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專訪摩羅談知識分子的轉身  

接受本報專訪，談思想轉變并回應學界質疑

摩羅 知識分子的轉身 

潘采夫

新京報插圖/魯嘉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0-03/20/content_78246.htm?div=0 

　讀摩羅新書和采訪，腦海里浮起一句劉若英的歌詞：“想要問問你敢不敢，像我這樣為愛癡狂？”摩羅心中有很多恨，也有很多愛。也許是源于童年的經歷，摩羅對外界的壓力極為敏感，對同一種東西，要么不共戴天地恨，如《恥辱者手記》，要么死心塌地地愛，如《中國站起來》。中間沒有過渡地帶。

　即使與精神父親公開斷絕關系，摩羅終究擺脫不掉魯迅的幽靈，比如走極端，比如享受“荷戟獨彷徨”的孤獨感。從前的朋友越是斷交，越讓摩羅認為自己深刻地掌握了真理。

　昨天還對國家權力滿懷痛恨，今天已經開始慈愛得像個父親，“中國是一個非常弱的弱國，弱到什么程度呢，弱到像我剛剛出生的孩子，它需要我們疼愛。”昨天還舔舐著權力割出的傷口，今天已經對現狀甘之如飴，“我曾經跟我的學生說，我們是最幸福的一代。我們前幾代人你看他們都承受多大的痛苦。”

　對于五四，對于魯迅，對于那一代知識分子，摩羅都做出深刻的反思，但用力過猛，一下翻到了自己的對面。例如反思五四對傳統文化的割裂，余英時等學人早已開始，但摩羅大手一揮，直接將五四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例如反思魯迅，魯迅的民族劣根性理論，有簡單化絕對化之嫌，但摩羅反思起來不留后路，對魯迅的全盤否定再來個全盤否定。

　記者問他，轉變是不是比較痛苦？摩羅回答：“當我看透了某種東西之后，很多東西就都豁然開朗了，人就變得清楚通透了，這不是一個痛苦的過程，我對這個過程非常享受。”

　摩羅還說，西方人洗腦之后，中國很多讀書人變成了書呆子。

　但愿摩羅只是孤立的個體。□潘采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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