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讀毛主席著作、誦毛主席語錄的新潮

——三談我們這代人的責任

陶   冶

老伴兒看北京電視臺科教頻道的“養生堂”和“健康北京”以及央視的“健康之路”已成習慣。本月12日傍晚，在她看“養生堂”中的廣告時間我給錯了一檔，北京文藝臺正在播放老演員們的“我的成功作”節目，幾位我們這代人非常熟悉和不乏崇尚的“蛋”角演員：葛存壯、劉江、方化、陳述等被“翻騰”出來了，與在熒屏上頻頻露面的“新時期”的“新秀”們相比，對他們我們自然要高看的，我老伴兒也就沒再往回調。正在看得不乏興致的時候，主持人陳晨發揮了：“俗話說‘一個人做件好事并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你演一個壞蛋并不難，難的是你演了那么多壞蛋……”我愕然了：毛主席語錄怎么成俗話了呀？我是好動氣的，很快就平靜下來了，看那女主持人的年齡也就在30歲以內，屬于“80后”的，責怪他們也是不公平的，他們一出生就接受了資改派的宣傳和教育，毛澤東思想已經被“屏蔽”了，他們聽說有這么一句老話，卻不知道是誰說的，也是自然的，沒有對老人家不恭的意思。再說能把老人家說的話看成俗話也好啊，一是這話已經普及民間了，成了大眾俗語，也是老人家求之不得的。“文革”被否后老人家不是被人“請下‘神壇’”了嗎？其實老人家自己從未認為自己是超凡的神人，跟民眾一樣，而且始終與人民大眾在一起的。這也表明“請下”不過是蒙蔽群眾的，他們是要拉下來踢出去的。事實已經證明，不管是他們的主觀愿望如何，都是枉費心機、徒勞無益的，老人家的語錄已經扎根于民間了，想把她扔掉剔除是辦不到了。我把思考角度調到這里，就又釋然了。　　

電腦屏幕右下腳新聞窗出現了一則新聞：百名“60后”出任省部級領導職務。從發展規律看，這是件好事。但是，我想到央視名嘴“白眼狼”也是這個年齡段的就不免有些擔心。“60后”的到1976年毛主席逝世時最大的也才17歲，像“白眼狼”才8歲。他只記得自己吃不飽花錢不隨便，想吃好的買不起。還不錯，他還知道他爹和爺爺不在了，他媽用不到10美元的月收入能把他們哥倆拉扯大。到1978年是他人生的第一個10年，他認為他趕上好時候了，這年的12月16日中美兩國發表《關于建立外交關系的聯合公報》，12月18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改開”總設計師上臺了，“兩個偉大的國家，一個非常可憐的家庭，就如此戲劇性地交織在一起了。”到1988年，“白眼狼”他的人生第二個10年，他考進北京大學，畢業后進了“央視”， 躋身于國家主流媒體“嘴力勞動者”之列風光起來，享受到掌聲了。到這個時候他還后悔他出生的時間和地點不好。他說他出生“那年世界很亂，然后美國總統尼克松遇刺了”。他后悔他出生的地方離蘇聯很近，而離美國很遠。他就沒想想，若不是那年出生的話，怎么能享受“高考”的“新政”給他的免費上大學的待遇，而且還趕上了大學畢業后國家包分配的社會主義優越性末班車，使他這個邊陲蒙族的野小子縱身一跳躥到了共和國的首都京城。若是離美國很近，說不定幫他媽給自己找個美國佬做后爹了。當他的人生發展到第三個10年的時候，“1998年美國總統克林頓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開放的記者招待會，然后在北京大學進行了一個開放的演講，兩活動的直播主持人都是我。”就在這一年他有了自己的私車，不僅有名，而且“先富起來”了。可見他很為能主持美元首活動的實況轉播而感到光榮。被譽為“央視名嘴”后，好事連連，在他人生的第四個10年后的2009年3月31日，有幸到耶魯大學，向耶魯大學師生發表《我的故事以及背后的中國夢》的演講，講他四個10年，“憶苦思甜”，來說明“改開”的正確、偉大。他的節目“巖松看美國”在美國人面前竭力矮化”中國，同時攀高結貴（不僅僅是“接軌”）了：“中國和美國相距并不遙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需要。”　　

對于普通人，他的經濟狀況決定他的生活態度和政治態度；對于官員，他的社會地位決定他的政治態度和生活態度；對于介乎于兩者之間的附庸者來說，就看他寄生在哪一方面，得益于哪一方面了。可想而知，靠“改開”發達起來的御用者之流，他們能代表老百姓說話那就怪了。　　

我的三號后人跟“白眼狼”這個混賬東西是同齡人，在我家老三出世那年我（老伴兒隨同）被清理出教師隊伍，回生產隊務農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我受到銘記一生的教育是一個比我只大1歲的社員老兄對我說的“人比人得活著，貨比貨得留著”。就他這句話使我振奮起精神，我放棄了歸隊的想法安下心來當個普通社員，第二次當農民（第一次是1957年7月到1958年8月）。我這次當農民只干10個月（還是被“解放”歸隊了）就掙了3000工分，盡管歸隊后分文收入也沒有（沒參加年終決算），但是也是我的勞動成果，我為集體奉獻了。這次跟我一起回所在生產隊接受再教育的其他同事，有的一天農活也沒干。我不后悔，我檢驗了自己的農活水平和生存能力。我不僅能跟“大趟子”勞動了，還學會點種和揚場了。另外的收獲就是我得個兒子。在那個年月我的工資是35元5，老伴兒是民辦教員掙大隊的工分，年終按各生產隊勞日值的平均值計算，跟看大隊的老頭差不多，折算月工資的話不到20元。一直到1972年我進縣城的時候，就靠這50多元錢養活4個孩子，還要給雙方老人盡孝的。而到了我的兒子成家生了孩子時，我孫子的托兒費（1個月50元）還得由我們出，他兩口子養活不起1個孩子。現在允許生二胎，可他們就是不敢再生了。所以，我就要問，你姓白的小子是怎么長大的？你讀小學上中學你花多少錢？你上大學的4年你家里給你多少錢讓你交給學校了？你能享受高等教育而且國家包分配工作了，那是計劃經濟時代還是市場經濟時代的福利待遇？你媽沒再婚，如果不是那個年代，如果是現在，一個寡婦領兩個正用錢“堆”的半大小子，她能支乎下去嗎？！你還抱憾生錯了年代，你若是生在“90后”即使不讓你媽給避（孕）掉了，你肯定是個失學兒童的。　　

其實，我無意批判他這個崇洋媚外的，親美羨美的“準走狗”，但是我看了他的表演和批評他的文章（《讀懂白巖松的“中國夢”》），我也忍不住跟了帖：　　

我批評他或批判他是最有條件的，我的四個孩子有三個“60后”，還有個“70后”的。老大和老二上小學時候的課本里還有毛主席語錄，到老三上學的時候毛主席就不在了，從那以后，“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就不太叫響了，毛澤東思想進課堂也不怎么提了。等他們上初中的時候就換了“新時期”，連“繼承毛主席的遺志”也不提了，叫響的就是個人奮斗“發家致富”，什么無產階級世界觀和人生觀都不在乎了。在他們出校門步入社會時就是“學好數理化不如有個好爸爸”了，若想找個好工作，就看“有沒有個好爸爸”了。這樣的路程使他們倍感人生的艱難，他們也無心于什么“遠大理想”和“共同理想”了，在他們眼里就是“錢”，沒有錢什么也辦不成。這就是“th香木”網友在我的文章《偉大的思想家、理論家、實踐家》的跟帖里說的：“這些年輕人，根本沒有理想，根本沒有主義，根本沒有祖國。你說他們愛國家嗎？他們追求共產主義理想嗎？他們熱愛社會主義事業嗎？” “中國現在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是青年人沒有理想，沒有祖國概念，既不愛國，也不為黨和國家所提倡的理想而奮斗。他們熱衷于為自己的利益奮斗，除此之外，一概不感興趣。”我看“th香木”這話正合適那個“名嘴”“白眼狼”的。他的父親不在了，“子不孝（肖）父之過”，他缺失了家庭教養，就淪落到這個地步和程度。他還不知恥反以為豪，實在可悲！我對我的兒女是不含糊的。我要跟他們講清楚，那個時代實行統購統銷，糧食憑卡片供應是對的，是符合中國國情的。那個年代生產力還是低下的，產量不高糧食不能敞開供應，全民都在節衣縮食是必要的。他們這代人不理解當時國家的處境，把物資匱乏都記到毛主席頭上。就在我同一篇文章的跟帖中就有這么一個：　　

他沒用標點，他這里的“是讓老百姓吃不飽的家”是對應我文章中表述的內容和15樓網友跟帖說的　　

我斷定，22樓的不是“先富起來”的，就是跟“白眼狼”同年齡段的。他們也正是“th香木”網友批評的對象。面對這個現實，作為我們這代人該怎么辦？能視而不見任其下去嗎？從毛澤東思想深入人心家喻戶曉的年代過來的人，對自己后人在這方面的無知能熟視無睹嗎？第二天我出去參加了“馬列主義與傳統文化座談會”回到家，從長春來北京去新東方學校考試的外孫女還沒走，她姥姥說，他們又看了北京臺文藝頻道那個節目的重播，自然又聽見主持人陳晨說的那句俗話，姥姥就問外孫女：“你知道這話是誰說的嗎？”她想了想說：“我知道，是雷鋒說的。”姥姥說不對，那是毛主席說的。她還不信，就上網查了，之后問姥姥：“真是毛澤東說的，你怎么知道？”她姥姥也感慨了：“在以前，還沒有你的時候，中國人都知道的呀！”于是，我想我的“贈予”是絕對應該的。因為孩子（其實就這么說，她已經是23歲的“大四”學生了，并且有兩年黨齡了）晚上要上站回長春，我怕趕不回來就在地鐵車上給她打電話告訴她，我書房里有本漢英雙語《毛主席語錄》，讓她帶回去好好學習。現在我回來了她還沒走，就給她寫句囑咐：“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澤東思想的傳人。”我決不能讓馬列主義的新發展——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在我們這一代失傳！孩子發現我的案頭上還有一本雙語的《毛主席語錄》，問我都給她行不？因為我有老本漢語的，就滿足了她的要求。我在地鐵車上給她打電話的時候，我還擔心她不感興趣，現在我明白了，她是要回學校送給同學的。對于“80后”這代人，我們要趁我們在世的時候，盡其所能，把我們知道的，告訴他們，把我們該做的抓緊做了。　　

當前最該做的事情就是要把右派、修正主義分子們對毛主席的潑污頂回去，還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目。要讓孩子們明白“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人民公社”、“計劃經濟”、“修正主義”、“資產階級就在黨內”、“剝削”、“資本主義復辟”、“四清”、“社教”、“文化大革命”、“斗私批修”、“克己奉公”、“立黨為公”、“遠大理想”、“無產階級世界觀和人生觀”、“思想改造”、“農村是廣闊的天地 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知識分子要與工農相結合”、“知識分子勞動化”、“勞動人民知識化”、“按勞分配”、“消滅三大差別”、“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全國學習解放軍”、“解放軍學全國人民”、“鞍鋼憲法”、“兩參一改三結合”、“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樸素”、“勤儉建國”……等等被“資改派”視為過時了的詞語。為了讓他們真正接受和理解，就要把我們親身經歷的共和國60年，不加粉飾也不加歪曲地告訴他們。　　

我從老家（盡孝4個月）回來去看馬賓老人，馬老告訴我，他的身體檢查各項指標都是正常的，高興地說還能活5年。我知道他的身體是健康的，他的脈搏比我的還有力。他除了兩次摔倒造成雙腿骨折不能行走外，沒有常見的老年病。我說5年不止，102歲怎么能擋得住？能活120歲。他說，超過100歲的已經不算罕見了，120歲還沒有的。我聽得出老人的急迫感了。他沒有明說，但是我已經感覺到他在擔心，恐怕自己看不到時局回轉了，自己為之奮斗一生的共產主義目標已經被人看成是癡人說夢給當成歷史垃圾拋棄了。和他一起跟著毛主席、共產黨干革命的，為中國勞苦大眾翻身求解放而犧牲的2800萬生命也沒了意義。現在又回到了1919年前的不平等的階級狀態了。為不傷老人的心，我不想說破，但是自己又何嘗不在感到惶恐和危機呢？1919年連資產階級的革命代表孫中山都承認中國是“大富和小貧”（他不承認有階級矛盾）的矛盾，而現在眼睜睜地看到了卻還不承認（階級矛盾），其實就是要讓“羊與狼同室共生”。他們不敢宣傳馬列，更不敢宣傳毛澤東思想，因為毛澤東思想的靈魂就是階級斗爭學說，就是造反有理，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斗私批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就是實事求是，走群眾路線為人民掌權為人民服務。想重新騎在人民頭上的反動派們自然要閹割馬列主義，其實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化已經被毛主席完成和完善了，就好比已經做好的成衣你再次裁剪怎么也不如原樣的好一樣，不是弄巧成拙就是俗不可耐，沒有人愿意接受的。于是，就干脆拋開打出自己的那套私貨來，還美其名曰“創新”。30年過去了，經過30年的實踐的檢驗，看其實踐結果，已經明白著了，“改開”還要往哪里深化呢？摸到了“石”砸了“鐵”，工人下崗了農民補缺了，本是聯盟的工農變成被取代和取代者的關系。為什么？市場經濟決定的。勞動力是商品了，人家要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就跟買東西一樣，誰的便宜就買誰的嘛。農民進城當工人太廉價了，沒有多年積累成包袱，壓榨完了隨時可以踢開的。影響穩定就“壓倒”，沒說的。也許接手者發現老百姓不能這樣對付，提出了“人本”主張，強調建立“和諧社會”，出臺了“惠民”政策。這與“摸石者”、“砸鐵者”、“壓倒者”人性化、現實化多了。但是，仍然是在治標，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嚴酷地癥結在于：政黨是階級社會的產物，無產階級政黨的誕生和發展存在是階級斗爭的需要。修正主義者否認了階級的存在，就等于政黨的消亡；修正主義者否認了階級斗爭，就等于共產黨沒有存在的必要了。在理論上否定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就等于否定了共產黨；修正主義者否定了毛澤東思想，就等于否定了中國共產黨。于是“西山會議派”的“08憲章”就說共產黨不是合法組織，就連總書記的職務都不合法。依我看這就是自我拆臺造成的。你把指導我們（共產黨）思想的理論基礎都拆除了，那還怨誰呢？因此，擺在我們中國共產黨面前的當務之急是“固本強基”。　　

在“改開”之后出現了不少新詞，諸如什么“硬道理”、“維穩”、“抓手”、“上水平”、“夯實”……等等。“夯實”這個“夯實”那個，執政黨自己的基礎都虛空了，國有經濟也被掏空了，你還往哪兒“夯”啊？從國體來看，我們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改開”到現在，工人階級已經被邊緣化趕出政治舞臺，下崗后失去了勞動權，要活命就得給資本家做雇工，甘受剝削。就是還在單位干的也被“廠長負責制”演變成的“國企老總”視為自己手下的雇工（不是員工）隨時有“被下崗”的可能，沒有自主權了。農民已經從集體的人民公社的“長青藤”上掉了“系把”，倒退為舊社會的個體的貧雇農。有的為了養家糊口離鄉背井進城頂替了國家在籍工人，把本是聯盟的階級兄弟人為地變成取代者和被取代者的關系。作為維護職工利益的工會組織有名無實，參與了為新生的資本家“保駕護航”的隊列之中了。無論是工還是農，都在為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子女的將來而憂心忡忡。主人翁的地位沒了，責任和義務也沒了，天下興亡匹夫無責了。正好，想改變社會目標和歷史走向的野心家得把了，一轟而上，掠奪國有資產的有之，賣國求利的有之，想改變共產黨性質的有之，想竊國翻天的有之。他們都以自我為中心，上級指示合乎自己愿望就執行，不合自己愿望的就置之不理我行我素，甚至中央的指令都不當耳旁風。就在本月15日的央視“焦點訪談”節目中，還談到了哈爾濱市教育局主管下的雙城縣一所初中不顧中央的指示，仍然在搞義務教育的收費。這樣奇怪 的現象之所以存在，記者調查發現原來是當地政府默許的。反正地方對付中央的事例時有發生，這怎么能保證最高指示的貫徹落實？怎么能維護國家的整體運行？所以，強調中央集權和全國一盤棋是很有必要的，可不能過分放權了！這個是中央決策的事情我個草民不說了，還說作為民眾的我們自己該怎么辦吧。　　

我的想法就是讀馬列和毛主席著作，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頭腦，樹立無產階級世界觀和共產主義人生觀，叫響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做到“為人民服務”和為祖國的繁榮昌盛，同心同德干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一定要把遠大目標和眼前的目標結合起來，不能只顧眼前目標放棄長遠目標。作為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偉大民族，要想對世界負責任首先是對本民族負責任，本國人民的生活水準和精神面貌都“現代化”了，才能擔當得起國際重任。發展經濟是為了保障供給。毛主席有好多話都被腰斬了，就說他的為中央黨校的題詞吧：“實事求是 不尚空談”，而“不尚空談”是老人家“實事求是”的落點。單單講“實事求是”的各級黨校都忽略了“不尚空談”（好在通州區黨校是個例外），那么她培養的學員能不空談嗎？不止于此，“實事求是”也再斬一刀干脆來個“求是”，好端端的刊物為什么改名啊？討厭的話就取消了不就結了。非也！內有玄機，求是求是，不是求否。不爭論嘛，只能順著說不可逆向論。還有“發展經濟 保障供給”，發展經濟的目的是保障“供給”。而這里的“供給”是對革命根據地的供給，對解放區的供給，不是對“白區”的供給。為了供給的均衡持續不斷，就要計劃供應；為了避免生產過剩造成浪費，就要計劃生產。當時還沒有“計劃經濟”這一說。別說是一個解放區，一個革命根據地，就是一個民居家庭也要有個家庭收入和消費計劃的。何況是一個革命成功后建立和發展了的國家呢？我從上高小時就懂得“囤積居奇”、“通貨膨脹”、“高利貸”、“黑心奸商”、“民不聊生”、“水深火熱”這些詞組的含義，就怕奸商黑心“高利貸”盤剝、資本家“囤積居奇”造成“通貨膨脹”使得民不聊生陷入水深火熱之中。所以一心依靠共產黨，真心信賴共產黨和毛主席，就認為有了共產黨和毛主席咱們什么都不怕了。貧窮不可怕，以后經濟發展了就不窮了。所以才肯勒緊褲帶艱苦奮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敢于“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我們對國家實行統購統銷，計劃供應沒有一點意見。我們買東西自然也都到國營商店去買，很少到合作商店去買的。后來合作商店也變成國營的了，店員也變成商業戰線的職工了。在農村就是到供銷社去買。生豬、雞、鴨、蛋甚至干菜等農副產品也由供銷社收購。那時候為了保證國家的統購統銷和計劃供應是不提倡“自由市場”的，我記得工商管理所的同志就是監管個人到市場上出售供銷社和國家商業部門收購的這些東西的。那時候的經濟流通是很有秩序的。“改開”之后放開原來限制的市場了，還不算，還靠市場來調節經濟了，靠市場來帶動經濟發展了，本來是個流通環節的市場，卻成了比生產還重要的環節。于是，被叫成“市場經濟”。我不是經濟學家，只知道市場是經濟流通領域的一個為消費者提供商品的場所，也居然成為經濟了？我怎么也不明白是經濟的稱謂涵蓋量大，還是市場這個稱謂涵蓋的量大？就在這個有了“市場經濟”的稱謂情況下，回過頭來，把計劃供應的時代叫成“計劃經濟”，而且給它羅列了好多缺點甚至罪名。我不禁要問了：計劃供應的年代，咱們去買東西的場所，商店也好，供銷社也好，街頭市場也好，算不算市場？　　

既然可以把市場叫做“市場經濟”了，那就什么都可以叫做經濟了。個人做買賣叫做“個體經濟”，私人買賣和國營買賣對應，就叫做“私營經濟”。是啊，有國營經濟就有私營經濟嘛！后來又把私人開辦的所有企業統稱“民營經濟”。在農村這個“經濟”就更多了，在自己家的院子里搞點兒種植就叫做“庭院經濟”，在池塘里養養魚就叫做“池塘經濟”，城里人也學會了，在陽臺上養花種草也賣錢發財了（如長春的君子蘭）就叫做“陽臺經濟”。后來大棚發展起來了，又叫做“大棚經濟”。此外還有什么“綠色經濟”、“環保經濟”、“循環經濟”……五花八門、莫名其妙，反正到處是“經濟”。再發展，文化也“經濟”了、司法機構也“經濟”了，直至解放軍部隊也“經濟”了（終于迫使當局下了個最高指示，禁止部隊經商做生意，同時馬上給部隊軍官漲工資）；再后來，審批個什么也“經濟”了。于是，行賄索賄被視為“潛規則”了，干部腐敗也就風行得不足為奇了。我就知道有個縣級市政府就喊出了“遍地皆市場，無處不經商”的口號來。從上到下，都把流通環節看得比生產環節還重要，都不重視創造價值，而在流通領域轉手漁利，層層加價，到消費者手里（人家叫“終端”）買價是成本價的好幾倍（典型的就是藥價，當局也承認的“虛高”）。這種“投機倒把”的行為被開禁了，合法化了，商人（或商家）的所得比廠家還大。產品到商品，幾經流轉（恕我也來個“抄襲”）利潤真就“最大化”了，老百姓吃多大的虧就別管了，反正“雞的屁”越放越大，想要業績和政績的各級官員都志得意滿了。　　

現在看經濟是發展了，市場也繁榮了，可是本國人民的需求是滿足了嗎？勞動群眾的生活水準究竟有多大的提高？“補課派”不早就說社會主義時期的主要矛盾是“廣大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的需求和落后的生產力的矛盾”嗎？“資本主義課”已經補了30年了，物資已經過剩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物質需要滿足了嗎？如果進市場，進商場（有的還叫廣場、叫商城），的確商品豐富，到處在“獎購”，在“促銷”，實際已經是商品積壓了。那么造成物資過剩的原因除了盲目生產，不就是普通工農缺乏購買力嗎！盡管政府不止一次地出臺“拉動內需”的政策，還是拉動不起來，“拉而不動”的局面怎么解決？把投去給美國“救市”的那筆巨資拿出一半用在本國老百姓身上，不就解決了嗎！而且今后搞計劃生產，計劃供應，中國有資源，有開發的項目，有基本建設的項目，還有國防工業要加強要發展，中國人的就業崗位太多了，為什么不國家招用工人，而把機會推給新生的資本家。能制定優惠政策鼓勵私人投資發展民營經濟，為什么不發展國營經濟？地下礦藏本是國家資源，為什么國家不開采，卻讓私人開采？造成礦難頻發的原因在哪里？不是清清楚楚的嗎？私人開采他能不急功近利嗎？引進的外資企業更是急功近利，都是掠奪式開發。結果造成資源浪費，環境污染，遺禍于子孫。　　

我們有好多國家的公益事業單位，比如大學，比如醫院，比如公園等，為了減輕負擔，把他們的輔助工種和后勤部門用“社會化”的名義轉包給私人，由這個人當老板再由他來招人打工，為什么不自己招工人辦食堂，搞保潔、做保安？結果學校和醫院的食堂學生和患者吃不起，寧肯到街面上吃小吃。要我看，這就是不負責任。學校對學生不負責任，工廠對員工不負責任，醫院對患者不負責任。方方面面都不對自己的工作對象負責任，那么政府對人民的責任能不落空嗎？中國的政府對中國人的責任若是沒承擔起來，我們對世界說，我們要做負責任的大國，辦得到嗎？要做個負責任的國家，就必須有負責任的政府；要做個負責任的政府，就必須把老百姓受剝削的問題解決了，讓他們有勞動權，有業就，有班上。讓他們在國家辦的工廠、工程、礦山、商店、醫院等企事業單位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給社會主義大廈添磚加瓦。　　

我現在感覺，我們“40后”的已經退出歷史舞臺了，“50后”的也快退出了。其中有一少部分有了一定的地位，沾上既得利益集團的邊，覺得很滿意了。“60后”的正當年，他們對毛澤東時代知之甚少，但卻趕上了社會主義的“末班車”，下崗還沒輪到他們，有的還在發展，盡管要舍耗一些費用做鋪墊，似乎已經習慣了。想晉級必進貢，也成“潛規則”了。既然走上這條道，你就別哭也別鬧，前面送出了，后頭你再撈。依我看，他們就是毛主席在《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中說的“小資產階級”的“第一部分是有余錢剩米的，即用其體力勞動或腦力勞動所得，除自給外每年有余剩。這種人發財觀念極重，對趙公元帥禮拜最勤，雖不妄想發大財，卻總想爬上中產階級地位……這種人膽子小，他們怕官，也有點怕革命。”我在網上遇到了幾個跟我辯論的，有教育后轉變看法的，也有保留看法的的，有的頑固不化的我就刪除了。比較接受宣傳教育的卻是“70后”和“80后”，尤其是“80后”的，也還有“90后”的。主動找上門來的、主動接觸的比較多些。我仔細想了，是什么原因？還是跟他們的利益相關。他們就出生在“改開”年代，他們是自由了，但是他們的人生消費（或說“人生成本”）卻是前無古人的。他們以為趕上了好時候了，拼命考取了上級學校，直到讀完大學，可是他們畢業就失業了。他們覺得自己被拋棄、被欺騙了，于是他們就開始尋找真理。有的已經覺醒了，現在不能再埋頭讀書了，要跟工農相結合了；不能再靠父母了，要自己闖蕩社會了。有的竟然走到我的前面了，比如下面的網友：　　

我是一個農民 　　

獨行 20:53:21　　

對你文章里所講的,深有感觸　　

獨行 20:54:48　　

我現在在農村,想從農村開始,改變現狀　　

我的回答：你的想法很好，大局咱們轉變不了，自己搞個小范圍的陣地，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農民，組織起來，走集體道路。　　

他立刻給我發個圖片文字：

另外有個叫牧川的網友，我看他發了那么多（57篇）文章以為他是50多歲的人呢，原來也是“80后”的。這個實在讓我感到意外。頭兩天從QQ里看見了百名留學美國的“90后”給溫總理的一封信，就李剛兒子在校園軋死女大學生的案例提出他們的看法。我對能到美國深造的學子們還在關心祖國的事情，還有這樣的同情心感到佩服。因此，我看到了希望，中華民族的良心還沒有全部泯滅，我們這代人應該感到安慰。　　

15號晚上看央視“身邊的感動”節目，其中還說到郭明義，記者探究郭明義精神形成的根源，訪問了他的老母親，還有他的老連長。郭明義自己說：“……就是模仿雷鋒，不但按雷鋒那樣做，還要照雷鋒的足跡前進。”老連長藺傳芳拍著他的肩膀說：“謝謝你，你給傳下來了！”我想，如果郭明義不是在國營企業的鞍鋼下屬單位上班，他能怎么樣呢？從郭明義的事跡來看，從他的成長和發展來看，盡管他沒提到毛澤東思想的教育，但是他提到雷鋒了。而雷鋒是學 習毛主席著作的積極分子，是毛主席的好戰士。毫無疑問，雷鋒是毛澤東思想武裝了頭腦的典范，郭明義是效仿雷鋒的，那就是說，沒有毛澤東思想就不會有雷鋒和郭明義的。毛主席在《紀念白求恩》中教育我們要做“五種人”，在看到雷鋒達到了這個標準之后，這就引發了老人家的感慨和贊嘆，毅然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也就有了陳晨都知道的卻不知道是誰說的“俗話”：“ 一個人做點好事并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不做壞事，一貫的有益于廣大群眾，一貫的有益于青年，一貫的有益于革命，艱苦奮斗幾十年如一日，這才是最難最難的呵！”

老人家說的這“最難最難的”，“白求恩做到了，雷鋒做到了。但他們都死得早，雷鋒才活22歲，做好事也不過5年。而郭明義已經做了8年，他肯定要比雷鋒做的年頭多。但是，我要說的是他必須有兩個先決條件，除了堅持“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外，就是要有個好身體，注意生產安全，使自己的有限生命更長些； 再就是別下崗，干到正常退休，其所在的單位別改制，別“國退民進”變成私人承包的企業或被私人買去，讓他被迫“賣斷”工齡（即國家職工身份）。郭明義的事跡確實感人，太不容易了！我是做不到他那樣了。但是我要鼓勵我的后人向他學習。雷鋒所處的時代不是現在的市場經濟時代，相比之下，郭明義是后來居上了。所以我認為人家郭明義那才叫“與時俱進”呢！為了保證雷鋒精神代代傳，為了保證社會主義江山代代傳，為了中華民族的長盛不衰永遠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從毛澤東時代過來的我們這代人，勇敢地站出來吧，擔當起“傳、幫、帶”的社會責任，推動讀毛主席著作、誦毛主席語錄、唱毛主席語錄歌的新潮，讓“紅太陽”重新升起，繼續照耀我們的前程，讓毛澤東思想的陽光、雨露繼續哺育社會主義新人健康成長！　　

　2010年11月16日　23：46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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