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勝利萬歲（第三部分-1）　　

（一九六五年）　　

九月至十月　　

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毛主席在一次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講話時指出：“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么辦？很可能出，這是最危險的。”　　

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很早就察覺到吳晗的問題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性質。在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上，毛主席強調指出必須批判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并明確提出要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吳晗進行批判。毛主席的這個英明揭開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毛主席的英明指示擊中了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痛處，他們頑固對抗毛主席的指示。當毛主席問彭真：吳晗是不是可以批判時，這個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黑干將、“三家村”的后臺老板、舊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的頭子故意回避問題的實質，只回答說：“吳晗有些問題可以批判。”　　

九月二十三日  　　

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彭真在舊文化部召集的文化廳、局長會議上講話，多次攻擊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大肆販賣修正主義黑貨。他惡毒地叫嚷：“在真理面前，是人人平等的，管你是黨中央的主席也好”。他舉起“錯誤人人皆有，大小性質不同”。他大肆兜售反動的“先立后破”論，胡說：“沒有立，不能徹底破。”　　

十一月　　

毛主席最親密的戰友林彪同志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提出了突出政治的五項原則，規定了我軍各項工作的總方針、總任務。五項原則是：（一）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別是要在“用”字上下功夫，要把毛主席的書當作我們全軍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二）堅持四個第一，特別要大抓特抓活思想。（三）領導干部要深入基層，狠抓四好連隊運動，切實搞好基層，同時要切實搞好干部的領導作風。（四）大膽的提拔真正優秀的指戰員到關鍵的負責崗位上。（五）苦練過硬的技術和近戰夜戰的戰術。　　

反黨篡軍野心家羅**馬上跳出來，瘋狂反動和歪曲林彪同志的五項原則，他反對把毛主席的著作當作我軍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強調“技術第一”，強調要解決“方法問題”。當毛主席批準把五項原則作為一九六六年全軍工作的方針以后，羅還惡毒地進行攻擊。　　

十一月十日　　

上海《文匯報》發表姚**同志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文章指出：“吳晗的《海瑞罷官》是一株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　　

這篇文章是江青同志根據毛主席所作的要批判吳晗的指示，親自指導姚**同志寫成的。這篇文章發出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信號。　　

十一月十一日——二十八日　　

《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公開發表，引起了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的極大恐慌。劉少奇、鄧**指示舊北京市委、舊中宣部對這篇文章進行抵制。北京各報刊在彭真、陸**、周*一伙的控制下，直到本月二十八日，都未刊登這篇文章。中南地區在反革命兩面派陶鑄的指揮下，也遲遲不轉載這篇文章。　　

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成員頻繁接觸，密謀對付辦法。彭真在他家里召集周*、許**、吳**、鄧*等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開會，竭力包庇吳晗和《海瑞罷官》。舊《北京日報》社長范瑾兩次向《文匯報》摸姚**文章的“背景”。鄧*給吳晗通風報信，吳晗氣焰囂張，準備反撲。　　

由于北京等地報刊不轉載姚**同志的文章，毛主席指示要“出小冊子”，但當二十四日上海新華書店向全國各地新華書店征求訂購數字時，北京新華書店不表態，二十五日被迫同意，但最后仍拒絕發行。　　

十一月二十八日　　

在周恩來同志的督促下，彭真被迫應付，在人大會堂開會商討北京報紙轉載姚**同志文章問題。彭真一到就問：“吳晗現在怎樣？”“三家村”的黒掌柜鄧*告訴彭真說：“吳晗現在很緊張，因為他知道這次批判有來頭。”彭真猖狂地叫囂說：“什么來頭不來頭，不用管，只問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露骨地把矛頭指向毛主席。　　

會上，彭真一面不得不讓北京各報紙轉載姚**同志文章，一面又布置舊北京市委一伙“要趕快寫一個按語，特別要在歷史唯物主義上下功夫，凡提吳晗的名字都加上‘同志’。”　　

十一月二十九日　　

《解放軍報》轉載姚文元同志文章，“編者按”指出：《海瑞罷官》是一株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　　

《北京日報》被迫轉載姚文元同志文章，由彭真親自口授的“編者按”別有用心地強調什么要“不同意見展開討論”，妄圖用“學術批判”來代替這場嚴肅的政治斗爭，并煽動牛鬼蛇神反撲。　　

周揚在全國青年業余文學創作積極分子大會上做報告，不僅只字不提關于對《海瑞罷官》的批判，而且公然卑劣地篡改了毛主席一九六四年對文藝部門的極為重要的批示。批示中說：“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周揚竟把“大多數”改為“一些”，并把“十五年來”和“做官當老爺”刪去。特別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他把毛主席最重要的話，即指出這些協會“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想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這個嚴厲的政治警告一道砍掉。　　

十一月三十日　　

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鄧拓向北京高等院校作緊急部置，要各校“以 《北京日報》按語為方針”搞“學術討論”；鼓吹“要掌握具體材料，要有具體的東西”。企圖把這場嚴肅的政治斗爭轉移到查史料、鉆故紙堆中去。　　

十　二月一日　　　

彭真在他的家里召集周揚、許立群、胡繩、姚溱、吳冷西等一伙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開黑會。彭真在會上大肆鼓吹所謂“放”的方針，叫囂什么：“報紙要登兩方面的意見。贊成吳晗的，贊成姚文元的各種意見都講才好討論”。他竭力把對吳晗的斗爭從政治斗爭拉到“純學術批判”，說什么“這次討論不但是一個戲的問題，牽涉到歷史界長期爭論的問題：清官與貪官的問題、農民戰爭問題、道德繼承問題、京劇改革問題、美學問題等，要真正地當成一個學術問題展開討論。”會上，彭真授意周揚等寫假批判、真包庇的文章。在同一天的舊北京市委會議上，彭真又布置鄧拓道德繼承論的假批判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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