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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德常新書:《道德經》新詮——道即價值體系論

岳德常 · 2009-09-27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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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經》新詮-道即價值體系論

作    者: 岳德常

出 版 社: 黃河水利出版社

書    號: 9787807346685

出版日期: 2009-7-1

定    價: ¥36 元

內容簡介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全系是我們黨努力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成果;依據這個新成果,本書提出了一個新論點:老子所說的“道”就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圍繞這個新論點,本書對《道德經》進行了新的詮釋,從而把最古老的老子學說與最現代的政治科學理論有機地結合起來,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建設以及和諧社會的構建都具有重要意義。 

前言:跨越兩千五百年的對話

——老子所說的“道”即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

黨中央于2006年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這個重大戰略任務,這是我們黨執政近六十年來不懈奮斗、艱苦探索、努力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又一新成果,對于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大力推進和諧社會建設,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具有十分重大而深遠的意義。但我們也要看到,如何在現實生活中建設這個價值體系,仍然是一個需要深入探索的重大現實問題。

除了對價值體系問題懷有興趣以外,我和許多中國人一樣,對《道德經》的精深博大懷有一種敬畏。在好奇心的驅使下,我也很想知道老子所說的“道”究竟是什么,看了很多注釋,仍然沒有找到滿意的解答。在黨中央提出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以后,忘記了是哪一天,我突然有了一個領悟:老子所說的“道”就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西方人不是喜歡搞一些哥德巴赫猜想之類的東西么?我覺得我這個領悟也可算是一個猜想,但比哥德巴赫猜想要更加重要:首先,它與我們的生存息息相關。它解答了“道”是什么的問題,“道”也無非就是由人們的各種需要組成的價值體系,這就把以往注釋家們描繪得玄妙無比的“道”具體化了,使它成為普通人也能理解的東西。其次,它把我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戰略任務放到了中華民族的整個歷史之中,它承襲了中華文化注重“聞道”的優秀傳統,這樣一來,也就解決了某些專家所說的中國哲學的“合法性”焦慮問題,從而使我們恢復原有的文化自信,理直氣壯地站在歷史的前列。再次,它為我們提供了一條很有價值的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路徑,這便是老子所指出的那個路徑,從“修之于身”做起,然后是“修之于家”、“修之于鄉”、“修之于邦”,直至把這種價值體系“修之于天下”。通過這個猜測,我們便可以從一個宏大的歷史背景上觀察現實問題,把中華民族的古老智慧運用于解決現實問題,為諸多模糊不清的問題找到答案,從而一勞永逸地解決這些問題,為萬世開太平。

然而,僅僅提出這個猜想還不夠,我們還必須證明這個猜想。要想證明老子所說的“道”就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就要把《道德經》從頭到尾檢視一遍,看看其中有哪些符合這個新命題,哪些不符合,不符合的原因是什么,找出合理解釋,于是就需要對《道德經》重新進行一次詮釋。隨著人類實踐和思想認識的進步,古代的典籍總是要一遍又一遍地被重新認識,這也是正常的。然而,對缺少專業經驗的本人來說,這是一個很困難的任務,但既然自己提出了這個猜想,那就必須鼓起勇氣,先試試再說。

在重新詮釋《道德經》之前,我首先要對老子的“道”與現在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之間的聯系談點看法。

所謂價值體系,也就是由人的各種需要組成的體系。人類價值體系的成長過程,便是人的需要的成長過程。與動物千篇一律地重復著同樣的生活道路不同,人是未完成的、不確定的,他的需要處于發展變化之中。“自然似乎沒有把他鑄成就將其放到世界中;自然沒有做出關于他的最后決定,而是在某種程度上讓他成為不確定的東西。因此,人必須獨自地完善他自己……必須試圖依靠自己的努力解決他那專屬他自己的問題。”小朋友不具有成年人的需要,但那些需要仍然潛在地蘊含在其身體內,這就像一粒樹種潛在地包含著長成一棵大樹的可能性一樣;同樣道理,盡管原始人不具有現代人所具有的需要,但這些需要也已經潛在地蘊含在人的遺傳密碼之中了,人的成長過程也就是這個遺傳密碼的展開過程。正如馬克思所說的那樣,這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一個漫長的精神進化之旅。與動物和植物的成長過程不同,人類需要的成長過程還伴隨著一個自我認識過程;它本來就蘊含在人的本質之中,但人能否把它發展出來,則要取決于人對它的認識理解程度。如果人們有足夠的能力認識到科學合理的價值體系(老子稱之為“常道”),便可以自覺主動地創造條件去實現它,充分地全面地發展自己,與社會和自然保持和諧,圓滿地走過生命的各個階段。但如果人們沒有能力認識“常道”,所接受的是不科學、不合理的價值體系,這種價值體系就會盤踞人們的頭腦,把人的發展引入歧途,違反人的天性,戕害人的天性,使人不能得到充分的發展。“正如古人已看到的,知識和德行的可能性也包含著錯誤和罪惡的可能性。人可能把自己提升為一種值得敬慕的、令人驚奇的事物,但‘腐敗了的最好的東西就是最壞的東西’(亞里士多德):人也可能利用他自我形成的能力而‘變得比任何野獸更野蠻’。”由于存在著變得更野蠻的危險性,所以人就有必要研究“常道”,以引導自己正常健康地發展。就像迷宮里的老鼠急于找到出口一樣,人必須找到“常道”,找到真正的“自我”,這是自然為人類所設定的先驗的目標。那個“常道”本來就存在于我們自己身上,但我們并不能在一開始就發現它,所以就要有一個漫長的覺悟過程。哲學也就是一連串的開悟的過程,一個為達到那個先驗目標而不斷覺醒的過程。于是我們終于發現,哲學的目標就是引導人們認識人生的終極目標,就是引導人們聞道,宗教也為這一目標發揮了作用,所以哲學的發展過程中,宗教是其中的一個重要階段。聞道是與每一個人的生命息息相關的東西,這是人生的永恒主題,任何一個熱愛生命的人遲早都要接觸到這個題目。老子率先深入到這個問題,并進行了系統研究,這正是其五千言魅力永存的原因之所在。

黑格爾認為,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他還認為,精神的自我運動在一定意義上是一種邏輯必然性。為了說明這個觀點,他還寫了一本《哲學史講演錄》,他發現了時代精神進化的內在邏輯,這是一個十分偉大的發現。但是他也有局限性,那就是把他所達到的精神高度視為精神進化的終點,這顯然是不合適的。在我們這個新的時代回過頭來看,他所說的精神的自我運動,也就是社會價值體系的進步過程。為了理清社會價值體系進化的內在邏輯,我們必須使用哲學范式的概念,精神的自我運動,價值體系的進化,即是哲學上的從一種范式到另一種范式的轉換,這個哲學范式的轉換具有一種邏輯必然性。而這個邏輯必然性不是別的什么東西,只能是人性展開的邏輯,正如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所說的那樣:“凡是把理論導致神秘主義方面去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

但必須強調的是,要認識那個“常道”或者說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目標,這不是單個人所能單獨地完成的過程,而是作為一個整體的人類精神的成長過程。所以,馬克思說:“整個歷史也無非是人類本性的不斷改變而已。”換作我們現在的說法就是,整個歷史也無非是人的價值體系的進化過程而已。就像一粒種子要經歷生根、發芽、成長、開花和結果的發展過程一樣,人類價值體系的成長過程也是一個必然的有次序的進程,在此過程中它經歷了一系列的環節,也就是人類歷史的一系列發展階段;在每一個歷史階段中,都必須有一個價值處于這個時代的價值體系的核心地位;圍繞著這個價值體系的成長過程,社會的各個組成部分諸如經濟基礎、上層建筑也都經歷了一系列的成長過程。這個成長過程有著極為豐富的內容,人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考察它,比如把它說成是階級斗爭史,或者是政治制度的演變史,或者說是生產力的發展史,或者說是科學技術的進步史等,但要從最直接最本質的角度來看,還是要考察價值體系的成長史。價值體系的成長過程也無非就是人的需要的展開過程,或者說是一個思想意識的不斷的覺醒過程,原來處于潛意識之中的需要,上升到人們的意識層面,成為人們自覺追求的核心價值。這個成長過程的最集中地體現在哲學史里面,因為它是時代精神的精華。用這種觀點來觀察哲學史,便可以把它概括為前后相繼的四個階段,用庫恩的話來說便是四個哲學范式。

(1)第一級范式即尋找世界本原的范式,簡稱為本原論范式。

這個范式對應于人類的科學興趣、求真的需要、愛智慧的需要,這是人類的永恒的需要。即使是進入了下幾級哲學范式,它依然是人生的基本需要之一。

這一范式產生于雅斯貝斯所說的軸心期之前,“人類知識的最初階段一定是全部都只涉及外部世界的,因為就一切直接需求和實踐利益而言,人都是依賴于他的自然環境的。”剛從動物界分化出來的人們,多少有了一點自由,他們把興趣投向外部世界,他們的好奇心驅使他們急于弄明白這個世界的來歷,想找到本質性的東西。如泰利士就認為水為萬物的根本,后來的赫拉克利特認為宇宙是“一團永遠活生生的火”。這種尋找肯定是沒有正確答案的,因為問題的提法本身就是有問題的;但這種尋找把人們的目光引向上帝,世界的起源問題和人的起源問題難分難解地交織在一起,神話與宗教為人們提供了最初的答案,上帝創造了世界,他先創造了水、火、土、氣四元素,這些元素混合形成了萬物。由于上帝的加入,開辟了人類精神的新的發展方向,哲學于是便過渡到下一級范式。

(2)第二級范式即上帝與靈魂的范式,簡稱為上帝論范式。

這個范式產生于人類追求肉體解脫、心靈安寧的需要。這種范式實際上是本原論范式的延伸,由對物質世界的本體的探索進入到對社會存在的本體的探索,它把人們的注意力從外部世界拉回到人類自身。生活在持續動亂而又看不到什么希望的時代,人的軀體成了他最為沉重的負擔,人們于是轉向宗教尋求生命的意義。人們無不渴望幸福,但它們在現世中無法實現,只好寄望于來生或者是天國。借助于上帝、佛主、真主等的力量,人們把自己從所沉溺于其中的感性的、庸俗的、個別的事物中解救出來。這個范式以靈魂的解脫為核心價值。

對道德秩序的需要,對理想正義的需要,這也是人類的永恒需要。如果沒有向上的引力來引導人性,如果不能馴服人的與生俱來的野性,人類就無法生存下去,便會墮落到動物式的存在水平上,在內耗中自我毀滅。這種需要萌發于雅斯貝斯所說的軸心期,在地球的幾個不同地域的人們“全都開始意識到整體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人類體驗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軟弱。面對空無,他力求解放和拯救。”人類的智慧與其生存本能相結合而產生了私有制,反過來又制造了矛盾對立與災難,威脅人類自身的生存。這就迫使那些特別敏感的人們把追尋世界本原的目光收回來,關注自身的命運。他們發現有很多不可知的因素威脅著人的生存,為了控制命運,于是人們便從靈魂與上帝的探索中來找答案。人類的注意力被引向那個神秘的所在,心甘情愿地委身于上帝,追求的目標是在死后進入天國,以此來把人類從野蠻狀態中提升出來;對于普通大眾,宗教家們則杜撰出因果報應、地獄輪回等來進行恫嚇。沿著這個方向發展下去,歐洲人誤入了歧途,進入了漫長的黑暗的中世紀,禁欲主義、自我摧殘。為什么對上帝和善的追求反而導致了不幸?這是因為人類的解放必須是包括經濟、政治和文化等在內的全方位的進步,某一個領域里的單兵突進,必然會導致社會有機體的不協調,更何況那種以上帝的名義頒布下來的道德是低水平的禁錮人類健全成長的道德。所以,它就必然地受到人的健全天性的抵制,上帝的存在受到了懷疑,于是那些維護上帝權威的教會便要努力證明上帝的存在。于是產生了一種經院哲學,這種哲學訓練了人們的思辨能力,從而開拓出人類精神的新的發展方向,為人類進入下一個哲學范式奠定了基礎。

(3)第三級范式即思維與存在關系的范式,簡稱為思存論范式。

笛卡爾開啟了這個哲學范式的起點。他關注人的認識能力以及認識過程,對知覺的結果持懷疑的態度,對每個看似不易真理的東西,笛卡爾都堅持要通過思考來重新驗證。他要找到那種不證自明的第一判斷,即根本無法懷疑的東西,然后再根據理性,一點一點地重新建立起自認為可靠的體系來。亞里士多德三段論的大前提都是“自明”的,并沒有做深入的考量就用來作為邏輯起點,但是后來科學的發展證明很多大前提只是他一廂情愿的誤判而已,尤其是伽利略的科學和培根的新工具指出了亞氏的大前提的很多缺漏。笛卡爾就是要重新確立大前提的有效來源,這就是通過人的思考,通過理性對各種材料進行考量,得到新的結論,找到邏輯的新起點,找到那種“自明的第一判斷”。他最后找到的是“我思故我在”,他認為這就是他的哲學的“第一條原理”,是無可辯駁的真理。這樣他就把哲學的興趣從外部世界轉向主體的認識過程,在這種哲學范式中,哲學研究沉溺于思維與存在的關系的思辨中,沒有深入到社會價值體系問題,更沒人明確地主張要建立資本主義價值體系,但實際效果卻是放縱了這種價值體系的發展。

笛卡爾的這個思考很了不起,開啟了哲學思考的新方向。但現在看來,他的懷疑仍然不夠徹底,還有很重要的也決定著人類認識過程的東西沒有被他注意到。我們發現,人的認識過程只是人類整個實踐過程的一個局部領域,在認識領域里所找到的“自明的第一判斷”,并沒有解決人類社會生活中遇到的問題,反而把人們引向物質與思維對立的哲學范式。因此,笛卡爾的懷疑是不徹底的。哲學因而就還需要進一步發展,也就是要把笛卡爾的懷疑進一步擴展開來,擴展到包括認識過程在內的整個實踐過程,在這整個實踐過程中也要找到“自明的第一判斷”,保證人們能夠在面臨選擇的時候作出正確的選擇。

在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中,那個“我”是一個抽象的點,而在實際上,作為出發點的“我”卻是“在社會中進行生產的個人”,人從遠古走來,帶著那種私有制社會所強加給他的與動物式本能結合在一起的價值體系,這個價值體系因而是不證自明的。對思維與存在關系的研究沒有使人們對自身的認識深入到價值體系問題,但卻帶來了一個副作用,那就是把人們的注意力從天上轉移到塵世,把那種不證自明的價值體系從上帝的束縛下解放出來,把世俗生活的需要置于核心價值的位置,所以與這個哲學范式相伴的還出現了一個文藝復興運動。所謂的“唯物主義”給人們放縱情欲物欲提供了理論依據,它們是人的不言而喻的本能、天性,但對其過度的放縱反過來又危害了人的生存。在經歷了漫長的蒼白的中世紀之后,人們又重新開始關注現世的幸福,以財富的私人占有為核心價值,與這個范式相對應的是人類改造自然、征服客觀世界的實踐。與之相應的,人們建立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它召喚出了巨大的生產力,徹底地改變了地球的面貌。人類真正地成了地球的主人,但是,人類所創造出來的生產力反過來成了自己也無法駕馭的妖怪。

為了限制人類從動物界脫穎而出時所隨身帶來的非理性的情欲物欲,宗教曾經進行了艱難的努力,但卻沒有完成任務,反而導致了中世紀的各種悲劇;總結教訓之后,人們于是就干脆放棄這種努力。只有這樣,才能有資本主義的大發展。尼采大聲疾呼“上帝死了”,那是因為有一個“貨幣拜物教”取代了上帝。這就是黑格爾所說的“歷史的狡計”;也就是老子所說的“反者道之動”,“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要超越動物式的非理性的情欲物欲,要想超越叢林法則,就必須讓它充分發展,把它的弊端充分展示出來。當哲學打開了潘多拉魔盒之后,現實生活就按照資本主義價值體系自身的邏輯向前發展去了,抽象的自由民主與以財富的私人占有為核心價值的價值體系結合在一起,召喚出了巨大的生產力,同時也帶來了巨大的麻煩與災難。在以物質財富的私人占有為核心價值的實踐中,人們找不到生命意義的終極解答,找不到真正的精神家園。就像古羅馬的武士在角斗場上廝殺到死一樣,現代人在市場法則所營造的環境中也必須廝殺到人生終點。要想改變這種命運,人們就必須建立起一種新的社會政治制度,新的競爭規則,也就是說,必須建立新的價值體系。這不是說他個人建立新價值體系就可以了,而是要在社會集體中建立起新的價值體系。而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就要求個體在精神上覺悟過來,關注人類自身行為的合理性問題。這就是下一級范式所關注的問題,這才是真正具有實際意義的問題。

現在看來,這個范式是向下一個范式轉化過程中所必須經過的中介環節。那個原有的世界是與人相異化的世界,人類要想把它轉化為一個“人化”的世界,就要把它分解之后再重新組裝,就像是一件陶器,必須把它摔碎、研磨成粉末,然后再用水調和起來,重新塑造。人類在這個重塑世界的過程中所用的不是普通的水,而是我們在認識世界過程中絞出的“腦汁”、改造世界過程中流出的血與汗。只有讓我們的“腦汁”、血與汗滲透到世界中去,人類才可以重建一個自己熟悉而又可以駕馭的世界。這個目標的實現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甚至是苦難的歷程,必須經歷一個思維與存在關系的哲學范式,以及與之相應的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政治模式。

(4)第四級范式即實踐與價值體系的關系范式,簡稱為知行范式。

這是我們現在所要建立的新范式,它對應于人類從私有制的控制下解放出來的需要、駕馭資本主義所創造出來的生產力的需要、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需要,對應于人類把這些需要協調統一起來的需要。在文藝復興把人們的注意力轉移到世俗事務上來以后,后來的人們在這個方向上又走得過了頭,人類精力過于執著于世俗事務,以至于必須花費巨大的氣力才能把它重新高舉于塵世之上。這個努力以馬克思為起點,他發現了“我思故我在”中的那個“我”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對這個“我”的深入發掘,又開辟了人類精神成長的新維度,展示了人性進化的新領域、新尺度。馬克思還發現了這個尺度對人的實踐的決定性作用,他說:“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并進一步強調,“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或自我改變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為革命的實踐。”在涉及到實踐的同時,也就必然地要涉及到人的行為的合理性問題,進而推動人們研究人的需要、目標,研究人的價值體系問題。這就形成了一種新的哲學范式,實踐與價值體系的關系的哲學范式,它產生于我們從私有制的控制下解放出來的需要。資本主義的顛倒混亂迫使人們思考為什么追求著個人利益的人們卻不能實現目標,從而引導人們關注自身行為的合理性問題,為了社會的科學發展和生態環境的持續,人類不能再盲目地追求剩余價值,無限制地掠奪自然和剝奪別人,而是要合理地調節人類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所以就要消滅私有制,建立社會主義,把人們組織起來,追求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構建和諧社會。

我們中國人在這方面也進行了有重大意義的探索。這就是當年的真理標準大討論,其結論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也就是說,要把實踐的結果作為“自明的第一判斷”。這是一個很有價值的進步。但是,我們還必須看到,這個進步也不是哲學的終結。我們觀察到這樣一個事實,有那么一些人,即使是實踐的結果一百次一千次地告訴他,他的實踐是錯誤的,但他仍然執迷不悟,仍然要在錯誤的路上走下去。

為什么會這樣呢?這是因為,對于現實中的人們來說,他們思考問題的第一判斷并不是“我思故我在”,它稱不上是第一判斷。在這個思考著的大腦下面,存在著的是一個活著的個體,而這個個體又是生活在社會歷史過程之中的,決定著其思想和行動的是他的需要、他的利益,以及他對自己的利益的認識,也就是他的價值體系。由于人類的價值體系是一個歷史中發展進步著的東西,那種完善的價值體系還在誕生過程之中,于是我們人類就生活在發展中的價值體系的支配之下。這種價值體系是未得到充分發展的,必然存在著自相矛盾,在它的控制下,人類的行為便自相矛盾。比如說美國人制造出經濟危機,然后又拆東墻補西墻地想辦法救治,而他們想出來的辦法又進一步推波助瀾,所以便很可笑。如果不改變作為其思考問題的第一判斷的那個價值體系,如果不能進化出一個不再自相矛盾的價值體系,他們就只能是“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

所以,人類必須關注自己的價值體系問題,并在實踐中不斷地完善自己的價值體系,在價值體系上找到那種“自明的第一判斷”,發展出那種最完善的、內部和諧同時也能普及開來的價值體系。只有達到了這一點,人類才能最終進入和諧社會。

站在實踐與價值體系之關系的這個新范式上來看,第三級范式所提出的物質第一性還是意識第一性的問題,純粹是一個從思辨的興趣出發而提出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的解答無助于人們解決當下所遇到的生存發展問題。時代向我們提出了新問題,我們的頭腦必須跟上時代的步伐,找到這個新問題,正如馬克思所說:“一個時代的迫切問題,有著和任何在內容上有根據的因而也是合理的問題共同的命運:主要的困難不是答案,而是問題。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問題。正如一道代數方程式只要題目出得非常精確周密就能解出來一樣,每個問題只要已成為現實的問題,就能得到答案。世界史本身,除了用新問題來回答和解決老問題之外,沒有別的方法。因此,每個時代的謎語是容易找到的。這些謎語都是該時代的迫切問題,如果說在答案中個人的意圖和見識起著很大作用,因此,需要用老練的眼光才能區別什么屬于個人,什么屬于時代,那么相反,問題卻是公開的、無所顧忌的、支配一切個人的時代之聲。問題是時代的格言,是表現時代自己內心狀態的最實際的呼聲。”從以人為本的立場來看,無論是物質還是意識都極其重要,現在再來追問物質與意識的關系問題,已經沒有意義了。我們要關注的當前最緊迫的現實問題,諸如為什么腐敗現象的發展勢頭愈演愈烈,為什么兩極分化和違法犯罪現象越來越嚴重;人類為什么要自相殘殺、自毀家園,人類還能否拯救;我們怎樣掌握社會管理的主動權,提高執政能力,最終達到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這些問題引導人們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問題。前面說到人類要用自己的“腦汁”、血與汗來重建世界,但這還不夠,人類必須發展出以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核心價值的價值體系,以其為序參量來重建社會運行過程,才能最終解開歷史之謎。

由此可見,這個由第三級范式向第四級范式的過渡,并不是由哲學家在書齋里進行的,而是要由馬克思這一類新型知識分子來引領,并且還必須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在改造舊世界、建設新世界的過程中,人類才能深入到社會運行的深處,抓住根本。在這個改造世界的過程中,共產黨人經歷了一系列的發展階段,不斷地發現新問題,解決新問題。在每個新問題面前,都要經歷一個“遭遇挫折──總結教訓──解決問題”的輪回,然后再迎接下一個新問題。改造舊世界的革命就在這樣的不斷試誤的過程中步步深入,直到接觸到價值體系這個根本問題。因而只有通過共產黨執政的社會政治過程,才能把諸多關于理想社會的抽象原則整合起來,在頭腦里形成一個具體完善的理想社會目標,從而指導人們正確行動,在現實中把理想社會建設起來。

引導和推動人類進入第四級范式,這是共產黨人的責任。我們也注意到,在從第三級范式向第四級范式過渡的過程中,還有一派存在主義哲學家,如克爾凱郭爾、尼采、薩特、海德格爾等,他們也關心人的命運,關心人的生存體驗,對資本主義價值體系對人性的損害進行了深入細致的解析,“號召人在自由選擇的行動中不斷地創造自己的存在,承擔自由的重負,對自己的行動、對整個世界負責。……號召人擺脫既定的一切,依靠與己俱生的自由去創造自身的未來,人只有依靠自己才可自救。”但他們只是發現問題,解決不了問題,于是便陷入郁悶、絕望中。

另外還有一些人把實現“民主、自由、人權”作為解決現實困境的最終答案,以西方的政治模式作為目標模式,可在實際上,西方人搞了幾百年,社會依然不和諧,人生依然不幸福,面臨重重危機而看不到出路。堅持這個目標,就像蒼蠅為了從房間里飛出去而撞向玻璃窗一樣,實踐已經充分證明,這是沒有出路的。比起存在主義來說,他們缺少對人生命運的深刻關懷,所以其“民主、自由、人權”必然地流于虛偽、空談,在實踐中則導致災難。我們批判“民主、自由、人權”口號的虛偽與謬誤,并不意味著我們反對“民主、自由、人權”,而是提出更深入的目標——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這個“最晚出的、最年輕的、最新近的哲學就是最發展、最豐富、最深刻的哲學。在這里面,凡是初看起來好像是已經過去了的東西,被保存著,被包括著,”只有在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過程中,“民主、自由、人權”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實現。

這四個范式依次展開的邏輯過程,也就是價值體系的進化過程。對世界本原的追求引導人類從愚昧中走出,對美德的追求引導人類從動物式本能中走出,對物質財富的追求引導人類從貧困中走出,對人格完美的追求引導人類從內耗走向和諧,它們都是人類精神進步的必然環節。人的各個級別的需要都必須作為核心價值來追求,都必須達到極端的程度,才能充分展開,從而為更高級需要的產生鋪平道路,由新出現的更高級需要出來矯正其過度發展的弊端;矯枉必須過正,人類在這個方向上的過度發展所帶來的成果才能鞏固下來,積淀到文化中去。新達到的哲學范式并不否定原來的范式,而是把它吸收進來,以更高級需要為核心重新建立起完善的價值體系。四個范式猶如植物成長必須經過萌芽、成長、開花等成長階段一樣,其目標是達到第四個范式,把人們從動物式的存在狀態中解放出來。在此過程中,有很多人始終停止在動物式的生存狀態,有一部分人則在不斷地開拓人類的精神世界,前三個范式也一直在創造著新的境界,但卻沒有達到目標,必須達到第四個階段,進入實踐與價值體系的哲學范式之后,人類精神才算最終修成正果,從幼稚中走出,找到了歷史之謎的解答。

這個前后相繼的過程是歷史的主旋律。實際上,在每一個歷史階段,這四個范式都是同時并存的,只不過是其中只有一個范式處于主導地位,其他的處于附屬地位。那些處于附屬地位的范式,即使沒有被人們認識到,也仍然存在著,在人們無意識狀態下發揮著作用。比如人類改造自然的需要,這產生于人類的生存需要,發展是硬道理,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不能停止的;對科學的興趣,對道德的追求,也是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停止的。所以在科學昌明的今天,仍然還有人關心靈魂,信仰宗教。即使是在人們普遍地遵行著叢林法則的西方社會,也還有人追求著利他主義的目標。此外,追溯起來,主客兩分的思維范式實際上始于軸心時代的柏拉圖,笛卡爾不過是“完成了或者極近完成了由柏拉圖開端而主要因為宗教上的理由經基督教哲學發展起來的精神、物質二元論。”

當人們對某種核心價值的追逐走上極端,難以為繼,以至于威脅到人類基本生存時,新的哲學范式就該出場了。于是便會有新的核心價值出來取代原來的核心價值,占據了社會生活的中心。四個范式是人的需要的四個維度,它們都開辟了新方向,或者說是新領域、新境界,都引導人性向上,就像火車頭拖著車廂前進一樣。與這些引導人性精神向上的傾向相對應的,社會生活中天然地存在著那種趨向于墮落的力量,它也要頑強地表現自己。為了找到人類的各種災難的根源并對癥下藥地進行治療,無數杰出人物進行了艱難的探索,這便是哲學范式進步的內在動力,這就像為火車更換一個馬力更強大的火車頭一樣。這個探索從人類對外部世界的科學興趣開始,步步深入。就像在迷宮里的老鼠一樣,人類沿著一條狹窄的通道往前奔跑,他們總是面臨著很多復雜的問題,總是面臨著生存還是毀滅的嚴峻選擇,永遠有危機伴隨著他們,驅使著他們永不停息地向前狂奔,就這樣一直跑到盡頭,直到無路可走的時候,突然發現旁邊有一扇小門,于是便鉆了進去,原來這里面又是一片新天地;于是人類便開始了新的發展,這種發展又會帶來新的問題,又會達到難以為繼的程度,人類又需要找到新的小門,發現新的天地。這個過程不斷重復,直到發現第四個范式,開辟人類自由全面發展的新境界,人類才最終走出迷宮,找到歷史之謎的最終解答。

我們還可以用雕刻家創作一尊雕像的過程來作比喻,那最后形成的完善的價值體系就如同那最終完成的雕像,它本來就存在于大理石毛坯里面,但需要經歷漫長的雕刻過程,才能逐步展現在人們面前。對于以前各個時代的人們來說,他們所擁有的雕像是一個未完成的作品。那些高級需要沒有被他們所認識,但這些需要仍然存在著,他們必須在生活過程中繼續雕琢它,讓它逐步呈現出來。人類就是自己的雕刻師。黑格爾說:“哲學史所昭示給我們的,是一系列的高尚的心靈,是許多理性思維的英雄們的展覽,他們憑藉理性的力量深入事物、自然和心靈的本質──深入上帝的本質,并且為我們贏得最高的珍寶,理性知識的珍寶。”先知們所提出的各種救世方案都失敗了,這是因為他們沒有找準病源:人的生存需要在私有制社會經濟政治制度下成長起來,兩者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比如基督教就沒有把這兩者分析開,所以就認為人生下來就帶著“原罪”,他們不能設想一種新的滿足生存需要的方式,于是便認為,人們要獲得解脫就只有在死后進入天國。有那么一些儒家信徒也沒把這兩者分析開來,他們把“人欲”視為與“天理”相對立的有害東西,佛教則為之設定諸多戒律,與之進行了頑強的斗爭。雖然他們都懷有良好愿望,最終結果卻事與愿違。直到馬克思發現了人類苦難的根源之所在,才最終找到解決辦法。這種辦法并不是反對人的基本需要,而是“消滅私有制”,對這種需要在私有制社會的表達方式動一個手術,打碎外部形式,拯救其內涵,讓人的基本需要獲得正常表達,并進而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在個性和諧的基礎上構建和諧社會。因而前三個范式都沒能正確地提出問題,一直在繞圈子,做清掃外圍的工作,到了馬克思才接觸到實質問題。我們現在關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討論則進一步深化了馬克思的理論,結束了關于人的本性的空泛議論,揚棄了“人的本性”與“人的本質”這兩者的區別,把這個空泛的理論問題轉化為一個現實政治的具體問題──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

問題的新提法本身就已包含著問題的解決。前三個范式都沒有正確地提出問題,它們都只是突出了人類生活中的某一個方面,與普通人的生活常識相脫離,甚至是相矛盾,哲學范式的步步深入,必將引導人類由片面而進入全面,進入第四級范式,最終成為人民大眾日常生活中的智慧。現在看來,歷史的終極目標便是在社會生活中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在哲學上進入第四級范式。在知行范式的哲學基礎上,人類才能進一步對價值體系的優劣進行鑒別,從而擺脫叢林法則的束縛,把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作為核心價值。有了這樣的核心價值,人們便會合乎邏輯地提出取消生產資料私有制以及與之相伴生的異化現象和剝削壓迫制度;在追求這種核心價值的過程中,人類才能擺脫異化現象,從內耗叢生、戰亂貧困的糾纏下解脫出來,獲得真正的自由。

在有了這個關于哲學范式進步過程的整體認識之后,我們便可對東西方的哲學進展過程作一個對比了。我們中國哲學所思考的問題很超前、很早熟,很早就進入了第四個范式,這便是我們中國人所一向孜孜以求的“聞道”。《道德經》開篇即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所指的也無非就是對大道的實踐與認識過程。我們中國人從老子開始就認識到的問題,西方人要經歷很長時間才能想到,其間依次經歷了本原論、上帝論、思存論等三個范式,直到出現了馬克思,才進入第四個范式:知行論,研究人的價值體系與實踐的關系。但由于馬克思主義在西方并不占主流地位,所以當代西方社會至今也沒有達到老子的高度,他們擺脫不了資本主義價值體系的糾纏,甚至想不到要擺脫其糾纏,其反思的能力深入不到價值體系這個層次。

在達到了這個思想高度以后,再回過頭來看過去的哲學家們所研究的“本體論”、“認識論”,便可發現,它們并沒有抓住根本問題。哲學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其實也不過就是人類行為的合理性問題。人們不知道自己行為合理性的依據,但生活卻一刻不停地繼續著,其行為的不合理性也就在繼續著、積累著,于是便出現了“異化”,甚至要把人類推向毀滅的境地。現在看來,哲學上所謂的“本體論”問題所要尋找的歸根到底就是在社會生活過程中最終起決定作用的那個東西,這就是價值體系問題,它就是社會生活的決定因素、序參量;所謂的“認識論”也就是要研究人類如何才能認識自身的價值體系問題;而要想認識自身的價值體系,作為認識主體的我們自身的價值體系必須有一個充分的發展,才能站在一個新的基礎上反思現實中控制著社會運行的價值體系,發現其中的問題,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并進一步付諸實踐,改變世界,這就進入“知行論”范式了。

于是我們便可明白了,哲學上的所謂“中西之辨”,其實是前后相繼的兩個哲學范式的區別。有些人用西方的那一套思存論范式來套已經進步到知行論范式的中國哲學,于是便產生了一個“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問題;還有人就老子思想是唯物論還是唯心論的問題爭論不休,這就像用一件小孩衣服往大人身上套一樣,當然是不倫不類的了。盡管有很多人標榜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但卻沒有得到其精髓,陷在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爭論中,實際上還處于第三級范式上。而馬克思則超越了第三級范式,與中國哲學處在同一級范式上。正因為如此,馬克思主義在西方只能生存在書齋里,而在中國卻可以在社會經濟政治過程中生根開花,大行其道。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在改造現實世界的過程中,我們對世界的認識不斷深入,反過來也進一步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寫作了《實踐論》,研究人的認識與實踐的關系,并進一步追問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他還一再地強調世界觀問題,并提出了一個著名論斷:“世界觀的轉變是一個根本的轉變。”以他的探索為基礎,我們現在進一步發現了人的實踐過程中的價值體系問題,因而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就是順理成章的,代表了哲學發展的最高成就。在改造舊世界的過程中,人們對自身和社會的認識才能不斷深化,進入研究價值體系的實踐和認識的新哲學范式。這個由馬克思開創的過程,最終由具有優秀文化傳統的我們這一代中國人來完成,看來是眾望所歸,舍我其誰。

由此可見,我們中國哲學本來就處于一個較高的位置上,并不像有些人所說的那樣“中國沒有哲學”,這種自我貶低、甘愿寄人籬下的念頭是非常荒誕的。盡管我們中國的哲學還不能適應時代的需要,還有待于進一步與時俱進,那些杰出的智慧還有待于普及開來,但卻要比西方哲學高一個檔次。我們所提出的目標是“聞道勤行”,所探討的問題是究竟是“知難行易”還是“知易行難”,我們研究的是生存的智慧問題,研究的是人類行為的合理性問題,我們也思考但卻并不糾纏于本體論和認識論問題。而西方哲學則一直糾纏于這些問題,馬克思也發現了這種哲學范式的缺陷,他對“誰生出了第一個人和整個自然界”的問題進行了分析,他說:“請你問一下自己,你是怎樣想到這個問題的;請你問一下自己,你的問題是不是來自一個因為荒謬而使我無法回答的觀點。請你問一下自己,那個無限的過程本身對理性的思維說來是否存在。既然你提出自然界和人的創造問題,那你也就把人和自然界抽象掉了。你設定它們是不存在的,你卻希望我向你證明它們是存在的。那我就對你說:放棄你的抽象,你也就會放棄你的問題,或者,你要堅持自己的抽象,那么你就要貫徹到底,如果你設想人和自然界是不存在的,那么你就要設想你自己也是不存在的,因為你自己也是自然界和人。不要那樣想,也不要那樣向我提問,因為你一旦那樣想,那樣提問,你把自然界和人的存在抽象掉,這就沒有任何意義了。”

正因為如此,“對社會主義的人看來,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是自然界對人說來的生成過程,所以關于他通過自身而誕生、關于他的產生過程,他有直觀的、無可辯駁的證明。因為人和自然界的實在性,即人對人來說作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對人來說作為人的存在,已經成為實際的、可以通過感覺直觀的,所以,關于某種異己的存在物、關于凌駕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問題,即包含著對自然界和人的非實在性的承認的問題,實際上已經成為不可能的了。”

馬克思在這里所要否定的實際就是以往的哲學范式的錯誤,正是因為他能夠發現這個錯誤,所以也就可以開創一個新的哲學范式,從而發現異化現象,提出消滅異化現象的新目標,進而提出共產主義的社會發展目標。但他的這一發現的重大意義并沒有得到充分認識,所以西方人至今仍然糾纏于原來的范式之中,難以解脫。他們一聽見共產主義就哈哈大笑,與之相應地陷在經濟社會危機中難以自拔。

我們中國哲學很早就超越了西方的那幾個哲學范式,我們所研究和追求的不是小聰明,而是大智慧。它是要從根本上和總體上認識和把握人生、社會、世界和宇宙及其相互關系,研究的是大道,如何聞道履道,而西方人甚至都沒有提出這樣的問題。但由于18世紀以來,中國人在西方文明咄咄逼人的攻勢面前一敗涂地,使得一些中國人以為西方的一切都是先進的,月亮也是西方的更圓,哲學也以西方的為標準。外來的和尚會念經,把自己家的哲學貶得一塌糊涂。包括一些所謂的馬克思主義者,也仍然陷在原來的哲學范式之中,這就使他們認識不到價值體系的存在,他們仍然受困于私有制的那一套的價值體系,盡管他們也把馬列主義的詞句掛在嘴上,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等名詞掛在嘴上,但卻沒有能力超越私有制。舊的哲學范式禁錮了他們的頭腦,沒有能力想象新制度,當然也就不可能承擔領導構建和諧社會的歷史重任。作為中國人,他們不懂中國哲學;他們盡管自命為馬克思主義,卻也不懂馬克思主義,所以就必然地表現為僵化教條,在實踐中,就只能是誤國誤民。

現在,西方資本主義的弊端已經是人盡皆知,它被拋棄的命運已經不再是秘密了,與之相應的,西方哲學也必將衰落下去,代之而起的只能是我們中國的哲學。在以博大的胸懷吸納繼承東西方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之后,我們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新目標,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便可借此返本開新,重新煥發活力,大放異彩,引領時代潮流,成為全人類的共同價值體系,保障人類在地球上的繁衍生息。

為了避免人們從思存關系范式出發來誤解價值體系問題,我必須特別強調社會價值體系這個詞。與單個人的價值體系不同,社會價值體系是變動不居的人類文明的最隱秘最穩定的核心,各種新思想只有滲透到這個核心部位,積淀下來,才是最終穩定下來。價值體系的進化過程首先萌生于個別杰出人類個體身上,然后在社會中逐步擴散開來,推動社會整體價值體系的進化。它相當于通常所說的意識形態,這是一個無形的但卻又是非常堅實的存在物。它就像水庫的大壩,人類必須不斷地在這道大壩上添土夯實,提升它的高度,人類文明進化的水位才能不斷地提升,穩定在一個較高的水平上,保持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的較高的發展水平。老子所說的“道”便是這樣一座大壩。我們現在要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即是要建立一道高于以往各種文明水平的大壩,當這座大壩穩定地矗立起來之后,社會主義政權的鞏固、無產階級的文化領導權的確立,以及我們所追求的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乃至建設和諧世界的目標也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實現了,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和中國圣賢所提出的大同世界也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實現了。只有在這時,人才能最終脫離動物界,他真正的歷史才算是開始了。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這是對歷代圣賢所提出的各種問題的一攬子解決方案,用馬克思的話來說,這就是“歷史之謎的解答”。

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目標已經寫進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決議和十七大報告,正在成為全黨乃至全國人民的實際行動,歷史新階段的大幕已經拉開了。站在這個新的歷史高度,我們再回頭來看《道德經》,便會發現它是人類最早研究價值體系問題的專著:老子所說的“道”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價值體系”,或者更準確地說,老子的“道”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先驅、雛形,或者倒過來說,“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就是“道”的充分發展的形態,就是在當今社會主義制度這個充分發展的歷史條件下才能真正實現的“常道”。此外,老子還描述了一個從“修之于身,其德乃真”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的過程,這實際上也就是我們現在要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所必須經歷的過程。只有在這種價值體系被真正地建設起來的情況下,和諧社會才能真正地形成。因而,我們可以進一步來說,只有有了價值體系上的進化,人們才能推動社會整體發生實質性的進化;同時,也只有在社會價值體系的調控上掌握了主動權,人類才能在社會政治活動中掌握主動權,進入自由王國。

老子所表達的思想,竟然需要人類用兩千五百多年的時間來消化,這是一件最可令人驚奇、感慨的事情。“關于人的科學本身是人自己的實踐活動的產物”;這個實踐活動是一個漫長的進化過程,“歷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就算是那發生在人類頭腦里的進步——人類對自身價值體系的認識也必須經歷這樣一個漫長的過程。正如黑格爾所說的那樣:“精神曾經費了很長的時間去發揮出哲學來,而這時間之長初看起來是可驚異的,有點像天文學上所說的空間那樣遼闊。就世界精神進展之緩慢而論,我們須知它有充分的時間,用不著緊張忙迫。‘在神的面前,千年如一日’。它有充分時間,即因它在時間之外,即因它是永恒的。那飄忽即逝的當日事變卻沒有充分時間去完成許多目的。(誰不是在他的目的沒有完成之前就死去了?)它不只是有充分的時間,——要想達到一個目的,實現一個理想,所需的不只是時間,還需要許多別的東西。說它利用了許多民族、許多世代的人類來完成它尋求自我意識的工作,說它造成了萬物生生滅滅的龐大展覽,也還不夠。它有充分富足的資源來作無限的展覽,它大規模地進行它的工作,它有無數的國家,無數的個人供它使用。有一句流行的話:‘自然采取最短的道路以達到它的目的’,這話是不錯的,但殊不知精神的道路是間接的,是曲折的。凡有限生活里所須考慮的問題,如時間、勞力、費用,它都不在意。我們也不可太性急,以為某些見解直至現在還沒有發揮出來,或這一真理、那一真理還不是業已在那里。在世界歷史里,進步是很遲緩的。”所以我們不應忙迫,盡管我們面臨著諸多緊迫任務,但仍然應當以從容的心境、站在新的歷史高度,重新審視《道德經》,仔細搜尋其中的智慧,這可以幫助我們從容應對現實難題。

據說孔夫子見了老子后說“老子猶龍”,這大概是說老子像天上的龍一樣高深莫測,在云霧里飛騰,這里露出一只角,那里露出一只爪子,很難看清他的完整形象。為什么會是這樣呢?這是因為,老子在精神成長的維度上,處在一個很高的水平上,對于那些沒有聞道的人來說,就必須仰望,就會由于自身的局限性而看不清。人的精神成長過程是一個客觀存在,就算是人們視而不見,它也仍然存在著,所有的人都要在這個精神成長的標尺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有人聞道勤行,有人聽到大道是若有若無,還有人聽到大道則哈哈大笑;由于第二和第三種人很多,所以老子等率先聞道的人們就非常孤獨。在茫茫人海中,他們寥若晨星,很渴望彼此間的友誼,但是由于時空的限制,他們彼此互不相識。記得有人曾說,圣人三百年出一位,猶如接踵而至;賢人三百里出一位,猶如并肩而立。所以他們就只能憑借著竹簡與紙片上的文字傳遞思想。我不知道陳子昂是否聞道,但他寫的這首詩極精確地表達了聞道者的感受:“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聞道者們數量雖少,但卻能量巨大,在茫茫天地之間,他們孤獨地面對著傳統的巨網,努力展示人性進化的新高度,撐起人性進化的空間,開辟著人類文明的新境界。他們懷著熱切的期盼,要把對大道的領悟傳達給昏睡中的同胞,但這是一個艱難的歷史過程。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隨著歷史的進展,聞道者的數量也在不斷增加,按照這個趨勢,我們可以期待,聞道者的隊伍必將遍天下,最終將形成巨大的洪流,沖破一切阻礙,走向人類徹底解放的新天地。這是一個根植于人類精神進步的需要之上的歷史必然性。

我們現在正處在聞道者的數量由量變到質變的歷史關節點上。在這個時候,我們來詮釋《道德經》,就與通常所說的做學問有著極大的區別。鉆進故紙堆里做學問是一件孤獨的枯燥的事情,而我的詮釋工作則與之不同,就像小朋友與老人做猜謎游戲一樣,是一件極其親切而有趣的事情。在我看來,對《道德經》的詮釋,除了要注意文字上的考證以外,更重要的是心靈的契合。比如佛教就主張不立文字,只須拈花一笑,彼此便心領神會了。各種宗教學說,都有一些神秘的成分,這也是它們能夠吸引信眾的一個因素。這在那種聞道者很罕見的時代是可以的,而在現在這個需要普及大道的時代,就很不夠了。要想把對大道的認識傳達開來,不光要靠心靈的契合,同時還要靠語言文字,把它變成通俗易懂的東西。所以,我們就必須穿過以往的人們所籠罩在《道德經》上面的神秘主義的迷霧,把它與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對接起來進行解讀。這么做,一方面是為了把哲學從哲學家的課堂上和書本里解放出來,轉化為日常生活中的智慧;另一方面也可以幫助我們超越思維與存在關系的哲學范式,進而超越“以西釋中”的框架,打通中西馬,在吸收西方哲學成果的基礎上確立中國哲學的自身主體性,這是中華復興的基礎性工作。

把老子的“道”與現在的價值體系聯系起來,于是我便有了一個新的視角。馬克思曾說,人體解剖是猴體解剖的一把鑰匙,在人類精神進化的領域里,這個道理也是適用的。在對價值體系問題有了一定了解之后,再來讀《道德經》,就會有一些新的感悟、新的解釋,這些新東西是否有道理呢?衷心歡迎大家批評指教。另外,我還在上篇與下篇的結尾處,分別作了一個概述。在作注釋時,本書采用王弼本作為原文,主要參考了高亨先生的考證成果。在借鑒前人的考證的基礎上,我也大膽地提出了一些修訂建議,為方便專家學者們參考,我把這些修訂匯總起來,形成了一個《<道德經>修訂建議稿》,附在本書后面。《道德經》版本很多,其解釋也有很多分歧,我認為這種狀態不應長期繼續下去。我希望將來能有一個權威機構,綜合考證各種版本,形成一個能夠讓普通民眾讀懂的新通行本。我當然也希望自己的這個建議稿能夠為這個新通行本的形成貢獻一點力量。

在本書基本成稿后,我才來考慮書名問題。現在有很多人在研究《道德經》,于是便有大量的關于《道德經》的“新譯”、“新探”、“新得”、“新讀”、“新研”、“新編”、“新評”、“新說”等,蔚為壯觀。為避免與諸位先生的大作重名,我特意在網上作了一下搜索,發現“新詮”一詞還沒被人用過,于是便將本書命名為《<道德經>新詮》,并加上一個副題──道即價值體系論;我也曾想把其中的“新詮”換為“真詮”,終因膽子太小,沒敢換。現在看來,這種謹慎是正確的。在注解《道德經》的過程中,經常有一些原本自我感覺比較良好的解釋,在過一段時間后又發現還有問題,或者是還有更好的解釋。由此可以推論,就算我現在感到滿意的解釋,也仍然可能存在尚未發現的問題。大道“玄之又玄”,《道德經》這本描述大道的著作也是“玄之又玄”,對它的探討過程沒有止境。一個人一旦走上這條路,就像希臘神話中那個要把石頭推上山的西西弗斯一樣,他這一輩子就閑不下來了。

追尋老子的智慧

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

對《道德經》的詮釋,兩千多年來,文獻汗牛充棟。由于它的博大精深,人們總能從中找到自己需要的東西。現在我們來重注它,也是為了尋找自己所需要的東西,即是為了找到“道就是價值體系”的證明。這就像解一道含有未知數的代數題一樣,“道”是其中的未知數,我們把“價值體系”代入其中,看它是不是一個合適的解。這個代數式很長,五千言,八十一章,在我們從頭到尾地計算了一遍之后,現在可以很有把握地斷言,用“價值體系”這個詞可以很完美地替換老子所說的“道”,“道”就是“價值體系”。在此基礎上,我們便可把老子的高高在上的神秘學說轉變為普通人都可領悟和踐行的智慧,解答現代人所急需解決的難題,從而使老子的學說大放異彩。

這個難題就是推動人類政治學進入科學政治學的發展階段,建立起一個保障人性的自由全面發展的政治體制。這個難題關乎人類文明的前途命運,它是歷代圣賢所想做而沒做好的事情:真正能夠通過深思熟慮和自由選擇來建立一個良好的政府,保障每一位社會成員的生存與發展、安寧與和諧,而不是永遠注定要靠機遇和強力來決定他們的政治組織。要想解決這個難題,我們必須繼承中國古人的杰出智慧,順木之天以致其性,把它實事求是地作為一個有機體的自組織過程來研究。這是一個像動物和植物一樣的成長過程,而不是像一座建筑物那樣的建筑過程。在動植物的成長過程中有DNA在其中起著控制作用,在社會政治組織的這個自組織過程中也有一個類似的東西起著支配作用,它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價值體系。在對《道德經》進行了一番系統的檢視之后,我們發現,這個東西也就是老子所說的“道”。從《道德經》第一章的“道可道,非常道”,到最后一章的“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為而不爭”,實際上老子已經對社會組織的這個“遺傳密碼”作了很全面的描述。在兩千五百年后,我們應當可以正確地理解它了。馬克思說:“最一般的抽象總只是產生在最豐富的具體發展的場合,在那里,一種東西為許多東西所共有,為一切所共有。這樣一來,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對價值體系的認識便是如此,盡管它存在于一切時代,并且很早就有老子進行了天才的研究,卻也只有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中,人類才能對價值體系在歷史上的各種表現進行總結,并把對它的自覺調控提上人類的日程表。同時也只有在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過程中,人類才終于跨進了科學政治學的大門。經歷了漫長的等待,老子的智慧終于派上了用場。

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就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所孜孜以求的“常道”

2006年10月11日,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了構建和諧社會的指導思想、目標任務和原則,以及五個方面的工作任務,還第一次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任務。這是一次輝煌的日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就是新的太陽,在它的照耀下,人類的歷史便可一覽無余地展現在我們面前。于是我們發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就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所孜孜以求的“常道”,理解了這一點,我們便可對“歷史來自何處?歷史通往何方?歷史是指什么?”的問題做出新的解答。

歷史便是價值體系的進化過程。在大自然長期進化的基礎上形成的人類社會,除了具有無機界的物質性、生物界的生命特征以外,還具有自己的獨有特征,這就是人能夠“使自己的生命活動本身變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識的對象。他具有有意識的生命活動”,人能夠支配自己的生命活動。《哲學人類學》的作者蘭德曼概述了前人對這一問題的論述:人“不再是自然手中一架運轉永遠正常的機器,人成了他自己的行為的意圖和目標。(赫德爾)”“在植物和動物中,自然不僅指出了目標,而且也自己來實現目標。但是,對于人,自然只分配了目標,自然把目標的實現委托給人。(席勒)”“人是他自己的偉大實驗者;人是永不氣餒的人,是永遠面向將來的人,人發現從他自己的跳動著的活力中找不到歇息之地,所以他的未來像靴刺一樣始終不懈地刺激著每一個現在的肌肉。(尼采)”“海德格爾讓我們‘設計’我們自己。”“人與其他的造物不一樣,對人來說,沒有先于其存在的本質。上帝并沒有以自己的形象造人,理性也沒有包含一個反映了人的無時間的本質的模式。……人注定是自由的……自由不是他能夠接受或拒絕的禮物……人不能逃避自由,甚至在他不知道自由或否定自由的時候也是如此。(薩特)”

由于人是“未完成的”、人是自由的、人必須自我設計自己,所以他必須在自己的頭腦里設計自己的未來,就像建筑師造房子一樣,他要有一張關于自己的設計圖,“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領使人間的許多建筑師感到慚愧。但是,最蹩腳的建筑師從一開始就比最靈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蠟建筑蜂房以前,已經在自己的頭腦中把它建成了”。對于自己的人格建設,人們同樣需要有一個設計,這便是現代人所說的價值體系,它由人的本能、經濟制度的強制壓力、文化環境的模塑與個人的理性思考等因素編織而成。經常有人說我是什么唯心主義,但在我看來,這個價值體系雖然看不見、摸不著,但卻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客觀存在物。不管是好的還是差的,每人都有一個價值體系,哪怕是那些否定這個東西的客觀存在的人們也同樣要有一個。社會價值體系便是社會集體中所有個人的價值體系所形成的合力,它反過來又影響和支配著每一個人的價值體系,形成一個“超循環”。全部的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都發端于它,其進化過程也決定于它。人的價值體系決定著其人格的高下,社會價值體系的發展水平同樣決定著社會生產力和政治制度的發展水平。就如生物進化過程中的遺傳密碼與蛋白質的關系一樣,遺傳密碼的保存與進化是目標、是動力,而蛋白質的存在不過是基礎、介質或者說是手段,或者借用老子的說法,是古人祭祀時用過即扔的用草扎成的“芻狗”。珍愛生命的人們,當然不想當“芻狗”,但卻逃不出這個命運,唯一的出路是為自己選擇一種科學全面的價值體系,自愿地委身于“常道”;或者換句話說,他只有把自己的價值體系提升到“常道”的高度,才能成為自己的主人,獲得解放,獲得自由。一個社會的領導者要想和諧穩定,也必須為全體成員確立價值體系進化的目標,自覺地運用執政權力來推動社會價值體系的建設。悠悠萬事,唯此為大。

然而,價值體系并非像超市里的商品那樣任由人們隨心所欲地自由選擇。人們要選擇哪一種價值體系,要取決于時代的貨架上所擺放的“商品”。有的時代提供了較好的“商品”,有的時代則提供了較差的“商品”。社會就像是一條生產價值體系的流水線,每一個人都從上面得到一個“商品”,使用了一生,他們甚至根本沒有意識到價值體系的存在,就像魚在水里生活卻不知道水的存在一樣。只有少數人有幸進入哲學家和先知、圣人的庫房,翻出了一些價值體系,因而有了一些選擇的權利,但他們又經常地發現這些價值體系的適用性很差,不是過時了便是過于新潮,就像盲目跟風的年輕人的穿著一樣,他們的怪異的打扮總是引來路人的側目。時代潮流,歸根到底是受時代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所決定的價值體系支配著所有的人,就像希臘神話中的那個鐵床一樣,把高個子鋸短、把矮個子拉長。要想在當前的社會環境中生活下去,人們就要具有這個環境所要求的價值體系。人們若想自由選擇價值體系,除非能對自己出生的時間進行自由選擇。特別是對那種深層次的核心價值,人們甚至根本就沒想到過要對它們進行更新換代的問題,正因為如此,這些價值才牢牢地控制著人們的頭腦。

只有在經歷了漫長的歷史過程、當人們有機會在認識上超出其時代限制之后,人們才會發現社會價值體系的演變過程。它是一條緩緩流動的河流,決定著社會經濟、文化和政治領域里的發展進程。在此過程中,人們追求著自己的利益,但由于這個利益是一個體系,人們都只注意到了最切近的利益,卻不知道那個完整的利益體系。哥白尼之前的人們把地球作為太陽系的核心,就必然會遇到很多無法自圓其說的現象;同樣的道理,當人們把低水平的價值作為價值體系的核心價值的時候,在理論和實踐上總是處于某種程度的自相矛盾之中,追求自己利益的結果卻是危害了自己的利益,甚至是自我毀滅。人類一直在黑暗中摸索,尋找那種指導自己合理行動的價值體系,也就是要找到自身價值體系的核心價值,以它為核心重建一個指引我們合理行動并進而達到身心和諧、社會和諧、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科學合理的價值體系;歷史的目標就是進化出一種科學合理的價值體系,用老子的話來說就是“常道”,而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就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道可道,非常道”。這個對“常道”的追求過程并非是由哲學家在書齋里就可以完成的,而是要在人的實踐中來完成,在社會集體的進化過程中完成。在對“常道”的尋找過程中,人類經過了兩千多年的發展,才找到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這就是老子所說的“常道”。老子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圣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對于社會價值體系的進化過程來說,人的生命也不過是芻狗。兩千多年以來,無數人的辛勤勞作、殫精竭慮、災難痛苦、奮斗呼號乃至某些人的陰謀詭計、邪惡愚蠢,都不過是歷史之神用過即扔的芻狗,無數人的生命過程不過是被用來維持、發展出這個“常道”的工具,其目標也無非是發展進化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使人真正地成為人。換句話來說,僅有生產力和科技的進步,人還不能成其為人;不僅如此,生產力和科技的進步與人的動物本能相結合,反而會將人類推向毀滅;所以就需要有一個社會價值體系的進步,才能把人從動物界提升出來,使人類文明乃至整個大自然的進化過程延續下去。

二、按照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成長過程來對歷史重新分期

當我們確立了價值體系的演變過程在歷史進程中的支配地位之后,原來被用來劃分歷史的生產力、生產關系標準便淡化了,價值體系標準凸顯出來站在了前臺。這也就是說,我們現在所命名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一個把人從動物界提升出來、使人真正地成為人的價值體系;它有一個誕生發展成熟的過程;在它誕生之前,人還不能被稱為嚴格意義上的人;在它誕生之后,人類才開始了提升人性、使人真正地成為人的精神跋涉過程,直到最終清除了獸性、獲得完善的人性。按照這個標準,便可將歷史劃分為史前期、誕生成長期、成熟期。

史前期。距今四百萬年到八百萬年前的某個時候,在動物種群最高等的靈長類動物中形成了一支類人猿群體。它們是生物群落中最高級的生命,具有比其他生命更發達的大腦和身體感官,所以它們能夠適應環境的變遷。由于采取雜食特別是火的應用,它們可以吸收更全面的營養,使得大腦和四肢更加發達,能夠思維、站立行走、創造發明和使用生產工具,于是便在“生存斗爭”中取得了優勢,從而為進化到人類階段奠定了基礎。但它們在精神上仍然保持著原始狀態,還沒有進入“歷史”,因而我們把它稱為史前期。雅斯貝斯說:“史前無疑是不斷變化的波流,但它在精神上并未獲得歷史的身份,……”“人類在史前的進化,就是構成人性之基本因素的發展。”“史前的過程構成了我們生命的根基,這一形成過程是人之基本結構的成長過程。”“巴比倫文化、埃及文化、印度河流域文化和中國土著文化,其本身規模可能十分宏大,但卻沒有顯示出某種覺醒意識。”

誕生成長期。這個說法來自于雅斯貝斯的啟示,他將公元前五百年左右的時期稱為歷史的“軸心期”,“最不平常的事件集中在這一時期。在中國,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躍,中國所有的哲學流派,包括墨子、莊子、列子和諸子百家,都出現了。像中國一樣,印度出現了《奧義書》和佛陀,探究了一直到懷疑主義、唯物主義、詭辯派和虛無主義的全部范圍的哲學可能性。伊朗的瑣羅亞斯德傳授一種挑戰性的觀點,認為人世生活就是一場善與惡的斗爭。在巴勒斯坦,從以利亞經由以賽亞和耶利米到以賽亞第二,先知們紛紛涌現。希臘賢哲如云,其中有荷馬、哲學家巴門立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圖,以及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在這數世紀內,這些名字所包含的一切,幾乎同時在中國、印度和西方這三個互不知曉的地區發展起來”。

“這個時代的新特點是,世界上所有三個地區的人類全都開始意識到整體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人類體驗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軟弱。他探詢根本性的問題。面對空無,他力求解放和拯救。通過在意識上認識自己的限度,他為自己樹立了最高目標。”“這個時代產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們思考范圍的基本范疇,創立了人類仍賴以存活的世界宗教之源端。無論在何種意義上,人類都已邁出了走向普遍性的步伐。”“人類一直靠軸心時代所產生、思考和創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飛躍都回顧這一時期,并被它重燃火焰。”

現在看來,雅斯貝斯所說的軸心期也就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萌芽期,它以“道”的形式在中國的老子、孔子及其門生的著作中出現了,在西方以宗教的形式出現,并發展延續下來,直到出現了馬克思主義。從這個時期開始,人類的價值體系開始進化,在與舊價值體系激烈沖突的過程中,新價值體系發展起來,人類的歷史便是這種價值體系的成長史,這同時也是人性與獸性沖突的歷史,是叢林法則與和諧法則沖突的歷史。在此過程中,人性進化過程并非是一路凱歌,而是在艱難曲折中上演著悲壯的歷史劇,其弱小的生命一次又一次地被壓制、被撲殺,但它一次又一次地在烈火中重生,以新的形式頑強地昂起頭成長起來。從中國人的情況來看,我們經過了許多曲折,經過許多代人的傳承發展,并與西方文化傳統的優秀成果馬克思主義匯聚融合,經過無產階級革命,上升為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再經過長期執政的考驗,最終被人們認識,并被命名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就是人類精神進化過程的最終成果,它是老子、孔子、蘇格拉底、柏拉圖、康德、馬克思的理想的忠實繼承和最終實現,是人類進化過程乃至整個大自然進化過程在當今時代的最終成果,極其珍貴,我們必須高度珍惜。

成熟期。從軸心期開始到我們現在提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兩千五百年的歷史即是人的誕生成長期。如果以植物的成長過程來比喻,軸心期為萌芽期,經過漫長的歲月,直到馬克思主義的問世,在列寧和毛澤東領導的奪取政權并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斗爭中,新的價值體系長出了主干,直到提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新的價值體系開花結果,我們現在開始進入成熟期。

而今我們提出了構建和諧社會這樣一個新的目標,在這個新達到的認識與實踐高度上,我們對共產主義便有了更深入一步的認識。按照以往的說法,共產主義被定義為一個物質資料充分涌流的社會,而現在看來,這種理解是那種以財富的私人占有為核心價值的大腦里產生出來的幻想。在這種幻想下建設共產主義,也就在無意識中堅持著資本主義的核心價值,其結果必然是把社會主義引入歧途。所謂共產主義,其實就是一種科學合理的社會組織方式,不管是在什么樣的生產力水平上,也不管是在東方還是西方,要想把社會組織管理好,要想最大限度地減少內耗并讓人性得到最充分的發展,就只有采用這種方式。當然,這樣一種社會組織方式并不是由某個偉人發現了以后現成地套在社會身上,而是要隨著人性的進步而逐步地成長起來。它是一個由聞道者組成的社會,一個由聯合起來的人們自覺地駕馭其生產生活過程、與自然生態保持和諧、同時又使每一個人都能得到自由全面發展的社會。

于是我們又遇到了那個“先有蛋還是先有雞”的問題,究竟是應當先有理想的制度呢還是應當先有成熟的人性?這個問題的答案只能是這樣:如果從歷史的長時段來看,那就很明顯,沒有新的人生與社會理想,就不會有新制度;沒有馬克思、列寧、毛澤東對理想社會的追求,就不會自動地冒出來一個社會主義制度。他們對理想社會的追求又起源于老子、孔子、蘇格拉底、耶穌、佛陀,沒有他們所開辟的人性覺醒的方向,也就不可能有新的社會理想。如果從當前的這個正在進行的進化過程來看,這是一個新的社會組織和新的人性互相促進的發展過程。就社會來說,它是不完善的,“它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還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作為個人,我們大家也都是不完善的,過去的傳統都還在糾纏著我們,現實的政治經濟制度制約著我們,所以我們就必須不斷地自我改造,擺脫舊的價值體系的糾纏,建立新的價值體系,并根據新價值體系成長的需要逐步改革政治經濟制度。這是一個漫長的痛苦的過程,既是一個自覺的自我教育過程,同時也是一個改造社會的過程。這個自我改造和改造社會的過程還必須是在社會穩定運行的過程中進行,社會再生產過程一刻也不能停下來,不可能來一個休克療法,就像修汽車一樣開到修理廠交給工人師傅就行了,而是要在汽車行駛的過程中修理汽車,更換輪胎等;或者用更準確一點的比喻來說,這不是在實驗室里從胚胎開始進行基因改造,而是對成長著的動物進行基因改造,就像讓一頭驢子長成一匹馬一樣,這無疑是一件極其困難的工作。

于是在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就要有一個過渡階段──社會主義,這種政治組織形式把人們從生存的自然必然性的強制壓力下解放出來,為人性的進化提供新的空間。因而,在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同時,就必須有與之相應的配套措施,那就是要為人們提出新的人生目標,也就是提出新的核心價值──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并以此為核心構建一個完善的價值體系。只有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不斷成長的過程中,和諧社會才可以逐步形成并穩定下來。現在看來,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也不過是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前置程序。如果有了社會主義制度而不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歷史進步的程序就沒有落實到位,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就發揮不出來。在這種情況下,在社會生活中實際地發揮著作用的依然是資本主義價值體系,這種價值體系會自然而然地把資本主義的那一套重新恢復起來,什么黑窯、藍藻、黃毒、腐敗現象等都會重新在社會生活中孳生出來。

新中國建立以來的近60年,我國的發展進入了快車道,體制和觀念不斷更新,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日新月異,這種以整個國家為單位的“強行軍”,使中國成為全球政治、經貿和文化的焦點,同時也造成了各種尖銳的矛盾、困境和危機。正是這種特殊的歷史機遇,使中國占據了一種特殊的“戰略高度”,從而有條件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新任務,在哲學上演奏第一小提琴。我們可以斷言,科學政治學的大門已經被叩開,自覺構建和諧社會的新時期開始了。

我們見證著一個偉大的歷史時刻。當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在社會生活中占據壓倒優勢后,對和諧的追求就會成為絕大多數人的自覺追求,人類的苦難以及為了消除苦難而必須進行的革命都將成為過去,戰爭的喧囂也將成為過去。人類的內耗將會最大限度地減少,一個漫長的求索過程終結了,人類便可科學合理地組織人類政治過程,自覺地駕馭社會經濟過程以服務于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需要,一個平等、和諧、自由全面發展的新時代開始了。

三、按照“美的規律”構建和諧社會

關于美的問題,哲學家們進行了漫長的探索,提出了幾百種定義,諸如“美是理念的感性顯現”、“美是生活”等。為闡明這些定義,他們寫了大量艱深的著作。在討論了“道即價值體系”以及其價值體系的進化過程之后,我們發現,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也無非就是按照“美的規律”來構建和諧的人生與社會,所以我們就有必要簡要地談談美的問題。可以分為這么三層意思來談。

首先,我們發現,美并非是存在于客觀對象中的某種抽象本質。那些企圖找到美的本質的人,受束縛于尋找世界本原的哲學范式,由于提問題的前提就是有問題的,所以就不能找到正確解答。審美活動是具體的,每個人都在運用自己的價值體系來認識和改造世界,在此過程中所伴生的感受,無論是成功的愉悅還是失敗的痛苦,都是審美感受的一種。

黑格爾對此進行了辨析:“只有心靈才是真實的,只有心靈才涵蓋一切,所以一切美只有在涉及這較高境界而且由這較高境界產生出來時,才真正是美的。就這個意義來說,自然美只是屬于心靈的那種美的反映,它所反映的只是一種不完全不完善的形態,而按照它的實體,這種形態原已包涵在心靈里。”黑格爾這里所說的“心靈”,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價值體系。人們都堅持著自己的價值體系,這是他的各種需要、欲望、理想的總和,人們帶著這些目標投身到現實生活之中,實現了這些目標便感到愉悅,失敗了就感到痛苦。美感也就是這些愉悅與痛苦的感受,藝術創造活動也不過是人們表現這種感受的方式。

用價值體系來取代黑格爾所說的“心靈”,便給美學研究帶來了一個新進步,使我們的目光深入到人的心靈內部,看到心靈的發展過程。由于有了這個發展過程,關于美的標準也就不再是固定不變的了。由于價值體系的發展演變的歷史過程,不同階段的價值體系中都包含著不同的真善美的標準,因而具有不同價值體系的人,對現實的認識是不一樣的,其善惡標準也不一樣,其審美標準也各不相同。愚蠢、邪惡與審美趣味的低下是密切聯系的有機統一體,那些處在發展的較低水平的價值體系往往是由人的欲望、文化傳統、關于未來的幻覺等雜亂無章地堆積在一起,其內部充滿了矛盾,其所堅持的審美標準也是片面畸形的。

在那些由低階價值控制著的實踐活動中,人們也會體驗到愉悅的感覺;然而在這種片面狹隘甚至畸形邪惡的審美趣味的引導下,人們的行為不僅危害社會公共利益,而且也會危害個人利益,因為社會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本來就是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的。由于價值體系的低級片面,人們便不能及時發現自身行為的不合理,他們會跟著扭曲的感覺走上歧途,在錯誤的路上越走越遠,小則身心不和諧、疾病纏身,大則違法犯罪、墮落毀滅。由此可見,審美趣味的高下至關重要。人們大都是“跟著感覺走”的,但有的人有正確的感覺,有的人缺乏正確的感覺,但他們都自以為正確,所以便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其次,審美感受的豐富、全面、深刻,是價值體系進步的結果,也是歷史進步的結果。

人的審美趣味隨著價值體系的進化過程不斷地進化,在社會生活的各個不同領域里,審美趣味各自獨立地發展起來,原本是生存斗爭的伴生物的審美感受,后來逐漸上升為人類社會實踐的主要目標。

比如說藝術創造活動,最早是作為物質生產過程的伴生物而逐漸地成長起來,從最初的只有少數人從事的活動,發展到有越來越多的人可以從事這類活動。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人們逐漸從生存的自然必然性的束縛下解放了出來,藝術創造活動不再是少數人享受的奢侈品,審美活動將逐步在人類生活中占據主導地位,人也就有了充分的自由,從而按照美的規律來塑造生活過程。

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對人的生產與動物的生產進行了比較,他說:“動物只生產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東西:動物的生產是片面的,而人的生產是全面的;動物只是在直接的肉體需要的支配下進行生產,而人甚至不受肉體需要的影響也進行生產,并且只有不受這種需要的影響時才進行真正的生產;動物只生產自身,而人再生產整個自然界;動物的產品直接屬于它的肉體,而人則自由地面對自己的產品。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構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懂得處處都把內在的尺度運用于對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這是一個自發的漸進的過程,而要充分全面地把美的規律貫徹到生活中去,就需要社會進步達到一個新高度,人們就必須從生存的自然必然性的控制下解放出來。“憂心忡忡的窮人甚至對最美麗的景色都沒有什么感覺;販賣礦物的商人只看到礦物的商業價值,而看不到礦物的美和特性。”

根據馬克思的論述,不同的物種有不同的審美尺度,按照同樣的邏輯,不同價值體系的人也具有不同的審美尺度。當然,在最基礎的部分,人們仍然具有著大致相同的標準,比如口之于味,有同嗜焉。我們可以稱之為普世價值,但卻不能用它來否定那成長著的前沿的價值,正如不能用樹干來否定樹梢一樣。那成長著的審美感受代表著人類的希望與未來。

再次,在社會政治領域中也存在著美的規律,人類必須用美的規律來構建社會政治過程。在此基礎上,人類才能構建和諧社會,用美的規律來構造生活。

不管是在政治領域里認識還是實踐美的規律,都是一件很難的事情,它一直處于人們的自覺實踐的范圍之外。從事政治活動的人們一向被諸多現實的目標控制著,人們在這個領域中長期處于聽天由命的狀態,這是人類審美感受最遲鈍的領域。這是一個聽天由命的領域,也是一個充斥著邪惡與丑陋的領域。但不管怎樣,仍然有人對這個領域里的美學進行了探索。在這個領域里,美的目標也是一個逐漸生成的具體存在,這是一個不斷接近卻又總也達不到的終極目標。這個現實的具體存在與那個終極目標的關系,正是老子所說的“可道之道”與“常道”的關系,也就是現實的價值體系與終極完善的價值體系的關系。具有不同價值體系的人,其審美標準也各不相同。隨著價值體系的進化,人類審美標準也不斷演變;“正復為奇,善復為妖”,原本看起來是真善美的目標,在實現的過程中帶來了不真不善不美的結果,損害了人民的利益,于是就會推動人們進一步深化對真善美的認識。這個過程最終要使我們達到這樣一個關節點,從狹隘冷酷、敵意好斗、單調無趣轉變為和上升到熱情達觀、慷慨善良、愉快幽默,進而自覺地運用美的規律來構造和諧的人格與和諧社會。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問世便是這個關節點,它使人們在審美趣味上達到新的高度,克服價值體系的內在沖突,擺脫愚蠢、邪惡、丑陋的糾纏,在整體上達到真善美的統一。只有這樣,才能在認識客觀世界時客觀全面地認識現實,在實踐上則有效地實現自身和整體的利益,擺脫生存的自然必然性的壓力,從私有制的束縛下解放出來。在追求個性完美的過程中,人們便可體驗到那種真正的美感,在這種健全的審美趣味的引導下,過活著一種俯仰無愧的生活,進而推動社會政治過程趨向完美,使社會和人生趨向和諧,使日常生活過程成為藝術的審美的過程。所以我們說,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便是美的規律。所謂用美的規律來改造世界,也就是努力提高和完善自己的人格,達到開悟聞道的水平。只有在內在人格趨向完善的情況下,人們才能表現出美好的精神并用它來改造社會和自然界,構建美好的和諧的社會。如果沒有內在的價值體系的提升,僅僅在外在形式諸如民主法治上下工夫,那就是舍本逐末、南轅北轍,不僅不能構建和諧社會,反而會遇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的困境。

在現實中,每一個人都用自己的價值體系來改造世界,同時他也只能用自己的價值體系來改造世界。黑格爾說:“沒有人能夠真正地超出他的時代,正如沒有人能夠超出他的皮膚。”這個意思,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所有的人都處在社會價值體系進化過程中的某一階段上,誰也不能脫離這個過程。這每一個階段的價值體系都自成體系,都有與這個階段相應的真善美的標準,而不是終極的真善美標準。每一個人都要用自己的價值體系來觀察他人、認識和改造世界,他也只能用自己的價值體系來認識和改造世界。他不知道自己的局限性,一旦人們認識到自己的局限性,也就同時在思想上超越了這種局限性而站在了新的水平上,進一步按著這種新達到的價值體系來認識和改造世界。正由于這個原因,“人類總是覺得他達到了終點——不管這終點是頂點還是衰落?”黑格爾認為世界的運動變化乃是“絕對觀念”自我發展的結果,認為他自己的哲學就是“絕對觀念”的最高表現,普魯士王國是體現“絕對觀念”的最好國家制度,就是歷史的終點。蘇聯東歐社會主義主義政權崩潰之后,福山出版了《歷史的終結和最后的人》一書,向人們傳布了這樣一個“福音”:自由與民主的理念已無可匹敵,歷史的演進過程已走向完成;目前的世界形勢不只是冷戰的結束,也是意識形態進化的終點;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已是人類政治的最佳選擇,它即將成為全人類的制度。總之,自由民主主義是人類思想進化的頂峰和最后選定的政治形式,從而也就是人類歷史的終結點。

但是,若想達到歷史的終點,就必須讓人民群眾對這個終點感到滿意。這不能靠欺騙,也不能靠武力。在當今世界上,資本主義價值體系在地球上的肆虐所帶來的戰爭、腐敗、兩極分化、饑荒貧困、環境惡化等一系列情況表明,資本主義價值體系就是“丑的規律”。它一來到世間,全身的每一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用這個東西來改造世界,就只能使社會政治過程和生態環境滿目瘡痍,只能使人類趨向毀滅。“在一種不是物質財富為工人的發展需要而存在,相反是工人為現有價值的增值需要而存在的生產方式下,事情也不可能是別的樣子。正像人在宗教中受他自己頭腦的產物的支配一樣,人在資本主義生產中受他自己雙手的產物的支配。”就算是在社會主義社會,只要我們借鑒了資本主義的那一套規則,照樣會把相應的結果引進來,“藍藻”、“黑窯”之類的事件就必然要層出不窮。這種狀態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為了人類的可持續發展,我們別無選擇,那就是要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用“美的規律”來改造世界。

因而人們關于什么是歷史終點的爭論的本質在于,是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來改造世界,還是用資本主義的價值體系來改造世界?是用“美的規律”來改造世界,還是用“丑的規律”來改造世界?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本來就是共產黨人用“美的規律”來改造世界的成果。堅持社會主義方向,也就是繼續堅持用“美的規律”來改造世界。能否繼續堅持這一方向,則要取決于人們能否真正地把自己提升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水平上。如果達不到這個水平,他所堅持的就只能是不那么美甚至是“丑的規律”;如果一個人不聞道,他便不能正確理解和諧社會,也就無法對社會公共事務發表正確的見解,他堅持著“丑的規律”而不自知;他的活動只能是推動著那樣一種機制的形成,使社會趨向于矛盾沖突內耗,直至自我毀滅。這種機制的形成是自發的非理性的,沒有哪一個人來設計它,它處于人類理性的自覺控制之外。它用生存的強制壓力來迫使人們把財富的私人占有作為核心價值,把一部分人引上貪婪腐敗之路,把另一部分人引上鋌而走險之路,進而把人們都引導到與社會對立的方向,引導到與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背道而馳的方向。在存在著這種機制的情況下,不管我們對于構建和諧社會的愿望多么迫切,和諧社會都將與我們漸行漸遠,離我們而去。

因而,如何建設一種新的機制以取代原有的自發形成的機制,這是關鍵的事情。建設這種新機制,也就是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也就是要把所有自發地形成的東西置于人類理性的自覺控制之下。而要做好這件事情,首先就必須由聞道者掌權。對于任何一個社會或是一個地區、一個單位來說,如果聞道者在其中占據不了領導地位,或是在人數上比例太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便建立不起來。在這種情況下,無論生產力發展到何種水平,都不可能建成和諧社會,也不可能建成和諧地區、和諧單位或和諧家庭。總之,和諧產生于內在人格的和諧,是人格的內在特征的外在表現。只有存在于內的東西,才能表現于外。如果沒有內在人格的提升,如果沒有價值體系的進步,就算是成天把和諧社會掛在嘴上,也仍然建設不成和諧社會。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幫助人們認識“美的規律”,這就是構建和諧社會乃至和諧世界的關鍵。

各種社會理想,歸根到底,都必須與人們所追求的個人理想相結合,成為人們自覺奮斗的目標,然后才是有可能實現的。人們要按照美的規律來改造世界,首先要按照美的規律來塑造自己的人格。只有內在地具有了的東西,才能表現于外。如果自身的價值體系達不到應有的高度,人們所建立起來的社會也就不可能是和諧完美的。所以說,黨中央提出的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至關重要,它是社會主義政治目標體系的畫龍點睛之筆。只有當這個價值體系在全體干部和人民群眾中確立起來之后,以前所提出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各項目標才被注入了血液,具有了生機。“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和“構建和諧社會”等一系列目標,不光是在社會組織層面上的奮斗目標,同時也包含了一種較高層次的個人性格特征,一種新的人生目標。只有在價值體系上進化到這個水平,才能最終克服社會運行過程中的各種病態、痙攣、自相矛盾、自相殘殺以至于自我毀滅的傾向,通過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便可以打破私有制價值體系對人們的精神束縛,把人的生命引導到一個較高的人生軌道上。當這種人生目標成為人民大眾的自覺追求的時候,“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就會成為把根扎在現實中的有生命的成長著的目標,道德也就不再是軟弱無力的“應該”了,和諧社會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并成長起來了。

現在看來,馬克思所說的美的規律,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也就是老子所說的“常道”。它包括了“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和“構建和諧社會”等一系列政治主張;所謂“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也就是以美為核心價值、以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核心價值、以社會和諧為核心價值——來構造一個理想的人生和理想的社會。和諧就是美,和諧的人生與社會就是美好的人生與社會。當人們普遍地聞道從而自覺地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時候,社會自然會趨向于和諧。

由此看來,如果仍然把美學作為研究美感和藝術美的科學,那就是一種很有局限性的看法,那就還陷在思維與存在關系的哲學范式之中。對于要建設一個新社會的共產黨人來說,我們要用美的規律來改造整個世界,美學因而就不再獨立于哲學、政治學和經濟學之外,而是在它們之上并把它們都囊括在內。按照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來構建和諧社會,重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過程,這就是社會主義的美學。這是歷史的一個階段性目標,而實現這一目標,則是共產黨人的歷史使命。

要把美的規律落實在社會的治理上,則要讓大家都知道什么是美的規律,也就是大家都要知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由于這一點很難做到,所以即使是在共產黨內部也會由于人們對這一規律的不同理解而產生出路線斗爭。整個人類也還是處于幼兒階段,如何建設一個合理的制度來保障每一個人的健康全面發展,仍然還不甚了了。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美的規律,或者是知道美的規律卻不知如何達到,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在價值體系上處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對生活的要求不高。但他們卻不自知,以為自己掌握著絕對真理,要按自己的主張來管理社會,他們所謂的民主,其實質就是按他們的價值體系來改造社會。他們必須經歷挫折才能明白過來,就如長征過程中,必須經歷慘痛的失敗,人們才能認識到毛澤東的正確性,找到正確路線,這需要有很多人付出鮮血和生命的代價。在社會主義時期,也是同樣道理,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的目標,并不是寫在文件中就可以實現的,也需要走很多彎路,付出很大代價,才能找到正確路線,實現集體的開悟。只有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照耀下,人類才能走出幼兒階段,進入一個成熟理性的新階段。因而,無論是黑格爾的絕對觀念,還是福山的自由民主理念,都不是歷史的終點;只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才有能力終結歷史,或者更準確地說,只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才能終結以往充滿災難不幸的歷史。

共產黨人的目標不是終結歷史,而是推動歷史進入新境界。只有一種能夠有計劃地生產和分配的自覺的社會生產組織,才能在社會關系方面把人從其余的動物中提升出來。要達到這一偉大目標,必須經過一系列的歷史發展階段。在經歷了武裝奪取政權的歷史階段,在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之后,我們便可以進一步運用國家機器來為人們的精神飛躍創造經濟、政治、文化的條件,打破舊的價值體系對人們頭腦的控制,人們的精神進步反過來又進一步推動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完善。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完善與人性的提升相輔相成,人性的進化是社會制度進化的根本動力,共產黨的執政能力的核心就在于引導人性進化的能力。社會主義因而就必須為人們提供更高的人生理想,建設新的價值體系;如果我們繼續聽任叢林法則對人民的誤導,自然就會把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丑惡現象引到我們的社會中來。在人性墮落的過程中,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就發揮不出來,無數先烈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社會主義制度反而會成為弊端,趨向于崩解。共產黨作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執政黨,必須把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作為執政的首要任務來抓,必須研究使這個價值體系能被人民群眾接受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條件,并切實創造這些條件,圍繞著這項任務的實現來組織社會生活,使這個價值體系滲透到社會運行過程中去,滲透到全體社會成員的內心深處。以這種新的價值體系為“序參量”來重組社會生活,也就是運用“美的規律”來構建和諧社會。只有在價值體系的層次上提出問題,自覺地運用執政權力來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我們才能打破僵局,走出困境,開創人類歷史進步的新境界。

四、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價值體系問題屬于永恒性的“重大問題”,每一代思想家都要重新回答這個問題。在黨中央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任務之后,我們中華民族當仁不讓地站在了人類進化過程的最前列。在這個新的發展水平上,回首軸心期以來人類走過的歷史,我們便會由衷地感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對于人類進化來說是多么的重要。人類為了邁出這一步,經歷了多么艱難而漫長的歷程。

康德認為所有的哲學體系都必須回答的屬于永恒性的重大問題有這樣幾個:

(1)我能認識什么?

(2)我應該做什么?

(3)我可以期望什么?

而這三個問題最后又歸結為一個問題:人是什么?

人是什么呢?兩千四百多年前的柏拉圖把人定義為“兩足無毛動物”。然而僅僅是直立起來還不足以把人與動物區別開來,還必須有精神上的進化,才能使人類走出動物界,所以亞里士多德重新給人下了定義:“人是有理性的動物。”而人的這個“理性”又經歷了一系列的進化過程,直到我們今天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目標,這是最終出現的使人真正成為人的本質特征,因而它是最最重要的東西。據報道,人類基因組中95%的區域與文昌魚相似,這意味著兩者只有很少的基因存在差別,而正是這些差別基因在脊椎動物進化的過程中起了決定性作用;另外我們還了解到,金絲猴與人類的基因中有98%是一樣的,這個98%對于人類來說重要不重要呢?當然重要,沒有它,人類就不成其為人;但僅僅強調這個98%的重要性是不夠的,我們人類之所以成為人類,則是因為那2%的基因,它才使人類站立起來,具有了進一步發展自己的理性的能力,從而與猿猴劃清了界線。因而這個2%更重要,它是進化的新成果,它使人類具有了人之所以為人的生物學特征,以前所達到的98%是基礎。但如果我們要把這個過程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就不能說哪一部分重要,哪一部分不重要,這是一個連續不斷的進化過程,新取得的成就不斷地積淀下來,鞏固下去,為進一步的進化創造條件。因而,我們可以這樣來回答“人是什么”,人是大自然的不斷進化過程的結果,而他自身又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進化過程。首先是遺傳密碼的進化,然后是價值體系的進化,在人的身體進化的基礎上,還有一個精神成長的過程;這個精神成長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社會集體的進化過程。亞里士多德說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其進化的最終完成也必然是一個政治過程。共產主義的實現并非僅僅是一種經濟發展的必然性,而更重要的是,它根源于人性進化的必然性。馬克思說,“共產主義就是歷史之謎的解答”;與之相應的,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也是歷史之謎的解答,對于這個解答來說,以往人類進化的每一步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環。只有在置身于這個進化過程之中,人才能真正地成為人。

在對“人是什么”的問題做了以上解答之后,關于“我能認識什么”、“我應該做什么”和“我可以期望什么”的問題,也就有了新的解答。置身于人性進化過程之中,站在那種發展不充分的階段上,很少有人追問自己:我能否認識到那未來的發展目標呢?這個問題實際上也就是在問“我能否聞道”?一個人如果這樣追問自己,他也就會做出正確的解答,進而對“我應該做什么”和“我可以期望什么”的問題做出正確的解答。但是,生活在低水平價值體系所主導的文化環境中,人們往往意識不到這個問題。比如說,人們可以很經常地看到那么一些“唯物主義者”,他們執著于唯物與唯心的兩極對立,片面強調物質的重要性,反對精神的重要性,其實不過是維護著資產階級的偏見,堅持著資本主義的價值體系,這其實也是一種“唯心主義”。正如馬克思在批評庸俗經濟學時所說的那樣,這些人“所做的事情,實際上不過是對于局限在資產階級生產關系中的生產當事人的觀念,當作教義來加以解釋、系統化和辯護。因此,我們并不感到奇怪的是,庸俗經濟學恰好對于各種經濟關系的異化的表現形式感到很自在,而且在各種經濟關系的內部聯系越是隱蔽,這些關系對普通人的觀念來說越是習以為常,它們對庸俗經濟學來說就越顯得是不證自明的。”他們屈從于現存的經濟制度,不能認識完善的價值體系,所以也就不可能對“我應該做什么”和“我可以期望什么”的問題做出正確的解答。他們把目前還不能實現的共產主義理想斷定為永遠不能實現的東西,把自己所不能達到的人生境界斷定為所有的人都不能達到的境界,這樣一來,他就否定了人類的進化方向,否定了人類的未來,斷送了人類解放的希望。

但不管有多少人反對,人類的精神成長過程是一個自然的必然性。新的價值體系剛開始出現時,人們并不知道它是什么,只能模模糊糊地感覺到它。一開始是“在地球表面比較小的區域內,出現了某種東西”。老子天才地感知到了這個“東西”,對其進行了描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他的許多論述直到今天仍然不斷地啟發著我們。在西方哲學史上,也有一位哲學家赫拉克利特提出過一個“邏各斯”的詞,它也很像老子所說的“道”。從老子開始,直到我們現在將這個“東西”理解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人類經過了兩千五百多年。在這漫長的過程中,人們都在黑暗中摸索,每一個人都有著某種價值體系,都處在價值體系進化過程的某個階段上,因而是不完善的,不是老子所說的“常道”,于是他就要站在這個不完善的基礎上去尋找那個完善的東西。無數個體認識和實踐價值體系的過程,構成了社會價值體系的進化過程,與這個進化過程相應的還有一個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進化過程。必須經過這樣一個過程,經歷許多挫折和失誤,人類才能聞道,并進而建立相應的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我們現在之所以要搞市場經濟,按通常的說法,其原因是生產力發展必須經過這個階段;而實際的情況是人們的精神成長過程必須經過這個階段,必須通過對個人利益的狂熱追求來把人身上蘊藏的潛力發揮出來,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在把這種基本需要作為終極目標來追求的過程中出現了一些畸形人格,他們是當下流行的價值體系的體現者、人格化,如資本家、貪官等,這些人自己不會總結教訓,他們的價值體系與其成長的環境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控制著他們的生命過程,就像植物扎根于其土地一樣難于改變,直至生命的終點。毛澤東說反動派的邏輯是“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許多被狹隘的價值體系控制住了的人,也遵循著同樣的邏輯,正所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這些人因而就會成為舊價值體系的殉葬者,歷史的進步必須借助于個體的犧牲來為自己開辟道路,這便是老子所說的:“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整個歷史也就是人類價值體系的不斷進化過程,所有的人都處在這個進化過程的某個階段上。如果人們不愿前進一步去接受科學合理的價值體系,那就必然是在堅持著低級的價值體系。那些根本不考慮價值體系問題的人同樣也在堅持著某種價值體系,他們被那種在無意識狀態下形成的價值體系控制著而不自知。所謂聞道,就是要擺脫這種作為低級價值體系的“芻狗”的命運。于是人們就必須總結經驗教訓,在價值體系上不斷地攀登,不斷發現新的價值。新發現的價值要比原來的價值重要,所以它就后來者居上,占據核心地位,對先前的各種價值進行整合,讓它們圍繞著自己運行起來,形成新的價值體系,克服先前的價值體系的內在矛盾。價值體系的內在矛盾是其進步的動力,只要其中還有矛盾,就仍然無法完全做到“以人為本”,生活就仍然會出現痛苦不幸,這就說明其價值體系中的核心價值仍然不能勝任其核心地位,人們所堅持的“道”就仍然還不是“常道”,于是人們就還要為之繼續向上尋找新的核心。在這個不斷攀登的過程中,人們便可逐步找到那最核心的價值,最終達到聞道、開悟的境界,建立起一個既能保持身心和諧同時也與社會和大自然保持和諧的價值體系。只有達到這種境界,人類才能最終獲得解放,成為自己的真正主人。

新的價值體系總是首先在一些杰出的頭腦里萌生出來,然后逐步擴散到人民群眾中去。對這少數先驅者來說,人民的生活以及命運是他們思考的素材,他們具有著迥非常人的同情心,對人民的苦難感同身受。他們同時又本能地堅持著以人為本的價值標準,以此為標準來重新評價現實生活,所以就能在人們司空見慣因而見怪不怪的地方發現問題,并提出解決方案,引起療救的注意。回首歷史,我們常常會為這些優秀個體所取得的成就而贊嘆。但僅有少數人的價值體系的進步還不行,歷史是社會集體價值體系的進步過程。要想解決問題,還必須讓新的價值體系被大多數人所接受,還必須讓大家都認為現實存在的問題確實是一個問題,但這正是最難辦的事情,雅斯貝斯說:“最高成就常常這么旁遭冷落,無人理解,難以傳播。”老子也說道:“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要想解決這個難題,就需要讓現實中的問題充分表現出來,達到物極必反的程度,把人們置于“是生存還是毀滅”的尖銳沖突之中,從而刺痛人們的神經,迫使民眾覺悟過來,告別舊的價值體系,接受新的價值體系。此即兵法上所說的“置之死地而后生”,也正是老子所說的“反者道之動”,“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歷史之神經常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行動。

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人類進化過程中的一個必然步驟,所以就需要有一個社會主義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存在著兩種價值體系的沖突,兩種價值體系都力圖控制社會運行方向,兩者的消長于是就決定著歷史的方向。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建設是符合歷史必然性的正確方向,隨著這個價值體系的生根發芽、茁壯成長,社會主義也就自然地趨向于完善和諧。在強調這個歷史必然性的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在它的旁邊始終伴生著一條通向墮落與毀滅之路。沒有哪個系統產生出來就注定要永遠進化,承認這一點也就是要提醒我們自己把握好歷史之舵,自覺推進自身的進化。人類在生物學方面可遺傳的特征是穩定持久的,而精神文化上的成果卻能在極短的時間內被遺忘和毀滅。要推動人類精神繼續成長是一件極其艱難的事業,而要想把已有的成果毀掉則很容易。正如老子所說的那樣,“民之從事,常于幾成而敗之”,蘇聯東歐社會主義政權的崩潰便是證明。恰恰是在社會價值體系的進化這個最最重要的事情上,人類一直處在聽天由命的境地,就像迷宮中的老鼠一樣,緊張而焦慮地尋找著出口,在此過程中的軟弱猶豫、誤入歧途都是難以避免的。從價值體系的進化過程來看,最先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蘇聯的誤入歧途也許是命中注定的,如果它一路順風地進入共產主義,歷史也就太簡單了。它的誤入歧途是后來人找到正確道路的必要條件,偉大的歷史進步要以巨大的歷史悲劇為鋪墊,這也是歷史的宿命。

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目標已經寫進了黨中央決議,正在成為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實際行動。而今人類進化的希望寄托在有著優秀文化傳統和堅持著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人身上,唯有我們有條件進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建設,從而有可能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目標,創建出高度發達、繁榮、強大的和諧社會,為人類未來開辟一條新路。在這個動蕩不安的世界上,我們中華民族代表著人類的希望。所以,我們必須珍惜這個歷史機遇,理直氣壯地亮出我們的旗幟,切實建設好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以其為核心重組社會生活過程,使之深入到社會生活深處,進而使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成果最終得以穩定地保持下去。

穿過幽長的歷史隧道,老子的叮嚀依然在我們身后回響著:“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道即價值體系論的重要意義

在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目標以后,我突然有了一個領悟:老子所說的“道”就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西方人不是有一個哥德巴赫猜想么?我這個領悟也可算是一個猜想。這個猜想很容易理解,就像盲人摸象的寓言所描述的那樣,大家都是在閉著眼睛摸索,老子摸了一個東西,他描述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除了老子以外,其他人也在摸,釋迦牟尼摸到的是佛,伊斯蘭教所摸到的是真主,孔夫子所摸到的是仁,耶穌所摸到的是上帝,他們都分別宣稱:佛在我們心中,真主在我們心中,仁在我們心中,上帝在我們心中。現代的中國人也同樣在摸索,也摸到了一個東西,字之曰價值體系,它也在我們身上,就是我們的需要組成的體系,一個成長著的體系。所以我們就可以說,老子所說的道就是我們所說的價值體系,他所說的常道,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它本來就存在于我們身上,但卻需要我們努力學習實踐,才能把它開發出來,沿著這個方向不斷進步,我們就可以達到的新的人生境界。既然道就是價值體系,那么與之相類似的,佛、真主、仁、上帝等,也可以說是價值體系的不同的名稱而已。

就像哥德巴赫猜想一樣,道即價值體系論也是一個猜想。但比起哥德巴赫猜想來,這個猜想要更加有用,根據這個猜想,我們就可以以價值體系作為參照,反過來對《道德經》作出新的解釋;除此以外,它還具有如下幾點作用:

首先,它把以往高高在上、玄妙無比的道與普通民眾的生活聯系了起來。它解答了“道”是什么的問題,“道”也無非就是由人們的各種需要組成的價值體系,這就把以往注釋家們描繪得玄妙無比的“道”具體化了,使它成為普通人也能理解的東西,把大道與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聯結了起來,使大道具有了生命力,同時也為人民群眾的精神成長打開了通道,為人們提供了現實的終極關懷。

其次,它把我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戰略任務放到了中華民族的整個歷史之中,它承襲了中華文化注重“聞道”的優秀傳統,使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目標具有了深厚的歷史內涵;另一方面,也把中國哲學、西方哲學和馬克思主義有機地聯系起來,打通了中西馬,使我們占領了人類精神進步的制高點,為中華文明的返本開新開辟了道路;這樣一來,也就解決了某些專家所說的中國哲學的“合法性”焦慮問題,從而使我們恢復原有的文化自信,理直氣壯地站在歷史的前列,為中華文明的復興奠定基礎。

其三,它使我們對社會規律的認識深入到價值體系層次,找到社會管理的鑰匙,為我們提供了一條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路徑。這便是老子所指出的那個路徑,從“修之于身”做起,然后是“修之于家”、“修之于鄉”、“修之于邦”,直至把這種價值體系“修之于天下”;老子的“道”與我們現在所說的價值體系,都研究人的需要,以及這些需要在人們的意識中的反映;都想以此為依據建立起一個理想的政治制度,保證人性的健全發展。兩者都在一個更高的理論層次上說話,這是一種更高級的政治學,不光注意到政治過程的宏觀過程,而且研究這個過程的微觀基礎,通過對微觀基礎的改善即人性的改善來改進宏觀政治過程。在人性普遍提升的基礎上,才能形成新的有機聯系的社會集體,這也就為人類解決現實難題、走出困境開辟出一條大道。

其四,這也為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提供了理論依據,老子的理論要通過圣人對“天之道”的領悟和實踐來改進政治過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則要通過共產黨人的倡導和堅持,才能灌輸到社會政治過程中去,使社會政治過程擺脫原有的周期性治亂循環的軌道,進入和諧穩定的新軌道。這項任務只有共產黨才能完成,只有共產黨,才把老子的社會理想真正地付諸實施。沒有聞道的那些人也在執政,但幾千年來的歷史證明,他們的價值體系決定了他們不能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當然對于共產黨來說,也必須是真共產黨才行。所謂真共產黨,也就是那種真正聞道的共產黨,真正地具有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共產黨。只有堅持黨的領導,才能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同時也只有抓好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建設,共產黨才能抓住社會運行的關鍵,駕馭社會的運行過程,提高執政能力;同時也只有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越來越強化的過程中,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才能越來越穩固。此即老子所說的“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總之,通過“道即價值體系論”這個猜測,我們便可以從一個宏大的歷史背景上觀察現實問題,把中華民族的古老智慧運用于解決現實問題,為諸多模糊不清的問題找到答案,從而一勞永逸地解決這些問題,為萬世開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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