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毛選》（三）
讀《毛選》（唯物辯證）
近二十年來總有這么股陰風，否定毛澤東，說什么“毛澤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在下不想跟著他們的思路走。在八十多年的中共歷史里，毛澤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那么誰是馬克思主義者？有沒有馬克思主義者？說“毛澤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人，歸根結底，他們不需要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反毛澤東思想，這才是要害。
在毛澤東的引領和教育下，我們完成了“新民主義革命”，建立起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毛澤東竟然不是個馬克思主義者？天大的笑話。毛澤東不僅是馬克思主義者，而且在著前面加上“偉大的”才對。上文中，開頭那段毛澤東與斯諾的談話中，毛澤東告訴斯諾，“中國革命，有兩篇文章，上篇和下篇”。已經清晰表明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她從一開始就表明了黨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建國時斬釘截鐵說：“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過去通常把馬克思主義分為三個組成部分，它們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同時我們也看到馬克思主義產生的歷史背景和地域范疇，學習和理解馬克思主義，需要對它們進行必要的了解和學習，但許多理論家一頭扎進這個歷史的背景和地域范疇出不來。列寧不是這樣的人，所以他有“十月革命”的勝利和蘇維埃的誕生；毛澤東不是這樣的人，才有新民主義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中國的誕生。雖然他們兩人走的路線不同，而目標是一致的，那就是建立無產階級的政權，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走向共產主義這一最終目標。他們是成功者，所以才有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他們成功的秘訣就是應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而不是馬克思學說中詞語。在中國毛澤東用不著太多的研究歐洲的經濟、文化背景和歷史進程，根據馬克思的原理，研究中國的經濟、文化背景和中國的歷史進程，尤其是中國近代歷史。這也是我的前文要想表述（可能水平有限未表達清楚）的內容。誠然，馬克思主義是在與錯誤的思潮斗爭中產生的。作為馬克思學說全面掌握，是需要有人來專門的研究和考證。如果只有這樣的人，才稱得上是馬克思主義者，那么，你又把馬克思主義理解歪了，“本末倒置”了，你只能成為一個非馬克思主義者。不是這樣嗎？話語至此，我又不能對前些年成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院”有一種深深的憂慮。（擔心走俄國普列漢諾夫的老路。）
我還是看看毛澤東是如何談馬克思主義的。毛澤東在37年7月在抗大的講演（實踐論）中深刻表示：“在中國共產黨內，曾經有一部分教條主義的同志長期拒絕中國革命的經驗，否認“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這個真理，而只生吞活剝馬克思主義書籍中的只言片語，去嚇唬人們。還有另一部分經驗主義的同志長期拘守于自身的片斷經驗，不了解理論對于革命實踐的重要性，看不見革命的全局，雖然也是辛苦地——但卻是盲目地在工作。這兩類同志的錯誤思想，特別是教條主義思想，曾經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使得中國革命受了極大的損失，而教條主義者卻是披著馬克思主義的外衣迷惑了廣大的同志。”毛澤東的《實踐論》，正是用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觀點去揭露黨內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這里主要應用馬克思的主要原理（而不是只言片語）來指導實踐。理論是一個方面，實際又是一個方面，對自己不了解，怎么來指導？毛澤東一生作過無數次的調查研究。比如毛澤東與斯諾談話中，有這么一段對美國的敘述：“美國獨立有一百八十五年了，美國的建設花了一百八十五年的時間。除了獨立戰爭時期的反英戰爭和為了解放黑奴而進行的南北內戰以外，你們國內就沒有經歷過什么戰爭。你們的地方特別好，氣候和地理條件都很好，兩個大洋保護著你們。但主要條件是你們一百七十多年前就把英國殖民者趕走了。另外還有一個條件，就是你們國內沒有過封建地主所有制。”斯諾怎么不點頭稱是？這就是美國“得天獨厚”的前提。那么中國呢？而毛澤東是最了解中國的，所以他不可能，也沒有必要照搬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只需要他們精髓和原理，實踐證明毛澤東是正確的。
對于《辯證唯物主義》（主要是《實踐論》與《矛盾論》）這個小冊子，毛澤東與斯諾在65年談話中有這樣一段問答。斯諾說：“西方有些‘毛學’專家，互相展開爭辯，觀點各有不同。我不久前在日內瓦參加了一次‘北京問題專家’的會，會上辯論的一個問題是，《矛盾論》是不是對馬列主義作出了新的貢獻?”毛澤東說：“那時抗日軍政大學要我去講一講哲學。”斯諾問：“《矛盾論》是講演的一部分?”毛澤東答：“就是。他們強迫我去講課，我沒有辦法。這是寫的講義的一部分。花了幾個星期，搜集了些材料，主要是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每天晚上寫，白天睡覺。講課只講了兩個鐘頭。我講課的時候，不準他們看書，也不準他們做筆記，我把講義的大意講了一下。……其實，《矛盾論》不如《實踐論》那篇文章好。《實踐論》是講認識過程，說明人的認識是從什么地方來的，又向什么地方去。”斯諾又問“主席看過黑格爾的文章嗎?”毛澤東答：“看過一些，還有費爾巴哈的。海克爾寫的一本書里頭有相當豐富的材料，他不承認他自己是唯物主義者，實際上是唯物主義者。”斯諾問：“什么時候讀的?”毛澤東答：“那很久了，是打游擊戰爭的時候（瑞金時期）。”
奇怪的是在毛澤東的講演和著作中，很少有大段的引用馬克思或列寧的原話，而是經過自己理解后的基本精神，所以有人認為毛澤東很少讀馬列的書。其實恰恰相反，毛澤東是讀懂了，而且理解后通過自己的語言根據中國的實際說出來，針對性就是毛澤東的特點，因為他又是個最大的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家。所以在國外有一批斯諾所講的“毛學”專家，而且也讓他帶來在研究中爭議，有望有個權威性的解釋。在他們眼里，毛澤東無疑是一個偉大的且創造性地馬克思主義者。除別有用心的家伙說毛澤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外，對毛澤東是否馬克思主義者有所懷疑的人，他們讀的毛澤東書太少，又不懂中國的歷史，更不懂馬克思主義為何物？其實，我們黨內高層有不少知識分子，但從認知的水平來說還是比較低的，教條主義就是其中的產物。
說到底辯證法的祖宗是中國。究其基礎來看，世界三大邏輯體系，形式邏輯（希臘）、因明邏輯（印度）、墨辨邏輯（中國），斯諾帶給毛澤東的問題正是關于墨辨思維問題。說比毛澤東小十一歲的陳伯達不僅滿口的閩南話，而且還是個“之乎者也”先生，作為教員他很失敗的，但毛澤東看上他的是他對墨辨的研究，這方面有共同語言，所以毛澤東請他來當秘書。陳在毛的推薦下出版《墨子哲學思想》一文，還有《孔子的哲學思想》、《老子的哲學思想》，不少修改來自于毛。那么毛在《辯證唯物主義》小冊子的文章中大量應用墨辨邏輯是不是來源于陳伯達，非也！毛澤東是喜歡讀書的，況且毛年長陳十多歲，這是覺得陳能系統論述老子、孔子、墨子是很不容易的，在黨內也屬屈指可數的。毛澤東平民化的語態和簡明扼要的文風與陳伯達是完全不同的。
當然在延安時還有艾思奇、李達等在哲學上有建樹的黨內學者。艾思奇比陳伯達還年輕六歲，26歲時（1936年）毛澤東就推薦他的《大眾哲學》一書，還有艾思奇編著的《思想方法論》、《哲學與生活》、《哲學選集》等，毛澤東對這些教材都給與大量的幾萬字的批注，還有李達編著的《社會學大綱》、《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等，延安的大學需要教材，他們都做出大量的工作。毛與李的關系從建黨時期就開始良好的合作，1922年底因毛澤東邀請李達到長沙出任湖南自修大學校長。這本《社會學大綱》被毛澤東譽為是“中國人自己寫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延安時期號召黨的高級干部學習此書。這些在歷史進程中都已經展現給世人的，根據毛澤東講演的《實踐論》、《矛盾論》怎么會引出那么多的是是非非呢？胡喬木1941年來到毛的身邊。比如對《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是有胡喬木的辛勞耕耘，毛澤東立了提綱，讓秘書們工作，寫了好幾稿毛都不滿意，胡的功勞是寫了一個能在此基礎上修改的稿子，得到毛的表揚也是情理之中的，然后在此基礎上與毛一起修改，通宵達旦。因為這些不是講演，而是對歷史的總結，秘書們沒有權利定性、定論的，甚至他們都不是經歷者。至于《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胡喬木是根據講話記錄的整理者，有些詞語推敲找過主席商量的，也促使在1943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7周年時，講話全文正式在《解放日報》上發表。這是毛澤東用通俗化語言寫成的馬克思主義又一本重要的教科書。怎么就有那么多顛倒是非的說法呢？只要你細心地讀，就知道文章的作者是誰？一個秘書能領到延安的意識形態？一個秘書能指揮千軍萬馬？
再說了，當年的延安這個社會，毛澤東說她十個沒有（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化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磨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這不具有馬克思意義下的社會雛形？建國以后大量的“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和“計劃經濟”不符合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我們只能說似乎還可以做得更好一點的問題，而不是懷疑她的屬性不是馬克思主義的！
延安時期的毛澤東（條件許可）全面地研究馬列主義，并且用她來指導中國革命。毛澤東除了各種講演和報刊文章外，比較集中還有延安整風時期的代表作《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等，都是毛澤東進一步地從思想問題上總結了過去中國共產黨內路線的分歧，分析了廣泛存在于黨內的非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作風，主要是主觀主義的傾向，宗派主義的傾向，和作為這兩種傾向的表現形式的黨八股。毛澤東號召開展全黨范圍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運動，即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原則整頓作風的運動。毛澤東的這個號召，很快地在中國共產黨內和黨外引起了怎樣以從實際出發的觀點而不是以教條主義的觀點來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原理，怎樣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以及怎樣對待一九三一年初至一九三四年底這段時期黨內兩條路線的斗爭這樣一些重大問題的大討論，鞏固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在黨內外的陣地，使廣大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了一步，使中國共產黨達到了空前的團結。
讀《毛選》（抗戰之偉力）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領中央紅軍（紅一方面軍）與陜北紅軍在吳起鎮會師。兩支部隊加在一起也就一萬五千來人。一年前，紅一方面軍撤出中央蘇區踏上長征路途時，有近10萬之眾。而到達陜北的陜甘支隊，人數不滿8000人。陜北紅軍也是三個軍即從河南出發長征的程志華、徐東海等領導的25軍、陜甘劉志丹等領導的26軍、陜北謝子長領導的27軍，組成紅15軍團，也就7000多人。聶鴻鈞任該軍團軍委主席，徐海東任軍團長，劉志丹任副軍團長，程子華任政委，高崗任政治部主任。在會師前后與在西北剿共作戰的東北軍打了四仗（勞山戰役、榆林橋戰役、吳起鎮戰役、直羅鎮戰役），東北軍接連失敗四場，損失兩個步兵師，一個騎兵師，共損失1萬5000兵力和大量輜重。
而對兩支紅軍部隊沒有多大損失，四戰繳獲東北軍的近8000支步槍，數百挺輕重機槍，數十門迫擊炮山炮，數十萬發彈藥和其他大量輜重物資，大大補充了紅軍現有裝備上的劣勢。人員數量也各自的7000余人幾乎翻番擴大了。繼續往下打對十多萬的東北軍和近十萬的西北軍都難以接受，紅軍也覺得在短期內消滅對方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談判，互不侵犯，再說當下中華民族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這一年年底時中共中央在陜北瓦窯堡召開了一次重要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作了軍事問題的報告且會議通過《中央關于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會后，毛澤東根據瓦窯堡會議決議精神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進一步從理論和實踐上闡明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方針。
1936年7月1日，紅二、紅四方面軍在西康甘孜會師。10月10日，紅一、紅四方面軍在甘肅會寧會師。10月22日，紅一、紅二方面軍在甘肅會寧會師。至此，紅軍長征勝利結束。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周恩來等人赴西安談判，迫使蔣介石接受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等６項條件。1937年七七事變后中共中央將《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送交蔣介石；八一三事變日軍大舉進攻上海；8月中共中央在陜北洛川發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8月25日將陜甘寧紅軍武裝改編為八路軍（三個師4萬5千人）；10月將南方紅軍武裝改編為新四軍（一個師1萬多人）。這些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隊相繼開赴抗日前線。此時共產黨領導八路軍、新四軍開始時的總兵力也就是六萬來人，加上共產黨領導地方武裝也就十來萬。這點武裝力量也只是國民黨武裝力量的30分之一這個水平上。
誰是抗戰的中流砥柱呢？這個問題在網上爭論很多了，我覺得這個問題問的有問題。國共兩黨力量當時懸殊這么大，提出這個問題不合適。國民黨是代表政府的，行的是舉國之力，而且是在十年民國黃金經濟發展之時，況且早期有蘇聯大量經濟和軍事援助，后期有美英經濟和軍事援助，國民黨軍隊有近百個師是德式、蘇式裝備。這兩大軍事集團是沒法比的。共產黨在經濟、軍事裝備等沒有任何優勢可談。那么，國共兩黨誰是抗日中流砥柱呢？這問得倒是對國民黨的懷疑，甚至是讓人瞧不起呢？那么，誰是抗戰的中流砥柱呢？我說是中華民族！是中國人民！這就是戰爭之偉力所在！
毛澤東在《論持久戰》論述：“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日本敢于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克服了這一缺點，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們數萬萬站起來了的人民之前，使它象一匹野牛沖入火陣，我們一聲喚也要把它嚇一大跳，這匹野牛就非燒死不可。”真正的銅墻鐵壁是什么？是人民！是發動和組織起來的人民！
“西安事變”后，八路軍東渡黃河，開赴前線；延安成為“革命的搖籃”，也是抗日骨干的培訓基地，一批批“戰斗隊”、“工作隊”、“宣傳隊”、“生產隊”的干部送往抗日前線，組織和領導抗日統一戰線。他用他的意志和智慧感悟著每一個來延安學習的熱血青年和基層干部，把他的思想傳遞到每一個抗日群眾的腦海里，把他的書帶往全國各地。在外部看來延安是“革命的圣地”、是“中國之希望”，“朝圣”者越來越多，學習“統一戰線政策與策略”、學習“戰略與戰術”、學習“游擊戰術”、學習“開創根據地的工作”、學習“堅持敵后斗爭工作”、學習“生產運動之經驗”、學習“經濟工作制經驗”、學習“革命的文藝理論”等等，延安就是最好范例。而這一切都是在中國歷史上最為黑暗和民族最危難的時期發生的。在幾千年的中國歷史卷宗里，是沒有第二篇的。
近年來，有些人在那兒“冷嘲熱諷”，是日本“救了”共產黨、“救了”毛澤東？才讓他們有延安這樣一塊“休息養生”之地？才有他們發展自己、壯大自己，叫做“養虎為患”？到延安真的是“朝圣”嗎？他們為什么？求得民族解放之理念！求得人民戰爭之方法！他們一批批浴血戰場，一個個更加機智而又勇猛殺敵。請問當時的國民政府能做到嗎？“峨眉山”能做到嗎？在中華民國的軍隊里有可歌可泣的英雄將士，有可歌可泣的仁人志士，他們憑得是中國人的正氣和良心，中國人都將永遠地紀念他們。
然而，相比較而存在，相比較而鑒別。“人民是最好的鑒定人，他們知道八路軍新四軍這時數量雖小，質量卻很高，只有它才能進行真正的人民戰爭，它一旦開到抗日的前線，和那里的廣大人民相結合，其前途是無限的。人民是正確的，當我在這里做報告的時候，我們的軍隊已發展到了九十一萬人，鄉村中不脫離生產的民兵發展到了二百二十萬人以上。不管現在我們的正式軍隊比起國民黨現存的軍隊來（包括中央系和地方系）在數量上要少得多，但是按其所抗擊的日軍和偽軍的數量及其所擔負的戰場的廣大說來，按其戰斗力說來，按其有廣大的人民配合作戰說來，按其政治質量及其內部統一團結等項情況說來，它已經成了中國抗日戰爭的主力軍。”（毛澤東 1945年4月《論聯合政府》）他還說：
“這個軍隊之所以有力量，是因為所有參加這個軍隊的人，都具有自覺的紀律；他們不是為著少數人的或狹隘集團的私利，而是為著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著全民族的利益，而結合，而戰斗的。緊緊地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為中國人民服務，就是這個軍隊的唯一的宗旨。”
“在這個宗旨下面，這個軍隊具有一往無前的精神，它要壓倒一切敵人，而決不被敵人所屈服……在這個宗旨下面，這個軍隊有一個很好的內部和外部的團結……在這個宗旨下面，這個軍隊有一個正確的爭取敵軍官兵和處理俘虜的政策……在這個宗旨下面，這個軍隊形成了為人民戰爭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戰略戰術。它善于按照變化著的具體條件從事機動靈活的游擊戰爭，也善于作運動戰……在這個宗旨下面，這個軍隊形成了為人民戰爭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政治工作，其任務是為團結我軍，團結友軍，團結人民，瓦解敵軍和保證戰斗勝利而斗爭……在這個宗旨下面，在游擊戰爭的條件下，全軍都可以并且已經是這樣做了：利用戰斗和訓練的間隙，從事糧食和日用必需品的生產，達到軍隊自給、半自給或部分自給之目的，借以克服經濟困難，改善軍隊生活和減輕人民負擔。在各個軍事根據地上，也利用了一切可能性，建立了許多小規模的軍事工業。”
“這個軍隊之所以有力量，還由于有人民自衛軍和民兵這樣廣大的群眾武裝組織，和它一道配合作戰。在中國解放區內，一切青年、壯年的男人和女人，都在自愿的民主的和不脫離生產的原則下，組織在抗日人民自衛軍之中。自衛軍中的精干分子，除加入軍隊和游擊隊者外，則組織在民兵的隊伍中。沒有這些群眾武裝力量的配合，要戰勝敵人是不可能的。”
“這個軍隊之所以有力量，還由于它將自己劃分為主力兵團和地方兵團兩部分，前者可以隨時執行超地方的作戰任務，后者的任務則固定在協同民兵、自衛軍保衛地方和進攻當地敵人方面。這種劃分，取得了人民的真心擁護。如果沒有這種正確的劃分，例如說，如果只注意主力兵團的作用，忽視地方兵團的作用，那末，在中國解放區的條件下，要戰勝敵人也是不可能的。在地方兵團方面，組織了許多經過良好訓練，在軍事、政治、民運各項工作上說來都是比較地更健全的武裝工作隊，深入敵后之敵后，打擊敵人，發動民眾的抗日斗爭，借以配合各個解放區正面戰線的作戰，收到了很大的成效。”
“總之，一切為著前線，一切為著打倒日本侵略者和解放中國人民，這就是中國解放區全體軍民的總口號、總方針 …… 這就是真正的人民戰爭。只有這種人民戰爭，才能戰勝民族敵人。”
誰是抗戰的中流砥柱呢？是中國人民！非要在國共兩黨分個高低，那就看誰正確地領導了人民？從抗戰開始時的兩黨武裝力量 30：1 的狀態，最終的抗戰成果基本是 1：1 左右。那么這種領導水平之優劣，是再也清楚不過的了！（注：關于抗戰日方傷亡數據存在不小的差異。據日本權威歷史學家伊藤正德在其書中，則記錄著戰死在中國的日軍，共計78萬9370人；而在日本讀賣新聞社編輯的《中國慰靈》一書中統計的日軍在中國陣亡總數，超過70萬人，其中不包括蘇聯紅軍、抗日聯軍在東北和中國遠征軍在印緬的戰果。中國軍事科學院的統計數字為：“中國戰場斃傷俘日軍155萬余人”，基本上也是在紀念抗戰勝利重大活動時采用的數字150余萬這個數字。當然這些僅僅是個大概數字，日本方面說法也不盡相同，按照靖國神社那么數字就更大些。當然，國共兩方在消滅日偽武裝力量的形式是不相同的。）
毛澤東說過：我這是實話。早在1936年7月，抗日戰爭還沒有開始時，毛澤東就在延安同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中說過：中日早晚要打一仗；中日這一戰，是持久的。他還向斯諾談到了打持久戰的各項方針。后來毛澤東“一貫估計中日戰爭是持久戰”并且堅持“中日之間的最后勝負，要在持久戰中去解決”。當八路軍出征之后，毛澤東開始思考這場持久戰到底怎么打？1938年5月毛澤東寫成的《論持久戰》系統闡明了黨的抗日持久戰方針。他認為抗日戰爭必將經過戰略防御、戰略相持、戰略反攻三個階段；基本原則是：發展根據地，保存自己，消滅敵人；反復強調“兵民是勝利之本”！
在讀《毛選》中，領悟了延安是全國最好、最大學校，毛澤東是這個學校最好老師；理解了戰爭之偉力來自于人民，只有這個力量的源泉，才有一批批抗日的生力軍，前赴后繼，勇往直前，直至勝利的到來……
讀《毛選》（延安頌）
“夕陽輝耀著山頭的塔影，月色映照著河邊的流螢，春風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結成了堅固的圍屏。啊，延安！你這莊嚴雄偉的古城，熱血在你胸中奔騰。千萬顆青年的心，埋藏著對敵人的仇恨，在山野田間長長的行列，結成了堅固的陣線。看！群眾已抬起頭，看！群眾已揚起了手，無數的人和無數的心，發出了對敵人的怒吼；士兵瞄準了槍口，準備和敵人搏斗。啊，延安！你這莊嚴雄偉的城墻，筑成堅固的抗日的陣線，你的名字將萬古流芳，在歷史上燦爛輝煌！”——《延安頌》
抗日戰爭的烽火，錘煉了一批又一批從延安這個學校走出的熱血青年，他們把黨的種子，撒向每一塊被日本鐵蹄踐踏的土地；把主席的思想，送到每個苦難迷茫民眾的心房。保衛黃河，保衛華北，保衛全中國。毛澤東與人民鑄就了一部不朽“延安文化”的壯麗史詩，譜寫了中國先進文化絢麗的“華彩樂章”。
● 有人問什么是“延安精神”？那就是毛澤東的“風骨脊梁”。
毛澤東他告訴你，“國家的獨立、民族的解放、民眾的翻身”是你堅定不移的政治方向。
毛澤東他告訴你，“反侵略、反投降、反賣國，打敗侵略者”是你愛國主義的革命情懷。
毛澤東他告訴你，“實事求是、調查與研究、理論聯系實際”是你開展工作的思想品質。
毛澤東他告訴你，“為人民服務、不脫離群眾、走群眾路線”是你人生道路的價值取向。
毛澤東他告訴你，“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和艱苦樸素、勤儉節約”是你生活的政治本色。
● 有人問什么是“延安之魂”？那就是毛澤東的“思想基石”。
毛澤東他告訴你，我們向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發動了第一次“戰役”，產生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哲學理論。（《實踐論》、《矛盾論》等）
毛澤東他告訴你，我們向戰爭學基本理論領域發動了第二次“戰役”，產生了抗日戰爭發展道路和戰略戰術理論。（《論持久戰》、《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等）
毛澤東他告訴你，我們向社會基本理論領域發動了第三次“戰役”，產生了系統完備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青年運動的方向》、《<共產黨人>發刊詞》、《新民主主義論》、《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等）
毛澤東他告訴你，我們向黨的思想作風領域發動了第四次“戰役”，開創了黨風建設的延安整風新模式。（《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
毛澤東他告訴你，我們向黨的歷史研究領域發動了第五次“戰役”，開創了用《歷史決議》的形式統一全黨思想的新舉措。
● 有人問什么是“延安文化”？那就是毛澤東的“教育人民”。
毛澤東他告訴你，哲學要從哲學家的課堂里解放出來，辯證唯物地看待事物，實踐出真知。
毛澤東他告訴你，把馬克思的人類社會發展理論和階級斗爭理論作為中國新史學的靈魂。
毛澤東他告訴你，文藝為人民大眾服務，首先為工農兵服務，共同唱響《黃河大合唱》。
毛澤東他告訴你，新聞宣傳真實性與戰斗性相結合，動員人民投入到民族民主革命戰爭。
毛澤東他告訴你，人民軍隊為人民的“宗旨”、黨指揮槍的“軍魂”及人民戰爭的思想。
毛澤東他告訴你，黨要有理論實踐相結合、和人民相聯系，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三大作風。
● 有人問什么是“延安風貌”？那就是毛澤東的“換了人間”。
毛澤東他告訴你，自己動手，豐衣足食，開展生產大運動，粉碎一切經濟封鎖。
毛澤東他告訴你，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為人民的利益改正錯的，“精兵簡政”。
毛澤東他告訴你，學習張思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毛澤東他告訴你，向白求恩同志那樣，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成為真正共產主義戰士。
毛澤東他告訴你，發揚愚公移山精神，堅持不懈，我們也會感動全中國的人民大眾。
毛澤東他告訴你，繼承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愿為而奮斗，這一宣言，今天完全實現了。
毛澤東他告訴你，“這里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化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磨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
毛澤東他告訴你，“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六十多年前的“延安精神”、“延安之魂”、“延安文化”、“延安風貌”，經過六十年，今日我們將它發揚光大了么？還是覺得時代不同了，這些都可以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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