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理論領跑者的睿智　　

——讀劉國光《經濟學新論》　　

楊承訓　　

恩格斯說過：“馬克思的歷史理論是任何堅定不移和始終一貫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條件；為了找到這種策略，需要的只是把這一理論應用于本國的經濟條件和政治條件。”[①]這里講的“馬克思的歷史理論”是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革命策略”是指革命的大方略，包括社會主義改革。我國經濟學大師、87歲的劉國光就是當代中國“堅定不移和始終一貫”并與本國實踐緊密結合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尤其在改革開放的光輝進程中，他一直充當著經濟學理論研究的領跑人。最近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的《經濟學新論》，搜集了他1985-2009年有關社會主義經濟學的代表性論文，體現了他在改革發展各個時期“堅定不移和始終一貫”的基本觀點，凸顯了旗幟鮮明、銳意進取、與日俱新、見解深邃的品格。因其在理論與實踐結合中不斷創新，故用一個“新”概括十分得體。如果聯貫閱讀他這些重要論文，便可領略他的歷史邏輯和理論邏輯的有機統一，并為黨中央對改革各個時期的決策提供理論支持，也哺育了一代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人。30多年來我讀過他的多篇論文，聆聽過他數十次學術報告。依個人讀書的體會，該書具有與日俱新的鮮明特色。　　

第一，始終如一地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經濟科學。在慶祝他80華誕的講話中，他十分中肯地說：“我是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為‘體’，西方經濟學為‘用’。”（第160頁）在《中國經濟學杰出貢獻獎答辭》中再次鮮明地提出：“我總以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立場，勞動人民的立場，大多數人民的立場，關注弱勢群體的立場，是正直的經濟學人應有的良心，是不能丟棄的。” （第164頁）“任何一個學者都逃不出立場問題。因為代表的利益不一樣，……這就涉及利益和科學研究的關系。”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兼收并蓄中要有主心骨，要有立足點。”（第147頁）然而，他并不是教條式地說經講經，而是“在改革實踐中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第37頁）他反復強調：“對于中國經濟學人來說，主心骨還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立足點還是中國的實踐，經濟理論要為中國的實踐服務，理論本身也是從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中總結出來的。”（第147頁）他在改革開放的實踐中勇于探索，參與過許多重要的中央文件和中長期規劃的起草工作，力求在總結實踐經驗中創新。比如發展模式和體制模式的互換，實質上是生產力的提高與生產關系變革在實踐中的統一互動。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就提出發展目標、發展方式、發展重點和發展途徑同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體制、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所有制結構以及多種分配方式等互為條件、互為制約，創新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和社會主義改革理論，為90年代中央提出的“兩個根本性轉變”（即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和經濟體制轉變）提供了理論支持。再如，在我國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提出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經濟規律和資本主義在國內外相互交融而又要分清主次的關系，揭示了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應當正確把握的基本方向和藝術，深化了對科學發展觀的詮釋。　　

第二，在30年改革開放全程中領跑經濟理論研究，把握正確方向。劉國光先生是一位始終堅持改革開放的大經濟學家，其中曾多次參與中央的決策進程，而那些自詡為改革“著名經濟學家”（實為新自由主義的販子）則與之無可比擬。該書的25篇論文涵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理論的探索、形成、完善三個階段，在每一個階段中他都站在改革前沿。最可見證的是他寫的紀念改革開放三個“十年”紀念文章（10年、20年、30年）。早在1979年，他就著手研究社會主義經濟中計劃與市場的關系，提出充分利用市場機制的觀點，得到黨中央主要領導人的高度贊揚，稱之為“研究新問題的文章”、“標兵文章”，倡導學術界學習（第271頁）。80年代初，他又提出分三個層次改革計劃經濟體制的觀點，當時還引發了對他不適當的批判。接著闡發了“有計劃商品經濟理論”。在紀念改革開放十周年文中，他第一次提出“兩塊基石”的論點：“對社會主義的再認識，首先導引出‘社會主義商品論’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這兩論可以說是中國改革理論的兩塊基石，也是中國新經濟理論體系的基石。”（第57頁）反復強調：“離開市場，微觀經濟活不起來，宏觀經濟也管不起來”，并把完善市場體系視為“模式轉換的樞紐”（第35頁），多次闡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取向”。90年代初，他同江澤民總書記討論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問題并就“有計劃”提出自己的看法，為中央接受（第267頁）。不久，發表了著名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幾個問題》的講演（第130-145頁）。紀念改革開放20周年的論文題目就是《實現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轉軌》。那一時段，他不僅堅持改革的正確取向，而且為放開市場價格改革、國有企業改革、分配制度改革、宏觀調控改善、通貨膨脹（“軟著陸”）和通貨緊縮的治理、應對東南亞金融危機等提出一些具體政策建議。進入21世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進一步完善，針對改革進程中出現的新矛盾和理論界出現的一些新動向，作者把端正改革方向作為主題，在理論上引導改革沿著“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正確軌道繼續深化，對于優化基本經濟制度、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強化和完善宏觀調控、正確把握對外開放、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等提出了許多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議，發揮他長期研究宏觀經濟的見長。尤其在黨的十七大前夕發表了全面準確地理解黨的基本路線、繼續堅持改革的正確方向等主張，得到中央的關注；對于效率與公平的正確關系的觀點，為十七大報告所吸納。在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時，他發表了《試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方法總結改革開放三十年》一文，提出依照“否定之否定”規律和歷史唯物論推進“改革在更高層次上綜合”，從新形勢出發對深化改革提出一系列新見解。（第281-296頁）我們稱他為“堅定不移和始終一貫”的改革理論研究的領跑者，是當之無愧的。　　

第三，旗幟鮮明地反對錯誤思潮，抵制西化的影響。以往，人們常常說：“劉國光是穩健派。”應當正確地說：他是毫不動搖、以一貫之的馬克思主義穩健派。他批評錯誤思潮并非自今日始，而是一直旗幟鮮明，“穩健”地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上。先是為破除“左”的僵化觀念著書立說，對計劃經濟體制、純而又純的單一公有制、平均主義分配等弊端做了深層剖析；然后著重為清除新自由主義影響揮灑理論智慧。早在20世紀80年代，他就發表了《宣揚“趨同論”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在社會科學領域的一種反映》一文，明確指出：“趨同論”是西方否定社會主義的理論，要從根本上否定社會主義根本制度，明確指出運行機制與基本制度不能完全脫離，學習西方不能丟了四項基本原則（第80-83頁）。特別引起震動的是2005年7月發表的《對經濟學教學和研究中一些問題的看法》一文，被一些人稱之為“劉旋風”、“劉國光事件”，引發“第三次大論戰”等。論文以高等學校的經濟學教學為切入點，一針見血地分析了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的傾向，深刻批評新自由主義，回答了一系列理論和現實的困惑，提出鞏固意識形態領導權等重大問題，引起黨中央的重視。接著，從理論上批判了主張中國要實行民主社會主義的錯誤觀點，揭示了新自由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的內在聯系，批駁了“打左燈向右拐”的謬論，強調意識形態的主旋律。他對近乎兩極分化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問題分析得十分透徹，明確指出“‘公有經濟低效論’是個偽命題”（第241頁）。特別是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前后，他連續發表多篇文章，入木三分地揭露新自由主義的階級實質、產生根源、造成的危害及其在中國的負面影響嚴重性，再次對經濟學教學和研究提出多項建議，尤其關心提高青年一代抵制西方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腐蝕的免疫力。毛澤東說過：“我們必須堅持真理，而真理必須旗幟鮮明。”“用鈍刀子割肉，是半天也割不出血來的。”[②]可以說，劉國光先生是我國新時代“穩健”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大師和旗幟鮮明的楷模。　　

第四，以優良的學風文風弘揚中國的風格和作派。劉先生從不隨風倒，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深入實際，以研究現實重大問題為重點，從不發表言之無物的浮躁文字。從實際出發，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不懼壓力，敢于直言，不隱諱自己的觀點。而即使對錯誤的東西也采取一分為二的方法，既主要分析其不科學、反科學的一面，也不否定它包含的合理成分，以實為據，以理服人。他的文章可讀性很強，善于從總結歷史經驗為起點，分析來龍去脈，深入淺出地闡述深層次學理。其言語通俗、樸實，從不以玄奧炫耀，不以晦澀嚇人，不以“洋貨”獵奇，不以八股追風，歡喜文字簡練明了而又潑辣，真正符合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要求。有的論文標題就很耐人尋味，譬如《略論“市場化改革”》的副標題為“我國改革的正確方向是什么？不是什么？”，讓人一看就明白，他贊成什么，不贊成什么，引人入勝。這種優良的學風、文風，在現時具有極大的示范意義。　　

我讀了《經濟學新論》，覺得它又象一本中國改革開放發展的經濟學說史的教科書，雖無章節之分，而聯貫起來就是圍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發展的歷史軌跡展開的，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進程在經濟學領域的體現。劉國光先生總是站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發展潮流的前頭，作為領跑者充分發揮中國經濟學大師的睿智。在今天告別“零零年”、進入新階段之際，系統讀一讀這本集子，可以站在歷史高度領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科學的真諦，分清是非，鑒別真偽，堅持正確方向和科學方法。當前恰逢一些人大講“國進民退”是“倒退”、掀起所謂“第四次大論戰”之時，大家認真閱讀該書更為及時雨。同時，對于我們建設學習型政黨、學習型經濟學界大有裨益。以上僅是我讀書的初步心得，今后還要再細細深入讀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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