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承平久了，需要有慷慨悲歌之士出來說幾句“反話”，都是中聽之言，不太容易使人居安思危。戴旭先生的新書《C形包圍——內憂外患下的中國突圍》，里面基本就都是危言，很適合處于“崛起”夢境的中國人好好讀一讀。

現在有一種說法流傳很廣，那就是世界正在進入“中國世紀”，與之相應的一種思路，就是“中國崛起”論。最近幾年出版的不少國策性書籍，諸如《中國不高興》之類，全都是以中國已經或者正在“崛起”為前提。主要的理由當然在于國內生產總值（GDP）。中國的GDP這些年來坐飛機般地由地上向天上爬，在接連超過法國、英國、德國后，據說今年將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近30年來堅定不移奉行改革開放政策，不斷加入經濟全球化進程，不斷開展對外貿易，的確使中國一天天胖起來了。這也帶來了另外一種理論，就是“相互依賴論”，它說中國與世界特別是與超級大國間已形成經濟上的相互依賴，這為中國與世界的永久和平穿上了防彈衣。

很意外，戴旭不是這樣來看。他的《C形包圍》不僅指出目前中國談不上“崛起”，而且認為貿易不可能給中國真正帶來和平，因為“近代以來的列強大國，沒有一個是靠與別國互通貿易變成世界政治中的一流玩家的。”[①]用一句話來概括，該書戳穿了一個神話，那就是以為中國可以不費什么力氣，只需要通過發展經濟、與別國開通貿易往來，就可以獲得全面復興。也揭示了一個事實，那就是當代中國在獲得又一次顯著的經濟增長后，國民生產總值（GDP）在全球經濟總量比重的擴大，實際上也使中國再度面臨兇險無比的挑戰，中國的國家命運并不樂觀。

戴旭此談絕非空穴來風。首先是有歷史往鑒可作依據。同治中興時代的清王朝，其GDP一度占全球總量的17%，遠遠超出了當下中國的6%，結果卻被彈丸小國日本斬于馬下；19世紀下半葉的沙皇俄國，也曾長期保持5-8%的經濟增長，GDP增速名列世界前茅，但隨第一次世界大戰來臨，沙俄從外國引進的那些生產設備和技術一下就暴露出了花拳銹腳的底色。這兩個王朝都曾有過“現代化”經歷，但它們的現代化都是靠引進外來資本和技術所推動，本身并不掌握工業生產的核心技術。一言以蔽之，它們的發展主動權都掌握在別人手里，別人想讓它發展它就發展，別人想讓它趴下它就會趴下。

中國今天有不少大公司從資本擁有量看已進入世界前列，但有沒有可以稱道的品牌和核心技術呢？很慚愧，中國現在仍然雖然號稱“世界工場”，但卻是品牌小國、創新小國，核心技術依賴于人的局面，并無根本改變。這在中國也形成了一種理論，叫做“以市場換技術”，以為憑中國地大物博，不愁其他國家不乖乖把技術賣到中國來。它就是不看美國始終實行對華高技術出口限制、歐盟至今不解除對華軍售禁令，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中國“整個國家的經濟基本上靠房地產支撐，不僅沒有發展起來先進的戰略產業，現有的礦產資源、制造業、糧食、銀行等很多領域，都已經被外資控制。”[②]這種情況與同治中興時代的清朝、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的沙俄并無不同。與此形成對照的國家是日本，從明治維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日本長期都是勒著褲腰帶過日子，堅決依靠自我積累發展自己的技術能力，不把希望寄托于與他國的貿易往來，乃至指導日本經濟增長的那些經濟原則，如生產至上、寡占競爭、反市場主義等，與今日中國大學里經濟學教科書的教條完全背離。

歷史往鑒很多。當今在中國各地轉來轉去的專家學者們，在機械地重復西方國際政治自由主義理論的“貿易和平論”時，卻不知道“貿易和平論”的鼻祖是在中國。千余年前的宋遼金時代，宋遼、宋金、宋夏之間均曾有大規模的互市往來，當時叫做榷場貿易。鼎盛時期，宋遼之間設有七個榷場，宋金之間設有十個榷場。但宋、遼、金之間，一邊建榷場，另外一邊，戰爭卻也從未止息。北宋被金人所亡，南渡而為南宋后，秦檜與金政權訂立紹興和議，其中之一就是與金國互市和向金國輸送財物，這雖然換來了一時的安寧，但當更為強悍的蒙古騎兵來襲時，偏安的南宋就再也無法靠貿易來換和平了。

轉到現實中來。在本書后記中，戴旭認為今天的中國尚未奠定崛起的國體基礎，就像一臺用不同產地的元件組裝的電腦（有蘇聯、美國、日本以及中國歷史的各種體制影響或意識形態），同時安裝著共產主義的思想操作系統，資本主義的經濟操作系統，封建官僚主義的行政操作系統，以及儒家的道德教化系統。各系統之間的兼容程度，決定著中國最后統一意識形態和信仰的形成，并間接地決定著中國不同民族、不同地區的和諧發展，并進而影響著中國最后的統一。在這里，戴旭的眼光已經是X光。對中國本質透視之深，當今中國，罕有能匹。此等眼界，已不輸晚清之趙烈文。

中國如今在內功尚未練好、只是長出了一堆肥肉的同時，一個針對中國的戰略包圍圈，卻在逐漸成形。關于這一點，戴旭在他的書里有詳細描述。美國對中國海陸并進，海上包圍圈以日本為起點、印度為終點，陸地包圍圈以印度為起點、中亞為終點，由海到陸形成了一個“C”形包圍圈。這種包圍是以美國與有關國家的同盟關系和在有關國家建立軍事基地為標志，為配合這種“C”形包圍圈，美國還對中國設置美元陷阱、對中國實施金融掏空；利用臺灣問題或者挑撥中國周圍國家，對中國進行外交鉗制；還不遺余力插手中國新疆和西藏事務，不懈地在中國內部培育第五縱隊。一句話，是明里暗里對中國圍追堵截。

美國為什么要包圍中國？從世界戰爭史看，海洋大國和陸地大國天然就有對立。正如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所說的那樣，如果歐亞大陸上的大國聯成一片，美國就會成為歐亞大陸之外的一塊小島。美國對可能支配歐亞大陸的任何大國因此都有戒心，無論中國、俄羅斯還是歐盟。而就當下時刻來說，美國對中國的戒心尤其為大。這有兩方面原因。一是世界戰略焦點業已轉到中國。正如戴旭在書中分析，20世紀中期以前，世界戰略斗爭的焦點一直集中在歐洲，當時大國間斗爭的中心問題，是爭奪國際工業霸權。20世紀60至80年代的20年間，世界戰略斗爭的重心由歐洲向中東轉移，其中心問題是爭奪世界石油資源的控制權。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日本、亞洲四小龍、中國先后獲得強大經濟增長，世界戰略重點隨之轉到亞太地區。而“每當一個地區成為世界戰略的焦點，伴隨它的都有慘烈的戰爭”[③]

另外一個原因則在于美國已相對衰落。無論從工業產值在世界中所占比重、貿易盈余還是在世界體系中的影響力等因素來看，美國現在都已遠遠不如以前。這是歷史大勢所然，20世紀下半葉以來世界政治權力由西方向非西方的部分轉移，在21世紀初已經加速。美國的相對衰落對中美關系其實挑戰性更大。美國現實主義國際政治學者羅伯特·吉爾平就指出，在霸權處在上升期的時候，容易與其他國家起沖撞；在霸權處在衰落期的時候，更容易與其他國家發生沖撞，因為任何霸權國家都會害怕失去支配地位。最近幾年來美國不斷有人一會說中美乃“利益攸關方”，一會拋出“中美國”概念，一會又提出中美共治世界的“G2”輿論，這不是真要樂見中國復興，而是如上世紀80年代美國前總統里根在對付前蘇聯時所做的那樣，要通過讓中國負擔更多國際責任和與中國“和平競賽”，把中國國力消耗掉或者誘使中國內部出現變異。全部的招數都應了小布什時期曾任國防部長的拉姆斯菲爾德所說：“在對手還沒有崛起的時候，打倒他所用的力氣最小。”

中國的上空已經飄來了殺機，一個“C”字形的包圍圈已如絞鏈般伸向東方雄雞的脖頸，但奇怪的是，偏偏有成群結隊的專家學者，還有媒體輿論，卻在天天歡呼中國已經進入“盛世”，處在了“歷史上最好的時候”。這似乎也是一種中國傳統，中國歷史上即將遭遇劫難的時代，比如南宋和晚清，都曾大量涌現這樣整天歌唱“好日子”的“精英才子”及其宏言大論。中國文化中這種文恬武嬉、茍且偷安成份，經常不僅給自己、也給其他深受影響的族群帶來滅頂之災。契丹人建立的遼國是宋的敵人，但一旦遼宋訂立澶淵之盟實現互市，遼宋之間竟然可以維持120年的和平。完全漢化的遼政權徹底被漢地的奢糜之氣浸染后，就再也沒有繼續進取的尚武之志，及至后來女真人建立的金國，只花了12年的時間就滅掉遼國。但金國在將趙氏政權趕出中原地帶后，也如當年的遼國一樣被漢地的貪腐之氣所磨盡銳氣。當年南宋思想家陳亮寫出《中興五論》，指出南宋政權不必再如過去那樣畏金人如虎，其中一個理由就是金人已漢化得與南宋無異。打個比方，中國文化很有點象硫酸，再硬的東西一旦被中國文化所熏染，都會變得軟之又軟，不再有勇猛向前的沖天動力。

今天不少人在總結中國戰略文化的時候，總要提到和平主義，認為和平主義是中國人思維中的一大亮點。其實和平有主動和被動之分，自己主動追求、且有實力做保障的和平才是真和平，是有利于國家利益的和平，而通過奴顏婢膝和獻乖賣巧得來、被人施舍、自己沒有操控能力的和平，乃是偽和平，是隨時可能陷國家于危亡的和平。很不幸，宋明以來，中國人的和平追求大都屬于后一類，南宋的偏安東南，晚清“同治中興”的復興幻覺，就是如此，最后迎來的都是王朝的覆滅。

戴旭沒有錯把兇兆當祥云，他是少有的清醒者。他的清醒在我看來更多是一種職業敏感和敬業精神。軍人天生就是要想著打仗的，田原牧歌是文人們的事，不居安思危、發現不了可能的災禍，那不能算是真軍人。但戴旭顯然是孤獨的，太平之世難容慷慨悲歌之士。在這點上，戴旭很像陳亮。南宋的陳亮為捍衛中華之正氣，殫思竭慮吶喊呼聲，然其終世卻不得見用，生活也歷經苦阻。戴旭一路走來也是顛顛簸簸，面對體制和傳統守舊勢力的圍追堵截，左沖右突，筋疲力盡。不僅飛黃騰達與他無關，想生活安定也時有困難。在極為不利的環境下，千年前的陳亮為茍安的南宋王朝設計出了一套經國安邦的戰略大計，今天的戴旭同樣為中國未來做出了出色的戰略謀劃，《C形包圍》一書的最后一章《國策·軍策：中國國家戰略定位》就是證明。

中國目前表面安寧，其實危機四伏。這樣的時代尤其需要戰略家。法國戰略思想家安德烈·博富爾曾經指出：人類的命運是受到兩個因素的決定，一個是哲學思想，另一個是戰略。戰略固應接受哲學思想的指導，但適當戰略的選擇又正是保證哲學思想得以實現的唯一途徑。[④]戰略思想的強盛是國家強盛的前提，所以我希望“戴旭”在中國并不只有一個，而是很多個，一大群，這樣的中國才真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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