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應空言面對面，而要踐履心貼心　　

——讀懂中國：《中國大形勢》踐履的誠信本色之三　　

三、不應空言面對面，而要踐履心貼心　　

如果說當下全球一體化的官場、商場、知場、情場、媒體、體育場無言不媚，無媚不言，或許態度真的就是有些偏激，忽略掉了聚光鏡外的真實生活。畢竟始終有那樣一群人類的脊梁經久不息地在“看三國掉眼淚，替古人擔憂”著。包括那些“行業揭密”的回頭浪子，包括“上臺講鬼話，下臺講人話”良心發現的官吏。但是，在彌漫著理念和命題的言語空間中，媚字、媚事、媚俗、媚民、媚觀眾、媚聽眾、媚輿論……是主流，多少總該不會有太大的異議吧？　　

曾經那樣地拼死反對培養又紅又專的接班人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現在卻得意洋洋為市場經濟理論做“面對面”的耳提面命了；曾經那樣地敵視和詛咒“計劃經濟”，如今卻要以“統計數字”統一“謀劃”的口徑了；一個“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從而津津樂道于毛遂自薦、“伯樂相馬”光輝傳統的大國，已經淪落到靠制定金錢待遇收買“海外高層次人才”的“千人計劃”，“百名科技領軍人才”，一個部門要5年引進、匯聚1000余名海外學術大師、學術骨干來搞“自主創新”了；在國內強烈抨擊“一黨專制”，在國際上卻要做美國暴發戶的跟班打手，華爾街大姥的看門奴才；這是中國人的思維邏輯么？　　

如果，僅僅是宣傳輿論的“大躍進”口號，僅僅是企業的創新動力需求，文痞的美元支使，也就罷了。一個國家的政府若是把自己定位在企業的管理層次上，而這個企業又是甩掉各種“包袱”、“累贅”，亦即關于“職工一切福利和待遇”的干凈退出，只為利潤而利潤，為“剩余價值”解決“就業問題”，那么在資本主義社會的體制下，人民群眾不要說什么幸福感，生存都是個問題。還創個鳥新？　　

2009年3月出版，趙建國主編的遼寧省公務員培訓教材遼寧省基層公務員培訓工程指定教材《公務員宏觀經濟知識讀本》，是為推進“公務員隊伍能力建設”，“全面增強公務員履行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的本領”，“轉變職能、改變作風”、“更新知識”，“力爭做到主要經濟指標增幅不低于振興以來的平均水平，力爭走在全國前列的目標任務”，從而“教育”公務員要“像經濟學家一樣思考”而編撰的。　　

那么，所謂的“經濟學”以及“經濟學家”是怎樣思考的呢？　　

“從經濟學研究的主要內容來看，主要分為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通常認為凱恩斯是宏觀經濟學的開山鼻祖。從凱恩斯開始，經濟學就開始分家了，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稱謂也隨之誕生了。　　

宏觀經濟學主要關注總體的經濟行為——‘大畫面’。在宏觀經濟學中，我們關心的是諸如經濟增長、充分就業、控制通貨膨脹等總體目標，而非特定個體或群體的福利或行為。宏觀經濟學的本質是理解并改善總體的經濟成效。　　

微觀經濟學關注這幅‘大畫面’的細節。在微觀經濟學中，我們所關注的是事實上組成整體經濟的個體、廠商和政府機構。我們側重的是單個經濟主體的行為。他們的目標是什么？為實現這些目標，他們如何配置有限的資源達到最優化？他們如何對各種激勵和機會做出反應？　　

例如，宏觀經濟學的一個基本關注是，決定總消費支出對總產出、就業和物價的影響，很少關注消費支出的實際內容或其決定因素。微觀經濟學關注個體消費者特定的支出政策，以及影響這些決策的因素（偏好、價格、收入）。　　

區分宏觀與微觀經濟學是很方便的。在現實中、宏觀經濟結果依賴于微觀行為，微觀行為受到宏觀結果的影響。只有理解所有參與者的行為及其行為的原因，才能完全理解經濟是如何運行的。但是，就像不知道發動機如何構造卻可以開車一樣，你沒有完全理解經濟卻可以觀察經濟如何運行。在宏觀經濟學中，我們觀察到當踩下加速器時汽車開得快，當踩剎車時汽車開得慢。這是我們在多數情況下知道的。然而，有時候汽車拋錨，這時我們必須對剎車如何運作有更深的理解。這就把我們引入了微觀研究。每一個零件是如何運作的？哪些零件能夠或者應該被修理？　　

總之，經濟學是研究資源配置的問題。宏觀經濟學涉及配置全部經濟資源以實現總體經濟目標，如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國際收支平衡等；而微觀經濟學關注單個市場參與者的行為和目標，如個人工作時間的確定、廠商生產的產量等（《公務員宏觀經濟知識讀本》第11-12頁）。”　　

不知道哪位偉大的政治家能從上面的“經濟學”理論和“經濟學家”的思維中看出其中包含著人、幸福指數及民生范疇。如果公務員都是這樣地“像經濟學家一樣思考”，政府無疑也就成了養殖廠的經理層而已。不要說豬，人也就不過是“人力資源”定義下的“機器”罷了，連豬都不如！過去只聽說過有“愚民政策”，如今真是大開眼界，讓我們又發現了“愚民的經濟學”了。　　

本想，在引文中插入批判，但考慮到行文的連貫性及本評第二部分中已經提示了商品、產品、資本和經濟等范疇之間的區別與聯系，且本評又是基于翰嘯《中國大形勢》對于經濟問題的諸多真知卓見之上的；所以，相信讀者如能在閱讀了《中國大形勢》之后，再讀這個帖子是能夠認清引文的欺騙性之所在的，故略。　　

當然，我們至少應當懂得，這種“經濟學”，所研究的“資源配置”，根本不是翰嘯《中國大形勢》中站在人本、民生和“最廣大勞動群眾”的立場上的，經濟學要為人的幸福生活服務的目的要求。恰恰相反，它們真正的目的無疑只是壟斷資本、金融寡頭對能源、資源（自然產品、勞動產品和人本身）的掠奪、壓榨和支配權。這種“經濟學”所稱的“最優化”，不過是壟斷資本帝國利益搜刮的全球化、金融財團對一切資源進行畜生式控制的最大化而已。　　

那么，為達此目的，他們也就不得不為所謂的學理、學術找到毀滅人性人格的、掩人耳目的、欺騙的“科學假設”了：　　

⑴ 理性經濟人；⑵資源短缺；⑶完全信息。　　

這三種假設，對于那些懂得“上帝”的真正本質的人來說，誰都心知肚明，不過是《舊約》中的那個全知、全能、“順我者昌，逆者亡”、冷酷、自私、頤指氣使的理念“上帝”的分身之術而已。其中任何一條所飽含的“科學理念”，不都是赤裸裸的對人格的貶損及歧視和壓迫嗎？　　

宇宙本身尚且在規律的運動和進行中保有著“混沌”的部分或關聯，一個人，或一伙人又如何地能夠獲得市場的“完全信息”及保有科學的“理性”？“資源短缺”與否，不單純是“客觀事實”的，還與人的欲望及人的折騰與否緊密相關。晏子的“兩桃殺三士”反映的不是什么“資源短缺”，只不過是劍客為了證明其自身的能力從而以“競爭”的原則所施行的“功夫表演”罷了。最后的一個死者，恰恰是一個十足的“自利”的“理性”的“殺手”，因著人性情感的回歸，羞憤交加于一身，所采取的又一次的自愚自殘行為罷了；那么，“理性經濟人”，在全球統一市場下，還能逃脫因喪失人性的天良而導致的眾叛親離的“一切都沒有價值”，從而向地獄的天國縱身一跳的下場嗎？除非他是杜丘東人。　　

看看我們這些偉大的“經濟學家”的思維：“對于理性經濟人的理解，我們可以從四個方面來把握：人是自利的，自利的人是有理性的，從個人理性可以推出社會理性，理性是可以計量的。”　　

“現代生物學已經證明了趨利是動物的本性，而作為萬物靈長的人類，在趨利的本性上表現得更為明顯，從這個層面上說，人是自利的，人有趨利的本性，因而人類從事一切活動的目的就是個人利益最大化。”　　

“當然，承認理性經濟人的存在只是人是經濟規律的一個工具，并不是提倡人人自利。”　　

直白，太直白了！　　

如果把這種循循善誘的“胡蘿卜+大棒”境界當成人話，世界上還有虛偽可惡的教唆犯嗎？　　

我承認常常被中國人罵為畜生（但俺在這里可不是罵人。而是從“理性的可計量”上表現出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經濟學”中，因著貨幣充當行使的一般等價物從而被掩蓋起來的“人力資源”只是“使用價值”為同一貨幣量的畜生數目的價值而已）的人是“自利”的、只是“經濟規律的一個工具”，因而“從事一切活動的目的就是個人利益最大化”。　　

也不應該提倡“人人自利”，只需要鼓勵刺激資本家、政客、文痞、軍棍和黑幫頭子及其鷹犬打手們少數人的“自利”才是“帕累托最優”。　　

不然，被以豬、以屁對待的勞苦大眾全都以“自利”、逐利為“普世價值”的最高境界盛行之日，也就是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下“最優”的畜生們的死亡之期，還用得著“地球大爆炸”和核訛詐么？　　

母親對子女的喂養，父親對子女的嚴苛教育，是不能簡單地用“自利”或“利他”這種斷然“兩分”的標準來判定和衡量的。金岳霖的“式-能不離”所表明的正是“自利-利他”不可分割的大道屬性、普遍聯系、復共軛的現實關系。任何試圖以“奧卡姆的剃刀”，把“人”一劈兩半，理性是人（或工具）；肉體是工具（或人）的做法，都是遠離了人之為人的思維式法的。　　

因為尼采高呼：上帝死了！海德格爾低眉順眼東躲西藏地承認“西方哲學的終結”，一些人就以為人類已經與西方的“傳統觀念徹底決裂”了，因而世界充滿了“紫陽”的愛，遂極力攛掇我們與寵物“手拉手”、 “面對面”、“懷貼懷”地“跟著感覺走”。可是寵物就是寵物，終歸是畜生。這時，上帝已經被畜生們悄悄地換了個名字叫：“經濟學”——全球一體化的市場經濟體制——亦即金融、資本壟斷霸主成功主宰世界的投機運營的聰明的彌漫著廣泛的死亡毒菌的“大師”傳銷之學了。　　

“義”、“利”之辯古已有之，“君子”、“小人”之分就是中國人的道德定論。這還需要新時代的國外新一輩“高層次”的“經濟學大師”來啟蒙發酵嗎？當然，這里的前提需要漢奸學者首先整日地將中國人的大腦思維進行是非顛倒，把破碎的心放在驛站上，以隨時被偷渡移民為：華殤！　　

因為陰陽觀——太極陰陽原理、大道、宇宙總原理被西方哲學大師黑格爾這個“學術二道販子”只是在知識層面簡單理解為“兩極性”，所以，以全世界勞動者的福祉為追求的馬克思，必然地、歷史地對那些資本主義走狗給以響徹云霄的回答：　　

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不應該由畜生按生物學來定義。所以，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生產關系下，人就是生物學的畜生；社會主義社會關系、生產關系下，人，才能成為人本身。　　

中國人的思維不是“兩極性”，陰陽觀自然是合中有分、動中有定。以有限的六維生象“卦式”，以思維直觀完整地、信息地、科學地、智慧地把握大自然生命體的運動和發展規律，從而選擇了“生生”之態的大道中庸社會。承認人的生理需求的正當性，更要發揚人的精神和思想對社會公益的創造性及人與人和諧相處的集體共利性。而對于這一道德境界的深刻理解，才有了近代西方萊布尼茲前定和諧的“單子論”、“百科全書派”、重農學派文明的啟蒙和現代科學的衍生，也就必然地要激起西方工人階級要求人性化生存而不是“數字化生存”的“共產主義運動”。　　

遺憾地是，因著字母文字理念規定性所造成的思想的“兩極性”，同樣是猶太人，因與西方傳統所有制關系的決裂，馬克思、列寧走向光明；而共濟會們卻“聰明反被聰明誤”，一直生活在上帝陰囊下的黑暗之中，通過英國、美國等一些“經濟”暴發戶政府的借尸還魂，給這個世界制造了一起又一起恐怖活動和大災難，以致永遠逃不脫原罪的孽障。只能靠預言、空幻、大爆炸和地球毀滅來完成對其罪惡的審判。　　

這也許就是翰嘯稱那些自私自利之徒為“新五蠹”，而不以“N種人”命之的緣由吧，不然怎么會說“稅收政策是面照鏡”？　　

翰嘯，一個純種的中國人。一個爺們。　　

但是，如果僅僅以為猶太的上帝就藏在商品、壟斷、金融、市場和“經濟學”中，那就太低估了猶太魔鬼們的想象力了。上面引文中只是涉及到一般地現實地對公務員們大腦的清洗，還沒有進入對未來將成為各界精英人士的下一代大學生們植入思維毒素的邏輯的、高層次、高智力、高智商的毀滅性的思維黑洞的“大爆炸”基因。　　

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所以，在我們古代的“文言文”——亦即政治哲學理論著作中，心，其實就是思想、理性、思維的代名詞。那么通常所說的“唯心主義”，在中國傳統的思維蘊含中，運用現代術語方式表達，自然就是唯理主義、唯道主義、或理性主義、本質主義甚或“直覺主義”——思維直觀，而不是器官直覺。這也許就是大多數現代中國人讀不懂古文，也讀不懂本博的一些帖子的根本原因吧。因為現代大多數中國人所運用的漢字，早就已經“方塊英語”化，從而不再具有生象文字的功能表征了。　　

中國的字就是“詞”，但是一旦“詞典”化、“拼音化”，漢字的根就被刨光、挖凈了。因而，本來的生動范疇所指，也就成為教條的“理念”了。那么，即使倉頡復生，許慎轉世，恐怕也難于因為理解了柏拉圖，就能夠“回憶”出其造字、解字的原始動力和原則把握了。所以，俺在詮釋中國古代經典時，就不去回憶什么理念，而是讓思緒回到“事實本身”。同時讓周文王、老子、孔子、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費爾巴哈、黑格爾、牛頓、愛因斯坦、萊布尼茲、羅素、杜威，甚至佛陀、上帝、道祖、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笛卡爾、培根、彭羅斯、霍金、楊振寧等等圣人、大師一個個出場“現身說法”，這當然就不合以個人從一己的經驗感受出發的日常思想習慣和西化的要么全盤肯定、要么全盤否定的思維方式的閱讀慣例了。　　

但是，就像翰嘯年紀輕輕，在當下的社會形態下因著人性的關懷就能從真問題中找出真理一樣，也恰恰因為一些年青人“重走長征路”，才能真正體味和理解紅軍將士及開國元勛們的所思所想，認識到毛澤東的偉大和英明。　　

不相信？您可以馬上試讀一下馬克思的《資本論》，相信很多人不需要導師輔導，就可以明白馬克思說的是什么意思啦。不會再像今日被當做精英的那群20或30年前的一些娃娃們，“打死也不承認資本家的壞”，致使當現實教育結出紅色果實之后，對個人“創新制造”的比資本家還壞的各種舉措又“打死我也不說”。反正，“左不對，右不對，左右都不對。”都是“走別人的路，讓別人無路可走。”　　

比如，馬克思所言：“在政治經濟領域內，自由的科學研究遇到的敵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它領域內遇到的敵人。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們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惡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復仇女神召喚到戰場上來反對自由的科學研究。例如，英國高教會寧愿饒恕對它的三十九個信條中的三十八個信條展開攻擊，而不饒恕對它的現金收入的三十九分之一進行攻擊。在今天，同批評傳統的財產關系相比，無神論本身是一種很輕的罪。”這在“大公無私”的年月，人們是很難理解，很難相信的。在今天，估計人們一聽就是那么回事，“就是，現在哪兒有真理。有錢就有真理。”但這些人卻絕對不會知道馬克思罵地是一些什么東西。　　

所以，2010年9月27日《人民日報》經濟周刊登載的該報記者張毅的宏文《一頭豬拱起多少通脹預期》里什么道理都可以講，什么對象都可以批評。可以批評政府信貸投放過高促使貨幣供應量增加，導致物價水平上漲；可以批評CPI體系構成中的權重占比不合理；甚至把收入分配失衡的“矛盾”定性為城鄉差距，但就不提“新五蠹”、美元濫發、外資在各大行業的壟斷控制及在群眾與精英消費對象上商品價格倒掛的茬，你說是怎么回事？難道這就是“不找市長，找市場”的真正含義？當下的“剪刀差”又是怎樣地被市場“神秘”地鼓搗出來的呢？　　

全球化統一市場經濟體制下，決定中國商品價格的還是“菜藍子”與“菜園子”的“供求關系”和“人民幣”決定的嗎？“農民增收”又是怎樣地“與城市低收入群體生活保障”相“矛盾”地呢？什么叫“挑動群眾斗群眾”？這是政治話語么？已經成了“經濟事實”了呀！　　

所以，這時，我們就不得不再一次請出小沈陽來一句不陰不陽的媚俗一問了，否則，也許高尚，就真的成了“高尚者的墓志銘”，卻不知道卑鄙是如何地成為“卑鄙者的通行證”地啦。　　

因此，下面我們不妨通過對200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郭橋、資建民主編的《大學邏輯導論》進行一下簡單的歸納分析，看一看我們“高層次”的“精英”們是怎么走上舉手投降、被出賣，還要幫著賣主數錢的地步上去的。　　

1.邏輯定義與內容的脫節，顯出野心與能力的不匹配　　

在《大學邏輯導論》的第一章第一節，簡單介紹了“Logic”（邏輯）、“λoros”（邏各斯）后，開宗明義，就直接給出了：邏輯學是一門研究思維的形式結構及其規律的科學。并強調邏輯學具有工具性和全人類性。按說，這一定義的指向，即追求，毫無疑問是可圈可點的。可惜，字母文字的理念規定性，因其只是思想的表達形式，所以不但不被西方自然科學認可，也承擔不起對思維的“形式結構及其規律”進行完整地正確表述之使命。其工具性，用西方化的慣常表達，也不過是樸素的、落后的。至于所謂的全人類性，亦不過是表層的、語音的、數學加減法的，而根本達不到翰嘯所稱的“乘數效應”。這里不需要筆者做過細解釋，西方當代的“形式本體論”對“易學”，尤其是對陰陽符號卦形式所體現出的“逢一進二的二進制原理”（愛新覺羅·固山額真《易數解碼》）的追索與靠攏就已經不自覺地將這一定義徹底推翻。因為教材中畢竟還沒有納入這種只有中國人、或者說生象文字才具有的“思維結構形式及其規律”。　　

反過來，中國邏輯學之父金岳霖對邏輯學的界定確實是再準確不過了（張茂澤《金岳霖邏輯哲學述評》第22-24頁）：　　

⑴ 就對象說，邏輯學是研究邏輯的學問；　　

⑵ 就內容說，邏輯學是研究命題與命題間的必然關系的學問；　　

⑶從知識經驗中的地位、作用來看，邏輯學是認識活動的必要條件，可以為其它知識、學問提供普遍的推論方式，也可以作為批評觀念系統或哲學的最重要的工具和標準之一（按：請注意“必要條件”、“批評觀念”及“推論方式”）。　　

這三條界定可以說給了那些比較文化論者總以為中國學者不了解西方，而西方的現代學術畢竟高于中國的無恥的認知結論一個響亮的耳光。　　

幾年前，筆者曾就教于一位道學界的博士關于金岳霖《論道》方面的問題。年輕的博士非常樸實，因而也就給了筆者一個坦誠的回答：“看不懂”。并得出了同翰嘯一樣的說法：直接從校門里出來搞學問的都比較浮淺，不像你們自修研究進行得那么深入，有獨立見解。我們基本上就是一個字兒：抄書。　　

問題是，這是講邏輯的書，一旦真值函項中藏有黑洞，誤人子弟事小，敗家誤國，則是罪不容赦的。　　

且，無知，也決不應成其為自我辯護的證據或理由。　　

2.對自然語言的錯誤定義，表現出邏輯學在根本上的不邏輯　　

“在理解思維的形式結構時，除了要從構成要件上進行把握，還要注意思維形式結構的語言表達問題。傳統邏輯在表達思維的邏輯結構時，往往借助于自然語言。” 顯然，只有“純粹理性”的“文人”、及脫離實踐的“才子佳人”們，才會出現這樣沒頭沒腦的混帳話，把字母文字初期的蹩腳性，當成“自然”性。　　

讀到這一段時，不由想起張茂澤的敘述：“1978年，全國首屆邏輯學討論會在北京召開。在這次會議上，金岳霖建議邏輯學工作者研究‘典型’這一范疇。同年，《邏輯學》一書由三聯書店第3次印刷發行。明年，全國第三屆邏輯學討論會舉行。金岳霖給會議寫去書面發言，強調要‘提高邏輯學水平，以便廣泛普及到各條戰線的具體工作中去’。要求邏輯學工作者必須學習兩個專業，正業是邏輯學，副業是一門自然科學或工程技術方面的科學（按：什么叫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這就是！）。”　　

接下來就更有意思了：“所謂自然語言，就是指不同民族的人們日常使用的語言。現代邏輯在分析、刻畫思維的邏輯結構時，完全借助于人工語言。所謂人工語言，就是指人們特制的表意符號、公式、公式序列、又稱符號語言。”　　

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前看、后看，怎么看這教科書上的話都像是在罵人。他的意思總像是在說“人們日常使用的語言”跟鳥語花香、雞鳴狗盜一樣，不是人們“特制的表意符號”。就像牛頓的“自然哲學”真的并非闡述自然一樣，既然星星并沒有像蘋果那樣落到地上，“萬有引力”就一定不夠“萬”。　　

我們現在研究的是文明史，不是文明前史。各“不同民族的人們日常使用的語言”，不可懷疑地都是“借助人工”，而不是借助“神工”“特制的表意符號”。　　

人們運用自如的工具語言，無論其歷史長短，使用多么普及和日常，都不是“自然界”從石頭里蹦出來的，否則各民族的人們的叫聲就應該齊刷刷地一致了，猶如人與動物喜、怒、哀、樂、悲、恐、驚時所表現出來的相類的表情或反應一樣。　　

如此不邏輯的定義出現在邏輯學的著作中，是能“培養和提高人們認識事物、從事科學研究的能力”，還是能“有利于識別、駁斥謬誤和詭辯”？吾不得而知也。　　

3.從概念的定義看，不但反映出此“邏輯導論”，只是字母文字或符號的語言邏輯，失去了“自然規律”的必然性意義，而且，明顯表現出對生象文字（漢語）整生邏輯的摒棄和歧視　　

“概念是反映對象本質屬性或特有屬性的思維形式。”　　

這樣的定義，之于字母文字或符號語言應該說也許可能差不多是八九不離十的，不然，理念論就不是西方哲學的本質，而純粹是鬼畫魂了。也就是說，這種對于字母語言所流行的邏輯——“事實本身”的研究結論，我們是不能一下子就給出是或否的判定的。“市場永遠是對的”、“理論只有為現實服務，才能體現出它的真理功能”嘛。　　

問題在于，如果，人類的歷史只是動物的高級的、對物質世界機械自然的“聰明”復歸，人，只不過是個會書寫、會創造和使用高級工具的工具，那么物質運動的真理，當然就是人類社會的主宰，人心的上帝。　　

這樣，所謂的“義”，所謂的“君子”、所謂的“紳士”、所謂的“貴族”，也不過只是利、小人、土著、賤民的玩偶和道具而已，還會有其他的什么意義和價值嗎？　　

如果，真的是這樣，所謂的價值規律，所謂的經濟，所謂的民主、自由不就成了無聊時放出的羅圈屁了嗎？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這種否定，不單在于邏輯上、理論上，也實際體現于尼克松對于毛澤東謙恭朝拜的共謀求利而未得的意猶未盡上。　　

所以，魯迅所言：“造化常常為庸人所設計”，與很多的悲劇大師一樣，只是說了半句話，只是表達了“兩極性”中的一極，而未全面表達出造化的、尤其是造化于人的使命賦予：真正的人類精英必須為庸人指出、或造就出一條使庸人也能成為道德君子或精英的必由之路。　　

否則，以看官的姿態，指責庸人的無知和愚昧，無論顯得如何慷慨、激昂、了不起，都勢必將與那些利用庸人的無知與愚昧，進行欺詐和掠奪的資本禽獸一樣，造成事實上的對廣眾的毀滅與傷害，是達不到你內心的那種自我崇高理想的“超人”追求的。　　

理性就是理性，不管稱其為神、上帝、佛祖，還是道祖，都不是人，都不是人類社會所應寄予的期望目標。　　

而人類要達致建立“生態社會”目標，現在看來，社會形態表征、國家機制保障、文化的智慧性各項要件每一項固然是必不可少的，但每一項又都不是充分而必要的條件。　　

至少，在語言文字這一關鍵因素的重要性認識上，中外的大師們有意無意的忽略和漠視，就應該因自誤而自愧、自殘。　　

因為，如果概念僅僅是“思維形式”，那么，黑格爾的“絕對理念”、“絕對概念”、“絕對觀念”的上帝屬性，“唯心”本質，就不需要馬克思來為其顛倒了。　　

不管黑格爾的人格品質如何，我們都必須承認，其所創立的《邏輯學》，至少是西方哲學科學知識體系的集大成。他所一再強調的“中介”，他之“中介”所纏繞和辯證的諸多“圓圈”，都不是發生在智力的短缺，而是作為真正“中介”的字母語言上。不然，也不會有“否定之否定規律”的產生。這是西方知識論者、知識界、反對“辯證邏輯”的知識分子們的知識和思維黑洞，因此，也必然不被全盤西化的中國知識分子所代表的精英團體所懂得。　　

反過來，夏啟將“公三代”的道德傳統移植到“家天下”的“封建”體制上之后，中國文人對“君”之“質點中心”的偏執，不但偏離了儒學的真正航向，亦使中華社會意識形態時不時地因 “扳道叉”“舵手”的離奇理念而跑上錯誤的軌道。加之蠻族入侵的斷代史，也無法不在一代代文痞政客的思想上打下“山大王”式的蠻橫烙印。因此，中華文明越來越被主流精英所斷送，每一次復興都不得不一再重復“禮失問于野”的痛苦的必經之路。　　

原因，固然是因為“野”處，才能不被“朝廷”“忠君”律條的“概念”所束縛。但更加重要的理由則是，其所運用的文字，沒有“被概念”、“被職業”、“被理性”，而一直保有著與大自然的親密接觸的自由屬性、大道傳統。　　

就是說，根本原因在于生象文字、漢字，不是概念的、而是范疇的。她的行文規矩，不是運用“形式邏輯”規定的，而是遵循整生邏輯，即自然規律的。　　

漢字，不是因為理念意志的規定強加，從而用幾個字母強拼硬湊“人工”制造出來的，而是由事物要素、質素構形生成的，其仿真的是自然原象的所有基本要件：形、聲、義；精、氣、神；型、音、跡；等等。　　

所以，一旦成文，其依然改變不了大自然中的“星羅棋布”、“自在分處”及鄰里相安的處所關系及運動態勢。　　

所以古代經典，道德哲學從來不存在“理論聯系實際”的命題和問題，因為其本身就是“經驗科學的”、“從實際出發的”，是“事實本身”的復制和轉錄，而不是對語言工具這一“中介”的教條照抄。　　

所以，中國傳統的學術多講陰陽觀的推行、推演、推步，而很少有人講文字語言的“推理”（本質上還沒有脫離占卜思維）的。因為我們看到的情況從來都是“果-果聯系”，而思想問題或純粹的字面推定又是“因-因關系”（相面、拆字、打數字卦運用的才是與西方邏輯學，即形而上學相類的這一套），并非人們通常以為的“因-果關系”。中國的這種表象思維即使淺層地說也是科學的“實際主義”，而不是美國的“實用主義”。什么叫“兩股道上跑的車，走的不是一條路”？網友不嫌麻煩重查一下本博的“五行象態表”和對于“物”字三重范疇的界定就會明白了。　　

顯然，運用書中的“概念”定義，或將漢字“方塊英語”化，不但不是一種進步，恰恰是一種倒退。是對自然的“唯心”化、意志化、強迫化。　　

自然的，整體的，才是道德的、智慧的。生態建設，沒有這樣的意識前提，就不是為生生去建設，而是為死亡掘墳造墓了。　　

4.在現代邏輯產生上只提萊布尼茲思想的基礎作用，而不講《易經》根基，是數典忘祖，移花接木，是對中華道德文明的背叛和褻瀆　　

知識緣于智慧。思想的表達根本于思維方式、思維式法。如果，筆者直接說現代邏輯不過是《易經》的一個西方化的分支表述，肯定有人不服，絕不會像真正的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堅稱“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一樣，襟懷坦白，光明磊落，態度一清二楚。　　

但是，《大學邏輯導論》第10頁關于“現代邏輯，有的學者稱之為‘數理邏輯’或‘符號邏輯’，指的是由萊布尼茲奠定基本思想，目前仍處于不斷發展中的邏輯類型。該類型邏輯的特點是：在研究邏輯問題時，主要使用人工語言（符號語言）；通過建立形式系統，以實現對研究對象的整體把握”的描述，顯然很精確，但不提“整體把握”就是中國思維的“整體論”、“大一統”，要么是無知，要么就是敵對的故意。只能讓人覺得，西方的，才是現代的，決不會使人知曉，即使“現代西方”學術上的最現代的邏輯，與中國古代《易經》的整生邏輯相比，也還是落伍的、偏狹的、獨斷的。　　

尤其是，一旦拋棄萊布尼茲對于《易經》思維的深刻理解和數學把握，對于：“萊布尼茲（1646-1716）是德國歷史上著名的數學家和哲學家。早在17世紀末期，他就提出了要用數學演算的方法來處理演繹邏輯的思想，和這一思想相聯系，他還提出要在自然語言之外，創立一種適合于演算的‘通用語言’的觀點。萊布尼茲的這兩種思想，為現代邏輯的誕生奠定了思想基礎。德國著名邏輯史家肖爾茲曾經指出，人們在提起萊布尼茲時就好像談到日出一樣，‘他使亞里士多德邏輯開始了新生，這種新生的邏輯在今天的最完美的表現就是采用邏輯斯蒂形式的現代精確邏輯’”這一段話中所提出的“通用語言”問題，及后來M·克萊因所指出的“數學：確定性喪失”等問題，就不會找到原始的、本源性的思維癥結和歷史淵源了。　　

西方，什么時候能夠認識到，漢字就是人類創造出的最智慧的“通用語言”、“自然語言”，陰陽符號所推演的六十四卦標準圖譜，才是高于而又蘊含于“數理邏輯”、“符號邏輯”的整生邏輯，也就什么時候長大成人了。　　

那么，讓我們的大學生，以童話的、幼稚的、幻象的、理念的線性思維為“高層次”、“大智慧”，即使不把孩子整傻，也得把孩子的爸媽們：氣瘋！　　

5.對邏輯“變項”的“打包”、“顛覆”，是“黑洞理論”、“金融衍生品”產生的思想根源　　

《大學邏輯導論》第5-6頁：“任何思維的邏輯形式都包括邏輯常項和變項兩部分。所謂邏輯常項，是指在某種邏輯形式中，不隨思維具體內容的變化而變化的部分。以上邏輯形式中的‘所有……都……’、‘如果……那么……’、‘所以’都屬于邏輯常項。所謂變項，是指在某種邏輯形式中隨著思維具體內容的變化而發生變化的部分。以上邏輯形式中的‘s’、‘p’、‘q’、‘M’都屬于變項。　　

需要指出，盡管從構成上看任何邏輯形式都包括邏輯常項和變項，但邏輯常項卻是判定一種邏輯形式具體類型的根據。無論變項代入何種不同的具體內容，終究不可能影響到邏輯形式的類型。”　　

絕妙，太絕妙了。必是因為有了這種不邏輯的蠻橫，才有楊振寧老精英的因為易經的影響中國缺乏“邏輯思維”的“大師”結論了。　　

如果，我說，這種邏輯常項功能的死規定不過是一種笨拙的包裝套子，是“六指兒搔癢多這一道”，可能表現的是與其一樣的無理蠻橫。但是，“張三去，我就去”與“如果張三去，那么我就去”；到底是中國語言缺乏“邏輯”還是西方邏輯的框框、套子，毀滅了中國語言的原發創生性、必然規律性？使人“說都不會話了”？　　

同樣，既然“無論變項代入何種不同的具體內容，終究不可能影響到邏輯形式的類型”，既依然是邏輯的。那么“所有物質都是黑洞，所有粒子都是物質，所以，所有粒子都是黑洞”；當然就是邏輯的，是任何人在“邏輯上”都駁不倒的了。　　

同樣，“所有的票證都應該是絕育了的衍生品，所有的金融證券都是票證，所以，所有的金融證券都應該是絕育了的衍生品”，也自然就是“邏輯的”，從而不容辯駁的了。只要“絕育”二字“打死我也不說”（因此，所謂的“匯率操縱國”，不過是“動了美聯儲的絕密奶酪”的國家的代名詞而已，豈有他哉？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俺就特別同意吳輝、盧麒元、何新等關于“中國就應該努力將自己打造煅煉成為匯率操縱國”以表明自己對金融操盤技術的徹底掌握。而不是做名義上的世界上的“負責任的大國”，實際上卻“被打造”成美國這一由美聯儲操縱的流氓國家的殖民地或附屬國）。　　

如果我說這就是母性螳螂的殺夫邏輯和思維慣性，估計一定會遭到攻擊，講中國人不地道；那么，就讓我們看看費爾巴哈怎么說：“德國的思辨哲學是和古代所羅門的智慧直接對立的。后者在太陽底下看不到任何新的東西，前者則只看到新的東西；東方人見到統一而忽略了差異，西方人則見到差異而遺忘了統一；前者把自己對永恒的一致性所抱的一視同仁態度一直推進到白癡的麻痹狀態，后者則把自己對于差異性和多樣性的感受擴張到無邊幻想的狂熱地步。當我說德國思辨哲學的時候，專指的是現今占統治地位的哲學——黑格爾的哲學；因為謝林的哲學真正說來是一種外國的產物，是移植到日耳曼土地上的古老的東方同一性；因此，謝林學派對東方的向往，乃是這個學派的一個本質特征，與此相反，向往西方而貶抑東方，則是黑格爾哲學及其學派的一個特征。黑格爾的特征要素與‘同一哲學’的東方主義相反，乃是差異的要素。‘自然哲學’并未使差異及其產物超過‘植形動物’和‘軟體動物’的層次，大家知道，無頭類和腹足類就屬于這些動物。黑格爾把我們提高到一個較高的階段，提高到了節足類，這一類動物的最高形態就是昆蟲。黑格爾的精神是一種邏輯學上的精神，是某一種我可以說是昆蟲學上的精神，也就是說，這一種精神僅僅在一個具有多數突出的節肢、具有深深的溝汶的軀體中有其相應的地位。這種精神特別顯示在他的歷史觀和他對歷史的處理上。黑格爾只注視和陳述各種宗教、哲學、各個時代和民族最突出的差異，并且只是就其處于逐步上升的過程中來陳述的；共同的、一致的、同一的東西完全退到背后去了。黑格爾的觀點和他的方法所采取的形式，本身只是排他的時間，而并非同時是寬容的空間；黑格爾的體系只知道從屬和繼承，而不知道任何并列和共存。誠然最后的發展階段永遠是把其他各階段納入自身的整體，但是這樣它本身就是一個一定的時間上的存在，因而也就帶有特殊的性質，所以，它如果不從其他的存在吸取獨立生命的精髓，如果不采取這些存在僅僅在其絕對自由的狀態中所特具的那種意義，便不能把它們納入自身之內。黑格爾的方法自夸走自然的道路。然而怎么說只不過是模仿自然，可是摹本卻缺少原本的生命（《西方哲學原著選讀》第448頁，北京大學哲學系外國哲學史教研室編譯，商務印書館）。”　　

6.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必然與或然的推理命題，及模態與語境的引入，使得所謂“現代邏輯”越來越向中國式整體生成論靠攏了　　

模態，無疑考慮動感；語境，必然照顧全面；這既是對馬克思主義對形而上學“片面的、靜止的、孤立的”理論批判的回應，也是一種默默的自我修正。當然不管怎么說，這畢竟還是一種進步。　　

尤其是在推理中，使必然與或然“對立”，而不再是讓必然與“偶然”對立，則是對陰陽觀的更進一步的理解，使“兩極性”的思維，有了更上一層樓的發展。　　

沒有“偶”，就談不上“結構”，沒有“結構”，就不會有生成的動力，也就不會有事實上的“必然”發生。所以，在筆者產生這一思考之后，就一直對“偶然”意味著“或然”、“突變”的邏輯規定一直耿耿于懷，于此，也算有了一個了結。　　

包括，大學階段“數字電路”中的“門邏輯”，現在似乎也逐漸被程序、編程等范疇所取代，都是學術上進步的象征。　　

編程是“程序”性的，也就適應了網絡的建立。而網絡是有節點，可以打結的。每一節點的作用，都不應是“自利”的“孤子”，否則，“孤子”一旦占據霸主地位，網絡的癱瘓也就為期不遠了。　　

但是，西方的形而上學的“邏輯推理”能“打結”么？數理邏輯中的悖論，到底因何產生，從何而來？　　

21世紀中國學術體系的建立，不比從前，可以“剃頭挑子一頭熱”，只要東方的太陽升起就行。而是不但要將老祖宗的東西規范化、現代化，更要解決西方學術這個月亮陰晴不定的諸多“兩難”問題。任重不假，但，道，不遠！　　

唉，罷了。俺也困了。不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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