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毛澤東選集》

張翼 蘇振蘭　

    1951年1月，中國人民志愿軍和朝鮮人民軍取得第三次戰役的勝利，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被趕回“三八線”以南，朝鮮戰局大體上穩定下來，毛澤東松了一口氣，想離開北京，找一個僻靜的地方，集中一段時間來編輯《毛澤東選集》。于是，這年2月底3月初，他以休息的名義向黨中央請了假。
    “毛澤東選集已校對好否？何時可送莫？聯共中央機關同志問到此事。”
      早在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一些解放區就出版了幾種毛澤東著作集，其中主要的有：晉察冀日報社1944年出版的《毛澤東選》（五卷本）；蘇中解放區1945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山東渤海解放區1948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中共中央東北局1948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六卷合訂本）；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1948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上下冊，黨內發行）。
    上述這些《毛澤東選集》，對于宣傳毛澤東思想、教育各戰略區干部群眾，都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它們都不是經過黨中央正式批準的，也都未經作者本人審閱。隨著中國革命迅速走向全國勝利，在黨內、在全國人民中間，用毛澤東思想進行教育，成為黨和國家思想文化戰線的一項重要工作。于是，由中共中央組織編輯出版一部權威的《毛澤爾選集》的工作，便提上了議事日程。
    此外，蘇聯方面對毛澤東著作的關注，也是促成黨中央、毛澤東盡快選編《毛澤東選集》的動因之一。1949年6月1日，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斯大林的電報里說：“據說，在蘇聯已將東北局出版的毛澤東選集譯成俄文，擬在最近出版。但是該選集在論文的選擇方面和分類及次序排列方面均有缺點，并且在論文也有許多錯字錯句。現在中共中央正在重新選訂毛澤東選集，并經毛澤東同志親自校正，此校正本可于本年六月底出版。那時我們可將新版迅速送達蘇聯。所以希望暫不要將東北局出版的毛澤爾選集俄文譯本付印，待我們的新版（毛澤東選集訂正本）送到時，根據此新版與原來的東北版對照作了增減和修訂后，再行出版。至盼。”
    由于蘇聯方面的因素，中共中央組織編輯《毛澤東選集》工作。1948年夏天，毛澤東在西柏坡的時候就已經開始醞釀，決定劉少奇擔任《毛澤東選集》編委會主任。
    1949年3月，毛澤東、劉少奇等進駐北平以后，繼續抓緊進行《毛澤東選集》的編輯。當年5月6日發稿，到6月中旬，已完成三校，共一百余萬字，全部清樣送給了毛澤東。但是，由于種種原因，毛澤東原定的“此校正本可于本年六月底出版”的計劃沒有實現，而蘇共中央領導又多次詢問。8月1日，身在莫斯科的王稼祥致電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已校對好否？何時可送莫？聯共中央機關同志問到此事。因此間毛選已譯好，等著校對付印。”因此，毛澤東只能百忙中繼續關注，抽空看清樣。當年10月，開國大典前后，毛澤東才看完全書清樣的三分之一。
    1949年12月，毛澤東因出訪蘇聯，《毛澤東選集》的校閱工作又中斷了。訪蘇期間，斯大林也希望毛澤東將他的著作編輯出版，并當面提出了這個建議。毛澤東答復抓緊進行，并向斯大林提出，希望蘇共中央派一位理論上強的人幫助看看他過去發表過的文章，看可否成集。斯大林當即決定：派主編過《簡明哲學辭典》的理論家尤金赴華幫助工作。但毛澤東回國后，又致力于國民經濟的恢復工作，為中共七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做準備。緊接著，1950年6月全會剛一開過，朝鮮戰爭爆發，《毛澤東選集》的編輯工作再一次被推遲……
   “搞《毛選》，在北京事情太多，要找個地方，集中精力搞出來。”
    1951年3月初，毛澤東把負責警衛工作的汪東興叫來，交待他說：“搞《毛選》，在北京事情太多，要找個地方，集中精力搞出來。《毛選》現在中國需要，蘇聯也催著要，要集中突擊一下。要找個地方，離北京不要太遠。不準占老百姓的房子，也不要住招待所。”
    經過一番奔波，汪東興選中了石家莊西郊的一所保育院，毛澤東表示滿意。這是一個寬敞的四合院，陳設簡陋。當時天氣還比較冷，臨時搞了一個土暖氣。這里環境幽靜，相適合編書。于是，毛澤東在這里住了兩個月，修改審定了大部分選稿。
    協助毛澤東工作的，主要是他的三位秘書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從毛澤東與身在北京的陳伯達、田家英的一些通信中，可以窺見毛澤東對《毛澤東選集》編輯工作的高度關注——
    其一，1951年3月8日致信陳伯達、田家英：
    “《矛盾論》作了一次修改，請即重排清樣兩份，一份交伯達看，一份送我再看。論形式邏輯的后面幾段，詞意不暢，還須修改。其他有些部分也還須作小的修改。……你們暫時不要來，待《矛盾論》清樣再看過及他文看了一部分之后再來，時間大約在月半。”
    其二，1951年3月15日致信田家英：
    “《矛盾論》的原稿請即送來。凡校對，都須將原稿連同清樣一起送來。以前的一切原稿均請送來。”
    其三，1951年4月1日致信田家英；
    “《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矛盾論》，請不要送去翻譯，校對后再送我看，已注好印出的各篇，請送來看。”
    其四，1951年4月7日致信田家英：
    “（一）送來的文件，缺少《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軍委給解放軍的命令》一篇，請補印送校。（二）請將《興國調查》中《斗爭中的各階級》這一章的原文清出送閱，在我這里的印件中缺少這一章。（三）已注文件，請速送閱。”
    其五，1951年4月16日致信田家英：
    “此九篇請送陳伯達同志閱后付排改正。其中，和英國記者談話，和中央社等記者談話，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全世界革命力量團結起來等四篇，我已照原件修改，請即照此改正，新送來這四件稿子我就不必看了。以上這些及昨付第二次看過的一大批，都可付翻譯——惟其中的一篇，即《井岡山的斗爭》，請送來再看一次。”（以上五封信，均引自毛澤東手稿。）
    1950年7月，蘇聯理論家尤金來到北京，參與了一段《毛澤東選集》的編輯工作。對這件事，過了8年之后，毛澤東曾當面對尤金說出原由：
    “為什么當時我請斯大林派一個學者來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樣沒有信心？連文章都要請你們來看？沒有事情干嗎？不是的，是請你們來中國看看，看看中國是真的馬克思主義，還是半真半假的馬克思主義。你回去以后，說了我們的好話。你對斯大林說的第一句話就是：‘中國人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斯大林還是懷疑。只是朝鮮戰爭才改變了他的看法，也改變了東歐兄弟黨和其他各國黨對我們的懷疑。”
    尤金來華后，對毛澤東的著作大為稱贊。他看了《實踐論》的俄譯文后，立即送斯大林，并建議在某個刊物上發表，斯大林接受了尤金的意見。因而，《實踐論》竟先于中國而在蘇聯首次發表于1950年12月出版的《布爾什維克》雜志上。同年12月18日，《真理報》又發表編輯部文章《論毛澤東的著作<實踐論>）》。中國首次發表此文，則是在同年12月29日的《人民日報》上。
    “各篇取舍，經毛氏審慎考慮，存錄者復親加修訂校閱，多者六七遍，少者亦兩遍。”
    《毛澤東選集》的編輯工作，是毛澤東從頭到尾親自做的。“他參加選稿和確定篇目，對大部分文章進行精心修改和校訂，并為一部分文章寫了題解和注釋（有些題解和注釋，與正文具有同等的文獻價值）。”比如，他把《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收入《毛澤東選集》時，就寫過這樣一個提綱挈領的題注：“此文是反對當時黨內存在著的兩種傾向而寫的。當時黨內的第一種傾向，以陳獨秀為代表，只注意同國民黨合作，忘記了農民，這是右傾機會主義。第二種傾向，以張國燾為代表，只注意工人運動，同樣忘記了農民。這是‘左’傾機會主義。這兩種機會主義都感覺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處去尋找力量，到何處去取得廣大的同盟軍。”
    毛澤東對自己文章的修改，絕大部分是文字性的，也有少量屬于內容方面的。比如在《論聯合政府》的“工業問題”一節中，本來有一段專門論述吸收外資的話：“在服從中國法令、有益中國經濟的條件之下，外國投資是我們所歡迎的。對于中國人民與外國人民都有利的事業，是中國在得到一個鞏固的國內和平與國際和平，得到一個徹底的政治改革與土地改革之后，能夠蓬蓬勃勃地發展大規模的輕重工業與近代化的農業。在這個基礎上，外國投資的容納量將是非常廣大的。”在該文章選入《毛澤東選集》第三卷時，他把這段話刪去了。這一方面是同當時的客觀形勢——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列強和新中國處于戰爭狀態；另一方面和毛澤東對外援的主觀認識變化有關系。
    毛澤東選稿極為嚴格。約一百萬字的清樣稿，被他選掉了一大批，上面都批著“此件不用”四個大字。
    經過全黨理論精英的努力，《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于1951年10月出版，成為當時全國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第一次印行達106.6萬冊。
    當年10月12日，出版總署召開了一個慶祝會，胡愈之首先在會上講話：“《毛澤東選集》的出版工作，是在出版總署成立以前，北京解放以后，在中共中央領導下就已經開始了的。一九四九年五月六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出版委員會開始接受了《毛澤東選集》的一部分稿子發排，到現在差不多將近兩年半，才完成了第一卷的出版工作。在這兩年多的時間內，各方面讀者經常關心地問：《毛澤東選集》什么時候出版？問到現在，才開始出版了第一卷。這一段時間很久，是因為毛主席對自己的著作采取了那樣慎重的態度，親自幾次校閱修改；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作注釋工作和主持出版工作也十分地慎重。”隨后，田家英發言，講了編輯工作情況。在當天的日記中、出版總署副署長葉圣陶有如下記載；“午后一時開《毛澤東選集》出版慶祝會，到者將二百人。愈之首致辭。次之編委會田家英報告編輯情形。選集凡四卷，今出版者為第—卷。取舍，經毛氏審慎考慮，存錄者復親加修訂校閱，多者六七遍，少者亦兩遍。田謂于此第一卷中，可見毛氏思想之發展，及以后種種規劃之基礎。”
    爾后，在毛澤東親自把關下，《毛澤東選集》第二、三卷，先后于1952年4月、1953年4月出版。
    1956年3月14日，毛澤東會見越南勞動黨領導人長征、印尼共產黨領導人艾地，三人圍繞《毛澤東選集》的編輯、出版，進行了一番對話。
    艾地：“《毛澤東選集》出了第三卷之后，毛主席對第—卷、第二卷有沒有打算作什么修改？”
    毛澤東：“現在還沒有這個打算，只是想到還可以補一些注解。”
    艾地：“印尼有許多同志認為毛主席思想成熟，寫文章一定是一氣呵成，不必修改。”
    毛澤東：“那樣的說法是不符合實際的。我們的頭腦、思想反映客觀實際，無論什么時候誰都不可能一下子就反映得完全正確，無遺無誤。……寫《新民主主義論》時，許多東西在起初是不明確的，在寫的過程中才逐漸明確起來，而且經過反復修改，才把意思表達得比較準確。”
    長征問了一個國內外都關心的的問題：“《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什么時候可以出版？”
    在回答這個問題時，毛澤東又重申自己的文章不是“一氣呵成”：“因為我怠工，所以拖遲了。出版之前想把過去寫的東西再看一遍，但總懶得看。對已經發表過的東西，完全滿意的很少。比如，《實踐論》算是比較滿意的，《矛盾論》就并不很滿意。《新民主主義論》……經過反復修改才定了稿。《論聯合政府》則只是把政綱排列起來，加工不多，不好。”
    按原定計劃，《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包括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的著作。但由于新中國成立不久，接著出版第四卷時機還不成熟，就擱置下來了。不想，這一擱置就是6年之久，且出版后內容也僅限于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著作。
    “一、二、三卷我都沒有多大興趣，只有個別的篇章我還愿意再看，這個第四卷我有興趣。”
    1960年1月27日，毛澤東在上海召集完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后，經杭州抵達廣州，在這里最后讀完《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在廣州期間，毛澤東還完成了一件重要工作，就是審定《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全部正文。
    從1960年2月27日到3月 6日，毛澤東差不多每天都到雞頸坑（廣州郊區的一處別墅）審讀第四卷文稿。同他一起審讀的有康生、胡喬木、田家英。第四卷的編輯工作，不像前三卷那樣由毛澤東親自動手作編輯工作，而是在別人編好之后，由他主持通讀定稿。他逐篇仔細審讀，有時順手改幾個字。此外，他還增加了幾篇文稿，都是為新華社寫的評論和中共發言人的談話。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主要為解放戰爭時期的著作，它是中國人民革命勝利的記錄，反映了中國人民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的英雄氣概和所向披靡的革命氣勢。毛澤東對這一卷特別偏愛，曾說：“一、二、三卷我都沒有多大興趣，只有個別的篇章我還愿意再看，這個第四卷我有興趣。那時候的方針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不如此，不足以對付我們這位委員長。”在通讀第四卷時，毛澤東顯得特別興奮，“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的氣概，油然而生。“讀到《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關于重慶談判》等文章時，他不時地發出爽朗的笑聲。《毛選》第四卷的文章，不僅內容重要，思想深䆳，從文字上說也是上乘之作，有很高的藝術性。既有高屋建瓴、勢如破竹的氣勢，又有行云流水、議論風生的韻致，還有嬉笑怒罵皆成文章的幽默、諷刺，剛柔相濟，情文并茂，充分表現了毛澤東特有的文風。”收入第四卷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和《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兩篇名著，“為新中國建國綱領奠定了理論基礎和政策基礎，就其基本思想來說，將在長時間內保持它的生命力。”
    3月8日，是審讀的最后一天，在毛澤東的住處廣州小島賓館進行。除康生、胡喬木、田家英三人，參加《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工作的其他人也都參加了。“開始有的同志還有點拘謹，經毛澤東一番輕松的談話，緊張氣氛頓時消除，覺得很舒坦、愉快。”
    5月24日至6月2日，毛澤東又審讀了《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的全部題解和注釋。在題解和注釋中，很多地方涉及彭德懷。彭在解放戰爭時期任西北野戰軍（后改稱第一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指揮過許多重要戰役。編輯《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時，正值廬山會議批彭反右之后，彭德懷的名字和他的戰績，能不能寫到《毛澤東選集》里面，這在當時是一個極敏感的問題。為此，田家英專門向毛澤東請示，毛澤東明確回答：“應該寫，過去那一段應該承認。”因這一卷軍事方面的注釋比較多，涉及四個野戰軍和華北部隊等，所以由黨的總書記鄧小平掛帥，請三位元帥、五位大將參加了注釋工作。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干1960年9月出版，隨即在全國出現了一個學習熱潮。至此，作為毛澤東思想最集中的代表《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全部完成。
    收入《毛澤東選集》的著作，大都是毛澤東自己親自寫的，僅有少數幾篇講話是別人根據他的講話記錄整理后又經他本人修改定稿的。1964年8月20日，他在聽取薄一波匯報計劃工作時，曾談到這種情況：“我的文件都是自己寫。只是有病的時候，我口講，別人給我寫。一九四七年寫《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就是我講，江青寫。她寫后，我修改。我修改后，又找恩來、弼時他們來談，再改。大家再看了以后，廣播。文章要別人寫是很危險的。那時批判國民黨的許多文章，新華社發的，都是我自己寫的。”
    不過，也有例外，可以說是唯一的例外，就是《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被收入了《毛澤東選集》第三卷。歷史決議，是根據毛澤東1941年冬寫的一份《關于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框架起草的。毛澤東領導了歷史決議的起草工作，并且作過多次修改。但是，毛澤東沒有把它當作自己的著作而作為附錄收入他的選集。考慮到發表歷史決議，就要公布王明路線的問題，這是需要黨中央做出決定的。為此，毛澤東向每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員征求了意見，大家一致贊成作為附錄收入。
   “《毛選》里的這些東西，是群眾教給我們的，是付出了流血犧牲的代價的。”
    《毛澤東選集》第一至第四卷，包括了毛澤東從 1925年 12月到 1949年9月各個革命歷史時期的最主要、最有代表性的著作。這些理論著作，集中體現了毛澤東思想，是毛澤東思想的具體載體。毛澤東著作、毛澤東思想不僅只是毛澤東個人的智慧，也是中國共產黨人集體智慧的結晶，是無數革命先烈的鮮血換來的。對此，毛澤東本人一貫有著清醒的認識。
    1945年4月21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大預備會議上作報告時說，“決議案上把好事都掛在我的賬上，所以我對此要發表點意見。寫成代表，那還可以，如果只有我一個人，那就不成其為黨了。”
    1956年9月10日，毛澤東在談關于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的選舉問題時說過：“我們民主革命的時間那么長，打了那么久的仗，犯了那么多的錯誤，才搞出一套正確的政治路線、軍事路線和組織路線。我們才逐步學會如何處理黨內關系，如何處理黨跟非黨人員的關系，如何搞統一戰線，如何搞群眾路線，等等。這就是說我們有了經驗，才能寫出一些文章。比如我的那些文章，不經過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是不可能寫出來的，因為沒有經驗。”
    1961年3月23日，毛澤東在廣州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時又說：“沒有那些勝利和那些失敗，不經過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不經過萬里長征，我那個《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小冊子也不可能寫出來。因為要寫這本書，倒是逼著我研究了一下資產階級的軍事學。”
    1964年3月24日，在聽取薄一波、譚震林等人匯報時，毛澤東仍然深情地說：“《毛選》什么是我的！這是血的著作。”“《毛選》里的這些東西，是群眾教給我們的，是付出了流血犧牲的代價的。”
    《毛澤東選集》的出版，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一項基本理論建設，先后被譯成各少數民族文字，在全國各族人民中間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毛澤東選集》也被一些國家翻譯出版，其外文版達幾十種之多。
    對于《毛澤東選集》所蘊含的毛澤東思想的普遍指導意義，毛澤東是深信不疑的。1949年3月13日，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的總結中，他說過這樣一段話：
    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的統一，應該這樣提法，這樣提法較好。而不應該像王明同志的提法，說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具體運用和發展”，這種提法不妥當。因為照王明的提法，則有點劃分“市場”的味道。世界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范圍很寬，一劃分開，就似乎是說，斯大林只管那些工業發展的地方，而殖民地半殖民地就歸我們管，那豈不就把馬克思主義的“市場”分割了嗎？而且，我們說殖民地半殖民地歸我們，可是有那么一個國家，提出不買你的貨，而要直接到莫斯科去買貨，這又怎么辦呢？另外，如果是真理那它就有點普遍性，就不能不超過一定的范圍。比如，拿日本來說，按照王明的提法，它現在算歸我們，將來美帝國主義撤走以后，它又該歸斯大林管了，這豈不是笑話？當然，我們不要忙于想寬了，先把中國自己的事情做好。如果有可以運用到其他國家的經驗，自然會有人運用的。所以，不要做這種定義。
    正因為視《毛澤東選集》“是真理那它就有點普遍性”，毛澤東對于國外的翻譯出版要求尊重原著。1954年3月29日，英（國）共中央總書記波立特給中共中央來信，提出他們在翻譯《毛澤東選集》第二卷時，準備將《戰爭和戰略問題》一文的頭兩段從英譯本中刪去。在這兩段中，毛澤東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原則是普遍地對的，不論在中國在外國，一概都是對的。”“但是在同一個原則下，就無產階級政黨在各種條件下執行這個原則的表現說來，則基于條件的不同而不一致。”同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復信彼立特，明確表示：我們不能同意在《毛澤東選集》英譯本中把《戰爭和戰略問題》的頭兩段刪去的提議。“因為毛澤東同志在該文件中所說到的原則，是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并不因為國際形勢的變化，而需要作什么修正。而且《毛澤東選集》已經出版俄文版及其他外國文版，都沒有作什么修改……”結果，英（國）共還是堅持己見。對此，毛澤東憤憤不平。1959年10月26日他在同澳（大利亞）共中央總書記夏基談話時，仍然耿耿于懷。
    在十月革命以前，列寧對全黨講得很清楚，寫了許多文章，說明革命要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不用暴力是不行的。他極力反對孟什維克主張通過議會斗爭進行革命的論調。……我們在一九五五年和英共波立特談過這個問題，他不贊成我們的意見。他要修改中國同志的著作，要在我的選集的英文版中刪掉兩段講革命一定要用暴力的話。我們不贊成他的這個意見，但結果他還是把那兩段挖掉了。
    “《毛澤東選集》編委會主任要辭職，毛澤東本人對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很難再提起興致。”
    20世紀6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準備選編《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但因“文革”等干擾，在毛澤東生前未能出版。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發，《毛澤東選集》編委會主任劉少奇受到沖擊。1967年1月13日，劉少奇在人民大會堂單獨會見毛澤東，當面表示：“一、這次路線錯誤的責任在我，廣大干部是好的，特別是許多老干部是黨的寶貴財富，主要責任由我來承擔，盡快把廣大干部解放出來，使黨少受損失。二、辭去國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澤東選集》編委會主任職務，和妻子兒女去延安或老家種地，以便盡早結束文化大革命，使國家少受損失。”臨別時，毛澤東把劉少奇送到門口，囑咐他：“好好學習，保重身體。”有西方研究者寫道：“《毛澤東選集》編委會主任要辭職，毛澤東本人對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很難再提起興致。”
    不過，在準備選編《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過程中，有幸保留了大量珍稀資料。1965年冬天，為編輯《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田家英致信薄一波，請他提供毛澤東提出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有關材料。12月30日，薄一波根據他的筆記本中記錄的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和其他中央會議上講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內容，摘要寫成一封信送給田家英：
    1952年9月24日，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毛主席說過：“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不是十年以后才過渡到社會主義。二中全會提出限制和反限制，現在這個內容就更豐富了。工業，私營占百分之三十二點七，國營占百分之六十七點三，是三七開；商業零售是倒四六開。再發展五年比例會更小（資小我大），但絕對數字（指資）仍會有些發展，這還不是社會主義。五年以后如此，十年以后會怎么樣，十五年以后會怎么樣，要想一想。”資本主義的“性質也變了，是新式的資本主義：公私合營，加工訂貨，工人監督，資本公開，技術公開，財政公開……他們已經掛在共產黨的車頭上了，離不開共產黨了”，“他們的子女們也將接近共產黨了。”“農村也是向合作互助發展，前五年不準地主、富農參加，后五年可以讓其參加。”
    “文革”中，薄一波的原記錄本遺失，他寫給田家英的這封信是保存下來的一份記錄毛澤東醞釀形成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最早材料。
    1977年4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內容是1949年9月到1957年夏天的重要著作。
    毛澤東曾對印尼共產黨領導人艾地說過，對已經出版的《毛澤東選集》“可以補一些注解”。因此，早在1962年春天起，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毛澤東選集》第二版的注釋校訂工作就著手進行了，后因“文革”而中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在20世紀60年代工作的基礎上，吸收了近二三十年來史料收集和學術研究的成果，對注釋又作了進一步的修訂和增補，于1991年6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毛澤東選集》第二版一至四卷。
    （《環球視野》摘自2009年第8期《黨史縱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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