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本書系作者繼《豐饒的苦難》后又一部解析拉丁美洲文化的作品。抒情的筆法與廣泛的涉及，嚴肅的思考與縝密的考證，新鮮的知識與正義的立場，可讀性較強，給讀者以豐富的閱讀享受。

內容簡介

憑借熟練的語言，憑借貼近底層民眾、親近大地的滿腔溫情，作者在時隔多年之后再次潛入拉丁美洲大陸的深處，長達數月的孤詣民間求學，匆匆步履堅實地穿行于厄瓜多爾、秘魯、墨西哥、古巴四國。敏銳探尋的目光捕獲的不僅僅是安第斯山的雄偉、亞馬遜熱帶雨林的旖旎、當地民眾的風情，更重要的是，在探尋的目光背后有著一個正義學者的文化審視和學理追究。因此，作者的游歷不同于一般過客的膚淺獵奇，求學的步履梭行于底層和學術，現實和歷史之間。面對拉美大地豐富的細節-----無論是印第安底層民眾的心聲，拉美知識分子的覺醒，還是飽經新舊殖民主義蹂躪留下的歷史瘡痍，作者一面深情吟詠曾創造了瑪雅文化、阿茲特克文化、印卡文化的這塊豐饒大地，一面無情針砭被媚俗史學遮蔽了的罪惡殖民史。于是，溫情和正義時時閃現在文采激揚的流水行文中。

 作者簡介

   索颯，60年代末于內蒙古草原插隊，70年代就讀、畢業于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西班牙語專業，畢業后一直從事與西班牙有關的工作，曾赴西班牙及拉美數國進修、考察，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社會文化室工作，研究員，著有：《豐饒的苦難：拉丁美洲筆記》（1998）、《思想的旅游：西班牙散記》（2001）、《拉丁美洲思想史述略》（2003），《彼岸潮涌：拉丁美洲隨筆》（2007） ，并發表各類文章、譯文數十萬字。

目錄

小引

第一章：厄瓜多爾

飛越火山國度

在基多逛工藝品市場

太陽“正坐”在基多

與費爾南多談論印第安人運動

攀登修飾了“門臉”的圣安娜山

香蕉與可可

厄瓜多爾的“巴拿馬草帽”

第二章：秘魯

經波哥大深夜到達利馬

訪問“國際土豆研究中心”

在利馬參加開齋節

沿著逐漸升高海拔的路線

在科爾卡大峽谷看到了兩只神鷹

跟隨羊改村的老頭看古代梯田

在神秘的的的喀喀湖畔

終于到了偉大的庫斯科

在薩克薩瓦曼城堡與種土豆農民相遇

倘佯在庫斯科城里

比奧萊塔領我們拜會土豆專家

走入烏魯潘帕河谷

奧揚泰坦博是必經之路

拜謁馬丘比丘

背離阿亞庫喬的行進

白天行駛在泛美公路上

與印第安人同船行進在亞馬遜河上

伊基托斯的橡膠熱

告別利馬

第三章：墨西哥

抵達太平洋海岸的阿卡普爾科

走向普埃布拉

傳說喬盧拉有365座天主教堂

普埃布拉的日子

到特華坎看玉米的“祖先”

遇上了“轉基因”這個大命題

到雪山腳下的小村去看玉米

巴基斯坦阿訇如何講解圣母瑪利亞

附近有一個意大利移民村

一個“解放教育學”的實例

就近感受“解放神學”

跟隨修女走訪烏托邦故地

在恰帕斯看到了游擊隊方陣

恰穆拉的天主教堂里沒有神父

在那個叫作“新希望”的山溝里

濃霧里奔向潘特洛

第四章：古巴

哈瓦那斷章

特立尼達

圣地亞哥

關塔那摩

告別古巴，告別美洲

小引

索颯

也許又要追溯到草原。

人有兩個年齡：呱呱墜地那天，計算生理年齡；給心塑型那年，啟動心理年齡。我們的心理年齡，大概是在草原啟動的。

無論當年的遭遇怎樣不同，不管今日的境況如何差異，大多數曾經草原的同代人，都對那段生活懷著某種眷戀。草原給我們的許多饋贈——這詞可能太甜了點兒；草原留給我們的無數刺激之一，是地平線。

終于返城了，但卻莫名其妙地感到別扭：看著用竹簽子穿著肉丁的一根羊肉串，就想起了在草地上宰完羊，用井水洗洗帶骨的肉，扔進蒙古包外支起的大鍋；或者用薄得像一張棉網似的羊腸油裹住一塊冒著熱氣的沙肝，塞進牛糞火里烤至半熟……看著在樓群縫里被擠瘦了的落日，就想起了那兩頭望不著邊的地平線。在那些平淡的日子里，我寫過一篇習作，歌頌掛在墻上的旅行背囊。Z最初選擇學考古，竟因為那是個可以到處跑的專業。

是大草原的地平線，惹得人心野了。

多少次望著遠山縱馬馳騁，體會著“望山跑死馬”的味道；多少次回首向西，讀懂了“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的詩句。

也是地平線教給了我們帶有質感的“視野”的含義。

地平線隱喻著無限和未知，地平線引誘人上路追求。

人生如“兩頭燃燒的蠟燭”者，都主動寫下過“在路上”的履歷。切·格瓦拉在轉戰古巴、剛果、玻利維亞前的青年時代，四次旅行著體會拉丁美洲。毛澤東在被迫長征兩萬五千里前，有過與蕭瑜身無分文、行乞般游歷湖南五縣的傳奇經歷。

游學是一個賦有魅力的詞匯，走路和學習隱含著聯系。孔子的治學思想無疑與告別父母之邦、周游列國的生平有關；一生輾轉的穆圣并沒有忘記留下“學問雖遠在中國，亦要前往求之”的箴言。

學問的兩頭連著生活。文化是人高貴于動物的根本，但文化的本源是生命，文化的目的也是生命。當文化與生命發生抵觸，文化就走向異化。

腳步邁向心所向往的地方，腦隨著心的活躍而豐富；文化意義上的視野跟著瞳孔里的視野寸寸拓寬。

俗話說，人的一生如同行路。一個人如果在返土歸真、走向墳墓時，仍然充滿學習的欲望，那么他就戰勝了死亡，因為他腐朽的肉體里依然跳動著一顆年輕的心。

并不需要學好了再上路，也不是必須走完了路再總結。邊走邊學，于是我們積攢了一大摞旅行日記。把我在近年到美洲短游長旅的幾本日記錄入電腦，就有了如下幾篇日記式的文字。

書摘（一）

第一章：厄瓜多爾

飛越火山國度

超長的黑夜里，翻閱著張星烺的《歐化東漸史》。荷蘭飛機向西飛行，進入大陸時，天亮了。

俯視中出現了海一樣的山地，我意識到，闊別十年重返美洲的機遇已經實現。幾十年里，只要有機會飛抵大陸，從它一進入視野，我總壓抑不住暗暗的激動，擠到窗前，習慣地帶著遐想俯瞰，傾聽闌入美洲大陸的馬蹄聲，讓感覺回到五百年前。

15世紀末的那一頁歷史不僅改寫了一塊大陸的命運，從此也宿命般地左右著世界扭曲的航線。

已經在空中經過了委內瑞拉、哥倫比亞，從東向西橫穿安第斯山脈。

短短的一生與如此遼闊的大陸結緣，其豐富的紋理，恐怕至死也無法看清。

可不是，這是30 年來第一次進入安第斯山區。Los Andes，世界上最長的山脈，南美洲的脊梁，印卡人安頓在白云間的家鄉。

途中，飛機曾在博奈爾（Bonaire）加水加油，人員換班。這是一個古怪的熱帶小島，連風都熱乎乎的。它緊貼委內瑞拉的加勒比海岸，卻是荷蘭的領地。機上有荷蘭人從此地轉機去庫拉索（Curaçao）：當年的黑奴貿易重鎮，今天荷蘭領養老金者的度假村。

五百年前的那個怪胎生出了一個荒謬的世界，像這個博奈爾一樣，馬爾維納斯島明明在阿根廷的鼻尖前，但被遠在天邊的不列顛帝國控管；一個同名的圭亞那，卻復雜地分成法屬、英屬、荷屬；荷蘭飛機上航空小姐黑白分明的情景，同樣牽動著沉重的歷史。

機組提醒乘客注意，基多快到了。漫長的夜行之后，眼前燦爛的陽光和堆積的云海耀眼奪目。分秒之間，刷刷掠過海市蜃樓般的場景：云團中露出富士山一樣的銀白山尖，美麗而又冷峻。沒定神，又一座雪峰滑過機翼。與白色宮殿群作伴，遠處一面銀鏡似的高山湖泊稍現即逝。

難怪呢，我們的西向飛行，已經飛到了東“太平洋火圈”的上空！

火山　環繞古老浩瀚的太平洋，座落著地球上85％的活火山。從我們生活的太平洋西岸的花彩狀群島，到太平洋東岸的美洲科迪勒拉山系，是世界上火山和地震活動最劇烈的地帶，被形像地稱作“太平洋火圈”。

眼下的安第斯山脈是科迪勒拉山系的南段，僅在厄瓜多爾這片山地里就埋伏著20多座海拔5, 000米以上的火山錐。

如銀宮冰廈鉆出云層的，是科托帕希（Cotopaxi），卡亞姆貝（Cayambe），還是欽博拉索（Chimborazo）？這些火山名稱全都來自土著語言。科托帕希海拔5 ,897米，一說是世界上最高的活火山；欽博拉索應該更向南；卡亞姆貝則座落在這一帶赤道線上。在它的附近，古代基多人建起了許多太陽神廟，那些神廟是印第安人觀察太陽軌跡、測定“太陽之路”的觀象臺。

此刻，我正飛行在火山國度的上空。這樣的地理，應該養育相應的民族。十年前，我曾憑感覺在《豐饒的苦難》里描述過：

安第斯山區一帶的山系仍處在地理概念上的造山運動過程之中……在這塊仍在生長的大陸上，30多個國家也如同一座座活火山。當地火騰空時，灼熱的熔巖象是從迸裂的血管里濺涌而出的血流；當巖石巨人沉默時，地心的潛流不安地蠕動，醞釀著新的噴發。很難給這樣的大陸換血，也很難預料它生動的行為軌跡。

垂眼望去，山谷郁郁蔥蔥，城鎮星羅棋布。這里是與亞馬遜雨林接壤的安第斯山脈東側，從基多驅車兩小時就能抵達亞馬遜河的支流。厄瓜多爾地圖用三種顏色標識三大地理區域：沿海（costa）、山區（sierra）、熱帶雨林（selva）。這一南美洲的地理大視野，在哥倫比亞、厄瓜多爾、秘魯等三個沿海安第斯國家找到了微型代表。

安第斯山脈南北走向，逶迤9,000多公里，最寬處達700多公里，厄瓜多爾境內的這一段寬120公里，分成東、西兩大山系，夾著10多個的盆地。飛機低飛時，甚至可以看見起伏的山頭上簡樸的農舍和印第安人破碎的田地。

飛機掠過基多上空，長長的山谷里，蜂窩似的房屋沿山谷一溜排開，顯然是座不小的城市。記得幾次飛越1,700萬人口的墨西哥城，人口的規模借房屋給人以強烈的沖擊力：飛機貼著巨大盆地的邊緣盤旋，密密麻麻的建筑鱗次櫛比，填塞著每一個縫隙。越往高處，房屋越破敗，住著從山那邊涌入都市的窮人大軍。

拉丁美洲是一個資源富饒、人民貧困的大陸，但它從來又是一個生命旺盛的大陸，500年前被歐洲人“發現”的古代墨西哥城、古代庫斯科城，當時就是10萬人口的世界級人口大城。歐洲人那時不愿意強調這一點，他們希望美洲能被渲染成荒無人煙的土地，以便證明非法占領的合法性。由于殖民主義而減少了7000萬原住民的這片土地，今天又生活著近6億人口，如今人口又被夸張成貧窮的原因。

對于過去的宗主國來說，這支窮人大軍已經成了麻煩。完成了原始積累、進入高度發達的歐洲，再也不需要一雙雙挖銀子、收咖啡、砍甘蔗的手，更怕他們利用“全球化”成為移動之民，將腳踏上昔日主子的優雅國度；或者在這貧、富連帶的時代里，成為危及富人的“非傳統安全”因素。

在基多逛工藝品市場

基多（Quito），海拔2,850米，南美除拉巴斯外的最高首都，人口120萬，雖處赤道，空氣涼爽。城里長著各類修長挺拔的松杉類亞熱帶樹木，四周是峻美的山峰。當地人向我們指著遠處說：“天氣晴朗時，可以看見雪山，那年火山噴發，就象原子彈爆炸的蘑菇云一樣……” 

火山是厄瓜多爾人的家庭一員，與火山相處的民族該是一種什么樣的民族呢？

玫瑰　當然，除了男性的火山，這里還盛產女性的玫瑰。

由于日照充沛，基多不僅遍地鮮花，而且栽培各色高山玫瑰，空運出口海外，當地人嘖嘖地說：“一支藍玫瑰運到歐洲的花市上能賣3歐元吶，相當于產地的10倍！”近20年來厄瓜多爾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玫瑰出口國，壓倒了傳統上的玫瑰大國哥倫比亞和肯尼亞。玫瑰出口也給厄瓜多爾帶來了僅次于石油和香蕉的外匯收入。來時換機曾停留在阿姆斯特丹，機場里到處是郁金香。那個低地之國（País Bajo）也是一個鮮花大國，但那個國度的人已經有了充分的余裕，節日里奢侈地把無數朵鮮花在廣場上鋪成巨大的花毯。

直射的陽光是玫瑰花盛開怒放的秘訣。基多附近有一座小城叫卡亞姆貝，座落在同名火山的腳下，那里的玫瑰生產包攬了全國的70%。卡亞姆貝不僅有赤道位置帶來的陽光，還處于玫瑰花所需要的理想海拔，全年恒溫，所以這里出產的玫瑰莖長、色澤濃艷、花瓣挺拔持久，兩三周經久不謝。

然而，“沒有不帶刺的玫瑰。”（No hay rosa sin espina.）

這是一句古老的西班牙語諺語，遺憾的是，它依然是事實，象征著玫瑰花產業農工的命運。卡亞姆貝鎮8萬居民中，47%是印第安人，他們并沒有隨著3歐元一支的玫瑰花過上溫馨的日子。就像一位墨西哥教育家說過：安第斯山區“是世界上唯一對動物比對人還好的地方”；在卡亞姆貝的種植園、加工廠里，玫瑰花所受到的關照大大優于農工所受到的待遇。

玫瑰在分類成捆后被放進接受水合作用的冷房，然后被存放在5度的室內，直至進入機場跑道邊的大型恒溫冷庫，再搬上飛機，三天后到達馬德里，或一個半星期后到達西伯利亞，70％的玫瑰銷往富裕的近鄰美國。嬌艷的厄瓜多爾玫瑰盛開在馬德里的餐桌上，怒放于紐約的五星級酒店里，玫瑰花公司的工人們卻在農藥污染、危險的重型機器、粉塵、潮濕、過冷過熱的溫度中煎熬。全國400家玫瑰花公司（許多是跨國公司）中，只有兩家公司有工會組織。從事玫瑰花業的工人中，大多數是女工，20%是童工。女工經常受到工頭的性剝削，而孩子小小年紀出外干活，在印第安人家庭里司空見慣。

旅館對面的公園里有一個民間工藝品市場，我興致勃勃地逛著，熱情絕不亞于逛巴黎或羅馬珠寶商店的暴發戶。大紅大藍的棉毯織進了海洋國家喜愛的魚類圖形，巴拿馬草帽的花邊展示著手藝人的匠心……最別致的，是用亞馬遜地區的“象牙果”（tagua）刻制的工藝品。象牙果是棕櫚樹的種子，紋理、硬度、顏色與象牙相似，俗稱“植物象牙”，在印度南部也有這樣的植物。真巧，這三類引我注目的工藝品正代表了厄瓜多爾的三大地理區域：沿海、山區和雨林。

我對拉丁美洲的愛情，大概有三分之一與他們的民間藝術有關，其余的三分之二各自歸于他們的民歌和斗爭史。

美洲的古代人一定是富于想像力的人群，大自然的恩惠給了他們編織夢幻的余暇，風土的壯觀鼓舞了他們粗曠的審美能力。古巴詩人何塞·馬蒂（José Martí）說過，“對裝飾的喜好始終是美洲兒女的天性”。（厄瓜多爾馬蒂像）

我從不花高價在商店買回擺設，家里的每一件藝術品差不多都藏著一個小故事。特別有一塊十字挑花小桌布，總讓我想起一個場景：

那一次我為中國云南省的扶貧代表團作譯員，在墨西哥城郊區參觀扶貧工程。流落城市的無地農民在垃圾深溝兩邊修出平臺，搭起賴以棲身的簡易房，每日與垃圾作伴，茍活之狀觸目驚心。那一天我曾因一過性腦缺血在烈日下暈倒，醒來后周圍一大群棕色面孔。據說是他們七手八腳把我抬進了棚屋，灌了可口可樂（內含的印第安“古柯”可以提神）。臨走時，一個婦女一邊說著“可憐啊”（pobrecita，類似蒙古族婦女掛在嘴邊的“呼勒嘿”），一邊塞給我那條她親手縫制的、用來賣錢換口糧的鮮艷桌布。

我一直珍藏著這塊小桌布，就像珍藏著草原阿爸在牛蠅瘋跑的季節送給我的一塊裹頭巾。

公園外的廣場上，很多人支著畫架賣油畫。在安第斯山民中，厄瓜多爾人素有熱愛藝術的名聲，這種情趣可能是這個國度風光明媚所致。但我所喜歡的是那種獨特的美洲風格，對比強烈的重彩，夸張的形象，變形的構圖。比如那些廣漠的原野，粗硬的仙人掌；還有穿白衣褲的農夫，蒙黑披肩的農婦，大多只有輪廓，不露臉形。美洲的風土人情可能不適于作現實主義的雕琢，倒與超現實主義天然默契。（厄瓜多爾基多風景）

瓜亞薩明　不少作品帶有奧斯瓦爾多·瓜亞薩明（Osvaldo Guayasamín）的畫風。他是厄瓜多爾已故畫家，名聲極大，聯合國里掛著他的作品。1999年瓜亞薩明去世，伊比利亞美洲國家會議在哈瓦那宣布他是“全伊比利亞美洲的畫家”。他愛畫骨節嶙峋的枯瘦雙手捂掩著扭曲的面孔，那組系列畫曾使我過目不忘。其中一幅叫《血淚》（Lágrima de Sangre）：兩大顆紅褐色的淚滴從那樣的手指縫間流下來。（厄瓜多爾街頭美術作品）

瓜亞薩明父親是印第安人，母親是混血人，他堅持自己的印第安畫家身份。我專門去了城北畫家本人設計的“人的博物館”（Museo del Hombre），里面陳列著畫家本人和他收藏的大量拉丁美洲畫家的作品。博物館的外形像一座尖頂小教堂，所以它也被稱作“祭奠人的教堂”（Capilla del Hombre）。瓜亞薩明曾表示要在此展出“拉丁美洲一生一世的悲劇”。博物館在瓜亞薩明去世后的2000年開幕，他的好友菲德爾·卡斯特羅踐約參加了剪彩。瓜亞薩明對菲德爾的描寫很有意思，真不愧是基多人，連形象比喻都離不開火山：“菲德爾是一座永遠噴發的火山，飽含原生態的力量。不過他并不噴火破壞，他是一座噴發智慧和柔情的火山。” 

無獨有偶，卡斯特羅與哥倫比亞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美國作家海明威、美國導演奧利弗·斯通、天才球星馬拉多納的交往和友誼，也世人皆知，這讓他的宿敵酸溜溜，很不是滋味。我猜這是一個使西方體育界有意識地排斥馬拉多納的原因，中國的體育轉播也卷了進去，鸚鵡學舌地詆毀馬拉多納的“上帝之手。”而加西亞·馬爾克斯呢，不久前還寫了一篇“我眼中的菲德爾”。

拉丁美洲藝術家素來有同情人民的左翼色彩，典型的如墨西哥壁畫家迭戈·里維拉（Diego Rivera）和他身殘美麗的妻子弗里達·卡洛（Frida Kahlo）。兩人曾在墨西哥城的家中收留流亡中的托洛斯基，甚至還為此引起感情糾葛。再比如智利畫家何塞·萬徒勒里（José Venturelli），他曾為聶魯達的《詩歌總集》作過版畫插圖，還在拉美介紹過齊白石這位木匠出身的中國畫家。

瓜亞薩明很愛他的故鄉，畫過綠色的、黑色的、紅色的、白色的、藍色的基多。我所見到的一幅基多是用黑、白、紅色線條勾勒出的平面變形印象，如果我沒有從飛機上俯視過基多，不會對他的“印象”有所感觸。

太陽“正坐”在基多

在西班牙人抵達之前的古代，今天的厄瓜多爾一帶叫“基多”，此名稱來源于比印卡文化還早的“基圖王國”。這片土地之所以叫了“厄瓜多爾”，與人類對天體認識的豐富歷史有關。

公元前五六世紀，古希臘哲學家就認為地球是球形的，但他們根據的是“球形最完美”的哲學概念。后來，亞里士多德觀察月食，發現了月球上的圓形地影，他的根據有了科學性質。戰國時期的中國哲學家惠施從東方智慧出發，也曾萌發過地球呈球形的朦朧感悟。1519年，麥哲倫以環繞地球的航行實證了地球的球形之狀。從此，我們所生活的世界被稱為“地球”。
    17世紀末，牛頓從理論上推測地球不是一個標準的球形，而是一個赤道處略為隆起，兩極略為扁平的“桔子”。1735至1744年，巴黎科學院派出兩個測量隊分別赴北歐和南美進行弧度測量，測量結果證實地球確實為橢球體。

南美考察團選擇了基多以北24公里處的卡拉卡利鎮（Calacalí）。1774年，那里有了世界上第一座赤道碑，人們開始稱基多為“赤道的土地”——厄瓜多爾。

“赤道”一詞在西班牙語中是ecuador，其音譯為“厄瓜多爾”，辭源來自拉丁語中的ecuo-，含有“相同”之意，意指南北半球的等量性。1830年，擺脫西班牙殖民統治、取得獨立的厄瓜多爾正式成為一個單獨國家，國名就定為“厄瓜多爾共和國”。

赤道紀念碑有新舊兩座，均位于首都基多所在的皮欽查省。從基多驅車向北，山間云霧繚繞，但據說赤道附近雨水罕見。舊赤道測定點卡拉卡利是一個美麗的山區小鎮。旅游者被現代化的新赤道碑吸引走了，但卡拉卡利人堅持說這里的測定是準確的。（厄瓜多爾舊赤道碑）

舊赤道碑四周刻有E、S、O、N四個表示東、南、西、北的西班牙字母。頂部放有石質地球儀，一條象征赤道的白色中心線，從上至下與碑東西兩側臺階上的白線相連，這條白線把地球分為南北兩部分。每年3月21日春分和9月23日秋分，太陽從赤道線上經過時直射赤道，全球晝夜相等。

新赤道碑位于距基多14公里的圣安東尼奧鎮，小鎮因赤道碑有了一個新名字——世界之中。“世界之中”在西班牙語里是Mitad del Mundo，但當地人用薩契拉（tsáchila）語稱它“Quitsa To” (Quitsa，中間；To，世界)。正值周日，“世界之中”人山人海。一個小樂隊在演出，正中的樂手面前立著一只大鼓，樂手的兩腳和鼓的兩個支架都跨越一條將地球分成南北兩半球的黃色赤道線。（厄瓜多爾新赤道碑 

赤道碑前方有一條石砌大道，道旁矗立著13位曾為測定赤道位置作出貢獻的法國、西班牙和厄瓜多爾科學家的半身雕像。雖然13尊塑像中沒有一個人屬于西班牙殖民者到達之前的印第安部落，但是這個神秘地點的“發現者”是無名的原住民。

赤道碑位于巍峨的卡亞姆貝火山附近。火山旁的一座小山崗上，有一處靜謐的前哥倫布遺址，無言地向人們傳達著印第安先民對宇宙充滿好奇的觀察。此地名叫“Pucará de Rumicucho”，這個克丘亞語地名意味著“石頭角落里的堡壘”。這是由五個形狀不一的無頂臺級式圍子組成的建筑群。它們與周圍山峰的位置關系，它們在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時與太陽光線的關系，周圍那些形狀奇妙、位置特殊的大石塊，至今引來學者考察。

這一帶還曾有許多圓柱體，有些圓柱體的外壁貼有銀箔，銀箔后來被西方入侵者刮去了。人們猜測這些屬于8世紀至15世紀的文物很可能是印第安人的日晷或年歷，它們形成了一個互相關聯的體系。

16世紀時，秘魯出現了一位第一代混血人學者，名叫印卡·加西拉索·德拉維加（Inca Garcilaso de la Vega），他的父親曾是西班牙督辦，母親是印卡末代公主。加西拉索·德拉維加寫了一本《印卡王室述評》，追述正在逝去的母族歷史，記下了印卡人對自然界的直觀認識，尤其是豐富的星相學知識。

書中說赤道附近的印第安人在春分、秋分時用鮮花、香草裝飾柱體，再把太陽的椅子安放在柱體之上，因為

太陽在那一天攜帶著他的全部光華，正襟危坐在石柱之上……他們對于立在基圖城和直到沿海那一帶的石柱的尊敬，超過對于其他所有石柱，因為太陽在那里鉛垂照射，正午時分一點影子也沒有。他們說，那里的石柱是太陽最喜歡的座位，在別處是側坐，在那里是正坐。

直至今天，每年到“太陽回歸”的日子，印第安人仍會在這些特殊地點獻上鮮花美酒、金銀寶石，迎接太陽神的來臨。

1534年，占領了基多的西班牙殖民者塞瓦斯蒂安·德·貝拉爾卡薩爾叱責用于觀察太陽和地球運動的石柱是印第安人的偶像崇拜，命令全部推倒在地。不僅卡亞姆貝火山一線的柱體，而且整個古老基圖王國境內的全部類似石柱都遭遇了同樣的命運。不同的是，因為赤道附近的柱體倍受原住民崇敬，因而所遭受的破壞更加慘重。

與費爾南多談論印第安人運動

五月份是厄瓜多爾的雨季之末。晚上我們去市中心的“小面包山”觀看城市夜景。基多城被聯合國宣布為人類文化遺產，除了明媚的自然環境、赤道之都的地理位置，還因為全城保留了殖民地時期的建筑風格。當年西班牙人立足之后，按照宗主國的樣子，在市中心建起了四方格子的老城，又在每一個格子里修一座天主教堂，因此基多市中心號稱有40座教堂。遠方小雨朦朧的夜幕下，一座由燈火勾勒的方格城熠熠閃爍。

其實，偌大一個拉丁美洲，各個國家舊城的布局基本一個模式。殖民地時期，連巡夜的梆子敲幾下，都要由大洋彼岸的塞維里亞殖民地管理機構決定！

印第安人運動　晚上與研究印第安人運動的費爾南多·加西亞交談。

在經歷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人種屠殺之后，拉丁美洲仍然生活著近4000萬講400多種不同語言的印第安人。在阿根廷、烏拉圭等歐洲移民國家里，他們是極少數；在墨西哥、智利、委內瑞拉等混血人口眾多的國家里，他們是少數；而在厄瓜多爾、玻利維亞、秘魯這幾個安第斯山國家里，他們分別占到了20%、40%甚至50%以上。當然，他們主要居住在人跡罕至的高山秘境、熱帶雨林。幾個世紀以來，一直像幽靈一樣生活在社會的邊緣。厄瓜多爾貧困人口達60%。在基多，到處能看見賣口香糖的乞討者，有很小的孩子，也有青壯年。

近十幾年來，這些影子般的下里巴人居然真的像地下涌動的巖漿，不斷噴發出沖天火焰。這些“紅臉直發人”涌上街頭，在好幾個國家把總統拉下了馬。十幾天前在基多的中心廣場上就發生了導致總統盧西奧·古鐵雷斯（Lucio Gutiérrez）下臺的群眾示威，至今廣場中央突兀立著的騎警仍然提示著空氣中的緊張。剛剛過去的四月抗議運動中，抗議者以“逃亡者”自我命名。我看見高樓玻璃窗上貼著“逃亡者之家”（casa de los forajidos）的字樣，并聽說剛出版的《四月的逃亡者運動》已經脫銷。

這一切象征性地開始于1992年。在那個邪惡起點的“500周年”之際，拉美許多國家爆發了以印第安民眾為主體的抗議運動，一次官方籌劃的對“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隆重紀念在拉丁美洲變成了一場大規模的民眾抵制。

早在1990年6月初，厄瓜多爾就已經爆發了一場“太陽神節起義”（Levantamiento del Inti Raymi）。在那個揚眉吐氣的六月，難以計數的厄瓜多爾印第安人曾涌上大小城鎮的街頭巷尾，紅色、黑色的“篷喬”（ poncho，印第安斗篷）浸漫視野。大城市的白人、混血人第一次驚異地發現，厄瓜多爾有這么多影子般的印第安人。

拉丁美洲印第安人的抗議運動成為世界反“資本主義”全球化運動的重要一環。在連續召開的“世界社會論壇”中，印第安人組織是重要的成員，而2004年第一屆“美洲社會論壇”就曾選擇在眼下這個高山國家厄瓜多爾舉行。

費爾南多與他人合寫了一本《生存的權利：多樣化、民族特性與變革（印第安人與非洲裔厄瓜多爾人的法律人種學）》。書名聽起來學究氣十足，其實是一本很有正義感、人情味和學術價值的考察報告。研究者征得了部落的同意與合作，得到了部落派遣的助手的支持，在一年多的時間里，考察了幾個有代表性的印第安人村落。他們直接用當地土語采訪當事人，對印第安人社會中諸如領土資源、財產爭端、仇殺、酗酒、奸情、首領謀取私利等案例進行跟蹤觀察，了解部落居民如何在傳統法和部族權威的指導下，有效地解決爭端，實行自我管理。

難能可貴的，是這群學者敢于在學術中表達愛憎：

西方的自由主義原則是可憎的，它規定不懂法律的人不能免于罪責。不懂什么法律？當然是國家的法律！但是，從原住民的角度，我們同樣可以說：先生們，你們不懂得我們的法律，因而同樣不能免于罪責。

想起國內那些被馴化并自律的“學術”文章，連問號、嘆號都不敢使用，還敢質問什么“先生們”！

費爾南多說，印第安人問題主要是農民問題、土地問題。隨著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步步逼進，借拉美國家統治集團的恭讓，國際財團的手已經伸向多為印第安人居住的大陸腹地、雨林縱深。關于中國，他直言不諱：

“中國將成為與美國并列的經濟大國，在亞馬遜地區開采石油，修建兩洋公路。中國如果與“美國佬”（gringos）一樣行事，將成為新的殖民主義者，尤其在該地區開采石油將會引發與印第安人的嚴重沖突，拉丁美洲人正拭目以待。” 

好一個“拭目以待”，昔日被列強欺辱的中國，今天居然正被他人警惕！當古老的中國打開國門時，正面對著一個不容喘息的全新世界。

形勢從兩頭逼迫我們，加速研究殖民主義的本質。

攀登修飾了“門臉”的圣安娜山

瓜亞基爾（Guayaquil）位于瓜亞斯河右岸離太平洋出海口50公里處，是首批由西班牙殖民者建立的城市之一，曾是殖民地時期南美洲最重要的造船基地。

同屬一個國家，這里風景迥異。海濱農民已經不是古銅色的“indio”，而是混血的“montubio”。

最早的瓜亞基爾城建在圣安娜（Santa Ana）和卡門（Carmen）兩座山包上，以防海盜。圣安娜山頂上今天有一個“海盜公園”，公園里真人大小的雕塑站在高高的瞭望哨上，再現當年情景。從那里可以看到城市賴以命名的瓜亞斯河和它流入的太平洋。

圣安娜山與許多拉美國家的山城相似，前山往往是富人區，既能享受到安靜和好空氣，又能迅捷地駛向市區，而高處則是窮人茍延殘喘的地盤。圣安娜前山的“巨石區”（Las Peñas）就是這樣的古老富人區，建筑物彌漫著19世紀、20世紀初的味道，有些快坍塌的未及修復，更有蒼涼之感。如今是藝術家云集的“波希米亞區”，藝術人借此處風景，爬著藝術市場化的山坡。

再向上便是貧民窟，一共400多級臺階，必須拾級而上。

今天這一帶貧民區，經過政府為發展旅游從2000年大規模的改造，成了十分別致的“民居”：門口掛著修復前的舊“門臉”照片。

但可笑可悲的是，只粉飾了門面，內院貧窮如故。如果從高處往下看，后院沒有一絲可看之處，依然是窮人慣住的鐵皮頂紙板房。（厄瓜多爾貧民窟紙板房）

鐵皮頂的紙板房已經成了拉丁美洲的貧窮符號。

曾看過一個講述內戰背景下薩爾瓦多貧民窟兒童的墨西哥電影《無辜的聲音》（Voces Inocentes），其中有一首感人的背景歌曲，是委內瑞拉已故黑人歌手阿里·普里梅拉（Alí Primera）的作品，名叫《紙板房》（Casas de Cartón），Z一直非常喜歡，歌的開始唱道：

那雨聲聽著多么凄涼　　　Qué triste, se oye la lluvia
落在紙板房的屋頂上　　　 en los techos de cartón
我的人民多么悲傷　　　　 qué triste vive mi gente
住在紙板房里度過時光　　 en las casas de cartón

圣安娜山上的貧民區過去小偷盜匪出沒，晚上沒人敢來，現在仍是警察重點防范的地段，今天警察更有了保衛旅游者的重任。土匪區之說無疑摻上了富人的偏見和渲染，人們照樣生活，從屋里傳出叮叮咚咚的熱帶音樂聲，平衡著清貧的生活。這樣的地段無法行駛汽車，富人不居此處，窮人天天習以為常地爬上爬下。臺階上有人背著沒有雙腿的殘疾老人上山，扛著自行車攀登的男人背心上印著本·拉登像。拐角處一個小飲料店里，破舊的墻面上，與音箱、酒瓶、瓜達盧佩圣母像作伴，掛著一張特大的切·格瓦拉畫像。

雖然厄瓜多爾緊張的政治局勢暫告段落，晚間的電視新聞依然消息密集。除了正在進行的出租車司機罷工的鏡頭外，還播放了對兩個被主教暫時停職的神父的采訪。因為他們在教區內建立了為印第安窮孩子開辦的學校，屬于“越職行為”，他們被問及是不是同意“解放神學”或支持共產黨。其中一個叫米格爾·安赫爾·奧爾梅多，他明確表示贊同解放神學，并引證耶穌說過，富人進天堂更難。

電視里還出現了采訪身穿迷彩服的哥倫比亞游擊隊領導人勞爾·雷耶斯的鏡頭。

這條消息出乎我的意料。“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FARC）被美國定為恐怖主義組織，我的一篇文章曾因在民眾運動的論題下提及它，被編輯部鑒于“影響不良”刪去，而它的領導人在拉丁美洲的電視里被公開采訪。

上述電視采訪結束時有一個有意思的對答：

——切•格瓦拉搞革命，但從不搞綁架。

——那是切•格瓦拉的運氣，他生活在一個與今天不同的時代。

書摘（二）

告別古巴，告別美洲

從哈瓦那到關塔那摩，當一千公里的旅程結束之后，從轉身向著哈瓦那返回的那一刻——告別的思緒，就開始彌漫。

我們乘坐的“藍色之路”，沿著巨大海島的北緣，徐徐西行。

20年的拉美研究，多少次地書寫古巴，今日才踏上這塊土地。但我并不感到姍姍來遲；相反，人生的閱歷給了我更廣博的知識，更深沉的感悟。我們像海綿一樣，從這個島國紅色的土壤里，從它沐浴的深藍色的海水里，貪婪地吸吮一切豐富的養分，抵御正在漫延的中年軟骨、老年癡呆。

我們順著最要緊的脈絡切入，走完了這一路：殖民主義的世界性掠奪，唯利是圖的種植園經濟，非人道的奴隸制度，被壓迫者不絕的反抗，帝國主義與依附，單一經濟的惡果與后殖民的怪圈——我們正從最深刻的層次捍衛革命的合理性。

但我們并不做膚淺的辯護。我們已作好準備，持續地觀察。

我們早有預感，假如有一天，革命像棄兒被拋在路中央任人唾罵，站在最里圈搖旗吶喊的，很可能是今天用最左的嗓子呱噪的、偽裝和表演“革命”的一群。

來自一個曾經經歷了偉大革命的國度，我們深知革命果的苦澀。

一切都是那么熟悉，正像Z的口頭禪“Somos compañeros”。

面對每一個憂郁的眼神，面對每一次欲言又止，我們都心有靈犀。

我們傾聽，但不追問。尤其對當代政治，我們從不挑起話題。但我們敏銳地感受。共同擁有的激動、設身處地的擔憂，所有的目擊和耳聞，一切的探討和結論，都一分自豪一分隱痛地，融作了我們自己的血肉。我們不必多問，我們心里的一切，都是他們的注腳。就這樣，我們在長旅中，一點點地把握著古巴的脈搏，如同探索著中國和我們自己的未來。連古巴朋友也不可能看透我們，由于我們只圖聚會，從不刺探。他們不知道我們牢記著：獵奇和逼問——那是白人、西方人、和一切只知榨取的“知識分子”的下流手段。我們的目的，遠非是為了獲得一星半點的古巴消息；我們萬里波濤來此追求的、是我們自身的、作為人的命題。

歸途中，我們的藍色航船曾在圣克拉拉（Santa Clara）停靠。

在那空曠、肅穆的烈士廣場之下，我們與游擊戰士的遺骨面對面，挨得那么近。一切都真真切切，他們曾以血肉之軀為“犧牲”添加了20世紀的注解，如今在這地下墓穴里回蕩的，是不朽的“靈魂”。

“切·格瓦拉”的名字，曾多次出現在我的指尖下。而今天我們捧起雙手，為那副被割去了雙手的遺骸招魂——

當真理的援助到來之時，人們將成群結隊地加入我們的隊伍……

和平與你同在……（古巴格瓦拉遺體）

如今，你的事業正經受著兩面夾擊。行走在古巴的大地上，我們時時刻刻感受著你在地下的焦慮和不安。

巴拉德羅（Varadero）的細沙白灘是美麗的，但在那襯托著潔白的燈紅酒綠里，復仇的巖漿沒有停止蠕動。

那個百年構建的新殖民體系的細胞，還沒有在古巴人的血液里褪盡。那個近在咫尺的龐大帝國正在頻頻招手，老謀深算地等待他人就范。

低一下頭，就能分一杯羹。

老一代的堅持已快逼近極限，新一代正為電視里的花花世界搔首摩拳。

曾做過外交部長的那位墨西哥前左派不是預言嗎：不需要軍事干預，也不需要反對派陣線，只要放開搞活——只要用錢，美國和邁阿密就能買下一切。

勒緊褲帶的古巴人民急需喘一口氣，就像旱天里盼雨的中國人民曾憧憬富裕。但是，就像我們需要你們的苦難歷史敲警鐘，你們也需要咀嚼我們的得失作借鑒。

日子亟待改善，人民需要喘息。但是，在我們都做出了巨大的犧牲之后，如果俯首向資本主義的價值觀皈依，結局將更加悲慘。

官僚主義是另一把懸在頭頂的“達摩克利斯”劍，它離革命的變質僅一步之遠。

50年執政的時間，不算長也不算短，50年足以讓后革命的一切負面滋生。

我們對祖國發生的蛻變痛心疾首，我們對海島的病相——從蛛絲馬跡到險象環生——同樣感到惴惴不安。

當年你戲謔地牽著狗、穿著長靴走入辦公大樓時，捉弄的是墨守陳規的體制。當年你穿上游擊服、走入山林時，開啟的是一場抵制異化的斗爭。（古巴圣克拉拉醫院門前的格瓦拉抱孩子像）

墨西哥的PRI給自己起了一個極具黑色幽默的名字——制度化革命黨。

革命一旦制度化還有什么革命可言呢？

這則黑色幽默是一盞紅色警燈。

官僚主義也許并不完全是革命本身滋生的弊病，官僚主義也是資本主義對革命的侵蝕和傳染。資本主義是一種用民主粉飾的官僚體制，它的核心在于將一切變成非人性的、異化的體制。美國人深知這一點。早在菲德爾于古巴革命成功伊始訪問美國時，《時代》周刊就蠱惑利誘地說：“卡斯特羅已經不是一個起義者了，他應該感到自己是一個國家領導人。”

生長在20世紀的我們，耳聞目睹了革命的大起大落、制度的花樣翻新；在走向兇吉叵測的21世紀之時，我們自信頭腦已足夠復雜，思想已足夠成熟。

人們可以質疑革命中的錯誤和失誤，但絕無理由質疑革命的起因——

薩帕塔游擊副司令那句話的意思不僅適用于造反過程中，也適用于革命告成后。

如果有一天，海島傳來似曾相識的歷史變異，那棵扎入地心的大王棕櫚并不會在我們心中砰然倒地。

也許，一切并不那么悲觀，因為這里的山嶺里處處埋伏著palenque。沉默的cimarrón一旦聽見急促的鼓聲，將箭步奔跑攀緣，那一棵棵遮天的木棉樹、那一株株火紅的鳳凰木都是他們不屈的靈魂。（古巴作者與Z在馬坦薩斯的黑奴港）

也許，可以繞過險灘，迎來美麗的前景。就像眼前的馬坦薩斯（Matanzas），她不僅有奴隸碼頭，逃奴寨，她還有逶迤的海灣，有三條大河，15座橋上行人絡繹不絕。我們在這平民的“美洲威尼斯”看到了一個未來的可能。（古巴馬坦薩斯橋）

坐在馬坦薩斯尤穆里谷地旁的小山上，看著腳下色彩斑斕的海島水鄉，我們想象著，像一個古巴少年在構勒——一個人民的、人性的、富裕而又不奢侈的、自由美麗的古巴。

當我們再次回到哈瓦那的時候，似乎走過了好幾個世紀。

在一千公里長的海島——興許在整個美洲，唯她有氣魄，唯她魅力無限。

Z像回到了老家一樣高興，歪戴著墨西哥草帽，哼著他新作的西班牙語歌曲，墨鏡掩飾著犀利的眼神。街上的哈瓦那兄弟說：“您先生真像個地道的黑老大！”（El señor parece un puro mafioso）而他更放肆地唱著：“……Yo siempre estoy a tu lado con mi vida !……La Habana vieja ……”（我的生命，永遠在你的身旁！老城哈瓦那……）

前幾天在查維斯的“南方電視臺”（Telesur）里看到了阿根廷人捐銅鑰匙，鑄成4米高的切·格瓦拉銅像，正往他的故鄉羅薩里奧運送的消息。明天是格瓦拉80周年誕辰紀念日。能在古巴，能在哈瓦那趕上這樣的盛事，我們暗暗激動。沒有過多打聽，想象著在大大小小的集會地點一定會有隆重紀念。

然而我們失望了。今天街上沒有激動，公園廣場沒有動靜。

只是在遙遠的“望海區”的卡爾·馬克思劇院，有一場“政治活動”（acto po

lítico）。晚上8點開始，我們沒有接到邀請，有了邀請我們也沒有交通工具。

晚上打開電視，從閃動不清的畫面上看到了一場西洋式交響詩音樂會，幸虧作為主題歌的那首詩我熟悉，給Z做了解釋。

演出結束后，政要和全體觀眾起立長時間鼓掌，但我不知道，是鼓給切·格瓦拉呢，還是鼓給演出的藝術家？電視也沒有轉播圣克拉拉的紀念活動，不知格瓦拉的紀念碑前是否鮮花簇擁？

當然，我們絕沒有任何權利評論一個將格瓦拉視作兒子的人民。我堅信，他們中存在著一種對“切”近乎私人化的感情。但是，來自一個后革命國度的我，有責任以警惕的眼光審視一場21世紀最后的社會主義革命，因為她不僅屬于古巴，不僅屬于美洲，也屬于每個對革命懷著美好祝愿的人

在哈瓦那的最后一個夜晚，我們又來到了馬萊孔。

照例依著石堤，聽海浪拍打岸礁，望著遠處莫羅堡的航標燈一滅一明。

對于古巴人來說，這座美軍啟動的、美國時代修建的防波堤，在民族意識中占有什么樣的地位呢？歷史上沒有了印第安，歷史被貫穿著黑奴制，也許革命是古巴唯一的寶貴傳統——Z的猶豫結論是對的嗎？

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底線。

安第斯山人民有印第安文化，有襯托這文化的克丘亞、艾馬拉語，他們既然活到了今天，就很難再向統治者妥協；中國有古老的東方文明，毀滅她得費點力氣；阿拉伯有融入身心的伊斯蘭……

如果有朝一日革命被糟蹋，古巴的底線在哪里呢？

我們是兄弟，我們無意猜測和斷言。

歷史是人民創造的，偉人給民族留下了氣質，決定民族命運的依然是人民。

走過了四大洲、十來國，Z說他最留戀古巴，最留戀哈瓦那。

有機會再來，我們還要去看看切·格瓦拉當年參加義務勞動、親手把鑰匙交給人民的那片居民區；看看1963年建起的、L與23街之間的“科佩莉婭冰激凌店”（Coppelia），那里不僅有美味的巧克力、草莓冰激凌，還有夢幻般的建筑；看看1970年在市郊建起的人民休閑區，那里有國家植物園、國家動物園；還有1979年在前富人區“古巴那坎”修建的、周圍種滿奇花異草的現代派風格的會議宮。

當然，我們希望再來的時候，那些瀕臨坍塌、墻皮剝落的古典大廈、新潮高樓能夠煥然一新，因為壘造起它們的，畢竟是從奴隸到苦力的勞動者和人民。

革命是艱難的，但革命并不是一定都像海地獨立，留下滿目瘡痍。

該是告別古巴的時候了。

我們沒來及再到老城的禮儀廣場，去看一眼那座小花園里的孤獨桑喬。

一直沒顧上問清，他永恒的主人堂吉訶德在哪里？

也許，堂吉訶德與他的化身塞萬提斯一樣，沒能夠來到美洲。

當年，在勒班陀戰役中失去左臂的塞萬提斯，曾兩次恃功大膽給國王費利佩二世寫信，要求美洲殖民地空缺的三四個職位之一，均未獲準。不知是否因為血統“不純”者不得擔當美洲殖民地的職務、改宗者五代之后方可任公職之故。

塞萬提斯為什么兩次要求赴美洲？

除了躲避宗教迫害的可能，塞萬提斯是否厭惡了費利佩二世令人窒息的西班牙政治，是否在美洲的血雨腥風中預感到一種從未出現過的全新生命？塞萬提斯如果攜堂吉訶德到來，是否能成為一個文學的拉斯卡薩斯，將他的正義、仁慈、理想主義在美洲付諸實現？

一切均成揣摩。

但是，塞萬提斯在《堂吉訶德》里對美洲的是非，留下了明眼人可以讀懂的表述；毫無疑問，他站在遭受屈辱的弱者一方。塞萬提斯在冥冥中與拉丁美洲的優秀男兒交流溝通，所以后者也下意識地反復引述這位先哲。名句有格瓦拉給父母留下的告別信：

我的腳跟再一次挨到了羅西南特的肋骨；我挽著盾牌，重上征途。

新近的有查維斯的烏托邦狂言：

確實，我們拉美人在世界上有幻想家的名聲，而我們的確是幻想家；我們以吉訶德分子著稱，是——又怎么樣了！

該是告別古巴的時候了。

我們的祖國畢竟在大洋彼岸，盡管我們的同胞曾以“苦力”的身份和歷史，成為這塊土地上的三個人種之一。

該是告別美洲的時候了。

從厄瓜多爾、秘魯、墨西哥到古巴，我們沿著與白人殖民者步履相反的路線潛入了美洲。行走在黑皮膚的非洲裔人、古銅色的印第安人、有色的混血人之中，體味著他們的感情。不知不覺間，我把自己的心染成了棕色。

與這塊大陸結緣的30年，占了有效人生時間的大半。

我慶幸命運的安排。

在這個崇尚英語、尤其是美式英語的時代，我與西班牙語相遇。她來自一個歐洲的另類，一個沒落的文化貴族。奇妙的是，隨著她清脆的聲浪語波，我如探寶的發現者，走進了一塊反傳統意義的“新大陸”。

這塊大陸作為全球第一個受害者，首先被納入殖民主義的現代版圖，卻遲遲無法進入“現代化”營造的受益者領地。她的500年近現代歷史，為我們指證西方文明的皇帝新衣。她的歷歷在目的苦難和近在身邊的人民，時時讓我警惕自恃高明的偽學術道路。

拉丁美洲的存在，幫助我完成了從草原學員到踐約學者的人生上下篇。

世界范圍內的外國問題研究，從來有帝國主義幫兇、民族利己主義之嫌。學術的藩籬之內，對象國依貧富被分成三六九等；而我把我的“拉丁美洲研究”看成一個標新立異的“替代”，努力使它成為“人”學研究的分支。

懷抱這樣的初衷，此行我們選擇了古老的土豆、玉米、甘蔗為入口。這些曾牽動全球的樸素作物引我們領略歷史的真相，世界的奧秘。

年輕的朋友們，這條路上還有數不清的論文命題：

除了土豆、玉米，還有紅薯、古柯；那些穿梭于時光里的故事將領著你走上深具意義、新鮮活潑的研究道路。

除了親愛的農作物，還有逰吟歷史的民歌和生涯如歌的歌手。

政治、經濟、歷史，每一個領域都可以做得見微知著且生龍活虎——只要我們用腳踩住大地，只要我們將目光轉向人民，只要我們心胸坦蕩，善于學習。

30年來密友般的大陸，對你我該如何總結？

你強大豐滿的文化和知識，使人不易滑向異化。

也許你象征著原初，從北到南，你的初民不僅活著，還成了現代的生力軍。對大地和生命的熱愛，使你本能抵制那種扭曲人性的“全球化”進程。

也許你象征著力量，你熔漿般的潛力把一種殖民者的文化改造成了被殖民者間的橋梁，昔日主子的語言今日成了奴隸反戈一擊的武器。

也許你象征著未來；你的膚色，暗示著一種新的生命類型。

拉丁美洲人是藝術人，他們常愛用詩歌吐露真情。

古巴詩人何塞·馬蒂曾寫下《樸素的詩》：

我是一個誠懇的人，

　　　　　　　　來自棕櫚樹生長的地方，

　　　　　　　　我想在臨死之前，

　　　　　　　　把心靈的詩句歌唱。

　　　　　　　　我愿和世上的窮人一起，

　　　　　　　　迎著命運闖蕩，

　　　　　　　　山間的涓涓小溪，

　　　　　　　　比大海的波濤更使我歡暢。

智利歌手比奧萊塔·帕拉曾留下遺囑式的歌曲《感謝生活》：

感謝生活，生活對我意重情深，　

                 她給了我一對明眸，當我睜開眼睛，

                 世間的一切黑白分明，

               　我看見了高空星光點綴的天幕，

　　             在茫茫的人海中我認出了所鐘愛的人。

感謝生活，生活對我意重情深，

        她給了我淚水和歡笑，

使我能分辨苦難和幸福，

我的歌和你們的歌就是由這兩部分組成，

而你們的歌聲就是我自己的歌聲。

馬蒂的詩和帕拉的歌在拉丁美洲不脛而走，萬人吟唱。

他們是戰勝了孤獨的人，他們從無數普通的生命里感悟了生命本身。

我愿意跟隨著他們的腳步走下去，在我們自己的遼闊土地上，在與我們息息相關的人民中間——

因為在這條道路上不僅有真理，有學問，而且有溫暖和慰藉。

完稿于2009·清明

修訂于2009·盛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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