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崛起被認為是二十一世紀最重要的全球地緣事件。二十一世紀前十年網絡調查表明，“中國崛起”高居第一，遠超美國的“9.11”和攻打伊拉克等，成為全球最受關注事件。但對于中國人自己來說，這種崛起不僅僅是經濟上的巨大成就。更根本的是改變了中國的社會結構。古老的中國不再是一個傳統社會、農業社會，而是一個商業社會，工業社會，而且幾乎和全球同步進入信息社會。從大歷史的角度講，正是由于全球化、工業化、城市化，中國也終于打破朝代更替、自我循環的發展演變模式。從這個角度講，中國的崛起真正是“幾千年未有之變局”。
然而，究竟什么是中國崛起的原因，是否已經形成“中國模式”，這種模式是否可以持續？有何缺陷？這仿佛如數學界的“哥德巴赫猜想”引無數學者共折腰。
在這股研究中國的熱潮中，卻出現了一位冷靜的學者、“低生存成本型社會”理論提出者 高連奎 先生。這位早年成功預測到華爾街金融危機的年輕經濟學人，經過幾年的沉淀，再推三十萬字力作《中國大形勢》。
令人震撼的是開篇即起、力透紙背的天問：為什么中國經濟高速增長60年，與發達國家還有那么大差距？為什么中國人工資那么低？中國未來是繼續高速增長，還是進入低速增長期？如何才能破解民生難題？……這種直面現實、濃濃的道德關懷、終極關懷，也同樣吸引、拷問著每一位讀者，沉浸其中共同尋找答案。
雖然是中國大形勢，卻脫離不開西方主導的五百年全球化進程這一宏觀背景。這也是為什么 高連奎 先生此書的首章即為《中學西漸與西方文明的崛起》。然而與眾不同的是，他不僅看到了西方崛起對東方的影響，更注意到了當今主流話語所忽略的東方文化對西方的影響，甚至是推動西方崛起的動力之一。“中國是西方文明的思想教父，西學中漸是歷史的回流”、 “中國思想的傳播，發酵，終于在18世紀初演變成了聲勢浩大的“啟蒙運動””。這些震撼性、顛覆性的結論既是價值判斷，更是事實判斷。如果從因果論來看，沒有東方文化的作用，也就沒有今日西方文明的成功崛起。
這種建立在事實、邏輯基礎上的震撼性、顛覆性的創新縱貫全書，在東西方對比的大歷史視野下，堪稱對中國模式全新、全景式解讀與剖析。也反映了作者對歷史、經濟、政治、社會、人文等多學科的宏觀游刃有余的把握能力。更為可貴的是，作者在進行理論創新的同時，其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解決問題”，融理論性與實用性于一體。
我長期生活在法國，最被此書的兩個部分所打動，所吸引和共鳴。一是作者對西方政治制度的深刻剖析和批評。毫無疑問，多黨政治是西方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西方社會宗教、文化、傳統、經濟發展各方面因素互動進而不斷演變的產物，有其歷史合理性、正當性。然而，在當今世界，其弊端日益顯露，警訊不斷。2007年開始的次貸危機、隨后的金融危機、全球經濟危機，直到今天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令人目不暇接。 高連奎 先生將之稱為“西方政黨分贓制”，其造成的“政客經濟”成為世界經濟大敗局的根源，“甚至把好人變成了壞人，把聰明人變成愚蠢的人，把有前瞻性的人變成短視的人”。其犀利、切中肯綮令人拍掌而和。其次，就是他的“低生存成本型社會”理論。現在法國雖然人均GDP早已超過三萬美元，進入福利社會，然而百姓卻普遍沒有富裕感。全國人均月工資不到兩千歐元，還有一半的受薪者低于一千五百歐元。但是法國的房價全國平均每平米在兩千歐元之上，擁有全國六分之一人口的巴黎最低達六千歐元！在這種情況下，僅有50%的法國家庭擁有自己的住房。生活中甚至大學的教授、校長都吝于打一次出租車。這種富裕國家卻普遍存在貧窮的奇特現象，竟然被“低生存成本型社會”理論所破解。這對于已經整體上擺脫貧困、正向富裕邁進的中國來說，是非常及時的理論參照。
當然任何理論都需要廣泛的實踐才能成為社會現實，然而我們卻不能不佩服他的努力、創新的勇氣以及由此帶給我們的啟發和思考。而且我也相信此書的問世注定要掀起一場“大波”，從而把中國模式的爭論、研究帶上一個新的高度。今日的中國也恰似“中流擊水，浪遏飛舟”，正在邁向成功的彼岸。此書的出版，也可謂正當逢時，給再度復興的中華民族描繪了“看世界，中國如何主沉浮”的遠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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