動物
性和人的原始情欲，或者被歸結為人的社會性、社會關系和社會意識。他認為，孤
立的動物性和孤立的社會性實際上都是“異化”的結果。“這種異化了的理性（社
會性）倒恰好與前述異化了的感性（動物性）成了對應，把人性了解為、歸結為異
化了的社會性（如宗教、觀念、禁欲主義、人成為生產的奴隸等等），正如把人性
了解為、歸結為異化了的動物性、自然性（如原始情欲、縱欲主義、人成為消費的
奴隸等等）一樣，它們實際都不是人性。人性應該是異化了的感性和異化了的理性
的對立面，它是感性與理性的統一，亦即自然性與社會性的統一。”[22]
李澤厚從美學的立場理解人性，并認為哲學的其他分支均不能勝任這一任務。
他寫道：
如果說，認識論和倫理學的主體結構還具有某種外在的、片面的、抽象的
性質，那么，只有在美學的人化自然中，社會與自然，理性與感性，人類與個
體，才能得到真正內在的、具體的、全面的交溶合一。
這種統一當然是最高的統一。美的本質是人的本質最完滿的展現，美的哲
學是人的哲學最高級的峰巔……[23]
從異化了的社會性，到異化了的動物性、自然性，人性或美學恰好居于一個中
介的位置。實際上，這種對人性的理解方式正是當時時代的表征：從“文革”時代
的政治理想、集體主義、對人的感性生活和欲求的抑制，到９０年代蔚為大觀的消
費主義、享樂主義、商品拜物教，新時期前期知識分子所崇尚的人性和美學恰好標
志著一個過渡性的時代。
在新時期，李澤厚將美學劃分為“美的哲學”、“審美心理學”和“藝術社會
學”三部分。美的哲學在“文革”前的討論中已有不少論述，如《美學三題議》等
篇。藝術社會學也在５０－６０年代的《關于中國古代抒情詩中的人民性問題》、
《審美意識與創作方法》、《略論藝術種類》、《典型初探》和《“意境”雜談》
等篇中做了相當多的探討。在新時期，有較大變化和發展的是他的審美心理學。這
方面的論述充分展開了５０年代有關美感的兩重性（社會功利性和個人直覺性）概
念，提出了審美心理結構和“積淀”問題，并明確把審美心理區分為感知、理解、
想象和情感四種基本成份，所謂“審美愉快是一個積極的心理活動過程，其中包括
了感知、想象、理解和情感多種因素的交錯溶合”。[24]在他看來，這個審美心理
結構正是“人性”的完美體現。
《美的歷程》是李澤厚的一部名作，曾受到馮友蘭的過高評價，在１９８１年
初版和次年重印之后在讀書界風靡一時。此著對中國古代文藝史做了一番“藝術社
會學”的考察。在全書的“結語”中，作者提出了藝術的永恒性問題，即那些早成
陳跡的古典文藝，為什么仍能感染著、激動著今天和后世的問題。對此，作者給出
了“審美心理學”的回答，并再次闡明了“人性”與“審美心理”的一致性：
人性不應是先驗主宰的神性，也不能是官能滿足的獸性，它是感性中有理
性，個體中有社會，知覺情感中有想象和理解，也可以說，它是積淀了理性的
感性，積淀了想象、理解的感情和知覺……[25]
依照這種理論，所謂“人性”無非就是“審美心理結構”各因素的充分活躍與
諧調的愉悅狀態。這樣，歷史遠景所包含的終極價值就體現在當下的經驗中。因此
作為合乎邏輯的結論，在新時期初葉，人性的完美范例就是這些具備精致趣味、經
常有機會沉浸在美感經驗狀態中的美學家。
在新時期最初幾年，文學（傷痕－反思）、哲學（異化與人性復歸）和美學（
自然的人化）作為知識分子的不同話語，分別與現實結成了不同的關系，并承擔著
不同的社會功能。
如前文所述，文學關注普遍的社會政治問題，以生動活潑的形象和尖銳敏感的
主題、思想、內容，與現實保持著最為密切的聯系。文學大膽地直面十七年和文革
的政治苦難，大聲疾呼式地指斥現實的種種弊端，堅定地執行著知識分子作為社會
良心的最高職能。這種情況使文學知識分子成為公眾矚目的中心，使他們成為影響
巨大的社會代言人。
另一方面，哲學作為理論學科采取了思辨的形式。在這里，對十七年和文革創
傷的反思表現為異化學說，
理論。新時期初葉的哲學以異化學說作為它與現實、與文學的接觸點，而以人性復
歸觀念與遠離現實政治的美學彼此溝通。可以說，在干預生活的文學和遠離現實的
美學之間，哲學處于一個中間的位置，它以理論的形態既保持著與現實問題的密切
關聯，又借助對完美人性的憧憬具備了浪漫玄想的成份。
與文學相映對，以哲學為間隔，美學趨于另一個極端。在１９８０年召開的第
一次全國美學會上，當時的中國社科院哲學所副所長汝信的開幕辭強調：“美學研
究……必須探討一些帶根本性的理論問題。美的本質，美感，真、善、美的關系，
藝術和社會生活的關系等等，這永遠是美學研究的根本問題。不能把這種基本理論
的研究看作是所謂‘從概念到概念’”。[26]實際上，這既是一種呼吁，也是對當
時美學狀態的真實描述。
在１９８０年前后，美學沉浸在自身的概念、范疇、命題的系統之中，不但遠
離喧鬧的文學，而且與文藝批評也保持相當的距離。例如，當時的文藝批評圍繞歌
頌與暴露、今天派詩歌和自我表現等問題曾掀起一次次激烈爭論，這些爭論在一定
程度上與同期的文學相類似，常常是政治化的。然而，與此同時的美學卻的確處于
一種自足的“從概念到概念”的狀態，它的范疇、命題不但與文學界的主題、與文
藝批評界的爭端毫無牽涉，而且，甚至也極少有美學界的人物以個人身份參與這些
爭論。在與現實的關系上，美學居于超然的另一個層面，表現了另一種傾向。
王朝聞主編的《美學概論》是５０－６０年代討論和新時期美學興盛初期的一
部總結之作，也是當時人們研習美學的標準讀物。此書在正文之前附有八幅版圖，
分別是東晉顧愷之《洛神賦圖》、《歷代帝王圖》，唐代乾陵雕刻《石獅》、遼代
建筑《獨樂寺》、宋代馬遠《寒江獨釣》以及古希臘殘雕《薩莫德拉克的尼凱》、
達·芬奇的《莫娜麗薩》和凱綏·珂勒惠支的銅版組畫《農民戰爭》之一。全書在
“緒論”之外，僅設六章（“審美對象”、“審美意識”、“藝術家”、“藝術創
作活動”、“藝術作品”以及“藝術的欣賞和批評”），簡約的結構和理論內容是
以濾除雜多的感性經驗為前提的。實際上，總體來看，《美學概論》所依據的藝術
經驗主要是古典式的。它遠離激烈騷動的現代文藝史，更與同期的社會抗議式的創
作實踐相脫節。
在美學領域成為熱點的那些具體論題，除美的本質以外，如形象思維、藝術掌
握世界的方式、藝術生產與物質生產發展的不平衡規律等等，也都同樣含蓄地表達
了跨越實用的、理智的邏輯思維，遠避物質性的社會現實的意向，具有人文知識分
子追求自律的獨立地位的隱晦含義。
９０年代中葉，一位青年學者回首往事說，１９８０年第一次全國美學會議召
開之際，他正在四川某大學讀書。當時一些著名美學家應邀順道來校講學，“千人
大廳坐無虛席直至飽和，群情振奮，如春潮涌動”。這一描述絕似四川畫家程叢林
作于１９８０年的那幅油畫《１９７８年夏夜－－身旁我感到民族在渴望》中的著
名場面。這是一些剛剛從窮鄉僻壤、從機器轟鳴的廠礦車間一步跨入知識圣殿的莘
莘學子們，對于他們來說，美學那種遠離塵囂的陌生的思辨話語本身便已經充滿魅
力，足以為他們提供一種超越的經驗。更何況，美學還具備將歷史遠景轉化為當下
經驗的意識形態內容。
美學與文學的隔膜可以說是相互的。面對美學界這場空前的學術熱潮，文學創
作界的反映十分冷淡，幾乎一片沉默。唯一的例外大概是青年作家陳建功的一部短
篇小說《迷亂的星空》（１９８０年）。在作品中，顧志達是一位生長在“右派”
家庭的新生代學者，他“寡言、深沉”，對正統美學和文藝理論充滿蔑視。顧志達
研究“西方美學”，寫出了七八篇專論，受到當年留學英國的老教授季純青的私下
嘆賞和初露鋒芒的文藝界伙伴們的崇拜，但卻飽受學界保守勢力的排斥，一篇篇理
論力作也被埋沒。顧志達因此憤世疾俗，他拒絕考研究生，甚至拒絕發表文章，表
示了不與現實體制相妥協的決心。應當說，這種對抗社會環境的人物形象具有政治
意味。放在當時相對寬松樂觀的美學界來看，其真實性相當可疑。因而，這位顧志
達與其說是一位青年美學家，勿寧說更像是某種“斗士”，是文學知識分子依據他
們的自我形象而進行改寫的產物。
如本書引論所述，依托于書面文化的知識分子在承擔社會良心角色的同時，還
具有另一種可能性。他們作為一個遠離物質生產領域的智識階層，常常據守在自己
自成一體的形象、觀念和生活方式之中，據守在自己的階層旨趣之中，與現實社會
和政治保持疏遠的距離。相對而言，１９８０年前后的美學便主要體現了知識分子
的這一傾向，它作為５０－６０年代大討論、“文革”記憶和新時期人性復歸觀念
的混血兒，與同期關注社會現實的文學相反相成，共同組成著新時期前期知識分子
的文化心理結構。
這種由知識分子不同的價值取向、由相反相成的專業話語所組成的文化心理結
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象征性地體現在同一個人身上。李澤厚是美學熱潮中無可
爭議的核心人物之一，到１９８１年，他已經出版了四本書，其中兩本屬于美學：
《美學論集》（１９８０年）和《美的歷程》（１９８１年）。另兩本是《中國近
代思想史論》和《批判哲學的批判》（均為１９７９年）。這就是說，在美學之旁，
是他對激烈動蕩的中國近代史的關注（以“思想史”為視角），而康德研究和主體
性實踐哲學的闡述則為這一切提供了一種比較深厚的理論背景。
有趣的是，以美學和中國近代思想史為左右兩翼而展開的學術方向甚至在５０
年代的李澤厚那里，就已經奠定了。１９５５年，他在發表《關于中國古代抒情詩
中的人民性問題》的稍前時候，便已經發表了《論康有為的〈大同書〉》和《譚嗣
同研究》。他在１９５６年的文章除《論美感、美和藝術》之外，還有兩篇關于孫
中山的政治和哲學思想的研究專論。１９５７年，他在繼續參加美學討論，撰寫《
美的客觀性和社會性》、《“意境”雜談》、《關于當前美學問題的爭論》三篇論
文的同時，也發表了《論康有為的哲學思想》和《〈大同書〉的評價問題與寫作年
代》等等。“文革”前，李澤厚出版了兩本書：《門外集》（１９５８年）輯集了
５０年代的美學論文，《康有為譚嗣同哲學思想研究》（１９５８年）則是有關康、
譚文章的結集。
《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匯總了作者５０年代和７０年代末兩個時期的全部有關
文章，并在成書時做了“統一修改”。全書“后記”指明了這些文章的意圖：
之所以應該重視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也正是在于中國近百年來的許多規律、
因素、傳統、力量等等，直到今天還在起著重要作用，特別是在意識形態方面
……[27]
值得注意的是，在近于總結之作的全書最后一篇《略論魯迅思想的發展》中，
作者引人矚目地提出了日后十分著名的“知識分子的主題”，劃分并概要地回顧了
從辛亥革命到文化大革命的“六代知識分子”：“總之，這幾代知識分子縮影式地
反映了中國革命的道路”。[28]如前文所述，“文革”之后，知識分子階層跨入歷
史舞臺，介入現實，影響輿論，在社會各方面扮演著日益舉足輕重的角色。因而，
在新時期剛剛起步的時候，明確地強調地突出這個“知識分子的主題”，正是該階
層的群體自我意識已經或即將高漲的一種標志。
在編寫完《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之后，李澤厚的思想史研究朝兩個方向延展，
即古代和現當代。《中國古代思想史論》（１９８５年）里的諸篇論文寫于７０年
代末至８０年代中期，在１９８５年后熱鬧的文化討論中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這
部思想史論比較側重學術性，著眼于古代歷史上各種思想、學派、傳統的根源、特
質和影響。而《中國現代思想史論》（１９８７年）則更貼近現實，政治意味也更
為明確。其中的“救亡壓倒啟蒙”和“中體西用”等等名躁一時的論點和命題，與
８０年代后期知識界的總體思想走向一道，漸漸對準了“中國向何處去？”這個嚴
峻的時代課題。
以上所述當然超出了美學范圍。但是，它們對于理解“美學熱”的興盛和沉寂
都是必不可少的。在新時期初期，知識分子的關注點以社會政治現實為一端，以超
越現實的人性理想為另一端。這兩端在知識界主要以文學和美學為標志，在李澤厚
個人那里則表現為中國近代思想史和美學研究。實際上，這兩端在新時期的最初幾
年，剛好達到了某種平衡。而到了８０年代中期以后，知識分子介入現實的傾向愈
來愈占壓倒優勢，在社會環境和西學思潮的沖擊激蕩之下，日趨政治化和激進化。
那時，暫時的平衡便被打破。就個人來看，李澤厚在８０年代初葉以后，在美學方
面就再無重要發展，但卻在幾年之內連續完成了兩部思想史論。其中《中國現代思
想史論》大致寫于１９８５至８６年，甚至不避“單薄和浮泛”，以“幾乎每天四
小時五千字”的速度進行[29]，浮泛躁動的心態由此可見一斑。因此，由于上述情
況，從８０年代中期以后，美學終于被知識界逐漸冷落。
六、方法問題
方法派生于它的對象。簡略地說，美學研究的對象首先是美感經驗，然后是經
由美感經驗才能被感知的審美對象，即一般所說的自然美、社會美、藝術美等。由
于美感經驗是一種內向的身心狀態，對它的研究首先應當依靠研究者的自省，即對
自己經驗的觀察。同時，由于審美對象只在美感經驗中才能真正具體地呈現（即實
現），因而實際投身于美感經驗，就成為美學家面對、觀察和認知其研究對象－－
包括美感本身和審美對象－－的基本途徑。只有通過這個途徑，人們才能“觸及”
對象，獲取有關對象的可靠信息，特別是其微妙的差別和意蘊。相反，離開美感經
驗的途徑，任何研究都將是外在的。它們將不同程度地“誤讀”自己的對象，導致
理論解說的任意性。
這樣，美學的方法便相應地分為三步：體驗－→描述－→分析。
“體驗”的本質是在實際經驗某個對象的同時（或之后，下同），對這種經驗
以及經驗的對象進行有意識的觀察。這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研究者真正投身
于某種經驗，例如實際觀賞某件美術作品；二、在實際經歷這種經驗的同時，對這
一經驗及其對象進行觀察。其實，這也正是“體驗”一詞的原本含義。例如我們常
說“作家要體驗生活”，就是指作家在與普通人一樣經歷某種生活的同時，還要清
醒地觀察、體會和反思這種生活。他既要投身于生活之中，同時又必須超越這種生
活，以獲得一個冷靜的旁觀者的角度。在進行體驗時，研究者應當盡可能摒去有關
研究對象的先入之見，盡可能與先期獲得的有關知識、觀點、信念等保持審慎的距
離，以獲取對象的第一手準確資料。
“描述”是對體驗所獲得的原初素材進行初步的整理工作，是一個去粗取精的
過程。描述的本質是對研究對象的關鍵環節、要素和細部獲得明確的意識，并將這
種意識訴諸語言。描述使在體驗中尚處于含混狀態的信息明晰化和條理化，以便為
下一步研究提供準備，可以說這是一個過渡性的步驟。
第三步是“分析”。通過描述，研究者獲得了經過初步整理的素材。分析就是
對這些素材進行由表及里的研究工作，以發現研究對象的特性、規律或本質。這是
美學方法的最后階段。也只有在這一階段，在體驗和描述的基礎上，美學以外的各
種方法才能被合理地選擇和引用，而不致于偏離美學自身的對象和問題。
上文曾指出，鮑姆嘉滕在創立美學之初，便為這門新學科確立了借以展開的感
性經驗的基礎，并將這一基礎寫入它的名稱。應當說，這是有方法論依據的。
以上討論為我們辨析“美學熱”的方法特點提供了前提。
無論從哪方面看，在新時期，以李澤厚為代表的實踐派美學都是一種影響全局
的理論，因而可以成為這一階段美學方法的范例。
在１９８０年全國美學會上發言時，李澤厚的一段話涉及了“方法論”問題：
不能把現象和本質混為一談。從本質到現象，有一系列中間環節……如果
希望拿美的本質就能直接解釋一切具體的美的現象，便是在方法論上忽視了這
一點。美的本質是不是就等于審美對象（現象）？不等于。[30]
以后，他將上述觀點明確表述為“美”的三個層次：
審美對象（美是主觀意識、情感與客觀對象的統一）
美{ 審美性質（美是對象的客觀自然性質）
是客觀的、社會的）[31]
李澤厚以這“三個層次”總結了朱光潛（審美對象）、蔡儀（審美性質）和他
本人（美的本質）的學說，吸收、綜合了對立派別的觀點，形成了實踐派美學最成
熟的表述形態。
李澤厚承認，審美對象之所以能夠出現或存在，之所以能使人感受到美，的確
需要一定的主觀條件，包括具備一定的審美態度、人生經驗、文化教養等等，“在
這里，審美對象……與審美經驗經常難以分割。”[32]這是朱光潛的合理方面。同
時，另一方面，審美對象之所以能夠出現或存在，還要有客觀方面的條件和原因，
“即審美性質的存在或潛在”。[33]因此，盡管飽受嘲笑和冷落，但這仍是蔡儀學
說無法被消解的合理內核。
但為什么某些形式規律，為什么一定的比例、對稱、和諧、多樣統一等等，就
會具有審美性質呢？為什么它們能夠普遍必然地給予人們以審美愉快呢？李澤厚援
引格式塔心理學指出，由于“事物的形式結構與人的生理－心理結構在大腦中引起
相同的電脈沖，所以外在對象和內在情感合拍一致，主客協調，物我同一。”[34]
李澤厚強調指出，人的這種同構反應正是人類生產勞動和其他生活實踐的漫長
歷史成果，“是通由長期的生活實踐（首先是勞動生產的基本實踐），在外在的自
然人化的同時，內在自然也日漸人化的歷史成果。亦即在雙向進展的自然人化中產
生了美的形式和審美的形式感。”[35]這種“人化的自然”正是他所謂的“美”的
本質或根源。
這樣，如上所述，從美感經驗與之直接交流互滲的審美對象，到獨立于美感的
客觀存在的審美性質，再到審美對象之外的物質實踐活動，或者借用朱光潛的話來
說，從“物的形象”到“物本身”，再到“物本身”背后的人類生產勞動，實踐派
美學層層遞進式的思考焦點一步步偏離美學自身的問題，進入有關人類起源和本質
的哲學人類學范圍，這正是李澤厚美學的基本領地。
以上引文表明，李澤厚從“方法論”角度對審美現象與本質的關系有著特殊的
理解，“從審美對象到美的本質，這里有問題的不同層次，不能混為一談。”[36]
但實際上，依照這樣的理解，“本質”便成為“現象”之外的異在者，它游離于美
感經驗的視野，成為理論臆想的對象，成為思辨哲學的專寵之物。因為，這種探討
既不需要從美感經驗的基礎出發，也不需要回到這種基礎，以接受驗證。李澤厚曾
多次表露對柏拉圖“理式”說的興趣，并自許“要用主體性實踐哲學（人類學本體
論）來回答柏拉圖提出的美的哲學問題”。[37]實際上，他本人的學說立場與柏拉
圖的“理式”哲學之間倒恰好存在著一種“同構對應”：從審美對象到審美性質再
到美的本質，美感經驗所真正面對的活生生的“對象”與它的“本質”隔著三層，
成了影子的影子。
應當指出，李澤厚派的美學往往具有恢宏的構架和巨大的命題。但是，另一方
面，它們卻往往缺乏感性經驗的基礎，因而常常流于一種理論幻想，一種思辨的形
而上學。這種方法論的形而上學與新時期美學的意識形態功能相輔相成。前文已指
出，審美意識形態的根本動力是新時期知識分子的人性復歸理想，其興趣所在并不
局限于專門的學術研究。因此，對于同現實保持“想象性”關系的意識形態來說，
主觀的抽象思辨，繞過“現象”以構建“本質”，就成為它所能夠借重的最適宜的
“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在新時期，實踐派美學已占據絕對優勢，５０－６０年
代的那種一流美學家之間彼此嚴格的質疑辯難已不復再見。這種一家獨尊的局面也
使上述形而上學在美學界內部缺少應有的制約力量。
在新時期，形而上學方法使美學愈來愈成為人文學術界內部的一個幻想領域。
美學超出了自身學科的合理界限，大而無當，充斥著空泛的概念和命題。它熱鬧非
凡，卻缺乏相應的實績。這種局面為８０年代中期以后令人眼花繚亂的各種“新方
法”的引進，準備了土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亞·鮑姆嘉滕：《理論美學》（Theoretische Asthetik），１９８３年，第１
節。引文采用簡明等譯：《美學》，文化藝術出版社１９８７年。
[2]參見博伊德等著《西方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５年， 第六章“人文
主義教育”。
[3]《文藝報》１９５６年第１２號， 見四川省社科院文學所編：《中國當代美學
論文選》，重慶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一集，第１４８頁。
[4]《文藝報》１９５６年第１４、１５號，見同上書，第９３頁。
[5]《人民日報》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２５日，見同上書，第２５３頁。
[6]杉思：《幾年來（１９５６－－１９６１）關于美學問題的討論》， 載《哲學
研究》，１９６１年第５期。見《美學問題討論集》，作家出版社１９６４年，第
六集，第３９５頁。
[7]同上，第３９３－３９４頁。
[8]《評〈論食利者的美學〉》，載《人民日報》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１日， 見《中
國當代美學論文選》第一集，第２３９頁。
[9]《論美感、美和藝術》，載《哲學研究》１９５６年第５期。
[10]同上。
[11]《論美是客觀與主觀的統一》，載《哲學研究》１９５７年第４期。
[12]《美學三題議》，載《哲學研究》１９６２年第２期。見《中國當代美學論文
選》，重慶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二集，第２８６頁。
[13]蔡儀：《馬克思究竟怎樣論美？》，原載《美學論叢》第一輯，見《中國當代
美學論文選》，重慶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三集，第５０頁。
[14]劉綱紀：《關于馬克思論美》，載《哲學研究》１９８０年第１０期。
[15]陳望衡：《試論馬克思實踐觀點的美學》，載《美學》第三期（１９８１年）。
[16]李耀建：《關于“勞動創造了美”的問題》，載《學術月刊》１９８１年第３
期。
[17]朱狄：《馬克思〈１８４４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對美學的指導意義究竟在哪
里？》，載《美學》第三期（１９８１年）。
[18]杉樵：《第一次全國美學會議紀要》，同上。
[19]《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載《紅旗》雜志１９６６年第８期。
[20]馬克思：《１８４４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劉丕坤
譯，第７３頁。
[21]《美學的對象和范圍》，載《美學》第三期（１９８１年）。
[22]李澤厚：《康德哲學與建立主體性論綱》，見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編：
《論康德黑格爾哲學》，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２頁。
[23]同上，第１４－１５頁。
[24]李澤厚：《美學的對象和范圍》，載《美學》第三期（１９８１年）。
[25]李澤厚：《美的歷程》，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２１３頁。
[26]引自杉樵：《第一次全國美學會議紀要》，載《美學》第三期（１９８１年）。
[27]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第４７２頁。
[28]同上，第４７１頁。
[29]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東方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３２３頁。
[30]李澤厚：《美學的對象和范圍》，載《美學》第三期（１９８１年）。
[31]李澤厚：《美學四講》，三聯書店１９８９年，第６２頁。四講內容系８０年
代初舊有觀點的系統表述，并非作者８０年代后期的新見。正如該書“序”所說：
“近年心意他移，美學荒棄”。故以下分析以該書為依據。
[32]《美學四講》，第５７頁。
[33]《美學四講》，第５７頁。
[34]《美學四講》，第５８頁。
[35]《美學四講》，第６０頁。
[36]《美學四講》，第６１－６２頁。
[37]《美學四講》，第６２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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