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煉利  四年四篇文章是如何“炮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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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計劃經濟規劃下發展的中國第三產業》文章寫畢，我覺得有這樣一個必要：把自己四年里為什么寫了《希望與危機并存的上海房地產業》《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中的的上海房產市場和房地產業》、《對工業企業改制中若干問題的審視》、《在計劃經濟規劃下發展的中國第三產業》這樣四篇文章的緣由、動機和動力作一番梳理。

　　這幾篇文章，跨兩大產業。我什么敢這么寫？首先因為我生活在社會最底層，具有最根本的生活常識，我還不至于鬧出無視常識的笑話。第二，我從事過企業各個層面的工作，對基層工作、基礎工作是如何操作的過程熟悉，第三是社會現實迫使我思考、既結合實踐思考，也結合理論思考，第四是我還“不成熟”，五十出頭的我至今還有激情。

　　1968年11月，我未滿16歲就進入制造業門類齊全的中型船廠，在船廠我當過機加工工人、倉庫管理工人、工程預算助理工程師、基建統計員、從1990年開始，我是全廠唯一的基建審計師（我持有上海市審計局頒發的審計崗位證書）；我也從事過TQC全面質量管理工作，亦接觸過企業標準化管理工作。1994年我從國有船廠辭職，在國有性質的浙江一農場駐滬房地產公司工作了幾年，后又到一個年營業額七、八千萬、利潤1500萬的私營企業任總經理室主任，主要從事制定企業規章制度和財務審計，而我認為在這個企業最有價值的工作是分析了該企業產品的市場需求。1999年后，我在一個上市公司的分公司任企業運行分析室主任。在這個上市公司期間，為了了解市場，我曾當過上海、江西等省市的市場銷售部經理。2002年12月，我滿五十歲退休。

　　我有著國營中型企業27年的工作經歷，又有著私營企業、股份制企業中上層的工作經歷，但我并不是僅為了混口飯——自從我在1969年被當成“修正主義文藝黑線的典型”受批判——只不過因為讀唐詩讀紅樓夢抄成語典故——我就開始認認真真學中國歷史、學世界歷史、學政治經濟學，在初二的文化水平基礎上自學三角、解析幾何、高中數學，1972年，毛澤東發出“認真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的號召，我不僅通讀了當時提倡讀的六本馬列原著，還通讀了《資本論》和列寧的《哲學筆記》、通讀了《馬恩四卷》、《列寧四卷》，并作了大量讀書筆記，這些筆記完整保留至今。1974年，復旦大學出版了馬克思的《數學手稿》，抱著希望能看懂馬克思數學手稿的憧憬，我開始自學微積分，而我的老師，則是住在單人宿舍的大學生們。

　　當時我學馬列，很強烈的動機是對被受批判的不服，我認為那些連《共產黨宣言》都沒看過的人卻自稱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我感到好笑，那時非常年輕的我認為他們沒有批判我的資格，而且，我一直認為自己是“沒有問題”的——我當時是被當作“問題相當嚴重”的年輕人，一個“推一推”就要被推倒修正主義那里去，“拉一拉”就可能拉到無產階級陣營里來的年青人。

　　從那時開始，我養成了思考的習慣，從那時開始，我漸漸地不再盲從。其實，《毛主席語錄》中就有這樣一條：“我們共產黨人對任何事情都要問一個為什么，都要經過自己頭腦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實際，是否真有 道理，絕對不應盲從，絕對不應提倡奴隸主義。”學馬列的結果是，在四人幫倒臺前我就下了結論：“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絕對不是像他們這樣的。”通過學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我對馬克思恩格斯的認識不同于當時的流行色彩——我認為馬克思恩格斯首先是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人道主義是不應該受批判的。通過學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更激發了強烈的求知欲望，那時，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在我面前展現了一個我從未見識到的廣博的知識天地！在那個鬧書荒的年代，剛剛二十歲的我是從馬克思恩格斯那里才知道了希臘文明、羅馬文明，知道了黑格爾費爾巴哈，知道了唐吉坷德浮士德、知道了但丁、知道了“尼伯龍根的戒指”……知識滋養了我，知識陶冶了我，1983年，我以“知識，我的力量所在”一文一舉奪得上海船舶工業公司振興中華演講比賽第二名，并被評為1983年度上海市振興中華職工讀書活動積極分子。而在此前，我曾在首次恢復高考的1997年以高分通過錄取分數線，然而因為國有體制的弊端——人屬于單位所有，單位領導并非沒有陰暗的心理，于是一個年輕姑娘的命運最終無法由自己主宰。

　　也是從馬克思恩格斯那里，我知道了《國富論》、知道了《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對政治經濟學的興趣就是從那時開始的。然而，真正對政治經濟學有了“意識”卻從90年代開始。

　　90年代初，我在擔任全廠工程審計的同時，也兼任了上海一家有名審計事務所的特約審計。從事社會審計，使我的眼光不再局限于一個廠，我真正接觸到了社會，也接觸到了社會的丑惡現象，不能理解的是這些丑惡現象都帶上了新的時髦包裝，使我這個做審計工作的人都很難相信有真正清白的審計。那時，我還認為這些是改革中難免的事，總以為改革一定會克服這些弊端。

　　1994年，原本工作十分繁忙的我一下清閑了——船廠已經無錢搞基本建設和更新改造了。有一天，領導拿著一份工程決算書要我簽字——我是全廠審計一支筆，沒有我的簽字，工程隊不可能拿到錢，我一看工程只需要十萬，卻要我簽100萬的決算——以前我從未遇到這種事，這個領導是別的部門調來的。我不肯簽，領導動用了各方面人來做我的“工作”，我就找設計所的主任工程師，一個1953年的同濟畢業生。他說；“你簽字要負的是專業責任，他們只是負領導責任。”于是，我說什么也不簽了。領導沒有辦法，就找了社會上的審計單位，一分錢不拉地把該決算審計通過了。并且還特地把這份決算放在我面前——你不簽，我們照樣有地方簽！隨后放出話來，說以后沒有我的好日子過。我心里相當坦然，因為我畢竟在90年代初的三年里為廠里核減了350萬，廠里也獎勵我100元（兩個零）。但隨后我就從船廠辭職了——憑我的審計技能和工程預算技能，我不可能在建筑工地林立的上海找不到吃飯的地方，廠里既然無錢搞基本建設，說明我也該離開船廠了——當時廠里還沒有下崗一說，現今這個中國最早的工程船舶廠已經走完破產程序宣告破產了。

　　這樣，我就到一個房地產公司工作，在這個公司里，我了解了房地產開發的程序性工作，但平時很清閑，因為是國有單位，閑的人也很多。我覺得這樣在浪費時間，就又到了一個私營企業工作。

　　在這個私營企業中，我感受到了中國私有企業的成長，也看到了在國有企業中看不到的對工人的霸氣。私有企業也講究“企業文化”，廠里到處掛著老板的“語錄”，上班前升旗、播放老板作詞的“企業歌”，做廣播操。但這只是表明企業“向往文化”，真正操作起來，離“文化”還很遠。高層管理人員一再強調要弄清楚到底是工人養活老板還是老板養活工人？說應該是老板養活工人。甚至還提出“為什么廠旗不能升得高于國旗？”“為什么要把國旗放在中間而不是廠旗放在中間？”總之，以前在國企沒有看到的，我看到了。我也看到原堂堂市府一個處長當了總經理，雖然號稱年薪20萬（90年代中期），并撥一輛桑塔納供使用，卻屢屢被老板即董事長在廠級會議上被訓斥得下不來臺，老板是有這樣一種心理需要，你雖然當過市府的官，現在是我在出錢雇你！并屢次奪總經理的權，在廠級干部會上當著大家面說：“不是我要降你職，你管得不好，還是我來當總經理，你當第一副經理。”這些，當然也是在國營企業看不到的。

　　后來，我又到了北方一個上市公司，這個公司有很多光環。并以“先進的企業文化”著稱，但一旦在這個企業里面工作了，就會發現這種光環很虛幻，我畢竟在企業工作了三十年，感覺這不是真正做企業的樣子，倒像在做戲，為了搏“名氣”，花錢如流水，對待職工，卻遠不是宣傳的那么回事，而所有的人簽勞動合同都要按指印，使人恍惚有在楊白勞年代的感覺。該企業在售后服務上作的文章已經到了本末倒置的程度——一方面，產品質量問題層出不窮，工人連擰螺絲要對著角擰而不能順序擰的基本功都不具備，在產品展示會上，明明裝著四個輪子可以自己走的機器，偏要用超大型平板車馱著，因為怕“萬一到現場輪子轉動不起來了怎么辦”？另一方面，又大肆宣傳“待顧客如待父母”、用極大的代價搞售后服務，其實只要稍微重視點質量，好多事故完全可以不發生的。但是，這個企業之所以不愿在抓質量上下功夫而要在“服務”上下功夫，是有著雙重目的——主要領導原本并沒有在大企業正軌企業工作過，對規范質量的意識很淡薄，而且他們認為如果抓質量，勢必誤了產量，他們那時就先要圖“全國行業產量第一、銷量第一”的名氣，領導有句名言：“質量好了要售后服務干什么？”他們要通過“服務”彌補質量缺陷，這種“服務”有強烈的功利性：“人家不可能像我們這樣服務，人家沒有這個錢，我們是上市公司，我們把服務聲勢做大，把服務的規模效應搞出來，顧客就能認為我們才是最有實力的。其它企業就算質量超過我們，但不會像我們有影響。”

　　這個號稱有著先進企業文化的企業，對待大量招聘來的管理、技術人員的態度是“前恭后倨”，先用飛機接待、住五星級賓館等待遇把行業人才挖來，挖來后就不善待人家了，所有職工每天從上午8點工作到晚上9點，到8點50分領導要檢查“哪個窗口沒有亮燈”，廠里不用說雙休，管理、科技人員連單休都沒有——夫妻兩人在一個企業的，只有一方可以休息一天。單身漢根本撈不到休息。這樣加班，是不是真的是工作需要？領導親口對我說：“人家都下崗了，我們燈亮著，說明我們企業興旺。”新來的大學生以這樣做違背勞動法相爭，集體不加班，公司當即以礦工論處，領導說：“哼！勞動法？不勞動哪來的勞動法！”“去告吧，全省還是全北京能告贏我們？”一直到去年9月我與該企業職工聯系時，他們還在這樣加班。老總說，這就是企業精神，企業提倡無私奉獻！并且在全公司大會上這么說的！而中國一個相當著名的經濟學者，卻為著這個企業大唱贊美歌！

　　還讓我見識到的是：企業開高層會議，總經理進來了，于是所有與會者就像電影中蔣介石到會場時一樣，全都站了起來，而總經理一屁股坐下竟然連個招呼都不打，這些企業的中高層領導只能不知所措地互相看著，然后仨仨倆倆坐下了。這也是企業文化？這連起碼的文明起碼的禮貌都不講了。我百思不得其解。

　　這個企業已經找不到原始賬本，說是：“搬家時丟了。”

　　在這個企業的一個事業部里，我把事業部成立三年以來的全部財務帳和統計報表加以整理，對產品的生產、銷售和市場前景作了全面分析，細致到每一個產品型號都建立起產銷存的一本帳，抓生產的副總和總工程師對報告極為贊賞，當時財務部長都為此挨批評；“你們幾年來拿不出一套像樣的分析資料，人家才來幾天？”但是企業總經理不同意：“我們在做的就是最好的。”

　　這是一個在賣掉的國企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企業，我對企業改制中的問題的探討，正是我在這個企業工作的經歷直接促成的，但是，當時自己好些問題沒有思考明白，就一直沒有動筆。到我在2002年12月滿五十歲回到上海，正好上海房價開始大漲，由于我在房地產公司工作時曾寫過一篇《對上海住房問題的若干思考》，朱镕基總理和溫家寶總理都作了批示，我就再次“投入”房地產研究，寫了《希望與危機并存的上海房地產業》。

　　繼后，我在自己2003年網絡文章《論國有企業轉讓的特定約束條件》基礎上，寫了《對工業企業改制中若干問題的審視》，了了自己幾年的心愿。

　　我寫《對工業企業改制中若干問題的審視》，還與我在上市公司期間，以市場部經理的身份對江西全省進行的56天大調查的經歷有關。這2002年初的大調查使我真正深切地看到了中國一個省份的底層社會和上層社會是何等地不和諧地共處——由于有著原省長的關照，我到的好幾個地級市都受到了良好接待，但是，我要了解市場必須深入基層深入最普通市民階層。56天中，我一直乘著長途汽車和火車在京九線、浙贛線奔走，十一個地區全部跑遍。

　　我在九江美麗的甘棠湖畔看到長相美麗的和長相一般的女子閑散地在等待什么，一個女經銷商告訴我：“大姐，她們都是賣淫的，從農村出來，干一次只要五塊錢。”

　　九江當時正在建設“九江外灘”，可惜的是這個城市自五口通商以來的沿江建筑已拆得只剩下日本道勝銀行和美孚油公司了！沿長江都是惡俗的玻璃幕墻建筑，九江干部心痛地提到拆除沿江建筑時，那些楠木散發出的芳香！那都是觀賞和使用價值極高的優秀建筑，在大規模城市改造中被改造沒了，而潯陽樓、琵琶亭已談不上有文化氣息。當時上海同濟大學搞規劃的老教授在給九江市領導講課時這樣評價；“你們花了五十年的時間，把一個十萬人口的城市，建設成了一個五十萬人口的鄉村！”

　　我在著名瓷都景德鎮一天乘了六次出租車，有五個司機給我留了電話，“希望中央下來調查，我們好端端的景德鎮，被當官的搞成什么樣子了”是六個出租司機共同的憤怒。他們全都是瓷廠下崗工人；“我們現在半個月才能吃一次肉，下崗才100多元工資，夫妻倆帶個孩子怎么活！”其中有一個是原國營大廠東風瓷廠的分廠廠長，說他怎么也不明白一定要把廠子賣給私人才能創效益？說廠里幾十萬、幾百萬買來的儀器個體戶根本就用不著，全部糟蹋了。當地的治安是感覺得到的差，我也不算見識太少，卻拉著行李不敢在街上打手機，一直走到TCL店堂里面才打手機。老板娘說我的感覺是對的，“我們好端端的景德鎮，都是被當官的搞壞了！”又是這一句話！老板娘是原景德鎮話劇團的臺柱子，她怕我一個女同志住宿不安全，陪著我找旅館，一直找到軍分區旅館才放心。當晚她又來找我，給了我一封有100多個文化局退休干部簽名的信——他們幾年來只拿到60%的退休工資！我拿著這份簽名信，想到白天一個出租司機說的話；“現在沒有人領我們反，只要有人領頭，我們全都反！”

　　在上饒有名的飯店茶樓門口，每天都停著公安的車，他們不是來破案，也不是來偵察案件，就是明晃晃開著警車穿著制服來喝茶喝酒的。我就親眼看到公安部門的交通隊長中午與人在飯店吃飯，晚上又與人在茶樓喝茶 。

　　在新余，原兵工廠的廠長告訴了我，國企是怎樣被賣掉的。

　　在著名藥都樟樹，“出租車”是很漂亮的，顏色統一，車貌整潔。一色的重慶涪陵新產的帶車廂摩托。但就是這由政府部門統一管理、準許運行的1130輛摩托，其實是地地道道的“黑車”，2001年11月下旬，省里檢查交通三天，地方部門聞訊，通知三天里這1130輛摩托全部不準上街。幾天后省里又殺回馬槍突然檢查，地方部門又馬上趕在上午8時前到主要道口攔截“出租車”。為什么這么做？因為這車雖整潔，但太不安全，帶車廂的摩托頭重腳輕，非常容易翻車。然而，這也是當地政府的“形象工程”。

　　在樟樹，我看到穿著草綠色的過時了的警服的假警察在 “執勤”，光天化日之下亂扣駕駛執照，把別人的車搶過鑰匙開了就跑。我問：“這是怎么回事？”“出租車”司機告訴我，這是真警察雇傭的，他們出來了，真警察就不用出來了，樟樹這樣的警察有十幾個 。

　　樟樹市大橋鄉西堡村五組的居民反映，他們的地被無償征用，至今一分錢沒得到，征用單位是付錢給村的，總共60萬，現在賬上只有10萬了，村里一分錢不給他們，他們現在只希望能得到一塊沿街的地，可以開店面，其他什么都不敢想。

　　在鐵路樞紐鷹潭，聽說我在火車站前旅館住下的經銷商急急趕來要我換旅館：“火車站前的旅館你不能住！這里經常要出事！”

　　在萍鄉，我看到了23萬平方米的秋收起義廣場。由于一望無際，感覺比天安門廣場還開闊，23萬平方米的廣場全都是紅花崗塊石與毛花崗塊石間夾著鋪地。還有占地面積3700多平方米的噴泉池，高達57米的全電腦控制彩色音樂噴泉，當時全國處于領先水平的水幕電影。。。。。。我知道天安門廣場是44萬平方米，上海人民廣場是14萬平方米。天安門廣場可同時容納100萬人，秋收起義廣場可同時容納50~60萬人，而萍鄉市區人口是40萬，2002年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6000元（全國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7703元），廣場動工時的1998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是4000多元。當地稅務局長說，這是用納稅人錢建的廣場，納稅人的錢要用在納稅人身上！

　　當然，我并非說江西一團糟，江西有亮點，這種亮點不是宣傳出來的，而是能被人自然而舒服地感覺到的。亮點集中在京九鐵路江西南端最后一站，贛州。

　　贛州的站前廣場是江西最干凈美麗的車站廣場，廣場上有12條工交線路。一輛輛車輛整齊地排列著，擦得錚明瓦亮的駕駛室窗前玻璃下方，用紅漆噴著經過的站點，廣場邊上有一個潔凈的亭子，是專門給準備換乘公交車的旅客換硬幣的，可以說，這種功能的小亭子江西絕無僅有，全國也屈指可數。在這里，別處車站司空見慣的出租車拉客現象是看不到的。

　　在贛州， “黎明即起，灑掃庭除”的千年古訓早已在這里潛移默化成一種優良的民風。贛州的民房年代久遠，但年代再久遠，房屋再破舊，都是打掃得干干凈凈，有上百年歷史的木門下半截都朽了，上半截門板上的木紋卻洗出一絲絲的木頭本色。連最易藏污納垢的公共廁所都極清爽，沒有異味。城市不算大，從宋代到明清、民國乃至于近代現代的建筑都包容在這里，但沒有雜亂無章的感覺，櫥窗陳列也透著 “大氣”。夜晚，市區主要街道的餐館人氣很旺，卻絕沒有南昌城里那種由暴發戶和不理智消費行為支撐的“跑火”，也不聞扯直嗓門的吆五喝六。普通市民包括出租車司機談起自己的城市都很有自豪感：“我們一直是全國文明衛生城市！”這里下崗工人也不少，但老百姓生活得安定詳和，入冬后幾乎家家戶戶都晾起了臘貨。那些古建筑都有老百姓住著，沒有刻意保護的痕跡，但當地老百姓自發地保護著、自發地宣傳他們的百年文明、千年文明：我獨自在有百多年歷史的筠陽旅館（現已為民居）前細細觀賞（我對建筑美學有興趣），里面的主婦熱情地招呼我：“你進來看，里面還有好看的！”果然，里面的格局與眾不同。

　　如果這個城市治安存在大問題，主婦能對一個陌生人不存戒心嗎？

　　歷史上贛州多書院。在四座宋代明代書院舊址上，建立了四所現代中學。蘇東坡時建的“廉泉”就在其中一座中學內。

　　贛州市的新圖書館2002年剛建成，是江西全省最有規模的，省城南昌都沒法與之相比。（上饒的“圖書館”已“精簡”到100平方米）

　　贛州還是全省唯一堅持 “修志”的城市。

　　這個城市，從骨子里透著文明、教養，洋溢著濃濃的平民生活情趣。

　　其實，凡上過中學的人對贛州不會太陌生，辛棄疾的名篇《菩薩蠻•書江西造口壁》就是在登贛州郁孤臺后寫的， “郁孤臺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望長安，可憐無數山。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聞鷓鴣。”

　　我與贛州領導無任何瓜葛，但我贊美贛州，給我這樣感覺的城市太少了！雖然井岡山打扮得像精致的盆景，雖然走在被夜景燈妝點得美如仙境的茨坪會懷疑自己身在何處，但這種美有著太多的雕鑿——就像人造美女。

　　我體會到了文化的力量。有文化氣息的城市懂得尊嚴，贛州就是懂得尊嚴的城市，而文化一靠積累，二靠發揚光大，如果不發揚光大，積累會耗完的，如果沒有文化感覺的人來管城市，文化是不可能發揚光大的。

　　從江西歸來，我一直在思考：我到的地方都是通汽車的地方，那些沒通汽車的地方，老百姓的生活又會是什么樣子？

　　我更加體會到弱勢群體的艱難，我感覺到，中國的問題相當多程度上是地方政府的問題，地方政府不能不受制約，但誰來管地方政府？一些地方政府無法無天，天高皇帝遠固然是原因，人民太弱更加是原因。地方政府手操生殺大權，手無寸鐵的人民又何奈何？

　　我本身就是弱勢群體中的一個，我有體會。從自己懷揣文章無處送的經歷中，我就體會到弱勢群體向社會傳遞信息、表達愿望之難，哪怕這種信息完全是公益性質的。

　　2002年末我寫了《希望與危機并存的上海房地產業》，寫完就預感到這篇文章的影響力，當即發給了香港大學中國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宋敏先生和劉姝威先生，宋先生回信說，這篇文章應該在中國有影響的報刊上發表，劉先生則把文章轉給了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央視的莊永志先生曾于2003年1月、7月兩次與我聯系，后來因為周正毅事件戲劇性地收場而收場。同時，我自己也懷揣文章找到《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一看就說是好文章，問我是計委還是經委的？我說我是退休女工，這下記者嚇跑了。我又懷揣文章找到《南方周末》，記者真摯地說，好文章呀，如果吳敬璉寫的馬上就發了，可惜你不是吳敬璉。我終于明白，我的這些說實話的文章不可能公開發表的，但我又非常迫切要讓大家知道我的思考——那才是真相，我在無奈之下，抱著試試看的心情走上網絡世界，學著在網上發表文章。這下才是一炮打響了：3月，上海房地產網和北京焦點房地產網同時轉載，此文在北京焦點房地產網連續半個月列在排行榜15位內，點擊率最高時排名第五，上海房地產網的反響空前強烈，并在幾個月內三次被網友重復上貼。在文章已經在業界有一定影響的情況下，為了更慎重起見，我把文章發給香港卓凌地產公司執行董事鐘維杰先生，請鐘先生指正。鐘先生也對我此文予以肯定，認為“相當有見地”。

　　我考慮到劉姝威可能已經把這篇文章給了中央有關方面看過，我就在兩會期間通過上海市政府網站發信給韓正市長，說明我寫這篇文章不是與上海過不去，而是為上海好、為我親愛的家鄉好，半個月后不見回音，我又發了一封，仍是石沉大海，

　　2004年春天，當我從上海圖書館看到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中關于上海居民的詳細住房資料后，我驚呆了。我看到“住房市場化”出臺的背景是當官的撈足了房子、已經沒有理由再從福利分房中撈房了，而“住房市場化”可以讓他們再次得益——可以把房子變現錢，也可以當成以后不斷升值的資產——那都是黃金地段的好房子！于是，一種“一定要讓上海百姓知道真相”的責任鞭策著我，我連續通宵達旦地寫作把文章趕了出來。正標題是：《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中的上海房產市場和房地產業》，副標題是“——為千千萬萬普通上海市民而寫。”看過這篇文章的人都為我捏汗，希望我三思而行，而我當時能做的事就是把電腦里的文件全部拷成光盤分散保存，我告訴一個很有思想的年輕人：“你們不用為我擔心，中國總要有人出來說出真相，而且，這真相是國家統計部門統計出來的公開數據，不是內部資料，按常理我應該不會有風險和不測，我應該把這個信息告訴大家。這件事，現在只有我來做。”但我畢竟做了最壞打算，當然家人沒有覺察，我不能讓家人也不得安生。

　　但是，文章雖寫了，哪個網站肯發呢？因為涉及到強有力的地方政府，一些網站是不敢發的。我就先把文章發到北京大軍研究中心，先前大軍研究中心發過了我的《希望與危機并存的上海房產市場合房地產業》。大軍研究中心給我回信：“王煉利女士，建議將文章壓縮，現在是信息爆炸年代，沒有人看長文章。”然而我這篇要用數據說明問題的文章是沒法壓縮的，情急中，我把文章發給《財經》胡舒立、《經濟觀察報》仲偉志、央視莊永志和南方報業集團屬下報紙雜志，我給這些媒體發了一封千篇一律的信，信中坦言：“這是一篇不可能發表的文章，但是不能發表并不意味著我們就不能交流，更不意味著我們就不能思考。”據說剛發出有關方面就震驚了，幾天后，大軍中心打電話給我，說不用修改了，已經上網了，并告知我已經用“大軍研究中心研究員”的名義發表，我雖然寧愿用“退休工人”的名義，但考慮到大軍中心也是為了增加我的知名度，是好意，就默認了。這篇文章就這樣上了網，而我自己也在《焦點房地產》網站、《91facai投資理財網》發送成功，用一些網友的話說，當時轉載 “像瘋了一樣”。英國《衛報》記者還以為我是大人物抖了內幕，后來我面對面告訴他們，我只是一個退休女工，他們才作罷。到2004年5月，《香港傳真》轉載了，影響就更大了。

　　我是一個普通的工人，但我更是一個公民，從少先隊員成長起來的中國公民。人是要有點精神的。

　　2004年11月初，在北京的我特地到永定門的國務院信訪辦看看信訪實況，看看信訪辦門口的各省的截訪車。我百感交易。我感覺到了什么？感覺到的是人民對中央的信任——一些地方政府的無法無天、百姓求告無門是事實！我想到了粉碎四人幫不久的上訪，那是十幾、二十多年的宿冤，最后都得到解決，迎來了八十年代人民生活的大豐富，精神的大解放。時隔二十年，怎么又有大信訪出現呢？不是冤難伸，有幾人喜歡上訪？我為自己慶幸！慶幸自己還有著一支筆的力量，靠著這支筆，我可以不用上訪就能告訴社會很多真相，這些真相的告知，對國家有利，對人們監督政府有利。

　　我的力量是渺小的，但只要每個人不怕自己力量渺小做著對中國有利的事，世界都會感覺到中國人的偉大。最近中央電視臺把李文娟事件曝光了，這個事件和由此帶來的社會反響，說明我國的國家機器運作已經很不正常，這個膿癤已經爛熟了，事物壞到極點就要向好的方面轉化。

　　最后我想說一句與審計局長李金華同樣的話，我寫這些文章，也是為了當好國家的看門狗——用自己多年積累的專業知識和經驗，為國家當一條忠實的看門狗——我有這個資格——我原本就是審計工作者。

　　真能當好這樣的一條狗，我的一生就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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