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世界眼光研究王陽明的力作　　

        ------余懷彥教授著《王陽明的五百年》評介　　

               陳   寒   鳴　　

（天津市工會管理干部學院   天津市  300170）　　

貴州師范大學政治與歷史學院資深教授余懷彥先生新著《王陽明的五百年------中國與世界的王陽明》（貴州教育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是國內外第一本從中國近500年歷史和全球視覺來寫王陽明的書。我蒙余先生贈書后即展卷拜讀，獲益良多，深覺此書是近年來陽明學研究中難得一見的力作。

該書以史實為據，揭揚陽明的真精神。王陽明才兼文武，事功卓著。我們統觀其學術、事功，總感到在他的人格與學術品格上有一種奇特的結合：既內向，又重實踐；既神秘，又講現實；既真誠，又富于機變；既恪守道德，又心智自由。余先生書中雖未對王陽明具有傳奇色彩的生平事跡作詳盡介紹，但結合陽明所處社會時代，著重評析其生平中的幾件大事，向人們展露陽明是如何將人格與學術品格完美結合起來的。如第二章中的“‘鎮壓農民起義’之辨”，不僅明確指出王陽明鎮壓的并非農民起義，而是“土匪、流寇以及一部分少數民族首領的叛亂暴動”（58頁），而且指出“在中國幾千年專制社會的官僚體系中”很少有人像陽明那樣“了解勞動人民的苦難”（第60頁），這使陽明采取了一系列為廣大民眾擁護的手段并在短短兩年多時間里就取得奇效，“基本解決了中國南方數省過去幾十年甚至千百年未能解決的土匪流寇向題和民族沖突問題，為明王朝這些地區營造了百年相對安定的社會環境”（第64頁）。余先生認為，王陽明絕非如某些現代學人所斥稱的“鎮壓農民起義的劊子手”，恰恰相反，他平定土匪、流寇以及一部分少數民族首領叛亂暴動的卓越事功“正顯示了他心學的燦爛光輝”（第60頁）。

以一種寬闊的學術胸襟來分析陽明思想，是該書的又一特色。余先生指出陽明當然是一代儒學宗師，但其所謂“儒”，“并非狹義的孔孟之儒，而是融化了道家、法家、墨家、陰陽家的廣義之儒；他的心學，也并非只承續孟子到陸象山，而是‘儒、佛、老、莊，皆吾之用，是之謂大道’”（第7頁）。這是符合陽明思想實際的判斷。余先生更對“心學與關學”作了專門論析，不僅指出張載和王陽明有著相似的經歷和氣質，故而陽明對孔子、孟子略有微辭，不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對朱熹多有批評，對周敦頤和二程亦有所保留，獨對張載及其開創的關學給予很高評價，而且更指出“無論在氣論還是在心論上”，陽明和張載“的觀點都有很多一致，或互相借用的地方”；并謂：“在張載看來，‘氣’屬于宇宙本體論的范疇，而‘心’屬于認識論和倫理的范疇，兩者并不是沖突的，‘天無心，心都是人之心’。張載正是從他的氣論，堂堂正正過渡到心論。”（第11頁）“張載的結論正是王陰明心學的出發點。王陽明的心學，就是從‘心即理’出發的。”（第13頁）這一為以往學界殊少涉及的論析，實為余氏此書的一大創獲。

究竟應該如何評價陽明學？學者們對之當然可以見仁見智，而余先生則是從中國思想文化近代化歷程角度來評價陽明學的。他認為盡管“中國近代化是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才開始的”，“但‘近代的萌芽’，作為近代的思想和物質因素的形成，顯然要遠遠早于這一天。這些因素，早就在中國的社會內部孕育了”（第76頁）。故其認同日本著名學者島田虔次、溝口雄三先生的意見，指出“中國的近代哲學、近代文學和近代政治學，都是從王陽明和李卓吾開始的”（第77頁）。此說深契吾心。多年來，我一直認為，晚明清初的早期啟蒙思潮開啟了中國思想文化近代化的歷程，而早期啟蒙思潮發端于明代中葉興起的陽明學。余先生在書中對此有多方闡析，如指出：“王學的核心是‘心即理’，以個人的心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這就否定了外在的‘理”，也否定了外在的權威或經典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啟蒙思潮正是據此打破儒學經典的桎梏，吶喚著獨立思考，敢于為天下先的人物。”“王學的‘人人皆有良知’的觀點，隱含著人是生而平等的，無高低貴賤之分，啟蒙思潮由此引申出了許多民主和平等的要求。”（第130頁）“啟蒙思潮利用王陽明‘知行合一’說中特別強調‘行’的觀點，提倡實學，為‘經世致用’找到了理論根據”（第131頁）。通過諸如此類的論析，余先生得出結論：“中國的啟蒙思潮，是融陽明心學和實學于一室。”（綿131頁）他稱許王陽明是“中國近代化的第一個拓荒者”，并滿懷深情地寫道：“壯哉王陽明！在近代中國人艱苦卓絕無怨無悔的奮斗中，人們不斷地呼喚著你的名字；悲哉王陽明！在19世紀中葉的凄風苦雨中，中國人未能以你的學說為前引，實現現代化強國的美夢，倒是日本人做到了，何以‘種之西域，收之東隅’？”我想，無論人們是否都能同意余先生的觀點，他的這番話是能引起人們多方面、多維度深思的。

更值得指出的是，以世界眼光研究陽明和陽明學，這是余先生此書最重要的特色，也是其對學界的一大貢獻。全書六章中，有三章專門談論“陽明學在日本”、“陽明學在韓國”和“陽明學與西方”。陽明學在日本的傳播、發展及對日本近代化的深刻影響，這是中、日學界都很關注的，但“陽明學在韓國”則是海內外學界殊少涉及的話題。由于韓國最早接受的是朱子學，并一直以朱子學為“正”，而視陽明學為“邪”，致使陽明學在韓國始終處于“異端邪說”、“斯文亂賊”，被朱子學打壓的地位，研治并信奉陽明學者少，陽明學在社會生活中也沒有發生多大影響，所以，論述這話題確有很大難度。而余先生不畏其難地涉及這論題，他“評李退溪對知行合一的批評”，指出作為韓國官方哲學代表和學術泰斗李退溪基本否定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對韓國的啟蒙運動和思想解放無疑起到了極壞的作用”，“結果是，在500年前，基本處于同一發展程度的中、日、韓三國，在1860年，突然拉開了距離。日本由于接受了陽明學，注重事功，以我為主，銳意開拓，廣泛吸收西方各方面的先進思想，迅速走上了明治維新的強國道路，搶搭上了19世紀現代化的最后一班車；而嚴厲打壓和批判陽明學的中韓兩國，卻由于崇尚空談的保守勢力繼續占上風，迷信權威，對學習西方嚴格設限，打不開局面，一步落后，步步落后，終于淪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韓國更有亡國之痛”（第171----172頁）。他注意到陽朱陰王的尹拯的心學思想，說尹拯“是朝鮮從朱子學向陽明學過渡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第181頁）；分析了韓國陽明學奠基人“鄭霞谷的中和論”，指出：“鄭霞谷的中和論”“代表了王學發展的一個比較正確的方向。它不僅分中國一些流于空疏的陽明后學有所不同，也與提倡武士道精神，專注事功的日本陽明學相異。”（第189頁）還對現代韓國陽明學的復興作了紹介。余先生對“陽明學與西方”的介紹和分析，尤其是從比較的視角講“王陽明與馬丁·路德”以彰顯陽明學在“人的發現”方面的意義，論“王陽明與貝克萊”以揭示中、西哲人在“心外無物”觀上的異同，談“王陽明與尼采”以闡揚意志的力量，析“王陽明與薩特”而從境遇哲學角度對陽明學作出新的詮釋，如此等等，娓娓道來，引人入勝。余先生說：“按人數統計，西方人知道王陽明的，現在仍是很少數，但這并不排除陽明學已進入西方精神世界的核心，不斷激起層層漣漪，對西方以自我為中心的文化觀和價值觀構成了嚴重的挑戰。”（第196頁）陽明學是否確“已進入西方精神世界的核心”，并“對西方以自我為中心的文化觀和價值觀構成了嚴重的挑戰”？姑置不論，但無論如何，余氏此說應是具有前瞻性意義的。

此外，由于余先生長期在貴州工作和生活，而貴州龍場驛又是陽洞“悟道”之地，是陽明心學發端的地方，故其對“王陽明與貴州實學”作了專門論析，此在陽明學研究中亦具有補白開新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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